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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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货币政策；外汇储备；国家发行债券；净国外资产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也称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业务活动的综合体现，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综合反映，也是人们了解本国金融状况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各报表项目的含义。

总资产表示了中央银行掌握的全部资源，主要由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金融机构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其他资产组成。总负债表示中央银行承担的债务合计，或者中央银行除自有资金之外的资金来源合计，主要由储备货币(其中主要包含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其他存款性公司和其他金融性公司)、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发行债券、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和其他负债组成。

由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不难得知，2009年总资产在2008年的基础上扩张了近1.13倍，其中，最主要的资产扩张发生在国外资产，其扩张幅度高达1.166倍，而净国外资产更是多出了298396，叭亿元人民币。2009年相对于2008年来说扩张了，反应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主要是因为2009年货币发行量增多了，2009年储备货币中的货币发行项目相对于2008年的数据来说，增加了52742.68亿元人民币，是上一年的1.127倍。加大货币发行量，以放松借贷环境，属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货币发行的增多主要是因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国家发行债券的减少和净国外资产增多而引起的。

首先，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储备项目在2008年是1634876.46亿元人民币，而该项目到了2009年则增长到了1932960，96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1.18倍，近298084.50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是国家长期积累的资产，是各项外汇资金的流入和流出轧差一行的差额(正或负差额)的历年累计数。从国家外汇储备的形成机制来看，它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来完成的，而2009年的外汇储备增长伴随着比较明显呃货币较快增长。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原因很多，比如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也有汇率体质的原因，至关重要的一点事，外汇储备增加时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实现的。伴随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比例也在增加，并进一步导致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相应的对冲措施回笼护臂，仍未能组织货币供应量的较快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推动了商业银行存款的增长，并进一步推动了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这充分体现了2009年相对于2008年来说扩张的货币政策。

其次，来看我国的国家发行债券。由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可知，2008年我国一共发行债券约507099.51亿元人民币，而2009年一共只发行了494006.38亿元人民币，缩减了约52742.68亿元人民币。众所周知，债券发行是指中央银行为弥补资金占用不足而对外发行的债券，主要是中央银行票据发行，是中央银行间接回笼货币的主要工具之一。2009年相对于2008年来说，所见了债券发行量，意味着中央银行回笼货币的力度减小，因此，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多，进一步刺激消费等经济指数，是明显的扩张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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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D-AS模型、工资价格螺旋模型、通胀、

我国在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以后，我国政府强拳出击以4000亿投资拉动经济，刺激内需，使我国经济出现了完美的V型反转，但是同时，经过短期的过度，在全球美元泛滥的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压力不断提升，结合我国本身的扩张型政策所带来的通胀预期，造成我国物价不断上涨，并且当2010年，企事业单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我国物价上升到了新的高点。

1.AD-AS模型的引入

AD即为总需求曲线，AS即为总供给曲线，由于AD曲线由IS-LM曲线衍生而来，由宏观经济学的知识，我们知道只有财政政策的变动能够使AS曲线移动，因此当我国旨在实行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时，势必导致AD曲线右移，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后，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只会带来通货膨胀。而由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我们知道，在长期，人们会认识到通胀，并且调整自己的通胀预期，要求提高工资，引起厂商成本的上升，这必然引起AD曲线的左移，由此也带来物价的上涨。经济学上，把由需求扩大而引致的通货膨胀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把由于工资上涨拉动的通胀称为成本拉动型通胀。因此AD-AS模型就在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下图先引进了AD-AS的初始静态均衡状况。

2.工资价格螺旋模型的引入

由上文的AD-AS模型的简单引入，我们可以了解到通胀的两种最基本类型，而工资价格螺旋模型，就是两者的共同作用。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如果经济中大多数人都预期到同样的通货膨胀率，那么，这种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变成经济运行的现实。在通货膨胀期间，劳工与厂方谈判，要求保证工资上涨与物价水平的上涨相一致，以使他们的实际工资不会下降。银行在贷款时，也希望确保一定的实际收益率，因此，他们在确定贷款利率的时候，要考虑到它们年末收回的货币值低于年初贷出时的货币值这一情况。这意味着，在以货币计量的一些名义变量（如工资、租金等）的提高和价格上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以工资为例，价格上涨引起了工资提高，工资提高又引起了价格上涨。于是，工资提高和价格上涨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见下图）

下图就是对我国此轮物价上涨特点的动态模拟图，下图右一可知，由于刺激经济的原因及国外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致使我国物价不断攀升，AD曲线右移，然后进过短期的逐渐过渡，人们调整了通胀预期，要求增加名义货币工资，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致使AS曲线左移，导致更高的物价，同时，当人们的名义货币工资增加时，刺激人们更高的消费需求，导致AD曲线进一步右移，如第三幅图，刺激更高的物价，同时人们继续调整自己的通胀预期，导致AS曲线继续左移，形成了新的均衡点，而到第四幅图，我们可知由于AD-AS模型的动态变换，使物价以螺旋式不断攀升，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工资价格螺旋。

3.对工资价格螺旋的调控

有最近央行的政策可见，为了防止继续陷入工资价格螺旋的鸿沟，国家正在紧锣密鼓的实行一系列解决措施。

如由央行近期政策可知中国人民银行从去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来，目前已经连续3次加息、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上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各项紧缩措施全面叠加力度已不亚于2007年下半年政策紧度。

由于央行的调控通胀的决心巨大，相信我国将不会继续陷入工资价格螺旋的鸿沟，但此轮物价上涨的特点和治理也将给我国留下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学 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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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向海内外释放了如下几个重要的信息：

