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14 17:54: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主义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普通公寓；改造；老人公寓；注意问题
前言
当前我国老年人居住建筑形式多样：集中建设的老年人社区、普通社区配建的老年人住宅、老年人集中居住的公寓以及养老设施用地内建设的居家型老年人公寓等。尽管当前政府大力推广相关养老政策，但由于目前老人居住建筑投资环境及运营盈利状况不太理想，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老人建筑产业方面尚在初探阶段；为配合政策及相关配套服务要求，利用普通公寓与老年人公寓使用功能的相似性，将普通公寓楼通过改造成老年人公寓楼来实现配套要求。
1 改造项目居住环境的选择
老年人公寓的选址要考虑方便老年人出行的需要，应选择在交通便捷、方便可达的地段；临近相关服务设施和公共绿地，以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需求。老年人对自然对阳光、空气有较高的要求，为有利于老年人的安全和体能的需要，生活基地尽可能日照充足、防止噪声干扰、远离污染源。居住用房应布置在采光通风良好的地段，保证主要居室有良好的朝向，老人居住建筑的间距应高于普通住宅，满足冬至日日照不应低于2小时的标准。
2 主出入口的改造
出入口是老年人容易发生摔倒的重点区域，出入口地面装修材料经常是建筑内装材料的延续，如果处理不当，在雨雪天气时地面会特别湿滑，因此出入口地面防滑处理非常必要。首层安装闭门器的疏散平开门对于开门力量有一定的要求，不仅会阻碍使用轮椅的残疾老年人疏散，对于大量身体力量退化的老年人也存在开启困难的问题，闭门器的启闭时间要考虑轮椅通行及老年人行动迟缓的因素。因此疏散门在进入的一侧安装电动开门辅助装置，以便老年人开门逃生；条件允许时设置自动门，电动开门辅助装置可以帮助力量衰退的老年人；感应开门装置可以避免感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发生与门的碰撞或者被夹伤的意外。
3 户内使用空间的改造
老年人公寓套型使用面积不宜小于35m2、27m2和22m2，套型内至少包含卧室、起居室（厅）、卫生间和电炊操作间等基本功能空间。根据老年人公寓功能配置，部分户型可在配套服务用房中设置公共餐厅或公用厨房，当老年人炊事操作困难时，可依赖公共餐厅供餐；部分独立套型可设置没有明火的电炊灶具，既保证安全性，又可满足加工、加热食物的要求。套内各功能空间因为结构构造作法的不同，地面铺装材料的不同，形成较小高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高差超过0.015m对行动不便和使用轮椅的老年人形成通行障碍。因此过道地面与各居室地面之间应无高差；当过道与厨房、卫生间和阳台之间有高差时，应尽量减少高差，并以斜坡过渡，避免因高差过大导致羁绊和轮椅无法自助通行等情况的发生。由于过道空间内无可抓扶的支撑物，为方便老人夜间起夜时安全行走，在过道的主要位置设置连续扶手。
4 电梯及电梯厅的改造
考虑到老年人突发疾病的概率增高，为保证救助效率，提高适应更多型号担架的能力，配置可容纳担架电梯轿厢最小尺寸为1.60m×1.60m，开门净宽不小于0.90m。由于老年人行动较为缓慢及伴有视力衰退，为避免电梯关门时给老年人造成伤害，轿厢门应安装开关延时与关门保护装置，轿厢应配置音频报站，用声音通报电梯升降方向和到达楼层。安装视频监控和对讲机设备，保证在电梯发生故障或轿箱内老年人发生意外事故时的应急处置。候梯厅深度不应小于1.80m，候梯厅四周墙面应设置扶手。
5 疏散楼梯的改造
考虑到老年人使用拐杖和在其他人帮助下行走的情况，除日常通行外，楼梯要考虑急救疏散的功能；楼梯梯段间平台的深度应适当增加至1.3m及以上。楼梯踏步踏面改造成宽度不小于0.30m、高度不大于0.15m；踏步面层应防止老年人在上下楼梯时出现的跌倒与羁绊风险，踏面前缘不宜前凸。在踏步中设置防滑条、示警条时，防滑条和踏面应保持在同一平面上，并采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别。楼梯应设置扶手以方便老年人的通行并防止跌倒。由于老年人在使用楼梯扶手时的手臂用力方向不同，所以楼梯两侧应设置连续扶手并应与走廊扶手相连接，扶手端部下弯，以免钩挂衣物，发生危险。
6 走廊的改造
考虑到老年人公寓的公共走廊作为交通与疏散的重要通道，其净宽必须满足步行双向、担架、助行器与轮椅等设备单向通行的空间与视觉要求。为保证轮椅180°转动及轮椅和行人并行通过，走廊的净宽在1.50m以上。在走廊中两侧墙面设置高0.85m～0.90m扶手，并能够承载老年人全部支撑力；扶手端头处向墙内弯可避免钩挂衣袖。走廊两侧墙面出现突出物时，应采取相应措施保持扶手的连贯并保证1.20m的通行净宽。由于户门直接开向走廊时会对公用走廊内通行的人造成危险，户门前设置凹室以保证打开的门扇不在走廊突出。公共走廊地面使用耐磨、防滑的地面材料防跌倒。
7 设备改造
考虑到老年人反应迟缓，运动能力退化、视力衰退、常伴有视觉衰退，在安全疏散时遇到的困难较大；因此老年人公寓要加强安全疏散设施的配置。设施重点部位包括：公用走廊、楼梯间、候梯厅和门厅等公共空间；均设置疏散导向标志、应急照明装置、音频预警等辅助逃生装置以帮助老年人向最近的安全出口完成疏散。公共空间中的疏散门在进入的一侧安装电动开门辅助装置，以便老年人开门逃生；电动开门装置与消防控制中心联通，仅供应急疏散时使用，以免造成日常管理的困难。安装闭门器的疏散门有自动闭门功能，为降低行动和反应迟缓的老年人被疏散门撞击和夹伤的风险，在疏散门附近安装应急照明设施及呼叫装置，便于及时了解现场发生的状况并快速做出处置。
在老年人公寓中的主要活动区域，特别是易发生危险的位置设置报警装置，便于及时发现老年人的各种突发事故并及时救助。套内卫生间及公共卫生间是老年人发生滑倒或疾病的重点部位，要设置紧急缶求助。求助按钮设在0.8～1.10m高度、有明显标注且采用按钮和拉绳结合的方式；方便老年人在紧急情况下识别并使用，拉绳末端距地0.3m。户门头外设灯光报警灯，呼叫信号直接送至管理室；便于管理和救助人员及时发现事故位置。
8 消防救援的选用
考虑到老年人反应迟缓，行动缓慢，消防紧急疏散是最困难的问题。避难袋、缓降器、避难滑梯、缩放式滑道均不适合老年人紧急疏散使用。室外疏散救援舱由平时折叠存放在屋顶的一个或多个逃生救援舱和外墙安装得齿轨两部分组成。火灾时由专业人员用安装在屋顶上的绞车将展开后的逃生救援舱引入建筑外墙安装的滑轨，逃生救援舱可以同时与多个楼层走道的窗口对接，将建筑内的被困人员送到地面，在上升时又可以将消防队员等应急救援人员送到建筑内。室外救援舱比缩放式滑道和缓降器复杂，一次性投资大，需要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使用和控制，而且需要定期维护保养和检修，作为动力的屋顶绞车必须由可靠的动力保障。由于可以每次往返可以运送多人，适合疏散乘坐轮椅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紧急疏散时使用。
9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一切的宗旨都是要以人为本，老年人公寓改造必须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出发，打造方便、舒适、人性化的居住环境；将普通公寓楼通过切实改造来实现公共配套要求，在符合适用、安全、卫生、经济、环保要求的同时，满足老年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特殊需求。
参考文献
篇2
在中国文字中，和Human对应的概念是“人文”“人道”，即人的，人类的东西。在这里，没有善与恶的区分。只要是人的、人类的，都可以称为“人文”“人道”。
与人文对应的概念是“天文”。“人文”是人的、人类的；天文就是非人的，自然的，也就是通常说的“自然现象”。在和人文对应的意义上，天文指一切自然现象。
“人文”“天文”的概念首见于《周易》。在《周易》中，无论是天文还是人文，都是“观”的对象。观，就是观察和研究。也就是说，天文和人文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观，是要人去观，所以科学也是人的、人类的，也是人文的一种。
Humanism在中国被译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有时也被译为“人本主义”。Humanism在英语中大约就包含了这三种意义，但是在汉语中，这三种意义的差别有时是十分明显的。“人文主义”是在和宗教有神论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其意义是说，人不应该把一切献给神。不献给神，就是要献给人；不听神的，就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这种观念是以人的真实幸福为基础，所以又被译为“人本主义”。
中国有些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往往把人本主义看作古代的“民本”思想，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说人民群众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只有善待民众，统治才能巩固。这种观念，和从翻译Humanism中产生的人本主义，意义是不同的。
人道主义指要用善良的心肠去对待一切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出于摆脱落后愚昧、建设新生活的需要，中国主要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并且特指欧洲文艺复兴及其以后所产生的与宗教有神论对立的启蒙观念。
二、“人文主义”含义的转向
从和宗教有神论对立的意义上，人文主义和科学是站在同一行列中的，因为科学在它迈向近代的转折关头，曾经遭受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严重迫害。
然而近些年来，“人文”在中国，成了和科学对立的概念。因而在“科学精神”之旁，又出现了一个“人文精神”，以代替人文主义。并且由于宗教有神论也是人的，人类的，因而宗教有神论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种种观念，就也成了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间，则认为科学应该受人文的指导。由于宗教也是人文的，于是认为科学应该受宗教指导的说法也出现了。
这种说法的前提，就是认为科学是冷冰冰的、非人类的，或者是不关心人类幸福的东西，而“人文精神”则是善的、关心人类幸福，并且也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东西。这是一个双重的错误。
第一，科学就是人文的一种，也是人的、人类的东西。而人类从事科学，目的就是人类的幸福。科学从产生以来，可说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科学带给人类的知识，是人类一切幸福的源泉。原始人类产生不了优美的诗歌，因为没有知识的基础。把当代的环境破坏、军备竞赛等人类面临的灾难归因于科学，是错误的。这些灾难不是由于知识，而是由于对知识的不正确利用，而且往往是在少数人的甚至个别人的利益驱使之下的对于知识的利用。
第二，把科学获得的知识用于少数人的甚至个别人的私利，也是所谓“人文对科学的指导”。统一的科学精神是存在的，那是一种使科学能够达到自己追求确切知识的目的的精神。但是统一的人文精神是不存在的，因为善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恶的精神同样也是人文精神，它们同样都是人的、人类的东西。
三、新蒙昧主义的兴起和新启蒙运动的必要
把与宗教有神论对立的人文主义转向为包括宗教有神论观念在内的人文精神，不仅是理论上的错误，也是现实中一系列的结果。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类理性的背弃和蔑视，向蒙昧状态回归。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世界各地。
回归蒙昧状态的程度，有轻有重。轻者表现为某些地区传统宗教有神论的复兴，希望借助传统宗教的有神论来拯救目前的所谓道德滑坡，来消解国际国内层出不穷的种种冲突。重者则是对超自然力的追求和迷恋，各种连宗教有神论也不齿的巫术迷信，被说成
是最新的科学。
自从人文主义诞生以来，宗教有神论的阵地是一天天地缩小了。虽然信仰宗教的人数还是要大大超过不信仰者的人数，但是在事关国计民生、人类幸福的重要社会生活领域，则大都排除了宗教有神论干预。比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不得干预教育等等。各种巫术迷信也从来没有绝迹，并且和宗教有神论也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但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巫术迷信是排斥的，所以巫术迷信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影响人们的思想。
篇3
关键词：人文主义；人文关怀；护理
人文主义倡导人类存在的一些最有意义的方面:情感。态度和价值，其关心的是人类的成长。个体的满足以及自我实现等。马斯洛是其主要倡导者，他创立了人类基本需要层次理论。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自我实现”，指出个体的自我实现是一种“充满专注的。彻底的。强烈的。无私的经历”。[1]
人文主义的护理原则是以病人为中心。富于同情。提供足够的支持，以克服暂时的身心障碍，并集中力量解决所面对的问题。认为应以同情。认可。鼓励。激发来满足患者的需要。使其在健康。疾病以及生存。临终的人生情境中，保持高品质的生命质量。
1护理现状
由于多年来护理教育过程中偏重知识和技术操作，忽略人文理念的熏陶，导致了护士的沟通技能。心理素质。人文修养较差。表现为与患者沟通不良，不了解患者的需要，对患者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缺乏尊重，直接影响了护患关系，病人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下降。
1.1护理人员唯治疗而操作心理护理成为空谈
护理人员缺乏人文理念的培养，对人文关怀的本质和内涵认知不够。在临床护理操作中忽略对病人的关怀，忽视病人的感受和需求，漠视护理中极其重要的情感交流，以至于有些治疗和操作不能被病人理解，得不到配合。护理人员对心理学知识了解肤浅，未能领悟心理护理的重要意义，使心理护理流于形式，成为空谈。
1.2 缺少创新和创造能力缺乏自我实现的需要
护理人员人文知识贫乏，艺术修养不够，缺少相应的品格修养和道德情操。实际工作中往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创新意识差。没有积极主动的学习愿望。甚至于缺乏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日常护理过程中往往机械执行操作。缺少反思。不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日常护理技术提不出问题，找不到缺陷，没有反思操作方法是否需要改进。以至难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护理的要求。
1.3 人格偏差
社会发展产生的物质财富使人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医护人员重物质轻精神。重实际轻理想。重个人利益轻集体利益。逐渐失去人性而受到批评。而医学护理学应当是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科。[2]
2应对方法
2.1 加强护理人员的人文素质教育
2.1.1 重视汉语言文学艺术的素养。汉语言文学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古语有云:不通古史哲文，无以入医门。文学对人的影响在于滋润心灵。陶冶情操。孕育出美的人格。
2.1. 2进行心理学知识如护患沟通技巧的培训，深刻认识人文主义心理关怀的意义，使心理护理不再成为空谈;深刻领会人文主义理念的真和终极意义。在努力奋进中成长为有理想追求的自我实现者。
2.1.3注意道德法律如卫生法学的教育，学习如何尊重患者权益，改善服务态度，可以更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以上措施可促进护士人文素质提高，稳定其内在品格，树立高尚职业情操，摒弃职业冷淡。
2.2 将人文主义思想理念融入护理工作中
2.2.1 人文精神的体现及工作的目标在于工作中对患者的关怀和照顾，对患者人格尊严的维护，全方位地满足患者的身心需要。护理人员应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将关怀和尊重融入到护理技术操作的各个环节，形成一种体现爱心温暖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如开展礼仪服务。制备连心卡。建立回访制度等。（3）把护理技术和人文关怀完美结合，真正和谐护患关系，促进护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2.2.2 运用人文主义思想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指导患者精神上的养生如听音乐。下棋。或学书法。学绘画或学气功锻炼。淡泊宁静，随遇而安。保持内心平和，有利于调动患者的免疫功能。促进其康复;鼓励患者精神上的追求，激发其潜能，树立起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信念，协助其成为一个健康。成熟而能自我实现的人。
3小结
让每一个生命得到尊重，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出应有的价值，是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护理工作者，我们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理念，用爱和希望点亮患者的生命之灯。
参考文献
[1]郑修霞，当代教育学理论与护理教育.[M]。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12，49-55
[2]杜治政，论新的易学人文观[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
学版，2008，29（7）：8-14
篇4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和发展
在古希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身心平衡发展而健全的人。古罗马继续并发扬了古希腊的文明，在教育上着重于利用文化来陶冶一个健康的人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喜好原则”、“亲身经历”、“适应个性”和“社会竞争”等教学理念和方法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维多里诺及荷兰的伊拉斯谟等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倡自由教育，倡导博雅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关心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
近代人文教育思想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而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理性的人。20世纪下半叶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主张教育应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的和创造型的人。人本化教育家主张“课程人本化”，“强调学校应该创造自由的心理气氛”，提出“学校为学生而设，教师为学生而教”的学生中心理论。
