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建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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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 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 海洋环境污染 刑罚处罚 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拓展刑法处罚范围

根据刑法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行为过窄，迫使我们必须扩大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调控范围。一方面，应该将海洋环境因素都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考虑到其独立特殊性和重大影响性，应增设独立的“污染海洋罪”，通过刑法规范的指引和规范功能，使社会公众普遍地确立

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应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危险犯。考虑到包括海洋污染在内的危害环境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因此刑法将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降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成立标准，将危险行为犯罪化，有利于通过刑罚适用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将某些环境犯罪的规定严格责任，要求那些从事环境相关活动的人负有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严加防范的特定义务，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引起危害环境结果的行为，就无须考察其主观上有无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因此，建议今后修改刑法时，对海洋石油污染等行为增设环境污染罪的危险犯，当污染行为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则加重处罚。

 

（二）完善罪刑罚体系

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的犯罪的刑罚设计要受现有刑罚体系的制约，即在我国现有的刑罚种类条件下，事实上已经没有增设刑罚处罚方法的余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适用资格刑，由于环境资源污染犯罪的刑罚种类有限，建议将来通过修改刑法扩大刑罚种类的范围。

 

另外，由于石油溢油等所导致海洋污染犯罪多为多为贪利性犯罪，因此还要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罚金刑的规定加以完善。如通过判处罚金刑剥夺犯罪所得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预防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虽然刑法已经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罚金刑做出了规定，但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具体的罚金数额和确定标准。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该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对此，我们建议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在考虑犯罪情节时除了应把握污染环境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犯罪事实、性质及对环境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外，还应当评估被污染环境的修复成本，判令犯罪分子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支付必要的费用；与此同时，根据《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还应把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考虑进来。只有综上因素纳入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体系中，才能有效防止因罚金数额过低而不能发挥罚金刑所应有的作用或者因数额过高而致使判决难以维继的情况发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罚金刑的功能，也符合罪行平衡的刑法原则。

 

（三）加大刑罚处罚力度

如前文所述，当前我国刑法对环境污染刑罚的处罚力度显然不够。对比我国刑法的相关罪名的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力度普遍轻于各类财产犯罪的刑罚力度，普通的侵权财产犯罪的最高法定刑可以达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大都采3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严重的也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环境污染犯罪法定刑设置明显轻于财产型犯罪。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尤其是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法定刑，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海洋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从而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李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徐祥民，吕霞.环境责任“原罪”说——关于环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再思考.法学论坛.2004（6）.

[5]李艳岩.突发环境事件立法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3）.

[6]阳东辰.公共性控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省察与实现路径.现代法学.2011（2）.

[7]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论《侵权责任法》与环境责任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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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渤海湾溢油；海洋环境执法；海洋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76-02

2011年6月4日，山东半岛北部渤海上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也给周边海产养殖等渔业经济和渔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2012年4月27日，国家海洋局宣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和解结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计支付16.83亿元，用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渤海环境保护。至此，经过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的官方索赔，包括之前农业部与康菲公司及中海油行政调解后达成的13.5亿元渔业赔偿与资源修复在内，两家公司总计为溢油事故支付了30.33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偿款[1]。然而，与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溢油事故的处理过程和结果相比，渤海湾溢油事件的进展却显得异常缓慢，获赔数额也相当有限，暴露出我国海洋环境执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下面，笔者拟就我国海洋环境执法问题略陈一孔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事件回顾

2011年6月4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接到康菲公司报告，称蓬莱19-3油田B平台附近海面出现油膜。直到7月5日，国家海洋局才首次就渤海溢油事件召开新闻会，正式披露溢油事故事实。海洋局海洋环境司相关负责人认定康菲公司为事故责任方，对康菲公司罚款20万元，此时，离事故发现已经过了一个多月。7月13日，国家海洋局才责令康菲公司立即停止两个出事平台的油气生产作业，而溢油面积却一直不断地在扩大。7月28日，国家海洋局要求康菲公司“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责令其在8月31日前彻底封堵溢油点。但是，康菲公司没有兑现“确保海上溢油不登陆、确保不影响环境敏感区”的承诺。8月31日，就在国家海洋局要求完成“两个彻底”的截止日期这一天，康菲公司向国家海洋局提交报告，表示已经按照国家海洋局的要求，完成了“两个彻底”。然而，国家海洋局第二天即认定，康菲公司“两个彻底”没有完成，从而下达了蓬莱19-3油田全面停产的通知，责任全油田停止回注、停止钻井、停止油气生产。

自事故发生开始，渤海湾溢油事故已告一段落。其间，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对康菲公司下达过限期治理的决定，要求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彻底排查并切断溢油源，彻底消除再次发生溢油的风险，甚至责令“三停”（停注、停钻和停产），但终究不能使溢油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可以看出，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措施明显“偏软”，不能有效阻止溢油产生的二次污染。同时，依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只能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事故处理依此进行处罚，不仅不能对渔民渔业资源和国家海洋生态损害进行应有的赔偿和补偿，反而是对康菲公司的一种纵容。因此，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在这样一起污染事故面前显得十分的无力和无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我国海洋环境执法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二、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概况及其缺陷

（一）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概况

海洋环境执法是指相关的海洋环境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职权执行该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一种行政活动。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渔业污染事故；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2]。可以看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执法权，是按照区域和行业管理的原则划分到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5个部门共同行使的，按照“统一监督管理，分工分级负责”的原则构建成了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体系。

（二）缺陷不足

1.执法力量分散

如前所述，目前至少有五个部门有相应的海洋环境执法权，再加上中央和地方的区分，执法体系显得十分复杂。而且海洋、海事、渔政部门还建立了专门的执法队伍，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海洋环境管理职权。由此，形成了多部门共同执法的格局，造成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分散。而环保部门却常常难以出海执法，更不能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指导。因此，缺少统一的海洋环境执法，各个部门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容易造成重复建设，执法资源的浪费等情况，信息难以集中，诱发执法冲突，故而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如关于海洋环境监测站点的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海洋环境监测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并向国家环保部门提供数据，”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却一直未向环保部门提供相关数据，国家环保部又开始建设自己的海洋监测站点，导致目前我国拥有两套海洋环境监测网络，而双方监测数据常常不统一，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浪费[3]。在渤海湾溢油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到环保部、渔政部等先后加入到污染事故处置当中，事故处理进展异常缓慢。由于各执法队伍互不统属，部门之间缺少协调和沟通，不仅造成重复执法，导致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也使得海洋执法机关的执法效率低下、能力不强。

2.执法依据过时

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主要依据是1982年颁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该法第85条规定：“违法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目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条例中所规定的最重的处罚。该法于1999年第一次修订，2013年进行了部分修改。但当时制定的处罚标准显然已经十分落后于经济发展了，且后续的修改也未能改变这一过低的处罚限额。20万元的罚款，对于像康菲公司这样的跨国石油公司来说太低，根本无任何威慑力可言。对比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支持，英国石油公司对溢油事件损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赔偿墨西哥湾灾民1亿美元，并接受美国政府200亿美元的处罚，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对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受害者进行赔偿。所以，与英国石油公司赔付的400亿美元相比，规定的20万元罚款实在不值一提。故过低的处罚标准，造成污染损害责任者的违法成本太低，无法对污染损害责任者形成威慑，也是间接造成此次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执法权限过低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权限，应当由相关的法律严格授权。纵观我国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授予海洋环境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权。故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只能局限于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等常规手段，而不具备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所具有的冻结、查封、扣押、强制划拨、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更无法像公安机关那样可以对人身自由采取强制措施[4]。这是造成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权限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限制了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不利于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处理中，7月13日，国家海洋局即责令康菲公司停止出事平台生产作业，并要求康菲公司完成“两个彻底”，然而直到8月31日，康菲公司仍没有完成，反而以各种谎言搪塞。国家海洋局因此才责令康菲公司“三停”。纵观整个执法过程，海洋环境执法部门只是类比适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29条的限期治理和第39条规定的限期治理责任（包括罚款，停业和关闭三种处罚方式）。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此种执法被戏称为“口头执法”，公众普遍认为执法的措施“偏软”，不能有效地防止污染的进一步扩大。因此，执法权限过低也是我国海洋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

三、完善我国海洋环境执法体制的建议

渤海湾溢油事件暴露出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存在的巨大漏洞，因而完善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刻不容缓。为了有效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统一海洋环境执法力量