首先，今天危机所造成的“流动性恐慌”特征依然在美国十分严峻，世界经济已经“见底”的乐观判断可能为时过早。因为影响市场流动性的个人和企业信贷利率以及企业债的风险“溢价”高居不下，如果不及时抑制这种流动性恐慌的势态，实体经济经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自我恢复甚至造血复苏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所以，美国政府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第二，“流动性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失血”问题在美国也依然十分明显，这可能会使美国政府的输血努力付诸东流。由于市场对未来资金成本高起不下而带来经济收益每况愈下的悲观预期，人们则通过政府注入流动性的“有利时机”，拼命提高贷款利率或企业债的收益率以补偿未来可能缺失的流动性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于是，这样的预期就会产生巨大的“流动性陷阱”，注入多少的资金都无法产生市场流动性的良性循环！甚至很多机构和企业的高层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合法的公司“收入合同”尽可能的在破产到来之前“淘空企业的流动性”。

第三，为了巩固已经出现的一些“造血”迹象，美国政府想通过乘胜追击的“救市”手段不顾外界的忧虑来扩大自己的政策效果。近来，美国的新屋开工指数和就业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好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市场的资金成本依然居高不下，于是，眼睁睁地看着政府努力过后所带来的微薄的经济效益立刻就被市场的流动性恐慌行为所吞噬。

但是，不管美国政府这一举措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果，它至少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几方面影响：

第一，由于在零利率环境下的扩张型货币政策和国债市场的介入战略的实施，它必然会影响美元的走势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短期内，会产生美元的疲软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降低，这将直接影响到石油美元和商品美元国家的外汇财富价值。在中长期，由于美国目前大量的财政赤字和消费投资行为所决定的贸易逆差结构，美元的中长期疲软也是它的这一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至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的稳定性就要取决于美国政府目前的救市政策效果和世界经济复苏的程度。总之，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会受到美国这一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

第二，美元的疲软必然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本币升值的压力。这主要是通过两大渠道来形成：一方面，目前美国市场持币观望的资金会大量流入投资收益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后者流动性泛滥的压力，这使得本币需求被肆意抬高，不利于本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美国目前的零利率和数量型扩张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形成美元套息交易的投机行为，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进行汇率和资本管理市场化改革的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流动性冲击的挑战将会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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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频频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压，设置贸易壁垒，提出对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等一系列要求。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轨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但是日本80～年代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广场协议前后日美间的博弈及其之后日本经济“10年迷失”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汇率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只是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了解其问题的实质及世界性意义，需要对当时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的大背景有个认识。

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得更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30％～40％为日本资金。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的。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虽然日元的使用情况好于1978年日元汇率较高时期)。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并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美国经济长期运行中贸易的赤字，是靠在金融市场上吸引全球资金得以维持。一直到现在，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是减少失业，复苏经济。面对危机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缩水，经济复苏最缺的是资金。而救危机中不断推高的巨额财政赤字，又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不利于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政治上，对奥巴马执政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医保改革，又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支持，也迫切需要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以支撑经济尽快复苏，在恢复增长中逐步减轻赤字负担。

从经济、政治上看，确保国际资金持续不断地回流，是当前美国的核心利益。近期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只是要求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拿中美贸易差额说事。人民币升值不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利益，但其在资金回流的核心利益上，却是只做不说。

当年日本为何引发泡沫经济?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顺差国来全部承担等理论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曾一度影响了日本的选举进程，但日美间交涉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间特殊的政治、军事安全框架和历史渊源外，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不得不和它谈。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

但日本对日元升值的市场影响、后果研究不充分，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甚至没有对汇率升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证。 其实汇率升值并不会显著降低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也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之后，日元持续升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日本实行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使得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调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

影响有限。

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出现过四次20％以上的快速升值，其中1971～1972年和1985～1986年的汇率升值产生了资产泡沫，但其他两次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从国际上看，既有汇率升值带来泡沫的案例，典型如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的汇率升值，也有未产生泡沫的，如德国的长期升值。

日本1985年的汇率升值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日本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已在减缓。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广场协议前，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社会资金过剩，经济增长失去方向。此时，金融的扩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在80年代早期，有7％的日本企业已将银行贷款减少到零，另有18％的企业将银行贷款降到其全部资本的20％以下。到1985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1.2兆日元，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动力已经不强。这时，本应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动。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不愿开放国内市场，反而推动金融自由化，参与货币政策的多边整合，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其次，汇率升值前后金融自由化措施不协调、不衔接，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日本广场协议前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与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1986～1989年，金融机构对制造业的贷款余额持续减少，对不动产的贷款大幅增加，特别是不列入监管视野之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迅速发展。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在此国际市场又可大量低息融资，国内运用。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企业也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

第三，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支持美元发行，日本在过长的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上，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仍是如此。在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日本政府都是在日元迅速升值时采取了扩张型金融政策加扩张型财政政策组合。相反，在1978～1979年，同样是日元迅速升值，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但货币供应是紧缩的，不断提高利率，日本经济就没有出现泡沫。

中国的政策选择

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是这一轮全球化，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映，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反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过于宽松、金融监管过于松懈。因此，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手，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而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仅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程度，但对此不能寄予过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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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压力正在加剧,主张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的声音非常响亮,为此有必要再度回顾当年日元升值的历史与教训。

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是当时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

日美政策协调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日本金融机构甚至负债后再对美元融投资。相反,美国虽然对外净资产下降甚至为负数,但对外投资却增加了。

当时,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

面对美国以国际责任要求日本削减对美贸易顺差,日本采取“综合经济对策”应对,包括在一些特定行业实行“市场开放”,推行扩大内需的财政金融政策,调整外汇市场。

由于大藏省在1983年开始大力推行财政重建,对利用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谨慎。受制于物价压力,日本银行只是配合性下调0.5个百分点法定利率,其他部门都尽量避免使用市场开放政策。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虽然日元的使用情况好于1978年日元汇率较高时期)。为此,设立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

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

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德国在经济复苏后主动加息,引起美国市场动荡,产生1987年的股市大跌,全球股市也出现了波动。此时,日本政府积极干预,帮助美国稳住金融市场并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直至1989年5月。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修改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竞争条件。

这期间充满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

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十年低迷而有所缓解,仅仅是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反思日元升值

