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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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整形外科教学现状

整形外科的治疗范围,涉及从头到脚的所有体表部位,疾病包括先天性畸形、体表肿瘤、瘢痕畸形等,整形外科基本技术包括皮片移植、皮瓣转移等。整形外科的内容是完整的医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国内目前除少数几家医学院校开设整形外科专业课程外,大多数医学院校均无整形外科教学内容[1],即使是大学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的整形外科,也很少安排本科生的临床见习和实习,而绝大多数基层医院尚未成立整形外科专业,所以医学生在临床见习和实习阶段甚至工作后都可能缺乏整形外科教育。

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生源部分为应届生,部分为来自基层医院的医师,普遍缺乏整形外科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在与整形外科有学科交叉的专业如颌面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均要求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了解整形外科基本理论和接受相应的技能培训。为了保证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新疆医科大学按照国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结合各附属医院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重点强化二级学科的基础训练,制定详细的轮转计划,严格按照计划系统、全面地进行三级学科轮转科室的临床能力训练[2]。上述学科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均需完成整形外科轮转计划,时间一般为1～2个月。

2整形外科轮转研究生教学方法

2.1培养兴趣,引导入门:鉴于目前国内整形外科教学现状,绝大多数研究生轮转前未接触过整形外科,入科时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理,但对整形外科概念、诊疗范围没有理性认识,少数研究生甚至认为整形外科手术都是体表手术,操作简单,跃跃欲试,完全不了解整形外科原则。轮转研究生入科后,带教老师应强调整形外科的概念,让研究生对整形外科和美容外科概念有清晰的认识,前者是对人体组织器官的缺损、畸形进行修复和再造,后者是对正常人形体的再塑造。向研究生介绍整形外科诊治范围,疾病涉及从头到脚所有体表部位,了解常见病、多发病的名称。这样从轮转研究生一入门即对整形外科概念和手术原则有正确认识,在后续学习中,让研究生了解绘画、摄影、雕刻等技术和外科技术的结合,在手术示教中反复强调动作轻柔、爱护组织、减少张力、缝合细致等整形外科手术的基本要求,使研究生轮转期间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2.2重视教学查房:教学查房在整形外科临床和教学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除可以在床边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讲解外,同时可进行医疗质量监督:检查病历书写情况,明确诊断,初步确定治疗方案,指导下级医师完善术前检查;检查手术质量,指导住院医师及时有效地进行伤口敷料更换,完善各项术后处理措施,以充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3]。整形外科教学查房有其自身的特点:整形外科疾病多数表现为体表体征,显而易见,因此大多数患者通过体格检查即能明确诊断;而同一个疾病的治疗,就面临几种手术方案的选择。教学查房时重点讲解手术时机的选择,分期手术的手术方案的设计,各种手术的适应证,不同术式的区别和术后效果,这种讲解对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提高不无裨益。研究生对于病历书写基本能达到病案管理要求,涉及专科检查的内容,是研究生普遍反映的难点,如整形外科疾病的病变可在体表任何部位,描述中涉及众多解剖学名词,体征千变万化,描述无固定模式,部分病例描述较复杂,如爪形手的功能障碍判定等。教学查房时可从整形外科专科的角度对此进行标准描述。

2.3定期专题讲座:按照整形外科轮转研究生培养方案,研究生在整形外科轮转时间为1～2个月,学习时间有限,接触到的病种也不全面。科室每周安排专题讲座一次,弥补上述缺陷。讲座均由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主治医师主持,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进行。整形外科疾病多数表现为体表体征,形象直观,讲座时可用科室收集的数码照片资料演示如血管瘤、瘢痕疙瘩、神经纤维瘤、咖啡牛奶斑等的临床表现,对萎缩性瘢痕、增生性瘢痕、瘢痕疙瘩概念的区别,也可用照片的对比来强化鉴别。部分病例治疗周期长,如先天性小耳畸形行全耳再造术,研究生无法学习完整的治疗经过,可用正、侧位照片来描述耳廓缺损的程度和同侧的上颌骨、面部软组织的发育不良,通过手术录像让研究生了解分期耳再造术的手术过程。该方法直观、形象,研究生普遍反映节省了查阅资料、复习文献的时间,在学习到专业知识的同时,记忆更加深刻,更容易理解。

