社区文化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15 17:44:5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文化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5-0234-01
一社区概念的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学角度对社区概念进行界定,多强调地域性的概念,通过与社会、国家、城市、社会群体等不同概念的对比中得出社区的含义,“更多的社会学家是从一定地域社会关系结构的角度,或者从社区的功能与地域空间相结合的角度社区下定义”。
一种观点从社区与社会对比的角度诠释社区概念,“在方法论上,社会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它的性质是无法使用实证资料来论证的”,“研究者只能做出范围较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社区研究,从社区研究中取得实证资料来论证社区的性质并进而推出社会的性质”。这种定义方法将社区作为社会的特例,是从哲学角度对社区进行的界定。它比较重视社区、社会的对比,并对这两种经常被人们搞混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基本厘清了社区、社会的含义;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是用对比的方式告诉了人们社区不同于社会,而缺乏从自身出发的论证,没有明确指出社区应该包含的基本要素,因而无从说明社区的本质。
另一种观点是从社区与国家、城市及社会共同体的对比关系中对社区加以解释。该观点认为国家“始终是和不可侵犯的要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区是“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人类就有了自己的共同体方式”,社区要表达的是“居住在同一社群、同一地方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因而从本质上或者是产生历史上,社区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当论述社区和城市的关系时,“城市是人类劳动分工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社区“既可坐落于农村又可坐落于城市,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社会群体的对比关系中,作该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是“由一定社会交往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集体生活共同体”,血缘、地缘、业缘起纽带作用,而社区则是“地域特色鲜明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加入了地域性的要素。
二社区管理体制
首先是社区管理主体。在定位社区管理主体方面,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致,大家普遍认为社区管理涉及多个主体,“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努力”。但对于如何确定不同管理主体尤其是政府作用时,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在只是在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的初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承担培育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的责任,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并未对各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定位,只是着眼于当前状况而未有长远目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组织者是基层社区组织,是社区服务中主要的依托力量。因为这些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社区,最贴近社区人民群众,最了解社区的基本状况,最了解社区居民及其他成员的需求”。这种观点实际上充分肯定了社区基层组织在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从社区治理角度指出了基层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优越性,并认为政府只是起到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作用,是“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体现。
三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概念
由于理论界对社区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对社区文化内涵的界定也不相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
(二)社区文化的作用
在对于社区文化作用的探讨上,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有益于营造“社区精神”,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增强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并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有人从更大的层面提出了社区文化建设有益于“完善城市功能,树立城市品牌,打造城市特色”;有人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居民的团体意识;也有人认为培养社区文化可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社区风尚,也有益于社会环境的安定。总体来说,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首先在于社区自身的稳定、团结、和谐,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整个城市乃至社会层面上都有良好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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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社区;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19-02
社区和社区民间组织,是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研究领域重要的概念。社区,英语里叫“Community”,是个含义非常丰富的用语,既可指带有行政管理属性的一定的地理区域,也可有文化含义和表述。现在国际通用的社区概念,一般既包含地理上实际存在的人群集中居住的街区,也常用来指具有某种同类文化社会属性的人群的聚集地或共同体,如独身者社区、艺术家社区等,有时还可以用作虚拟的空间,如网络社区、游戏社区等等。在中国,社区一词一般强调行政管理属性,多用于地理概念,指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居住生活的街区或居民住宅区。
社区,最早是作为社会学概念提出使用的。在西方最早使用社区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社区”是指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共同体。滕尼斯最初是把“社区”作为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对的概念提出来的,对其内涵做了实际的限定,他所指的“社区”主要是传统的农村村庄,强调的是传统社会里民众间那种密切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滕尼斯“社区”概念最初的局限性,使“社区”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一百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歧义和纷争,滕尼斯后不断有学者对社区概念进行发展诠释,有的从社会互动、有的从文化理论、有的从空间理论等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研究场域来界定社区,形成了形形的社区概念。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希勒里统计总结了95种社区定义;到1981年时,美籍社会学家杨庆统计发现,有关社区的定义已经增加到140多种 [1]。不同人对社区概念有不同的强调和使用,如滕尼斯最初主要是从人际关系角度来强调“社区”社会的特征和使用这一概念的,韦伯强调“共同体”(即社区)中参与者社会行为取向具有共同的主观感情基础 [2],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则认为“社区”作为居民划定地理界限的居住区,应当以一个固定的位置和居民之间的相互社会作用为主要特征[3]。可以说,后来不断发展的社区概念含义已与滕尼斯最初的社区用语相去甚远。
社区作为有一定地理范畴的居民居住区,其目的是使居民形成一种与居住其间的小区相关的共同认同,大家拥有某些共同利益和需求,通过发展一种团结互助、彼此合作的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和满足大家一些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所以从功能定位上讲,社区主要是社会自治单位。中国负责基层社区建设工作的民政部门曾明确中国基层社区主要的职能目标定位为以服务居民为目的的自我管理的组织。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文件把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有西方学者认为,严格真正自治意义上的社区在目前中国还不存在[4]。从社会学上来讲,社区一般包含三个方面内容:(1)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拥有一定数量的居民;(2)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行为者在有限空间内的各种社会关系;(3)一种功能机制,即相互邻里、有共同利益的居民如何进行决策和行动。现实生活中的社区通常由五个要素构成:(1)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数量的人口是构成社区的主体。(2)特定地理区域。特定的区域是社区得以存在的依托。(3)相对完备的生活设施。相对完备的生活设施是人群得以聚居的物质基础。(4)居民对社区感情上的认同。社区居民对自己生活居住的社区感情和心理上的认同,是社区存续的情感基础。(5)有特色的社区文化 [5]。当前中国城市社区主要有以下类型:(1)老住宅区。这类住宅区以前往往从属于“单位”,如一些破产改制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等。(2)开发商兴建的商品房住宅小区。(3)其他混合组成的小区。
民间组织,国际通行的称呼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即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是中国的叫法。民间组织一般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等特点,非营利性是其本质属性,所以也叫非营利组织。中国政府最初使用社团、社会中介组织等称谓,后来发展到使用民间组织这一正式概念。在中国当前,官方规定的民间组织形态有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在中国,民间组织的行政主管部门是民政部及县以上各级民政部门,目前中国对民间组织官方实行的统一管理方式是双重管理体制。
社区民间组织是民间组织中的一部分,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社区间组织泛指在社区地域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各种民间组织,包括社区内民间组织和在社区活动或活动涉及到社区领域的民间组织;狭义的社区民间组织则是指在限定的街道、社区内成立的,以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为目的的,从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活动的民间组织。广义的社区民间组织概念几乎可以泛指各种城市民间组织,因为几乎所有城市民间组织的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社区(或社区居民)。