升值难改贸易顺差。首先,经常项目顺差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反之亦然。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在泡沫经济的环境中,日本加息不但未引起因利差而产生的“热钱”流入,反而会引起担心泡沫破灭而出现资金流出,产生汇率贬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机械机器产品对美出口额,以日本最终收入的日元计算,1985年-1992年间减少了50%,以美元计算,也减少了10%。一次性加工商品以日元计算减少了40%多,以美元计算则有微小的增加。日本多数传统型出口产品最终不得不将生产据点转移到亚洲。

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而作为传统的、占日本对美出口额四分之一的“汽车”行业,情况又有所不同。日本汽车对美出口数量(含商用车),1986年为350万辆,之后逐年减少,1992年降到180万辆。这期间,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当地生产的汽车产量却由60万辆增加到了170万辆。

虽然日本汽车出口数量骤降,但由于出口价格的上升,以美元计1992年出口额竟比1985年增加了近20%。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如果进一步考虑日本大幅增加的对外投资,1991年在美国敦促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则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的总体影响更有限。

升值加大了泡沫经济。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但是否产生泡沫,取决于这些资金将被如何使用,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金融环境。

日本1985年的汇率升值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主要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已在减缓。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广场协议前,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社会资金过剩,经济增长失去方向。

此时,金融扩张成为企业利润重要来源之一。这时本应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商业活动。但日本不愿开放国内市场,反而推动金融自由化,参与货币政策的多边整合,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汇率升值前后金融自由化措施不协调、不衔接。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

日本广场协议前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与财政重建,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

特别是不列入监管视野之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在此国际市场又可大量低息融资,国内运用。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企业也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

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支持美元发行,将利率过长时间维持在低水平上。

在日本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日本政府都采取了扩张型金融、财政政策。相反,在1978年-1979年,同样是日元迅速升值,政府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但货币供应是紧缩的,不断提高利率,就没有出现泡沫。

辩证对待汇率

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是这一轮全球化,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映,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反映。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过于宽松、金融监管过于松懈。

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入手,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而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仅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程度,但对此不能寄予过大的期望。

应从实体经济需要出发,辩证对待升值要求。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应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时,要特别谨慎。

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通过升值,使资源顺畅流动且经济内部生产效率较快提高。否则,容易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资产泡沫产生。

日元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两次升值,都使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当前的升值压力,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金融性因素明显。有鉴于此,中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

应注重宏观政策与改革措施之间的合理搭配。二者搭配不恰当,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宏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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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胀CPI加息

一、通胀之因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通胀时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进入2008年以来，上半年的CPI指数分别为：一月7.1%，二月8.7%，三月8.3%，四月8.5%，五月8.2%，六月7.1%。与制定的4.8%的控制目标差距较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内灾”、“外忧”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步履维艰。

目前，国内CPI在高位徘徊，通胀压力的依然严峻，造成这一现象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中国面临的通胀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内忧”和“外困”。

“内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能源和农产品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国内能源和农产品价格的飙升造成生活成本的提高、中国今年的雪灾地震等灾情造成的物资、运输的紧张等其次，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固定投资依然过热。

“外困”则是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美国的次贷危机和美元的不断贬值、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增加。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极大危害，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然而，虽然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从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向全面性通货膨胀，但是我们对于中国通胀的前景也应抱有乐观态度。首先，通胀本身对于经济情况、货币政策等反映存在时间差，它未来发展路径也依赖于国家经济发展。目前，由于次贷危机的深重影响，美国房地产经济衰退明显。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美国经济的衰退已使得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被拖延的经济下滑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这将减轻物价上行压力。

二、传导之径

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物价上涨压力会不会相互传递，又是如何进行相互传递的呢？中国CPI高企与全球通胀彼此之间是相关的，这包括材料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等多方面存在着共同性。主要有三个途径进行传导：1.市场认为美联储会成功阻止美国经济衰退和迅速重建，但对于已发生危机这些措施则稍显过晚，因此，过度刺激经济的政策或导致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等预期的提高。2.市场认为未来通胀会上升，将大宗商品作为对冲通胀的工具。美联储的行为或导致资金集聚在大宗商品，进而推高其价格、提升通胀压力。3.以美元为标价的原油、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以及美元贬值等激化了上述效应。

三、两难之境

中国的金融决策部门面临着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需求。他们既要避免经济增长失控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又要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机会，以免日益严重的社会收入不均引发社会动荡。为实现上述目标他们几乎用尽了手中的政策工具.中国政府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努力至少已持续了3年，但却收效甚微。2007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就先后16次上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到17.50%的历史最高水平（1984年除外）。政府同时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性手段，以抑制银行贷款增长、较少价格补贴、改变投资流向，并通过口头干预遏制市场上的投机和投资行为。

中国经济的工作重点应当主要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安抚消费者，以使通货膨胀预期不会失控；二是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升值，进而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

不过，中国政府为减缓总体通货膨胀增速而采取的措施可能使通胀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政府对一些食品类产品实施了临时的价格管制。在中国，电、油等商品的价格长期以来都由政府制定，即使是在煤炭和原油价格飙升推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四、解决之道

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首先，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它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手段。运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压抑总需求；二是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需求，并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保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这个方法旨在减少流通中货币量，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减少流通货币，可以缩小信贷规模，从而减少投资规模，达到平衡储蓄和投资，进而消除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最终达到了防止通货膨胀的目的。虽然中国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收效甚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方法无效。

其次，汇率政策。中国应允许其货币较快升值，因为强势货币能够弥补进口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压力。这将有助于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也有助于稳定物价水平和通胀预期。然而，全球增长放缓时，这会对出口有部分负面影响。此时汇率政策应该结合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起来弥补上述负面影响。

再次，宏观调控政策。为了继续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有关部门必须密切关注、善于发现并及时研究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运用政策引导和经济手段适时适度加以调节。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

参考文献:

篇7

3月14日泰德差价

美国短期国债是被认为最安全，完全零违约风险的证券。而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则是不列颠银行家协会总结其成员间相互拆借的利率。这两个利率在一般情况下差值很小，因为BBA(英国银行家协会)的成员都是大银行，违约风险很低。但是在雷曼倒闭后，银行之间再也不信任对方而不愿相互贷款，导数拆借息率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投资者对市场感到极度恐慌，纷纷出售资产转而买入美国短期国债来避险，导致美国短期国债的收益率迅速下降。这种情况下，TED Spread就被拉大。所以TED Spread本身可以用于衡量市场对信用风险的评估。TED Spread越高，市场整体的信用违约风险越高，市场间的借贷意向就越低。

2.2％

美国2月份房屋开工率上升幅度

3月1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2月房屋开工率为583000户，意外上升了22％。而一月房屋开工率仅为477000户，去年同期，美国房屋开工率为1107000户。在公布最新数据前，由于正经历70年来最严重的楼市危机，且危机还在加剧，美国市场预计2月份的新房开工量将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房屋开工率意外反弹后，推高家得宝和其他零售类股股价上扬，美国股市大涨，根据3月17日初步收盘数据，道琼工业指数上扬178.73点，或2.48％，报7395.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大涨24.23点或3.21％，报778.12点；Nasdaq综合股价指数劲升58.09点或4.14％，报1462.11点。

本月・数据

-10

1～2月份实际贸易顺差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66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7.2％。贸易顺差438.9亿美元，增加59.6％。综合1～2月份的数据看，实际贸易顺差负增长10％，意味着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7个支柱行业

央企指数覆盖行业范围

上证中央企业50指数、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和中证中央企业100指数将于3月30日正式。这三条指数基日均为2008年12月31日基点均为1000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覆盖了军工、航天、电信、机场、能源、运输、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

5000亿美元

为应对危机IMF援助基金将增至

IMP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3月14日表示，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同意将IMP的援助基金翻番，以帮助成员国应对金融危机。具体细节出台尚需数月。一旦该计划得到实施，IMF持有的资金将从2500亿美元增至500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已经向多个国家发放紧急援助贷款。

2.11％

中西部省区GDP增速下滑平均比

在已经发GGP的15个中西部省区中，平均下滑只有1.75％，但是增长目标2009年下滑则平均达到2.11％。2009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形势更不乐观。在已经公布的25省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中，没有一个制定的目标比2008年的增长高，只有3个省增长目标与2008年持平，其余22省的目标都比2008年的增速低。

美联储居心何在?

创造与国家脱钩、保持币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须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

短期来看，有利影响占多数。

哈继铭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美联储购买国债会短期内产生两个效果，一是美元贬值，二是美国债券价格上升。短期内美元贬值，中国持有的非美元货币计价的资产会产生汇兑收益，而债券价格上升会带来外汇储备增值。

美国公然践踏他国和益来挽救自身经济。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政府丝毫不顾忌自己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责任和地位，公然践踏他国利益来挽救自身经济。这种行为已经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强烈不满，国际社会对重建货币体系的呼声已经有所增强。

美联储不是一个央行在战斗。

叶檀　财经评论家

美联储是扩张型的货币政策灵魂附体，此前全球主要央行已经尝试过扩张央行负债，日本的“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英格兰银行的“创新型的数量化工具”、中国央行的“央行再贷款”。瑞士也将收购国债、干预汇市。

本月・观点

我们现在不“冬眠”了，醒了。

SOHO中国“扫货”京沪大型商业项目

3月13日，SOHO中国行政总裁张欣表示，今年内SOHO中国将会收购在北京和上海市中心的建成或在建的大型商业项目，卖家主要锁定外资基金和国内开发商。根据SOHO中国最近公布的2008年全年业绩，截至去年底，SOHO中国全部可用的资金与信贷达200亿元以上。SOHO中国表示，收购目标只是商业地产，因为住宅市场的前景不确定，2008年北京的住宅成交量下降了近50％，而商业物业成交量则几乎翻倍。

现在千万不要轻言好转。

三部长齐声告诫媒体

3月10日上午，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人保部部莒尹蔚民、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扩内需、促就业、保增长接受采访时齐声告诫。在―个半小时的媒体采访时间内，三位部长有11次在重复和强调这句话。

中国工业增速相对于去年11月和12月的增速下滑，但是一些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增速却有所提高。除有色金属产量下降以外，如钢铁、水泥、汽车等产出都出现上升。2月份发电量同比增长5.9％，是去年10月以来首次出现回升态势，但前两月累计发电量仍是负增长，同比下降3.7％。

要责备中国造成泡沫，真没良心。

3月14日谢国忠发文反驳“北京填鸭”论

篇8

一、通货紧缩遭遇中国

通货紧缩(defation)这个名词虽已被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但它的确切定义却很难在权威的经济学辞典中找到。按照传统的理解,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一般与通货膨胀(inflation)相对而言,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过多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的态势,这种态势不是偶然、一时的,而是成为经济走向、趋势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则是货币供应不足引起的物价疲软乃至下跌的态势,这种态势同样不是偶然、一时的,而是成为经济走向、趋势的物价疲软乃至下跌。但如果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货紧缩可以看成是一种比较“古典”的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现象,它的典型特征是投资机会的减少和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与此对应,则是储蓄的相对过剩。储备大于投资,表现在市场上,就是产品过剩、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和物价下跌;在金融领域,则是全社会信贷量的螺旋式紧缩。同时,伴随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实际利率在不断提高。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通货膨胀的财富再分配就其总额来说是上升的,而通货紧缩却意味着财富总额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紧缩对于国民经济的危害,较之通货膨胀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中国当前是否已经遭遇通货紧缩?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似乎已成为当前经济学界的共识。一般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现象主要表现在:

1、物价方面。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从1994年的21.7%,降至1997年的0.8%,1998年1～11月又降至—2.5%,11月份单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这已是自1997年10月份以来连续1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也从1994年的24.1%,降至1997年的3.8%,1998年1～11月为—0.8%;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在持续回落,自1996年3月即开始呈负增长趋势。

