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旅游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生态旅游者；动机；NEP；百花山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1―0075―06

1 引言

国外很早就开始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予以关注。弗雷尔和厄格鲁(Fennell&Eagles)认为游客是生态旅游框架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0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上，“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市场促销和推广――支持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消费者”是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在此之前，世界旅游组织(WTO)还特别委托专家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7个重要生态旅游客源国的游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世界生态旅游峰会c组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更多地去理解生态旅游目的地国家中那些正在对生态旅游产品做出反映的人们是重要的。”

从全球角度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目的地，而发达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客源地。生态旅游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因客观环境的不同，应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时期也应有不同的研究和发展的侧重。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主席伍德(Wood)注意到，生态旅游如操作不当，也会像传统的大众旅游一样危害环境。生态旅游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本土化是关键。如何在接受西方生态旅游新观念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课题。而对中外生态旅游者异同的透彻了解正是生态旅游本土化研究的前提。

2　研究背景

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境内，距市区80千米，所辖范围总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共由9座海拔超过1900米的山峰组成。2003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笔者在百花山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23份。采用K阶最近邻(KNN：K-Nearest Neighbor)和反向传播(BP：Back-Propagation)前馈型多层神经网络所构成的综合分类器对百花山游客中的生态旅游者进行识别，最终分类结果为生态旅游者139名，非生态旅游者284名。分类结果经预测有效性、内容有效性、理论有效性和收敛有效性检验，效果较好。

问卷各部分的设计尽量采用较为常用的问题形式，充分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结果对比的需要。其中：

人口统计特征部分，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年均收入4项。重点在于测量游客的人口统计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定位。问题设计时既考虑了国际惯例，也考虑到中国本身的研究习惯。年龄段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划分。

动机特征部分，调查了对游客选择目的地构成影响的34项主要出游动机，以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保护区的游客管理措施是否对游客的动机实现构成威胁直接影响到游客是否对管理措施做出响应，因此动机特征是问卷调查的重点。该部分表格设计主要参考了厄格鲁(Eagles)在“加拿大生态旅游者的旅行动机”(The Travel Motivations of CanadianEcotourists)一文中列出的旅游动机目录。该目录在1983年“加拿大人旅游态度和动机研究”(CTAMS)中首次使用，当时有11500人接受了调查，后来又有多位学者在多个地区的调查中使用了这一动机目录。本次调查通过预测试在该目录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环境态度直接影响游客的出游动机。该部分列出涉及环境问题的叙述6项，用以评判旅游者的环境素质。环境态度的测量，采用NEP尺度(NEP：NewEcological Paradigm)。NEP尺度，是国际上测量环境态度时最常使用的工具。改进的NEP尺度在不对测量效果造成显著影响的前提下，由原来的12个条目缩减为6个。

3　特征比较

3．1人口统计特征

从澳大利亚自然与生态旅游认证程序(NEAP：The Nature and Ecotourism Accreditation Program)的生态旅游认证标准看，与生态旅游产品相对应，对生态旅游游客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自然旅游者、生态旅游者、严格的(高级)生态旅游者3个级别的认定。其中自然旅游者通常指到访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本文除北京松山的案例是对自然旅游者特征的探讨外，其他均对自然旅游者与生态旅游者有明确的区分，主要是基于NEAP“生态旅游者”层次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百花山、中国台湾(3个沿海湿地的生态旅游者)、波兰(Oicowski国家公园的参观者及居住在附近的生态旅游者)3个案例，调查时采用了大体相似的生态旅游者判定标准以及动机列表。

案例选择时，除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外，主要考虑了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两个指标。除百花山外，还包括：

(1)松山：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百花山客源基本相同，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调查结果的验证；

(2)中国台湾：与北京在文化上基本具有同源性，不同的是台湾的生态旅游开展得相对较早；

(3)波兰：波兰与北京相同，生态旅游开展较晚，不同的是波兰从文化上讲属西方文化的范畴；

(4)欧美：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旅游开展较早，可供分析的案例也较多，目前，对该地区生态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认识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3．1．1 性别

无论是取自百花山、松山，还是我国台湾的样本，生态旅游者都表现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而西方国家无论是处于生态旅游发展较早阶段的波兰，还是生态旅游开展较为成熟的欧美，都显示出相反的女性化倾向。不过，据维尔(Weaver)分析，欧美国家早期的生态旅游者案例研究结果也曾显现出较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

引起性别倾向最直接的原因可能与不同阶段生态旅游产品特点不同有关。早期，成熟的、商业化的生态旅游产品尚未形成，生态旅游多是自发的、小规模的、无向导的、对体力要求高的和探险型的，因而也是更适合男性的。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所对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市场的调研就表明，入境的女性游客更喜欢参加对体能要求不高的活动，如有向导的旅游或路程距离少于两个小时的无向导旅游；而男性游客则更喜欢参加观鲸、潜水以及长距离、无向导的旅行。但 女性对生态旅游的兴趣可能要高于男性，在百花山的调查中，以生态旅游兴趣尺度EI(EI：EeotourismInterest)作为衡量游客对生态旅游感兴趣程度的指标，结果显示百花山游客中女性比男性对生态旅游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当生态旅游逐渐步入稳定发展阶段，生态旅游成为一种商业性的旅游产品，各种配套设施和服务得到保障，甚至开发出更多适合女性特点的生态旅游产品时，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性别就会逐渐向女性倾斜。

3．1．2年龄

百花山的调查，与科思特托等(Kerstetter etal．)对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的调查结果相同，小于35岁的年轻人占绝对优势(见表1)，比例都超过了75％。石金莲等所调查的北京松山的生态旅游者年龄稍大，但也以年轻人为主体，小于45岁者占到72．5％。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生态旅游者的年龄构成上，以29―35岁的年轻人居多，占一半以上(51．6％)。欧美国家的统计则呈现相反的趋势，生态旅游者主体为大于35岁，甚至40岁的中年游客，波兰生态旅游者年龄也略高于一般游客，但不很明显。

导致我国与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年龄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

(1)与旅游体验有关。我国大陆地区，旅游业19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现在的很多中老年人，即使是大众旅游的体验也很有限；欧美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旅游就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进入中年，人们大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旅游体验，并在旅游实践中体味到珍爱自然的重要，因而更愿意尝试一些新的、有益于自然的旅游产品。

(2)与收入有关。生态旅游产品的花费比一般的旅游要高，因而对旅游者的经济实力要求也较高，另外，收人较高者往往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态度更好，这也有利于他们选择生态旅游产品。在我国大陆地区，小于35岁的青年人属于“”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收入，而中年人多多少少受到“”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较低，面临着下岗、失业等诸多压力，经济基础使之很难问津生态旅游；在欧美国家，近几十年的历史多未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中年人既有精力又有经验，因而往往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群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生态旅游产品。

(3)可能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我国台湾地区的游客就旅游体验和收入而言大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当，但生态旅游者也以年轻人为主；同样，上文提到，波兰的生态旅游虽然也处于早期阶段，但受调查者同样以女性为主，这两种现象都有可能与东西方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有关。杨瑞霞认为从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上讲，中国属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历来与外界来往较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主静”文明，旅游者心态呈现“内敛稳重”的特性。与此相反，西方沿海民族则以赚钱为荣，他们远行，冒险出游，到海外寻宝淘金，形成一种“动态”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所赋予西方人的精神勇猛、进取较锐的冒险品格。在东方“内敛”、“主静”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相对更富于探险精神的男性与年轻人来说，自然成为了中国生态旅游最主要的部分。

3．1．3教育程度

生态旅游历史较长，发展较为成熟的我国台湾和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超过了70％；生态旅游还处于早期甚至萌芽阶段的北京地区和波兰，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要小一些，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在60％左右。特别是在百花山的调查中，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仅为53．2％，与一般游客中50．0％的比例差距非常微弱。

处于早期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差距小的原因与二者的分异程度不大有关。如在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中有相当比例的经常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他们作为生态旅游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与一般游客的差异是相对模糊的，他们要成长为真正的、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还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否则将被淘汰为一般的游客。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更准确地讲，是针对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而言，如百花山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受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就达到了61．0％，超过一般游客约11个百分点。

3．1．4年均收入

足够的收入是促使有生态旅游出游动机的消费者最终购买生态旅游产品的重要保障，以往几乎所有研究都显示，生态旅游者比一般游客拥有更高的收入，百花山的调查也如此。我国台湾地区呈现出不太相同的趋势，陶等(Tao et a1．)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调查也显示，75．4％的人在1998年的家庭收入低于1250000台币，相比之下，1997年台湾一般人口中只有68．8％的人收入低于该数字。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收入偏低与其年龄相对较轻有关，他们大多正在读大学或刚刚大学毕业，收入自然要低些。大陆地区的生态旅游者虽然年纪也较轻，但上文谈到，他们由于有很好的教育和更好的机遇，收入并不低。