社区民间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组成部分,除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民间组织的共同属性外,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鲜明的社区性,即社区民间组织产生于社区,服务于社区,活动于社区,具有鲜明的社区性。二是一般规模较小。社区民间组织一般是由本社区的居民或单位组成,其本身往往对成员人数、组织机构没有特定要求,对活动资金要求不多。三是影响相对小。基于社区民间组织的上述两个特点,其影响相对于全国性或其他地方性较大的民间组织来说较小,一般只及于本社区。四是整体数量庞大。关于社区民间组织的准确数量,中国目前还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的调查,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根据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约43.1万个,其中社团23.9万,民办非企业单位19万,基金会1 843家 [6]。但据有关专家估计,在中国未正式登记注册的“非法”民间组织数量惊人,远远大于官方统计数字。从社区民间组织的自身属性和其现实状况来看,可判断未经登记注册的社区民间组织数量会更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说中国整个社区民间组织数量会非常庞大[7]。
社区民间组织一般可按照服务性、群众性和专业性来划分,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社区民间社团。这是由社区居民自愿组成并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按其功能又可分为利益维护类、情趣文体类和公益类等不同的形式。比如权益类社区民间社团有业主委员会、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等组织,这类组织的目的主要在于表达和维护社区内某一类成员的合法权益;情趣文体类社区社团如文体协会、书画协会、摄影协会、社区票友队、健身武术队、老年文艺表演队等;公益类社区社团主要包括社区志愿者协会等。二是社区民办非营利服务组织和机构。社区民办非营利服务机构是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满足社区居民特定需要的非营利机构。目前中国的社区民办非营利组织主要有社区托老所、社区敬老院、社区公共活动场馆、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社区公益服务站等组织形式;其他还有为社区一些特殊群体如残疾人、优抚对象、“低保”家庭等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等。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居民需要日益多元化的发展,社区民办非营利组织将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并根据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自主开展服务和运营 [8]。
社区是当代城市的基本结构,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带来中国社会深刻转型和经济社会形势快速发展,社区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和城市管理的主要载体,成为城市居民安身立命的大本营;人们对社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社区越来越依赖。伴随中国城市社区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区民间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整体数量快速增加,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区建设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区要和谐,首先要考虑居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生活是否方便。社区民间组织因为具有社区性、民间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等特点,可以承担社区某些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提供良好服务,满足居民需要。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发展经验表明,社区民间组织在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需求、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区自治等方面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使社区民间组织在满足居民日益个性化的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建设等方面可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帮手,是和谐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当前,中国正努力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在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服务功能社区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重等大背景下,社区民间组织应当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治理,提供服务,满足社区居民需要,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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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EB/OL].http:mca.省略/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
篇3
摘 要:该文基于国内外农村社区和宜居社区等相关文献研究及建设实践,提出并明确了我国村镇宜居社区的内涵界定:我国村镇宜居社区主要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和小城镇宜居社区。即强调以人为本、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目标和方向的农村社区或小城镇社区。
关键词:农村社区 宜居社区 村镇宜居社区 小城镇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9(c)-0050-02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村镇宜居社区建设已经被提上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日程,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村镇宜居社区”尚无明确的概念,更罔论进一步研究,因此该文基于农村社区和宜居社区等相关文献研究和建设实践,提出了我国“村镇宜居社区”的概念,并明确界定了其内涵,为后续相关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和实践指导性。
1 相关研究
“村镇宜居社区”,顾名思义,“社区”是其本质,“宜居”是其基本特征,“村镇”是其地域范围。简单来说,村镇宜居社区就是在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精神指导下、在“新四化”①和“美丽乡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村镇社区化、宜居化发展的结果(如图1所示)。即村镇社区是我国村镇社区化的发展结果,而村镇宜居社区又是村镇社区宜居化的发展结果。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宜居社区是我国村镇宜居社区的总体发展方向和未来。总之,从村镇到宜居社区会经过社区化、宜居化和城镇化3个发展阶段,顺序不同,发展道路亦会不同,但是殊途同归,起点都是村镇,终点都是宜居社区。而村镇宜居社区就是其中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
尽管人们对于“社区”及共同体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大都将其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作为社区或共同体的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1]。
“宜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宜居”指适宜居住,广义的“宜居”除了适宜居住以外,还包括适宜就业、出行以及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充足等内容。其实宜居社区涵义广泛,覆盖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宜居性包括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社会、经济和人文生态环境条件,但核心的内容包括住房建设、住区环境、社会空间三大方面。宜居社区的评价标准是动态的,与当代经济、文化背景和知识背景等密切相关,但核心理念永恒不变,即以人为本。
村镇在国外统称为乡村,而在中国就有所区别。中国农村工作大辞典把“村镇”定义为 “各类村庄和集镇的总称”。其中的 “村庄”指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集镇”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县级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农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活服罩行牡姆墙ㄖ普颉6相关文献研究表明: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又统称为农村。由此可见,国内以往研究中的“村镇”和 “农村(或乡村)”的概念一致。该文认为上述是狭义村镇的概念,广义的村镇除了包含上述乡村,还包括小城镇(如图2所示)。
2 结语
由村镇的内涵可知,村镇社区就是包括各类村庄和集镇的“农村(或乡村)社区[1]”以及小城镇社区[2]的统称。相应的,村镇宜居社区包括农村宜居社区和小城镇宜居社区。相关文献中出现的“农村新型社区”或“新型农村社区”与农村宜居社区的内涵一致,是“村镇宜居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村镇宜居社区就是宜居的村镇社区,即强调以人为本、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目标和方向的农村社区或小城镇社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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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农村拆迁整体安置中所出现的问题,主要由于被安置村民居住空间环境发生巨大变迁,即由传统村落空间直接到了城市空间里所致。如果能在二者之间设计一种针对被安置村民的过渡的过渡性空间,且这一空间能得到被安置村民的认可,就能解决上述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实现被安置对象的平稳、可持续的城市化过渡。为此提出了安置过渡空间的概念。“安置”这里是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拆迁村落整体动迁而被整体的安置。过渡空间的概念,这里是指在安置型社区的景观设计中,为了使被安置村民能够自然、平稳、和谐的从村落空间过渡到城市空间中,而设计的一种过渡性的复合功能空间。这一空间除了具有城市化社区公共空间所具有的功能外,还赋予它特定的功能与特性:
(一)归属认知性
被安置对象在原村落空间里,有着归属感很强的公共空间,如村民健身小广场、街道、祠堂、活动室等。当被安置到了城市化的安置社区里,社区公共空间的归属性不再明确,使他们失去了对这些场所的认知、认同和归属感。所以,在拆迁整体安置型社区里,以村落村民被整体安置的组团为区划单元,设计带有明显的原村落特征和归属的公共空间,满足他们集体活动活动、交往以及村落文化传承的功能属性。
(二)邻里交往性
由于原村落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村民多以血缘、地缘聚落在一起,邻里的亲和性强,邻里间的交往密切,并以各自房前屋后空间作为邻里交往空间。在城市化的安置社区里,以往的邻里关系受到摧残,并少了这种邻里性的交往空间。所以,在对安置型的社区进行景观设计时,应充分利用单元楼的出入口及四周围空间,为被安置村民设计一些小尺度的邻里交往空间,以满足他们喜欢邻里交往的功能需求。
(三)文化传承性
“故土难离”。被安置村民对自己以往的村落文化有着强烈的认知和认同。在城市化的安置社区里,村落文化的载体已不存在,新的社区文化又缺失。所以,在对安置型的社区进行景观设计时,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赋以村落文化传承的功能。比如把广场空间与安置村民举办红白喜事、露天唱戏、村落集体活动等功能需求结合起来,既满足作为城市休闲广场的日常休闲健身功能,又满足村落文化的传承功能。
(四)空间过渡性