在“人本化教育”逐渐走向极端并受到社会舆论质疑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概念摘要：“科学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关心人及其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要通过科学对人和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做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实现［1］。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文主义思想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但“以人为本”的核心没有变。目前，中国提倡素质教育，正是人本主义的体现。
二、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法
1、人文主义和语言教学结合的基础——认知和情感的需求
语言教学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正如亨特所言，“人文主义跟英语教学的关系由来已久”［2］。16世纪闻名的英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阿卡姆就在语言教学中溶入了人文思想。他认为，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就是用文学去铸成人的心智［3］。在阿卡姆看来，拉丁文学中的一些经典著作凝聚了人类思想精华，而且语言风格美丽典雅，是铸造儿童心灵的最好的材料。
当代科学探究更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科学依据。认知是情感发生的前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心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实证探究表明，诸如记忆、思维等人类认知加工过程都受到各种情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约翰·舒曼，情感和认知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2］。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戴马西也断言摘要：“我们的情感生活是理智机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所以，语言学习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极易受情感因素的影响。语言教师要把学生当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来对待，既要扩展学生语言知识，也要加强情商的培养。
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情感因素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习得的影响，认为在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环境和气氛，学习者只有在放松和协调的状态下才能最有效地学习和把握语言知识。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语言活动中认知和情感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对认知结构的科学和心理的探究，现代语言学家积极推动人文思想和语言教学的结合，产生了不少人文主义教学流派。
2、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流派
人文主义教学思想认为，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全身心的参和来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罗杰斯在1969年就于《学习的自由》一书中概括出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要素摘要：人类具有天然的学习潜能，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只发生在所学内容具有个人相关性和学习者主动参和之势［4］。
较明确的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出现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论，开创了听说法。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熟悉到外语教学中学生本身因素起着很大功能，强调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最典型的教学流派是美国心理学家卡特罗的“沉默法”，美国的教育家库兰的“集体语言学习法”，保加利亚人罗扎诺夫的“暗示法”等。虽然他们所提倡的教学形式和课堂活动全然不同，但共同点是将学生看成既有聪明又有情感的完整个体，重视学生自我意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常被统称为“人文主义流派”。从80年代起，教育从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学生能力，90年代则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人文主义心理学、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便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根据教授观点的差异，人文主义教学流派又可以分为浪漫人文主义和实用人文主义。
浪漫人文主义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学生发展自我。课堂教学应主要关注学生情感，经历和观点。学生要学的东西就在他们自身，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即是所有的教学活动的目标，无论是语法练习，考试和翻译，都是基于学生的经验。但当教学过于关注学生个人经验，学生接触到的语域和语体相当有限，所以这一教学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斯戴威克是实用人文主义的代表。他认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态度，调整自己教学方法。教师应让学生发展和展示创新和合作能力,学会表现的自我和批判的自我的协调。在斯戴威克最近的著作中强调了教师对学生需要的关注。另一方面，斯戴威克还认为，过分强调人文方法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关注学生自我发展的目标的前提下，教师决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即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技巧的把握。除了情感因素外，学生最重要的还应发展语言能力、记忆、动机和认知能力。
现代外语教学实践中，人文思想已经渗透在教学过程中。除以上所述的人文流派外，许多教学流派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如认知教学法，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具体操作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斯戴威克的实用人文主义思想，是人文教育思想更理性化的表现。
三、人文主义语言教育对国内外语教学的启示
多年以来我过大学英语一直以大班为主，课堂教学多数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以考试为目标，尤其是全国性的
四、六级考试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风向标。这造成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标准过于理性化，教学过程重知识传授，轻学生需求，尤其是个体发展的需求。这和人文思想和素质教育的目标相距甚远。外语教学中提倡人文教学势在必行。
加强课堂教学的人文性有助于打破英语教学的瓶颈，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道路。加强人文性，要注重摘要：
（1）正确理解人文教学法的含义。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的指导功能必不可少，课程目标不能取消。人性化和语言教学不是格格不入的。语言技能的培养是在个体主观意志的调动下积极地语言习得。
（2）明确外语教育的目的。教师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鼓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在语言教学中融入人文观，指导学生意识到个体发展的需求，既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又能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3）恰当组织课堂教学。教师要勇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提问，变被动为主动。课堂形式要多样化，促使学生动手又动脑，充分发挥学生的智商和情商。要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得到表现自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机会。帮助学生形成探索创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摘要：
[1EdgarFaureetalLearningtoBe[CParis摘要:Unes
co,1972.26。
[2范琳，试论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1)摘要:58-62。
篇5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历经千百年，至今对现代教育有着深远影响。近些年来，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进而也要求教师自身全面、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阐述新时代对教师素质的影响及要求。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文主义的历史界定
人文主义(Humanism)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也是一个广泛使用但含义十分模糊的概念。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直接产生的词，他的产生要比“人文学”和“人文主义者”晚得多。教师所教的有关古典文化的教学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人文学”，而教授“人文学”的老师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人文学”在15世纪所指的科目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但“人文主义者”比教授“人文学”的老师的范围要广一些。正如克利斯特勒所说的：“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于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词，并且，这两个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被使用的词。从这个时期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组学科，它由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组成。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与发展；人文主义对其它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渐渐走出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文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人文主义的特征
吴式颖，任钟印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中总结了人文主义的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发展自身，从而获取各种优秀品质，不断向完美接近。人文主义对人的赞颂与中世纪都会对人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观，重视人的能力而非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人文主义反对消极悲观、无为的宿命论，认为人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命运，人的能力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能力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更加乐观和自信，认为个人的能力及其发展是获得成功、荣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靠。
第三，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中世纪神学宣扬人对都会的教义教规的绝对信仰和盲目服从，而人文主义与这种权威主义做法相对立，要求把人从都会的教义、教规和其他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四，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传授古典学问，让学生接受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头脑发达、能写善辩、风度优雅、体魄强健的经世致用之才，以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三)人文主义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诠析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北欧人文主义倡导者伊拉斯谟认为好教师应当年长、有高尚的品德、有渊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懂得教育艺术。与伊拉谟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维夫斯认为教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具有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学问；具有教学技巧和才能；具有纯洁的品格。教师应懂得教学技巧，应具有关于教育教学的“实际的智慧”。另一位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马尔卡斯特要求教师有良好的素质，建议对老师进行严格的职前培训。他认为教师不仅应掌握知识，还应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懂得教育和教育的方法。法国的哲学家蒙田认为教师的素质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第二，教师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判断力和道德；第三，教师有高于父母的权威；第四，老师要学会因材施教；第五，教师要有好的性情。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强调教师要有工作热心和敬业精神，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以热情感动学生，使之发生情感变化。
不难看出人文主义学者和教育家所提倡的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了广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品德、丰富的教育经验、教育教学知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工作热情、工作精神等，具备这些专业素质的教师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师，只有这样的教师培养出的学生才有可能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系统的科学论证，但一些学者和教育家对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已经做了深刻的论证，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对当时的教育产生大面积的影响，但对后世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思想，这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对教师职业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现代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
(一)教师专业素质的定义
现代科学证明，素质是一个人通过环境影响、教育和内因作用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通过气质、言行、修养、品格和风度等表现出来。教师的专业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特质。林崇德、申继亮教授将教师专业素质定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二)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分析
叶澜教授认为，新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有：专业精神、教育观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教育智慧。李瑾瑜教授认为，应当包含专业知能、专业道德(伦理)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朱宁波教授认为，理想的教师专业素养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专业理想、专业知能、教育智慧。中国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笔者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无论是哪一位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论述，它都包含专业知识、专业道德这两个基本方面内容，这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教师可以立足教育领域的根本所在，它们也决定一个教师是否是一个合格教师的至关重要的方面，也决定着这个教师能否在教育领域里继续成长。当然教师专业素质还包括专业精神、教育观念、教育智慧等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介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中专业知识与专业道德的影响。