如前所述，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较分散，总体上还比较弱，难以适应海洋环境执法的需要。如何解决此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统一交由某个部门统筹管理，并组建相应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但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5个部门中，除环保部外，其他部门都是一职多能，且在行业管理的模式下都有自己的归属行业，存在自己的部门利益。故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交由其四个中的任一部门负责都难免受到行业利益的影响，以致不利于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然而环保部又缺少一个专门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不能有效地进行海洋环境执法。鉴于此，笔者建议可以在环保部下设专门的海洋环保局，将另外4个部门的海洋环境保护执法权限全部移交海洋环保局行使，由该局全权负责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加强海洋环境执法队伍的建设，整合海监、海事以及渔政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建立一支专门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全面负责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工作，并交由海洋环保局直接领导。这样就可以彻底根除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分散的问题，从而提高执法的效率和水平。

（二）加大违法惩罚力度

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罚款幅度为“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相对于污染损害责任者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及其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而言，这点惩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本起不到惩戒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借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经验，在责令《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违法者限期治理期间，同时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顿；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或者治理措施无效的，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额是一百万，鉴于海洋污染的特殊性，可以将最高罚款数额提高到一百万、两百万甚至几千万[5]。对于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将罚款额的最高额提高到损失数额的30%，并且不规定限额，甚至可以借鉴国外按照违法次数、违法时间来累计计算罚款的制度。此外，对于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甚至可以依据《刑法》第338条追究污染事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三）改革海洋环境执法权限

如前所述，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权限过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没有被授予行政强制执法权。要解决此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设计：一是通过修改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形式授予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行政强制权，使其在处理违法行为以及收集违法证据时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这是因为我国海域辽阔，且海上情况易受海上天气、交通等因素的影响而复杂多变，加上船舶的流动性，有时候案件还涉外等等，导致难以收集和固定违法证据。因此，扩大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权限，能保障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升其执法的效果；二是在我国海洋环保机关长期派驻公安海警人员，与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开展联合海洋环境执法，以便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在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时由海警提供协助[6]。比较而言，前种设计更为合理，便于节约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有利于高效、集约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的建立。

参考文献：

[1]徐沛宇，康菲和中海油合计为渤海溢油事故赔偿30.33亿[EB/OL].[2014-09-08]http：//.cn/roll/201205

02/020711962616.shtml.

[2]王灿发，黄婧.康菲溢油事故：反思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J].行政管理改革，2011（12）：39.

[3]马英杰，董莹莹.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不足与完善对策[J].海洋科学，2007（12）：17.

[4]王超锋.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1.

篇3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篇4

一、培养基本理念、热情和能力

海洋环境公害由日常经济活动引起，必须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广泛重塑国民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降低环境负荷。海洋环境教育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国民保护海洋环境的基本理念和热情，掌握相关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增强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能力。

(一)主要目的:培养海洋环保基本理念和热情培养海洋环保基本理念和热情，是自觉参与海洋环境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日本《环境基本法》规定:“国家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振兴关于环境保全的教育和学习，并且通过充实有关环境保全的宣传活动加深企业者和国民对环境保全的理解，同时增强他们实行环境保全活动的意识。”《增进环保热情及推进环境教育法》(简称《环境教育法》)定义:“环境教育”是为加深理解环保而进行的有关环保教育及学习。本法规定环境教育“基本理念”:“开展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是为了尊重国民及民间团体等各主体的自觉意识，发挥构成社会的多样主体各自的切实作用，以构筑可持续社会而进行的。”海洋环境教育目的，首先是培养海洋环保基本理念和热情。日本《海洋基本法》提出海洋环境教育目的，是培养构成社会的各主体理解和关心海洋，力图海洋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保持平衡。强调“开发利用海洋是我国经济社会存在下去的基础”，“为使将来还能享受海洋的恩惠，必须以一边力图保护海洋环境，一边争取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为宗旨，积极进行开发利用。”要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培养国民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理解和关心海洋，力图海洋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平衡。《海洋基本法》规定:为加深国民理解和关心海洋，“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在学校和社会推行有关海洋的教育，普及与海洋法相关的联合国公约及其它国际条约，开展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而进行国际协调之必要性的宣传，推广海洋休闲娱乐活动。”

(二)培养海洋环保科学知识和技能树立和实践海洋教育基本理念，保持海洋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平衡，要以相关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基础。海洋环境保护与合理开发，关键是充实有关海洋科学知识。《海洋基本法》第四条规定:“开发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环境，离不开关于海洋的科学知识，同时海洋还有许多领域未被科学探明，鉴于此，必须充实有关海洋的科学知识。”《海洋基本法》采纳了2006年12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发表的《海洋政策大纲:寻求新的海洋立国》的基本观点，体现海洋立国战略构想和海洋环境教育亲近，了解、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的原则。2005年日本海洋政策财团报告书提出，海洋环境教育目的是国民通过学习海洋知识，在工作生活中融入海洋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理念原则，理解、关心和自觉支援海洋及沿岸地域的开发、利用、保全等各种活动。《海洋基本法》规定:“为推进海洋相关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普及研究成果，国家应采取措施，完善研究体制、推进研究开发、培养研究人员及技术人员。”总之，日本在学校和社会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培养各主体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环境教育基本理念、热情和相关科学知识、技能，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包括海洋环境教育师资在内的高端人才，促进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有机结合。

二、动力聚集机制:共同参与和全面协作

协作的根本目的是形成协力，产生非加和性(1+1＞2)的整体力量。根据协同论(Synergetic)观点，协同(Synergy)是事物之间、系统或要素之间保持有序性、合作性、集体性的状态和趋势。协同作用是诸多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聚集不是简单合并，而是协同形成更高层次的整体的出现。日本海洋环境教育驱动力聚集机制，在于多样主体参与、不同层次纵向和同级层次横向全面协作。

(一)共同参与和多样主体协作国民及民间团体等构成社会的各主体共同参与并努力与其它主体协作进行海洋环境教育。促进共同参与及主体协作，必须使全体国民了解协作意义和方式。《环境教育法》规定:“国家要努力采取必要措施，使人们都知道协同工作的有效而切实的实施方法以及协同工作的协作方式。”本条款表明两个以上国民及民间团体等主体开展海洋环境教育和增进海洋环保热情等活动，必须了解协同的意义并通过协作共同进行。本法第三条提出，环境教育为了尊重国民及民间团体等各主体自觉意识和主动性，发挥社会“多样主体各自的切实作用”。同时，“鉴于通过森林……海岸、海洋等自然体验活动及其他体验活动，以加深对环保的理解和关心的重要性，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要努力获得地区住民及构成社会的多种主体的参与和协作”。《环境教育法》明确规定:“国民及民间团体等要努力遵循上述基本理念，积极主动开展环保活动及环境教育，同时通过增进环保热情等其它环保活动的开展，努力与其它主体开展的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相协作。”据此规定，海洋环境教育需要社会各种主体目标一致，共同参与，协同形成整体力量。协作进行海洋环境教育是国民及民间团体等社会各主体应尽的职责。《海洋基本法》总则指出:“有一点非常重要:被海洋包围的我国”，为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协调地谋求新型海洋立国，即在和平积极地开发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有鉴于此，本法律明确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民的职责，……综合地、有计划地推进海洋相关政策。”关于“国民的职责”规定:“国民在认识到海洋恩惠的同时，必须努力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的海洋相关政策提供协作。”同时规定“有关各方的相互合作及协作”，即“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海洋产业企业、从事海洋相关活动的团体及其他有关方面，为谋求实现基本理念，必须力争进行合作，努力提供协作”。以上规定表明，海洋环境教育协作是社会各主体应尽的职责。

(二)主体协作层次性和全面性国家与国民、国家与民间团体进行海洋环境教育协作具有多层次性。《环境教育法》指出:由于国民及民间团体等开展环境教育应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国家在遵循基本理念基础上制定与实施环保政策时，要注意试图与开展环保活动、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的国民及民间团体等主体之间的密切协作。”同时，根据《海洋基本法》对“企业的职责”、“国民的职责”的规定，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海洋环境教育政策，企业和国民都应尽其职责“提供协作”。“从事海洋产业的企业，必须在依据基本理念从事企业活动的同时，努力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的海洋相关政策提供协作。”国民“必须努力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的海洋相关政策提供协作”。显然，官—民协作包括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企业或国民等多层次协作。国家与各级公共团体制定实施海洋环境教育计划和政策的协作、民间团体与国民开展海洋环境教育协作具有多层次性。《海洋基本法》“有关各方的相互合作及协作”规定了多层次的官—官协作及民—民协作。“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海洋产业企业、从事海洋相关活动的团体及其他有关方面”，“必须力争进行合作，努力提供协作”。这不仅规定国家与各级地方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制定实施海洋环境教育计划和政策，上下级行政主体之间“必须进行合作，努力提供协作”;同时规定海洋产业企业、民间团体及国民等主体开展海洋环境教育，也必须努力合作或协作。日本海洋环境教育多样主体参与，多层次协作具有全面性特点。上述纵向多层次协作，以国家和地方组织根据相关法律制定实施政策、计划和企业、民间团体及国民做出响应、提供协作为主线。同样在横向层次上，同级层次的行政主体之间、学校之间、企业之间、民间团体之间、国民之间，都通过协同协作开展海洋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法》规定:在开展“环境教育时”，要留意与国土保全等其他公共利益之间的调整，以及与农林水产业等其他领域产业之间的调和。本法在国家层面要求行政主体协作。日本法律规定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教育的部门，包括负责海洋战略总调度的海洋政策本部、负责环境保全的环境省、负责管理实施海洋教育的文部科学省、负责水产养殖的农林水产省以及都道府县或市町村等地方公共团体，这些行政主体具有跨行业多部门协作机制。总之，根据日本《环境教育法》《海洋基本法》等法律规定，海洋环境教育多主体参与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自己同其他主体的关系，形成多层次纵向和同级层次横向全面协作的动力聚集机制。

