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评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经济评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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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体化 学科性公司 模式

随着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建立一种良好的组织平台，以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以及大学学科建设新模式的组建。学科性公司制旨在实现教育、科技、经济三位一体，循环发展，是一种创新性组织制度。

1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1.1 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将日趋成为经济的中心

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知识成为经济最基本的资源和最核心的要素。知识的中心化直接推动与之密切相关的教育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如果说知识、信息是新经济时代的核心， 那么高等教育无疑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高等院校也因此被推向社会、经济的中心。

1.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生产发展中的第一要素。与传统经济形态不同的是，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为核心， 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的经济。事实也证明， 高新科技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据美国《商业周刊》调查， 知识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增至33%，是房地产业的两倍以上， 更把汽车业远远抛在后面。在，高新技术产业也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据《2004年上半年信息产业经济运行》表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经济发达的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的增幅分别高达97.7％、70.7％、34.2％。

1.3 经济需求直接推动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人类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需求， 但最基本的还是经济需求。正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迫切需要，才使科技从象牙塔走向经济领域和生产过程之中。如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求水平和力度更引导和推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不断实现着科技由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可以说， 经济需求不仅制约着科技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而且引导着科技的方式和方向。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Ⅰ·马奎斯教授对500 多项技术创新的抽样调查分析，3/4的创新成果是市场需求拉动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所有科研成果都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只有那些有市场需求、科技含量高的成果才会有巨大的市场竞争力。那些不顾经济需求， 为技术而技术、为论文而论文的成果恐怕只能束之高阁直至被淘汰。

1.4 教育、科技和经济三位一体，循环发展

教育、科技和经济之间原本就有着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是在过去，由于知识、信息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中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它们必须依赖资源、资本等起着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因而三者内在的互动关系没有达到一体化的理想高度，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信息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开始摆脱资本、资源的依赖地位，开始独立发挥主导作用，这一点对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极为重要。

21 世纪，既是经济的世纪，更是教育和科技的世纪，教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经济的振兴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其中任何一个已不再是另外两者的外生变量，而是互为内在动力。教育、科技、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正日益呈现教育———科技———经济发展一体化趋势。进入以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新的世纪，大学人才培养、科学、创新创业的一体化就成为发展的必然。

2 学科性公司制是一种创新性组织制度

2.1 学科性公司制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科性公司的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科性公司是依托学校学科优势，以科技成果为核心技术作价入股创建的科技型企业，学科性公司的法人代表必须为学校在编人员或是学校拥有股份的公司；二是学科性公司必须依托学科，发挥学科优势，将科技成果产品化，以开发和经营本学科相关技术产品为主要业务。

学科性公司制是基于高校的学科优势，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有效地开展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并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和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教育科技新体制。

学科性公司制所形成的科技型企业（即学科性公司）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一方面，学科性公司依托学科而产生，与学科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科的发展为学科性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前沿性科技成果和创新性人才；另一方面，学科性公司的发展又为学科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和适应市场需求的项目来源，加速创新性科技成果的产出，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2）产权明晰。学校行政管理与关系合理以股份制组建的学科性公司，要求其具有企业制度的全部属性，必须产权明晰。股东是企业财产的最终所有者，享有股东的主权；董事会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拥有法人资产的所有权，行使法人财产权；企业经营者受董事会委托行使具体的经营权。这样在股份制企业内部，股权、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明确清晰，它们既分离又统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这种制衡机制促使企业自我加压、转换机制，又能使政企分开，理顺学校行政管理与企业的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

（3）入股，保障科技人员和学校（学科）的权益。学科性公司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科技成果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入股，并作为产权要素参与分配，即：为学科性公司提供创新思想的科技人员和学校（学科）均在公司持有无形资产股份。学校持股所获权益全部用于支持学科，形成学科性公司与学科的良性互动；科技人员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2.2 学科性公司制的创新性组织制度

学科性公司制是立足于现代公司制基本，基于、科技、一体化战略，对创新组织重构后的一种制度安排。学科性公司制创建了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科技管理新模式、突出知识产出和人才培养功能的企业法人组织新模式以及自主发展的大学学科建设组织新模式。

（1）科技管理新模式———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学科性公司制旨在实现教育、科技、经济三位一体，循环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科技，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产业化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高校科技体制和管理模式必须顺应环境变化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学科性公司制就是当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推动学科发展的有效科技管理新模式。

由于缺乏资金、场所等中试条件， 学校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难以继续扩大研究规模而被迫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不少成果延误了发展和转化时间。“学科性公司制”通过资金的注入和学校与企业、社会合作方式与场所的拓展， 为学校研究成果的中试、扩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使学校的科技成果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为学校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支撑。此外，“学科性公司制”按照企业化、市场化机制运作， 为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学科性公司科技开发的运作过程中，首先是因为有市场需求，才有面向这一需求的研究，因而研究成果一旦成熟，会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市场针对性而得到转化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大大提高。

（2）企业法人组织新模式———突出知识产出和人才培养功能。学科性公司制突破以往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组织模式，突出了知识产出和学科建设的功能。前面说过，学科性公司依托学科建立，它的发展又为学科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和适应市场需求的项目来源，加速创新性科技成果的产出，在两者良性循环发展过程中实现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学科性公司制提供了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向学生传授一定的基本理论知识，但这不是它唯一的职能。高等学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使学生有效地驾驭并灵活地运用知识。学科性公司恰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实践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场所。一般而言公司会吸收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参与项目的开发和研究，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课堂里难以学到的知识，提高了实践能力，极大地培养人才对社会的适应性。

（3）大学学科建设组织新模式———突破以往单一由政府主导的或社会资助的大学（学科）发展模式。学科性公司必须依托学科，发挥学科优势，将科技成果产品化，以开发和经营本学科相关技术产品为主要业务。反过来，学科性公司的发展又为学校（学科）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和适应市场需求的项目来源，使学科获得自主发展的动力，突破以往单一由政府主导或由社会资助的大学（学科）发展模式。

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高等学校也置身于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也有一个求生存求发展的。特别是办现代大学耗资巨大，政府拨款已不能满足学校的需求。这种严峻的形势迫使学校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寻求支持。学科性公司制模式下，学校（学科）通过无形资产入股所获权益全部用于支持学科发展，为学校（学科）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使其获得自主发展的动力。因此可以说不断面向市场，完善学科性公司制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及其职能拓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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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红燕，周亚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份制模式的意义、问题及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 策，2001(1)

2 周亚庆，许为民. 科技成果转化的股份制模式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9)

3 李正荣，罗英姿，唐新孝. 中南大学“学科性公司制”的探索和实践 [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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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评价数据 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7-0111-02

举办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是各高校较为常见的青年教师培养方式和举措，旨在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培养优秀青年教师教学楷模，促进青年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能力，强化教书育人理念。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2012、2013年连续两次举办了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参赛选手由各学院选拔，分文科、理工、综合三类，由教务处、督导室、人事处负责组成三个专家组评审。两届的评审方式不同，第一届52名参赛选手以集中教学演示20分钟的方式决出名次；第二届52名参赛选手以评委随堂听课评审方式决出名次。最终两届均有24名青年教师分获一、二、三等奖。

笔者对两届参赛选手的历年教学评价数据进行了分析。旨在对竞赛方式、竞赛效果，特别是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是否能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做出确定性结论。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对青年教师教学成长有一定效果

我们对第一届参赛选手近5年的教师综合测评结果进行分析（见表1）

由表1 可见，在竞赛当学年，无论获奖选手还是未获奖选手，获评年度教学优秀数明显高于参赛前和参赛后。表明，举办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对青年教师教学成长有应激效果。但后续效果却表现不一致，获奖选手赛后2年获得的教学优秀数多于赛前2年，平均高20%。未获奖选手赛后2年获得的教学优秀平均数与赛前2年平均数相同。

这一结论也可由学生评教结果印证（见表2）。由表2可见，无论学生评A 数还是综合评价数，参赛学期明显高于参赛前和参赛后各学期的平均数。显示举办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对青年教师教学成长确有应激效果，后续效果并不明显。这提示我们，如果举办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不采取后续培养措施，对青年教师的教学成长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竞赛评审方式对竞赛结果影响较小

我们对两届获奖选手的历年学生评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我们将两届获奖选手2010年以来的每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分析，无论获奖选手的评A数还是综合平均数比较，两届的趋势都一样，以参赛学期数值最大。参赛前或参赛后各学期平均数变小。表明竞赛评审方式对竞赛结果影响很小。