专业知识是一个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另一个专业及其他人员的本质特征。舒尔曼认为“一个专业既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熟练的工作，又是一种根植于知识的专业行为”。在舒尔曼看来，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表现在教师有能力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形式，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特别重视理解和推理、转化和反思的功能与作用。叶澜教授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三个层面。第—个层面是，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最基础层面的是有关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第二个层面是具备1-2门学科的专门性知识与技能；第三个层面是主要由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构成。
专业道德即指教师职业道德，一般认为师德是指教师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是调节教师与他人、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与概括。在人格上，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师德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师德的影响不但广泛地作用于在校学生，而且通过学生和家长对社会产生影响。高尚的师德会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几十代人。因此，在道德水准上，对教师要求更高、更全面。
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影响
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历史时期，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不同。在我国古代，道德伦理的人文知识，是每个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在欧洲古罗马时期，教师则首先要拥有辩论术；进入中世纪，宗教学说成为最重要的教师专业素质之一。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
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分别提到过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教育的学问”、“掌握知识”、“有学问”，虽然他们的“知识”、“学问”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同程度上包括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教学法知识、有关学生身心健康的知识等。
叶澜教授对教师专业知识的三个分层中，最基础的层次中就指出教师要掌握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其中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就是指，教师不能只片面地掌握人文知识或科学知识，而是要全面掌握人类的优秀文化，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那么教师首先要具备这样的才能，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同样倡导的是即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又不能失去人文精神。单纯地掌握科学知识或人文知识。并不能得到人们预期的全面发展的人，人文主义教育教育不仅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学。主张通过人文科学的教育向学生提供关于人的精神领域心灵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且重视自然学科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具有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注重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智潜力的自由运用和个性的和谐发展。与科学进步相伴的是文明的进步，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所以，这就需要老师不仅要掌握人文知识还应该掌握科学知识，在传授知识的时候更要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不能忽略了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养成。
另外，教师还要掌握能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蒙田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第一点就提出了“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可见教育心理学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重视。有了这些辅知识教师才能更好地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才能培养出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道德的影响
道德教育在古代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孔子要求子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德修养为主，学习文化知识及技艺只是“有余力”时的事情，道德修养可以说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而且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所以对现代教师来说热爱祖国、献身教育、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精心育人、钻研业务、团结协作、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一直以来对教师专业道德基本要求。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维夫斯说“一个教师应该既是个好人，又是学问的爱好者”，可见一个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就明确指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这恰好与人文主义的教育观相一致。从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指导思想也可以看出，要求教育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文教育思想主张培养和谐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这与我国主体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教师要具有优良的品德、崇高的理想，在讲授科学文化的同时，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思想品德教育融化到教学实践中去，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陶冶学生的情操，真正做到言传身教。
篇6
关键词：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情感音乐；表现性；戏剧性
中图分类号：J60-0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9-0264-02
一、人文主义的内涵
人文主义一词的解释有许多种，笔者主要根据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周国平先生的《人文演讲录》和个人的理解试图再次诠释该词汇。英文中“Humanism”一词，译作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道主义。这个词语有两个解释，广义上是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的学术研究；狭义的人文主义则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文艺复兴的倡导者们提出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斗争，开始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人权反对神权、个性的自由反对宗教的禁锢。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开始重视人、肯定人、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提倡理性、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反对禁欲主义，歌颂爱情，要求个性的解放。
二、文艺复兴的概况
文艺复兴发源于13世纪末的意大利，后逐渐向北传播，最后席卷全欧洲。它带来了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现代的分界。这场文化运动囊括了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学习，其影响遍及文学、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知识探索的各个方面。
人文主义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提倡个性自由。因此，人文主义的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理念
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下，人们对音乐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音乐协和、悦耳，满足听觉的需要。不同的声音可以运用复杂的对位手法，但是必须使其有协和的音响相组合。让耳朵舒适是当时对音乐的最高要求。对于音乐的体验不再是中世纪的理念音乐，是“完美”的或不完美的音乐。而是体验音乐，要从中获得听觉上的和纯粹的音乐欣赏。
2.声乐音乐要求表现歌词内容和意义，加强音乐的表现力。不仅要求音乐与歌词相得益彰来表现歌词的外部特征，如句法、重音等，更要求通过音乐与歌词的有机结合，来打动听者的心灵。
3.开始出现音乐的“民族性”的模糊概念和世俗音乐的兴起。当时人们已经对民族语言的不同表现方式有所意识，音乐的民族性更多的体现在世俗音乐之中。从以上对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观念的几点概述，我们就已经隐约地窥视到了人文主义发展的痕迹。
四、人文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影响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呈现出一些新的因素，其不仅体现在新的音乐观念上，还有对人的创造力的认识及其对与音乐艺术本身演进的可能性的认识。下面笔者以人文主义中人性的两个部分——理性与感性，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现象和音乐家来进一步地分析其对于音乐的影响。
1.音乐头脑的风暴。人文主义尊重人的价值，不只是把人当做一种生命的存在，更要求把人当做一种精神的存在。关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是人文主义更深刻的方面。而精神生活又可分为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去探求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来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理性的能力体现在运用逻辑对搜集来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概括。文艺复兴是头脑的风暴时代，社会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人们开始对封建教会的思想产生质疑，迫切地渴望探索一切可以触及到的领域，音乐也不例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维特利就提出了“新艺术”的理论，他在论著中根据音乐的实践，判断出当时音乐理论中的保守思想。比如根据旧的理论“三度和六度是不协和的音程”，他做出定论，三度与六度是协和音程。另外查理诺还非常重视声乐复调，他分析了各种对位手法，特别对双对位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从严格的对位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来，然后从理论上建立新的和声理论，也曾经从泛音音列中探求三和弦的音响学的基础。查理诺的音乐理论的历史意义在于总结了严格对位式的复调音乐的成就，并同时为新的和声式思维指出了方向。
2.流淌的情感音乐。人文主义的思想就是要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主张立足于尘世生活的精神追求。要求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尊重头脑、尊重灵魂。在当时的欧洲，由于中世纪长时期对灵魂的禁锢，人们迫切地需要个性的解放、灵魂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潮对音乐的影响在世俗音乐上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当时的音乐产生了更加具有民族特点和富有民族历史内容的作品，有的甚至表现了国家命运的主题和爱国情绪。在风格上，它们抛开了中世纪梦幻性的手法，更加注重写实，更多地表现人，表现现实和对生活的热爱。我们从当时的世俗音乐中看到对音乐表情性追求的法国的尚松、注重音乐心理刻画及戏剧性关注的意大利的牧歌。这里仅以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世俗歌曲——意大利的牧歌和法国的尚松为例加以阐述。①戏剧性的情感表现——意大利的牧歌。16世纪在意大利北部产生的一种世俗歌曲体裁，是意大利世俗音乐的重要形式，常采用具有较高水平的诗词作为歌词，诗词类型有当时流行的十四行诗、巴拉塔、坎佐纳及田园诗等。歌词内容大多与妇女、爱情有关，更加热情动人。音乐风格细腻、抒情，注重音乐对歌词的细致表达。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蒙特威尔第，其创作风格体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牧歌风格的急剧变化，成就了意大利牧歌创作大师的风范。在作品中，主调与复调风格完美的结合，和声富于表现力。他不仅关注歌词的表现，而且还有作品整体的戏剧性。他是文艺复兴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牧歌作曲家，也是巴洛克早期意大利歌剧的奠基者之一，因此他被冠以跨时代的作曲家的称号。16世纪末期的牧歌作曲家们注重表现人物的感情，并运用戏剧性的手法，使得意大利牧歌音乐一步步接近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古希腊音乐。②表情性与民族情感的表现——法国的尚松。16世纪，法国作曲家发展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用法语歌词演唱的世俗歌曲——法国尚松。其一般按音节谱曲，强调规则的重音，诗歌的韵律对音乐旋律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尚松富于法国民族性格，活泼欢快。主要的代表作曲家雅内坎，其尚松最具特色，他不仅写作抒情性的尚松，还善于写作描绘性的尚松。创作形式多样，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富于变化。在创作题材方面，常以描绘社会事件、生活、风俗为主。代表作有《鸟之歌》、《云雀》、《狩猎》等。法国尚松在整个16世纪广泛流行，是具有较高对位技术的歌曲，它借鉴吸收法国民歌的主题，在广阔的音乐创作领域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歌曲中重要的体裁。
五、结语
篇7
关键词：儒家人文哲学；三才之道；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
An attempt of reinterpret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omparis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Departing from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hree Powers”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embraced in Yi jing， and through examining the inter action and mutual perme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Yi 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smological basis and thinking mode of originality of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hen， by comparing the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aper generalizes four concepts of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virtuous rationality”， and analyzes and reveals the uniqueness and spiritual value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o supply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foundation for a reasonable appraisement for the modern significances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resources.