3．2动机特征

加拿大的数据来源于厄格鲁1992年对以往若干关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调查的总结。动机特征部分的调查采用的是4点李克特量表。

3．2．1重要动机上的差异

表2中分别列出了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和加拿大生态旅游者最重要的前10位出游动机，对其中6个动机，二者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它们是：“未破坏的自然区域”、“在大自然中学习”、“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风光摄影”、“活动筋骨，以喜好的方式自由活动”和“时间允许，看尽可能多的东西”。对于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比较重要的其他4个出游动机，即“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参与运动”和“品尝到新的美味”，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同样比一般游客认为更重要。因此，总体而言，百花山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在最重要的动机方面差异不大，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基本形成。

3．2．2差异程度

随着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者的特征将更加突出，与一般游客在动机特征上的差异程度也将有加大的趋势。以百花山调查和厄格鲁对加拿大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统计为例，二者所涉及到的相同或相近的动机特征34项，其中对于“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露营”、“在大自然中学习”、“学习新的户外技能”和“风光摄影”5项动机因厄格鲁的统计缺乏一般游客的资料，不便比较。在剩下的29项动机中，在90％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在7项动机(“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观看运动”、“利用旅费降低的机会”、“拜访亲友或故乡”、“三星级以上的旅店”和“可以进行室内运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加拿大差异显 著的动机项则达到24项，仅在“三星级以上的旅店”、“享受美食的高档饭店”、“唤起美好的回忆”、“温暖的气候”和“观看运动”等5项动机上不存在太大差别。在95％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存在显著差异的动机减为3项(“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和“观看运动”)，加拿大则仅除去了“室内运动”1项不太显著的动机，减为23项。

波兰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推断，在波兰，诺维兹克和弗雷尔(Nowaczek&Fennell)就49项出游动机对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做了统计，结果表明，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仅在“夜生活和娱乐”以及“拜访亲朋”2项动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陶等就18项动机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和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在“在大自然中学习”、“参与游憩活动(如徒步旅行，观鸟)”、“鸟类”、“生态保护区”、“荒野／未破坏的区域”和“地貌和地质遗迹(features)”等6项社会和吸引物动机上存在明显差异。

上述国家和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大小与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水平高低基本一致，该论断如能在以后的案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可将其作为衡量生态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应用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工作。

3．3环境态度特征

很多研究表明在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环境态度是行为的预报器，不同的旅游者，其对环境的态度不同，在旅游中的个人行为也往往不同。改进的NEP由6个问题构成(见表3)，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级构成，计分分别为1―5分。计算NEP分数时，正面陈述的调查分数直接计入总分，反面陈述则由6减去问卷调查的分数再计入总分，因此，最高分为30分，中立者的分数为18分，大于18分的表明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小于18分的表明其对环境不太友好。

百花山的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在环境态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NEP的平均得分来看，一般游客为21．47，环境态度中等，生态旅游者平均得分则为25．45，环境态度较好，其中，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NEP分数更高些，都超过了25分，分别为27．98分、25．98分，相比之下，经常的生态旅游者环境态度得分略低，为23．06分，低于24分，属环境态度中等。维尔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旅游者类型，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往往具有强烈的生物或者说环境中心论态度，而一般的生态旅游者则展示出明显的人类中心论倾向。百花山的调查与维尔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太相同的是发现在一般的生态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游客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他们每年去相对原始的自然区域旅游的次数较少，被称为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与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经历了实践的洗礼更加稳固不同的是，偶尔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则多来源于理论，相对是表面的、不太稳定的、需要巩固的。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调查显示了大体相同的结果，调查采用了由9个陈述句构成的NEP法，结果表明，所有游客的均值为34．7分(平均为3．86分)。环境态度大体介于百花山一般游客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之间。

陶等用类似的方法对台湾游客的环境态度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环境态度要好于自我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

4　结论与讨论

(1)人口统计学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呈现出男性化、年轻化、与一般游客教育程度差异小等特征。说明受生态旅游发展阶段以及东西方文化渊源的影响，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会呈现多样化形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应成为生态旅游游客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应研究自身生态旅游市场的独特之处，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生态旅游游客管理体系与营销模式。

(2)动机方面，比较发现，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最核心的出游动机与国外生态旅游者基本相符，但典型性不高，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较国外要小。相符的动机特征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初步形成，差异较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还较低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属于“生态旅游者”的人群是不稳定的，甚至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因此，随时跟踪我国生态旅游者特征的变化直至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是必要的。

篇2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内涵

（一）生态旅游兴起的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生态旅游在西方逐渐兴起，其兴起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人类自身处在后工业文明时期，高度的城市化使人对大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向往和依恋，迫切需要到自然环境中去放松自己，亲近自然成为人的内在需求，而且是一种高级的需求；其次人类也逐渐认识到自身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也影响到人类自身的自下而上和发展；而传统的大众旅游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显然力不从心。因此被看作是传统大众旅游的替代品，生态旅游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代表了二十一世纪旅游发展的方向。

（二）生态旅游的概念

早期的生态旅游是指回归大自然的旅游活动。McNeely、Thorsell和Ceballoslascurain(1992)认为生态旅游是指游客到位于相对原始的自然区域，学习、欣赏和享受风光、野生动植物及当地古今文化的旅游活动；RalfBuckley(1994)提出只有以自然为基础，支持环境保护层，进行可持续管理和环保教育的旅游才是生态旅游；Brouse(1992)认为生态旅游是负责旅游，旅游者认识并考虑自身行为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范内尔（Fennell,1999）认为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形式的，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旅游方式；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2000a）提出只有具备生态可持续性的，且主要关注对自然区域的体验，并培养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与保护的旅游方式才是真正的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协会对生态旅游定义为“有目的的了解自然区的自然和文化，注意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和谐，同时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当地居民的福利创造经济条件”。

（三）生态旅游概念的内涵

虽然对生态旅游的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但它们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点。即以自然为基础的因素、教育性或学习性成分以及要求可持续性。其中最为核心的标准是都体现了对生态环境尤其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其它两个标准也是为这一核心标准服务的。这一点既是生态旅游区别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最重要方面，也是最能体现生态旅游内涵的本质特征。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在人们认识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及消费活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人类在地球上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而提出的科学发展思想，同样生态旅游也是人们在认识到传统大众旅游不能完全解决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

二、生态旅游内涵的本质特征

要准确地认识生态旅游内涵的本质特征，首先要了解生态旅游系统。生态旅游系统除了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景区外，还可以加上一点，即生态旅游环境。因为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围环境不仅指自然生态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等，尤其要着重关注社会环境，即社区居民对发展生态旅游的态度。这四个组成要素中，生态旅游资源是客观要素，而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景区、社区居民这三者是能动的，他们的行为能够影响到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者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者与大众旅游者有所不同，大众旅游者本身只需要具备经济条件、闲暇时间就可以了，而生态旅游者除此以外，不仅需要有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对自然生态的一种强烈责任感，还需要有科学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知道自身的旅游活动会对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相对来说，生态旅游者一般具有较高的层次，生态旅游也就是一种较高级的旅游活动。美国旅行社协会（ASTA）提供的生态旅游者十条“道德标准”（Mmintosh,1995）中严格规定了生态旅游者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以下几点：“了解目的地的地理、习惯、风俗和文化，使旅程更有意义；倾听当地人的谈话，鼓励当地居民参加环保活动；走设计的路线，不打扰动物及其栖息地，不破坏植物；支持节约能源、环保的企业。而生态旅游者由于不追求享受，能忍受不适，规模小，对当地的负面影响也极其微小，在活动中，生态旅游者还希望与当地居民交往，这无疑会给当地居民留下极好的印象，生态旅游者的环境保护观念也会逐渐深入到社区居民心中，使当地居民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二）生态旅游景区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景区是生态旅游的设计者、组织者、管理者，其功能是提供生态旅游产品，为生态旅游者提供基本的服务设施等。生态旅游景区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相关产业部门能充分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运用生态学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并遵循生态旅游发展规律，科学地规划，严格地管理，将会对旅游景区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实际上许多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发旅游资源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便匆忙进行探索式、粗放式的开发。开发中重开发、轻保护，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与浪费。更为有害的是有些旅游业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然而实施的却是大众旅游，这不仅对旅游区资源产生破坏，更导致了人们对生态旅游的误解，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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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旅游产业 社区参与旅游 产业集群 区域合作