三、第一届选手的总体质量明显优于第二届选手

由表2还可看到，第一届选手的评A 数和综合平均数明显优于第二届选手。这意味着第一届选手的总体质量明显优于第二届选手。这一结果也可由表3显示。

由表3可见，按可比的4年度教学优秀获得数据，第一届参赛选手相比第二届参赛选手，获得每年度教学优秀数都多且获得比例平均高38%。换句话说，第二届教学竞赛的获奖选手获奖等级的含金量低。

两届获奖选手的平均年龄基本一样，分别为34.7岁和34.8岁。职称情况差异也不大，第一届获奖选手13位具有副高职称，11位具有中级职称；第二届获奖选手11位具有副高职称，13位具有中级职称。为什么竞赛结果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深入研究发现，第一届52名比赛选手的选拔是各学院优中选优，目的即为“拼”比赛。第二届选手的选拔则是将前一年选手屏蔽（只有一位选手再次参加），另选优中之优来参赛。部分院系的调研表明，组织第二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时，第一届参赛选手不愿意再次参赛。这一结果给我们3方面的启示：一是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不宜连年举办；二是参赛选手的选拔办法需要优化，起码上一届获得二等奖及以下选手应继续参加下一届的教学竞赛，提升竞赛的激烈程度，以决出真正意义的一等奖选手，发挥教学竞赛的作用；三是教学竞赛要有优惠的激励机制，足以吸引青年教师积极投入比赛。

四、两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均无学生参与评价是严重缺陷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第一位任务，开展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目的是为人才培养提供优质教师资源。然而，前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选手选拔过程和竞赛评价过程均无学生参与，不能不令人遗憾。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对含金量较高的第一届教学竞赛获奖选手的赛前赛中及赛后学生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表4）。

由表4可见，总体而言，获奖选手的赛后学生评价好于赛前学生评价，表明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对培养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有促进作用。但从获奖类别看，综合类获奖选手的获奖等级与学生评价落差较大，显示单靠几个专家评审，存在失真现象，没有把真正优秀的教师选。这一结果提示我们，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不仅选拔环节应该把学生历年评价作为考虑因素，在竞赛环节也应纳入学生评价，学生的评分结果与专家评分结果各占一定比例，从而使获奖选手的含金量更高。

五、有关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相关建议

1.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不应连年举办，应隔年或隔2年举办1次。

2.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应采取集中教学演示方式

随堂评审方式并未提高评审效果，也未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成长，但组织难度和评审人员投入太大。教师反映也不好，竞赛时，5～7名评委进入课堂，对老师有压力，对听课的学生也有影响，故不宜再使用。

3.竞赛选手应有资格审查

除年龄标准外，参赛前2～4个学期的学生评价不低于B+应作为入门条件。数据表明，前两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均有两成学生评价为B-及以下选手参赛， 他们的竞赛效果并不好，浪费学校的竞赛资源。

4.竞赛评分应纳入学生的全员课堂教学效果评价

在举行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时，应通过学生教学信息员同步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教学效果测评，测评结果评分与集中演示的专家评分各占50%，以促使⑷教师不能为赛而赛，而应为提高教学效果参赛。

5.明确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激励机制

获得一等奖的教师，给予连续3年获得教学优秀待遇，以后各学年只要学生评价达到B+及以上，认定为校教学优秀。同时，给予一定的奖励金。二、三等奖获奖选手只给予一定的奖励金，但可参与下一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6.建立竞赛及获奖选手的后续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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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原理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教育原理”是教育类各专业最基础的课程，它的课程内容一方面由其学科的体系及其在教育学科系统中的地位决定，另一方面其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也应根据专业的不同有不同的侧重。

1 “教育原理”学科的性质及功能

要明确“教育原理”的课程内容，首先要明确这门学科本身有何特点，在教育科学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承担何种学科任务和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分辩它与教育其他分支学科的不同，定位好这门课程，进而确立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1 “教育原理”的学科性质

教育原理，即教育的原理。原理“通常指科学的某一领域或部门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①方展画认为“教育原理应该是有关教育的一般性规律的知识体系， 对教育之一般性规律的揭示与认识成果， 教育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即教育理论知识体系中的推论性知识系统， 这类知识发挥着对教育实践的预测、导向乃至科学调控等功能。”②刘晓琴认为教育原理“可以理解为关于教育人类这一培养或者影响人后代的社会活动的道理和规律。教育原理是人们关于培养或者影响人的基本观念， 基本思想学问， 是人类对教育知识的认识， 教育实践， 教育经验的分析和综合所得出逻辑结论， 也是指导人们开展有效教育活动的基本理论。”③冯建军认为“教育原理就是要揭示教育中一般问题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可以作为其他特殊规律的基础。”④由这些对“教育原理”的界定性描述，可以明确“教育原理”的学科性质。“教育原理”是对教育活动一般规律的研究，它是研究教育中最一般性问题的科学。

1.2 “教育原理”的学科功能

“教育原理”作为研究教育中最一般问题、总结教育活动最一般规律的学科，在整个教育学科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功能。“教育原理”总结的教育活动的一般规律，对于教育学其他分支学科具有指导功能；另外，“教育原理”的理论对于教育实践也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1）基础功能。“教育原理”是对教育最原则、最基本的一般规律概括和总结的理论，与其它子学科、边缘学科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教育原理“弥补了各门学科从各自的角度看待教育现象和问题、其视角不完整的缺陷， 为教育科学体系其它学科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教育原理’在教育科学体系中居于理论基础地位，它应是构建整个教育科学体系的核心。”⑤

（2）指导功能。一方面，“教育原理”是教育学中理论层次较高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对教育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在教育科学体系中有其难以取代的地位和功能。对于其他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的教育边缘学科，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以及教育学的子学科，教学论、学校管理学等，“教育原理”能从更高的理论高度为其提供普遍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原理”作为教育学一般理论，对于教育实践中的具体教育活动，具有理论指导功能。

2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特点和学生特点

2.1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特点

（1）培养目标。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置是从硕士研究生层次开始的，其培养目标最初是“培养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管理工作者”。⑥此专业是以教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三个学科为基础的交叉专业，它是“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现象、行为和规律”。⑦此专业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教育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的关系，用管理理论分析教育系统的运行机制，改革教育的管理体制，提高教育的资源配置，揭示现代经济发展中教育与经济管理的运行规律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效益的变化。”⑧

（2）培养定位。近年来，对于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生的培养定位仍然有很多的困惑。高校对于教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生培养普遍走理论型的道路，而有些学者认为此专业的未来发展将偏向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原因是他们认为“随着近年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硕士研究生已经不同于精英化教育阶段，研究生教育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博士生教育阶段，社会各部门对毕业生教育层次的要求也逐步上移。从实际情况来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多数到高校做基层管理工作，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数较少。这就决定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必须适时修正和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⑨这种应然分析是合理的，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这样的现实需要：“就目前而言，我国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依然应该双元化：培养少部分研究生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作准备，可称之为学术型研究生；大部分培养成具有一定理论知识且有较强工作能力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可称之为应用型研究生。”⑩并且，不管是何种学科，不论是更偏向于理论型，还是更偏向于应用型，其理论基础都是不可忽视的，否则就不称其为一个学科。

因而，作为教育理论中最基础的理论――“教育原理”，在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的基础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的教学，既要能够让学生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思考，也要能够让学生有意识有机会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思考教育及其管理中的现实问题。

2.2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特点

（1）本科背景的多样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尚未在本科阶段开设，加上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本身又具有交叉性的特点，此专业研究生本科背景的多样性是尤为突出的。有很多非教育专业本科背景的学生，他们的教育学科知识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对于学习“教育原理”这门课来说，绝大部分同学都是初次接触，或者即使有接触，也是比较浅层次的。因此，“教育原理”的教学可以说是将他们引入教育经济与管理领域的最基础的一门课，其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功能更为突出。

（2）以思考能力的培养为主。另一方面，研究生层次的学生，有了更广的知识面和更高水平的理解能力。相比本科层次，研究生需要的是一种对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的引导，而不是简单的、浅层次的知识传授。

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教育原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选取，既要普及教育的一般性原理，又要有利于启发学生作更深更广的思考。

3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育原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探讨

3.1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育原理”的教学内容

“教育原理”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其稳定的学科基本结构和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对于“教育原理”这门学科，很多学者界定了它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比如“教育原理”与“教育概论”，“教育原理”与“教学哲学”的区别等。对“教育原理”的内容也有不少探讨，如冯建军指出“‘教育原理’的主要内容是：教育目的、教育本质、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制度、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教师与学生、教育的历史演进。”