Key words: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the Dao of three powers;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virtuous rationalism
一、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课题
就儒家哲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而言，其内在的人文意识和深沉的人道精神无疑是突出的一项内容。这里讲的人文意识和人道精神，主要是指儒家在哲学上思考人文、人道问题而展开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极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此，本文用“儒家人文哲学”一说加以概括。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持续和“传统文化再评价”的深入展开，关于儒家和儒家哲学的研究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尤其于儒家人文主义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应该承认，首先由于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在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汉学界似乎成了一门专题性显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次，大陆学者所做的积极回应、辩析探讨，更使这项研究通过国家课题、团队协作攻关以及个人治学等多重途径，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健康的发展，进而为我们立足时代、反思传统、繁荣学术，推进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但综合来看，关于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我以为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探讨和价值发现，往往确认其有与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人文主义相似的东西，并完全转换成西方人文主义者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来体现，如称儒家亦有其人格平等、个体独立等观念，这不仅容易产生儒家人文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时代错位，而且导致了对儒家人文主义之精神特质的误解和民族特色的忽视。二是大都局限于孔孟一系发源的儒家传统来考察其人文精神，而缺乏对儒家人文主义之所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内在基因的探讨，因此而弱化了对儒家人文主义内容上的丰富性、发展中的多样性及其价值两重性的理解。
钱穆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论点：“我们与其说孔子与儒家思想规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却更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1］对于孔子与儒家思想来说，其所处“古代文化的传统”的基本面在书、诗、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而就哲学思想传统而言，更以《易经》为最。
有鉴于此，我主张从《易经》哲学意蕴的剖析和揭示入手，通过易学与儒学思潮互动、渗透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儒家哲学人文精神的形成机制，深入揭示其思想内涵，并和西方人文主义作差异比较，以重新诠释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
二、宇宙论思考：儒家人文哲学之原创
哲学上的原创性思维，一般是在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展开过程中确立的。原创性思维体现着哲学形态的灵魂和精神气质，是维系、保持哲学生命力、独特性的支柱和基因性要素。所以，探讨和理解儒家人文哲学，需要以把握其原创精神为契入处。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文哲学思潮的形成和展开都不是孤立的、单向性的，一般是在人与宇宙（上帝或神）的关系结构中实现的。正因为这样，西方人认为，“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中文版第761页）［2］。但关于人与宇宙关系思考的发生机制及模式，在中国尤其是儒家那里却有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特色。
在西方思想史上，如何看待人与宇宙的关系，曾经出现过神学的（或称超越宇宙的）、科学的（即自然的）、人学的（即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人学的模式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强调以人的自我觉醒、独立人格和主体价值为中心来审视和判断人对自然、对宇宙、对上帝的关系，使信仰上帝和确认人的价值相协调。其所谓人文，既不同于那种视人为上帝奴仆的中世纪的神学模式，亦有别于人力掌握自然、战胜自然的近代科学模式。
当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通过“走出中世纪”来追索人文主义的确立和展开时，儒家则要回归“五经”制作的年代，寻觅人文哲学的源头活水，并通过《周易》与儒学的互动来塑造其原创精神。和西方相比，儒家的人文哲学是早启的。在孔子开创儒家以前，其先导们就表现出对宗教神学的反思和分辩：周公的“敬德保民”以配天，《易经》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等观念，正构成了古典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并通过这种“宗教改革运动”，生发出人文意识的觉醒，促使儒家哲人们能以理性的态度思考人文和人道问题，探求如何“明于天人之分”，终于得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传·贲》）的结论。其所讲的“人文”，实针对“天文”而言，又突出了“教化天下”的功能，内蕴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内容。
事实上，儒家哲学的人文思考，从一开始就是纳入天（道）人（文）关系结构展开的。但在这种天人关系结构中展开的人文思考，并没有出现西方那样多种类型模式（神学、科学、人学）的分野，而往往是消解了神学的或科学的建构，将其因素融入人学的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儒家关于天人关系思考的包容性和综合型特点。其原因，显然和儒家喜好探求天人之“际”来发展人文思考有关。“际”，是就天人关系讲的，有交往沟通、融汇之意。《郭店竹简·语丛》提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的命题，被视为可能是最早说明天人关系存在着内在沟通、融汇的一个例证对此，汤一介先生曾有《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专文详论。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以后，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可以概括先秦诸子（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旨的。董仲舒称：“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对策》），虽凸现了儒家的思维观念，但其“通（观）天人之际”的原创思维，仍然是和“易，所以会天道人道”的思想相通的，而且其源头就在《易经》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建构。
喻示于图式、卦象，表述于爻辞、卦辞的《易经》，首分阴阳二爻，次列上、中、下三位，分别对应天、人、地“三才”及其相互关系，才据此展开八单卦、六十四重卦的卦象体系。《易传》对此作哲理的诠释，强调“《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传》下）以六爻重卦、三才两之解释三才之道，不仅指出了天地人三者的空间组合，更揭示出正是阴阳、柔刚、仁义之“两”，分别贯之于天地人而成天道、地道和人道，集中表述了人与天地“相参”的道理，确立起宇宙论的核心观念。“相参”，不仅说明了人与天、地并立为“叁”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而且揭示了人参与天地之化育、促成宇宙演化、运动的实在过程。比较起来，与西方人发展了机械论的物质主义的宇宙论不同，《周易》的宇宙论思维是有机主义的、人文化的。
正是《易经》关于天、地、人“相参”的观念，启发和影响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宇宙论思考的基本路向。战国时大儒荀子确立“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观点，还是一种“三才之道”思维格局的展开。而《中庸》又以“天人相参”观念作诠释的依据，申明：“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汉代，大凡有影响的思想家鲜有不以“人与天地相参”观念阐述其宇宙论的。陆贾曾引《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以为“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新语·道基》）。王符作《潜夫论》，以《易传》揉杂儒家、道家思想，其中称：“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本训》）。显然是以人为中心，依据“三才之道”，构建了人文化宇宙论的基本框架。
宋明理学在天人关系上果然有认同“天人合一”的一面，如程氏兄弟提出“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第20页）［3］。张载直言“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离）人”（第183页，《横渠易说·系辞上》）［4］。但不能因此将理学的天人思考归结为“天人合一”论。恰恰相反，理学更多的仍是讲人与天地“相参”。究其原因，往往与理学家力主“以《易》为宗”，把人文思考归“源”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密切相关。理学开山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提出“所谓易也，而三极（才）之道立”的命题，据此展开为理学以太极、阴阳、四时、五行为架构的宇宙论体系，肯定所谓人道者“于是乎在”［5］，重开宋学纳人文于宇宙论思考之模式。至于程氏兄弟，朱熹指其所言“性与天道”，实多出于周氏《太极图说》。张载也称：“盖尽人道，并立于天地以成三才，则是与天地参焉。”（《横渠易说·系辞》）朱熹则撰《太极图说附解》，指出“此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断言：“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5］，从而以“成象”、“成质”、“成德”范畴为中心，依循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框架，阐发出宋代“新儒家”的人文哲学体系。
事实证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思维可以说是源于《周易》，立基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又通过易儒互动过程展开的。对此，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有过概括总结和展开说明。
首先，他指明：“所谓‘天地之间’者，只是有人物的去处。上而碧落，下而黄泉，原不在君子分内。”强调“只是有人物底去处，则天地之化已属于人物，便不尽由天地”（第928页，《读四书大全说》）［6］。旨在揭示中国君子们所关注、考察的“天地之间”，只限于人生活其中、参与活动而能自觉感应到的“宇宙”。至于“上而”之有天堂、上帝，“下而”之有冥狱、阎罗，皆不属“君子分内”，应剔除于视野之外。这种排除了宗教的、神学的因素又纳入宇宙论框架的人文思考，和孔子注重“仁”道，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大学》张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君子之道，是一脉相承的，正集中呈现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精神和民族特色。
其次，以既不相易又不相离的“相容相受”观念解释人与天地的“相参”，揭示了人文相对于天文的辩证统合关系。在王船山看来，“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易之则无体，离之则无用。”是讲天地人之“已成”为不可替代，互相区别，而其“所以成”则不相离而可合。这就叫“彻乎天地与人，惟此而已”（第157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对此，他又通过诠释“易道”作发挥，说“道一成而三才备，卦一成而六位备。六位备而卦成，三才备而道成。天地有与来，而人有与往。都往来之通，凝天地之交，存乎其中，人乃以肖道而主天地”。“故天地之际甚密，而人道参焉。相容相受，而人终不自失。别而有其三，同而统乎人”（第239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下》）［7］。强调只有人参与天地交通往来，才能效法天地之道并最终主宰天地。故宇宙虽别而有三，仍归统于人。由此才构成了“悉备乎广大”的易道。
第三，王船山还引伸《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路，指出“继者，天人相接续之际”，认为天人之间“形异质离，不可强而合焉。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哉？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第34页，卷一“皋陶谟”）［8］是举子继父者惟志为例，着重说明人文思考的基点在效法天地，其所效者非以形、质，而在“继道”。显然，王夫之虽看到了人与天地间的“异形离质”，但他对此并无深究的兴趣，倒是更关注“继”天之“道”，以为这是人趋善成性的前提和关键。他申明：“惟其有道，是以继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从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为性焉，善者性之所资也。”进而断言：“成乎人之性，惟其继而已矣。”（第181、182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以图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说的阐发，进一步从宇宙论的角度揭示人性、人格形成的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王船山的总结和诠释，相当程度上是继承发展易学的思路和儒学的理念，是可以反映古代中国正统派人文哲学的一些原创性思考的。令人深省的是，这种原创性思考以宇宙论的形态出现却很少追求对宇宙的实存性、形上学的把握，也缺乏认识论的、科学理性的考察理解，它所注重的所谓继天地之“志”，循天地之“道”，主要在领悟和掌握天地宇宙的精神和境界。如《易传》所言：“天行健”、“地载坤”，以为君子应明白天地精神的刚健和敦厚，就可效法而承继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找到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明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条件下，中国虽有悠远发达的宇宙论传统，却何以发展不出西方那样系统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也缺乏西方那样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
三、比较中的考察：儒家人文哲学之精神特征
特征，总是相比较而言，有鉴别而发展的。