三、推进机制:计划项目引导支撑整体联动

日本海洋环境教育通过实施学校教育计划奠定基础、实施社会教育计划项目引领支撑、增进家庭及工作场所教育充实，形成共同参与、全面协作的整体联动推进机制。

(一)实施学校教育计划奠定整体基础日本海洋环境学校教育根据自觉亲近海洋、了解海洋、守护海洋和可持续性地开发利用海洋的原则，主要采用体验式教学方法，制定实施各年级学生教学计划和体验项目，培养学生海洋环境保护基本理念、热情、相关科学知识及技能。文部省1991～1995年先后发行小学篇、中学篇、事例篇等环境教育计划指导资料，明确海洋生态环境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2011年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提交《海洋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书》，系统阐述了日本小学、初高中、大学的海洋生态环境教育计划实施情况，其基本特点是学生通过体验，获得海洋环保知识，增进海洋环保热情。如1年级学生通过到沙滩听海浪的声音、观察鸟的足迹和确认漂流物等现象，学习海洋生态环境知识，了解海洋，亲近海洋;2年级则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海洋动植物进行观察，进一步了解海洋，加深对海洋知识的理解。近年来，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提出《推进小学普及海洋教育建议》和《21世纪海洋教育蓝图———与海洋教育有关的课程和单元计划》，进一步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协作发展。基于对学生海洋自然环境及生活体验不足的担忧，从2002年4月起普通中小学教育新设置和推广“综合学习课程”。通过聘请校外专家支援授课(如由博物馆人员讲授指导自然观察和体验活动)，与民间团体协作完善海洋环境教育基地体制。日本重视海洋环境普及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为推进海洋相关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普及研究成果，《海洋基本法》规定:“国家应采取措施，完善研究体制，推进研究开发，培养研究人员及技术人员”。要求“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推进与海洋产业相关的尖端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水平、确保人才培养”。同时为增进国民对海洋相关问题的认识，强调“在学校和社会推行有关海洋的教育”。“为正确应对海洋政策课题，需要培养具备相应知识及能力的人才”。因此，日本的大学海洋环境教育紧密结合海洋科学技术相关专业教育发展计划，开展跨学科协作，培养学生从多学科角度认识、思考和解决海洋环境问题的能力。对此，2007年东京大学成立海洋联盟组织，有200多名教师参加，用互联网共享海洋环境技术知识、研究成果等资源。同时加强海洋科技教育研究国际合作。总体来说，日本中小学海洋环境教育主要培养学生亲近海洋、了解海洋、守护海洋的基本理念和相关科学知识;大学教育侧重培养学生管理和学校是海洋环境教育主阵地，日本通过学校教育为海洋环境教育整体发展奠定基础。

(二)实施社会教育计划项目引领整体根据《环境教育法》《海洋基本法》等法规要求，环境省、文部科学省等国家机构和地方公共团体协作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海洋环境教育推进计划项目。21世纪环境教育AAA计划(Anytime，Any-one，Anywhere)是一个覆盖家庭和社会，从儿童到成人的全方位国家环境教育计划。其中包括环境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等行政主体联合推进的“儿童课后环境教育”计划项目，国土交通省负责的“海洋生态运输交通”“海边环境教育”“水边再发现”等计划项目，文部科学省和环境省共同开展的针对不同人群的系列体验计划，环境教育设施改善计划等项目。同时，都道府县制定和实施符合本地自然社会条件的增进海洋环境教育的计划项目，如福岛县、长崎县、熊本县等地方公共团体制订《共同增进海洋环保热情及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基本计划》。民间团体根据所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协作推进海洋环境教育项目计划实施。国民参与项目实施，既体验海洋自然休闲娱乐，又增进海洋环保热情，接受海洋环境教育。譬如，“潮间带”环境保全教育协作项目，东京湾NPO团体的“海湾设计协会”与“大地守护协会”，九州岛博多湾的“和白沼泽保全集会”与“和白沼泽守护协会”及本州中部地区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的市民自治团体，都是“潮间带”市民环保教育的主要力量。东京湾、九州岛博多湾、蒲郡市三河湾的“潮间带”环境保全教育是组织示范和引导包括儿童在内的国民清理浒苔，深刻理解潮间带及其栖息生物净化海洋环境和浒苔破坏潮间带环境的原理，切身感悟浒苔清理难度及回收再利用的方法，提升保护潮间带环境的认识，增强海洋环境保全意识。再如“森林•河流•海洋”环境保全教育协作，其中，由当地渔协、生协、农协和水产协会等民间团体都参与其中的北海道森林联合会倡导植树环保运动，其生态思想源自过去渔民常说的“藏鱼林”，即越靠近水边的山越绿，山越绿鱼越多。因而渔民称“森林是海洋的恋人”正是根据森林与海洋生态关系，渔协、农协等民间团体开展市民海洋环境教育协作。上述国家机构及地方公共团体或民间团体推进实施的计划项目，规模大、辐射广，具有共同参与、多样主体、多层次协作等特点，对海洋环境教育整体发展起到引导支撑和示范作用。

(三)家庭及工作场所教育充实整体海洋环境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补充，又受学校和社会教育辐射影响。《环境教育法》《海洋基本法》实施以来，海洋政策本部与文部省等国家机构和都道府县及市街村等地方团体制定实施计划和政策措施，推进海洋环境家庭教育协作发展。根据《海洋基本法》规定:海洋日期间“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尽量举行纪念活动，以在国民中间加深对海洋的知识和关心”。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和地方团体协作，利用海洋日等节假日，以“大海”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宣传。海洋日期间，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参加公益活动，到海洋环境教育基地，共同参加公益活动，拣捞海滩和水面垃圾，培养子女海洋环保意愿和协作理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由于日本政府倡导和推进各种计划项目实施，家庭教育对推进海洋环境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本家庭及工作场所中的教育对推进海洋环境教育整体发展起到渗透和充实作用。海洋环境公害是由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造成的。《环境教育法》和《海洋基本法》要求共同参与协作推进海洋环境教育，主要为了规范全体国民行为，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海洋政策财团报告认为，推进海洋环境教育计划实施目标是国民通过学习海洋法规知识，在自己生活实践中融入海洋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理念、原则，理解、关心和自觉支援海洋及沿岸地域开发、利用、保全等活动。因而要重视“增进工作场所中的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环境基本法》规定:“企业及国民组织的民间团体、企业、国家及地方政府要努力对其雇佣者开展必要的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活动，以提高他们的环保知识与技能。”要求“国家、都道府县及市街村要努力向民间团体及企业对其雇佣者开展的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活动给予必要支援，要向他们提供拥有开展指导环保能力的人才，提供增进环保热情及环境教育的相关资料等信息”。家庭及工作场所的教育几乎与每个国民有关，日本增进海洋环境家庭及工作场所的海洋环境教育，融入生产和生活，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总之，日本海洋环境教育注重发挥基地作用，采用体验式教学方法，以学校教育为基础，通过实施计划项目引导、支撑、辐射和家庭及工作场所教育渗透、充实，形成全社会覆盖的整体推进机制。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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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治理

引言

海洋总面积约为33600万km2，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0.9%。海洋对于地球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被称为“生命的摇篮”。但是在海洋环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对海洋环境带来了污染与破坏[1]。随着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海洋污染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2]。目前，海洋污染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性问题。我国海洋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海洋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也已成为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阻力，对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当面临环境问题时，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环境监测手段和治理方法解决这一危机，逐渐成为当前环境学者们研究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预防主要分为两方面：环境损害预防和环境风险预防[3，4]。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一直采取的就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政策。这也是我国海洋污染治理的指导思想。

1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的主要任务

对海洋污染环境监测首先应该着手于对污染现状、污染分布和污染程度进行监测。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必会带来污染。如果不及时对污染进行处理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掌握污染范围、污染程度等资料情况，才能快速的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治理。其次海洋污染环境监测要对海洋中污染物的变化趋势进行监测，通过对比变化数据，分析污染的变化趋势，交于有关部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最后海洋污染环境监测要对突发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在人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突发污染，应该及早的监测出污染状况，并把突发状况汇报应急处理部门进行处理，减少突发污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和抵御突然海洋污染灾害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5]。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体制制度上、技术措施上还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质量的提高。具体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解决。