生态旅游产业是一个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尤其当经济发展面临资源和环境约束时，各个地区越来越注重生态资源的保护，纷纷将生态文明考核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之中，为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别山地区地处中国中部，跨鄂豫皖三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我国连片特困区。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建议要求，属于限制开发区域。因此，大别山所覆盖的各个县市在产业发展的选择上面临着极大的约束，而生态旅游产业则成为大别山地区实现发展的最佳路径。

一、生态旅游产业的内涵及模式

生态旅游产业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无烟”产业。当旅游业面临着过度开发、不均衡开发、生态退化、文化入侵等等问题时，大众旅游正在被生态旅游所取代。生态旅游通常是以参观由政府、环保或科学组织、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保护区为主体，再辅之以其他旅游服务的产业。生态旅游产业是将自然和文化资源置于计划和发展之前而不是之后的产业。众多国外学者强调生态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密切关联的，在开发与保护中促进生态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国家公园是当前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的主要模式。McAllister（1999）统计发现大量的生态保护区采取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模式，超过130个国家采用这一模式设立保护区，占接近全球版图的五分之一。这一模式不仅仅促进了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对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和保护。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得到了众多国际商业协会和国际组织以及全球范围的非政府机构的支持，例如太平洋亚洲旅游协会、世界银行、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世界生态资源保护组织等等。

同时，国外众多的学者研究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地区而言，生态旅游产业既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能实现对自然资源保护。因为对生态旅游产业的开发仅仅需要较少的投资，对于缺少资本而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言，该产业是增加就业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由此减少或消除贫困。

自然资源是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的根本，所以将获取的旅游收入转化为对保持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源的投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双赢”选择。正因为如此，生态旅游产业最好被称之为“方式”，与其他形式的旅游活动相比，生态旅游产业具有地域上的自然性、层次上的高品位性、利用上的可持续性和内容上的专业性等突出特点。

二、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条件

1、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注重旅游地居民的利益

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根据Honey（1999）“利益者相关”理论：人们将保护那些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得价值的自然资源。所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平衡当地居民利益、游客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关系。否则因为被划定为保护区，周边居民因为得到的太少而不得不离开或者是偷猎而导致保护区生态恶化。因此，如果没有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健全的生态保护是无法实现的。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人口特征以及空间分布、社区归属感和经济依赖程度四个特征，是影响旅游地居民态度和感知的重要因素。Wunder（2000）则从生态旅游目的地旅游收入与支出结构以及旅游从业人员的分布，分析了当地居民的参与方式，基于此设计了促进生态旅游产业的激励措施。

2、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阀值”是生态旅游承载力

尽管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以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双重”目标，但是对该产业的开发会受到生态旅游承载力的限制。熊鹰（2013）这样界定生态旅游承载力（Eco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简称ETCC）是指一定时期某一旅游地的生态旅游活动在对其生态环境状况及系统结构不发生对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影响变化，并能维护旅游地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维持的能力，它所能承受的旅游开发强度的极限值，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双方充分受益时旅游地所能容纳的最大游客数量极限值。所以，生态旅游承载力通常表现出“阀值”的概念，即超过了旅游地的“阀值”就会影响到景区生态环境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以及维持。生态旅游承载力是生态旅游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最大自我恢复能力，也就决定了生态旅游活动的最大开发强度，是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上限，对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客观的限制。

熊鹰（2013）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影响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因素：（1）资源空间因子，包括旅游地的资源空间面积，游步道长度和旅游服务设施数量；（2）环境管理因子，主要是指旅游景区自然环境的管理能力及旅游活动的协调组织能力；（3）社会经济因子，主要是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支持的各种经济社会因子；（4）社会心理因子，也就是旅游者对旅游地环境的认知感受和当地居民对旅游所持的态度。对生态承载力的判断应该采取“木桶原理”或者“短板原理”，依据资源空间、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的最小值来确定其值。

3、生态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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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森林生态旅游 旅游产品营销 促销 营销渠道

森林生态旅游系指以尽力降低旅游开发对森林生态环境之不利影响为前提，以旅游开发为手段，以确保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开发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的方式促使森林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并将面向公众的森林生态环保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一种商业娱乐活动。森林生态旅游产品是指森林旅游资源经营者在生态旅游理念指导下，通过开发并利用森林旅游资源，并向游客提供的森林旅游活动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的集合。

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具有综合性。按营销产品层次划分，森林生态旅游产品是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三个层次的综合体；按旅游产品功能分析，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则包含基础旅游产品、增值旅游产品等内容；按旅游产品形态分析，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则由实物形态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综合而成。二是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具有旅游资源所有权不可转移性。顾客购买传统产品后，通常拥有产品的独占权。游客在购买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后将获得特殊的生态旅游体验而非表达为实物形态的物品。旅游者购买的旅游产品不是旅游资源的所有权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旅游资源的有限使用权。三是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具有价值不可储存性。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将生产、交换和消费融为一体，游客可在指定时空条件下即时消费该产品。

制约森林生态旅游产品营销效能的关键问题

（一）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理念滞后

第一，当前森林生态旅游开发中缺乏绿色营销理念，生态环保理念在当前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开发中被漠视，致使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安全维护相背离。森林生态旅游开发具有较强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影响所在区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周边居民的常态化社会生活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杨财根，2011）。通过对森林生态旅游的绿色营销，可以在满足森林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环境责任，确保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二，当前森林生态旅游开发缺乏生态价值实现理念，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未能在实现森林生态价值与保护森林生态旅游环境方面取得有效均衡。确保森林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开发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基本前提。这要求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开发者要在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以实现森林生态资源价值与维系森林生态环境安全水平之间维系均衡。对森林生态资源管理者而言，森林生态环境安全带来的森林生态价值增值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价值需要通过适度的森林生态资源开发方可实现；但是高强度的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将导致森林生态旅游地的环境恶化，降低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进而降低森林生态旅游的价值。森林旅游景区多分布于地形地势较为复杂的山地丘陵地带，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开发过度有可能造成局部森林生态系统承受过大压力，诱发地表土层侵蚀致使水土流失，森林旅游景区局部的植被破坏，干扰森林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活动等诸多生态问题。游客在景区内生活污水排放会污染、破坏森林脆弱的水生态环境平衡；不适当的森林游客数量会造成森林旅游景区内的人文景观遭受不可修复的破坏性开发。

（二）森林生态旅游特色产品开发能力匮乏

第一，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对森林生态产品设计缺乏科学性，森林生态旅游项目规划缺乏系统性。局部地区在开发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前未深入调研，其森林旅游资源规划缺乏充分科学论证，由此导致诸多不可再生森林生态旅游资源不可挽回的损失。经营者在森林生态旅游项目方面摒弃兼顾森林旅游和生态环保的投资理念，背离森林资源现状开发缺乏特色的新景点，导致森林生态旅游项目背离区域森林旅游的总体发展规划，并造成景区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的破坏性开采。

第二，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潜在游客市场运作能力，导致森林旅游资源开发水平低。传统的森林旅游产品局限于森林观光游览，旅游产品结构单一，难以满足当代游客个性化旅游需求，致使多数游客进入景区后停留时间短，过夜游客比率低（易爱军等，2010）。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缺乏将旅游产品设计和旅游市场营销等业务外包的动力，其自身又缺乏有效的旅游产品设计和旅游市场运作能力，致使森林旅游资源难以充分转换为企业经营效益，部分生态旅游收入甚至难以弥补为此而增加的森林生态养护费用支出。

第三，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存在多头管理矛盾，各主管部门围绕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开发事业缺乏有效协调，由此导致森林生态旅游项目从审批到建设再到运营环节都存在诸多体制有待解决。以日本森林生态旅游开发为例，日本政府通过强制执行力规范森林旅游产品开发，并建立科学的开发体系和运营体系（郑群明，2011）。因此我国森林生态旅游项目亟需林业、交通、城建、旅游、税务等政府部门的通力协作、鼎力支持方可有效实施。

第四，森林生态旅游项目融资能力不足制约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实施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开发进程。传统的森林生态环保项目多由以林业部牵头的政府资金来运作，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应探索设计有效的融资机制以吸引各方资金参与森林生态旅游项目开发。

森林生态旅游产品营销效能提升策略

（一）创新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营销理念

第一，森林生态旅游的产品创新是确保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开发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前提则是确保森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旅游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游山玩水，而是将生态环保理念注入到森林旅游活动中。如森林生态旅游景点的旅店可以稀疏的散布于森林边缘地带，且建筑物的物理形态应与森林环境融为一体，实现人类在自然界痕迹与自然环境的天然融合。森林旅游产品的开发要遵循生态环保的理念，决策者应当采取对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层有序开发策略，若当前的资金与生态技术水平未能有效确保开发地的生态平衡则需暂缓开发。