2.4鼓励学习网络信息资源:获取文献的能力是研究生的基本素质之一。对整形外科具有浓厚学习兴趣的轮转研究生,除支持其阅读整形外科教科书、专著外,鼓励其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增加知识的广度、拓宽视野。利用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库,下载、阅读整形外科专业期刊,中文期刊如:中华整形外科杂志、中国美容医学;英文的有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中文网站有丁香园中的烧伤整形修复重建版面,其中有众多的共享资源、临床病例分析、手术照片等教科书上难得一见的资源。轮转研究生通过文献的复习,整形外科的知识面会有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金玉丹,王绥江,罗少军,等.整形外科学本科班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实践[J].广东医学院学报.2007,22(1):94-95.

[2]李桂红,帕尔哈提・克里木,李豫凯.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工作探讨[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7,30(1):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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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全行为科学 部队安全管理

安全行为科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与安全的问题,揭示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规律,从安全角度分析、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传统安全管理侧重追究人的责任,而行为科学在安全管理领域的运用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把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对传统安全管理的一种改革,一种创新。本文选取当前安全管理领域中的前沿视角――安全行为科学,为部队安全管理提供控制人失误、消除人不安全行为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管理者对本组织及其成员的预防、引导和控制能力,以便有效实现部队安全目标。

一、导入行为科学理论,覆盖部队安全管理盲点

部队转型中,影响安全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清晰。把行为科学理论导入安全管理,覆盖了新形势下安全管理盲点,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和预测官兵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控制不安全行为,激励安全行为,进而实现安全目标。在安全管理领域中运用行为科学关于个体行为、群体行为、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研究人的行为规律,对激励安全行为,控制和避免不安全行为,预防事故的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个体行为理论与安全行为。个体行为理论是对影响人的积极性的主观因素(心理因素)和客观因素(社会因素和物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试验和观察的基础上,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其理论的核心就是激励。

2.群体行为理论与安全行为。群体对个人、对组织、对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群体规范、群体目标、群体压力和从众行为等因素,严重影响甚至决定了包括安全行为在内的各种个人的行为。部队安全发展、安全建设、安全工作是群众性很强的工作,与全体官兵密切相关,必须全员参与。应当挖掘部队群体内部的巨大潜力,从内因去充分调动部队广大官兵的安全行为积极性,还应规范群体目标与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目标的一致性,信息沟通的畅通是安全管理决策有效的保障。

3.领导理论与安全领导工作。领导者本身对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领导安全工作行为和作风直接影响每个下属的官兵的安全行为,对部队安全管理效能、安全目标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从领导机关上探究原因,应实行“三个转变”。一是要摆脱“运动”的惯性,向“经常”上转变。摆脱把部队安全防事故工作搞成名目繁多的“运动”活动,只有轰轰烈烈没有扎扎实实的倾向,应采取依靠“经常”打基础,依靠“运动”促经常的安全管理理念。二是走出“消防”的阴影,向预防上转变。摆脱出了事故只注重事后处理的“消防”状态,应向预防状态过度。三是跳出“主管”的误区,向整体上转变。摆脱将不对安全管理工作狭义的归责于军务部门,片面强调“主管”部门的作用,应重点围绕“全、深、细”三个字的落实。

4.组织行为理论与安全管理。部队建设进入转型期,为了保证组织安全活动的有效性,实现组织安全目标,获得更好的安全工作绩效,必须进行安全组织设计和安全工作设计。依据安全工作组织设计的特性和原则,架构合理的安全组织结构;遵循安全工作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实施安全组织的控制与管理及其效能的评估;协调组织设计中部队安全管理与其他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制定适合安全训练需要的组织变革与发展构想。