2.1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学科。由于海洋污染监测涉猎因素较多，运用资源巨大，因此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完善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6]。目前为止，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管理体制尚未完善，在污染监测工作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对有效开展海洋监测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体制，是我国海洋污染监测工作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海洋污染监测工作的健康有效地的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海洋污染监测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作为其强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在工作职能、监测体系建设、海洋突发灾害及海洋污染事故损害评估等方面相关制度有待于完善和规范。

2.2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技术手段有待加强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属于应用型学科，各种污染监视、探测工作都依赖于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和先进的监测设备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目前我国海洋污染监测机构工作经费与研发经费缺乏，对我国海洋监测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7]。许多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技术尚不成熟，短时间内不能正视投入使用，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随着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海洋污染监测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污染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工作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海洋污染监测网络的整体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

3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对策

充分发挥海洋环境监测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建立完善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为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各地区的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机构和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协调运作，以提高各地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高效运行，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或监测缺位现象的出现，建设完善的海洋环境监测秩序。不断对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中的细节进行完善，形成科学高效的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制度体系。

根据监测工作的具体需求，开展相关培训工作。同时，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形成梯队建设，推动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技术水平。

4 海洋治理中需要明确的一些问题

发挥政府在海洋环境治理和消除污染工作中的重要责任，克服“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局限性。实践中，关于政府的这一责任，主要是指政府及时进行采取治理措施，以减少海洋污染的持续发生，对人们生活健康造成的影响。由政府承担海洋污染治理责任是同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管理者的职能相对应的。政府在海洋污染治理事件中的作用和地位要因时间的不同而发生适当的转变。在污染范围较小时，由相关政府部门监督污染责任方自行清污。如果污染范围对海洋环境重大损害时，污染责任方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政府的作用和地位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就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治理程序体系，对海洋污染事故的发生，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以防止污染的持续扩散，从最大程度上减少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5 海洋治理中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5.1 建立完善海洋污染治理立法体系

建立完善的海洋污染治理法律制度是海洋环境管理的基础，随着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的加剧，立法工作变得更为重要。建设完善的海洋治污法律体系，首先，应该填补海洋污染治理立法的空白。目前，我国关于海洋污染治理领域的立法较少。建议在创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法》、《海岸带管理法》等法规时，明确设立对海洋污染治理的相关法规。使海洋污染治理更加专业化，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污染治理法律体系，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5.2 明确法律责任，保障海洋污染治理工作有效开展

明确法律责任需要从源头解决海洋污染治理部门内部及其与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政府是海洋污染治理责任的主体，使污染治理执法坚强有力。首先，要建立环境行政的统一高效管理。每个部门责任者应亲自抓治理工作，确立第一责任人，对不履行海洋环境保护、治理工作的责任人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其次，把海洋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交于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者，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不遵守污染治理法规者，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加大惩处力度，保障海洋污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周世锋，秦诗立.海洋开发战略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45.

[2]宋亚莲，孙娟.浅谈环境监测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J].仪器仪表与分析监测，2003，4：45-46.

[3]杨留强，王彦昕.试论我国环境责任的重构[J].广州环境科学，2008，1：45-48.

[4]王千，李哲，范洁.我国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研究进展[J].国土资源情报，2013，3：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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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海洋伦理；生态伦理；体系建构

目前人类各项涉海活动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涉海活动的频繁性、多样性与公共性。随着人类各项涉海活动的日益增加，海洋环境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对海洋资源进行文明有效的开发管理亦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问题。我国目前对于海洋伦理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开始起步，更多的学者与专家对于海洋伦理在人类涉海活动过程中的重要影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重视。将海洋伦理作为一种完整的规范的体系应用于促进各项涉海活动以及提高人类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之前，将其理论性质与规范体系做出详细的界定与条理的分析至关重要。目前学界对于海洋伦理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伦理的内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基础。对于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势必导致研究方向的盲目性。对于"海洋伦理"的定义应从其根基--"伦理"的内涵开始研究。"伦理"因其内涵和外延的特性而多种多样。伦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1]其有两种存在状态：一是人们观念中由思辨把握的伦理，一是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伦理。[2]

对于"海洋伦理"的定义，国内学者并未达成一致见解。侧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视角就会形成思路不同的概念界定。目前学界主要从生态伦理、公共伦理和公共行政伦理三个领域对其做出了相关阐释。

学者邱文彦、吴成根，滕娜以及王刚、吕建华从生态伦理三个角度对海洋伦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海洋伦理"一词较早出现于台湾海洋大学海洋资源管理研究所邱文彦教授的《海洋新伦理--跨世纪的环境正义》一文当中，其主要思想是将海洋作为一国国土，质疑了台湾现有法律的现实执行性。他认为我国的海洋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在"永续性"和"跨时代公平正义"上，还有很多有待商榷的余地。[3]但其仅将海洋伦理作为生态伦理和环境正义来探讨而未对海洋伦理的内涵及特殊性作详细阐述。学者吴成根结合人类涉海活动愈加频繁，由诸多海洋行为引发了道德关注的现实状况，从全球范围和国家层面将海洋伦理体系的建构上升到海洋伦理学这一学科理论的创建层面。[4]其更多的将伦理学作为海洋伦理的研究基石，以生态伦理的观念阐述海洋伦理体系的建构，对于海洋伦理的内涵阐述欠充分。滕娜认为海洋伦理是一种海洋环境道德，是人们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而自觉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行为实践的总和。[5]其更多的是将伦理与道德，手段与目的相等同，仅仅将人与海洋作为海洋伦理的调整对象。学者王刚，吕建华从生态伦理角度探讨了海洋伦理的内涵。他们认为海洋伦理是一种生态伦理，我们在构建海洋伦理的过程中所关注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关于人类是否是自然界唯一的价值体的争论, 而是他们对全球生态环境的一种保护和敬畏的心态, 这种心态对于海洋开发显得尤为重要。[6]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海洋伦理也是一种公共伦理。

学者俞树彪将公共管理学作为海洋伦理学的元理论，以海洋科学、海洋管理学、伦理学为学科基础，认为对于海洋伦理内涵的界定至少应当包括：生态公平，公共正义，全球责任，人海和谐，敬畏生命，大海有机和边际效应七个方面。[7]其将人类作为价值论的本体，更着重强调人类涉海活动是一种管理行为。

学者吕建华，吴失在海洋伦理内涵方面加入了公共行政伦理这个创新性的视角，以公共性为基础元素，将海洋伦理纳入到公共行政管理的范畴。其从海洋伦理的诸多特性进行探讨：生态性、公共性以及行政性，探讨层面相对较广泛。

综上所述，海洋伦理的概念尚未被进行确切、清晰的界定，缺乏系统的、可以引以为标准的海洋伦理概念。概念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海洋伦理的理论性质的研究具有延展性。但不论学者从何种视角进行阐述，海洋伦理本质所具有的，以及其区别于生态伦理，大地伦理等的特殊性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依据海洋的自然属性以及海洋活动的公共性与外部性，海洋伦理应具有"公共性"；二是从探讨海洋伦理的根本目的出发，在保护海洋环境及合理、有效利用海洋资源的前提下，约束人类各项涉海活动，使得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我们研究海洋伦理，建构海洋伦理体系的初衷。因此，海洋伦理在根本上具有"生态性"；三是立足于人类涉海活动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人类的各项涉海实践是满足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管理海洋的需要。与此同时，海域的权属归于国家，从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角度看，海洋伦理还具有"行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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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海洋经济作为未来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海洋经济的开发同样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在对当前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89-03

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经济背景：我国是海洋大国，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海洋开发经验.2013年全国海洋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9.7％，其中，海洋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327亿元、21835亿元、21408亿元，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5∶48∶47；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19062亿元，全年涉海就业人员比上年增加70万人.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1.1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保护

海洋本身对危害自身生态环境的有害物质具有一定的自洁功能，因此，尽管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对海洋资源在开发和利用，但是海洋的环境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更深层次的利用，各种不正当利用海洋资源以及人类生活导致排污活动，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环境日趋严重和复杂，不仅包括自然因素造成的，如海啸、风暴潮等海洋灾害，更多的是由各种人类活动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海洋污染.

