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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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但他认为其属于仰韶文化的一个分支，为了同河南的仰韶文化相区别，故将其称为“甘肃仰韶文化”。后来，我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到甘肃进行田野考古调查，主张以马家窑遗址为代表，将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随之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响应。

大量的考古资料已证明，马家窑文化早期在时间上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的，晚期与齐家文化相接；在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四个阶段，大约延续了近1250多年（公元前3300―公元前2050年）。下面就马家窑文化的四种类型的特征、花纹、器型做阐述。

一、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

1947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石岭下遗址而得名。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地层之下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地层之上过渡性遗存。其主要特征是：出土器物的陶质以泥质红陶为主。另有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多呈橙黄色和砖红色，有少量橘红色。动物鲵鱼，变体鸟纹及形式多样的几何纹是其主要纹饰。器形有敞口碗、卷沿盆、侈口细颈瓶、小口尖底瓶、彩壶、彩陶罐等。其中细颈瓶器形、变体鸟纹和漩涡纹的彩饰，与马家窑类型比较接近；而砖红色，疏朗的构图和很少“内彩”又与庙底沟类型近似。因此，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

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该遗址已于1988年1月公布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多次考证，其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前2900年。从大的范围讲，马家窑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陇东山地、陇西平原、宁夏南部和青海西北部、西至甘肃武威。马家窑类型彩陶多为橙黄色，彩绘花纹，全部为黑彩。最大特点是许多器物在口沿、外壁和大口器的里面都绘有优美的纹饰。花纹中几何纹主要为幛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桃形纹、草叶纹和多层三角纹。动物纹主要为各种造型的鱼纹、鸟纹、蛙纹和蝌蚪纹。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器物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图案花纹繁缛；线条流畅，多用等粗的线条构成，均匀对称，浑然一体；自称韵律；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到了晚期，彩陶的纹饰多用较粗的笔道，出现了大锯齿纹及大漩涡纹，标志着其已向半山类型过渡。

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

1924年发现于甘肃广河洮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为包括半山墓地在内的许多居址和墓地的总称。其分布范围为陇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部。半山类型彩陶的器型主要以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和钵为主，造型特征主要为腹部向外鼓出，弧度饱满，近似球形。彩陶的纹饰色彩鲜明绚丽，色调明快热烈，花纹精细雅致，构图繁密绚丽。纹饰最鲜明的特征是在橙黄色的土陶上，用红黑两色相间的线纹或锯齿纹，或粗或细、或宽或窄、或直或曲，组合成漩涡纹、平行带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等各种图形，同时也有大量的变体蛙纹和棋盘格纹。其别是由锯齿纹构成的漩涡纹、菱形纹和葫芦纹，成为半山类型彩陶的最鲜明特征，后来凡发现与此风格相同的陶器，均被称之为半山类型陶器。到了半山类型晚期的陶器，纹饰更加精美繁丽。如有代表性的旋形纹，纹饰中心逐渐扩大，并在其中饰以更加精细的各种花纹。这种花纹中套花纹的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使得半山类型的彩陶不仅繁密富丽，而且达到很强的工艺性装饰效果，从而将中国彩陶的纹饰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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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认同现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48-02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可塑性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因此，面对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文化因素，大学生极易产生文化叛逆，形成文化认同危机。

一、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

本文以对哈尔滨工程大学187名学生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以期引起高校理论界的重视。

1.大学生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且学校资源利用不足

数据显示，被调查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来源依次是书籍书刊、中小学教育、电视节目、网络媒体、学校讲座、家庭氛围影响以及相关课外实践活动。当代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家长大多忽略了文化素质的教育，只有16.1%的学生表示受过家庭氛围的影响。而且，在校大学生没有很好地利用学校资源，187人中仅有46人通过学校讲座了解儒家文化，仅占到24.6%，这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流失；学校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相关课外实践活动，这一项仅有6.42%的同学选择。

2.大学生对大学开设实用性学科认同度较高

大学生对高校开设实用性学科的认同度较高，69.5%的学生非常赞同在大学多开设一些类似《西方经济学》、《证券投资》等实用性强的课程。相反，受调查大学生中，仅有32.6%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大学开设《儒家文化经典导读》这门课程，54.0%的学生认为比较有必要，占了绝大多数；而受调查的大多数理工科学生都对此表示不赞同。

3.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认同度较高

从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66.8%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有利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其中“孝”的影响首当其冲，70.6%的大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对其最大的影响就是“孝”，往后依次是“信”、“礼”、“义”、“悌”、“耻”、“忠”，以及“廉”。关于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为何，64.7%的学生认为是“修身之术”，34.2%的学生认为是“对教育的贡献”，但是仍有3.2%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是陈旧的思想，只会让人呆板。

4.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及传播方式的不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以及传播方式不认同。15.0%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是沿袭古老传统，11.8%的学生认为是文人学者做学问的工具，11.2%的学生认为是政治统治。对于当下很多文化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研究并配合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现象，54.0%的学生认为此现象意义重大，是对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弘扬，42.3%的学生认为这样意义不大，能有正面影响，但多数情况是为了炒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有较强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只是选择性认同。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儒家文化认同危机。

二、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出现认同危机的原因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蕴含着很多的精华思想，然而，高校的重理轻文现象、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以及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等因素却强烈冲击着大学生还处于形成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致使部分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危机。

1.儒家文化的思想弊端

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束缚人们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中较为明显的弊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等级观念造就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而中国很多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或见证过很多这样机会不平等的事情，这与他们学习的西方人权、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社会里人民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利是相反的，因此难以认同这种从儒家文化中得来的论出生、论血统的思想是有情可原的，对儒家文化也就难以认同。

2.大学生辨别能力较低

当代大学生固有的认知特点使他们对新事物怀有极强的好奇心，但是，在对文化的吸收过程中，他们往往带有幻想的色彩，不切合实际，不能准确、深刻、全面地认识问题；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尚未成型，缺乏辩证分析、冷静处理与自觉抵制的能力，缺乏文化选择和文化辨别能力。加上他们成长于各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期，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他们往往手足无措，对健康、先进的文化和错误、没落的文化不加辨别，这使得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浅显思想表现得很认同，但是对内在深层次的隐形文化却不尽认同。

3.我国高等教育的惯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表现出重科学轻人文的倾向，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理工科教育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文科学教育衰微，直接导致儒家文化难以进入大学校园。从调查问卷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中小学教育，而进入大学之后几乎不再学习儒家经典，只关注外语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同时，高校中人文学科师资力量也较理工科专业的薄弱许多，教学方式也过于老套，还是以单向的说教、强制的灌输为主，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因此，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衰微，势必造成儒家文化教育的失落和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疏离。

4.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

互联网使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融于网中，敞开于世人面前，我国儒家文化同样卷入交织着交流与冲突的旋涡之中。其结果是，缺乏辨别能力的大学生很容易被俘获，无序失控的网络文化销蚀了他们对国家、民族、正义、价值等传统文化问题的深度思考，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粗浅的表层理解上。此外，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增加了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于是，社会生活不完善的一面更多地暴露在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在道德价值判断混乱的情况下，只能随波逐流，盲目追随社会上的一些认同观，因此对儒家文化产生认同危机。

三、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经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大学生儒家文化认同中出现的问题，也为了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提出有力的措施，以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程度。

1.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精华与糟粕的并存。大学生在传承儒家文化时，一方面要对儒家文化有自信心和自豪感，充分挖掘其内在的有意义的观点，如“仁爱”思想、“孝悌”之情、“修身”之术等，然后内化为自身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对其中的“三纲五常”等思想予以摒弃。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儒家思想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出正确而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2.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