2、货币供给方面。1998年六月末,我国mo、m1、m2的增幅分别为6.6%、8.7%、14%,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2.3、11.9、5.1个百分点,到11月末,增幅虽有所回升,但仍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回落。与此同时,物价水平降低抵消了五次降息的效果,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3、社会消费需求增长趋缓。作为消费需求的主要构成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1994年的30.15%逐渐降至1997年的11.1%,1998年前11个月增幅进一步降至6.6%。由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和预期收入的普遍下降,社会消费严重不足,商品销售不畅。

4、作为经济增长源动力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其增加幅度自1993年的61.8%急落至1997年的10.1%。1998年1～9月,由于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增幅才略有回升达到20.0%。

5、投资与消费增幅变小,共同导致了gdp的增长势头减弱。我国gdp自1993年的13.49%持续下滑至1997年的8.8%,到了1998年,由于受国外反倾销政策及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增长速度降低(据海关统计,今年1～11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2%,其中出口163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2%;进口12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6%,这与去年高达20%的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6、与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相伴的是迅速增长的失业率。有统计表明,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已达8%以上。虽然如此高的失业率与我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无关系,但投资收益率降低、投资机会减少,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新增就业机会不足是更重要的原因。

综观种种迹象,我国经济在经过1993年7月以来的紧缩政策之后,由于制度创新能量经过长时间释放,已不足以支撑高速增长,加之外部环境恶化以致于外国需求增长不足以弥补国内需求的萎缩时,国内经济深层次的矛盾便可能以通货紧缩的形式爆发出来。

二、发展“二板市场”,加快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如何应对通货紧缩的挑战?从政府已经采取的财政、货币和消费政策措施看,效果并不理想。

1、货币政策方面。为治理通货紧缩,防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我国政府已采取了包括近三年来六次降息在内的一系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启动消费和增加投资。但从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何以如此?我们认为,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其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扩张型货币政策受到传导机制的阻滞。第一,尽管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增加货币供应量,进而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但是对于商业银行是否将扩大了的贷款能力变为增加贷款的现实,中央银行并不能“牛不饮水强按头”。商业银行是否扩大贷款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贷款风险。如果经济形势恶化造成贷款拖欠率升高时,银行将更容易满足于国债或者上存准备金的收益而不愿意增加贷款;二是银行的财务状况。如果银行以前的不良资产较多,银行的承受风险能力和意愿都将降低;三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健全情况。如果出现很多银行破产,整个银行系统的贷款能力和意愿都将受到不良影响。第二,企业投资需求很难受到中央银行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拉动。企业投资活动取决于三个要素:投资收益、投资成本和对经济的预期。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投资归根结底是对未来的赌博,赌的是目前和未来的收益将大于目前和未来的成本”。在经济萧条时期,投资收益和经济预期都会明显降低,而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利率的操作又未见得会使企业的投资成本真正降低,因为只要商业银行不愿意贷款,即便利率降低,它们仍然可以通过改变贷款合同中的条款如提高抵押条件、提出将一定比例贷款返存银行要求等使企业贷款的实际成本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在这一时期,企业投资欲望并不会因货币政策的宽松而上升。第三,消费支出更多地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不是货币政策的松紧度。在经济衰退时期,随着失业率的迅速增加,人们出于对未来生活产生忧虑,总消费支出必然呈现下降趋势。

2、财政政策方面。1998年以来,国家已经采取的一些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把证券交易印花税由0.5%降为0.4%;放宽了增值税的“小纳税人”标准;增发1000亿国债,并配套1000亿银行贷款,以加大对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市基础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实用房建设等基础产业的投资。其目的是想通过政府的投资来扩大内需,以带动企业的投资并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对缓解通货紧缩的实际影响仍然是令人怀疑的。其一,通过财政支出的政府投资效率不高,据北京安邦咨询公司估计,当前中国居民每消费人民币1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元,而政府投资每1元,最后的产出只有0.44元的投资效益,可见政府扩大投资明显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中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说明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减弱,为此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且应把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满足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责职能。目前国家把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低效的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3、刺激消费方面。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投资需求其实也是消费需求的衍生物,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尤其需要刺激的是消费需求。目前中国存在消费意愿不足的现象,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有企业改革使工人下岗的数量不断上升,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足,预期收入下降等;同时,由于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改革使居民增加对远期消费支出的预期,消费支出的期限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当前的消费倾向降低。因此,启动消费的手段就是要增加居民的即时消费倾向,使远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其中增加居民收入是刺激消费的首要办法,因为“要想让人花更多的钱,就必须让人有更多的钱”。同时,消费信贷也为此提供了一个手段。但目前发展消费信贷的约束条件在于银行对家庭的信誉和还款能力缺少信心,为此需要从法律上加强对借款人的约束,重建社会信用关系,以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既然国家已经采取的以上政策措施在实践中收效甚微,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此我们不妨借鉴供应学派的有关政策选择,从激发企业的活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入手,来启动经济,引导

发展中小企业对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意义,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中小企业就业容量巨大。企业大小规模的不同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大企业就业比较稳定,但就业成本较高,因为大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高;中小企业则不然,就业成本低但就业容量大。以同样的固定资产投资看(1995年底),国有小企业占国有企业数量的85%,占用的国有资产仅17%,吸纳的就业却为74%,吸收的就业容量为大型国有企业的14倍;而以同样的产值计算,中小型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容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1.43倍。国外的情况也莫不如此:法国1985年有中小企业290万家,占全部企业的99%以上,其雇员占全国职工总数的60%,日本在1986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80.7%!