第二，凸显森林生态旅游中的消费者体验特色，使森林旅游之游客在吃、住、行及游玩等各方面的旅游体验有别于传统旅游的角度来创新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现代旅游者的需求具有丰富多变、自主性强、兴趣多样化、选择个性化等特点（罗金华，2008）。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者应当强化与消费者的互动性，增强游客的亲切感。

第三，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应当重视开发以原生态文化为主题且具有深厚地方乡土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将人文价值注入到森林生态旅游活动中。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应当将森林居民特有的社会人文元素融入旅游产品中，设计出以森林生态旅游体验为轴心，以森林居民文化为载体的新型森林生态旅游产品。

（二）变革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定价策略

第一，结合森林生态旅游主题实施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弹性定价策略。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属于奢侈品消费，其需求弹性系数较大，故特定时间面向特定潜在游客群的降价措施有助于提升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的总收入。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可通过制定季节挂钩的弹性营销策略，在旅游旺季提升价格以降低旅游旺季消费者对景区的生态环保压力；在旅游淡季则可采取低价策略以吸引对价格敏感度的游客来景区游玩，提升森林生态旅游景区的资源利用率。

第二，基于生态旅游理念制定森林生态旅游的绿色定价策略。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应将投放到保护环境和节约能耗上的成本计入旅游业经营成本并纳入旅游产品价格中。森林生态旅游的绿色旅游产品应当秉持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者承担成本的原则以从源头遏制恶化环境的肇因；绿色森林生态旅游产品还应秉持受益者补偿原则，以行政力量将森林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按合理方式分解，并由从森林环境治理中获益者承担（杜娟，2010）。

第三，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可在制定森林生态旅游产品价格时引入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技术，以利于旅游产品定价贴近游客的心理价位水平。随着旅游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旅游产品的定价权逐步从旅游企业向游客转移。基于互联网的旅游市场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定价属于公共旅游信息，价格相对透明。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可据此确定其旅游产品的价格并上网，在公开、透明的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与其他同类旅游产品相互竞价以争取游客，有助于推动潜在游客快速做出购买决策。

（三）改进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促销策略

森林生态旅游形象设计要求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将森林生态环境中的森林旅游资源、管理与服务、周边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等要素集成，并从森林区域形象、森林旅游资源、森林市场感应等三个角度来设计旅游产品的促销活动方案。

良好的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形象定位可强化森林生态旅游产业链的凝聚力，塑造特色鲜明的旅游地社会形象，增强游客对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形象识别力，进而增进旅游地对客户市场的吸引力。其一，地理资源特征分析是森林生态旅游的形象定位的基础。森林生态旅游的基础性资源是森林所在地特色的地形地貌所孕育的山水风景，其形象定位要基于既有山水风景来设计。其二，人文资源特征分析是提升森林生态旅游的形象定位的动力。基于森林地域内人文资源分析的森林生态旅游的形象定位可促进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开发旅游产品增值服务。其三，整体形象定位是森林生态旅游的形象定位的实现方式。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可根据所确定的森林生态旅游形象整体定位来创作森林生态旅游活动的促销主题内容。

（四）重构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营销渠道策略

第一，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应结合森林生态旅游特点，运用促销策略组合的方式来增进森林生态旅游营销效果。其一，根据森林生态旅游细分市场的消费特征实施网络促销策略。传统旅游促销主要面向旅行社等中介机构，森林生态旅游网络促销直接客户群则是旅游市场终端的潜在游客群。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通过互联网与终端潜在游客群进行即时无缝沟通，且可将节省的传统促销活动的中间环节运营费用让渡给终端潜在游客群，从而提升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森林生态旅游的网络促销还可直接向潜在游客群收集游客个性化需求信息，并据此改进森林生态旅游的运营水平，增加游客对森林旅游景点的满意率。

第二，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可实施绿色营销渠道策略，为生态游客提供一体化全方位的绿色生态旅游产品。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通过选择信誉良好的旅游业中间商作为下游合作伙伴，促使旅游中介企业降低终端市场营销环节的碳排放水平，强化潜在游客群体对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及其品牌的绿色环保印象。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在采购原材料及产品时，可通过选择获得环保认证企业的产品或以可再生产资源为原料的企业的产品，以维护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的良好环保形象，打造贯通上下游的森林生态旅游的绿色环保品牌形象。

第三，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可采纳开拓体验旅游营销渠道的策略。传统旅游业的实施模式是游客在信誉良好的旅游中介公司的组织下完成旅游消费，这有助于游客规避对异地旅游的陌生感，降低异地旅游在找寻宾馆、交通工具及景点时的诸多不便，但亦降低了游客在陌生地旅游中获得的新鲜体验感水平。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可强化对自助游客的服务水平，以满足日益个性化的旅游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财根.城郊森林公园旅游规划导向的战略思考[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1）

2.易爱军，刘俊昌.我国森林旅游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中国林业经济，2010（3）

3.郑群明.日本森林保健旅游开发及研究进展[J].林业经济问题，20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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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白光润．生态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篇6

关键词：生态旅游 旅游经济管理 生态经济

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界发展的重点方向，引起各国政府及环境保护者的广泛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得益于经济总量的飞速发展，旅游经济产业也得到了相关政策扶持而迅速走上了规模发展的道路，然而相关伴随问题也接踵而来，全国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失衡问题愈发严峻，大量以生态旅游作为宣传噱头的旅游经济活动给景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诸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生物多样性毁坏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冲击等现象屡见不鲜。生态旅游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可以归结于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管理方面的疏忽和失误因素，人为原因使得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可维护性极其脆弱，只有科学的管理规划才可以阻止旅游生态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恶化，开展合理的生态旅游经济管理活动是维护我国旅游经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生态旅游管理的内涵诠释和基本框架

生态旅游管理是建立在自然生态学理念基础上的旅游管理系统性工程，主张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即当代人和后代人对于旅游资源享有均等的享受机会，因此，生态旅游管理要求在不破坏前人建立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条件下，为后代保护既有旅游资源，提供新的旅游景观。生态旅游的管理对象是旅游业及相关生态系统，追求可持续性维护旅游区的生物多样性、景观美学价值以及整体生态特性，从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硬件载体方面来说，生态系统为环境和生物要素在特定空间进行组合提供了基础，因此，如何将环境要素与生物要素进行有机结合控制就构成了生态旅游管理的实质。

（一）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内涵诠释

一方面，从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概念特征来看，其核心思想是鼓励人们认识和享受自然，立足满足旅游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基础，并延伸至其他衍生性需求。一般来讲，旅游者通过生态旅游活动而在地域文化知识和自然资源接触等方面增长见识，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增加了人生阅历，领悟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可以自觉地提升对生态资源加以保护的觉悟性，协调和贯彻国家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化政策，积极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唐静，2011）。

另一方面，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以建设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为己任，通过实践经验对相关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法规和政策提供咨询意见。以我国为例，生态旅游经济活动在资源开发和环境建设领域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旅游规范严重缺乏，因此，必须以旅游目的地的生态安全维护作为核心管理目标，旅游经济管理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既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时也控制环境质量的继续恶化，使得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在生态旅游活动中得以建立（郑微，2011）。

（二）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

对于生态旅游经济的基本组成框架，澳大利亚国际生态旅游研究中心学者拉尔夫-伯克利曾在基础旅游标的、管理型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以及环境知觉四个方面进行了定义（见表1），分别以旅游产业方面、替代名称、区别特征、环境问题、受影响部门、规模增长、产业构成、管理内容、管理工具以及政策选择等栏目指标作为考虑项目，进行了较为综合全面的分析（王松霈，2002）。

生态旅游经济管理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学科定义来看，生态旅游经济是生态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生物与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生态旅游经济管理应该遵循地区管理与环境容量相匹配原则、政府介入与因地制宜相协调原则、信息传播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原则、旅游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原则四个方面。

（一）地区管理与环境容量相匹配原则

这一原则的选择建立在旅游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属性基础上，相应的管理既不是单纯的企业型经营管理，也不是地方行政管理，区域发展与环境容量的匹配需要规划和协调（见表2）。一方面，生态旅游的开展会不可避免地加大景区游客流量，生物栖息环境和植被的破坏作用加强；另一方面，合理的环境容量又可以多层次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保证旅游资源的经济利用效率，因此，最佳的生态旅游管理区间是生态环境容量与地区经济效益的帕累托契合点，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一定要考虑地区环境的承载力。