1.2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困境

当前我国突出的海洋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海洋污染和海洋环境破坏这两个领域.根据1970年联合国对海洋污染的定义，海洋污染主要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将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包括海洋），从而导致生物资源的损害，危害人类健康，妨碍海洋活动，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人类对于海洋资源的经济开发必然会对其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四海海洋污染形势不容乐观，需要合理有效的治理.目前，我国的海洋污染主要集中在黄海海岸的北部地区，辽东湾、渤海湾、江苏沿海、长江口、杭州湾、北部浙江沿海、珠江口等海域.全国海域的污染水质以第二类（较清洁）水质的海域面积为最大，达47840平方公里，而劣于第四类（严重污染）水质次之，达43800平方公里.

1.3 渤海海域的污染程度最高，污染情况不容小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加大了对海洋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导致海洋环境不容乐观，海洋环境的保护和管理不不完善.对海水的污染分析可以发现，一直以来，渤海海域的污染最为突出，且污染的面积略有增加，东海的污染程度相对较低，但由于其海域面积基数较大，东海海域的污染海域面积却居四大海域之首，达62670平方公里.自2004年以来其污染海域的面积占全海域面积的平均比例为8.96%，水质总污染比例目前基本与黄海相当，海域面积最大的南海海域的平均污染面积比例为0.62%，是四大海域中污染程度最小的区域.

1.4 各大海域海洋灾难频发，海洋生态环境风险严峻

当前由于我国不注重对于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海域的赤潮、风暴潮等海洋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海洋环境造成了破坏，这也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我国的近岸海域污染尤为严重，主要表现在陆源排污压力巨大、近岸海域污染严重、赤潮灾害多发、局部区域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等灾害严重、海洋溢油等突发性事件的环境风险加剧等.这些危害显然不利于生态经济的发展.

2 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且速度之快.目前，全球海洋经济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

2.1 海洋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枯竭，海洋资源成为了各个国家争抢的对象，意欲从丰富的海洋资源中寻求更大的生存机会，因此海洋资源突显得越来越重要.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无论是大洋还是海岸带，无论是海水表面还是海底世界，海洋中到处遍布着丰富的海洋矿产资源和化学资源.目前世界上95%的钻石、90%的金刚石、75%的锡石均来自滨海砂矿，而且在世界海洋3500-6000米的洋底处还储藏着约有3万亿吨的多金属结核，其中锰的产量可供世界用18000年、镍可用25000年.世界关于海水化学资源的利用主要在于海水的淡化和海水溶解物的利用.当前海洋资源的利用不够完善，开发的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导致了海洋资源越来越少.目前我国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合理的海洋开发活动，主要体现在渔业捕捞和海水养殖等方面，这对海洋生态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海上石油、化学品运输的泄漏事故，以及因对沿海港口和码头的废水、废物的处理不当，致使海洋倾废量增加；许多不科学的海岸工程建设改变了局部水文的动力条件；沿海滩涂的盲目围垦致使海岸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入海流域的断流对沿岸海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一定破坏；某些外来物种的盲目引进，严重危害着本地物种的安全.

2.2 陆域污染源造成海洋污染现象严重

我国海域的陆域污染源约占入海污染物的90%以上，其中以陆地企业向大海中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以及具有放射性的废水等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为主.其余陆域污染主要包括以生活废水、生活垃圾为主的生活污染源，过量使用的农药、化肥等农业污染源，以及在水产养殖过程中的陆上养殖污染源.目前全国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现象严重，仅27%入海排污口全年四次监测基本达标.近岸局部海域受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等影响，约4.4万平方公里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约2.2万平方公里近岸海域水体呈重度富营养化状态.

2.3 海洋科研机构人才稀缺

目前我国海洋科技人才的教育仍以大学本科为主.但其实对于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海洋科研机构，尤其是海洋基础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研究机构来说，对高层次的博士人才需求量相对更大，而我国目前的人才构成状况却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目前海洋技术服务研究中本科成员的构成占51%，四类研究机构中本科生比例最高，而博士学位科研人员的比例仅占4%；海洋信息服务技术研究机构中本科生的比例也高达48%，居第二位，博士学位科研人员的比例仅占6%；海洋工程技术服务业和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业研究人员中本科生的比例分别占总量的37%和31%，博士比例分别为13%和25%.因此，在发展海洋科技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培养或引进“高精尖”类的海洋科技人才，这是提升海洋科技水平的基本前提，不可小视.

3 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海洋开发和海洋保护都需要有可持续的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在纷纷抢夺海洋资源，在陆地的资源变得枯竭的背景下，海洋资源已逐渐成为主要战场.因此，在全球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的情况下，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有遵循海洋自身的发展规律，不破坏和牺牲海洋资源，才能争取在生态经济的背景下的海洋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3.1 重视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

对于地球来说，任何资源都不能毫不顾忌永无止境的开发和利用的，尤其是不注重对海洋的保护.在海洋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要重视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努力保持海洋的生态的平衡，而不是过度的采捞.尤其是像海洋矿产资源、海洋土地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这些海洋的非再生资源，需要保持一定的存储量，实现海洋资源的再利用.不仅可以采取技术手段作为着手点，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的技术创新的水平，同时提高海洋资源的开发效率，促使海洋资源向生产力的方向转化.当然，也应该注意海洋资源利用的集约性，改善海洋资源的周边环境，提高海洋资源的内在价值.

3.2 海洋资源开发战略需要合理规划，推动绿色能源的利用

海洋资源的多样性，应用范围的广度决定了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选择颇多.然而，陆地的资源的开发经验告诉我们，粗放型的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是不可行的，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海洋资源进行合理规划以及开发和利用，才能实现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循环发展.当前我国对绿色海洋资源的利用的程度仍然不高，主要原由是目前的海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一些绿色海洋资源开发的需要，对于绿色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远远不够，缺乏对海洋能源开发的科学合理规划和利用.此外，对海洋绿色资源的研究可以发现，如海洋热能、潮汐能、波浪能、盐差能和海流能等海洋能资源和海洋海水的资源等绿色海洋能源，大多用于代表着海洋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海洋新兴产业.因此，我们必须对海洋的绿色能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与海洋产业相结合，有规划的对海洋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从而推动绿色海洋能源能被充分有效的利用.

3.3 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全社会海洋保护意识

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一方面是海洋法律法规和严格的执法监督管理相关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还在于全球的积极参与.但受长期的历史观念的影响，我国人民的海洋保护意识却相对薄弱，没有从根本上形成保护海洋环境的观念.此外，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明显滞后且不够健全，严重制约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有效的规范化管理.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改善和提高大众的海洋保护意识.

3.4 推进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科技含量

人类社会使用土地资源的经验告诉我们，海洋产业不能再走陆地的产业发展的道路，而应该是集约重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海洋产业高投入、高科技这些特点也决定了技术创新对提高整个海洋产业的科技增加值和效率水平的重要性，这必将对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一方面，对于涉海企业，应着力提高企业创新管理能力，加强研发投入，引进海洋高科技管理人才;一方面要着眼于体制支持，加大对于海洋的科技和资金的投入的支持的力度.尤其是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相关航运的配套的金融环境和法律等基础设施还远远不完善，只有不断地完善相关的配套的金融产业体系以及政策环境，才可以使得海洋经济的发展朝着可持续的发展的道路前进.

3.5 完善开发海洋的航运金融工具

目前我国的航运金融体系较为简单化，银行一直都承担了主要的融资的功能，航运的融资体系极为不完善.从发达国家的国际航运金融市场的发展特点来看，以投资基金模式运营的私人股权资本正逐渐成为航运金融市场的一个发展主力，所以我国应该充分认识到当前的形式，利用我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完善航运的金融工具.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迅猛，但在当前生态经济的背景下，海洋经济的开费问题相对严重，不符合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全球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情况下，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有遵循海洋自身的发展规律，不破坏和牺牲海洋资源，才能争取在生态经济的背景下的海洋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对策主要可以如下：重视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海洋资源开发战略需要合理规划，推动绿色能源的利用；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全社会海洋保护意识；推进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科技含量；完善开发海洋的航运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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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风险社会 海洋污染 刑法规制

一、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必然性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此后德国刑法学界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一般认为，风险刑法是为应对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刑法观念，它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刑法规制关口前移，改变了传统刑法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安全的罪行处罚过于滞后的做法，进而实现防范社会风险、维护人类安全的目标。在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些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潜在严重威胁的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也应予以刑罚处罚。

目前海洋污染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加强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已成国际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均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海洋污染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海洋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纷纷加强了对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我国海洋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从我国每年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看，我国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国海洋保护立法的不足。2010年7月16日下午发生的辽宁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更为我国海洋保护敲响了警钟。风险刑法理论与环境犯罪须臾不可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的常见风险形式。“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刑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犯罪立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具有价值基础上的同构性”。 刑法作为最严厉的调控手段，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海洋风险，有必要在预防和惩治海洋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既是当前我国保护海洋环境之需，也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下国际社会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国际潮流，体现了风险刑法追求人类生存安全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现行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肇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已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由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及我国缔结或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等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事立法则相对滞后，它经历了由粗疏到相对细致的立法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单独设罪，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犯罪行为参照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来定罪处罚。1997年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构成犯罪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则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相应将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对于惩治海洋污染事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海洋环境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未能全面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