对于特定的专业，特定的教师和学生群体，一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确定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教材和参考阅读书目的选择，其次是教学内容的精选。教材和参考阅读书目一般选择经典的书目，“教育原理”经典的教材有如陈桂生的《教育原理》、袁振国的《教育原理》等，经典阅读著作还有《理想国》、《民主主义与教育》、《爱弥尔》、《教育漫画》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学生的自主阅读书目，也可以作为教师授课的内容。

狭义的教学，即课堂教学是教学最主要的方式，课堂授课内容的精选对于学生课外的自主学习具有启发式的作用。本专业“教育原理”采取教育普遍原理、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作为授课内容的主脉络，是可取的。这样选择授课内容，既能够发挥“教育原理”基础性和指导，也适应本层次学生的知识面的需要和理解能力水平。

3.2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育原理”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学效果的影响直接因素。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育原理”课程教学中，不仅要考虑到“教育原理”的学科特点，更要考虑此阶段学生的学习特点――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要更广泛地涉猎书籍，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要有自己创新性的成果。

（1）对话式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教育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学科，理论只有被深入全面地理解，才能熟练恰当地运用于指导实践上。“弗莱雷坚持认为，‘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沟通，就不会有真正的教育。’” 例如，笔者所上“教育原理”课上，老师总是以谦虚、平等的姿态跟大家共同探讨某个问题、某个理论，学生们踊跃地各抒己见，各种观点都能被耐心倾听和适当总结。表面上，大家都只是在争相辩驳，发表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事实上，每一个观点的出现，都是一次认真思考和清晰表达过程的呈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无形中更加明晰了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在许多次的对话过程中，学生养成了积极思考的良好习惯。

（2）提问式教学。课堂讲授、讨论以及课堂报告中，教师还要善于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和求解问题，培养研究生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对学生每次的报告都应十分耐心倾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没有报告清楚的关键问题。以提问的形式让学生解答，有必要时要求课后查阅资料作补充报告。这其实就是一种引导，引导学生对问题的探索和求解。笔者就曾在报告后两次补充查阅了达特茅斯法案，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次是意外地发现这竟是自己事前不久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遇到的没懂的问题；第二次是发现自己了解了，却了解得不够全面。这也体现了一个教师的治学态度和素养，如果没有这么认真的教师，我想我与达特茅斯法案相遇两次，也依旧不知其确切为何物。更重要的是，有过这样一次经历以后，笔者对于治学的认真和严谨也有了新的体会。

（3）联系教育实践的教学。正如奥古斯丁理解的，教学是对经验的唤起。教育是与学生息息相关的事，到了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自己受过的教育已经十分丰富，这都是与“教育原理”研究的问题紧密相关的。“教育原理”是对教育的一般性问题的研究理论，这些问题就存在学生所体验过的教育实际中。因而，理论联系实际，将“教育原理”的知识与学生的经验相结合，学生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和思考，也更便于其将来将自己所学知识运用于教育教学或管理实践中。不论是讲授、讨论、还是报告，教师都应该时刻提醒和鼓励学生联系自身、学校的实际，用理论来分析实践。

（4）把握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学不仅是课堂教学的时间，课前到课后每一个环节都十分重要。首先，要有好的课堂效果，教师在上课之前都要有精心的备课，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思考，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设计。其次，研究生的学习是一种自主性和创造性程度更高的活动，教师的“导师”形象更为突出。正如布伯主张的，“导师”应当对于学生的“自发和创造进行评论和指导” 课后教师要督促学生认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好论文，以及对论文耐心评阅，引导学生的阅读和创作。

注释

①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818.

② 方展画.关于“ 教育原理” 的一种新诊释[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1）：1-7.

③ 刘晓琴.教育原理和教育学原理的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26（2）：96-97.

④ 冯建军.关于“教育原理”的学科称谓与内容现状的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27（4）：1-5.

⑤ 雷顺利，张辉华.确立“ 教育原理” 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地位的几个问题[J].理工高教研究，2002.21（2）：82-83.

⑥ 郭欣，任增元.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困境与出路[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4）：49-53.

⑦ 姜海洋.论教育经济与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J].经济论坛，2011（7）：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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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 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Theory

YAN Jian'guo

(Hu'nan Zhuzhou Industrial School, Zhuzhou, Hu'nan 412008)

Abstract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oday's society the two based on the existence between the two closely linked.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same time, the national education level is also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promote each other, complement each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wa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human capital theory; education; economy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我们已经步入“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当今社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知识、人才和科技的竞争，而这三者的获得都是依靠教育的发展来提供，因此，教育的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基础由旧的结构向新的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过程。它具有全面大规模的物质技术更新、集中大量的投资、惯性的突破以及动荡的可能性等几个方面的特点。正因为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各国都较为重视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在投资上还是在政策保障上，都给予大力的扶持。

1 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的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态势。正是由于在20世纪中期，在实际的经济运算中，发现了人力资本的存在，才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从而更加注重用来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的工具――教育。

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沃尔什在《人力资本观》中最早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随着《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等著作的发表，人力资本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作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舒尔茨、丹尼森和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以及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人力资本，指的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他指出，增加对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智力水平，从而增强人力资本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作用。丹尼森认为，正规教育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其中的3/5在起作用。他指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除了正规教育之外，还有先天因素以及后天的锻炼和培养，比如工作经验，就是通过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学习获得的。而贝克尔同样认为培训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产生积极的效用。通过认识以上三个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看出，无论哪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个人或者对于单位来说，都是有所裨益和收获的，应该得到鼓励和提倡。而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工具和渠道的教育，在促进劳动者质量和素质提高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积累特有的人力资本价值。

经济的发展，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而教育的发展又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制约和决定着教育的发展状况。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和经济的发展领域存在着广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2 教育对经济产生的作用

（1）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素质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当今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各个国家都在抢占人才资源。通过教育，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和劳动技能都会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通过教育，劳动者可以认识到团结的力量和合作的重要性，在生产过程中就会更加注重分工协作，从而同样可以提高效率。

（2）教育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从而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直接造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就业、户籍等问题，通常状况下，农村劳动力人口缺乏系统的机能培训，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就业竞争力相对低下。然而，随着近些年国家开始重视对这些人群的机动培训，开展较为对口的、系统的、专业的培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能力，从而提升了他们的职业竞争力，为城镇化的发展输送了合格的劳动力资源。同样，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是日益严峻，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应以市场为导向，合理设置满足市场需求的专业。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一些新兴的行业和专业的出现，这就要求教育应该合理安排教学，从而最终合理优化配置这些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3）教育能够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一个领导职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他所做决策的质量和科学性，也就是说直接影响着决策的执行效果和产生的效益。通过教育和相关的培训，可以提高管理者某些方面的能力。比如，如今很多的大公司，都会聘请专门的高级培训师对一些高层管理者进行针对性的培训，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管理者能够具备一定的能力来应对和解决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果一个决策在制定、执行的过程中发生偏差，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教育能够提高经济效益。

（4）教育能够促进高科技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当今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高科技的竞争日趋激烈，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国越来越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太空航天技术、还是海洋探测技术或者高端武器的研制技术，都折射出高科技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培养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不断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人类的文明成果，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3 经济对教育产生的作用

3.1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的发展，想要完成任何事情都是困难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我国很早就喊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口号，为了大力发展教育，我国投入了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和推广、“两免一补”政策的实行、“绿色通道”的开通以及国家“奖、贷助”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发展，这些都是以我国近些年来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为基础和前提的。正是因为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才能有力量来不断加大投入，确保教育的重要地位。在《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再次强调了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反之，如果不尊重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教育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3.2经济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历史时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对教育的要求也是狭窄的。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更加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当时政治体制的制约，劳动者只需要掌握简单的机能就能得到生存，就能满足需要，或者更多的是通过生产实践的劳动所得。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是，经济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决定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要求。科技的进步，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出现了大量的远程教育和网络，这些都是取决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3.3经济决定着教育的发展程度

在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教育的发展也相应落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推广、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无论是在发展规模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我国的教育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也在进一步加大，教育的基础建设设施也在不断完善，教育的整体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完成规定年限的教育，此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家庭收入的增加，同样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发展规模。

4 促进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国家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虽然我国的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从而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经济还是不足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因此，用在教育事业上的费用也是有限的。正是因为教育具有外溢性，基于成本分担理论，职业教育经费应该由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因此，应该不断扩大教育经费筹资渠道，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

（2）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育评估。我国目前的整体教育质量出现了下滑的趋势，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入学门槛相应降低，更多的学生和家长选择到普高以求到高校深造。这对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是很大的冲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生源质量的下降。同时，由于某些职业学校的盲目扩招和设置专业，造成教师资源的不足和教育经费的紧张，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质量危机。应该加强对职业院校教育质量的评估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示范校的申报，通过专门的评估部门、社会和家长对其进行认可及社会效益，作为学校获得国家财政拨款的依据。

（3）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学校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场所，是学生进行知识获取和能力培养的地方，是学生进入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而在实际生活中，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现象经常发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才，更是危害今后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因此，我们更应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来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2.