被安置村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从村落生活空间直接到了城市生活空间中来,环境的巨大变迁,使他们难以适从。所以,在这些安置型的社区里,设计一种过渡空间,即带有以往村落空间的影子和村落文化基因的城市化景观空间,让他们在这样的社区空间环境中,完成从心里到行为上向城市化空间环境的转变,促进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农村整体拆迁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
二、安置过渡空间设计———以长乐东苑为例
(一)项目简介
长乐东苑是西安市未央区北客站集中安置项目的主要安置区。基地位于西安北客站东部,由DK1、DK2、DK3、DK5四个安置社区组成。其中安置一期的DK1、DK2社区已建成且安置村民已经入住,安置二期DK3、DK5社区正在建设中。
(二)安置一期建成社区景观空间设计的启示
在对安置一期已建区的DK2社区调研中,通过对安置村民的走访与社区景观空间现状的实际调查,发现其在景观设计中,因为没有考虑被安置村民在安置后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了他们对社区景观环境的不认可和绿化空间的破坏等问题。主要表现在:1.社区中心广场使用功能的欠缺,导致安置村民举办村落文化活动场所的缺失,从而造成对其它绿化空间的严重破坏社区中心广场位于社区中心,规划面积487平方米。景观布局以景墙半围合广场,广场中央以四个直角形喷泉水池围合,将广场分为中心景观区和活动区。经调查,广场水景因为使用维护成本太高,自建成以来很少使用;同时由于广场缺乏庇荫、休闲等景观设施,安置村民很少来这里活动,特别是广场的水景设施占据了广场的大部分空间,被安置村民平时需要举办的红白喜事、唱戏以及其它集体活动,不能利用广场空间,只好在社区中的休闲小广场、路上,甚至占用绿地举行,从而造成对社区绿地景观的破坏。2.邻里交往空间的缺失,影响了安置村民的邻里交往调查中得知,社区安置以原自然村落为单位,被集中安置。所以,同楼、同单元的安置居民,都有着很近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原村落里,邻里间的日常交往,是他们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而在DK2社区里,没有为他们设计这样小尺度的邻里交往空间,导致了安置村民对社区景观环境的不认同。
三、安置二期社区景观设计实践
在安置二期社区的景观设计实践中,充分借鉴了安置一期建成社区景观设计中的经验与不足,从分析研究拆迁整体安置人群的结构特征、文化精神需求出发,从安置社区景观空间设计入手,提出了“安置过渡空间设计”的概念,并贯彻落实到安置社区的景观设计中。其中DK5社区为安置二期中的安置社区之一。规划面积41328平方米,其中建筑底面积14698平方米,绿地面积10846平方米。整体布局为建筑围合的中心绿地式布局(见下图)。社区景观空间设计突出了“安置过渡空间设计”的理念,并设计了广场型过渡空间和邻里型过渡空间两种类型的过渡空间模式。
(一)广场型过渡空间模式设计
广场型过渡空间模式是把社区中心广场与安置村民村落文化活动的场所需求结合起来,并在总体布局时优先考虑其功能布局。设计将广场功能定位为满足社区居民休闲健身与村落文化活动场所兼顾的复合型社区公共空间和村落文化主题广场。景观布局上与以往社区休闲广场的不同之处在于:①强化了广场的集会功能。设计了传统景墙式的露天舞台,既作为休闲广场的景观视觉核心,又作为庆典活动的主持台以及村民唱戏的戏台等多项功能;②广场整体布局采取“中空”的空间设计。以花架半围合,营造广场的休闲氛围,广场中央以“长乐未央”的地雕图案形成广场中心景观;同时空旷的广场空间又能满足安置村民开展村落文化活动对大尺度空间的需求。
(二)邻里型过渡空间模式设计
邻里型过渡空间模式,是模拟安置村民以往村落里的邻里交往空间模式而设计的一种安置过渡性空间。安置村民在以往的村落里,其邻里交往空间多在各自的房前屋后空间里,有着闲来在一起晒太阳、吃饭、聊天等习惯。这种空间有着尺度小,归属感、家园感强的特点。为了能使安置村民重温这样的交往空间,在安置社区景观空间布局时,充分利用每栋楼的单元出入口及四周空地,设计尺度小、亲和性强、归属感强的邻里型过渡型空间,以满足同村落村民邻里间的闲聊、休闲健身之需求。
四、结束语
篇5
关键词:社区;社会;社区功能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037-02
0 引言
社区一词自诞生至今,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众多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解读。旨在梳理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含义,并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概念进行比较,达到对新时期社区更好的认识,促进社区的建设发展。
1 传统社区
社区在我国开始被大家熟悉是源于1986年民政部倡导社区服务。首先使用社区概念的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是将community译为社区,自此之后社区的概念逐渐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
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为我们阐释了社区的内涵。他认为,社区是由同质性较强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它产生的基础是血缘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类型的亲属联结。社区中的这种社会关系超出人们自由选择的意愿,它包括血缘、情感、传统习俗等共同联系。这些存在于生活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工作、社会交往之中。社区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信仰观念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不仅如此,大多数社区成员还具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成员相互交往之间体现出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的人际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血缘、地缘、文化等因素造成的。滕尼斯指出,这种社区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小范围的农村社区,用韦伯的理想类型来分析,滕尼斯所说的社区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只是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一种理想类型。
滕尼斯在阐释社区内涵的同时,对社区和社会进行了比较。社区是基于血缘、地缘和共同的情感经历形成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人们之间有着强烈的利益相关性,相互之间交往比较频繁。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表现出结构松散的人际关系。他指出“共同体(即社区)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的复制品”。
在韦伯看来,对共同体和社会进行区分,并不是依据滕尼斯所说的结合方式和产生基础,而是需要分析参与者的感受。“在个别场合,平均状况下或者在纯粹模式里,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感情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受,这是的社会就应当称为‘共同体’。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理性(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驱动的利益平衡,或者是理性驱动的利益联系,这时的社会联系就应当被称为‘社会’”。由此可以认识到韦伯在区分社区和社会时并不考虑它们背后的社会关系,而是注重以“整体感觉”为基础的行为取向,以“理性驱动的利益联系”为基础的行为取向。虽然韦伯指出一些所谓的“纯粹的社会模式”,如市场,但是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关系都部分地带有共同体的特征,部分地带有社会的特征。即使是在“完全目的理性的并为着其中目的而冷静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中,也会因为超越既定目标的情感的增长而产生共同体的特征。“反过来,以共同体为正常意向的社会联系,其若干或全体参与者的行为,也可能全部或部分地以目的理性为取向”。
实际上,韦伯是在用他提出的理想类型研究社区与社会。也就是说,社区和社会都不具有纯粹的现实性,它们只是我们由于分析社会关系的框架性工具,只是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完全契合的事例。
无论是滕尼斯对社区内涵进行的最传统的解释,还是此后的学者对社区的重新解读以及对社区和社会所作的区分,终究很难达成一种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就促使我们总结前人的知识之后,重新分析现代意义上的社区。
2 现代社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许多乡土社会固有的传统被打破。城市人口的高流动性、高异质性,注定导致人际关系淡化,相互之间的真是情感联系薄弱。一方面城市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另一方面大量人口迁出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乡村社区),这些引起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界热烈的争论,焦点在于社区是否会消失。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如火如荼地发展时,城市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些个性鲜明的人口居住和功能性区域,如城市中心的商业区、贫民居住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等,此外,快速工业化发展下的人们相互之间日益疏离,但彼此之间又极其渴望人际间的情感交流和关怀,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社区为这样的需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没有消失,而是发展出不同传统意义社区的新特征。
现代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被其他因素分散,成员之间频繁交流的情况并不多见,社区凝聚力也明显减弱。滕尼斯研究的社区在当今社会难觅踪迹,但并不是说他的理论不值得研究。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社区依然具有传统社区的一些特征。
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社区在当今的城市生活中很难见到,但并非只有传统社区才能包容共同生活,现代社区更需要其成员根据情境变化,发展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以便抵御社区之外的某些群体的压力。也就是说,即使在现代生活中,现代社区依然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和社区情感。“不同的是社区产生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和情感联系也不同于传统社区”。
3 社区的构成要素和功能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区的内涵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是传统社区和现代社区在构成要素和功能方面还是具有相通之处。
社区的构成要素中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社区中一切活动的主体是人,没有人也就不能称为社区。传统社区中人们同质性很高、流动性很小,而在现代社区中人口异质性高、流动频繁,所以研究社区,掌握社区人口的基本情况是必要的。其次,地域要素。社区是有边界的,并不是无限大,包括所有人。社区存在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空间内,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它是整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再次,文化要素。文化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复杂概念,社区文化同样难以说清楚。一般而言,社区本身具有历史性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等。由于时间、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因素综合影响,社区文化呈现区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此外,与传统社区相比,现代社区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组织管理机构。公共基础设施为现代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捷服务,一个发展健全的社区必须具备较为完整的公共基础设施。现代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更需要一个或多个机构维护该地域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现代社区不可缺少政府管理机构。