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人类对海洋污染的后果认识不充分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洋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不是海洋生态环境，而是人身和财产权益。“因为，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能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在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尚有不少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的遗留，从我国现行刑法把海洋环境犯罪放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来看，可知海洋生态权并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也不是保护的重点。

（二）缺乏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的犯罪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海洋污染的方式上仍坚持“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污染海洋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按犯罪进行处理，而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则未予以规制。刑法修正案（八）虽对该罪作了修改，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仍以“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罪在修改后已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要的程度，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的态势。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转变并不意味着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变更，原因在于，“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除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外，还另外附加对行为后果的要求，即须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显然，“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系对犯罪结果之强调。因此，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体现的还是传统的“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对犯罪结果的要求。

现行刑法将大部分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是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与立法者的惩治目标相一致。 然而，随着我国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刑法这种只注重末端治理、而缺乏源头干预的应对方式已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刑法在预防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未能有效解决认定犯罪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

我国在确认海洋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秉持了主客观一致原则，要求污染行为必须是出于故意并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海洋污染的过程较之传统的环境侵害行为更为复杂，它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最终形成侵害的，海洋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方，事实上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未对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相关关系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未能有效破解认定污染海洋犯罪因果关系的难题，使得许多污染海洋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弱化了刑法在打击和追究海洋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罪名缺失，且现有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

我国现行刑法对海洋污染犯罪并未设立独立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污染海洋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定罪处罚，使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并列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但这三类行为性质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大不一样，危害性程度也并不相同，将此三种性质各异之污染环境行为合并在一起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 使得司法实践对海洋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此外，现行刑法第338条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缺乏资格刑的规定，难以有效地对海洋污染犯罪进行打击与预防。

三、完善我国污染海洋犯罪的设想

（一）独立设置污染海洋罪

海洋刑法必须因应海洋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实现“从人本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向海洋环境生态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污染海洋罪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来，设置与海洋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独立罪名，即污染海洋罪。具体理由如下：

1.污染海洋罪虽同属污染环境犯罪，但其危害程度、危害范围却远超一般环境违法犯罪，从本质上说，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而非简单的与人类本身有关的法益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均将本类犯罪归属于“公共危险罪”即可证之。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 增设污染海洋罪不仅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而且有利于惩治有损于海洋环境的各种犯罪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2.设置污染海洋罪不仅是成文法国家立法大势所趋，更是我国将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转化的要求。目前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已对污染海洋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必须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在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同时，国外一些临海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专门设立了污染海洋罪，我国如不因应形势增设污染海洋罪，势必影响对有关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

（二）增设抽象危险犯

在刑法理论中，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类。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定罪依据，但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就可成立犯罪，至于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犯罪中仅设置具体危险犯显然是不足以吓阻和惩治日益严重的海洋犯罪的，出于我国欲突破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缺陷的考量，我国刑事立法在设置污染海洋罪的同时，应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

1.增设抽象危险犯是海洋刑事立法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将对海洋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严重后果但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2.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来看，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入罪的必要性。国内外刑法学者如雅科布斯、耶赛克、罗克辛、王皇玉等，均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具体到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是否入罪问题上，应从其危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害性方面加以判定。实践中，海洋污染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大范围内不特定的人或物，海洋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往往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而且治理代价昂贵且结果不可预期，因此，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将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是犯罪本质的要求。

3.从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对模式更具实效性。对普通污染来说，结果犯应对模式具有合理性。 但如上所述，海洋污染行为具有“侵害对象不确定、危害后果严重且不可逆转”等特点，如按结果犯模式应对则会使得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因此，基于海洋污染案件的特性，在非法从事海洋活动因而产生海洋污染抽象危险时，刑法便予强力介入，不仅可以降低其作为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减轻国家追控成本，而且能有效而及时地将海洋污染制止在萌芽状态，彰显刑法的预防、震慑、引导功能。

（三）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相关关系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因果关系一样，也是说明事物之间联系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风险，我国有必要在污染海洋犯罪中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1.相关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破解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难题。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用因果关系来探求事物的联系。即使无因果关系，我们也还是会假定其存在，而对相关关系基本不予考虑。但研究表明，因果关系被完全证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相对因果关系而言，相关关系对证明的要求则较低，只要找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即可预测、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海洋污染犯罪处理上，倘若恪守“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想从正面突破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并不现实。相反，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实行相关关系原则，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上，则破题变得极有可能，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环节，而且可以使污染海洋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

2.国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实行相关关系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鉴于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现实困难，国外许多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纷纷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由此产生了一批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又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日本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就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不难看出，国外立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与相关关系原则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事物关联关系的推定，即只要控诉方在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结果提出证明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可以依此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国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破围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刑事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改变探索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法科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大数据时代使得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变为可能。相关关系的基础是有关数据的采集，核心是量化两个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关键是预测和推定。因此，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正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不具关联关系，刑事追究自然无从谈起。很显然，这种通过采样分析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4.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从本质上来说，相关关系是在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关系的强弱而得出的一种推论，但鉴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无限性，这种推断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可能会有偏差。因此，我们应对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有所节制，严格区分相关关系与“有罪推定”，严格限制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范围，严防“超犯罪化”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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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监管 排放 舱底水 海洋污染

海上运输是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天然的交通大道,随着国内外贸易量的大幅度增长,海上货运量逐年增长,船舶的吨位和尺度也在不断的提高。但随之而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即海洋污染问题。船舶在营运过程中,往往会在各个舱底形成积水,而这些水最后都集中于舱底,在船舶排放舱底水时如果不严格按照规章程序进行排放,海事部门对船舶排放舱底水的监管疏忽,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海洋环境资源的缺乏,危害人类健康,造成海洋污染。

一、船舶排放处理舱底水

1.舱底水的产量

舱底水的产量受诸多因素影响,如船舶的吨位的大小、新旧、主辅机的功率、管系的装配工艺、艉轴的密封、设备的维修保养、船舶航区和航行时间等等。据日本防污染对策委员会对不同的船舶在不同的条件下舱底水的产量进行调查,得出的结果是船舶每年产生的舱底水数量为其总吨位的10%左右。

2.直接排放舱底水的危害

舱底水对船体有腐蚀作用,其成份较为复杂。舱底水积存过多,会影响机器运转;自由液面的形成会影响船舶稳性,从而危及航行安全,所以船舶在营运过程中要适时地排放处理舱底水。如果舱底水被直接排入水域会引起水域污染。据IMO资料统计,由于运输损失每年进入海洋的147万t石油中,有70万t是船舶压载水、洗舱水和舱底水入海造成,其中30万t是由于舱底水排放入海造成的。近年来船舶防污技术和设备日趋完善,但舱底水排放造成的污染仍未能有效地控制,因此对船舶排放舱底水的监督管理,应是海事防污监督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船舶排放舱底水的途径

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规对船舶排放含油污水有详尽的规定,排放处理舱底水一般只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将舱底水在船上贮存,抵港时排放到港口接收设施;其二是船舶航行时在适当的水域通过滤油设备将舱底水净化后排出舷外。

第一种途径处理船舶舱底水有很大的局限性,将舱底水排放到港口的接收设施,占用船舶装卸作业时间,而且港口接收设施并不完备。虽然国内主要港口都有足够容量的船舶油污水接收设施,但拥有港口污水接纳船的单位,国家规定的接收船舶舱底水费率较低,而再处理油污水的费用较高,因此他们宁愿接收处理船舶污油不愿意接收处理船舶舱底水。鉴于这些因素,多数船舶选择另一途径,即在航行途中通过滤油设备排放处理舱底水。

第二种途径为非正当途径。有相当一部分船舶违反国际公约和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使用船上的滤油设备,使用其它方式将舱底水直接排入水域。内河大型黄砂船尤其严重。海事监督人员应清醒地知道,船舶舱底水除了可能通过滤油设备排放出舷外,还可以使用多种方式经过多种途径将舱底水排出舷外。如卫生泵、压载泵及通用泵,只须与舱底排水系统有直接的连接。公约规定,为保障船舶和人员的安全,当船体破损或其它原因大量进水时,船舶在短时间有足够的能力将积水抽排干净。而与滤油设备相匹配的专用泵的泵量相当有限,滤油系统的管径也很小。经滤油系统排放处理舱底水速度慢、故障率高。为保障排放物的浓度低15ppm,船员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耐心经常冲洗和保养滤油设备。如果排放舱底水使用其它的独立泵浦,则排放速度快、操作简单,唯一的麻烦是为了逃避主管机关的处罚就要冲洗掉油迹,每次排放舱底水后必须泵海水冲洗管路。除此之外,一些中小船舶干脆就用潜水泵直接将舱底水泵出舷外。