[2]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1.

[3]刘志民.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篇5

关键词：大学城；区域经济；发展前景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和供给主要部门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发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举。但经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融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最大功能和核心价值。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专业结构如果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适应，则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就会相互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适应，则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力资本的专业转换成本，从而产生资源浪费。

大学城的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学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们的发展重点必然不同，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样，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扩建和多个大学的综合建成的大学城他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

发挥集聚功能，汇集高素质人才，吸引优势高校入城发展。大学城不仅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应吸纳国内甚至国外名校的加盟。发挥大学城的辐射功能，满足地方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学城除了常规性的高等学历教育外，还可利用园区内师资和教育场所的共享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续教育；也可借助城内的办学条件和潜在的培训市场，吸纳各类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技术、技能认证机构到城区内设立或联合开设分支机构。各类培训机构在城区及附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和学术交流，将加速中心城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中心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学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联动效应和城区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进了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建的大学城一般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在大学城内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比在老校区上建设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园的人文景观使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园区内整合、升华，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园区内就学的学生，培养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边地区的人群来参观，如果做得足够出色的话，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体。

现如今对于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由于阐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内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趋势[1]，沿海地区展开教育资源竞争，以带动人才战略、技术升级和产业换代及文化发展。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北京地区高教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以及高教向边缘发展，向沿海发展，向企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趋势。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远距离校区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交通及通讯事业发展的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则认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所一直关注的学术命题[2]，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实践命题。我国的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需要从再造共生单元、创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个环节着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动。

刘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互动程度不高，表现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方面[3]。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提供环境保障；高等院校应主动出击，发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作用；企业应积极配合，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在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通过对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从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现状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紧随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大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大学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让长三角地区大学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如何将长三角地区的教育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等问题，进而提出高长三角地区大学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以达到区域经济与长三角大学共赢发展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吴志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首都教育为视角的考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0）.

[2]宋宏，程雁雷，夏焰.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J）.学界，2008，（02）.

篇6

关键词：教育成本特征 教育收益特征 潜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04-02

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产业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我国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代的改革使得教育作为一项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逐渐被推向市场，出现了由“公益事业”（Public good）向“私益事业”（Private good）的转化，市场化改革模糊了教育的基础理念。这一变化是给“使用者”即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向教育付费的更大压力。截至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虽为正值，但仍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有学者认为，收益的非货币化与劳动力的非市场化乃是造成中国教育收益低下的主要诱因。

教育收益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及知识经济的萌芽，收入的提高部分被用来度量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乃至社会的收益。人们越来越多的以经济学的角度看待教育问题，自然而然的其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讲，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率反应出该项投资的优劣，进而为个人或政府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提供有力的参考。

1 教育投入的种类呈现的趋同性特征

知识积淀是一种可以受用终身的无形财富，这种“软实力”成为很多求学者一跃龙门、跻身上层社会的必备条件。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冲击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观念基础，其所带来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也打破了原本平衡稳定的社会结构。求稳、不愿冒险是国人的基本心态，这一方面反映在成功的经验被模仿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也限缩了国人使用教育资源的路径。

人们在面对教育投资的抉择问题时，自身相关的经验的匮乏以及外界各类因素的鱼龙混杂，加重了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从而相互盲目模仿，导致了对教育极为相似的投资决策。

2 教育投入的程度呈现的地域性特征

从社会总体上看，人们在对教育的投资问题上存在着趋同性的决策倾向，但在文化习俗、政策制度、社会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下，不同的地域之间也凸显了各自的特色。接受调查问卷的受访者多数来自于中国的东部城镇地区，经研究发现，高达85%的受访者（城镇占77%）表示个人的家庭都较为重视对其教育的投入，并对产出存有较高的期望，但并不太重视两者实际上是否成正相关。也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大于市场经历对收入的影响，这也恰好解释了国人更倾向于继续接受教育，而非过早参加工作的现象。

为了更加具体的了解教育投入的地域性特征，我们选取了两组个案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做研究之前，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在图1中，我们选取了四个个案，分别是来自中国东部、西部的处于相似消费水平的两个家庭和分别来自中国东部地区城镇、农村的处于相近消费水平的两个家庭。（见图1）

从图1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在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上，四个个案对教育投入的趋势都是随着求学者受教育阶段的提升而不断上升的。由图1可以看出，在受教育的各个阶段中，教育投入分别为东部高于西部和城镇高于农村，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也都随着其受教育阶段的不断升高而明显拉大。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佐证这一理论假设，如陈晓宇教授对教育的私人内部收益率方面做了分地区的调研，其采用的样本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故而其权威性有所保障。

3 教育投入呈现的代际性特征

从现实生活看来，教育收益存在两个范畴，即一是产生满足现时期的家庭精神生活或者个人心理需求的效用，此属“消费”范畴，二是被期望在未来某个时期对家庭或个人产生精神或者物质的效用，此属“投资”范畴。相较而言，“投资”的比重会占的更大一些，因为人们可以从对教育的投入中，获取预期的收益。如：（1）获得选择机会增量，包括获取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以及进入更高层次社会生活领域的机会；（2）增加安全保障，主要是集中在就业保障和工作的安全性上；（3）提升生活质量，包括与身份挂钩的可能享有的福利待遇；（4）世代传递效应，即有利于形成优良的“书香门第”的传统。主要是指，父母受教育的增量与孩子受教育的增量的正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与学历成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高学历或者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父母通常会要求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种类的教育以及对子女的课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对于“文盲”的定义已经从“不识字”演变成了“低学历”。而随之所带来一系列的竞争压力，也让在“减负”政策下的学子们负担越来越重。为了让子女能够在未来残酷的社会竞争中站稳脚跟，成为“丛林法则”的优胜者，父母们在为子女的成长“加餐”上煞费苦心，不仅仅是课业的精益求精，近年来业余爱好也竟成了为子女增加竞争实力的筹码。

图2中，对于课业的“加餐”现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代际的差别，“其他”一项中包含了各种才艺的培养。由图2中“正规教育”一项80后与90后之间差异可以推断，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情况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教育成本的相应随之增加。然而，我们在“特殊辅导；其他”两项中可以明显看出代际之间的差异要明显大于“正规教育”一项中，说明人们在提升自身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水平的基础上合理增加并利用了学校之外稀缺资源占有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教育投入增加的影响因素除生活水平外还应该有现代社会人才竞争的加剧和个体自身能力之间差异性的缩小。

4 教育投入呈现的过剩性特征

教育投入不单是金钱成本，还可以细化为时间成本、情感成本等。以英语教育为例，完整地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的英语学习时间总量为：小学1～2年+初中4年+高中3年+大学4年+硕士1年+博士1年=14～15年，而学生花在课后学习英语的时间肯定远远多余这个时间界定。

在调研的过程中，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学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很多实用的技能多半是参加工作后学到的。这也反映了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学校教育与实际的工作生活存在脱节。多数高校组织学生实习，但这因为时间过短、形式单一、过程仓促而流于形式，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对问题有所缓解。

为了能够具体直观的呈现部分教育过剩性的现象，我们在本科生群体中对“是否参见过才艺培训以及现在还有多少记忆”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样本容量为100份。我们可以得出大半以上的人参加过不同种类的才艺培训，但仍然留有记忆的却占不到1/5。在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能力”不再是智力知识考试的本事，它包含了知识转换、社会适应能力乃至经济支持的能力。

5 教育收益的社会导向性特征

教育收益在职业选择上存在定向性的特征，在被调查的100位本科生中，79%的受访者在专业选择方面有自己明显的偏好，但经深入研究发现，这其中有超过50%的受访者是受其家庭或者媒体炒作的影响来最终确立自己的专业偏好和将来的职业定位，其中高校教师、律师法官、企业白领以及科研人员仍旧是角逐的热门。

教育经济学反映教育收益水平最常用的是明瑟收益率（Mincerian rate of return），其含义是：在相同工作年限条件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就业者收入比未接受该年教育的就业者的收入的变化率。陈晓宇教授曾对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年的全国统计数据利用明瑟收益率函数进行分析，估算当年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不难看出，2000年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教育的收益率达到13%，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当前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具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优势，这一结果有助于更好的解释我国高等教育社会需求持续旺盛的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成为我国家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具有较高竞争性的非公有经济单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的提升和整个社会就业中竞争机制的逐步引入，劳动力的收入逐渐回归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理论假设和框架才能得以体现，教育的收益也随之提高。

6 教育收益的多元性特征

教育收益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我们在对本科生的调查中发现，有70%的受访者能够很好学会独立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但我们也发现，能够照顾家人的受访者仅占到23%。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心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完善，但是单一的学校教育模式也使得每个人不能够选择接受适合自己成长规律的教育模式。教育也存在高昂的情感成本，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并没有完全贯穿于现今的教育模式之中。

7 教育收益的社会性特征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T.W.Schultz）认为：学校可以看作是生产学历的厂家，教育机构则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工业部门。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科恩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工人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还带来较高的收入，它包括下面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社会成员通过受教育获得的读写能力是获取信息的必要手段，而信息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是市场竞争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存在前提。科学知识和教育的普及可为社会引入一种发明创新的风气，对于社会和科技进步十分重要。很多经济学家还把教育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即称全社会共同受益（Socialin General）。

参考文献

[1] 韩锋.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社会背景和理论依据[J].东岳论丛，2000（3）：91-94.