大学生自身应当增加儒家文化知识储备并提升对儒家文化的认知，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文化的积极意义和重要性，珍惜儒家文化，自主积极地学习儒家经典，明白儒家文化不仅仅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而需要我们认同，更在于其内在深层次的伦理观意义与自我涵养。同时，高校应多举办一些有意义、有影响力的实践活动，如开设诵读儒家文化经典的比赛，又或者学校的各个讲坛可以积极发挥作用，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为大学生讲解儒家文化的精髓，使儒家文化内化为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真正从心底接纳儒家文化。

3.改革高校人文教育方式

为使儒家文化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教育部应督促高校积极鼓励教师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儒家文化概论”等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并以学分制的形式列入教学大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同时，高校应注重人文学科师资力量的培养，引导教师以生动活泼、互动的形式授课，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并且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多带领学生参加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营造和谐校园文化。创设好校园文化环境，以氛围熏陶人，提升大学生对真善美的认知，在耳濡目染中将有助于大学生实现儒家文化经典的内化，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4.加强对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与管理

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必须加强对现代传媒的引导、监督和管理，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网络、电影、电视及书报杂志等现代传媒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有关《论语》的讲座、书籍、电视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说明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要求，尤其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困惑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相关部门尤其是高校要充分发挥现代传媒作用，加强监管和引导，以形成良好的网络氛围，以通俗、亲和的视角来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四、结语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修身养性等观点，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关系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归属感，意义重大。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重视科学的今天，儒家文化缺乏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这一事实我们不可忽视，儒家思想必须得到更新、改变、转化和融通，必须要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将其义理以更为恰当合理的方式体现在现代生活当中。如何进一步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完成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和融合，使大学生乃至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提升，是当下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樊娟.新生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及其应对[M].杭州：浙江大学，2009.

[2]赖美琴.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

[3]王玉丰.试探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与成因[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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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文化 英语教学 小学英语

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于我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对世界文化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儒家文化的精髓和积极一面的继承和发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

人越小可塑性越大，儿童期是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的关键时期，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可让孩子终身受益。儒家文化教育的本质是德教即德学教育，培养小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是引导小学生向正确的、积极的方向发展所必需的。那么，在小学英语这样一门外语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文化教学合不合适、可不可行呢？我在小学英语教学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到这种方式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1.小学英语教学中融入儒家文化教学是必要的

汉语和英语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一个来源于象形文字，另一个来源于拉丁文字。截然不同的语系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冲撞必然成为认知尚浅的小学生学习的障碍。孙子曾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小学生学习英语必然会同时接触英语的相关文化，如若连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那么何谈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更不用谈真正学好英语。

随着地球村概念的提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语言与文化迁移现象越来越频繁，成为一个令诸多研究者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要使交际活动富有成效，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否具备地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知识，冲破各自文化的限制与约束。当然，小学生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的，作为小学英语教师的我们要看到这种文化差异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向小学生输入传统的儒家文化，做到在继承作为国家思想瑰宝的儒家文化的同时，便于小学生更好地掌握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有利于小学生更好地学习英语。

2.小学英语教学中融入儒家文化教学是可行的

小学生学得好不好，教育方法很重要。教育方法，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实现教育思想的策略性途径，包括教师直接指向教育内容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法指导及学前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方法。对于儒家文化，教师了解比较深刻，小学生是比较肤浅，甚至毫不知晓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方法只能是通过教师向学生直接教育这种输入式的方法。但是任何形式的硬灌、勉强，任何形式的空洞、牵强说教，都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有可能产生消极效应，使学生产生反感。因此，我们在实践的英语教学中采用渗透的教育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日积月累中让小学生逐步了解儒家文化。

3.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德学教育

德学教育在传统儒家教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智育的目标不仅在于发展和充实智能，而且在于形成高尚的道德和优美的品质。”事实上，至今我们在小学教育体系中仍然坚持“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并将德安排在首位。

3.1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德的理解

古人云：“人无信，不能立；人无德，不成人。”那么何为“德”？儒家有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中“道”，即导，引导、诱导的意思，而礼，即礼乐，乃是行仁义之工具，所以“礼”根本上仍是从属于“德”的，认为德即为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人性修养的全面发展。当然，面对仅为小学生的教学对象，我们不可能不切实际地将传统儒家德学精神教授得如此深奥，因为小学生是无法理解的。对于小学英语教学中德学的教育，应该将这种德学教育更多放在体现尊师重道，尊老爱幼等良好品德的礼貌用语上。

3.2小学英语教学中融入德学教育

德学教学具有如此的重要性，那么怎样在小学英语这样一门外语教学课程中融入德学教育呢？通过多年的小学英语德学教育实践，我们认为采用渗透式情景教育模式十分贴近小学英语阶段的学习特点，其中开展的小学德学教育模式的内容主要分为礼节和礼貌用语两方面。在礼节用语方面，我们通常设计小学生互帮互助的情景模式，如一名小学生想请另一名小学生帮助，在英语中我们可以说，“Can you help me to do ...”或“Could you please help me to do ...”；又如请客人或刚认识的朋友喝茶时，我们可以说，“Do you like to have a cup of tea”或“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up of tea”。我们要让小学生认识到英语中也存在很多的礼节性用语，让小学生区分“Can you”和“Could you please”及“Do you like”和“Would you like”的差别，在请求别人帮助时正确选择“Could you please help me to do...”及请客人喝茶时正确的选择“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up of tea”。

在礼貌用语方面，我们更注重设计贴近小学生生活的情景。如一名小学生遇见一位迎面走来的师长，应该主动有礼貌地说：“Good morning！”小朋友放学后，要相互打招呼说：“Goodbye！”接受别人帮助，要立即说：“Thank you.”给别人添麻烦了，要有诚意地说：“I am sorry.”通过这样模拟创设真实的语言情境，看似简单、普通的用语，只要坚持在教学及日常交往中反复使用，小学生就会学会英语中礼节和礼貌用语的运用，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一定的德学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日常生活中不文明的语言，学会以礼待人，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综上所述，小学英语教学中融入儒家文化教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德学教育作为儒家文化教学的重点，在小学生英语教学中是不可缺的。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注重儒家文化特别是德学教育的融入，是21世纪小学英语教学建设的发展方向。正确选择和运用渗透式情景教育的方法，并且坚持贯彻在小学英语的教学中，相信我们能够培养出有修养、有素质、有道德的德才兼备的一代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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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创造力；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90-02

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的。创造力不仅仅体现了人的思维特性，而且在行动中彰显。作为中华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创造力之间在功能上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导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创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创造力？德国的海纳特在《创造力》一书中认为，“从词源上来看，创造力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东西”[1]14。这个定义基本体现出了创造力的实质，但是却没有展现其具体的内容。《辞海》中对创造力的解释是：“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新，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大体上由感知力、记忆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种能力所构成。”[2]517笔者认为《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比较确切具体的。

二、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能够“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国学大师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其绵长的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两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协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确，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历史的“不衰”。这种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国人过早地认识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为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倾向奠定了文化基础；因为，统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会再次迅速分裂。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一统的时间要长于分裂的时间，而统一是稳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伦、尊崇礼乐；这些被后来的儒家逐渐发展成伦理纲常，更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如此，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为发展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有利于物质生产，有了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经验的总结才有可能。总结、改进生产技术，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而遥遥领先的物质文明。“四大发明”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了。

物质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以后人们才有相对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艺术创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体现了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便开始是敌人，最终也可能被我同化，成为我们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终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不断充实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对于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对于智力的开发都是很有益的，当然也是有益于创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内涵与境界，难道这里没有创造吗？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样入世的“小乘佛教”，这也是包容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在这样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不胜枚举。

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说明潜伏在儒家文化内部的某些消极作用已经显现，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历史。

三、儒家文化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一）“仁”“义”“中庸”的理念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继续对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论。渐渐地，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德性修养，都以正人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人对事，人们强调“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矛盾习惯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总是向外苛求他人。这种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过于关注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减对自然的关注，对外在的追问。长久以往，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力就会停止不前，也就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