二、船舶排放舱底水的监督管理现状

目前海事部门通过检查有关防污设备和操作记录的手段,对船舶排放舱底水的监督管理程序很有限。

1.设备的检查

虽然海事部门对滤油系统的检查相当严格,但对设备的检查结果只能说明在检查的那一时刻设备的状况,而不能说明船方是否遵守国际公约和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使用滤油系统排放处理舱底水。一些船舶的滤油系统长期闲置不使用,有些船甚至根本不安装,其保养的状态比正常运转排放处理舱底水的滤油系统的状态好的多。船舶不使用滤油设备或滤油系统失效,不能指控船舶将舱底水直接排出舷外污染水域。

2.对有关防污文书的检查

排放处理舱底水的记录更不能反映船舶的实际操作情况,没有一个船员会将舱底水违章直接排入水域的操作真实记录下来,《油类记录簿》“D”项的记录往往都很完美,完整的舱底水数量经过完整的时间通过15ppm设备排放到舷外,即使有个别船员一时“疏忽”,将“短时间内超额定能力处理了过量的舱底水”这一虚拟的操作,记录到《油类记录簿》“D”项,也只不过是估计舱底水的数量有误或伪造事实记录或记录不正规而受到主管机关的处罚,是一种极其轻微的处罚。《油类记录簿》记录的情况,不能作为指控船舶违反国家法规排放舱底水,造成水域环境污染的证据。

将舱底水排放港口接收设施的操作和记录往往是真实可靠的,因这一操作有港方的证明,但是通过这一途径处理舱底水有诸多困难,故采取这一方式处理舱底水的船舶不多。

三、对船舶排放舱底水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

面对目前的管理现状,我们应从多方面入手,通过提高船员的素质,改善监控的技术设备和手段、加大处罚力度,才能对船舶排放舱底水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

1、提高船员的法律素质

船员的法律素质、保护水域环境的意识高低和职业道德与责任心程度是使其自觉地通过正当途径排放处理舱底水的基础。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些船员弃滤油设备不用,在航行途中将舱底水偷偷排掉,然后作虚假记录欺骗主管机关。为了提高船员的法律素质,应在船员培训,适任证书考试等环节中加强保护水域环境的法律教育,把防污染知识作为考试的一门主要功课,考试不合格的不能取得适任证书。

2.改善主管机关监控的技术设备和手段

针对船舶直接排放舱底水污染水域环境的问题,主管机关实施管理有相当大的难度,只有改善主管机关监控的技术设备和手段,才能对船舶排放舱底水实施有效的管理。

(1)流量计的应用

笔者建议在船舶的滤油系统中设置流量计,安装流量计的目的是为了如实记录经滤油设备排放处理舱底水的数量,其原理和安装工艺如同家庭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表”如实反映出管路中流出液体的数量。安装和拆解都很简单,投资费用也很低。为了达到主管机关能有效监督船舶处理舱底水的情况,安装流量计后必须由主管机关铅封,防止流量计被人为操作。安装位置在滤油设备的含油浓度低于15ppm的油水混合物的排放管路上,流量计的读数可以反映出船舶经滤油设备处理舱底水排放到舷外的数量。

(2)关于控制船舶舱底水非应急情况下的排放

安装流量计其实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违反规定处理舱底水的现象。船上许多泵浦都可将舱底水直接排放到舷外,应急情况的排放是比较少见的,而船舶非应急情况下的排放应该受到控制。从理论上说控制船舶舱底水非应急情况下的排放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将舱底水应急排放系统中的应急吸入阀或转换阀门铅封起来,如遇应急情况可打开铅封封着的阀门,事后必须在《轮机日志》、《油类记录簿》中及时记录,尽快由主管机关签证并重新铅封。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应急吸入阀需经常活络以保持在应急情况下可用状态,故原则上不应铅封应急吸入阀,与之相连的相关泵浦及其排放管路有本身不可替代功能,更不能铅封起来。因此,只有将舱底水系统中与排放泵浦相连的阀门铅封起来,才能控制船舶舱底水非应急情况下的排放而又不影响其应急功能。

(3)合理设置港口接收设施

针对目前港口油污水接收船处理油污水困难的问题,应合理设置港口接收设施,一方面充分利用岸上设备,使长期闲置的污水处理场得以利用,没有污水处理场的港口可建设一定容量的污水处理池。

(4)加大对船舶违章排放处理舱底水的处罚力度

即使对抵港船舶免费接收处理舱底水,也不可能杜绝个别船舶违章排放舱底水的现象,船方违章排放船底水的地点往往选择在远离岸线的水域,故此对违章排放舱底水的船舶的处罚力度应加大。我国的处罚规章对船舶在港内违章排放舱底水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这显然比国际公约对违章排放所涵盖的范围小,而实际上极少有船舶敢在港内违章排放舱底水,那么我们的处罚规章对船舶违章排放舱底水应增大处罚范围。另外,对船舶违章排放舱底水的罚款额度也应大幅度增加以震慑那些违章排放舱底水污染水域环境的船舶。

目前由于船舶排放舱底水造成水域油类污染,占据船舶油类污染的很大比例,船舶排放舱底水造成水域油类污染的行为往往是故意行为,主管机关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有效地控制船舶排放舱底水污染水域,而对于船舶污染治理来说,加强我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海洋环境法律体系,坚持船舶污染防治立法和我国整个环境法律体系特别是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正确处理船舶污染防治立法与相关海洋环境法的共性和特性关系,坚持在全面系统审查现有船舶污染防治立法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将重点立法与一般立法结合起来,完善海上船舶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制定全国性的内陆水域船舶污染防治法规。

进一步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尽量减少或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针对操作性船舶污染,加强宣传教育,使广大船员充分认识污染海域的危害性,帮助他们了解防止污染、保护海洋环境的重大意义,增强防污意识。加大处罚力度,对违章操作带来严重污染或屡教不改的船舶,对其采取处罚措施,加强对水域污染情况的监督检查,努力将海域污染降到最低限度。严格贯彻落实有关防止船舶污染的法律法规,并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提高管理标准,改善船舶防污设备的配置,使船舶具有较强的处理废弃物的能力。各类船舶均应按规定装备油水分离装置,港口建设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和应急器材。同时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激发民众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参与热情,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争取社会各界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只有思想上引起重视,才是彻底根除海洋污染的最有效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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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渤海；海岸线；法律问题；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102-02

长期以来，对渤海治理的关注集中在陆源污染、湿地保护、渔业资源、底栖生物的保护，忽略了对渤海海岸线的保护。海岸线是海陆的分界线，是人类开发海洋，进军海洋的基地，是抵御海洋灾害的第一道防线。邻近海岸线海域也是众多海洋生物的产卵场。然而，目前对渤海海岸线的保护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渤海海岸线保护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对促进渤海海岸线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渤海海岸线开发保护现状

（一）渤海海岸线开发利用情况

渤海海岸线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伴随着我国四次围填海的兴起，海岸线利用也伴随着围填海用途的转变经历了盐业生产、农业用地、海水养殖、工业用途等方式的转变.目前渤海海岸线大部分被海洋石油化工、钢铁、港口、重装备、冶金等行业占据，海岸线的开发和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相关的监测数据表明，1995-2008期间海域转化成工交建设用地的现象表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1]。

（二）大规模开发对渤海海岸线造成的影响

1.自然岸线大规模减少，人工岸线增加

大规模的开发导致自然岸线减少。以辽宁省为例：据1975年国务院[78]号文件，辽宁省海岸线为2 178km，2000年海岸线长度为1 838km，25年共减少340km，年均减少13.6km[2]。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约2/3岸线成为人工岸线。河北曹妃甸附近大面积海域丧失海洋自然属性，曲折的自然岸线变成了平直的人工岸线，沿岸海岛变成了陆连岛，曹妃甸附近海域已无自然岸线。天津滨海新区自然岸线呈逐年减少趋势，与1995年相比，2008年减少了97%。

2.海岸侵蚀加剧

经过长时期的自然演变，海岸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各种因素如海水动力、泥沙淤积等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平衡。但人类的活动却打破了这种平衡，如大规模围填海造地工程、堤坝工程等，改变了海岸线的形态、结构等长期稳定的因素，诱发海水动力的改变，诱发海岸侵蚀。据相关研究表明，近100年来特别是近50年来，环渤海地区的海侵现象比较突出，秦皇岛、昌黎、天津汉沽、黄骅大口河、莱州湾、乳山口、五垒岛、大连湾等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海侵，使沙质海岸与岩质海岸不断后退[3]。