社区自产生发展至今,其功能得到不断开发和利用。结合我国社区发展和建设情况,笔者认为社区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首先服务保障功能。社区是居民生活和互动的共同体,在建设社区的过程中应以人为本,深切考虑居民的合理需求,充分发挥社区的服务保障功能,使居民安居乐业,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其次,价值引导功能。社区生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成员之间相互交往时,彼此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相互影响。社区相关组织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建设活动,引导社区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再次,交往参与功能。居民各自的生活轨迹不一定相同,而社区为居民之间的交往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不仅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提升自身对社区建设发展的责任心。最后,综合管理功能。社区的综合管理功能主要表现在社区充分发挥相当于一级政府的职能,对社区工作实施全方位的管理,建设好和谐社区。
4 结语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已与传统社区有一定的区别,认识到两者的异同之后,在现有社区功能的基础上加强建设,完善社区建设所需的条件。只有社区发展稳定和谐,才能建设处出完整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2]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篇6
[关键词] 房地产营销新理念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的需求越来越高,房地产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房地产开发商只有迎合这些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营销理念和营销策略,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针对目前的消费者需求,房地产开发商应树立以下营销理念:
一、品牌营销
所谓品牌,就是房地产楼盘和企业形象的含金量。品牌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它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的收益和无穷的发展动力。从目前来看,品牌营销在楼市竞争中并不十分激烈,但一些精品社区走俏市场的现实告诉我们,随着房地产业进入市场和人们住宅消费观念的提升,品牌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房地产商品的高价位决定了消费者在购买住宅时投入的不仅仅是货币,还倾注了极大的情感希望,包含着对开发商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名度低、口碑差的开发商将越来越“窘”,而一批宣传到位、知名度高、品牌好的开发商开发出的品牌房则备受青睐。如在深圳,万科“四季花城”以其准确的市场定位、新颖的规划设计获得市场热烈反应,被评为“国家康居示范小区”,“全国物业管理优秀示范住宅小区”,继深圳万科四季花城成功后,短短几年,万科四季花城系列迅速在全国主要城市遍地开花,武汉的万科四季花城、上海的万科四季花城、沈阳的万科四季花城、南昌的万科四季花城还有成都的万科四季花城,牢牢建立和巩固了四季花城的项目品牌,也建立了万科的企业品牌,并有助于万科企业的其他产品品牌的建立,如其后的城市家园等项目。现在,人们只要听说是万科开发的产品,就会产生高品质的概念。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实施品牌战略既是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市场发展的需要。
二、服务营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莱维物曾经指出,新的竞争已不是发生在各个企业在其工厂中生产什么产品,而是发生在其产品能提供什么附加利益。作为房地产业主要服务环节的物业管理,是“寓经营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完善经营管理”的以服务为核心的行业,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优劣已成为决定开发企业物业营销业绩的重要因素,处在激烈竞争环境中房地产项目,无不依赖于更高层次的物业管理以提升其营销品位。
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特别注重物业管理工作中的经营概念。以美国为例,经历60多年市场磨练的美国物业管理行业,大多数企业可以为客户提供租赁、估价、交易、咨询等项服务,美国注册物业经理的职责也首先要求要保障管理物业的租售,在此基础上做好物业维护工作。在他们看来,优秀的物业管理可以为业主、租户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而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使物业的经济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在香港地区,物业管理公司大多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就物业管理的内容来看,不仅包括传统物业管理的七大方面,还包括小区内商业、学校、娱乐、饮食等配套设施的管理;就制定物业管理措施来看,通过确定物业管理活动中可以控制和影响的因素,判断对业主影响的程度,制定相应的措施;就物业管理的目标来看,除了包括常规的治安、清污等,也有完善的各种应急措施。近年来,由于香港地区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为了增加物业价格抗跌的能力,业主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物业管理上。聘请一家专业程度高、信誉良好的物业公司负责管理楼宇,已经成为物业交易的一个卖点。
近年来在内地迅猛发展业务的香港物业管理企业,无论是戴德梁行、怡高还是第一太平戴维斯、欧思诺,无一例外地以房地产服务综合优势占领市场,寓经营、管理于服务之中,体现出卓越的专业水准和竞争实力。进一步考察香港仲量行、魏理士、保柏等公司的业务领域,不难发现,香港地区规模较大的物业管理企业都以提供物业经营管理综合服务为特色。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物业管理市场作为房地产市场体系中的要素市场还远未成熟,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率先认定服务营销观念,贯彻服务策略,有利于其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三、文化营销
房地产,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加设备器具的组合,它已经成了业主本身的追求、业绩、理念、归宿甚至一种精神的映射。房地产文化营销的操作,可以发掘历史渊源和传统,塑造楼盘的品种和个性,渲染楼盘的艺术氛围和情调,以迎合特殊消费群体的心理和物质需求,并以此提升产品的价格。文化品牌又可以细分为三种。
1.打“人文文化牌”。即借助于人文环境,促销其楼盘。上海新明星花园就是一个典范,开发商把目标定位在让居民能愉快地生活在一个处处满意的、充满美好情趣的高质量的生活空间上。它们不仅利用名人效应以及各种文化活动创建“文化园区”,同时也在项目的总体规划或每一个细节的设计上成分体现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先进的理念和文化营销战略使新明星花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打“金融文化牌”。外滩是上海最早的金融一条街,这里集中了欧陆风格建筑的精品,金陵路、延安路、外滩的延安大厦“金融文化街”,延续了万国建筑博览的风格,在设计上煞费苦心,使整幢大楼与外滩融为一体。
3.打“商业文化牌”。这不仅体现在一些老商业街,更体现在一些新崛起的商业街。如北京的新东方广场、西单文化广场等,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使人们在购物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北京古都的历史文化氛围。
一张张“文化牌”无疑提升了楼盘的价值,也说明了房地产产业正不断走向成熟。这不仅使房地产产品的品位提高了,对居民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生态环境营销
围绕住宅的绿色环境开展营销活动,从原来简单的绿化率、绿地面积,上升到请专业园林设计部门做环境规划设计,并详细标明花木品种、名称、数量和种植位置,在此基础上提出生态环境概念,这是现代人所追求的时尚,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强调住宅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追求一种高效、节能、环保、健康舒适、生态平衡的居住环境,它不仅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住房的生态环境将成为房地产开发项目评价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目前在国内虽然没有实现标准的住房生态化或生态化住宅,但是从住房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强调生态环境或在这方面有所建树的房地产项目都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五、知识经济营销
21世纪呼唤知识经济,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住宅业也体现出了知识经济的理念。
1.“学区”的概念。“学区”对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我国,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学有所成,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买房置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便是教育环境。开发商在项目规划阶段,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建学校,且学校的硬件设备要全面、方便、设计合理。
2.“社区文化”的概念。将社区办成学区,自然会产生相应的社区文化。因为社区中有学校,而学校中也会有社区,学校与社区相互开放,资源共享,再加上功能齐全的公建和大面积的绿化,人、自然、知识这三个元素就构成了典型的社区文化。学校的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必将影响社区内居民的思想行为,社区的教育环境所产生的浓郁的学习氛围与文明、优雅的学校风尚,将对社区的每个居民产生良好的影响,学校精良一流的硬件设施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也为居民的各项教育提供了可靠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社区居民中有专长、有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学校无偿的教育资源。社区文化不仅是一种氛围,也体现着开发商的实力和项目的品牌。
3.“智能化”的概念。人类进入21世纪,只有智能化住宅理念才能支持社区的文化氛围。尽管智能化住宅的投入非常大,但住宅中智能化的含量越大,今后所得到的回报也就越高。这不仅是由于它所蕴涵的新住房消费理念可以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其超前的投入迎合了市场发展的要求,具有增值的潜力。目前,国内对智能化虽然尚无明确和标准的定义,但其核心却是公认的,即适应信息社会的各种需要,给投资者和使用者带来经济效益,这是信息时代房地产业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叶建平:《房地产市场营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篇7
1、关于“社区体育”与“社会体育”术语的选择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体育”这一术语在我国体育界始为流传,而此前只有“群众体育”或“大众体育”的说法;与此同时,“社区体育”也作为一个专门用语陆续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出现。但观其基本含义又彼此雷同。显得当前术语混乱,似有秘要加以澄清与正名。