所谓“义”可以理解为韦伯那里的“价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关注“价值理性”，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因此我们没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没有西方那么彻底，外在的创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约。工具理性把人当成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考虑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也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总是过犹不及。这种处世方法某种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质。可是如此的处世方式很容易产生对知识的不求甚解。这种态度不能把对知识的渴望发挥到极致，容易把好奇心给抹杀了。果真，不走极端、不敢追问，如何能有更多新的发现。殊不知正是“极端”才产生了德国哲学的辉煌，尤其是近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国；因为德国人只要一谈问题就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甚至常常无穷地追问到本体论的层面。由此可见德国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与认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这般，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出它的影响。比如：德国人在制造技术上的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德国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国的这种在制造上面的创造力想必国人无人不知。与之相反，国人却总是偏爱“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们在制造业上的创造力才很难彰显。

“中庸”的理念直接产物就是“谦虚”。当谦虚成为美德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个性不张。不张的个性很难产生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关键。要知道“不破不立”，创造就是“立”，没有怀疑精神去“破”，哪有创造的“立”。而事实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三从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二）家庭伦理与耕读方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从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国家之后，家族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国法、家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说并行不悖。钱穆先生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家国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讲求的伦理过于强调远近亲疏。这样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预示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所谓“家丑不外扬”，便是此理。中国自古以来，很多经验、技巧都是家传的，几乎不外传。这很不利于技术、知识的保存、推广与创造，最终导致很多技术、文化成果失传：神医华佗的重要的医学著作《青囊书》已经失传，诸葛亮的“车水马龙”也难以复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国是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是本业，而商业是末业。这样长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广阔的统一大市场；到后期又闭关锁国，因此海外市场也没有了。没有广泛的市场交换也就阻碍人们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识的基础，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产生了，如果没有向外拓展的市场需求的诱导也很难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比如指南针西方用于航海，而我们用于“风水”；西方用火药研制武器，而我们却只会制作鞭炮。

说到读书，中国人自古读的是圣贤之书，学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读这些书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讲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学问，关注人际社会而不太精通自然学问。人际关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们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却是大大不足。为了在科举中夺得头筹，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旧思想、旧学问，可以说浪费了大批的最优秀人力资源，极大地减少了最具创造力的主体。在考试的内容上多是“本本主义”，并不太注重实践的知识，甚至鄙视劳动实践。因为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实践，创造力谈何容易。

（三）儒家文化的思维模式对创造力的消极影响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的话似乎是在批评贬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内容无疑是对的。西方哲学思考喜欢用概念、知性范畴、逻辑来阐述分析问题；中国哲学理解、分析问题凭借的是直观的生命体验而非逻辑。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够直达知识本身。可是，没有理智的分析过程，这种知识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国文化早熟也正体现在此。这种早熟早期有优势，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势。要知道没有逻辑的演进过程，直接一步登天，虽然快，但毕竟不稳。就像盖房子，没有稳固的根基作为基础，自然是不能稳固的。所以，尽管开始我们成就非凡，到后来就一败涂地了。西方人虽然晚熟，可是在坚实的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终于建立了现代科学，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此“分析科学”战胜了综合的理性，中国渐渐开始落后西方了。

“风水轮流转”，虽然西方文化在创造力方面，在近现代表现出暂时的优势。但是，西方文化那种内在的“冲突”“异己”的特性终究不能取带崇尚和谐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再次显现其在创造力方面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德]海纳特.创造力[M].陈钢林，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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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地缘文化战略”就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指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地缘文化空间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去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要想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地缘文化发展战略，就要明确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地缘文化的发展空间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利用发扬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去维护国际战略地位。

一、全球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地缘文化发展

在90年代后的世界冲突中绝大部分涉及种族冲突、宗教战争等等，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物质金钱人员全世界内流动速度加快，各国经济依赖的加深也使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加深，冷战结束后使意识形态在千秋争执中的重要性大打折扣，文化的重要性相反的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改变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中国在全球范围上的地缘文化空间。亨廷顿提出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这是他依据既有研究同时结合冷战后新发展所确认的。

相对来说，当今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其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不仅引起非西方文明的强烈反感，也是造就西方文化冲突及文化分裂的主要原因。美国的文化传播更像是一种文化殖民或者说是文化帝国主义，它所传递的美国种种精神文化对于其他文化来说是一种侵略，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现如今，“憎恨美国的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众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欧洲、拉美、东亚及其他盟国。”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已渐渐偏向为美国中心论，如果说美国的文化发展是历经了欧洲化、美国化到国际化的过程的话，西方文化则是历经了欧洲化、国际化再到美国化的过程。

中国文化虽然相对于美国文化仍处于弱势地位，但已经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复兴趋势。通过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广泛开展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积极举办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年等一系列活动，使中国的形象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世界越来越了解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的文化魅力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近几年提倡的“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等主题也大大提升了国际威望，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有建设性的良好国际形象，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模式与世界观。乔舒亚・雷默将中国现代特有的发展模式命名为“北京共识”

二、亚洲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地缘文化

“冷战”的结束对于亚洲地区的地缘格局来说并没有欧洲变化那么明显，地缘文化相对来说在稳定中保持着原有的多样性，同时，亚洲文化在冷战后也实现了文化的总体复苏，压轴的最典型特征是多元文化共处。与美洲、独联体、非洲等地不同，亚洲不具有单一的主导文化，多元文化呈现多极特征。日本文化的“亚洲化”，中华文化及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崛起拓展共同构成了亚洲文化的复苏。

在亚洲文化多元化复苏的浪潮中，中华儒家文化的重新崛起最为突出。近年来学术界曾提出“大中华儒家文化圈”、“华人经济圈”、“汉字文化圈”等说法，这些都是蕴含着中国儒学的历史基因。同时，东亚各国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可与再次强调使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儒家文化圈得以重新再现。如今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虽仍然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但显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各国文化的交融竞相大发展。中华儒家文化的再次繁荣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日益发展，而是源于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三、中国地缘文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具有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三个鲜明层次，这构成了中国地缘文化空间的三环结构。而在每一环上，中国文化发展都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从中国地缘文化的局限性上来看。在对外文化交往过程中，中国文化仍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从周边层次经地区层次到全球层次呈现逐级递减的发展态势。从全球层次上看，中国对欧美文化产品的依赖尤为严重，其次是在亚洲层次上对日韩等国文化产品的依赖，再次是对周边层次如对港澳台地区文化产品的依赖。从地缘空间的角度来看，即便是在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之内，仍不乏各种挑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这一政策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发展扩张、削弱这文化的吸引力。台湾当局以极其狭隘的思想抑制我们文化的传播，阻挡了台湾人民更加深刻准确了解我们文化的机会，具有偏见主义色彩，这对我们仍是不小的挑战。

其次，西方文化的霸权扩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在各种外来文化中，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是最具有冲击性的。国人的过分崇洋，认为“进口”必然好过“国产”、国外文化的“洋气”与国内文化的“俗套”仍是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对于国学的发展在有些时候我们的热情甚至没有国外学者多。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并不是暂时的挑战，而是一种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威胁的存在。它根植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霸权战略。

最后，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与跨界文化认同的再次发展对中国文化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反击美国文化霸权扩张的整个过程当中，亚洲不同文化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在保护本国文化的同时，他们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美国文化的强烈排斥，也表现出了对其他任何异己文化的排斥。其中，对中国文化构成直接挑战的主要是亚洲地区层次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即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其他方向上的跨界文化认同如在中国北部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为核心的跨界文化认同，在西部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跨界文化认同等在给中国文化发展提供潜在空间的同时，也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跨界文化认同不仅并不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而且还因文化民族主义而对儒家文化具有某种排斥性，因而会削弱中国文化的内在向心力和外在吸引力。