二、控制安全行为过程,精深部队安全管理内核

安全行为科学研究人的行为失误问题,主要是对人失误控制理论和控制对策的研究。人失误的情况极为复杂,而它又是造成大部分事故的原因,人失误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人的生理心理状态、知识水平和训练程度的不同,他们的感觉、判断和行为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或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行为也未必完全相同,安全行为控制管理简言之就是“约其行”、“束其心”、“塑其身”、“铸其魂”,就是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部队安全管理者应从官兵的需要、动机、激励因素、安全态度、人际关系、群体行为、个性及个人社会生活背景这些因素对人失误的影响进行研究;对不同年龄阶段军人的行为、习惯、倾向与规律做出特定分析,对失误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分类,针对各种失误类型,研究控制人为过失的各种行为管理理论和具体控制对策,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降低人的因素造成的事故率。

三、释放安全行为文化,延展部队安全管理视域

主席特别强调,加大安全工作的力度,要“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安全文化是人们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准则的统称。体现为个人、单位、群体对安全的态度、思维程度及采取的行为方式;包含了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部队安全文化建设可归纳为:内化“安全第一”的精神文化,固化“人人为安全负责”的法治文化,外化“人人讲安全”的行为文化,强化“科技促安全”的物质文化。

部队的安全管理工作固然要注重“法治”的“强制力”,但也绝不能忽视了“文治”的“软实力”。加强部队安全文化建设,首要的是不断增强军人的安全文化意识,形成一个部队安全文化建设和管理体系。目前,我军安全文化的“软实力”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要使部队的安全法规、安全知识、安全责任真正做到入脑、入耳、入心,发挥持久的效应,确保安全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不断增强部队思想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创新部队安全文化理念,活跃部队安全文化形成,拓展部队安全教育内容。通过安全观念的树立,安全知识的普及,安全行为的养成,使广大官兵形成强烈的安全意识,对安全工作上升到自觉认识的高度警觉,拥有安全忧患意识和做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提高部队安全管理效能。

参考文献:

[1]严芳田.军队安全管理特点规律研究.海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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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营销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3.0148.02

市场营销学是以经济学、行为科学和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研究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及其规律性的一门综合性应用科学。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教授曾说：“经济学是营销学之父，行为科学是营销学之母；数学乃营销学之祖父，哲学乃营销学之祖母”。本文分别从经济学、管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市场营销学的学科基础体系。

1市场营销学诞生的学科背景――经济学

20世纪初市场营销学以经济学分支的形式出现，市场营销理论的诞生与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经济学直接影响了市场营销学的起源和发展。

1.1市场营销核心思想的经济学基础

古典经济学对市场营销学影响深远，亚当・斯密给“市场”下的定义被早期的市场营销学广为采用，他提出的许多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市场营销领域。理论经济学对市场“交换”内涵的揭示，为市场营销学提供了深刻的行为基础，所揭示的需求理论使市场营销学获得了准确的理论和功能定位。

消费者的理性人假设为市场营销学中的基本概念――交换奠定了理论基础；货币理论的信用概念应用于销售策略；地租理论用于解释营销机构的位置和布局；产品差异化理论被用于解释定价、品牌、广告和服务战略；根据凯恩斯学派的观点营销学者提出政府干预市场营销活动的理论等。

1.2营销战略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理论和需求理论为市场营销的S-T-P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STP战略的实质是为不同的细分市场构建不同的需求曲线，通过产品差异化制造出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形成一个“小的垄断”市场，不同的企业就可以定位于不同的目标市场上进行非价格竞争。“市场导向”营销观念的提出，受到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可持续竞争优势”概念的极大影响。具体如表1所示，左边是从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借鉴来的思想，右边是这些思想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最终目的都是取得较高的绩效。

1.34P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Place）和促销（Promotion）4P营销组合理论，是从20世纪30年代罗宾逊和张伯伦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直接延伸而来的。

（1）产品策略借鉴了“偏好”和“效用” 理论。微观经济学中“偏好”和“效用”的概念启示营销人员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营销学者考虑经济学中替代品和互补品的商品分类，研究产品需求变化和购买模式变化，并将其应用到生产线策略、包装策略和品牌策略中。