据于宇宙论上的原创性思维而展开的儒家人文哲学，当然有其特定内容，但要拿它和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相比较，首先就得面临比较双方的对应性和层次性问题。毕竟，儒家的人文哲学发生、发展于古代，属传统性范围，比照对应西方的原本应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文主义。问题在于，当西方人走出中世纪、发展出近代人文主义时，儒家哲学却仍然停滞于传统人文模式的巢臼。所以，当我们主要以儒家传统人文主义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作比较时，在时限上似乎有对应性，但在发展层次上却有阶段性的差异。有鉴于此，我们进行比较考察，果然有通过异同鉴别揭示儒家人文哲学之内容特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比较参照、诠释和理解来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为此，本文特地提出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四个方面，展开扼要的分析、论证。
（一）有机人本主义之确立
从《周易》与儒学互动、发展的线索看，儒家哲学中那种以宇宙论为基点，通过天地人三才关系展开的人文意识，首先表现为针对天文讲人文，以“人为天地立心”命题立论，采用宇宙人生的一体化、有机性思考来确立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人本观念。
和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针对上帝主宰性而强调人作为个体的本位性、独立性不同，儒家哲人肯定的是人在天地面前的高贵、尊严和独立，以昭示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确定人本性原则。孔子已提出“未知人，焉知鬼”的人文思考，断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礼记·礼运》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荀子以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董仲舒则肯定：“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而摇荡四海之内”（《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更引入周易的阴阳思维，论证“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胡五峰《知言》）又断言：“人能穷理尽性，与天地参”，“然后范围天地之化”（《张子正蒙·三十》），据此主张“建人极”，“为天地立心”。显然是把人纳入天地自然的有机系统中，来说明人的高贵性和本位性，形成了和西方人文主义不同的人本观念，可称为有机人本主义。
儒家人本主义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相对于制度、政体，人也是个本位性因素。 《中庸》引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进而指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断言“为政在人”。又解释“为政在人”要在“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由外在的政制环境和内在的道德修身的相互联系中，确立人本的原则，仍然是体现了有机性特征的。
在明清之际前启蒙思潮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已通过对专制、集权意识的批判和对传统儒学反省、审视，提出了某些类似西方启蒙理性的观念，但毕竟没有形成中国的启蒙运动，故以“前启蒙”名之。涌动的背景下，这种有机人本主义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凸现。王船山就申明：“天地者自然，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复卦》）断定：“天地之生也，则以人为贵。”（《周易外传·无妄》）又认为：“天地之灵，以人而灵之”，“大荒之外，有天地焉。人所不至，礼所不行，则亦恶知其有天地”（《船山经义》，更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的依存性互动关系，展现出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高贵、灵性和“主持人”地位，侧重于价值论的角度，拓展、掘深了有机人本主义的内涵。
（二）宗法群体主义之提倡
在儒家人文哲学的传统中，我们很少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立论的人本观念，也难见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那样从生物学角度看“人”、视人为“机器”或“理性生物”，而是重在厘清人与禽兽的区别，主要通过群己、人我关系结构展开，并在趋善成性的意义上肯定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突出了人本原则的群体性特征。在此，可以儒家的“圣人”为本观念作个说明。
我们知道，原始儒家对“人”有个基本要求，就是“明哲”，明哲加以德性化和神威化就能成圣。但儒家讲的“圣人”，不是对现实个体人格的美化和规定，而是通过对远古民族酋长代表尧舜禹的理想化追忆，寄托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诉求加以设计和塑造的。孔子问学，讲“学者为己”，却是以“复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据，要求学者下学人事、上达天道，主张通过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的完善实现体道成圣，其成圣就不在发展个体的自我特性，而在自觉适应礼仁制度下的人伦秩序。这恰恰是消削个性而使人格合于群体人伦。所以，到了孟子提出“途之人皆可为尧舜”时，就直接以“人伦”讲圣人，称：“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强调：“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儒家以圣人观念阐发人本原则，侧重在群己、人我的人伦关系组合，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者张扬个人主义的人格独立不同，而更倾向于认同群体人格和人际间的协调。
其实，孔孟儒家的这种“人本群体”观念，在后来的《易传》中还获得了宇宙理论的支撑。《易传》讲人与人伦是宇宙自然的产物，但它不像基督教圣经那样讲人如何“被造”，而是以“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立论，阐述人类起源及人伦秩序的形成，皆体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试图以一种理性的、历史的思考方式和话语系统来说明人类起源的客观性、必然性，确认人总是处于人伦关系结构之中，以穷理尽性、体道成圣为目标，而不采取个体化的存在形态和功利性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人本、人伦观念的价值导向应该是社会化的、群体主义的。
当然，就思想史意义而言，《易传》并非专属儒家，而有综合、总结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阴阳家思想的特点。所以，《易传》对人文、人伦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先秦哲学人文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特征。事实上，墨家就曾立论于“义即利”观念，力倡“兼相爱、交相利”，以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中》）。进而断言，平治天下关键在“唯能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上》）。这种关于人伦规范和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体性思考，和《易传》所论也有相通互补之处。可以说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宗法群体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具有了多元融通和普遍性影响，表现出和社会结构秩序的有效契合。同样，荀子有著名的“明分使群”之说，他说明“人有其治”，要在“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又据此断定：“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荀子·荣辱》）所以，这种以礼义节制下的群居和一之道所阐发的儒家人伦观念，很容易和传统中国的宗法文化、集权理念相结合，发展成兼有人性说、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管理思想的人文学，对以后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如果从“寻源溯流”的角度看，这种“深远影响”实际上又是儒家宗法观念、人文哲学的泛化和延伸。
这说明，儒家人文哲学价值导向上的群体主义是宗法型、伦理性的。当然，这种宗法群体主义虽据于血缘亲情，但在发展中又突破血缘亲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转化过程中，添加了地域性、社会化的色彩了。就此而言，宗法群体主义不是僵固的，而是处在变动发展中的。只是总体上讲，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群主义，也不宜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作简单类比的。
（三）主观能动主义之阐扬
承认和肯定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是人文哲学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莫不如此。问题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作为及能力。
需要指出，近代西方固然有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分流，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本身就包涵着科学态度和认知意识，注意发展科学理性和功利主义，由此催生了“役天”、“胜天”的能动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能动主义精神的激励和引导，促使人意识到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非偏重于主观夸张，而要有客观性、科学性依据。应该说，这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一大长处。
对于儒家来讲，类似西方那样于客观性、科学性基础上讲人的能动性，不是没有。荀子就是一例。他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肯定天地自然的实存性和客观性。又指出：“明于天人之分（职分），则可谓至人。”认为“天有常道（规律）矣，地有常数（法则）矣，君子有常体（行为规范）”，主张人应“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由此可实现“天地官而万物役”（《荀子·天论》）［9］。这就颇为清晰地表述了儒家哲学中人文主义和古典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
但遗憾的是，像荀子那样的能动主义思想后来并未得到很好的引伸、发展，这恐怕也是儒家人文精神中难见西方那样悠长深远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那末，能否就此断定儒家人文主义缺乏合理的能动精神？！显然不能。
恰恰是《周易》和儒学，曾相当集中地阐扬过人作为主体相对于天地自然所具有的能动性意识。《易传》以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宣称：“《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系辞传》）这个追求“极深而研几”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活动过程，就体现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积极作为。而孟子则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确认了人在宇宙间负有“知天”、“事天”的使命。不过，孟子倒不是从认知理论和科学主义的进路来说明人何以能“知天”、“事天”，而是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立论，力主人应“反身而诚”，通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至“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的途径实现的。这当然是从主观主义、先验主义的角度阐扬主体的能动精神的，和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主义是不一样，但后来对宋明新儒家尤其是陆王派新儒家产生过很大影响。王阳明曾引伸孟子的“良知”观念，称“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主张“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认为正是这个“致良知”，才促成“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下）［10］。显然，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灵明”、“主宰”等，无非是一种夸大了的主观能动精神。就认识论而言，这种思想观念当然是片面的，易导致荒谬的唯我论，但在价值论、意义论上，那就另当别论了。所谓“主观能动主义”的名称即指此而言。
从比较角度对这种主观能动主义作新的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其价值合理性。明清之际思想家王船山曾以“扩张”、“承担”、“宰制”等观念诠释过先秦延续至宋明的主观能动主义的内涵和意境，颇发人深思。他指出：“孟子言‘皆备’，即是天道；言‘扩充’，即是人道。”（第996页，《读四书大全说》）［6］又指出：“所谓‘塞乎天地之间’，也只是尽天下之人，尽天下之物，尽天下之事，要担当便与担当，要宰制便与宰制，险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简，无有畏难而葸怯者。”（第928页）［6］主要在说明人道的、人文的精神就是要人发扬“尽物”、“尽事”的能动性，要有“担当”意识和“宰制”能力，克服畏难消极情绪，积极去“扩充”天道，促使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掌握到主动权。
王船山虽意识到人的这一主动权有天赋权利的一面，但他强调人更要在后天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和发展，并因此把这种主动权称为“自取而自用”之权。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与人，则固谓之命矣。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尚书引义·太甲二》）［8］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命过程，通过自己的权衡和选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获取生活所需，发展自己。在此基础上，王船山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断言“人定而胜天，亦一理也”（第587页，《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11］，就显示出是以朴素辩证的思考来阐述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
（四）道德理性主义之建构
指出传统中国哲学内蕴有理性主义的思想因素，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17世纪的耶稣会士在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经典《中庸》时，就以“天赋予人的是理性”来解释“天命之谓性”句，引西方的理性观念，附会儒家传统的“性”。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茂树称：“宋儒和理性主义二者在说法上虽有不同，然也有酷似之处。”［12］而梁漱溟则断言：“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进而认定理性主义为二千年中国人“在儒家领导之下养成的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第七章）［13］。