2、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0%,这种状况,不仅制约着科技成果的产出,而且还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进而制约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因此,对付通货紧缩除了要从需求总量上入手外,还应从结构上进行调整。美国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所进行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主要任务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工业结构中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美国的硅谷存在的高科技企业群大多是中小企业,现代大企业正是从这些企业中孕育产生的。80年代以来,美国科技项目的70%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3、引导民间投资,从源头上刺激经济发展。我国集体、个体企业的投资总量占全社会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进行的投资,如前所述,当前国家投资上升很快,但民间投资中却因各种看淡预期而增长较少。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光靠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力量,必须是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目前正在考虑制定《中小企业法》,营造公平的环境;设立类似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设立专门的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给予中小企业税收上的优惠等。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正在考虑在内地也建立二板市场,以极大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发展。

二板市场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场所。从市场经济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以社区或地方信用机构提供的贷款为辅。我国大陆证券市场由于实行政府审批制和额度管理的方式,上市额度成为稀缺资源,且证券市场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大批中小型企业、民营高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市场几乎是一个真空地带。而从目前情况看,资金不足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由于普遍缺乏担保,资信较差,很难从普通的金融机构融资,筹资成本也比较高;同时,由于缺乏市场信贷手段及资产规模较小,中小企业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也非常困难。而如果不利用资本市场,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难于成长壮大的。作为专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而设立的二板市场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中小企业可通过二板市场获得取得直接融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二板市场有效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立的“门槛”,鼓励居民个人创办和投资于中小企业,这对于启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机制”。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目的不是控股,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取得部分股权,促进受资公司的发展,使资本增值。一旦受资公司发展起来,股票可以上市,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在股票市场出售股票,套现后再去寻找新的投资对象。但由于高科技企业具有风险高、规模小、建立时间短等特点,一般难以进入一国的证券“主板”市场。许多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主板”市场之外专门建立了二板市场,进入二板市场的企业基本上以高科技企业为主,如美国,到1997年底,所有高科技上市公司中96%的因特网公司、92%的计算机软件公司、82%的计算机制造公司和81%的电子通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nasdaq市场上市,与主板市场相比,在二板市场上上市的企业上市标准和上市条件相对较低,从而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变现、退出提供了场所,使风险投资公司得以收回资金以投资新项目,并使高科技企业得到新的巨额融资渠道。

3、规范中小企业的运作。二板市场的建立为风险资本提供了安全的退出机制,从而大大促进了对于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而风险资本并不是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投资是以风险资本为载体包括风险投资家对风险投资企业的市场策划、管理咨询、投资理财等多方面的集合投资,即风险资本的投资通常是与管理等生产经营要素的投入同时进行的,这对于中小企业规范、高效的运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此外,二板市场由于有现代资本市场一整套严格的监管和风险保障措施,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迅速进入规范化的管理和运营状态,从而大大提高新兴企业的经营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促使其作为规范的市场经济主体而健康发展。

4、促进高科技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工作。在知识经济时代,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兴企业诞生,特别是新兴的高科技企业,它们一开始很可能就是由科学家们提出的一个很好的创意,然后投入大量的智力和财力将其开发成为具有应用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并最终将其投放市场形成产业规模。在这一全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顺利实现其产业化目标从而先期占领市场并取得超额利润;二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中途夭折。如果我们沿用传统的融资方式或者是完全依靠政府力量从事开发,显然是不适应的。特别是让政府去承担这种巨大的投资风险,实在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因此,以民间力量为主的风险投资应运而生。但是,单一的风险投资难以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板市场”的作用恰恰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它不仅大大丰富了风险投资的内涵,使风险投资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民间资金的吞吐,获得更为广泛的成长空间,而且可以将投资风险在资本市场上得以分散,从而使高科技新兴企业既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迅速形成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又不致于因为其自身的成长风险,直接蔓延到全社会。显然,二板市场在金融资本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小则对于一个企业,大则对于一个国家在未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重要作用将是不言而喻。

三、如何建立与发展“二板市场”

1、建立二板市场的指导思想。建立中国的二板市场,一为规范,二为发展。规范又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建立完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架构,使之适应不同层次的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的需要;二是以规范起步,为a股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样板,并承担部分完善a股市场的任务。发展主要针对中小企业而言,二板市场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融资渠道、一个规范的资产重组场所,总之,二板市场应该建设成一个其规则与世界规范的市场接轨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真正的投资场所。

2、二板市场的主要制度安排。上市机制上,二板市场的上市机制应当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制,即根据业绩标准选择上市公司,鼓励拟上市公司将精力和资源运用到搞好公司经营管理上去;股权结构上,在二板市场上市的企业不再有所有制性质的划分,所有的股份都应是同股、同权、同利的,无论是发起人股还是新发行股份,都是可以流通的部分;上市对象定位上,二板市场的上市对象主要是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上市标准上根据国际经验,开辟二板市是为了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入市门槛较低的直接融资机会,因此,大陆二板市场的上市标准要低于主板市场,发行的股本数额可在3000万股以下,集资数额在7000万元至1亿元左右,发行前的盈利纪录可适当降低标准;企业在二板市场挂牌的时间可定为5年,5年后已产业化的企业可转到a股市场上市,期内未能实现产业化的企业则被剔出二板市场;监管标准上,由于在第二板市场上市的公司规模较小,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较大,为了较好地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保证市场运作质量和效率,必须有更高的标准,严格对公司和市场的监管。

3、在现有场外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在我国已有了几年的发展,并有了一定的股民基础和市场规模,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二板市场,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可以利用现成的技术与设备,大大降低二板市场的设立成本和建设周期。现有的场外交易市场之中,有些市场的硬件设备是相当先进的,这些技术与设备若因关闭而被弃用,无疑是国家的一大损失。二是可以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使二板市场的建立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能尽快发挥其效益。经过四、五年的运行与发展,现有的场外交易市场在市场监管、交易运行、股民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对于未来二板市场的运营无疑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三是可以为妥善解决因关闭场外交易市场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找到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出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约300家企业在场外交易市场交易,拥有股民约500万,若完全关闭这些市场,对挂牌企业与股民的处置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已提出了合并上市、标购等办法,但用这些办法来解决如此众多的企业的问题,在操作上显然是难以兼顾的。在现有场外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二板市场,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吸收原场外交易市场中的一些公司来二板市场上市,既为二板市场提供了原始的上市公司基础(如公司不合格,二板市场具有淘汰其出局的机制),也为清理整顿场外交易市场创造了条件,既发展和规范了市场,又防范了金融风险,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参考文献:

1陈淮主编:《过剩经济!过剩经济?——形势与对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篇9

关键词：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18—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增量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在于面对巨大的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条件，充分利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扩张内需和外需尤其是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成功撬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中国不断提升的经济总量规模下，各种红利条件逐渐稀释乃至消失，中国经济已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产品市场上，由于低附加值、低质量的产品供给使得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侵蚀。与此同时，低利润水平竞争导致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就要素市场而言，在投资需求驱动的增长模式下，利率水平被长期压低，进而致使投资效率持续走低。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也正在由劳动力过剩走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工资水平的持续攀升在所难免，由劳动力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逐渐消退，净出口需求的扩张将面临挑战。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供给充裕的时期，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高污染、高耗能、高通胀、高贸易顺差、高储蓄和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态势。改变乃至扭转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选择，基于上述背景宏观经济调控需要从单纯的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转型。

一、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战略转型

旨在短期内促进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均是围绕刺激投资和净出口的需求管理体系展开设计的。然而需求管理难以破解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局，由传统需求管理为主向供给管理的战略转型势在必行。

（一）战略目标转型

在传统的需求管理体系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攀升，但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与消费失衡、进出口失衡、生产要素的供需失衡等诸多结构性问题。由传统需求管理为主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转型，首先需要对引导方针加以调整。为了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相应的战略目标可以设定为：有效结合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供给结构优化、创新驱动、要素生产率改进和制度建设为抓手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兴的外贸、技术和生产要素的红利空间，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战略思路转型

传统需求管理的战略思路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扩张型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和扩大出口来提振经济。但其后果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不足，经济增长质量不高，通货膨胀率较高以及高贸易顺差引发的国际收支失衡。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战略思路应当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核心，淡化单一的积极财政政策，灵活使用税收、金融和转移支付等多元化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各种所有制结构企业在政策供给、产品供给、技术供给和要素供给的能动性，完善增长成果的共享机制，以创新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战略原则转型

传统的需求管理在发展模式选择上注重短期内以高投入带动高增长，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上述战略原则的指导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重复建设，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较为严重。与之相对应，供给管理的战略原则包括三个方面：重视长期目标、提升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协调区域发展。具体而言，以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为统领，弱化政府行为的相机抉择，强调前后一致性的政策选择，规避由政府和企业的短期行为对经济产生的扰动。打破市场分割，通过完善要素市场机制，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借助财税改革，赋予地方经济更多自主性和积极性，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战略重点转型

战略重点是实施战略思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方向和重点突破口。遵循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战略目标和思路，其战略重点布局在以下四个方面：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鼓励技术创新、强化制度建设。即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增加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供给比重。强化内外部监管机制和质量安全的立法和执法力度，降低产品供需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进而提升产品质量。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财税补贴为主的正向激励制度，鼓励自主创新。最终，围绕供给管理搭建起产业发展、财税金融和法制体系等完善的制度平台。

二、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路径转型

从传统的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管理相结合的转型，在实践操作层面的路径转型是以产品供给、技术供给、要素供给、制度供给和供给主体结构改善为核心，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

（一）改善产品供给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张，企业间低水平竞争的压力日趋增大。在产品供给转型方面，着力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在产品供给总量中的比重，进而大力发展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间贸易，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提升中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和利润水平。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应重视产品供给的质量安全建设，通过产品供给转型增强对中国制造的信心，拉动对国内产品的消费需求。此外，改善产品供给还需要加强品牌形象建设，通过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合作，构筑中国制造的一批国际高端品牌。

篇10

【关键词】美元 贬值 东亚经济体 货币 合作

一、美元贬值不可避免

美国政府的双赤字现象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自2002年以来不断增加,在2005年创下了427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此外,双赤字现象导致了美国对外净债务迅速增加,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美国财政收支与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到2012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将会占到美国当年GDP的64%。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比例发展下去,美国的债务负担将很难承受,美元贬值势在必行。短期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元贬值也是必然的。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金融系统的巨额损失,美国政府的预算至少要承担4万亿美元的负债。而在这种情况下之下,美元的贬值不可避免。

美国政府的融资有三个办法:提高税收、发行债券和债务货币化。但目前不可能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收入,发债则受到市场很大的阻力,美国国债利率半年内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全世界海外经济体已经累计总共持有美国国债达到1.86万亿美元,不可能要求外国政府把现持有的美国国债翻番,最后是美国开足马力印钞,通过“铸币税”来弥补巨额的负债。

二、美元贬值将导致全球金融动荡

美元资产的主要持有者之一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通过美国国债的形式实际上又流回到美国,成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的重要来源。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中央银行继续持有大量美国资产的意愿。这种意愿取决于两个因素:外国中央银行是否愿意继续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外国中央银行是否愿意继续保持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最大份额,是否进行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事实上,一些国家正在小幅度进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调整,这对美元本位无疑是一种动摇。但是,任何大幅度的美元减持都将导致金融动荡,而主要受害者仍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1、使世界范围的美元资产持有者承受巨大损失。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其能够不断积累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差额,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美元贬值改善美国的贸易出口,早在2002年,美元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贬值周期,从2002年2月到2007年9月,美元对欧元贬值了36%,对日元贬值了14%。美元资产随美元贬值不断缩水,给国外持有者的财富带来极大的损失,欧元区2002年底持有美元资产22370亿美元,相当于其区域GDP的1/4,美元相对于欧元近4成的贬值意味着欧元区损失了相当于其GDP9%的财富。

2、助长了全球流动性过剩。本世纪初以来,美联储实行了刺激性货币政策,掩盖了经济的疲软,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美元通过盯住汇率制影响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安排,在2002年美元开始贬值时,新兴市场国家被迫增加供应量确保本国货币和美元的汇率稳定,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很快变成了一个全球现象。

3、给部分国家汇率体制带来冲击。部分国家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美元与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关系相对稳定,那些将本国货币挂钩于或主要参考美元而定价的汇率体制也就会享受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但是,在美元汇率严重不稳定的背景下,本币与美元的相对稳定比价反而会伴随本币的有效汇率出现高度的不稳定。这样,实行这种汇率体制的经济体将面临新的挑战了。