（2）信息非对称性和价格竞争理论对于价格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借鉴经济学的需求弹性理论，营销学者提出差别定价法；根据信息经济学中“价格――质量”效应原理，企业将创立品牌与高价策略相结合，力求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高价高质形象；另外，博弈论为企业价格竞争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价格歧视也是营销定价中常用的经济学概念。

（3）“分工和专业化”思想与交易费用理论成为分销渠道研究的经济基础。中间商通过大规模分销产品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其经营的品种较多，范围经济效应十分明显。在考虑建立自己的垂直一体化销售渠道还是借用别人的渠道时，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其提供了工具。

（4）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非价格竞争理论为促销策略提供重要依据。交易费用理论是公共关系决策的重要参考；福利经济学家有关市场营销的评价对测定广告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从经济学角度看，促销的功能有两个：提供信息，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产生影响，引导消费创造需求。

2市场营销学的历史性飞跃――向管理导向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营销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正式把营销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转入管理学研究，使这门学科获得了新的活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霍华德最早使用“营销管理 这个词，在《市场营销管理：分析与决策》一书中用管理学观点重点研究了营销的应用性，标志着营销管理时代的来临。

2.1营销管理概念对管理思想的借鉴

在营销学发展的“金色的50年代”（菲利普・科特勒，1987），产生了许多遵循管理逻辑的营销思想，如市场营销组合、产品生命周期、品牌形象、市场细分、市场营销观念等，这些思想对世界营销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管理学引入市场营销领域的概念还有：科学管理、任务、职能化管理、科学方法、简单化、多样化、标准化。管理学提供了一个框架以确认市场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满意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方法。现代市场营销观念的确立、营销组织的设置都反映了管理思想的发展，明确营销学属于管理的范畴，是营销活动得以成功的基础。

2.2管理过程论为营销管理提供立论依据

亨利法约尔创立的五要素论和管理过程论是现代营销管理的立论依据，管理职能的研究途径成为现代营销学最通用的研究方法。法约尔的管理五要素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强调管理的综合职能以及过程性和普遍性。市场营销过程就是管理职能的实现过程，具体表现在：营销计划是营销活动的首要职能，涉及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包括营销活动编排、产品、价格、分销方法、推广决定；营销组织是实现企业目标的重要保证，包括订立目标、计划、决策、建立模型；指挥体现在企业领导营销组织实现既定目标的营销过程中；协调是企业以整体营销策略去适应变化的环境的重要职能，也是企业内部各部门各要素的力量能集中起来的重要保证；控制包括营销活动控制、销售及成本分析和营销审计等。

2.3营销研究方法对管理学的借鉴

管理科学对市场营销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管理科学的某些模型在市场营销活动（如新产品开发、竞争性订价、广告预算与媒体选择、推销时间分配以及营销组合规划等）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描述性模型主要应用于沟通（传播） 、解释、预测等营销活动，包括马尔科夫过程模型、排队模型和模拟三种基本形式。决策模型主要应用于通过评价不同决策所导致的不同结果，来寻求一个最佳决策，与市场营销密切相关的决策模型有微分学、数学规划、统计决策论、博奕论（对策论） 四种基本形式。

3行为科学给营销管理注入灵魂

行为科学为解释消费者和组织购买行为提供了基本概念和方法，上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营销学更关注顾客的行为及其关系，应用行为科学的比重上升。

3.1行为科学是市场营销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

行为科学正是基于古典管理理论中对人的因素和作用的忽视而提出的一门新型管理学科。行为科学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以人为中心来研究管理问题；把人看作是“社会人”。现代营销观念的确立正是体现了以“人”（顾客） 为中心的思想，而以顾客为中心的观念贯彻在整个营销管理过程中。从这一点讲，市场营销学体现了行为科学的核心思想，行为科学成为现代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依据。受行为科学的影响，营销管理把企业目标与满足消费者需求结合起来，企业可以在获得消费者满意的同时，实现各项经营目标；受行为科学研究组织的启发，营销管理既研究营销组织机构本身的功能，也重视公共团体对营销的影响。