（二）政府介入与因地制宜相协调原则

生态旅游经济具有多目标性和多主体性特征，政府介入地区旅游经济管理的直接好处是搭建生态旅游利益相关人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明晰旅游资源产权和使用权界限。从地方生态旅游经济效益发展的角度来讲，政府的介入以行政权力和制度力量控制了旅游资源的消耗和维护节奏，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优先性和超前性，通过一系列旅游规章和条例法规实现了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因地制宜，保证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对于生态经济增长和保护的集中性投入（李银，2011）。

（三）信息传播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对于理清生态旅游需求和旅游资源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并且长期以来形成了意见相左的三种观点，即：生态资源保护优先，游客需求次之；满足游客需求优先，资源保护次之；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与游客动态增长旅游需求之间的纳什均衡。显然，第三种生态旅游经济管理思想更适合今天旅游业的发展管理现状，因此，要正确而积极的宣传第三种管理理念，做好生态旅游经济管理原则信息的传播工作，使得信息被传播对象在理念上的得到控制和约束（赵得成，2012）。

（四）旅游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原则

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初衷是协调生物、环境、资源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的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一定不会建立在保护环境而牺牲经济的基础上，旅游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活动，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等多个方面，从产业经济学理论来说，生态旅游经济只是第三产业服务型经济模式中的一种，因此，生态旅游经济管理强调生态学原理基础和区域经济学导向下的科学景观布局，尽量的维护景区和地区生态平衡，遏制环境污染，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特性。

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发展路径

从目前我国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依据以上分析的生态旅游经济管理四项基本原则，旅游经济发展路径也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分别是互有联系的地方政府路径、可持续资源开发利用路径、旅游业区域开发规划管理路径以及培育复合型旅游经济管理人才路径（金伊华，2012），具体来说：

（一）突出地方政府在保护和发展本地生态旅游经济方面的职能作用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对于生态旅游经济的规划和相关基础性教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长期只有利润导向型的唯一目标，大量的旅游景区开始营业之前都没有进行过环境影响评估工作，为此，在下阶段的管理工作中，要加强政府的宣传教育力度，提升游客对于生态地的环境认识和保护意识，使得生态旅游经济发展要附加政策法律性约束，政府从出台游客思想和观念方面的教育政策入手，摆脱单一行为惩罚措施，加强政府和民间的对话，从战略高度和子孙后代的长远角度看待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维护的重要性（陈怀文，2011）。

（二）产业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观为实施基础

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发展要摆脱传统的单极式增长模式，以系统和整体性观点来进行经济增长的统筹谋划。在旅游业这样的服务性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不能与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共存的，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遵循生态学基本理论和规律，以一定的压力测试衡量生态系统的负载极限，预期系统内的游客及旅游组织后续开发可能性，即生态系统能否长期提供稳定服务质量、旅游资源的民族文化特色能否得以保持、环境自我恢复潜力能否保持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因地制宜和适度经济原则。

（三）构建生态旅游产业局部区域规划与整体性规划的联合发展路径

旅游产业规划的目的是对旅游行业的未来发展状态提前做出设想与统筹，使得旅游业在总体和地区规划中实现阶段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机制，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生物环境等一系列考核项目。在整体性的统筹工作中，一方面要通过合理布局设施来对旅游生态平衡进行维持，另一方面要以旅游景点所在地区和城市为依托，实现配套设施的同步发展，以此来消除生态经济增长的局限，减少旅游资源保护的盲目性。地区布局方面要以环境、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目标，配合整体性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耿松涛，2013）。

（四）培育复合型旅游经济管理人才

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最终决策制定者是人，最终执行者也是人，高素质的复合型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人才是旅游经济创新和生态保护兼顾原则实施的关键。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角度来讲，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在产品设计专业化、技术专业化、服务专业化等方面均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生态学知识、旅游学知识、管理学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四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操控和把握，因此，针对我国旅游业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和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的发展现状，建立和培育一只高素质复合型旅游经济管理人才队伍是技术经济增长支撑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唐静.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生态反思[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4）

2.赵得成.基于治沙和旅游共生的地域性旅游模式设计[J].商业时代，2012（4）

3.李银.生态旅游视域下旅游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创新[J].商业时代，2011（35）

4.郑微.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对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11（16）

5.金伊华.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2（27）

6.陈怀文.大足生态旅游经济的形成和发展[J].世界经济，2011（13）

篇7

关键词：茶叶；生态；旅游；开发

景德镇开展茶叶生态旅游开发可利用的资源可谓得天独厚，随着景德镇茶叶生态旅游开发从无到有，也日益得到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浮梁茶文化旅游节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届。但针对景德镇茶叶生态旅游开发途径，并非没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笔者提出几点浅陋的建议。

1 完善生态旅游整体规划

第一，规划中需协调个主题的利益。在生态旅游的实践中，景德镇茶文化生态旅游依托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开发，各利益主题的声音都要在生态旅游规划过程中体现出来。

第二，生态旅游规划应该服从于旅游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在生态旅游规划前应进行可行性调查，对旅游资源价值和市场潜力以及旅游开发将会造成的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专项研究，制定符合生态旅游目标的规划。

第三，加强生态旅游景区、管理部门和生态旅游研究机构的联系。建立合作机制，充分吸收生态旅游研究的成果，把大量的专家和学者纳入生态旅游发展的辅助系统，推动生态旅游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第四，生态旅游规划要与企业扶持政策相结合。当前，为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部分企业尝试将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目标。对此，政府可以采取有效的政策鼓励、扶持生态旅游企业开发项目。同时政府还可以为企业争取国际机构援助提供便利、这样，降低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成本，形成开发和保护的良好循环。

2 加强茶文化生态旅游研究

2.1 挖掘景德镇浮梁茶文化的深刻内涵

浮梁有着悠久的制茶历史，开发景德镇浮梁茶叶生态旅游，必须先要解决如何挖掘景德镇浮梁茶文化的深刻内涵，恢复这一优质品牌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景德镇地方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做了有益的探索。

第一，茶史。从茶史角度来研究茶文化的，如黄崇焘《“浮红”史考略》《漫话浮梁茶文化》对浮梁悠久的茶史、名茶以及有特色的茶俗作了论述，《严台茶叶历史与文化调查》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论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严台的茶叶历史与文化并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第二，通过茶具演变来谈茶文化的，如黄崇焘《景德镇瓷茶具》和《景德镇瓷茶具初考》分析和探讨了景德镇古今茶具品种，也提到“一瓷二茶”的特征。

第三，从研究地方志入手，程关森著《浮梁四绝》，所谓浮梁四绝，古县经典、瓷都摇篮、名茶王国、陶源仙境，就有对浮梁茶的论述。

第四，茶俗浮梁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编《浮梁民俗》探讨了浮梁民俗，对采茶歌、采茶戏等茶文化表现形式进行研究的。

第五，茶叶生态角度来研究，如蔡定益《景德镇・浮梁茶文化旅游开发论析》就景德镇浮梁二十多年来茶文化之建设及茶文化旅游之发展作了梳理论述。

但景德镇浮梁茶叶生态文化还有其深刻内涵需挖掘，用独特的文化内涵引领旅游，才能使旅游的发展充满活力，经济社会效益才更加明显。[1]将丰富的茶文化资源和鲜明的地域文化作为景德镇茶叶生态旅游特色，将成为景德镇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帮助打造景德镇“瓷都”和“茶乡”的品牌形象，带动茶、瓷业的发展方面，前景也必定十分广阔。

2.2 打造名茶和文化生态旅游品牌

景德镇把握机遇，抓住陶瓷茶具和茶叶文化打造特色生态旅游品牌。“浮梁茶文化”和“浮梁茶”品牌给浮梁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浮梁茶”品牌市场估值和市场影响力得以明显提升。

但是，人们一提起景德镇必提陶瓷，而有着悠久历史的茶叶文化完全被屏蔽了，今后还需旅游主管部门加强宣传，抓住江西省“十三五”规划中打造“四绿一红”茶叶品牌的机遇，在城市形象的对外宣传中也充分注意茶文化元素的运用，[2]提高其在全国茶叶市场上地位和知名度。

2.3 提高旅游参与性，提升茶文化生态旅游内涵

第一，茶叶生态旅游的核心是茶园生态景观，但规模还没形成，旅游者仅是象征性的接触。形成稳定开放的茶园文化景观，对于浮梁茶叶生态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3]

第二，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目前多是文人茶，如富人茶、农人茶等部分文化现象已经消失。恢复部分传统茶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参与度以及浮梁茶叶文化的推介和宣传。

第三，茶叶生态旅游的开发是不可能把当地人排除在外的。生态旅游者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环境压力，影响当地人的生活，需为他们提供替代经济来源，以尽可能的消除不利影响，这也是决定生态旅游开发成败的关键。

3 宣传与教育相结合，培育景德镇浮梁茶文化生态旅游大环境

一方面，由于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有关开发和生态旅游监管的宣传与教育，以塑造负责任的旅游者，营造良好的生态旅游大环境。

第一，根据景区总体规划和环境承载力情况，对景区进行分区，设计合理路线以引导游客分流，结合门票等经济手段，以维护景区内生态系统平衡。

第二，充分发挥景区全媒体加强旅游者环境教育，如宣传栏、演播室、旅游手册、解说以及微信公众平台系统。让旅游者明确景区生态旅游的规范。

第三，建立生态旅游景区制度，约束旅游者的行为，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培育生态旅游大环境，还需要更多的当地人真正参与到生态旅游中来。但由于生态旅游专业化程度较高，从业人员接受必要的培训就显得特别重要，对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广泛开展环保知识教育，努力让当地人接受并形成当地新文化、风俗。这是保证当地人真正参与到改善生态旅游大环境中的重要环节。

景德镇浮梁茶叶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需以茶为媒，通过茶艺、瓷韵把旅游和地方特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打造融瓷、茶叶文化、自然山水、民俗民风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大环境，进一步通过环境教育，开发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茶叶生态旅游的新途径，以促进景德镇浮梁茶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黄丽萍，王余强.景德镇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探究[J].价格月刊，2013（8）：87-90.