[2] 陈晓宇，陈良，夏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65-72.

[3] 赖得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1998（5）：43-45.

篇7

关键词：劳动价值 制度价值 本质 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26-03

科技发展史清晰地展现了经济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主要原因。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属于制度因素，时间序列的社会制度因素（或者叫制度因素的发展程度）是导致经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变革的内生变量。社会经济制度的存续性（或称生命力）与社会全体居民推选出的制度管理与监督执行机构的执行者（政府公务员）执政水平紧密关联。这是关于国家职能的真正要义所在。因此，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性，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至关重要。

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

深入研究中西方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劳动价值论本质是关于经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及其分配的社会经济历史理论。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丰富与拓展，因此，单纯地把劳动这一概念置于历史范畴，把价值这一概念置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去解析，都不能客观全面地诠释劳动价值。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一切商品交易活动都是以国家垄断发行的法定货币为媒介与结算工具，这其实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规则。为什么要制定这种制度规则？原因就在于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性。

1.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时期的价值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商主义把贵金属视为社会财富的唯一财富形式，把贵金属货币积累等同于财富增加，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政府政策目标的唯一价值取向。早期重农主义者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推理出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经济规律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进而推理出了“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于是后期重农主义学派在边沁的“利己主义”哲学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论证遵循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能够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最终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但是，它却忽视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一致时政府制度协调的作用――制度价值。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的劳动价值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由威廉・配第创立，到亚当・斯密集大成，最终又由大卫・李嘉图解体。原因在于所有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者，在研究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都没有严格遵循劳动价值论是关于经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及分配的社会经济历史理论逻辑路径。因此，都不能严格遵循一般逻辑构图“劳动价值价格”：旨在确立生成规定上的对象运动的连续性假说。

虽然马克思以他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石，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及其市场经济活动，并且明确指出了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价值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但是，马克思在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后，与大卫・李嘉图在发现“两个不对等”矛盾后一样，都没有继续朝着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路径去架构理论体系，没有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国家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抽象、概括、上升为“制度价值”这一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因此，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视角看，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英国前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因其所处历史时代的认知能力和阶级立场的局限性，都存在理论上的短视。

二、制度价值概论

1.制度价值内涵。制度价值论（institution theory of value）的本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由于经济社会与农业生产的自然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样，它同样存在着人为秩序：这种人为秩序表现为经济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在任何经济社会，经济主体的生产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经济规律；否则，就会违背经济规律，并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国家的政府职能管理部门有必要据此制定、颁布一套科学的经济制度，一切经济活动主体都必须遵守这一经济制度。这样经济社会整体就能免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国内学者徐晋（2014）首次明确界定了制度价值论内涵。他指出制度是价值的源泉，劳动是价值的手段。制度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前提，制度价值决定劳动价值。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社会价值空间的构建。制度确定商品交易规则，赋予商品交换机制，创造稀缺序列和稀缺范式。因此，制度价值论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本源与核心内容。

2.货币发行权垄断与制度价值衍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扩散效应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由此导致了商品交易种类、数量剧增；显然，贵金属（黄金与白银）货币的供应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商品交易数量的要求。于是，以贵金属货币作为交易工具的交易规则就必须改写。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最终找到了其替代品：纸币。只要在国家法制前提下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规则，由社会全体成员认可的、经济社会最权威的国家货币管理机构――中央银行来管理印制发行纸币，就可以真正解决以往经济生活中的两大难题“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但是，货币发行权由国家垄断后，在如何有效监督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另一难题：国家在营运部分公共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时，如何保证其管理执行者不徇私利？因为纸币发行与银行信贷资本扩张过程中都会产生铸币税与类铸币税的问题，这实际上就会涉及到货币价值尺度的恒定问题，于是最初的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由此而生。如果说贵金属货币年代，一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只是体现在监督贵金属铸造时的纯度与重量上，制度价值还不那么明显。那么纸币产生后，在信用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制度价值就十分凸显，并由此进入人类经济生活的视野中，它与市场经济活动如影随形。

3.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与制度价值理论缺失。要解决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这两大矛盾，并且架构的经济理论能够指导社会生产实践，就必须合理扬弃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采用一套全新的逻辑分析方法，重构经济理论体系。仔细分析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假设前提与逻辑路径，可以发现，他深刻意识到了大卫・李嘉图指出的的两大矛盾。他发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所有权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其他种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力图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用它解决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和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学界称其为“两个不对等”）的两大矛盾。在对“两个不对等”的矛盾分析中，他指出，虽然社会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产阶级有表象上的人身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最终金融寡头的出现，形成了实质意义上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职能与执政党最初的良好治国理政纲领不可能实施，并且开始异化：上层建筑被少数资本所有权利益集团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政府不能公平、公正地履行其法律职责与义务――公平、合理地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据此，马克思指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才能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获得等量价值”。

4.制度价值理论萌芽与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变革。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路径上看，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因“两个不对等”矛盾在大卫・李嘉图那里解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能否顺利发展进行论证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于其基本经济制度：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如果要解决李嘉图指出的“两个不对等”矛盾和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产权制度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或革命。从国外早期关于制度价值论的文献看，大卫・李嘉图与马克思两人的上述观点，实质上表明了制度价值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之时就已经开始萌芽。

新古典经济学对以劳动与资本这两类主要生产要素架构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从动态的制度价值理论结构上进行创新。因此，在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经典教科书――马歇尔（1890）的《经济学原理》中，制度价值只是零散地见于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等文献中，并且没有体现制度价值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架构中的应有地位。在1936年凯恩斯《通论》问世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因为制度价值的重要性未被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类经济主体充分认知并达成共识，于是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对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约束不力；所以，市场经济运行中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不良现象。

诚然，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税收、财政预算支出、适量公有资本（包括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公私混合资本营运就是对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演化出的收益权、处置权（包括分配权）的调适。只要法制健全、监督到位，市场经济社会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合理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这一关乎民生、民权、民主的首要问题。从这一逻辑轨迹推断：大卫・李嘉图与马克思二者是一致的，都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完全的私人资本产权制度进行革命，只是马克思比大卫・李嘉图更加旗帜鲜明，更加立场坚定。

三、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辩证关系

1.制度确定商品交易规则，赋予商品交换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及其资本收益权、资本处置权（分配权），在政府金融财税、收入分配制度价值监管无效时，特别是企业工资协商制度（法律制度）监管无效时，科技进步导致的社会分工体系下，劳动者共同劳动所形成的劳动产品在市场成功交换后，以货币计量值表示的企业产品的销售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与政府税收后的净利润（严格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在雇主与雇员（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自然就不可能实现公平。这时等量劳动就当然不可能获得等量价值（劳动报酬即工资）。这具体表现在同一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工作时（社会分工），获得的工资不同，同一企业不同工作岗位（企业内分工）不同工人的工资不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超量发行、信贷资本无限扩张、股票市场大股东高价套现的金融制度会使经济过于“繁荣”。如果政府宏观财政金融制度监管无效，就必定会导致经济社会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会导致经济社会的货币价值尺度发生改变，这实质上在无形中改变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规则。从数理上可以严格证明：货币贬值，价值尺度发生改变时，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其经济效应不同，从而等量资本就自然不可能获得等量利润。