3.2市场分析对行为科学的借鉴

市场分析特别是消费者行为分析广泛吸纳了行为科学的理论概念。首先，促销策略、广告策略中借鉴了约翰・B・华生的“行为主义”概念，其基础是行为来自刺激，行为可以学习并习惯化。其次，格式塔学派认为人们的需求和行为受到社会群众的压力和影响，以至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商品需求、兴趣、爱好、购买方式、购买习惯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营销人员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哪些人对哪些产品最具有影响力，以使这些人在最大限度和范围内施展其影响。再次，威廉・莱泽关于价值观与生活方式（value and lifestyle）的思想引起了营销学者们的注意，营销学者关注消费者需求的实质，就是关注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即消费方式。随后，约翰・霍华德和杰迪逊・西斯提出了著名的“买方行为理论”，对生活方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另外，马斯洛（H・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对消费者行为分析也有重要的意义。

3.3行为科学促进了营销组合理论的发展

行为科学认为，用户对产品的购买行为是由其购买动机和消费心理直接决定的。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对消费者购买动机和心理规律的研究，以制定出科学的营销策略。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劳特朋针对4P存在的问题提出了4C营销策略，该理论认为，市场营销不仅仅是企业提出承诺，单向劝导顾客，更重要的是追求企业与顾客的共同利益，培养忠诚的顾客。

（1）Custom（顾客） 是针对“产品”而言的，认为消费者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核心，企业重视顾客要甚于重视产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创造顾客比开发产品更重要，②消费者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比产品功能更重要。

（2）Cost（成本）针对“价格”而言，要求暂时忘掉固有的定价策略，从消费者所需付出或肯付出的成本着手。

（3）Convenience（便利性） 针对“地点”或“渠道”而言，要求忘掉固有的地点、渠道，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便利性着手，并且便利原则应贯穿于营销的全过程，售前、售时、售后、处处、时时让顾客感到方便。

（4）Communication（沟通）取代促销，强调企业应重视与顾客的双向沟通，以积极的方式适应顾客的情感，建立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新型企业――顾客关系。

美国营销学家舒尔茨（Don E Schultz）又提出了更新的4R策略：与顾客建立关联（Relevance）、提高市场反应速度（Response）、运用关系营销（Relationship）、回报是营销的源泉（Reward）。强调以竞争为导向，着眼于企业与顾客的互动和双赢，积极适应顾客需求的同时，主动创造需求。

本文只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和行为科学三个方面简单分析了市场营销学的学科基础体系，实际上在不断地吸纳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门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营销学才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组织框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而又成熟的学科。

参考文献

[1]郑锐洪.西方营销百年理论发展重心的转移及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2，（1）.

[2]李会太，何青，张文杰.美国市场营销发展的七次浪潮[J].经济管理，2002，（5）.

[3]刘洋.浅谈市场营销理论的演进与扩展[J].现代商业，2009，（12）.

[4]杨智，万后芬，市场营销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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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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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科学;实证主义;管理科学

任何一门学科的构建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常借助其它学科应用、证实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精华,方能自成体系,对本学科要解释的现象和事实言之有道。否则,必定独木难支,经不起推敲与论证。管理学科也不例外。从20世纪初泰罗开创科学管理以来,各种管理理论纵横交织、竞相绽放,一直处于"管理丛林"状态,没能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一样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有自身特点;二是管理学科中应用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从两方面原因的关系来看,前者决定后者。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自身特点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般而言,对管理科学问题的研究可以通过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属类进行梳理,从管理学科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不同研究内容和方法出发,探讨管理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基于这种不同引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科学研究是运用客观、实证和规范的研究方法获取知识的过程,研究对象要求具有可直接测量、重复出现和便于验证等特征,研究结果推崇精确性和有效性。思辨研究是研究者运用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取知识的过程,研究对象不易直接测量,研究过程难以清晰表达,研究结果不便于检验,主要靠切身体会。