[2] 蔡定益.论景德镇・浮梁茶文化之建设及茶文化旅游之发展[J].农业考古，2011（5）：40-45.

篇8

关键词 生态旅游；家庭收入；倾向得分匹配；收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152-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20

生态旅游作为户外旅游快速发展的领域，自1983年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谢贝洛斯・拉斯喀瑞提出，三十多年以来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从全球来看，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每年接待游客大概80亿人，产生大约6 000亿美元的国内支出和2 500亿美元的消费者剩余，生态旅游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在中国，生态旅游每年以20%-25%的速度发展，是所有旅游产品中增长最快的。目前，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生态旅游地近3 000个，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0%。自然保护区大多位于自然景观资源最丰富地区，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事实上，不少保护区在实验区与边缘都开展了生态旅游区，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解决保护与发展矛盾冲突的重要途径。保护区周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生计选择，生态旅游的开展也成为一项积极的保护激励，成为社区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纽带。

国内外学者针对生态旅游与社区发展展开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不仅可以为周边社区带来短期的经济活动，也为社区农户提供实现长期可持续生计的机会。具体的收益包括提供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改善、获得财政补贴、传统文化的复苏，同时也为周边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提供激励。周边社区在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积极性很高，对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持有积极的态度。Stem等认为生态旅游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多样性。马奔等对森林景区周边农户生态旅游经营行为进行研究，认为生态旅游是当地社区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是生态扶贫的重要措施。段伟等发现保护区周边农户对生态旅游增加收入的认同比率最高，生态旅游产生的积极效应包括外出打工人数减少、关注环境的人增加、保护环境意识增强以及乱砍滥伐现象减少。此外，生态旅游对社区的正向扶贫效应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并被提出作为贫困社区的扶贫开发模式进行推广。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生态旅游对社区生计的正向影响提出质疑，认为生态旅游发展很可能造成保护区物价上涨，发生通货膨胀，降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苏杨认为我国目前社区参与程度较低，通过实证调查，仅有10.7%的发展生态旅游的保护区使超过50%农户从生态旅游中获得收益，而22.7%的开展旅游的保护区周边农户并未从生态旅游中收益，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被激化。当然也有少量W者认为生态旅游对周边社区农户没有经济影响，Kim等发现生态旅游对社区农户的影响随着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既有研究对生态旅游经营的收入效应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存在差异，生态旅游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同，现有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描述性统计与方程回归，并未考虑样本的异质性，而研究区域也局限于某一保护区或县市，缺乏大尺度的研究样本和更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

在新的时期，中国生态旅游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生态扶贫作为社区脱贫致富重要手段的形势下，生态旅游能否担当地区扶贫攻坚的支柱，显著改善当地社区家庭经济状况，还需进一步验证。本研究以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为例，从大样本角度实证研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同时检验现有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是否合理可行，在生态扶贫政策大力推广的背景下，如何最大化发挥生态旅游对社区生计的正向效应，从而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

1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调查，研究区域选取了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陕西省、广东省、辽宁省以及四川省。每省控制国家级保护区与省级保护区的比例为3：1。自2014年8月起，陆续展开相关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由调研员选择家庭户主进行一对一访谈，家庭其他成员补充的形式完成问卷。调研共获取问卷2 270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1914份，问卷有效率84.3%。具体调研区域与样本来源情况如表1所示。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根据调研及相关研究，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划分为经营农家乐、卖旅游商品和从事生态旅游服务等相关活动。农户家庭收入包括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人均纯收入是由农户家庭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林业收入、务工收入、个体经营收入、补贴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之和减去家庭经营性成本除以家庭总人口计算得出。人均非农收入主要包括人均务工收入、经营性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1914户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中，只有155户农户家庭参与了生态旅游经营，参与率8.10%，反映出现有保护区周边农户参与程度不高。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参与生态旅游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和非农收入都显著高于未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而且在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人口以及离镇市场远近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也反映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不是随机选择的过程，样本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

2研究方法

2.1传统线性回归

为了考察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以往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影响效应进行估计，收入方程如下：

（1）

（1）式中，lnYi为第i个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Xi为家庭i可观测到的影响人均纯收入的家庭和个人特征变量以及资源禀赋，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民族、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为村干部、自评身体状况、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人口、家庭负担比、林地面积、耕地面积、离镇市场远近以及保护区内外等；Di为家庭是否⒂肷态旅游经营，Di=1表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Di=0表示没有参与生态旅游经营；β2表示参与生态旅游的收入效应；μi为随机误差项。

2.2Heckman模型

本研究同时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由于并非所有的农户家庭都会有非农收入，在保护区周边生活着不少农户，他们以从事农林业经营为家庭唯一收入来源，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这些家庭没有非农收入，非农收入的多少不仅取决于参与非农收入的家庭劳动者的特性，也受包括未参与非农劳动的全体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如果不对此问题进行考虑，会导致非农选择方程的误差项和非农收入方程的误差项相关，为了解决这种选择性偏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来对生态旅游对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

Heckman模型涉及两个方程，即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具体到本研究，在选择方程中，采用Probit模型来估计农户家庭是否参与非农就业，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通过选择方程计算出的逆米尔斯比和是否参与生态旅游经营以及其他变量一起作为自变量，而人均非农收入作为因变量，通过OLS模型估计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具体表达式如下：

选择方程：Y*I=Ziγ+μi，如果y*i>0，则wi=1，否则wi=0

（2）

（3）

其中，XI是家庭i观测到的影响人均非农收入的自变量，lnY*i是人均非农收入的对数，ZI是外生变量的向量，决定选择方程的结果，φ是标准累积分布函数。

2.3倾向得分匹配法

保护区周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不是一个随机行为也不是随机分配的结果，而是农户根据自身家庭条件做出的选择，是自选择的结果，农户是否参与生态旅游经营不是外生变量，而是虚拟内生变量。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会产生自选择导致的偏差问题。此外，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可能是由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或其他政策特征决定的，而这些特征同时也会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产生影响，这就导致在估计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时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的行为不仅与人均纯收入以及非农收入相关，也与误差项相关。

鉴于此，本文采用国际上近年比较常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来解决这种由于自选择导致的偏差问题。其最早由Rosenbamn和Rubin于1983年提出，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将非随机数据近似随机化，即由于数据缺失在无法观测到参加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如果没有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其家庭收入，只能观测到参与后的家庭收入，据此提出使用“倾向得分”来作为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概率。一般采用Logit模型根据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特征计算出每个家庭的倾向得分，这样就可以在没有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中找到与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家庭相似的对照组，构造一个近似随机化的数据。根据Rosenbaum和Rubin（1983）的定义，处理者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4）

其中N1=∑iD。i为参与生态旅游的家庭数，∑i：Di=1表示仅对参与生态旅游的家庭进行加总，y0i表示参与生态旅游的家庭参与后的家庭收入，y0i表示参与生态旅游的家庭如果没有参加生态旅游其家庭收入。y1i是可观测的，而y0i是一个反事实的结果，需要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在未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中估算得出。其基本步骤为选择影响（y0i，y1i）和Di的相关变量xi，然后利用Logit回归模型估计农户参与生态旅游概率的倾向得分，依据概率大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通过控制如下xi的每个分量的标准化偏差：

（5）

倾向得分匹配有很多匹配方法，一般认为不存在适用一切情形的绝好方法，在实践中，一般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比较其结果，如果结果相似，则说明结果是稳健的。在此，本研究依据本身研究的特征以及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采用K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样条匹配来进行具体匹配。