根据术语与概念的关系,以及确定术语必须科学、准确、符合逻辑并力求与国际用语相一致的基本要求,“社会体育”的提法,显然不妥。其一,“社会体育”概念太大,从字面上看,它应包括所有的“体育”,而其本意则是指“体育”中的一个局部或一个分支。这里关键在于“社会”一词的冠用。一般说来,“社会”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就构成为所谓社会。”显然,用“社会”冠于“体育”,即“社会体育”作为标志“体育”中某个局部的专门用语,是不确切的,极易使人们在局部和整体上概念不清、思想模糊。事实上表现在对“社会体育”的界定与解释,也不能自然其说。例如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教材》(1995年3月第一版)中就这样写道:“社会体育是公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社会体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社会体育的范围涉及整个社会,是学校体育、部队体育和竞技体育以外的那样一个广阔的领域。”从中不难看出,“对象”不清,“范围”不定。就所指“对象”而言,又是“公民”,又是“国民”,殊不如“公民”与“国民”并非同一概念。若以“公民”为对象,自然不包括年满18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和婴幼儿在內:若以“国民”为对象当然又该包括在内。且以“国民”为对象,又怎能除去学校的师生、部队的官兵和竞技运动中的运动员、教练员。就其“范围”而言,既是“涉及整个社会”,又怎能丢掉学校、部队不管。显然是多处漏洞、自相矛盾;不符合逻辑、不准确、更不科学。其二,从分类与划分角度看,在关于“社会体育”的论述中,所例举的“学校体育”、“部队体育”、“竞技体育”以及“社会体育”等四个术语,如果将其视为我国体育(总)的各个分支(或局部)的标志,其确定依据并不同一,既以“范围”,又以“目的”,严格说来很不科学严谨,同时反映对体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清晰。体育是人类针对自身,以其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以谋求健美乐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理当作用于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一生,而在人生的一生中,就其主要活动场所而言,则是家庭、学校和社区。因此按体育实施的范围划分,即是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这是合符逻辑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诚然,人们会在家庭或学校或社区当中活动;家庭、学校、社区当中的体育信息也会彼此交流与沟通,但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则有其各自的特点和主要对象,这正是它们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具体体现。至于部队官兵,为了健、美、乐,同样可以借用体育与所在社区发生联系,与民同炼同乐,只是体育在部队则更多的表现为它是提高部队官兵军事素质的重要手段。由此不难作结,“社区体育”这一术语的确定,较之“社会体育”的说法,更显得科学合理,符合逻辑,反映了体育实践的客观规律。
2、社区体育的意义及特点
2.1社区体育的意义
社区体育主要是指成年人针对自身,以其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以获得健美乐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体格健美与快乐幸福的生活。成年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中流砥柱,其身心健美、快乐幸福的生活与健康长寿,又直接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稳定与繁荣昌盛,因而也必然成为一个国家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和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深入持久地开展社区体育实践,必然对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影响。概括说来,社区体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直接作用。
1、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健身,促使体格健壮,体态优美,形成并保持各种良好的身体技能,增强体力;保持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利于提高人们的学习、工作、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里。
2、能有效地促进人们健心,调节与消除各种不良情绪,促进人际交往。增进彼此了解与友谊,使人们精神更美好,生活更快乐。
3、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提高人们体育文化素质,利于移风易俗,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2.2社区体育的特点
1、健美性与娱乐性
社区体育的主要对象是成年人,而成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当运动员,也不是为了促进自身的生长发育。成年人进行体育的目的,则是在其生长发育基本完成,已经定型成年的基础上,为了健身健康;为了形体美、姿态美、动作美;为了图快活,概括地说,就是为了“健、美、乐”。事实上,考察成年人参加体育活动时的动机亦不难发现,或为了强身健体;或为了美形、美姿、美态、美化动作;或为了玩一玩,图个心情舒畅、精神愉悦。有时动机单一,有时多位一体,相得益彰,完全由具体的人,具体的内容与形式,具体的特定环境来决定。换言之,离开了上述动机与目的,成年人一般是不会过问体育的。这就决定了社区体育必须具有健美性与娱乐性特点,并以此区别于其它社区文化现象,决定其独特的社会地位。
2、自控性与个人针对性
社区体育的实践活动,是成年人在其业余时间,自愿自觉、主动坚持经常的基础上展开的。由于社区所辖成年人中,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体质健康、个人需求、业余时间以及所处的地位、社会环境等均存着异,给杜区体育实践中集体性活动的组织与实践带来极大困难。因此社区成年人以其身体运动实现“健、美、乐”目标,则主要表现为针对个人体质、健康、需求、心情、兴趣爱好及特长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内容与形式,在允许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的自我调控。换言之,虽然成年人所处的社区也不时组织开展一些集体性体育活动,激发人们的兴趣与热情,交流体育信息,推动社区体育工作开展,显得很有必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的成年人,“健、美、乐”目标的实现,则主要不是依靠他人控制(即他控性),而是靠自己针对自己的自我调节与控制来实现。
篇8
旅游发展使旅游目的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由于旅游的兴起给社区带来了环境压力,冲击了社区传统的生活秩序,打破了往日宁静,引起了社区文化的变迁等等,致使居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抵制和敌对情绪随之产生,引起社区居民的怨恨和对抗。所以,学者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和批评旅游业发展对社区的负面影响。同时,社区既具有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功能,又是可以把握的实体,从社区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问题有可能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因此,如何从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的角度出发,将旅游作为一种社区的活动来管理,争取获得更大的效果,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二、社区概念的产生
社区是社区参与的载体,社区实质上是一个小社会,社会学家常把它作为研究大社会的起点。“社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andGesellschaft)一书。在这本被后人称作奠定了社会学分析基础的著作中,滕尼斯同时提出了在社会学研究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概念范畴—社区与社会。腾尼斯把社区看成是和社会相对立的概念,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社会则是由人们的契约关系和“性的”意志所形成的联合。他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形成的、关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实体。由此可知,他提出的社区概念强调情感意志的归属,而不是地域界限的划归。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最后要落实到社区居民的身上,具有典型的依照行政划分而形成的地域范围,要求在社区地域范围内的居民不仅具有共同或者相似的经济要求,还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发言权,拥有社会交往与价值目标。社区居民既包括了社区中的个人,也包括了组织。而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社区居民实质是排除了其中的国家公职人员与职业的“政治活动家”。例如,政府官员以及乡村委员会主任以及以行政主体身份做出决策的集体经济组织等等。因为他们以政治活动为职业,他们的活动更多的表现为决定而非影响参与决策。因此,他们不在社区参与中的社区主体范围之内。当然,以政治活动为职业的社区成员,当他们的政治行为非职业要求,而是以普通的社区居民身份行为时,如参加决策讨论、投票;参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进行的决策讨论等,这时他们也是社区参与中的社区主体。
三、参与式发展
当代人类学所倡导的“参与发展”(ParticipatoryDevelopment)或“参与式发展”理论与实践,强调的是在社区发展项目的决策、实施、监测过程中,充分尊重目标群体(将要受到发展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群或团体)和弱势群体的意见或建议,不破坏当地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最大限度地缩小项目区的贫富差别、民族差别和性别差异等。“参与发展”的核心是把发展看做一个力求趋向正发展的过程。参与首先是西方政治学民主政治研究领域的关注点,参与实质上是实现民主的模式,是参与式民主的核心。而参与式发展起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参与式发展理论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于70—80年代早期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逐步得到推广和完善。传统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即工业革命后,西方逐步创造出了现代的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和高度发达的技术体系,体现在:社会道德方面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政治制度以自由民主主义为特征;技术结构以物化的技术革命为特征。以这种文明为标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把“西方的文明”至少把技术革命的内容作为其国家发展的战略,特别在20世纪中叶。但是,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并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参与式发展即是其中之一。目前,形成了一系列参与式发展的方法和工具,“参与式”的影响渗透到诸如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参与式评估与计划(PAP)、参与式学习与行动(PLA)以及参与式旅游发展等领域中。