问题在于，要合理分析儒家传统理性主义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实质却颇为不易。因为，理性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思潮。理性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又分析为形上理性、工具理性、目的理性、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而这样的思潮和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很难直接找到。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使用“理性”一词，形成理性观念应该说由来已久。汉代学者在解释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命题时就说过：“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仰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后汉书·党锢传序》）是说人有理性，就在“慎其所与，节其所偏”，使人的内在要求和外在秩序适度协调，思想行为应该有合“理”性的根据。
当然，汉代人所说的理性，既不属形上学范畴，也不是从认知角度讲的，其意义不在一般地对主客体关系作事实的判断，而侧重于对人的理性能力作价值论的定位。不仅是对先秦儒家观念的某种概括，而且对《易传》、墨家的思想亦有所总结。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称这种理性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是开中国人文传统中道德理性主义之先河的。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往往以理、性、命三者合而论之，例如，朱熹在解释孔子“性与天道”思想时指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第79页，《论语集注·公冶长》注）［14］又居明代钦定编纂的《性理大全》性理篇记载，程子就强调“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并顺着“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的思路，论证了性与理相通为一。可以说程朱派理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把正统儒家的道德理性观念发展了、完善了，由此所展开的论述，则意味着在性理学、心性学的标帜下初步建构起道德理性主义的体系。
以上所说，只是以论纲形式，提出了重新探讨儒家人文哲学的契入点和思路，对其思想特质、精神价值作出概括和评析。其实，儒家人文哲学是一份深厚的传统资源，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个可以常做常新的研究课题，不应该让它流为一个“文化热”中加以炒卖的学术快餐。尤其是从易儒互动渗透的角度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演变，由中西比较考察剖析其精神特质，重新诠释其价值和意义，还有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要做。本文只是又一新的开始，愿以此和诸位学界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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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亲密关系科学；需求论；婚姻教育；婚姻咨询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59-03
一、亲密关系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辨
亲密关系是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人际关系，主要指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一般来说，亲密关系有这样一些特征：关系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关系的内涵是多样的，关系对于双方有重要影响，双方有经常的身体接触。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理论界逐渐地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问题统摄为亲密关系问题，亲密关系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和使用。
人类的知识、观念和生活有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分，在亲密关系领域尤其如此。古今中外的亲密关系知识大都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表现为社会习俗、家庭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形式，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地域性、族群性、个体性。就个体性而言，人们的亲密关系知识依赖个体的成长、体验和情感，相信主观、非理性和信仰，认可迷信和权威。这些知识有部分的道理，也有很多是偏见和谬误。在这些知识的支配和影响下，人们只能把各种好的和坏的亲密关系，都归结为缘分、运气、宿命。
数千年来，亲密关系知识和规则的产生、内容、传播、实践等等，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价值需求，其次才是满足人类的一般自然需求，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表现的极为突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宗教与宇宙论是阴阳学说，其社会论的主要内容是把人际关系划分为君臣（君民）、父子、夫妇等，这些关系在根本上都是上下、尊卑贵、贱的政治关系。现在来看，传统的君臣关系属于政治关系，父子、夫妇关系属于亲密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半是讲政治关系的，一半是讲亲密关系的。
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亲密关系的性质、准则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的僵化教条，倡导男女平等，亲密关系从传统的社会制度安排转变为一种私人事务和私人权利，强调性是亲密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些尖锐的社会实践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传统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亲密关系研究在西方发展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或学科。亲密关系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人的亲密关系心理和行为，研究亲密关系形成、演变、调整的规律，对亲密关系现象进行解释、预测、控制的科学。学术界广泛采用自我报告、观察法、生理测量、档案材料分析、夫妇报告、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有关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布雷姆等人的《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科学的重要著作，“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依恋、伴侣选择、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1] 2002年，弗莱彻在《亲密关系新科学》一书中，把亲密关系视为很有前景的新科学，还详细论证了亲密关系科学具有的科学特征，即解释性、预测性和控制性 [2]。
当然，应当认为，亲密关系属于一门“软科学”，还不属于像物理学、化学、生理学那样的“硬科学”。强调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是指其可以像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那样，进行理性的逻辑的实证研究，进行定量的或确定性的研究，可以进行证伪。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对立排斥的一面。长期地看，科学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要退却，或者被批判、否定，或者被消解、重构；反之，科学不够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会流行，就会有话语权。在亲密关系领域，人类的知识和生活，总是从人文主义走向科学主义，并形成新的人文主义。当然，人文主义范式的亲密关系知识有着特定的传播机制和应用价值，并不会因为相应的科学主义范式的知识的兴起而自动消退，科学主义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取代人文主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也并不是截然分明、非此即彼的。正因为如此，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知识都很流行。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习惯性地狭隘地从人文主义认识亲密关系现象，而没有同时意识到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所以，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如何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呢？方法不外如下：
其一，整个社会，尤其是科学界、学术理论界，应大力宣传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的观念。
其二，应当重视和加强多学科的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
其三，应当在学校和社会大力推广亲密关系科学的教育。
其四，应当用亲密关系科学咨询和辅导人们的亲密关系问题。
二、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
西方亲密关系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非常宽泛，主要是心理学，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吉登斯从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其《亲密关系的变革》[3]一书对中国学术理论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加强了对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例如，张洪等人研究了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问题[4]，叶映华等人研究了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问题[5]。总体来说，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大大落后于西方，研究成果少，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视角有限，这也表明中国的亲密关系科学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和更新自己的范式或理论。不论从什么样的视角探讨研究亲密关系，都会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问题。综合有关研究资料和社会实践，笔者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是人类针对这种特定关系的需求或利益，需求论或利益论可以成为亲密关系科学的一种范式。主要理由和依据有：
其一，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核心问题都是需求和利益问题，需求论范式有助于超越心理学，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和学科来认识亲密关系，把亲密关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离开需求和利益，是无法说清亲密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就说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同理，关于亲密关系的知识及观念一旦离开需求和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其二，需求是心理活动，也是外在行为，研究需求，意味着人的主观心理与客观行为能够高度结合。需求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流派都与需求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系。从需求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问题，有利于整合尽可能多的心理学知识。从亲密关系问题的心理咨询实践来看，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也大都与需求满足与否有关。
其三，需求也是行为科学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亲密关系科学是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从需求的角度认识亲密关系现象，有利于吸收和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如需求、动机、激励、人性、态度、目标、期望、公平、强化、归因、惩罚、沟通，等等。
其四，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婚姻家庭咨询专家都提出了需求论。在于立东看来，利益和需求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并决定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咨询的任务，就是通过利益分析，揭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制，重新构建利益均衡的心理机制[7]。倡导亲密关系科学的布雷姆等人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是亲密关系科学的基础，人在亲密关系中都是有需求、企图和“贪婪”的；相互依赖的伴侣在使彼此幸福上负有责任，对伴侣的慷慨大度往往对自己有益；人们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得到较大的回报，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好处与贡献能够平衡[8]。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和需求。哈里认为，亲密关系中存在一个爱情银行，满足与不满足对方的需求，就是存款和取款行为；婚姻幸福在于满足彼此重要的需求[9]。海灵格指出，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有所付出，就会产生受补偿的愿望，幸福婚姻是收益与付出的均衡，只有收益而没有付出，就会伤害关系[10]。在中外的各种婚姻状况测量工具中，实际上关注的都是性生活、财务、家务等需求的满意度以及满足行为问题[11]。
以往的亲密关系需求论的主要缺陷在于，重视研究如何满足需求，而忽视了研究人在亲密关系中究竟有哪些需求，忽视了对需求进行系统的类型划分和定义，这样就造成了如何满足需求的研究，常常是片面的，缺乏针对性及有效性，其结果是无法真正指导人们去满足需求。所以，亲密关系科学首先应当研究需求的类型及划分问题。