二、渤海海岸线保护现状及面临的威胁

（一）渤海海岸线保护现状

1985年开展的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资料汇编显示，在调查之前环渤海地区无海岸防蚀自然保护区，天津贝壳堤的保护也划归为珍贵动植物的保护，在此之后才开始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如辽宁蛤蜊岛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北方贝库），河北秦皇岛多群体森林公园（自然环境、人文估计、黄金海岸）、天津海河公园（护堤林带、绿化、美化）等。截止到2011年，从环保部统计的数据来看，建设的旨在保护海岸线的保护区有，河北石臼坨诸岛海洋海岸（省级）自然保护区、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骅古贝壳堤（省级，国土管辖）自然保护区；辽宁仅有海王九岛（市级）海滨地貌、海岸景观及鸟类自然保护区；山东黄河三角洲海洋海岸（国家级，林业管辖）自然保护区，崆峒列岛海洋海岸（省级）自然保护区，荣成成山头（省级）自然保护区，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海洋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沾化海岸带湿地（市级林业）自然保护区；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

（二）渤海海岸线面临的威胁

1.人为因素的影响加剧

海洋发展战略加快实施，国务院批准了沿海多个区域规划，启动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能源、重化工业向沿海地区集聚，滨海城镇和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在沿海布局，各类海洋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海洋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建设用海需求旺盛。

2.自然因素的影响趋于强烈

2011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2011年渤海沿海海平面比常年高79毫米，根据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平面变化预测结果，山东沿海海平面的上升预测值最高，辽宁、天津沿海次之，河北沿海上升较为缓慢，而海平面上升将加剧岸线的侵蚀和后退。

三、渤海海岸线保护相关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首次在法律条文中使用海岸线一词，使海岸线正式具有了法律含义。但现行的法律法规，未明确指出海岸线的保护，而是以海岸、岸滩等方式提出。相关法律法规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因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律本身的滞后性，海岸线的管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法规对海岸线保护的认识不足

对海岸线的保护认识不足，对于海岸线的保护仅局限在具有特殊保护价值、重要经济价值（如港口岸线）和重大科学文化价值、海岛岸线以及受侵蚀岸线的保护上，对普通岸线的保护不足，还存在粗放利用、过度浪费的现象。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仅规定“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岸、岛屿、滨海湿地、入海河口和海湾等，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遗迹所在区域”应当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对海岛开发过程中海岛地形、岸滩，对海岸侵蚀地区的综合治理、严禁在海岸采挖砂石。《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规定也仅对“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遗迹所在区域，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岸、岛屿、湿地”应当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仅规定了对港口岸线的保护。

（二）对相关法律概念缺乏界定

对海岸线的界定不明确。《海域使用管理法》首次赋予了海岸线法律含义，但对海岸线缺乏清晰明确的法律定义，虽然国家标准对海岸线做了界定，但并无法律上的意义。国家标准对海岸线的划定是推荐性标准，无强制执行力，且存在“平均大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和“多年大潮平均位时的海陆分界线”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具体的界定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对海岸线界定的不明导致对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的界定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导致涉海工程的管理混乱。

（三）海岸线使用管理制度的缺失

1.海岸线审批制度的缺失

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仅规定了对不同用海规模的审批权限，但未明确规定海岸线的审批标准，导致海岸线的利用粗放。《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提出到2020年自然岸线比例要控制在35%，但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比如对自然岸线的界定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目前仅在港口法中规定深水岸线和非深水岸线的审批权限。

2.海岸线修订模式不规范

目前我国未规定海岸线的修订周期，最近的海岸线修订是通过908专项开展的，且存在各省各自为政的现象，辽宁、河北、天津、山东均各自启动了海岸线修订工作，并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公布。我国的海岸线公布模式有政府文件形式加以确定、以条例的形式加以明确、技术单位测量后政府批准。这就导致某个地区的海岸线出现多个数据，难以辨识，如河北海岸线数据，海岸带综合调查显示的大陆岸线长度421千米，而有关论文显示为487千米[4]。数据模式的多样化也导致了数据管理的混乱。同时也对公众的知情权产生影响。

（四）海岸线自然保护区建设不足且管理不到位

从我国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情况来看，对海岸线的保护力度较小，保护类型单一，全国范围内以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保护的自然保护区仅有19个，其中海洋地质遗迹8个、海洋古生物遗迹6个、海洋自然景观5个。当然加上其他类型的保护区对海岸线的保护，不排除我国海岸线自然保护也相对较多的事实。但另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也摆在我们的面前，海洋保护区建而不管、建而管不了的现象普遍存在，管理体制复杂，制约保护效率；保护区经费不足；总体布局规划有待完善；法规体系不完善；科研工作滞后。海洋自然保护区的诸多问题导致海岸线保护区作用不明显，如位于河北省黄骅古贝壳堤自然保护区内沿海岸的岐口――狼驼子贝壳堤已经不复存在，山东省境内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内，在贝壳堤几十米后修建了养殖池导致贝壳堤受侵蚀[5]。

（五）海砂开采管理不到位

目前关于海砂开采的法规仅有《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岛保护法》中的若干规定，且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执行措施。海砂管理部门多，彼此间缺乏有效的配合，监督管理体制脱节，有些地方海砂主管部门没有海上执法船舶，缺乏查处非法采砂的必要执法手段，造成“能管的部门无权管、有权管的部门不能管”的尴尬局面。

四、保护渤海海岸线的建议

渤海海岸线的保护需要贯彻综合管理、海陆统筹的原则，除加强海岸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围填海管理等普遍强调的问题，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考虑完善海岸线的综合管理与利用，加强对一般岸线的保护和受损岸线的修复工作。制定《海岸带综合管理法》或《围填海管理法》，设专章加强对海岸线的保护，建立各项制度实现对海岸线的有效管理，如海岸线审批制度、海岸线修编制度、海岸线比例制度、海岸保留区制度等。

（一）明确海岸线法律含义

海岸线是海陆的分界线，也是划分管理权限的重要标准。自然科学也对海岸线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关于明确“海岸线”、滩涂等概念法律含义的复函》中也未明确答复，建议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海洋局进行充分论证后拿出划定方案。从科学性、合理性和便于管理的角度，应把平均线确定为海岸线，（下转129页）（上接103页）并明确平均线的确定方式；从实践上来讲海洋局无论从组织机构、法律法规，还是从人员设备齐全、管理有效、海洋档案资料完备及监管工作延续等各方面，都要优于国内其他单位和机构，因此适合对海岸滩涂进行管理[6]。关于平均线的确定，要加强自然科学的研究，确定平局线的计算年份，使平局线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定义，进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二）明确海岸线审批制度

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对不同的用海规模划定了不同的用海审批权限，但未明确规定海岸线的审批标准，仅在港口法中规定深水岸线和非深水岸线的审批权限。因需要明确其他用海行业的岸线占用审批标准，对养殖、工矿业、建设用地等不同的用海方式设定岸线占用比例，对不同的用海规模设定岸线占用比例，以占用自然岸线的长度划分为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的审批权限，以此加强对自然岸线的保护，有效遏制海岸线的粗放使用和浪费现象。

（三）统一海岸线机构，实行海岸线修订制度

鉴于目前海岸线机构比较混乱，为确保海岸线数据的权威性，应统一全国的海岸线机构。海岸线的修订和收归国家海洋主管部门，由国家海洋局主管全国海岸线的修订工作，各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海岸线的修订工作。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海洋的利用加剧，同时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海岸侵蚀，应定期开展海岸线修订工作，为海岸线的综合管理提供精确的基础数据。

（四）设立海岸线保留区制度

海岸线具有稀缺性也具有普遍性，不可能对全部的岸线都建立自然保护区加以保护，因此需要创新保护方式保护珍贵的海岸线资源。对于大多数的海岸线来说，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海岸线保留区制度。根据不同的岸线类型，确定不同岸线的保留比例。海岸线保留区制度以保护居民接近自然海岸线为目标，使其可以满足后展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

（五）实行海岸退缩线制度

海岸线区域是海陆作用最为明显的区域，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了海平面上升的趋势和海洋灾害的发生几率。同时海岸线附近地区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大，因此需要禁止对靠近海岸线的一定范围内的某种利用，如海岸退缩先向海一侧不允许有任何建筑，以避免海水侵蚀和破坏。海岸退缩线的设定可以海平面上升率为主，参照海岸类型。因此山东的海岸退缩线距海岸线最远，辽宁、天津河北依次递减。同时海岸退缩线的制定还要根据具体的海岸情况来确定。

参考文献：

[1]左丽君，徐进勇，等.渤海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景观格局响应[J].遥感学报，2011，（3）.

[2]范晓婷.我国海岸线现状及其保护建议[J].地质调查与研究，2008，（1）.

[3]段永侯.渤海海岸带变迁及其环境地质效应[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0，（3）.

[4]宋素青，刘爱智.河北省海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