同时，由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公式k×y=v×p×m可以推知，它最终必定会改变劳动产品的名义市场价值量。在这种“内生的货币机制”中，政府凭借其货币发行垄断权、商业银行凭借其货币特许经营权、政府专营的国有资本企业凭借其与商业银行之间凸显的利益相关者优势可以悄然获得“铸币税财政收入与亚铸币税信贷资本利息收入”。这些制度价值实际上已经在全面、深入地影响着经济社会以货币计量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劳动价值论不能解决的“两个不对等”矛盾，在制度价值论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2.制度价值决定劳动价值。从国家的起源与职能看，代表经济社会全体居民利益的政府只有通过税收、财政预算支出、适量公有资本（全社会居民共同或公共所有资本）的运营来不断调节全社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努力实现公平、合理地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国家的职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据此，可以认为制度价值最终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社会的金融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对GDP与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上。

再仔细考量凯恩斯（1936）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政府必须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主张：非挤出效应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国民收入与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最终必然增加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这就可以使经济社会走出萧条，迈向复苏；反之，就可以抑制经济过热。这正是制度价值之所在！可以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界，凯恩斯是自大卫・李嘉图、马克思之后，从宏观视角论述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的第一人，正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界对制度价值的不断强化，才使得人类可以自如地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二者密不可分。

（基金项目：课题立项编号：YKJ-2014-3-10，广东省教育厅重点项目；GDJY-2014-D-a001，广东教育科学研究院重点项目。）

参考文献：

[1] 马良.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观点的比较[J]经济研究导刊，2008（1）

[2] 薛立国.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基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J].商业经济，2015

[3] 汤在新.价值论的革命变革――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J].经济评论，2005

[4] 陈振羽.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斯密价值论的评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5] 徐德云.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几点认识[J].财贸研究.2002

[6] 王强.劳动价值论论战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2009

[7] 汪思远.《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现实意义[J].经营管理者，2009

[8] 邓承月.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价值学说之比较[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

[9] 阮仁慧.重农学派在农业为基础思想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学习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评价，经济研究，1980

[10] 汪斌，董S.从古典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与当代产业集群演进[J]学术月刊，2005（2）29-36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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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从深层次来看这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都是密切相关的，受各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掌握高新科学技术的高校毕业生的分配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革。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包统分”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毕业生要遵守优胜劣汰的法则，就业压力增大。因而，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沿革是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引发的历史根源。

一、社会环境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1.社会就业形势总体紧张

从当前就业大环境来看，一是大学毕业生人数迅猛增加，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据教育部门统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2007年为70.9%，2008年到8月份，估计实现实际就业是70%, 可能还没有这么高。二是人才供需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目前我国农村还剩余1.2亿低素质劳动力，到201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供应总量为4000万人, 而需求总量6000万人。预计到2010年，第二产业人才缺口数字最大将达到1220万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人才缺口预计在325万人。三是不同地区、学校和单位就业很不平衡从地区来看，东部吸纳了全部高校毕业生的61.3%，中西部只能为当地毕业的大学生提供28.9%的就业岗位。就学校来说，211工程学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88%，非211工程为59%，高职和专科院校是43%。[1]从用人单位来看，非公有制用人单位己成为接收高校毕业生的主体，民营企业、个体户加上外商和中外合资企业共占了70%左右。

2.用人单位择才观念存在误区

目前我国企业使用的技术和设备已达到发达国家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水平，但管理方面只是发达国家 20 世纪 20 年代水平。现阶段，我国存在一种现象，越是小企业不注重培养和储备人才。而外企，特别是 500 强企业愿意选择大学生进入企业，进行从头培养。还有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对学历、毕业院校、性别、身高、相貌、婚姻状况、户籍等做出要求，这样就把许多高校毕业生拒之门外。甚至有个别单位面试时会问及求职者的血型、生肖、星座等，并以此作为是否录用求职者的参考标准[2]。高校毕业生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处于不利地位。

3.社会舆论导向的误导

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个体，他的选择会受到社会环境和舆论的影响。社会舆论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和感染性[3]。高校毕业生就业，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毕业生宁愿不就业也不降低标准，甚至有的高校毕业生为了保全面子而欺骗父母和亲朋好友艰难地漂在大城市，却不愿屈尊在中小城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见，社会舆论影响对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有重要作用。

二、我国高校教育制度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1.我国高校大幅度扩招

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始于1999年。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拉动了一定的内需、满足了家长和学生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为国家未来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人才，有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高校扩招后严峻的毕业生就业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人才浪费、社会不稳定以及其它一系列相关问题。从2001年到2008年，高校扩招的年平均发展速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2.我国高校专业结构设置

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其中一个方面表现为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我国当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一些新兴的行业对于专业人才需求迫切，而我国的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却相对滞后，无法充分满足这类市场需求；同时一些长线专业的设置和扩招却导致大量毕业生供大于求、无业可就。因而进一步加强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将有利于缓解我国高校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

3.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工作

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起步较晚，各高校都还处于学习探索阶段。不同院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在方式方法上各有特色，但都不同程度地对毕业生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高校普遍都设立了就业指导中心，配备了一支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指导、咨询、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就业指导队伍。工作内容一般包括为毕业生收集并招聘信息、组织校园招聘会、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心理辅导等。一方面，学校的招聘信息和组织的招聘会可以帮助一部分学生在校期间签约；另一方面，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设立使毕业班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可以在学校找到归属感。

三、高校毕业生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是一个含糊而且内涵宽泛的概念，不仅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家庭所在地、种族、民族等是家庭背景的组成部分，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户籍和家庭出身等也曾是判断家庭背景的重要依据。家庭背景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通过一下几个重要因素进行。

1.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就业的影响

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起于基础教育阶段。因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就越多，子女接受的基础教育越好，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大。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就越多，越有利于子女的就业。即使在大学毕业之际，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影响许多毕业生选择是否继续求学以获得更高学历的重要因素[4]。

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就业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就业一般来讲，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等方面的能力越强，获得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并间接地影响子女学业和就业的能力也会越强[5]。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博士也认为，父母学历高、职业好，会让子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更有利，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3.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对子女就业的影响

中国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在高校毕业生求职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往往依托于家庭关系背景，一般情况下，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则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甚至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四、毕业生自身因素对就业的影响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虽然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毕业生自身因素却是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就业或就业层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1.高校毕业生对职业和自己的认知

当前，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为了在职场争得一席之地而盲目就业。由于我国在职业生涯辅导这一领域几乎空白，多数高校毕业生在真正参加工作之前对自身及各种职业缺少正确的认识，因而在择业时就显得盲从，导致择业失败或从业后职业稳定性差 [6]。例如有些高校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不适合从事该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要重新择业，而有的人因为就业形势严峻而不得不继续从事不适合自己的职业，这样一方面会影响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影响毕业生择业的因素首先是个人发展空间，其次为薪金福利和工作地点。公司规模／名气、专业对口、单位性质以及工作稳定不是影响毕业生择业的主要因素。

2.高校毕业生的个人能力对就业的影响

在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大环境下，个人能力是关系到毕业生能否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们也要服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著名教育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上，仅仅会读书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的生存、学习和就业能力，与他毕业后能不能就业有密切的联系。”找工作容易与否往往还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个人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实际上，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要求包括多种能力，如：专业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自我表达能力、外语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开拓创新能力等等。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本问主要从社会、高校、家庭、个人四个角度分析，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高校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家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们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

参考文献：

[1]Holzer H.Search Method Use of Unemployed Youth.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8,6(1):1-20.

[2]贾文华.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探讨[J].成人教育,2006(04):46-47.

[3]邹松建.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5:17.