四、中国地缘文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文化不仅要致力于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文化环境，同时还要要致力于使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确保中国以全面发展的大国身份跻身于世界舞台之中。为此，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加强自身文化的建设，更需要从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上着手，针对不同地缘文化空间上的不同挑战去规划自身的总体的地缘文化战略。

第一，加强中国自身文化建设。中国必须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大力弘扬历史文化瑰宝，与此同时确立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大力推进中国化，特别是文化意义层面上的中国化，将意识形态融入到民族文化当中去。中国文化需要消除现有的局限性和脆弱性，需要整合其内在的不同元素从而形成一个形成既具有独特个性又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文化内核，如“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就具有这一类价值。在保持自身优良文化的同时学习世界其他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借鉴其他文化时绝对要避免“全盘照搬”与“彻底摒弃”这两个极端倾向，将外来优秀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摒弃糟粕。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地缘文化互动。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抵御美国文化的入侵与破坏性影响，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与。为避免文化冲突，防止中国文化被美国文化视为敌对文化，我们在防御的同时应尽量避免直接的文化冲突，秉持着和谐发展的理念，促进维护世界和平，尽到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尊重文化多元并加强文化合作，旨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时，“没有文化方面的考虑，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是有效的”。中国文化要成长为一种全球性的强势文化，还必须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全球层次上拓展潜在的地缘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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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 战略管理 儒家文化

国际上有关战略管理的研究主要有10大学派，其中的文化学派是主流学派之一。进入21世纪后，文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开始用战略的目光审视文化，并进入了文化战略竞争阶段。文化是重要的战略，文化决定了战略选择、战略谋划、战略策略；当企业战略与文化相一致时，自觉的文化将构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当企业战略与现有的文化相背离时，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正确战略也会在实施阶段夭折。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的主体文化，以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内涵，展现了其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面。我国战略管理的理论体系大多是引进外国的经验，本文希望在吸收国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运用儒家文化精华，来分析战略管理中的文化因素，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管理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管理文化与战略管理的关系

（一）文化的内涵

文化的定义很多，广义上来说，文化是指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群体组织和其它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总和，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但是应该看到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才是根植在人们心底潜意识的影响人们心智模式的根本动力，正是基于此才形成了表层的显现的物质文化；因此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享的、可学习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符号，这些符号表明了处于其中的社会成员在面临某种问题时，就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解决办法。

在企业层面，文化同样影响着企业战略的制订和执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把文化分为内部文化和外部文化。首先，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还应包括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等）等外部文化将对个人，包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股东的希望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形成于企业内每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具体到我国则表现为，儒家文化中“仁”、“礼”、“中庸”的思想是每一个企业员工排除能力之外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这种“为人”原则影响着以后的“做事”原则，也就是企业的内部文化，内部文化是指企业多数成员共享的基本假设和信仰，它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影响组织的决策方式和战略选择，也正是这种层层递进的文化力量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战略的制订以及执行结果。

（二）文化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开始用战略的目光审视文化，并进入了文化战略竞争阶段。一个文化主导的世界已经出现，文化决定了战略选择、战略谋划、战略策略。自觉的文化是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各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客观上说是相同的，由于企业的文化特质不尽一致，它们所能发现并匹配的市场机会也不相同，这些差异促成了企业市场地位的差异。

巴内（1991）对企业战略性资源制定了四个标准，分别是：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与替代性。从长远来看，能给企业在面临竞争时提供最大持久利益的、最佳的保护应该是来自无形的关系、体制、技巧和知识等方面，而这就是文化的内容。文化是能够保证企业获得并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的战略资源，这是因为文化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文化往往是独特的、难以模仿的，是一个企业长期所形成的，文化中包含的模棱两可的原因使其很难理解，难以复制。第二，文化战略使全体员工普遍一致的向着一种共同的目标自觉前进，使员工由他律走向自律、由管理走向自觉，把工作视为乐趣，公司的目标成为员工的目标，从而公司战略性的发展成为全体员工的共同目标。第三，文化战略能使员工渐渐将企业的文化系统规则转化成个人的自觉，形成学习型组织。第四，文化战略是以人为本，将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并以达到员工、组织、社会的和谐作为战略的一个主要指标，促进公司和社会的发展。

尽管企业文化及其特质能够形成在某一行业的战略优势，但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给企业带来这样的优势。文化战略只有员工的文化个性与所从事的事业（行业）特性相顺应时，才会成为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战略，并将构成企业的长期的竞争优势。

（三）战略与文化的关系

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企业文化和战略管理不是相互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相互缠绕在一起。

从相互对应的角度看，双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对应关系：双方拥有共同的起点即公司的远景和使命；相对于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企业的精神架构，是一种软性的组织结构；而员工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习惯则体现了员工处理问题时的逻辑顺序和行动步骤，是企业运行过程中的软流程，决定了员工对时间资源的配置方式；对员工工作方式和作风的评估，与考核激励制度一起构成了对员工完整的(包括精神方面的价值和物质价值两个方面)价值评估体系，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进行的工作技巧、工作方式的培训和适应岗位所必须的专业技能培训也就构成了企业的培训体系，双管齐下，共同促进员工的发展，提高企业运行的质量。

从相互作用的角度看，企业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影响着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如果实施与核心价值观相互抵触的策略和项目时，企业就难以贯彻实施这些策略；同样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时，常常同步调整自身的企业文化，比如企业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时，企业文化往往要从重视纪律向重视合作转变；具体的行为习惯和工作方式制约着更优良的组织结构的设计，影响岗位的数量，影响业务流程的优化；考核激励和培训对员工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无论是文化管理还是战略管理，都不否认每方面前后环节的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两方面之间，以及各自前后各个环节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企业运行的各类复杂关系。战略与文化之间关系可用图1表示。

（四）从战略管理看文化的作用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把企业战略管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战略分析。它要求了解企业所处的环境、行业变化趋势、企业所处的位置、企业拥有的资源以及企业战略能力等宏观的和硬件的东西，以及与企业有关的个人和团体的价值观和期望、对企业的愿望和要求，包括在战略制定、评价和实施过程中的反映，这些反映会对组织行为产生的影响和制约等直接与文化有关的因素。

2.战略选择。在战略选择阶段，首先要形成多种战略方案，然后根据适用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原则排出优先级。制定企业战略计划，需要全体员工的参与，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的人员和不同利益层次的影响。这就需要发挥企业文化的整合和调和功能。最佳方案的选择，受企业文化的制约。

3.战略实施。通过战略分析，拟出诸多方案，再经过择优选定后，就要将战略转化为行动。主要涉及有效计划和分配资源、合理设计组织结构、必要的管理战略变革等内部问题，但文化因素的考虑充分与否往往在资源的获得、分配、使用和组织结构的调整等环节中暴露出来。实施战略就是使企业战略为员工所认同，并愿为其实施贡献力量。只有全体员工的奋力拼搏，企业的战略才能付诸实施、变为现实。

建立战略支持性文化的意义

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文化对企业产生的许多影响都被埋入企业行为动机的原始部位，即处于行为动机的意识层面之下，以致于文化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无形性、软约束性、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使文化始终以一种不可抗逆的方式影响着企业。特别是当企业进行改革时，若这种改革与企业文化不相一致时，文化便会阻碍改革即“文化抗性”。企业文化往往是现存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影响企业成员的思考方法和行为方式，而战略是企业向某一方向运动的逻辑方式，因此可以依据外部环境变化随时调整甚至是改变。当企业的战略目标与企业成员的基本信念相一致时，这时企业文化便发挥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企业成员迸发出大的工作热情来贯彻、执行企业战略的实施，企业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企业战略与现存的企业文化不相一致时，文化的“抗性”便显现出来，阻碍、破坏企业战略的贯彻执行，最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失败。在这里，文化对企业战略起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说，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企业目前的文化仍能适应企业的经营要求，且企业文化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战略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现存的文化；二是调整企业文化适应战略。从实际的企业竞争环境而言，企业往往需要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战略方向，企业新战略的实施通常是由市场驱动及竞争力所支配，基于这个原因，对于那些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应设法创造或产生一种战略支持性文化。这种战略支持性文化的形成，由于其基本的信念、价值观与企业战略目标相一致，并体现在企业成员的行为方式中，使企业成员以极大的热情去完成企业的战略计划，使企业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