亲密关系是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包含性质不同、相互独立并关联的五类需求：、情爱、子女、财务、服务（家务）。绝大部分亲密关系现象，都与这五类需求有关。这五类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功能、价值和意义，每类需求都是可以进行符合生活实际及逻辑的逐层逐项划分的，每一类每一项具体的需求，也都有确定性的内涵、外在表现或心理特征。需求满足情况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状态，决定了亲密关系中的爱与情感。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决定亲密关系的危机或和谐；亲密关系的危机和破裂，大多是意识及潜意识层面的一些需求长期没有满足的结果；亲密关系的和谐，意味着每人的需求得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均衡的满足。全部需求都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是非理性的。均衡满足往往意味着满足了生理与心理均衡、物质与精神均衡、亲密关系与人生均衡，也满足了收益与付出均衡。均衡与否，取决于双方的构建行为，取决于个人的内在心态以及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样，由于我们能够科学地合理地把亲密关系的复杂需求明晰为一种多元多层的结构，我们也就能够做到解释、预测、指导、控制人们的亲密关系及其行为。
总之，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就是把需求作为亲密关系本体论和方法论，实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亲密关系中包含哪些需求；需求满足与亲密关系满意的关系；如何满足亲密关系的需求；需求对亲密关系演变的影响；有哪些因素影响需求满足；如何从需求满足和均衡的角度进行亲密关系的干预及咨询。
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衔接、融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只有需求满足和需求均衡，才能体现有关的各种人文主义观念和诉求，如爱、爱情、感情，等等，否则，这些观念或诉求都是空谈。因此，需求论范式有助于人们消除人们对亲密关系科学的抵触，反思、松动和扭转某些错误的人文主义观念，自觉地排除其不利的影响。
三、需求论亲密关系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会同时流行着很多杂乱的亲密关系观念，当今西方社会如此，当今中国社会更是如此。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婚姻、爱情等问题是纯粹的感性问题，是说不清的，是没道理可言的。在恋爱与婚姻问题的教育、讲座、咨询、辅导中，在各种影视节目、网络传播、图书出版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有问题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例如，倡导男女大不同的庸俗心理学；提出了很多不靠谱的所谓关系技巧、宝典；宣扬一些信仰和教条，诉诸真爱、感恩；强调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相违背的传统观念；夸大原生家庭的影响；把个人体验和感悟当做普遍的道理；把内容含混的情商、沟通、爱的能力、爱的语言等作为核心话题；更有甚者，宣传一些荒谬或玄奥的东西。种种情形都有一定的市场，笼罩在浓重的非理性氛围中，其情形远比西方严重和混乱。
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了很多新的思考、选择和要求，亲密关系问题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个困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亲密关系科学，去反思、评价、取舍各种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观念和说教。可以说，倡导亲密关系科学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实际意义。
需求论范式可以为亲密关系科学提供大量的学术理论上的课题，更有很强的社会应用价值，这也是亲密关系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指导人们的亲密关系行为，增强人们爱的能力。
需求论范式认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很强的爱的能力。一些人常说的爱的能力，其实就是认知、满足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构建彼此的需求均衡的能力。需求论范式能够指导和帮助人们多层次、系统化地认知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有选择地有效地满足伴侣的一些重要需求和关注，彼此灵活而积极进行需求满换、回报、应答，互利互惠，认可自己某些满足能力的不足，认可自己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断强化需求满足的互补和依赖，，构建合理的现实的亲密关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需求满足的大体均衡，而无须苛求伴侣和自己，无须求助于难以做到和未必有效的奉献、忍让等等。
其二，指导亲密关系的教育及咨询活动。
需求论范式是以问题解决和社会实践为导向的一种理论探讨，这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教育与咨询是一致的、一体化的。亲密关系教育，就是说清楚亲密关系中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均衡，如何通过经营构建行为实现需求均衡。亲密关系咨询，就是了解和解释哪些需求没有满足，有哪些需求失衡，并指导帮助人们改变需求认知，采取行动弥补失衡。也就是说，通过规范化操作，诊断需求满足情况，调整需求失衡。需求论范式与认知行为疗法、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因此，可以更好地推动这些理论和技术在亲密关系咨询中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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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郑成思教授与梁慧星教授的论战文字，同时涉及了关于民法是否调整人与物的关系这一问题。后者以大量的例证澄清了一个事实，即认为民法不调整人与物的关系，而只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中国民法学界的通说。的确如此，在已经发生的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的论战中，这样的观点已经被重复了多次。在对徐国栋教授提出的新人文主义的民法典编纂思路的批评中，这样的观点也不断被重申[2].而我恰恰以为，必须对这样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民法的确不调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表明民法不能反映出一种对于人与物的关系的基本看法。当人们在使用特定的所有权、财产、物的概念的时候，往往以某种预定的人——物关系、主体——客体关系的基本观念为前提。分析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就可以从中剥离出那些处于后台的隐而不现的涉及人与物的关系的基本观念。
在拉丁语中，表达所有权概念的词有两个：一个是dominium，另一个是proprietas.首先分析前一个词的词根以及相近词形，它具有“家长、主人、统治、主宰”的意思。这表明了在拉丁语的“所有权”观念中包含着一种人对于物的主宰和支配的观念。它显然是一种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对所有权内涵的理解。不过，这一表述基本上不为现代拉丁语系的语言所沿袭。现代西方法学术语主要采用了拉丁文proprietas的表述方式，例如property（英）、propriété（法）、proprietà（意）、propiedad（西）、propriedade（葡）。对这一组词进行语义分析，带有前缀prori-的词，一般都具有“区分”的含义，主要表达“我的”，“各自的”之类的含义，例如英文的proper一词。这样的一组词表达的是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角度对所有权的理解。所有权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中国式的“定分止争”理论表达了相同的观念。拉丁语中两种关于所有权的表述，在近代以来，后一种表述占据优势地位，这主要与法的世俗化运动相联系。人文主义的法的概念，将法律关系的主体限制在人之中，法的事务被理解为人之间的事务。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是一种亘古不变、天经地义的观念。在罗马法上，存在神法物与圣物的范畴，它们不成为世俗人的所有权的对象，当它们遭到侵犯时，并不认为是对某个人的权利的侵犯，而是对物或神本身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法（神法、圣法）的确可以调整人与物的关系。
虽然把所有权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的趋势，但是从“人——物”关系的角度对所有权的理解仍然存在。事实上，它仍然隐含在一系列的概念使用中。我们来分析西方语言中的“财产”概念，goods（英）、bien（法）、bene（意）、bienes（西）、bem（葡）都同时有“好的”的意思。将作为一种主观价值评价的“好”，与“财产”相勾连，表明了某物只有在与人发生关系，并且能够为人所利用，得到积极评价时才具有“财产”的属性。西方主要语言中，表明“物”的词，除了有一组单独的指称：res（拉）、thing（英）、chose（法）、cosa（意）、cosa（西）、coisa（葡）之外，同时还有一组另外的词形：objectus（拉），object（英）、objet（法）、oggetto（意）、objeto（西）、objecto（葡）。它们都同时具有“物”、“对象”、“客体”的内涵，同时，以“object”为词根的词，在做动词使用的时候，同时还有“针对”，“反对”，“对立”的意思。这些语义上的关联，表明了“物”的概念与“客体”概念联系密切，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互换；同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是一种对立，对抗的关系。总而言之，所有权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物”的概念，表达了一种人对物的支配关系。它建立在主体对客体的主宰和支配的权力之上。
将上述几个概念的语义分析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是这样的几个基本观念支撑着传统民法中“物”的概念：世界被划分为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客体没有自在的存在的价值，它为主体所用，并通过主体的利用而获得肯定性的评价。毫无疑问，这样的“物”的概念反映了人在处理与其相对的外在世界的关系上的自私的本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世界被看作是为自己而准备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去征服、改造和利用。
我在以上的叙述中同时使用了“人——物”关系与“主体——客体”关系，其实它们并不是一回事。严格来说，“人——物”关系不过是“主体——客体”模式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的自然人都被承认为主体，其他的非人类的存在者才是“客体”，才是“物”。而在历史发展的绝大多数时期，“人”与“主体”并非相互重合的概念。在罗马法阶段，同样是“人”的奴隶，不被认为是主体，而是“物”。直到1537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才宣告，印度人，黑人，或新大陆的土著居民也是‘真正的人类’。1948年发表的《人权宣言》才确认所有作为人类的一员的人的主体地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民法[3]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扩大主体的范围的历史，不断重新界定“主体——客体”内涵，将原来被认为属于客体的事物（比如奴隶、异种族的人、外国人等）而加以主体化的历史。虽然这一发展可以被归结为人道主义（或说人文主义）的最终胜利，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那个“主体——客体”模式却从来没有被打破，并且被顽强地坚持着。那些被视为“物”（客体）的东西，因此也就只配被人类占有之、享用之乃至毁弃之。而人类的物权法（或者叫财产法）并不关心这些，它唯一关心的乃是将这种占有、享有和处分“物”的权利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分配。这就是现实的民法中“物”的概念，这就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加以坚持的通说。
但是，人类生存危机的现实已经证明，这只是一种致命的偏见。事实上，“主体——客体”这样的划分本来就是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万事万物皆有其自在自为的自由属性，我们没有必然的理由把那些自在之物都规划到“无主物”，“共有物”之类的范畴中。它们本来没有一个所有人，而认为它们应归何人所有，完全是人类内部之间的互相约定。按照契约效力的相对性原则，这样的约定对作为第三者的“它们”并不具有效力，即使要对外发生效力，也必须遵循有利第三方的原则。因此，从最根本的伦理意义来看，人类的物权法其实是不道德的立法。
对“物”的概念的最根本的反思，自然应该是完全废弃这样的“主体——客体”模式，达到最超脱的“物我两忘”，“众生平等”的境界。不过，这显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乌托邦境界。人类获取资源以维持生存的必然性决定了人必须占有外物，为我所用。所以，现实的道路仍然是在“主体——客体”的界定上做文章。人类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同类的相互认同：没有人再把人看作“物”了。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把再次扩大主体的范围，把民法上的主体扩大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物？或者退一步说，给予某些传统概念中的“物”或“财产”以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
我们来分析几个新近的立法例。《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第903条规定：“在不违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内，物的所有权人可以随意处分其物，并排除他人的任何干涉。动物的所有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应注意有关保护动物的特别规定”。这都是些导致疑惑的表述。比如“动物不是物”，那么是什么？这样的困惑表明了传统“物”的概念的捉襟见肘。903条前段是一个僵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述，法条的后段却对动物网开一面。但是，何谓“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侵犯了谁的权利？我相信，这是个令那些主张民法不调整人与物的关系的学者要面临的难题。不仅如此，新近编纂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37条规定：“对动物适用关于财产的一般规则，但以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未有不同规定为限。在行使权利时，不允许以违背人道原则的态度残酷地对待动物”。人道原则可以用于动物吗？同样，这一规定也对“残酷对待动物”所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保持沉默，似有不便之言。
的确，把法律主体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之外，会导致极大的困惑。但是伴随着这些困惑，往往是学术范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如果不敏锐地感受到这样的理论观念的变迁，我们就不可能领时代风气之先。对民法中“物”的概念的反思，其实与环境保护的主题密切联系。因为传统民法通过“物”的概念，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处理为一个可供人任意处分的客体，因此忽视了本来应该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问题。所以，对民法中“物”的概念的反思，就是要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民法中体现环境保护的观念[4].