[4]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3):59,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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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　个人投资　收益率　回收期　风险

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扩招力度的不断加大，个人（家庭）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投资行为，高等教育固然有其适当的收益回报性，但同其他物力资本投资一样，个人针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同样具有风险性及一些不确定性，对此，我们需要对此投资行为进行认真分析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心理分析

2007年高考刚过，国家的计划招生数已达567万，还有很多没能考上大学的人在想尽办法通过网络或者自考等方式接受高等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投资。为什么会这样？除了目前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个人创业渠道仍然不够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环境不稳定等外部原因之外，“唯有读书高”、“掌握一门技能”、“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观念及父母望子成龙等内在动因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教育不仅仅是消费行为，相反，人们自觉花费教育投资为的是获得这样一种生产性积累：这种积累包含于人体之中，将来能提供各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将来的收入，将来的经营能力，家庭活动的能力以及满足消费的能力。因此，教育这种人口质量投资应当看作人力资本投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人们投资教育能获得回报，因为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这种能力既能优化资源配置，又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因此，企业愿意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年龄收入曲线（如图1所示）对个人投资心理进行理论说明：年龄收入曲线说明一个受教育者可以提高他的生产技能，从而增加产出与收入，增加的收入就是他的投资收益。正如图中所示，受教育越多，年龄收入曲线越高，反之越低；文盲虽然在年龄很小时就挣得收入，但起始收入很低，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获得最初收入的年龄则会不断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决策分析的基本依据

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取得未来更多的工资等收入。对于个人来说，在确定高等教育投资目标、合适的投资方向后（如学校专业等），应确定最佳投资方案。因此，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支付的费用、时间、就业机会以及未来收益，经过权衡比较，决定是继续上学还是立即就业。本文主要运用成本收益、内部收益率及投资回收期来分析理性的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其中高等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是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理论的核心，并且已成为高等教育投资者制定科学决策的理论依据。高等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法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是对一个人因增加其接受高等教育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因此需要在确定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确定内部收益率。

1、高等教育个人现值成本与现值收益分析

在投资高等教育时，成本支出和预期收益的比较与把握，是研究个人内部收益率的理论基点。为此，假设某一级教育第t年的直接成本为C1t，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所需支付的学费、书刊费、住宿费等；间接成本为C2t，主要指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放弃就业所得收入；教育年限为n；贴现率为r。则接受高等教育个人现值总成本为

而高等教育个人现值总收益是预期收益进行贴现回归的结果，假定某一级教育引起的第T年教育收益为BT，贴现率为R，收益年限或工作年限为m。则接受高等教育个人现值总收益为

需要指出的是，在计算BT数值时，BT并不是个人第T年的总收入，而是个人因受某一级教育而多增加的税后收入。即

BT=高等教育个人税后年纯收入－高中教育个人税后年纯收入

据中华英才网的一次薪资调查数据显示，学历高一档次，年薪高1万元左右。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进行高等教育投资，以达到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获得人力资本收益的目的。对此，我们可以依据工资报酬流曲线，对成本和收益予以说明（如图2所示）。不难看出，工资报酬流A开始出现得很快，但却不可能上升得太高，这是在目前知识经济时代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报酬流。工资报酬流B开始是负收入，还经历了一段比报酬流A更低的时期，但最终会超过A，这就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工资报酬流。

2、高等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分析

当高等教育个人现值总成本等于高等教育个人现值总收益时，即净现值为零时，可以寻找到投资的损益平衡点，求得高等教育个人内部收益率。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的个人内部收益率IRR可用数学迭代法求得。在实证分析中，我国已有许多学者及机构对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了测量。如北京大学的学者采用1996年的数据，计算了高中、中专、大专和大本的各级教育内部收益率分别为5.47%、6.91%、4.48%和5.23%。又考虑转移支付等对收益的影响以及用不同的α系数(收入的增加归功于所受教育的程度)，得到高等教育的内部收益率（如表1所示）。

由此表可以看出，90年代末期，我国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水平就已与国际水平相差不大；高等教育收益率大于初等教育收益率，个人教育收益率是递增的；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但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也应当考虑到，个体在专业、学校等选择上的不同，因社会对人才需求不同，收益率也不会完全相同。此外，内部收益率作为一种相对性评价指标，需要参照基准收益率作比较分析。目前，对高等教育投资基准收益率的确定，不如工业、建筑业、房地产等物力资本投资领域那样精确化。由于个人预期收益率难以准确量化，通常我们可利用一些无风险或低风险利率作为基准收益率的确定指标，如银行利率、国债利率或是低风险的基金利率等；或者将各种低风险利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一定的权重，加权得其均值后作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基准收益率，以此作为内部收益率的比较参数，当内部收益率IRR>i(基准收益率)时为合理投资。另外，在估算基准收益率时，也应综合考虑资金成本、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投资风险及通货膨胀等因素，以便较为精确的确定基准收益率。

3、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回收期分析

投资回收期（PBP）以投资回收速度作为投资方案的取舍标准，因为投资就存在风险，时间越长，风险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投资回收期可以作为一种度量风险的工具，即投资回收越快，蒙受损失的可能越小。虽然其不考虑回收期以后的赢利情况，但对于那些期待尽早收回资金、或对风险较大但又缺乏预测能力的个人投资来说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如对于研究生课程班或自费留学等形式的个人高等教育投资。通常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动态的投资回收期是投资方案净现金流量累计为零的时间，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F为累计净现金流量，i为市场利率，m为累计净现金流量现值开始出现正值的年份。计算投资回收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影响投资人的积极性，在教育费用各阶段差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各阶段受教育者收入差距越大，则教育投资回收期越短，此时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高等教育投资。以武汉地区为例，根据调查，目前武汉地区高中毕业生（含中专生）的月平均工资约1200元，医疗、养老保险等其他福利费约300元，假设年可剩余存款约7000元，则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机会成本为28000元。为简便计算，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直接成本只考虑学费、生活费、书刊费与住宿费，大约为12000元，则父母对孩子大学四年的投资总费用为48000元。可见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总投资费用约为76000元。目前，武汉地区大学毕业生月平均收入接近2000元。假设年可剩余存款为10000元，以长期储蓄年利率2.25%，依据（1+i）-n复利现值系数通过计算得到贴现系数，则所计算大学投资总费用的投资回收期为9年（如表2所示）。

再考虑到年轻人结婚、购房、买车等重要支出，投资回收期将更长，可见接受高等教育后所增加收入的多少是尽快回收资金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目前国家不断增加大学生的录取比率，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从精英教育转变成大众化教育，面对巨大的竞争，就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此外，对于学校、专业、受教育形式的选择、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及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等原因，均使得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加大。因此，在风险较大的一些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领域进行高投入性支出时，需要认真分析，慎重决策。

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分析

要全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必须考虑不确定的因素，因此风险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通常，根据可规避程度，风险可划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指由于某些因素给市场上所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都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如市场风险、就业风险、科技风险和环境风险等；非系统风险指某些因素对单个高等教育投资者的投资造成损失。其中，非系统风险由于各投资主体的主观因素或其他一些偶发性因素的存在，难以准确衡量；而系统风险则可用期望收益率来测评，并通过统计调查和实证分析来调节个人投资决策，以实现风险的优化。

在此我们仅以GDP增长率来界定市场风险，从而衡量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系统风险。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国情，以增长率10%以上定义为景气，以下为一般，负增长为萧条。依据新华网提供的中国1953-2006年GDP增长率统计显示，这一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景气的年份有24个，概率为0.44；经济发展一般的年份有24个，概率为0.44；经济萧条的年份有6个，概率为0.12。由于数据统计的困难，本文仅以1961年（增长率－27.3%）、1990年（增长率3.8%）和2006年（增长率10.7%）为萧条、一般和景气的代表年份。并利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毕业生月工资的调查数据：1961、1990及2006年本科生月工资中位数分别为42.5元、800元和2317元；高中生（含中专、职技校）分别为30.5元、600元和1486元。在忽略主观努力程度并假设本科生和高中生毕业后收益同步增长的基础上，可以算出三个统计年份本科生相对于高中生的收益率分别为3.2%、5%及5.56%。通过期望收益率计算公式

，可以算出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期望收益率为5%（如表3所示）。

计算出期望收益率后，再利用标准差来衡量个体期望收益率的分散程度，个体期望收益率的标准差越大，则收益率分散度越大；概率分布曲线越缓，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相应也越大。依据标准差计算公式

代入表3所得数据，计算出σ=0.728%，3σ=2.184%，所以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预期收益率将有66.7%的概率为5% ±0.728%，将有99.8%的概率为5%±2.184%，其正态分布如图3所示。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风险性既可以增大收益也能减小收益，甚至导致损失。经统计分析看出，目前在国内进行的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仍是正值，但在决策时需要与其他可行性投资收益进行对比，以做出最佳决策。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很多传统性生产领域存在着结构性失业，这对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因此，如何预期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收益率、回收期等评估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正确选择合适专业及学校，规避未来风险尤为重要。总之，在进行高等教育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及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以利于投资个体作出更客观、准确的理性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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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公共产品 民办教育 分类管理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迅速，民办学校已经从非学历、非正规教育发展到各级各类的学历教育，并呈现出稳定增长的势头。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6.27万所，招生人数达到1636.68万人，各类教育在校生达4570.42万人。①随着我国民办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现行的民办教育法律体制不健全、管理结构混乱等问题日益突出，且已经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从国外经验来看，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是一种势在必行的大趋势；但从我国具体的国情来看，是否要对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实行分类管理，以及如何进行分类管理，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思路和制度框架。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实质上是对教育资源和民办教育主体利益的重新配置过程，该配置过程应该建立在教育产品属性明晰化的基础上。因此，笔者认为，对教育产品属性的认识不仅是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立足点，而且是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依据。