从这层意义上讲，变革的关键在于能否改变传统的企业文化，塑造出与新战略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也就是战略支持性文化。对我国企业而言，很多企业特别是经过了初步发展正在高度成长的企业往往尚未形成主导型文化氛围，企业缺乏沟通的交流平台，进而无法形成一种企业文化的主流力量，在此情况下，企业需要向员工灌输并建立一种“积极参与，团队合作，奖罚分明”的企业制度，这种为人做事基本制度的建立是以后塑造具体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保证；在以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指导下形成战略以后，战略支持性文化需要丰富和完善，以实现对企业战略的“支持性”，亦即形成战略支持型企业文化；这种新型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一种系统性、开放性的企业文化，同时战略支持性文化要保持创新的动力，以适应企业战略的延展，这才有利于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使企业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样由于它与企业的经营策略紧密配合，因此能有效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儒家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

企业战略管理过程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而文化是影响企业战略管理过程及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三大要素之一，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那么在我国企业战略管理中，有哪些可利用的儒家文化资源呢？

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理论思想核心是“和”、“仁”、“礼”、“中庸”，即以“和”为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或理想、以“仁”作为其管理之道的核心，以“礼”为准则、以“中庸”为方法论，构成其管理思想的精髓。从四者的关系角度来看，儒学是用“和”作为整个思想的中心，用“仁”、“礼”、“中庸”三个维度来衡量、处理组织和个人事务的立体型交互式关系。儒家的思想和行为从“仁”、“礼”、“中庸”三个维度来围绕“和”这一目标而运转。换言之，“和”是其组织宗旨、组织目标方面的思想，提倡“仁、义”为基础的经营管理哲学。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价值理念进入企业，经过调整和现代企业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养员工的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守职责，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意识，进而发展到整个企业形象的改善。儒企形象就是一个企业所表现出的儒家忠、信、义思想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这里的忠、信、义是表现在员工对员工、员工对企业、企业对顾客、企业对企业、企业对社会等方面。企业形象的塑造是指对企业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的塑造过程，将企业形象有目的地、有计划地传播给企业内外的广大公众，从而达到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理解、支持和认同的目的。形象是企业的生命线。一个企业的形象破坏了或树立的形象不佳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

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精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促进我国企业战略管理决策的科学化都是有裨益的。但文化因素对企业战略管理过程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面对高科技，一些民族文化已适应不了现代企业制度。如重理想而轻效用、重协同而轻竞争、重继承而轻创新、重直觉而轻思辨等。在强调民族文化对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如果处理不当，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随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以及日益加剧的竞争；游戏规则的变化迫使管理者们开发系统性的方法，以分析环境，评价组织的优势和劣势，识别有可能建立竞争优势的机会，战略计划的重要性开始被人们所认识，但是总体战略制定出来后需要层层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岗位上，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也需要基层和中层战略任务的出色完成。但是我国很多企业面临的是员工对计划的执行热情不高，没有参与的情绪，这些原因都源于企业的整体文化不能覆盖到员工的实际工作当中。

为了企业战略的顺利实施，就需要改变企业的文化，要想培养出管理人员希望出现的自下而上式的雇员参与战略实施，就必须从高层管理者一直到基层管理人员普遍进行一场基本管理哲学的变革，一场文化的变革；运用儒家“和”、“仁”、“礼”、“中庸”的思想强化员工的参与和团队工作的意识，并建立能适应市场经营环境，同时主张企业员工间互相支持，勇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主张领导提倡改革的战略支持性文化，这种文化应该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能够对因为市场环境变化而引起的战略转移提供文化支持。

企业的战略管理需要文化做依托。我国的企业如果能系统地挖掘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特点和积极因素，不断地总结、提炼、宣传和反思，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就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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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和谐

1 “仁”文化内涵分析

我国儒家思想文化已传承千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相对于道、法、墨家文化而言，儒家文化之所以能独占鳌头，主要是由于其地位及作用所决定的。儒家文化对人性善恶具有深刻的见解，它肯定了性善论，并主张以积极、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世人，通过教育及感化来扬善惩恶，以构建和谐社会。在儒家思想文化当中，“仁”文化是其核心内容。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孔子，在其讲学过程中，多次强调“仁”的重要性。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当仁，不让于师。”这些经典语录无一不体现了孔子对“仁”的推崇[1]。总体上来看，儒家认为“仁”是人的本质，义、礼、智、信、忠等品质当中都存在着“仁”的精神。

2“仁”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将“仁”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当中，对于企业发展是大有裨益的。首先，“仁”文化对企业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其根本目标是创造效益。从现代企业发展观念来看，企业是一个生态化的产业组织。也就是说，企业既是经济利益实体，又是生态优化实体。在企业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同时也会追求生态系统最优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必然会存在一定矛盾[2]。“仁”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它将人与自然环境视为一个具有联系的生态系统，并且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和谐。这种思想与企业生态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企业发展过程中，要让经济与生态相互平衡，并且要以生态利益为主导，遵从以人文本，这样才能让企业稳定、健康、和谐、平衡地发展。

其次，“仁”文化当中蕴藏了伦理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倡导“以人为本”，这种思想与企业文化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是无缝兼容的。对于企业而言，其生存力与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人，市场竞争的根源在于人，人才是企业的核心元素。只有不断发展人才，才能让企业不断壮大。“仁”文化中，十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人的地位与作用。企业运营及管理过程中，对象是人，主体也是人[3]。“仁”文化提倡注重个性、尊重人性，将之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当中，可形成良好的伦理导向，有利于促进团队建设，让企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并且能够有效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到岗位工作当中，将自身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另外，“仁”文化当中也体现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在现代社会当中，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及社会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资源要素投入与产出。从企业人的角度来看，除了具备利己主义外，还存在多种价值观念。并且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将“仁”文化融于企业文化建设当中，也就肯定了人文关怀、和谐是管理活动的核心。企业通过构建良好的内部关系，让企业组织结构得到优化，能够为经济活动正常开展提供基础，促使经济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

3“仁”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消极作用

“仁”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4]：（1）过于重视人的感受，而忽视了制度的约束性。儒家思想倡导以“仁”治天下，注重人治，重视人的感情与感受。尽管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过程中所提倡的，但如果过于人治化，则会导致企业制度流于形式，无法发挥约束力。若企业缺乏制度执行力，必然会造成人员行为的不规范及随意性，这对于企业稳定运营显然是不利的。（2）重视人文，轻视技术。企业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但技术创新也同样重要。儒家思想一直重人文，而轻理工，认为技术与技艺是雕虫小技，这种观点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显然是不可取的。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技术，才能让企业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并占据市场高点。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当中，要把握人文精神及技术创新的协调性，这样企业才能平衡发展。（3）过于偏重中庸思想。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特征之一，在“仁”文化中也能够体现出来。过于偏重中庸思想，可能会弱化企业竞争动力，无法将产品或技术做到极致，做到精益求精。