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评以及发展新思维的出现和实践,推动了参与式发展口号于20世纪90年代的明确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参与式发展在资源管理、农村社会经济评估、社区发展与管理、发展计划、小流域治理、小额信贷、农村医疗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此可知,参与式发展认为,外部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强化和提高当地人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让目标群体始终真正地参与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评估、实施、管理等每一个环节中,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学习、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培养他们对发展的责任感,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的决策与选择,把发展当成是自己的承诺,并把所有外部的信息、技术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变成自己内源的发展动力,从而使所实施的发展项目最大程度地达到正发展目标,走一条“以人为本”、自下而上、全员参与的新发展道路。虽然,随着参与式一词的泛化,参与发展被作为发展话语的典型,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和质疑,但目前学术界和发展实践者已就参与发展理念的多数方面达成共识,赋权、弱势/边缘群体、参与能力建设等已成为各类参与发展项目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实践中的参与则以灵活化、基于发展项目、适应于多种场景为特点,项目运作始终以目标群体和弱势群体为重点。由于实施的效果与参与理念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参与发展的倡导者内部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参与技术和方法。
四、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原理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发展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如果在旅游开发中忽视社区的参与,忽略了地方社区居民的利益,就难以取得社区的支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近年来国际上在生态环境保护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理论为基础,以经济激励、文化认同为机制,让社区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旅游开发项目的决策、实施、评估和管理过程中,将项目内化为社区群众的自觉要求和行动,提高项目的成效,降低管理的难度和避免外来文化与社区的各种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冲突。所以,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重视社区参与是保持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
1.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本质目前国内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开发社区的旅游资源,推出一种以社区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产品;通过社区的参与,将社区的各种资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整合为旅游发展的驱动力。Murphy在早期认为,如果管理工具适合社区需要的话,社区作为一种产品体系就能够自动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他当时认为的“社区旅游”,既是一种产品体系,又是一系列旅游发展所依赖的资源集合。然而,他后来强调了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对于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社区研究”框架,将社区看作是一种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来的合作体系,其目的在于辅助旅游发展和社会优化。我国的一些学者赞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从根本上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理念或开发模式,而不单单是一种旅游产品。如保继刚、文彤(2002)认为,社区旅游的基本特征就是“旅游与社区的结合”,因为无论是在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社区与旅游区都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如果以调动社区的各种资源来发展旅游,必然牵涉到整个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质上更为迫切地要求社区成员的参与,因为社区不仅提供着自然景致或人文风情,也具备和谐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只有将社区成员、旅游吸引物和合适的制度等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旅游发展的长久动力。社区居民是当地旅游发展的核心力量,社区居民的参与不仅仅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社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考虑,唐顺铁(1998)甚至将社区旅游的理念提升到超越“生态旅游”的一个层次上。所以,从更为符合实践需要的角度,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应被看作一种促进社区获得可持续旅游发展条件的管理工具体系,是一种旅游发展的模式,而非一类旅游产品。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参与主体是指在参与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是居民对社区旅游业发展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旅游业发展成果的分享。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旅游发展模式,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旅游发展过程中加入了以社区为中心的理念,并贯穿于实践操作过程中,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的主体,社区居民的利益处于较高的位置。当然,社区参与旅游不仅包括自然人—社区居民,同样包括社区内的政府、单位、社会团体三种法人。但归根到底,社区参与的终极点是社区居民,居民的参与行为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社区发展。从积极方面来看,社区居民不再仅仅是旅游发展的受益者,更是旅游发展的获益者。这两种概念是有区别的,受益意味着被动,而获益体现出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动态度。目前中国政府极力推行的旅游扶贫战略已经从主观上增加社区参与的因素,但从本质上还是没有把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表现在旅游决策上,许多影响旅游社区的决策由相关企业、地方政府和旅游专家决定,社区居民没有介入。这种做法容易导致社区居民缺乏旅游发展整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当损害个人利益时,甚至产生对旅游规划的抵制。
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客体社区参与的客体是社区各种与旅游相关的事务。如旅游决策、旅游开发、旅游规划和旅游管理等,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其中主要涉及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的程度和效度。
4.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旅游发展的动力应该来自于社区内部,来自于社区居民,来源于社区参与的心理动机。心理动机是参与活动的起点,是激励并维持参与行动达到一定参与目标的内在动力。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是通过组织和教育,强化和提高当地人自我发展旅游业的能力,优化旅游地的社区结构,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精神。公共参与精神不仅体现了居民要求自我实现和自身潜能的发挥,表明社区居民的主体心态发育的成熟,对社区环境的自觉认同,而且是实现社区发展和培育社区居民生活环境的精神支撑。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精神体现在是否关心和支持社区旅游业的发展、是否有参与旅游开发、规划和管理的意愿、是否愿以“社区主人”的身份参与社区旅游事务中,社区居民是否愿意合作取决于他们对旅游业的态度。社区参与型发展重视旅游发展项目的过程,而不仅仅只看重结果,其核心是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开发,公平地从旅游业中获益,达到社区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最优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原则是建立外来专家和社区居民的伙伴关系,尊重当地居民的知识、技术、能力以及主人翁的地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旅游发展中人的发展,人是发展过程的主体。人的发展在实施旅游发展项目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是可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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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些年来,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日益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本文在旅游社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旅游社区的内涵,分析了发展城市旅游社区的意义,并初步探讨了城市旅游社区的主要发展模式。
关键词:社区 城市旅游社区 城市旅游形象 模式
随着我国城市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各种配套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备,目前愈来愈多的人选择城市作为其旅游目的地,城市日益成为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的统一体,从而使城市不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旅游活动或当地居民的休闲活动中心。因此,城市旅游得以产生并日渐兴盛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明显,并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目前,虽然城市旅游的概念已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地使用,但是其具体含义还没有达到统一。这里借鉴符太浩教授对城市旅游的定义,即“以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以城市旅游吸引物为消费对象的旅游活动”。为了更好地发展城市旅游,本文在旅游社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旅游社区的内涵,并对城市旅游社区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城市旅游社区的提出
社区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的人群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社区”在国内学术界引发了研究热潮。但是到现在为止,纵观相关文献发现,旅游社区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其中1985年Peter•E•Murphy在《旅游:社区方法》引入了“旅游社区”的概念,他提出旅游社区应该是一种方法或途径。并从社区的利益出发,由社区控制开发过程,确定发展目标,并由此来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平衡。