关于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我国学者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主要形成了3类观点。一是以教育提供者的身份和教育经费的负担方式为标准，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不可能都是公共产品，而是由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三者组成。[1]二是从教育产品的消费特征出发，认为教育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特殊性。从直接消费来看，教育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从间接消费来看，教育具有部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从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特征来看，教育产品是准公共产品。[2]三是从教育产品的外部性特征考察，认为教育产品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不同级别与类别的教育，其产品属性不尽相同，有的更接近于公共产品，有的则更接近于私人产品。[3]

已有关于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对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把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与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首先，将我国民办教育划分为民办初等教育、民办中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3个阶段，利用公共产品理论对不同阶段各类民办教育产品的属性进行识别。其次，在民办教育产品属性明晰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经验，并结合我国民办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况，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借鉴模式。最后，提出我国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基本对策。

二、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教育公共产品属性细分

目前，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民办教育是公益性事业，无论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提供的都是公共产品。但是公益性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要想促进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供给的角度对民办教育各阶段产品特征进行细分，为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提供定位上和政策提供上的理论依据。

（一）公共产品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在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4]他将物品区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产品两个概念，认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基本特征。

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在消费某物品时，并不妨碍另一个人同时消费该物品。它有两方面含义：第一，边际成本为零。这里所述的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加一个电视观众并不会导致发射成本的增加。第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如国防、外交、立法、司法和政府的公安、环保、工商行政管理等都属于这一类，增加消费者并不会减少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量，因为增加消费者不会增加该产品的成本耗费。非排他性是指人们在消费公共产品时无法排除他人同时消费该产品，或者技术上可以排除，但是排除的费用较为昂贵，如呼吸新鲜空气。准公共产品亦称为“混合产品”。一类是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也称为共有资源公共产品，如公共鱼塘；另一类是具有非竞争性特征，但非排他性不充分的准公共产品，也称为俱乐部型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纯公共产品的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但准公共产品的范围较大，如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院、应用科学研究、体育、公路、农林技术推广等事业单位，其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表1）。

（二）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

本文认为要想做好民办教育的分类管理，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对各阶段民办教育进行细分。即按照初等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包括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进行分析（表2）。

1.公办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具体来说，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都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义务教育具有非排他性。由于义务教育在一定数量范围内不会造成义务教育生产成本的增加，具有非竞争性，所以公办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为了弥补义务教育资源的不足，保证流动人口子女享受“平等条件”的义务教育，应由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填补公立教育的缺位。

2.中等教育具有较高的公共产品性质，在名额和收费的条件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有所破坏，需要民办高中或者是中等业教育进行协同。民办高中或者中等职业教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等职业教育的不足，有利于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但是，中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并没有完全消除，中等教育超过一定的数量，仍会造成教育成本的增加；因此，民办中等教育具有弱竞争性。同时，民办中等教育可以向学生收取学费，但由于政府对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有一定的财政支持，使民办中等教育具有弱排他性。可见，民办中等教育是具有弱竞争性和弱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3.高等教育收取一定的学费使其具有排他性，招生名额有限使其具有竞争性，因此减弱了公共产品性质。民办高校作为公办高校的补充形式分为3类：高竞争、高学费型民办高校（如美国哈佛）；中等竞争、高学费型民办高校；中等学费、高竞争型民办高校（类似诺丁汉中外合资）。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高低对应三种公共产品属性，即私人产品、弱竞争性；高排他性、高竞争性，弱排他性三种形式。

三、国外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模式

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将私立教育尤其是私立高等教育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并制定了有区别的法律规范，如法人制度、财税制度、产权制度等，来规范和约束两类机构的行为，这对于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5]

（一）美国经验：明确民办学校产权，非营利性学校享受诸多优惠政策，营利性学校获取的一切收益必须依法纳税

首先，明确民办学校的产权，实行分类管理。美国的民办教育机构按照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划分为两类，两者的法人性质不同，所适用的法律也不一样。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受教育法影响调整，其所有权和管理权由设立的董事会所有，在停办或解散时剩余财产由法院拍卖，不得归个人或营利组织所有；而营利性民办学校受公司法的调整，完全进行市场化运作，投资人可以按照《公司法》对自有财产进行自由支配，如转让、抵押等。[6]其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享受营利性学校所不能享受的众多特殊待遇。如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资助项目，大部分只适用于非营利性学校。

（二）日本经验：私立学校以非营利性为主，享受低息贷款、免税等优惠，对捐赠主体实行免税

首先，日本政府通过立法促进了私立教育的发展。并且，其相继颁布了《私立教育法》《日本私学振兴财团法》以及《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对政府资助私立高校的责任做出了严格规定，强调国家和地方必须动用公共资源支持私立教育的发展，为私立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日本非常重视私立学校的公益性，法律上明确规定私立学校不能以营利为目的。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必须由以捐赠行为设立的学校法人举办；在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两方面对学校法人实行税收优惠，免征法人税、事业税；对私立学校用于教育的财产免征固定资产税；减轻私立学校收益事业所得部分税率等。

从美国、日本对民办教育在产权、资助和管理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法律上都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都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制定了不同的税收政策、资助政策等。与之对比，我国的民办教育由于在法律上没有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育进行清晰的界定，导致了我国民办教育以非营利性之名，行营利之实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得政府的资助政策很难实施，严重制约了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我国民办教育进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分类管理。

四、基于我国具体国情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对策

与公办学校相比，我国民办学校的发展历史还十分短暂，民办教育的制度和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同时私人资本固有的逐利性与公共产品公益性的内在矛盾，导致在公共产品私人投资领域，各类问题与冲突屡见不鲜。因此，制定正确的分类管理政策对于引导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依据各阶段民办教育产品属性，明确各阶段民办学校性质

首先，全力办好义务教育阶段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促使义务教育向纯公共产品发展；使其同公办义务教育一样，享受国家同等程度的扶持，使所有适龄儿童享受到“平等条件”的义务教育。其次，大力扶植中等教育阶段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为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奠定良好基础。中等教育作为连接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桥梁，对于化解“技工荒”、促进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非营利性民办中等教育，满足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最后，积极支持高等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实行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并举，学习美国式高水平私立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对人才类型需求的现状，高级技能型人才是最紧缺的，因此，这类民办高校可以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并举；而对于知识结构类同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应当以营利性为主，通过市场竞争，不断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教学水平。

（二）完善民办学校产权相关制度，明晰不同性质民办学校的产权归属

产权也称财产权，是描述经济主体对具有经济价值的客体的控制关系，其实质是通过承认特定主体对财产的所有关系来激发主体对财产保值和增值的努力。[7]产权是否明晰对于激励个人、社会投资和兴办民办高校的积极性，提高民办高校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产权的界定都有不明确和不合理之处。笔者以为，解决民办教育产权不明晰的问题，需要国家制定并调整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产权制度。对于投资办学的民办学校，资产应归投资者所有，并享有办学终止时的剩余资产索取权；对于捐资办学为主的民办学校，学校拥有资产的使用和管理权，办学过程中的增值部分应该归学校所有，办学终止时的剩余资产应该归学校集体所有；对于政府直接、间接投入资金所形成的校产，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享有使用和管理的权利，在办学终止时应该由国家收回。只有明确民办教育的产权归属，解决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共有产权以及私人产权的分配问题，才能促进民办教育有序高效的发展。

（三）建立有效的民办教育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完善民办学校的合理回报率制度

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以后，必须逐步完善合理回报率的比例和程序，促使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营利行为逐步规范。首先，建立一套有效的民办学校办学成本和结余的核算体系，制定合理的回报率比例。根据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和组织特点，准确测算出民办学校成本和利润，根据初期投资、学费收入以及办学结余等因素，制定并出台出资者的合理回报的比例，一般应在成本补偿后按照社会平均利润率提取。其次，规范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的程序，依据合理回报的用途，在税收方面给予区别对待。对于将合理回报分配给举办者的营利性学校，应该依法缴纳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对于将合理回报用于学校的发展基金或其他办学用途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免除所得税。

注释：①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作者单位为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作者简介：殷晶晶（1988―），女，江苏南通人，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教育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 厉以宁.关于教育产业的几个问题[J].高教探索，2000（4）：14-19.

[2] 袁连生.论教育的产品属性、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及教育市场化[J].教育与经济，2003（1）：11-15.

[3] 王善迈.关于教育a业化的讨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2-16.

[4] 萨缪尔森.公共支出的纯理论[J].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4.

[5] 王善迈.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探讨[J].教育研究，2012（12）：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