3实证分析

3.1基于OLS与Heckman模型的估计结果

基于OLS模型估计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如表3所示，结果发现家庭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比未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人均纯收入高28.6%；同时户主民族、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自评身体状况、家庭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人数、家庭负担比、林地面积、离镇市场远近以及地理位置都对人均纯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逆米尔斯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了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有效性。在校正了农户家庭参与非农就业的选择性偏差后，相比于未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人均非农收入高64.2%，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此外，户主民族、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家庭劳动力人口、家庭负担比、耕地面积、离镇市场远近对家庭非农工作选择有显著影响，而户主民族、受教育程度、自评身体状况、劳动力人口、身体状况、外出打工人数、家庭负担比、耕地面积、离镇市场远近以及地理位置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3.2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

3.2.1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倾向得分匹配的第一步是估计倾向得分，选择匹配变量是关键，Heckman等认为选择无关变量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但遗漏变量会产生严重偏差。选择的变量必须同时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的行为以及家庭收入，同时选择的变量也不会因为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而受到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自评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负担比、耕地面积、林地面积、离镇市场远近、地理位置作为匹配变量，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倾向得分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参与概率高4.6%，户主受教育每增加1年，参与概率提高0.5%，担任村干部的户主相比其他农户参与概率高3.7%，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参与概率减少0.1%。

3.2.2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表5给出了三种匹配方法对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收入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在家庭人均纯收入方面，使用K近邻匹配法得到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0.186，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使用半径匹配法和样条匹配法得到ATT分别为0.210和0.213，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无论是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还是显著性，三种匹配方法的结果相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果的稳定性，同时说明在消除了参与生态旅游的家庭以及未参与生态旅游家庭可观测异质性导致的显性偏差后，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其如果未参与生态旅游经营人均纯收入高20%左右。相比于OLS估计结果，收入效应减少了8%左右，说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没有考虑有选择性偏差，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处理效应。在人均非农收入方面，使用K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样条匹配估计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500，0.457和0.471，且三者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三种匹配方法的平均处理效应值和显著性水平都类似，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同时表明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比其如果未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家庭人均非农收入高47%左右，比Heckman模型的估计结果低17%左右，虽然两种方法修正的不同的选择性偏差，估计的收入效应也不同类，严格意义上结果不具可比性，但两种方法的结果都表明在修正了选择性偏差后，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非农收入有较高比例的显著正向效应。此外，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一定会有非农收入，而拥有非农收入的家庭则不一定会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这表明Heckman修正的选择偏差范围更广，在估计生态旅游经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时还存在一定的家庭异质性，而倾向得分匹配的选择性偏差修正更加精确，结果也更准确。

3.2.3匹配的平衡性检验

为了保证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质量，需要对三种匹配方法做平衡性检验，以检验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存在系统差别，结果如表6所示。匹配后，Pseudo R2的值都很小，几乎为零，似然比检验在匹配前在1%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而匹配后都未被拒绝，标准偏差均值与中位数都大幅下降，除样条匹配估计人均非农收入的B值大于25%，其余B值都小于25%，由此可见，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基本消除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可观测变量显性偏差，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可靠。

3.2.4匹配的稳健性分析

尽管本研究通过倾向匹配来控制选择偏差，但是只能基于被观测或被测量的协变量进行调整，因此因为未被测量的协变量而导致的选择偏差依然是个问题，在此，采用Rosenbaum边界方法分析如果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估计结果是否发生显著性差异，进一步检验匹配结果的稳健性。Gamma值为1表示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概率是一样的，通过赋予Gamma不同的值，Rosenbaum边界估计给出了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显著性水平上限、显著性水平下限、HL估计上限、HL估计下限、置信区间上限以及置信区间下限。如果Gamma值增加很小的比例，导致统计推论与假定研究不会有隐藏偏差的情况下的统计推论极为不同，那么结果就不是稳健的，意味着基于可观测异质性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是不合理的。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和非农收入的Rosenbaum边界估计结果如表7和表8所示。可以看出，即使由于未被观测的协变量导致参与可能性的差异有2倍以上，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影响仍然为正向的，显著性水平也在1%以下，5%显著性水平的置信区间也都大于0。同时表明，即使由于未被观测的协变量导致参与可能性的差异有2倍以上，也不会改变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也在1%以下，5%显著性水平的置信区间也都大于0。此外，三种匹配方法的估计值差不大，综合来看，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家庭收入的处理效应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4结论与讨论

4.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传统线性回归、He&man两阶段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分别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传统线性回归、Heckman模型还是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结果都显示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非农收入都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产生显著影响。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在估计家庭参与生态旅游对人均纯收入影响时，没有考虑选择性偏差，高估了参与生态旅游的收入效应，而倾向得分匹配在考虑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家庭存在异质性的背景下，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比如果未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家庭人均纯收入高20%左右，比OLS估计结果低8%左右。而Heckman模型尽管修正了农户参与非农经营的选择性偏差，但并未考虑到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异质性，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的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效应为47%左右，比Heckman估计结果低17%左右。同时，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检验与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方法基本消除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可观测变量显性偏差，不可观测变量的异质性，也不会导致估计结果发生显著性差异。

4.2讨论

篇9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现状；可持续发展；对策

农业生态旅游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历经持续发展进而扩展到世界多个国家。农业生态旅游以绿色、环保为经营发展理念，借助于农业生产，将农业与旅游景观有效融合，既达到了旅游业的休闲娱乐目的，又实现了旅游业发展的低碳环保目标。因此，世界各国纷纷推行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存在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针对面临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农业生态旅游含义与特征

农业生态旅游是农业资源、自然生态环境与旅游相结合的产物，随着世界农业生态旅游业的飞速推进，发展中国家纷纷抓住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契机，通过农业生态旅游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笔者就农业生态旅游的含义、特征以及意义分析如下。

1．1农业生态旅游的含义

农业生态旅游是以农村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生态农业资源为基础，以农村生态文化为指导，以低碳环保为目的，以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规划原则，通过对农业资源的合理布局整合和科学规划设计，将旅游业与生态农业发展有效地融合而产生的一种集旅游、休闲、体验民风民俗、健康环保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新形式［1］。由于该旅游形式贴近自然，灵活多样，便于实施推广，日益受到游客的青睐，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农业生态旅游景区，发展中国家更是通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推动国家旅游业的发展。

1．2农业生态旅游的特征

1．2．1环境保护有效性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接踵而至的环境危机日益升级，环境保护问题现已上升为国际热点话题。在旅游业发展方面，通过转变传统模式为农业生态模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生态农业的生态优势，进行环境保护科学布局，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从而有效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1．2．2农业生态依托性农业生态旅游突显出生态农业对旅游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旅游业以生态农业作为发展契机，对农业生态资源进行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把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新型生态农业技术及成果，通过展示逐步形成新型农业生态旅游。可见，农业生态旅游以农业生态作为支撑点，对农业生态的依赖性很强。

1．2．3乡村文化融合性由于乡村文化能展现不同地域特异的民风民俗，能显现当地保留的历史文化资源，能激发人们参与的热情，因而致使乡村文化成为农业生态旅游的一大亮点。在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中，乡村文化通过对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融合，让游客感受到农业生态景观与特异乡村文化融合之美，为游客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审美享受，提升了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品位。

1．2．4活动形式趣味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在生态农业旅游的活动形式设计上加入了趣味性的设计理念，如在景区设计建成特色农产品种植实践园及采摘园，建立农耕活动基地，开展科技农业展示及民俗文化欣赏活动等，通过多彩趣味的活动形式为游客带来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乐趣与享受［2］。

1．3农业生态旅游的意义

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利于合理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减少因农业生产对土地资源造成的污染，实现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缓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3］；有利于慎重地传承地域传统文化，保持自然文化的完整性，实现旅游与文化的和谐融合；有利于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增强城乡交流的频率，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全面协调农业生态旅游的功能价值，解决农业发展中的难题，实现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

在20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并通过旅游业带动了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已经日渐成熟，其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及特点构建了适合国家发展的农业生态旅游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1政府扶持模式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生态旅游的不断开发，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积极给予其经济与政策上的支持，对农业生态旅游进行全面的调控及管理，进而建立了政府扶持模式。构建该模式的典型代表为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巴厘岛由于自然风光秀美，气候宜人，故于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其规划为国家最重要的农业生态旅游景区［4］。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向世界银行贷款注资建设巴厘岛农业生态旅游，在巴厘岛规划并建设完备的旅游配套设施，开发多样的农业生态旅游项目，延长农业旅游土地的租赁期限，改善农业生态旅游的投资环境，利用低息贷款、减免相关税收以及降低营运费用等方式鼓励投资者开发巴厘岛农业生态旅游业。由于政府的强力扶持，巴厘岛的农业生态旅游发展日趋完善，观光游客与日俱增。