如果单从旅游经济的角度来看,旅游社区是一种“社会的旅游产品”,Murphy认为应将整个社会呈现给旅游市场,其中地方的友好、居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旅游产品。学者唐顺铁提出,在通常情况下,旅游社区是学科间的交叉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的集合体,是一个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上同时进行研究的客观存在。他认为在时间上,旅游社区强调过程,即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空间上,由于社会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在分布上却又统一的地区联系,能够以独立移动的个人所组成的。因此,旅游社区既包含了社区的一般特性,同时又具备旅游的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乡村旅游社区进行了探索,如胡永红在《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分析了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王琼英在《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介绍了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以及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动力与保障机制,等等。然而从城市的角度分析城市旅游社区发展模式的文献还很少见。
随着城市旅游的日益红火,发展城市旅游社区已成为进一步发展城市旅游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城市中,城市旅游社区的发展需要一些单位或组织共同参与,其中城市社区居民和城市旅游发展是核心因素,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社区居民参与城市旅游并从城市旅游中获利。政府和企业是城市旅游社区的保证因素,分别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对两个核心因子施加影响来影响整个城市旅游社区的形成与发展。除此之外,旅游市场与旅游需要是推动城市旅游社区形成的外在力量(参见图1)。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与发展的即为城市旅游社区。
发展城市旅游社区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多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由于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却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结果造成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最终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面对这种状况,发展城市旅游社区对发展城市旅游、建设特色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增加城市旅游收入
事实证明,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发展城市旅游社区的核心思想是在城市旅游社区内允许城市居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展示个人的潜能和充分挖掘和运用旅游社区资源创造财富实现致富的目的,也就是说发展城市旅游社区可以调动政府、企业、城市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城市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能够调动城市社区居民的力量,这必然能够更好的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另外,通过发展城市旅游社区,可以增强城市旅游市场的影响力,引起潜在旅游者的注意,诱发出游动机。充足的客源是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增加城市旅游收入的前提。
(二)有利于提升城市旅游形象
城市旅游形象是城市形象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城市旅游形象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义包括:“城市旅游形象(Tour-City Identity System)是人们对该城市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功能等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是对城市的历史印象、现实感知与未来信念的一种理性综合(成伟光,2001)”;“城市旅游形象是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综合形成的、大众认同的、独特的、使之区别于其他城市旅游的较稳定持久的总体印象和评价(赵煌庚,2001)”,等等。综合以上关于城市旅游形象认识,产生城市旅游形象的主体不仅是涉及到现实的旅游者,还包括各种潜在的旅游者和城市内的所有居民和旅游从业者。因此,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到城市旅游社区建设中来,这必然能提升城市的旅游形象。
(三)有利于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市旅游社区既是城市的,也是城市社区居民的。发展城市旅游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学习、工作、生活与交际的场所,丰富城市居民的业余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另外,特别是对以高校、工业、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旅游社区而言,这些地区往往聚集着众多的人口,其中很多居民受到过高等教育,这些人一般思想活跃,反应敏捷,往往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和历史责任,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潜能全部奉献给社会,而参与城市旅游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满足其精神层次的需求。
(四)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
发展城市旅游社区,鼓励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城市旅游社区建设是保护和传承城市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许多旅游目的地的成功经验表明,历史文化保护得越好,旅游者获得的感受与印象就越深刻,目的地就更容易赢得大量潜在客源。这种良性循环状态,一方面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避免城市地方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发生扭曲甚至迷失方向;另一方面,旅游者的到来会带动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为保护城市文化和自然遗产积累更多的资金,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城市地方文化提供坚强的后盾。
城市旅游社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分析
根据城市旅游发展的形势及社区的主要特征,城市旅游社区发展的主要模式可以总结如下:
(一)城市旅游社区类型房地产发展模式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旅游社区类型房地产在我国旅游房地产实践及城市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谓旅游社区类型房地产,一般是指在某一较为成熟的主题型旅游景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配套设施较为齐全、以居住为主要目的的房地产。该类社区是一个旅居结合,融旅游、休闲、度假、居住等诸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旅游休闲社区,既是对现有文化旅游产品的延伸,又提升了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接待能力与城市人居品质,增强了城市旅游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持续活力与扩张力的新兴城市旅游产品。事实证明,该类城市旅游产品既是构建宜居城市的重要手段,对旅游者了解、体验城市的现代文明又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工业旅游社区发展模式
很多城市是一个区域的工业中心,随着人们对旅游资源理解的进一步深入,工业旅游也逐步进入人们视线。事实上,工业旅游在发达国家由来已久,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像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通用等,他们利用自己的品牌效益吸引游客,同时也使自己的产品家喻户晓。目前在我国,工业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旅游新概念和产品新形式,主要依托运营中的工厂、企业、工程等开展参观、游览、体验、购物等活动,如四川长虹已经兴办起工业旅游,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工业旅游。城市发展工业旅游社区既可以扩大企业知名度,提升企业的形象,推广企业的文化,使企业得到广泛的认可,也能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等心理需求。
(三)城市商业旅游社区发展模式
一般而言,城市往往是一个区域的商业中心,而购物是旅游活动六要素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旅游购物消费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或地区旅游业的发达程度。目前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我国游客的旅游购物的费用仅为全部旅游费用的20%左右,而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已达到50%左右,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更是已高达60%,我国旅游商品发展滞后的差距不仅说明了我国旅游商品的开发与销售远远不能满足旅游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表明旅游商品的开发前景十分辉煌。今后在加强社区环境和秩序的整治的基础上,加大城市特色旅游商品的研发力度,发展城市商业旅游社区模式,为旅游者购物创造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城市旅游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四)城市文化旅游社区发展模式
我国历史悠久,许多城市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而这些人文旅游资源又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已经成为城市中的旅游亮点,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旅游。在现代旅游活动中,文化因素体现在方方面面,文化因子既是旅游者出游的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同时也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源泉,是旅游业的灵魂。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发展城市文化旅游社区,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和建设中来,不但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精髓,对提升旅游者对城市的旅游体验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城市高校旅游社区发展模式
在大多数城市中,高校的分布往往成集中分布的态势,人们称之其为“高校区”。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日益发展和壮大,旅游活动项目也日益丰富起来。已经由过去单纯的观光旅游,发展为多样化的专题旅游,如高校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健身旅游等。其中高校旅游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并发展成为一项专题旅游。因此,城市高校旅游社区已成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城市旅游的发展方向之一。发展城市高校旅游发展模式,需要政府、学校、社会、旅游者等多方面积极参与,相互配合,努力做到既保障学校的正常学习秩序,又让旅游者充分体会到高校独特的文化韵味。
结论