4 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仁”文化价值的相关建议

4.1 遵循以人为本

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仁”文化的价值，就应当树立并深化以人为本的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源等生产资料的作用正不断下降，人的作用及重要性却在不断提升[5]。企业是由人构成的复杂组织，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应当充分重视人这项要素，尊重以人为本，将人视为企业中心。管理者应尊重并善于发挥人的个性与主观能动性，使其不断提升自我，从而让企业人才的竞争力不断提升。

4.2 注重企业和谐发展

在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过程中，企业既要稳定内部环境，又要适应外部环境。因此，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仁”文化当中和谐理念的作用。对于内部环境而言，和谐也就意味着企业人员之间能够和谐共处，上下一心，共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对于外部环境而言，和谐即表明企业能够应对市场当中的大风大浪，以“和”的姿态去面对行业及市场的挑战。和谐是企业团队精神的升华，一个和谐的团队才能让企业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4.3 树立“义利”相统一的经营理念

除了企业本身的人员之外，企业要重视客户与竞争对手。这两者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于客户，要尽可能满足其合理的需求，并做到仁义待客，让客户在合作过程中获得归属感，从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竞争者，也可能是合作者。以“仁”文化为导向，企业要处理好利、义统一的问题，以获得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乃至市场的认可。

5 结语

“仁”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发挥“仁”文化的积极效应，摒弃其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梦云，李香.儒家的“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01）：62-64.

[2]涂爱荣. 试论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J].企业导报，2013（03）：157-158.

[3]陈雪悦. 刍议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科技风，2013（14）：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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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人文奥运,儒家思想

1 前言：

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的落下帷幕，成为了奥运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会，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北京奥运会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奥运会历史上，每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国都会通过开幕式表演把本国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现给世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的诠释了儒家思想，展现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等儒家思想的精髓，充分体现出“人文奥运”的理念。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追求真、善、美，追求和平的精神内涵，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关于北京奥运会与文化的研究，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到现在，有许多学者在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例如，纠延红等人在《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认为：“对我国大、中小学校园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体育文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学校师生带来的不仅是观念上的冲击,而且还带来了其行为的积极变化,尤其是对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⑴张翠苹认为北京奥运会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了中国元素的魅力与价值；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⑵同时，吴永芝在《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特征》一文中从美学、技术、艺术等多方面的视角阐释了开闭幕式表演中的文化符号的内涵与主题，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与现代风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⑶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从特定的视角针对某一方面所进行的，就北京奥运会中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开幕式表演中的“击缶而歌”、“和”字的演变、孔子弟子三千《论语》的吟诵；太极拳的表演等环节所展现的文化元素进行研究，剖析其中儒家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为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提升我国文化实力提供一点参考。

2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开幕式中的展现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周易》。《周易》的六十四卦是八个卦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卦是由三材组成的，“三材者，天地人”。这里讲的“三材”实际上是认为“人”和与人相对应的“天地”是统一的一体。《贲·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实际上指的“神”，天人关系还是一种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时期，这一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新的阐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人才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去实践“天道”，“天道”就不会使人完美高尚。战国时期荀子对于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各司其职。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北京奥运会以“击缶而歌”的表演拉开了开幕式序幕，2008名演员组成气势恢宏的缶阵，用四川方言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传达出对全世界客人的热情欢迎之情。缶，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古代原是一种瓦器，用以盛酒浆。古时候人们在席间饮酒时，特别是饮到兴起之时通常会击缶而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缶，已经与原始的缶有了很大区别，它的原型来自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了突显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型设计为鼎的形状。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统一，是国家的象征。今天，它已成为诚信、团结和统一的代表，蕴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热切期盼的文化理念，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相契合。缶面为方形，寓意我国古代人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是太极阴阳学说中的一种理论，蕴含古代人民对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的一种哲学观，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的最本质的认识。缶的击打动作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演员在用双手推击缶时，身体前俯，然后一手扬天等动作，源于古人祭拜天地中的祭祀动作。古人对天地的祭拜是对自然的敬畏，渴望神灵的保佑。这种行为反映人民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开幕式上2008名太极拳演员排成巨大的圆阵，气势磅礴，令人神往。太极拳表演以“自然”为主题，演员表演时以大自然为背景，营造出生命繁茂，生生不息的美好意境。同时正中央的画卷上孩子们用画笔描绘着美丽的大自然。表达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当灯光亮起时，2008名演员组成的圆阵似“八卦”呈现,寓意天地人合。太极拳，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被世人熟知。太极拳的真谛是“天人合一”，讲究身心双修，体现太极拳拳理强调的修身养性，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意。太极拳拳理的形成受到天人学说、阴阳学说的影响。太极拳要求动作走“圆”，而“圆”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之一；太极拳的一招一式表现刚柔相济，动静相兼，是一种阴阳平衡的运动状态，诠释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与转化进而达到和谐与平衡。通过太极拳的表演阐释了天地人合、平衡生存之太极最本体的和谐境界，表达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盼。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开幕式通过对“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的阐释，意在告诫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对人的关怀：人类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当今社会，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3 “以人为本”的思想诠释人文奥运的内涵

“以人为本”的理念，源于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荀子·哀公》在谈及民与君的关系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大略》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是说天立君是为民，只有为民的君主才符合天道。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理念。同时，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已者”（《孟子·告子上》），他认为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予的，是别人不能剥夺的。这是一种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在民本思想中的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下，“以人为本”应做到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为人民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尊重每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北京奥组委历时一年的时间向全世界征集了“2008张笑脸”。这一张张的笑脸就是对全世界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体现对人的一种关怀与尊重，是一种仁爱的体现，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是“人文奥运”的最好诠释。“美丽的地球”、“和平鸽”都是在传达“以人为本”的理念，告诫人们应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而实现人与人，国与国的和平发展。

北京奥运会体现“以人为本”的一种内在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比赛教育和鼓舞人们在各行各业中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让人们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使体质、意志和精神得以全面均衡发展，形成“以人为本”的健康向上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本届奥运会可以促进世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加深友谊。

4 “和”的理念在开幕式中的彰显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也曾经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庸》中也有“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都是以“和”为一贯的价值观念。“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的体现，蕴含着多种含义。首先，“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差异性的存在是事物的根本特征，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其次，“和”是一种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追求和向往，把“和”作为人道追求的重要目标，如果达到和的境地，自然、社会和人都将安宁。最后，“和”也是一种处事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是人们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的“和谐”观提倡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城市发展、能源利用等方面相协调，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未来的发展，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关注人、尊重人，追求人的自由实现与全面发展。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及追求。

开幕式中的孔子弟子三千的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着中国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各国友人因奥运会而聚到一起，从而使多种文化得到交流，就是一种“”，一种“和而不同”。通过活字印刷术“和”字的演变，彰显了“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情怀。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可以说极致地表达“和”的理念。本届奥运会的主题曲摒弃了往届主题曲的激情路线，没有气壮山河，没有豪情万丈，而是给世界人民一种全新的感觉。无论是从歌曲的旋律上，还是在歌词上，亦是在演唱者的表达上，都蕴含着人性与情义的哲理。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舒缓而温情的方式来演绎，都在追求一种“和为贵”的境界，与儒家思想的“和谐”观相契合。主题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即世界各国人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语言，都是地球村里的一员，是情意相融的朋友；各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各国人民互相尊重、和平相处。

5 结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彰显了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传向了世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正因如此，才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共同发展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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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先秦儒家；人格教育；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4

一、人格及人格教育

在中古英语中，没有“人格”一词。近现代西方所使用的“人格”，来源于拉丁文“persona”（面具），原意为舞台上演员表演时为了角色的需要所戴的面具，面具根据人物角色的不同而变换，体现了角色的特点和人物的性格。所谓人格就是指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consistent behavior pattern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 originating with in the individual)。它包含两本分内容。第一部分讲稳定的行为方式，人格是稳定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人际过程。它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指的是发生在我们外部，影响我们怎样行动，怎样感觉的所有情绪过程、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1]