那么，对传统民法中“物”的概念进行反思，有哪些可能的理论创新呢？我试图举出以下几个方面，1、所有权的社会义务应该扩大为所有权的生态义务，所有权人行使权利不得违背生态规律，破坏生态平衡。这与作为所有权的客体的“物”同时具有自由的生态属性相联系。2、赋予自然物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主体资格属性。比如可以创设自然环境监护人制度，允许为一个湖泊，一片森林设立监护人，以弥补用民法手段保护环境的不足。在环境遭到侵害的时候，可以允许监护人提出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诉讼，所得赔偿用于生态恢复工作。3、在民法物权制度中贯彻环境保护观念。例如设立环保地役权制度，对因环境保护而抑制获利活动的人或地区给予补偿。4、在有害自然环境的物品上，不采用买卖转移所有权规则，不采用抛弃消灭所有权规则，而采用生产者负责原则，任何生产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物品（比如电池）的厂家，都必须负责收回污染源。
无论如何，民法观念的更新，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该得到促进。针对民法典编纂，已经发生不少争论，这对于制定一部高质量的中国民法典的确有帮助，但是如果总是重复那些四平八稳的陈旧的论点，如果总把理论的眼光局限在西方提出的甲乙丙丁若干学说的选择上，也许会耽搁我们关注真正的问题和进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建设工作。
关于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徐国栋教授已经提出绿色民法典的口号，并且归纳到新人文主义的编纂思路中。但是，在一场理论的激战后，发现大家都是人文主义者。的确，从对于传统的“人——物”的关系的固执和坚守来讲，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确是顽强。但是，能够反思这一点，由绿色民法典思想而反思人文主义之缺陷进而要“新”之的却还不多见。而这种新旧人文主义的差别，我认为十分巨大，无法弥合。当然，反对人文主义，并非倡导“物文主义”，而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各得其所的“自然主义”。既然我们在哲学观念上为世界贡献了天人合一论，而被认为是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对症之药，那么为什么我们民法界不试图为世界贡献一部体现了这种哲学思想的民法典呢？毫无疑问，这样的民法典，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它会为我们带来我们期待中的光荣。
[注释]
[1]在这一简短的学术评论中我不可能进行详细的引证工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我的许多想法得益于徐国栋教授与我进行的谈话以及他发表的论文；关于自然主义的观念，法律主体领域的革命受到江山教授的思想的启发；环境保护制度的民法化受到我的同事高利红博士的启发。
[2]参见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编纂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涉及到这一点，其中也包括我。但是，我把论述的对象仅仅限制在徐国栋教授提出的民法典结构设计理论上，并且明确提出，排除结构设计理论外，徐国栋教授的民法典编纂指导思想的观点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3]这里的民法，取广义民法概念，即市民法、实在法的意思。
篇10
关键词：哲学；人文关怀；研究综述
人文关怀是哲学的基本维度之一，整个自创立开始就贯穿和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精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长期以来却被遮蔽，甚至歪曲了。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终极关怀等新词层出不穷，这不时唤起文明社会的公民对人的思考，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尤其引人瞩目。为此，重新解读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不仅能够恢复理论的本真面貌，而且对于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一）把哲学当成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从产生到现在，从社会主义像一个“幽灵”到现在人类社会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信奉并生活在其中，其间所经历的大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对压迫民族的阶级斗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形势下，人们主要把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对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另一维度也就自然被掩盖和忽略了。
（二）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哲学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当人们仅仅着眼于从“科学论”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时，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也会被掩盖起来。因为“科学论”这种理解仅仅关注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或“必然性”，根本上否认了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探讨和追求“人文关怀”的必要性，把科学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甚至用科学性去否定人文性，这就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形象的误解和扭曲。
（三）历史政治条件的限制
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处于亚细亚式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独立的人格及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人文关怀缺乏相应的土壤。这就使得东方社会学者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时，自然而然地把人文主义这一基本维度给掩盖起来了。
（四）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主要精力完全放在争取解放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远还没有达到建立和谐社会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条件。不管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都是经过急风暴雨般的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去实践马克思哲学所提倡的人文关怀。
二、人文关怀的内涵研究
对于人文关怀的内涵，学者主要从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几方面展开研究，归纳如下：
（一）人文关怀是对人的哲学思考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述。一种较为突出的观点认为，哲学强调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认可、对人的生存状态与现实状况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发展前景与自身命运的思考，体现了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心灵的解放，蕴含了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关注，对人的生存与精神给予了更高层次的关注。俞吾金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文关怀已经超越了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引导人们从对功利主义的物质欲望追求转向精神境界的崇高追求，唤醒人们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自主意识，获得来自内心的强大人生动力，突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解放与自由的追求”，是哲学范畴对人的思考。
（二）人文关怀是一种人本精神
就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达成一致，主要从西方人文主义和本土人文关怀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方面，西方哲学阐述了人文主义是一种人文精神。对此学术界有这样几点共识：一是西方人文主义宣扬人要从宗教中解放，强调自我存在的尊严、价值和权力，充分显示了对人主体意识认识的自觉性。二是西方人文主义反对禁欲，宣扬人的幸福与自由。三是西方人文主义主张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科学观。四是西方人文主义主张脱离虚幻主义，塑造主体人格和思想。
另一方面，我国学者也认为人文关怀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对此，贾高建指出，“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关注、探索和解答，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陈西文也认为，“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与行为扩展，以人作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和源泉，以人为尺度和标准去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是在人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化价值体系。”另一种类似观点认为，“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发挥与实践，而人文精神则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信念与动力”。段向云认为，所谓人文关怀，是指对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关注、探索和解答，具体表现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它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三）人文关怀是一种人本文化
对此观点，刘建娥认为，人文关怀作为一种人本文化，一种人文情节，强调对人的尊重、理解、关心和爱护，重视人的作用，发挥人的自由创造精神和人的主体性，是对人生命存在价值的终极关怀。季俊昌、马艾云从管理学的角度，指出人本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一种人文关怀的人性化管理，进而说明人本文化蕴含着人文关怀。袁祖社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本文化的公共性价值逻辑就是按照“人的方式”把人实现为人，而“人的方式”就是人之为人、人成为人的条件、根据，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人之为人的自主本性的自我创生、自我呈现的过程，是人所追求和力求实现的最理想的价值目标，这无疑间接阐述了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从而论证了人文关怀是一种人本文化。
（四）人文关怀是一种生命关怀
王俊拴、赵菲指出人是人文关怀的对象，离开了现实存在着的人，人文关怀也就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有学者持相同观点，指出人文关怀包括对人的人性化生命、整体性生命、发展中生命的关怀；人文关怀的特征表现为：尊重生命，彰显主体性，回归生活，追求崇高。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将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是充分关注学生的生命，关注其生命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关注其生命的生成和完善，使之及于与之密切相连的对一切生命的热爱，并始终以学生的未来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可持续的生命关怀型德育模式。而以人为本是人文关怀的基本维度，这无疑对人文关怀是一种生命关怀的内涵再添佐证。
三、哲学人文关怀的思想内容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哲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
（一）从哲学本身层面探究哲学人文关怀
段向云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处处体现着对人的深切关怀。马克思写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时，“人”已经是马克思视野中的焦点之一。张奎良提到，以人为本在哲学中的意义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哲学的任何层次上，人在马克思那里都是“本”。正因为人是“本”，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马克思才把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历史演进的终极目标。孙正聿指出“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人类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的存在的关切。
（二）哲学是“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
张强认为，哲学的理论魅力，主要体现在“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实践转向”彰显“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促进“实践转向”。“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交相辉映造就了哲学永恒的生命力。另外，学者张均瑶也认为，哲学以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出发点，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马克思在研究思想时主要是以“现实的人”或“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立足点，综合分析了社会历史、哲学、人文价值等方面的学说。这些都充分说明，人与人文关怀都是贯穿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思想路线。而哲学的根本是“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融合。用实践的观点将人的现实生存关怀作为基石，更进一步关注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追求，是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进行的深刻探讨。
（三）从人的本质层面探究哲学人文关怀
张奎良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哲学的最高问题，马克思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地阐释哲学的最高问题，表明新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人的本质的密切关联，说明只有达到人的本质的最高境界，哲学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才是完整和深刻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执着探索根植于他对全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
（四）从社会治理理念层面探究哲学人文关怀
从社会治理理念进行分析，高湘泽认为，人文关怀是社会治理理念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根本追求、也是中国化社会治理理念及其实践的应然要求。新时期中国社会治理理念及其实践的发展历程，在一定意义上是逐渐自觉、全面地回归和实践人文关怀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的历程。
（五）从教育层面探究哲学人文关怀
孙迎光认为，马克思理论中“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他认为：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人不是简单地各个局部的累加。如果局部本身是拥有式的，累加成的全面就是拥有式的全面，这样的人就是拥有型的人，这种人拥有得越多就越片面。全面也不是“全才”，在某一领域，若一个学者的研究活动不再受功利性的拥有欲的支配和专业性的奴役，他在这一“局部”就不再“愚蠢而片面”，他就能达到“全面”：他全面获得自己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
四、未来展望
第一、只是进行直观的理论分析。学者在对马克思人文关怀研究的时候，更侧重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而不是侧重对人文关怀的思维方式的深入研究，这样，我们在生活中也仅仅是对理论本身的了解，并没有内化，理论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应该把握理论背后的思维方式。这样，就可以把“知识”转化为“智慧”，在生活中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第二、研究视野比较狭窄。纵观学界关于人文关怀的研究，不难发现，大多学者是站在“理论”这个学科进行的研究，并没有跨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对哲学教育学科的研究，人文关怀涉及的更少。
第三、对人文关怀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人的形而上学”本性，运用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在教育过程中，激发教育对象的潜能，而不是进行灌输教育。
第四、有些地方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实践只是追求的是量或广度上的概念，并不是激励人去克服自身的局限性，走向自为的、完整的人，而是激发起人的片面性动机并且要把人固定在这种片面性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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