本文在旅游社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旅游社区的内涵,分析了发展城市旅游社区的重要意义,并对城市旅游社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城市旅游社区在城市旅游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明显,深入研究和发展城市旅游社区将成为今后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符太浩.城市旅游的特征分析[J].科技和产业,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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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琼英.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J].农村经济,2006(11)
篇10
以美国而言,社区剧场往往与“业余剧场”的概念相互指涉,而其发展历史可追溯自二十世纪初期所兴起的“小剧场运动”,或称之为“市民剧场”。一般而言,美国社区剧场兴起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包括对于商业剧场日益恶化的质量的不满。而社区剧场的演出地点主要是在一般公寓、教堂、小区活动中心,或是在临时搭建的舞台进行演出,其中大多数的观众/小区居民为剧团定期的捐助者。有关美国小区剧场的论述,目前最早大概是出现在1917年由露易丝•伯雷依(LouiseBurleigh)所著的《小区剧场的理论与实践》(TheCommunityTheatreinTheoryandPractice)一书,其中有关小区剧场的定义包括“不以教育为主要目的”、“非商业性”、“尽可能开放给小区民众参与”等几点主要特质。[4]其后伯利(GertrudeBurley)所著的《社区剧场:观念与成就》一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说到,社区剧场是戏剧艺术的前哨战,以克服公众的冷漠,并获得或者恢复民众对于剧场应有的注视。伯利并指出,社区剧场在本质上具有其“地方性”,并根源于一种业余或是自愿的精神。[4]此外,社区剧场因其诞生的背景往往与“艺术剧场”(arttheatre)、“教育剧场”(educa-tionaltheatre)、“实验剧场”(experimentaltheatre)一起被归纳在“小剧场”(littletheatre)概念的范畴底下,然而作者认为,社区剧场的独特性在于剧场必须依附于所属的社区(小区),换言之,社区本身正是剧场创作的来源,剧场活动必须与小区尽可能地互动,而社区剧场的主要功能即在于让小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剧场”(con-tinuinglivingtheatre),并提供社区戏剧人才参与剧场的机会。[4]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美国社区剧场的数量始终呈稳定而快速的成长状态,至今全美各地早已超过5000个社区剧场团体,其中,有许多剧团业已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剧场表演特色,甚至有些剧团发展超过半世纪以上的历史,而有些更为地方上的专业剧团。与此同时,美国官方与民间也建立了全国性的社区剧场组织,例如“美国社区剧场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CommunityTheatres,1986)是当前著名的小区剧场推广组织,其宗旨在于协助培育高水平的社区剧场,并促使社区剧场扮演小区组织与服务的角色。透过这些组织的运作与推广,美国社区剧场逐渐成为在地方文化生活的基石。从伯利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美国社区剧场的定义有以下几点:
(一)社区剧场是一种业余的剧场,但不一定是非专业的;
(二)社区剧场的所有成员不支薪,或部分支薪;
(三)可请专业的导演、设计者或技术人员(这些人可以是当地的,也可以是来自外地);
(四)演员与工作人员等参与者多为自愿参加,参与者与观众皆来自剧团所在的特定地区。
(五)社区剧场在特定地区运作,并与此地区有相当大的关联,此关联包括实质面与观念面。实质面的关联包括剧团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等资源多来自此小区;观念面的关联则在于对小区文化的关注。相较于美国,英国社区剧场兴起的时间较晚,约起自1960年代,并成为为当时“另类剧场运动”(AlternativeTheatreMovement)的一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改革运动的氛围,社区剧场实践者一如其他另类剧场,企图以剧场作为介入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层面的媒介或手段,进而促使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英国社区剧场在概念上不同于美国社区剧场指涉的“业余剧场”性质,相反,它通常指由专业剧场工作者进入到某一小区或是与某一具有相同背景的社群一起工作。根据《剑桥剧场指南》(TheCambridgeGuidetoTheatre,1995)所作的归纳,英国的社区剧场,就其实践形式与目的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以表演/演出为主的剧团。其剧本内容来自于地方议题,并且在特定区域内的非剧场空间,例如小区活动中心、学校礼堂、工会联谊处等地进行演出。2.视剧场为引领民众参与地方事务的小区艺术团体。在这类团体眼中,剧场是一种鼓励人们投入各种文艺活动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结合众人之力以活化小区,进而达成居民间密切交流的功效。3.强调团员特质或有其关怀取向的剧团。这类团体往往与地理范围无关,而与剧场参与者的共同身分或兴趣背景有关,这类剧团通常服务具有特定身分的一群人,例如女性团体、少数民族团体、同性恋团体以及残障人士等。以上概略呈现英美两地社区剧场的发展脉络,其中已呈现出社区剧场复杂的概念与意涵,这依赖于实践者自身如何界定“小区”的定义,以及“剧场”与“小区”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伴随1960、70年代的政治批判意识的觉醒与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兴起,促使许多文化艺术工作者纷纷以文化行动的方式投入社会改革运动的行列,并且倾向从“小区”做起,或将其关注焦点集中于某一小区的议题,一如上述英国的小区剧场实践;又如美国此时兴起的“抗争剧场”(ResistantTheatre),著名者包括“旧金山哑剧团”(SanFranciscoMimeTroupe)、“面包傀儡剧场”(BreadandPuppetTheatre)等,这些团体并非皆以社区剧场自居,然其剧场实践却深入小区,或将其剧场演出带入公园、街头,以跟民众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沟通,企图透过剧场的文化手段来引发民众的自觉与行动。而这股剧场实践风潮业已在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蔓延开来,同时对于当代小区剧场论述与方法亦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代社区剧场论述与实践方法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逐渐出现一波新兴的社区剧场实践论述,其探究对象,主要与兴于1960年代的南美洲,而后扩及到亚、非等地(即过去被视为“第三世界”)的“民众剧场”即“解放剧场”(TheatreofLiberation)有关,或者是受到前者的剧场实践影响而在澳洲、欧洲、北美等地兴起的更具草根性、或以小区为基础(community-based)的剧场实践形式;其剧场理念或受到1960、70年代全球社会运动与反主流文化思潮,以及当时各种激进的(radical)、后殖民、教育的、解放的剧场形式的影响,进而企图从中开创一个横跨“表演艺术”(performingart)与“社会/文化介入”(socio-culturein-tervention)的剧场实践形式,目的在于以剧场的文化行动促进社会的改变。[5]例如荷兰戏剧学者尤金•范尔文(EugènevanErven)《社区剧场:全球的视野》一书以个案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了包括菲律宾、荷兰、哥斯达黎加、美国洛杉矶、肯亚与澳洲等地的社区剧场实践,而根据范尔文所言,当代社区剧场实践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并且大致可归纳出以下几点主要的特质:
(一)在文本的创作上,通常强调“地方的”(local)或“个人的”(personal)故事,这些故事主要以参与者的集体即兴创作为基础(相对于预先写好的脚本),而后再逐渐发展成一出完整的剧场演出作品(其间可能由外来的专业剧场工作者或是当地的业余艺术家作引导)。
(二)在表演方面,主要由小区民众亲自参与、投入,并创造出一种属于基层民众的表演(grassrootsperfor-mance)美学。
(三)社区剧场应该使参与民众充分获得艺术上的乐趣并且着重在剧场对于民众的一种“赋权”(empower-ment)的功能与作用,换言之,其创作素材与美学形式不但根源于“小区/社群”本身,更重要的是,剧场对平时习惯沉默的民众而言无疑是一项可供表达或发声的媒介,以之与世界进行沟通。[5]此外,范尔文在书中亦补充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当代社区剧场往往与下列几种剧场形式与方法相互指涉,例如“教育剧场”(DramaandTheatreinEducation)、“激进的民众剧场”(RadicalPeo-ple’sTheatre)、“解放剧场”(TheatreofLiberation)、“发展剧场”(TheatreforDevelopment)、“青少年剧场”(YouthTheatre)、“回忆剧场”(ReminiscenceTheatre)、“成人(与非正规)教育”(AdultandInformalEducation)等,同时也与所谓“高雅艺术”(highart)、“大众文化”(massculture)、“主流剧场”以及“前卫剧场”有明显的区隔。而在当代社区剧场实践背后,不乏重要的剧场团体组织进行推动的工作,以及有相关的剧场理论作为实践的依据。前者如在世界素负盛名的“菲律宾教育剧场协会”(PhilippineEducationalTheatreAssociation,简称PETA),其所创发的“基本综合性剧场艺术工作坊”,业已成为许多社区剧场工作者所用以协助小区发展的一项重要方法。关于后者则不能不提到由巴西戏剧家波瓦所创建的“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包括前述的“菲律宾教育剧场协会”,以及“教习剧场”、“发展剧场”等剧场实践形式都受到“被压迫者剧场”很大的启发与影响。无独有偶,约自2000年以来,欧美学界再度掀起有关“为社会而艺术”(artforsocialchange)这项议题的讨论,“被压迫者剧场”正是其中的论述焦点,鉴于“被压迫者剧场”在国外蔚为风潮,以下就其理论与方法的内容进行介绍。
波瓦的“被压迫者剧场”理论及实践
巴西戏剧家波瓦(1931—2009)于1970年代创立的“被压迫者剧场”,影响深远,甚至引起全球的实践风潮。波瓦虽生于巴西,但早年即学习欧美西方戏剧。面对当时拉丁美洲被殖民社会的普遍处境:经济剥削、政争频仍、民生凋敝、文盲众多等等社会冲击,波瓦更急欲让剧场成为一个能够启发民智、反省现况,更是被压迫者可以用来进行抗争的媒介。波瓦认为,“所有剧场都必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他力图证明“剧场是一项武器”。[6]从理论的角度而言,波瓦深受布莱希特的启发,对传统亚里士多德式戏剧采取批判的立场。波瓦的戏剧革新主要展现在对观众地位的改变上,他认为,若要使剧场产生改革社会的动能──即让民众在剧场中产生批判意识,进而走出剧场去扭转现实生活的困局———首先必须使观众不再被动地坐享“观者”(spectator)的地位,而是以一个“观演者”(spect-actor)的身份主动介入演出。波瓦的戏剧理念主要阐释于《被压迫者剧场》一书,而“被压迫者剧场”体系则包含以下几种剧场操作方法:“形象剧场”(ImageTheatre)、“论坛剧场”(ForumTheatre),“报纸剧场”(NewspaperTheatre)、“隐形剧场”(InvisibleTheatre)、“欲望的彩虹”(RainbowofDesire)、“立法剧场”(LegislativeTheatre),以及由波瓦本人所创发的289种剧场游戏练习(波瓦称之为“军械库”)。通常这些剧场形式,会因应不同的参与对象或状况而设;一般而言,典型的被压迫者剧场工作坊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首先让参与者认识什么叫被压迫者剧场及其背景;第二、进行剧场游戏,例如引用“军械库”里面的剧场游戏,解放参与者被制约或机械化的身体,使之变得更积极主动,并且建立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互信;第三为结构的练习,即实际进行“被压迫者剧场”体系当中各种剧场形式的操作练习,如形象剧场或论坛剧场等。以下,我们再针对波瓦最广为人所引用的剧场技巧———“形象剧场”与“论坛剧场”进行说明。
(一)形象剧场所谓“形象剧场”主要是以演员的身体作为雕塑物,进而表达一种情境的剧场形式,然而波瓦运用形象剧场的技巧的目的,在于使参与者以肢体代替言语的思考,将生活周遭的问题“具象化”,从中进一步思考其解决之道。“形象剧场”的进行方式一共包括三个阶段,分别为“现实形象”(actualimage)、“理想形象”(idealimage)与“转化形象”(transitionalimage)。在进行的过程中,参与者首先将针对某一主题,例如“地震”来表达自己的经验或意见,并且必须利用其他参与者的身体与表情以“雕像”的方式(被雕塑者的身体像雕像一样呈现不动的状态,并且不能使用语言)将之具体地呈现出来;接着,其他的观赏者亦有权力依照他们自己的看法去修正这一雕像;就在这样一来一往的“讨论”过程中,一个被所有参与者所认同的“现实形象”将被形塑出来。而这个“现实形象”往往代表着一个问题或困境,于是参与者会再被要求雕塑出与现实形象相对的“理想形象”,最后则是去思考如何将“现实形象”转变成“理想形象”的办法,也就是呈现所谓的“转化形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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