人格不是天赋的，它是在先天生理结构的基础上，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先天遗传因素只是为人格教育提供了一般可能性，教育和社会实践对完美人格的塑造更有赖于人格教育的教化作用。所谓人格教育是一种发展学生心理素质，以培养健康的和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格为目的的教育。人的发展，不仅是身体的成长、知识经验的增多、技能和智力的形成，而且是需要、动机、价值观、气质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的全面发展。通过人格教育促进学生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青少年自身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重视人格教育，是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的鲜明特征。先秦时期学术思想自由，各家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过人格教育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教育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影响意义最为深远。在经济越来越发达、政治越来越进步的今天，更加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格教育也将得到社会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因此，探讨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对当代我国的德育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先秦儒家文化中优秀的人格教育思想

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主要是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阐发和构造的一系列人格教育的观点的总和。先秦儒家文化重视塑造完美人格的教育，注重培养理想人格，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重视“成人”的教育理念，培养人格完善的“成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着眼点所在。先秦儒家文化中丰富的人文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科学教育中人格塑造方面的不足。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深刻的人文教育思想，应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同时也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公而忘私的整体主义精神

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民而献身的整体主义思想。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这种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以先秦儒家表现的最为充分。“君子有终身之忧”是孔孟的思想基调。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正是偏重于社会的整体意识，对于完美人格的塑造标准是“内圣外王”之道。通过对内在道德修养的培养达到“内圣”的境界，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达到“外王”。即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秦儒家文化对于人格塑造的基石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它所倡导的是天下为公，提倡对国家尽忠职守，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天下为公”一语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此处所讲的“天下为公”，贵在一个“公”字，其要旨在于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精神，强调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义务。要真正做到“公”，就必须具备“忠”的情怀，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主忠信”、荀子讲的“出死无私，致忠而公”。结合“公”和“忠”的意思，剔除其中的消极成份，便构成了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公而忘私的整体主义思想。正是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孕育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虽然整体主义的具体内容随时代和社会不断地变化着，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这一点是共同的。当代青少年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一些人崇尚利益至上，社会责任感明显淡化。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先秦儒家文化中的整体主义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当代的青少年从典籍、故事以及历史人物身上再次感到了这种美德的存在并受到感染，使中华民族的这一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扬。

（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易经》中《乾卦・象曰》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主自强的精神，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最深刻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要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怕各种困难，像天那样刚健，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先秦儒家所提倡的人格境界，即君子一定要具备顽强的意志、积极地进取精神。他们大都讲究天人合一，从天道的运行法则中悟出了人生也要自强不息，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更因该如此，要有笑对磨难、上下求索的顽强意志。先秦大儒们推崇天道运行法则，强调自立自强的进取意识，倡导人们要具有一种“仁以为己任”和“死而后已”的大无畏精神。《大畜卦・象传》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乾卦・文言传》 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孟子也告诫人们“故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想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成功，必然要经历各种磨难和挫折，所以必须积极进取、永不懈怠。儒家反对空洞乏味的理论说教，强调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荀子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千里马跳跃一下，也达不到十步远；而劣马跑十天一样能达到很远的路程，原因就在于坚持不懈地前进。雕刻一样东西，用刀子刻几下就停止，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断，而如果持之以恒地雕刻，哪怕是金属、石头，都能雕刻成功，原因也在于自强不息精神的强力支撑。今天，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仍是支持我们抵御外界诱惑，自尊、自强、自立的重要精神支柱。当代青少年通过学习先秦儒家文化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有助于培养面对困难、勇于前进的进取精神，使他们有百折不挠的执着与勇气，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

（三）追求人际和谐的仁爱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建立了以“仁者爱人”为核心的伦理哲学，并试图用这一原则去处理人际关系。主张“仁者爱人”，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孔子提出“忠恕”之道。所谓“忠”，即诚心诚意地对待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所谓“恕”，即宽容、包容，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应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尽力的理解他人，对待别人的过错也应该采取谅解的态度。“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究问》）；“既往不咎”（《论语・八佾》），这种仁爱宽容的态度本身就是完善人格的体现。孔子还提出了“周而不比”与“和而不同”作为君子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孔子的弟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到了孟子那里，“推己及人”表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先秦大儒们把“仁”由西周是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一家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又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飞跃。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与他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爱，以情交情，以诚求诚。爱是情感的双向交流，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人恒敬之”。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虽然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古代差异很大，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爱人、团结、互助等精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深刻领会并汲取传统文化中这些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仅有助于引导我们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而且是指导我们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

（四）修身为本的道德精神

修心养性，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先秦儒家的完美人格塑造渠道是由内而外、内外共同作用的。一个人完美品格的形成，一方面要靠社会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自身的内在修养和反省。先秦儒家就特别重视“慎独”和“内省”。“慎独”是指单独一个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内省”是指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通过自觉的自我反省，使自己的内心修养不断提高、日趋完善。儒家重要的典籍《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见在“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中，“修身”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它不仅是做人的基础，而且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要求。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说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都是注重个人修养的提高，注重修养为本的表现。《大学》中还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涉及人格理想的宣言表达了先秦儒家的一种信仰：修身立德是做人的根本。为此，先秦儒家认为要正确地认识自我，通过内省的方式来完成对自身的改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有缺点并不可怕，既不需要产生自卑心理，更不能因此不能正视缺点而产生心理偏差。孔子认为：“丘有幸，苟有过，人比知之”。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乐意看到自己的错误被别人指出来。同时，孔子也反对有些人逃避错误、掩盖错误的做法，提出“小人之过也必文”，认为那些把过错掩盖起来的做法是不对的，应该勇于承认错误、改正自我。孔子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断改正错误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过程。简言之，学习先秦儒家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经过“修身”还可以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君子为人处事的原则，对于塑造和健全当代青少年的人格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三、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格教育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并完成的。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民族特性、家庭背景等，都至始至终对人格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个体也因此获得与所在社会生存方式深层次联系的稳定的人格特质和倾向。因此，要研究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就必须从它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探究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形成条件，才能准备的把握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精髓和主要内容。

（一）“天人合一”学说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先秦大儒们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的精神境界。先秦儒家文化将天道的合乎规律和人伦的井然有序相融合，认为理想人格的实现就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天就是人格化的天，这其实也是将人格天道化了，“天人合一”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形式。在先秦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们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儒家把人的完善和对天的认识联系起来，将道德的终极根据置于天上，从而通过“天人合一”巧妙地确定了自己的超越性和宗教性，从而为儒家道德学说（人格理想）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的保证。儒家所谓“天人合一”，其基本含义是天人合德。《中庸》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以一“诚”字概括之。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既是“天人合一”的中枢，又是“天人合一”的化身。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的伦理生活、伦理关系以自我与天的关系为开始，从天那里找到自己品格的根据，再基于血缘关系向外延展直至整个社会的安顿，这就要求个体必须向天看齐，而人的伦理生活、伦理关系都具有了先验神圣性，其中的伦理法则不仅具有人道的涵义，更兼有天道的依据，这样，“天人合一”便成为儒家理想人格设定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为人的道德修养设定了“天”这样的“极高远”的最高境界与最后归宿，使人的宗教情结通过伦理加以安顿、规范、引导，同时个体的安身立命也就立足在现世的生活之中。