2．2居民参与模式

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面积大、农业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众多等特点，政府鼓励农民通过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增加收入，进而提升农村的文化素质及经济效益。以中国广西平乐县瑶族乡居民参与模式为例，政府在该模式的构建中起着引导、支持及保障作用［5］。居民作为该模式的实践主体，合理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积极从事旅游设施建设，充分参与旅游方案规划决策，全力解决旅游引发的疑难问题，有效进行旅游基础知识及技能培训，强化资源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开展居民参与模式的农业生态旅游，中国广西平乐县瑶族乡现已成功脱贫致富。

2．3旅游环保模式

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科技力量不足等原因，在发展农业生态旅游时选择以低碳环保作为发展方向，从而构建农业生态旅游环保模式［6］。如墨西哥的坎昆岛，该岛风光旖旎且植被丰富，在农业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通过全面把握优势资源开发，合理选取人性化环保旅游设施配置，积极实施旅游生态保护项目规划。规划设置旅游项目充分渗透环保理念，在旅游活动形式及内容的设置上贴近生活，贴近自然。旅游环境简单而质朴，吸引了大量向往自然，释放压力的游客，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旅游境界。同时墨西哥的坎昆通过构建旅游环保模式带来了旅游业的巨大商机。

2．4民俗节庆模式

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特色的民族风情及传统节日，部分发展中国家以民族节庆为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契机，通过将农业生态环境、文化与民族传统节日相融合，达到吸引游客前往观光旅游的目的。如越南老街省沙巴县大坪乡，其为多民族聚居地，具有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汇集丰富的民俗节庆特色［7］。在发展农业生态旅游方面，把握民族各异的风俗节庆契机，融合丰厚的农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民族特色风情的配套设施，开发民族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形式，打造富有强大引力的旅游项目，推进地域特色旅游商品流通，深化旅游产业的稳健发展。

3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世界各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农业生态旅游备受旅游爱好者的青睐，发展中国家积极抓住这一经济发展契机，大力发展本国的农业生态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问题，对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正视这些存在的问题尤其重要。笔者就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3．1政府认识缺乏，管理缺失

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农业生态旅游的支持力度上强弱不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未意识到农业生态旅游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刚果、利比亚等部分非洲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在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中，管理职责不清，宏观调控缺失，监管力度缺乏，导致农业生态旅游失去活力。可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缺失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2资源开发盲目，意识模糊

随着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盲目扩大农业生态旅游的规模，如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其大力开发农业用地，加大耕地上的娱乐设施建造力度，忽视资源优势，未进行科学规划，盲目开发无优势的耕地，导致耕地面积急速减少，旅游业发展不尽如人意，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未实现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3环境污染严重，整治不力

目前，部分发展中国家旅游经济发展迅猛，产生的环境污染现象也日益严重，典型代表如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巴厘岛虽然农业生态旅游发展飞速，然而由于旅游开发者规划设计思虑不全，未建立合理的环境污染防治计划［8］，对产生的污染性废弃物随意排放，规划建立配套设施欠缺环保意识，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多重污染，严重影响游客游览观光的心情，阻碍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4服务质量欠妥，服务理念欠缺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生态旅游时，大部分是放任其在市场竞争中自主发展的，政府往往疏于管理，导致旅游服务质量降低，如中国的部分农业生态旅游景点旅游服务质量不佳，表现为在旅游发展中服务理念欠缺，不注重旅游区从业人员服务意识的提升，使得旅游区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从业人员临时上岗，缺乏规范的培训与管理，导致应对旅游区游客的突发状况及污染景区行为无合适可行的解决办法，不能有效地引导服务游客，致使游客对旅游产生负面情绪，因此不利于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5形式特色不明，吸引力有限

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内容以及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相似倾向，致使农业生态旅游引力缺失，如马来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农业休闲度假村，其表现为地域及文化特色突显不足［9］，旅游活动形式较单调，旅游趣味性缺乏，导致游客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吸引力有限。形式特色不鲜明的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4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因此，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些许帮助。

4．1政府发挥调控职能，强化管理意识

当今社会，世界各国都将旅游业作为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是依然存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生态旅游支持力度欠缺，忽视对农业生态旅游的监管，导致农业生态旅游在市场竞争中出现发展混乱以及停滞不前等现象。因此，要实现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在政策利导上，制定促进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法律政策，发挥法律政策的引导保护作用；在资金扶持上，政府要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旅游接待服务的资金投入，加强旅游交通建设的资金扶持，扶持旅游企业吸引外资投入；在活动宣传上，政府利用对外大型活动加大本国农业生态旅游的宣传，以农业生态旅游作为活动宣传主题，从而提高国外游客参与度；在监管职责上，明确监管职责任务，划清监管职责范围，培养监管科学意识，提升监管者的综合素质，从而给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强有力的支持。

4．2资源开发因地制宜，提升配置高度

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合理开发是农业生态旅游顺利发展的关键条件之一，然而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了拓宽本国农业生态旅游的范围，盲目地大肆开采农业耕地用于建设旅游设施，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及环境破坏。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上，充分合理地进行资源开发异常重要。在资源环境选择上，要立足实际情况，考察自然条件，思量环境劣势，谨慎开发选择；在景区规划设计上，要合理规划项目，突显农业优势，降低耕地浪费，保持生态和谐［10］；在客源市场吸引上，要实现交通便利，旅游发展条件优越，经济承载轻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适宜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合适的旅游形式，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只有通过因地制宜地开发资源，才能实现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3景区加强环保规划，加大整治力度

发展中国家的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是发展农业生态旅游的重点任务，生态环境如果保护力度不够，景区污染现象整治力度不足，将直接影响农业生态旅游的稳健运行，因此，加强景区的环保规划及整治力度刻不容缓。在景区设计上，要扩大保护区域范围，实际规划合理缓冲带，营造健康环保的景区安全系统；在景区交通规划上，要修建景区生态小路，倡导徒步观光赏景，控制交通工具流量；在污染整治上，要控制工业污染排放，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农业污染物排放，加快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实现景区废弃物集中处理，加强景区配套设施的完善；在水源保护上，保护自然水源环境，规划景区绿化工程，保持地表水源通道完整，防止地下水源污染。通过对农业生态旅游景区的环保规划及整治，为农业生态旅游注入新的生命力，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4．4员工强化管理培训，增强从业素质

当今世界农业生态旅游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然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管理及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意识薄弱，解决问题技巧欠缺等现象。可见，只有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才能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及服务意识，才能确保农业生态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11］。在培训类别上，可实施统一与专业培训相结合，对全体员工开展全员培训，提升全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服务意识，增强问题处理技巧，对于管理人员开展专业培训，提升管理理念，提高管理素养，增强管理艺术；在培训形式上，可采取集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就旅游基础知识与服务基本意识等进行集中培训；对于专业性理论与专业服务艺术行为等，进行分散培训；在培训内容上，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组合，对于具体的服务要求及价值体现进行理论学习，对于抽象的问题处理艺术及技巧可通过实践操作培训；在培训考核上，要体现理论考试与实际评比相统一，对员工培训效果予以科学合理的分析及奖惩。培训是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必须坚持实施的任务，只有正视并合理开展培训，才能实现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推进。

4．5地域特色充分显现，提高景区吸引力

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可通过地域特色的发掘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得以实现，突显地域特色可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旅游设施可结合地方特色进行建设，旅游形式可融合民族风格进行规划，旅游内容可突显独特农业景观进行讲解。随着农业生态旅游的开发，旅游产品作为旅游的辅助产业应运而生，在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上要结合地域特色，在设计上彰显地域文化内涵，突出环保性、艺术性、实用性、品牌及便于携带等特点，从而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农业生态旅游带来生机，促进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建萍．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2］李长荣．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3］袁京平．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M］．北京：中国商贸出版社，2003．

［4］郑铁．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5］方士明．国际旅游信息系统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6］曾坤生．生态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J］．改革与战略，1997（4）：15－16．

［7］彭希喜．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国际市场，1998，18（3）：38－40．

［8］佟敏．浅谈国外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J］．美中经济评论，2005，40（3）：51－52．

［9］张蓓，万俊毅，文晓巍．国外农业旅游的模式比较与经验借鉴［J］．农业经济问题，2011（5）：102－103．

［10］慧．国外都市农业发展经验研究［J］．世界农业，2012（4）：23－24．

篇10

【关键词】旅游展演 民俗生态旅游 文化保护

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WwW.133229.CoM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立瑜.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