4、将给全球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2002年,在美元面临贬值压力的同时,美联储出于对阻止国内经济放缓的考虑继续实行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安排,这样使得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美元贬值本来就有增加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效应。在当前美国降息的背景下,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增大。这种通胀压力增大后,通过进口需求的增加而会传递到美国以外的世界经济中。美元贬值后许多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趋于上涨,这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供给一面推动世界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此外,伴随美元贬值和其他重要国际货币升值,大量国际资金流向货币升值国或潜在升值国,抵消这些经济体中由货币升值而带来的紧缩效应。全球经济中贬值国出现的通货膨胀效应与升值国出现的通货紧缩效应就不再是对称的,或者说,总体上看通货膨胀效应大于通货紧缩效应。

5、将影响东欧经济体,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上个世纪90年代剧变以来,东欧对外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今年需要还的债务就达4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东欧国家的债权国很集中,例如奥地利对东欧经济体的债权余额就达2500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度贬值,那么东欧经济体的对外收支将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一旦东欧经济体因经济情况恶化延期或拒绝支付债务,那么不仅仅是东欧经济体,西欧主要债权国也将破产,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

三、东亚经济体的选择

在美国“次贷危机”后,所有人都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改革,美元不能再成为世界的唯一货币,但是短期内没有替代美元的成熟的货币安排,在中期也很难建立一个新的替代的全球货币体系,所以,各个经济体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美元和国际汇率体系的波动。东亚经济体是海外美元资产的最大持有者,持续的全球贸易失衡使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不断增加,2008年底,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估计已达近2万亿美元。此外,美元在东亚地区区域贸易和资本流动中也充当着计价货币,早在2003年,日本出口总额中美元计价就已达2/3强,在中国香港、韩国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的比重也高达95%。可以说,在日、韩、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美元仍是私营部门的主要交易货币,也是政府部门的主要干预货币。在“后美元时代”,东亚经济体应该加强货币合作,通过制度创新和区域汇率安排逐步减轻美元的影响。

1、发展区域债券市场。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可以从根本上培育区域货币合作的微观基础,有助于吸收亚洲各经济体的大量外汇储备、防止大量资金在投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后又以风险资产的形式(股票和外国直接投资)反向循环回到东亚地区,使用本地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将地区的储蓄保持在该地区使用,可以防范金融危机。同时,通过发展亚洲债券市场鼓励区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区内货币,减少区内大量使用美元的情况,也有助于推进亚洲的经济合作,推动区内对话和合作机制。2002年10月,泰国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的设想,得到许多国家的响应。2003年6月,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建立ABF。ABF是由EMEAP各经济体用外汇储备出资建立的一个共同基金,投资于EMEAP成员(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发行的债券,以增加该类债券的流动性,由此带动其他投资者进入亚洲的债券市场,促进市场的发展。2004年4月,EMEAP宣布了亚洲债券基金二期(ABF2)的初步构想:ABF2投资于区内的本币债券,包括泛亚债券指数基金(PAIF)和债券基金的基金(FOBF),前者投资于EMEAP成员发行的本币债券组合,后者则由投资于EMEAP成员各自发行本币债券的子基金构成。可以预见,一个高效、有深度和流动性良好的亚洲债券市场逐步形成,这将有助于稳定东亚金融体系,增强东亚低于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2、发展区域性货币基金。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进行到较高层次时,需要有一个区域性的协调机构对各国的汇率和货币进行协调并维护东亚地区的共同汇率安排。此时,亚洲货币基金很可能肩负起这样一个职能。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曾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日本是主要出资国,基金规模是1000亿美元,基金的作用是在不附加苛刻条件下向受到攻击的国家提供快捷的紧急贷款。意见提出后,美国,欧盟和IMF都表示反对,迫于国际压力,日本暂时收回了提议。2000年,“10+3”清迈会议上,各国达成协议,建立一种货币互换安排制度,设立一个由本地区各国外汇储备的互换和回购组成的双边条约网,它是以美元与参加国都互换的形式提供短期流动性援助,由中日韩与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谈判建立。2005年5月,在“10+3”财长会议上,各国就强化《清迈倡议》达成一致:建立各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的救助启动机制;各国签订的《清迈倡议》所承诺的额度自动扩大一倍;互换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贷款比例从90%下调到80%。随后,成员国的工作组开始针对有关实施方案进行设计,这其中包括集体决策机制的设计,包括双边协议多边化的设计等。亚洲货币基金有维持货币区稳定,抵御冲击的作用,所以它的数目不应太小,应至少为500亿美元。目前,东亚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所以,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份额的问题。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采取平摊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还是应当考虑各国的人口、GDP和贸易额,协商决定各自的份额。

3、建立区域汇率联动机制。当前,多数东亚经济体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从近期看,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美元本位,充分的美元储备使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大型资本货物来发展本国(地区)经济,并能够对付投机冲击,避免金融危机。但是从长期看,美元贬值不可避免、美元弱势将是必然,而同时东亚经济体综合国力增强、贸易一体化加强,盯住美元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为稳定东亚经济发展、防范全球金融风险,东亚地区应加强汇率调整上的合作和协调,建立东亚区域联动汇率机制。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一定要以本地区货币为主,有两个方向:一是将亚洲通货单位(ACU)加入到《清迈倡议》框架中,亚洲货币单位不仅作为成员汇率稳定的监控指标,还可以作为亚洲货币机制的核心参考。本国货币可以参照亚洲货币单位,并允许一定幅度的浮动。各国货币当局在它们的货币浮动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将会联合起来干预市场。二是创造一个新的货币单位:亚洲核心货币单位(ACCU),它可以由少数几种货币如人民币、日元和韩元组成。亚洲区的其他国家货币可以钉住这个新的货币单位。以东亚三大经济体为后盾,这一方案将极大增强东亚在未来亚洲金融市场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杨桂苓、周叶芹:浅析美元贬值的成因及其影响[J].浙江统计,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