（二）人性论

“人是什么”（人性论）和“人应该成为什么”（人格理想）是先秦儒家视野中的基本教育哲学问题。人性论是说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理论。人性是可以教化的、可以塑造的，而且，人性是必须教化、必须塑造的，这可以说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基本特点。关于人性问题，先秦儒家的观点是多元的。在中国教育哲学史上，最先提出人性问题的是孔子。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先天素质，“习”指的是后天习染，在这里孔子提出了性与习的关系问题，把“性”作为人的本性的思想奠定了其以后人性论的方向。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人性论，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造成人的发展有重展有重大差别。而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人性”问题的则是孟子，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认为礼仪仁智是人的四大善端，只要努力扩充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肯定人性本善，认为普天下的人皆有良知良能，只要通过“反求诸己”的“尽心”功夫，通过“尽心知性”与“求其放心”的结合，就能实现理性自觉和道德自觉的统一，以此来塑造孟子认为的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是荀子人性论的总纲。也道出了荀子人性论的实质是“性恶善伪”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用来批驳孟子的性善论时产生的。荀子不同意孟子的先天“四端”之说，认为“四端”作为人的道德观念的萌芽，是人们在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不是先天具有的自然属性。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的论断。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带有一些本能的欲望，如“目好色，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以及“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非相》)等等。这些本能欲望，无论是圣人还是坏蛋都与常人一样是生而具有的。人的天性自然不知礼义，因此，荀子认为人性本质上是恶的。但他的理论动机是试图通过后天的理性自觉和道德自觉来限制人类无尽的感求，所以他提出“化性起伪”，主张通过后天的教育来改造人性中恶的一面，意即理想人格是文化教育改造人性的结果。可见，虽然孟子和荀子在人性问题上一个主张性善，一个主张性恶，但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即都强调教育对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三）人贵论思想

人贵论和人本论是先秦儒家人格心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人贵论思想最早见于《尚书》。《尚书・泰誓》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有智慧的，这一思想开创了人贵论的先河。作为儒学的奠基人，孔子主张“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从而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突出特色――人贵论。孟子从“施仁政，得民心，王天下”的角度出发，将“人本”视为“民本”，将民本定位于重视民生。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到了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为天下贵”的论断。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认为人贵于万物的原由，主要是人在有气、有生和有知的基础上，还有“义”这种社会性心理素质。这里荀子看到了人与其它事物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把人置于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先秦儒家贵人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当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育思想的活水源头。先秦儒家人格学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的道德完善的心理过程。在孟子看来，道德人格的培养即是道德心理的培养，所以他才把道德人格建立的过程看作是心的存养和扩充的过程。先秦儒家人格理论既强调人的心理意识的自觉自省，又注重道德实践的人际关系性，从而为人格的社会性发展提供指导。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都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都强调人的耻辱感。儒家讲修身明德是为了发现人的心理自悟的能力，找到人的道德实践的途径。而强调耻辱感则说明了儒家式的理想人格是把个体感受耻辱的能力放在特殊地位的。先秦儒家认为人有耻辱感才有生命的格调和尊严，这不仅为人格塑造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引，而且为人格教育奠定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四、先秦儒家文化中人格教育思想的启示及其运用

现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内涵方面与先秦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先秦时期的传统人文精神仍然对现代社会有着积极地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取向。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汲取其中的精华，价值之大、意义之远。

钱钟书认为：“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2]立足传统，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利用先秦儒家思想进行当代青少年人格教育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向韩国和日本等临近国家学习。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正面肯定。199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当今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急剧变革的时代步伐带来了各种思想和观念的碰撞和交锋，许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也随之进入我国校园，使得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陷入了冲突、困扰，甚至一度出现混乱状态。俗话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年轻的一代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培养好年轻的一代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健全的人格。先秦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利用其对当代青少年进行人格教育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如何利用汲取先秦儒家文化中人格塑造理论与实践的精华，我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主体原则

主体原则即在当代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学生为本，这也与先秦儒家文化中体现出对受教育者的尊重是统一的。我们一定要着眼于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坚持以学生为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少年的原则，注重学生的实际需要，根据青少年的志趣和特点，把教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改变以往简单的“你听我讲”的灌输方式。

（二）创新原则

利用先秦儒家文化进行人格教育，必须遵循创新原则。因为历史上优秀的、进步的文化，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阶级、集团中形成、发展和起作用的，所以它不免带有某种时代的阶级局限性，有着许多的糟粕，但也有许多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只要我们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对于当代青少年人格教育的塑造具有非常积极的教育意义。

（三）开放原则

先秦儒家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明和精神都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延续，世界上每个国家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时，都必须吸收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因此，弘扬先秦儒家文化的人格教育思想时并不是要排斥外来的思想，而是要积极地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才可以使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思想提升到更广阔的境界，这样也才能使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更好地服务于当代青少年的人格教育。

参考文献：

[1][美]伯格.人格心理学(第六版)[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篇10

关键词：儒家文化；道德教化；职业精神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9-102-03

一、传统儒家对职业教育的轻视

中国古来素称“礼仪之邦”，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礼记·学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一贯强调道德教育，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道德教化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适应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亟待道德重建的时代需要，打破自西周以来的“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私人办学的一代先河，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倡教育要“有教无类”，要以启发式的“循循善诱”为主要手段，对学生要有耐心，晓之以理，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孔子突出强调要以“仁者爱人”为教育的核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者先要培养人的主观之仁心，然后按照个人的能力，由近及远，推而广之。孔子所说的“仁”实际上是将道德、人伦、政治融为一体，“致人、己、家、国于一贯”。

在孔子看来，人才的培养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处世待人要保持一种恭敬谦逊的态度，还有要掌握治国安民之道，使他人在得到安乐同时，使社会也达到安定。春秋时代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道德出了问题，长幼尊卑秩序受到了破坏，以至于“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仁义”的要求，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秩序，以德立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施行仁政，用符合纲常伦理的道德原则指导政治活动，用礼仪来规范人的行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由此可见，“仁”是孔子“修己治乱”的灵魂，培养仁智统一、人格完善的君子是孔子孜孜以求的教育目标，子路曾经向孔子请教怎样做一个完美的人，孔子明确回答“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

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的宗师，受儒家之业，传孔子之学。但是，面对同一个老师、同一个儒学，他们却阐释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孟子抓住了孔子思想中的“仁”，用“仁”的精神来阐释他的教育思想的，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更重要的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正是基于人性善的判断，孟子强调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明人伦、知礼义”。只要做到仁、义、礼、智、信等五个方面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就能够建立起合乎社会规范的道德秩序，所以他十分强调发掘每个人内在的善良本性，在“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理念导引下，把教育当做实现“内圣外王”理想的根本路径。

荀子则是继承了孔子思想中“礼”的部分，强调礼仪规范对个人的教化作用，把“隆礼”作为教育思想的核心，对于“礼起于何也”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是由于“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正因为如此，所以“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他把礼的真正目的作为节制人们欲望的手段，以此最大限度地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以礼为社会治乱安定的根本所在，“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荀子·劝学》)。因此，教育必须关注如何做人的道德信条和行为规范，必须以礼治来实现安邦治国。

可以说，从孔子开始，历代教育家明确教育是为政治服务，即造就国家栋梁之才。正是这种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过度密切，使教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庸，教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取得过独立的地位，也从未有过要取得独立地位的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是要教育那些读书人，“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从事实用技能的培养和教育则表现为极大的歧视。依孔子看来，凡是专长于规范知识的人可以不必有自然知识。自然知识对于和孔子一般的人是没有价值的，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从事生产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地下。读书人是在“上”的，在他们之下的是“民”，民是种田种菜的人，在上的人所要的是获得这些民的敬服，方法是好礼、好义、好信。礼、义、信是规范，明白这些规范而去实践，即可获得知识。有规范知识的人就可以不必亲自劳作。这种身份地位在孟子口中说得更清楚。孟子认为，社会必须分工，即耕、织、机器、陶冶不能由一人经营；但是认为“在上”者是可以享有免除劳役特权的，“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关于自然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区分，包含社会分化的等级架构，自然知识是农圃百工所赖以为生的生产知识，而规范知识则是劳心者用以统治他人的工具，统治别人自然可以“食于人”，所以读书人根本就不必亲自从事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