从管理科学问题研究涉及的对象特点看,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不可替代。因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的是,管理问题既有科学性,也有艺术性。但是也正是基于“科学研究与思辨研究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的争论,产生了管理学科长久以来百家争鸣的格局。这其中,管理科学作为管理学的重要分支,一直以坚持管理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性作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核心手段。自20世纪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伴随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思潮的延伸,管理科学已经发展形成为以实证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以问题为基本导向,遵循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再到对策建议”这一基本流程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

可以说管理科学以实证主义为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学科背景特点的。归结起来,实证主义有如下特点:实证主义有下述几种基本特征:(1)以现象论的观点为出发点。现象即实在,是有用的、确定的、精确的、有机的和相对的,与现象的这些属性相对应,“实证”一词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一切知识都是对这些现象的共存和相继的描述。实证主义者把现象当作一切认识的根源,要求科学知识是“实证的”。(2)对经验进行现象主义解释,主张从经验出发,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强调经验上的实证对科学理论的重要性。(3)把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带有一定程度的科学至上和科学万能倾向。实证主义者认为,唯有确实根据的知识者是科学的;科学即实证知识,它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阶段;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社会大辩论况都要靠实证的科学方法;科学和科学方法使哲学也成为实证的。

然而,近年来,对于采用实证主义对管理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受到了一些质疑。大体上,多数反对用实证主义研究管理问题的人士认为管理科学和实证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他们认为管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主观问题。某著名行为科学研究学者认为:"作为管理研究对象的管理者和企业成员是生活在现实中有各自价值观念、个性、偏好和情感的人。管理研究就是旨在发现、辨识和解决管理领域中烙有人的活动烙印的各种问题。所以,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对在不同的管理情景中带有人的主观倾向活动进行适当归类和处理是任何一中研究方法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梳理、辨析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和影响程度,不是设上几个变量,引证几个模型就可以讲清楚的。需要从全方位、多角度动态的审视管理系统。如果只是为了给文章增加点“科学”的味道,便于求证而使复杂的管理系统归结为几个单薄的变量关系,这就有点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管理科学遵循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定量方法分析管理问题的研究思路。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管理科学在管理研究领域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国内外大型企业对管理科学的日益重视,已经说明管理科学在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特别是系统集成问题上的不可取代的无限潜能。管理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管理科学是万万不能的。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管理科学遵循的一套从假设到求证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实,对于管理科学研究的研究问题,最后的结论部分才是问题研究的重点。这里与科学研究区别最大的即是人的主观因素的整合。可能一个被认为是最优解的结论实际上在受到组织结构和领导者偏好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这些主观的非结构化的约束往往是很难在一开始就能够考虑进入模型的约束条件中的。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会发现实证主义对于管理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影响。当然,我们灵活运用实证主义思想,将实证主义与人为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避免单纯注意管理问题的科学与艺术性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特别是通过加强对人为主观因素的考量,将使我们能够以更全面的观点看待管理问题,利用定量方法的结论更好地为管理决策服务。

参考文献:

[1]郭奕杉.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兴起[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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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十余年过去了，软科学到底是什么？其研究对象又有哪些？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一个学科的起步阶段来讲，我们可以先研究，再界定。可是当一领域已经形成了由研究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这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范式”，这是学科继续发展、规范化研究行为的必要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在“软科学”的“范式”的形成期，有必要来进行对软科学的历史流变与当今所界定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梳理，以期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何谓软科学

1.软科学：支持社会发展的决策技术与方法

1971年5月，日本在科学技术厅举办的“软科学讨论会”上提出：“软科学是一门新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它以阐明现代社会复杂的政策课题为目的，应用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系统工程、社会工程、经营工程等正在急速发展的与决策科学化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理论或方法，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和社会现象在内的广泛范围的对象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工作。”简言之，软科学是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技术，它以阐明政策课题为目的，它的研究对象则是人和社会。

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的认同和发展。他们认为：“软科学不仅是科学，还包括许多技术性工作，实际是软科学技术，软科学又是社会科学的应用，所以也可以成为社会技术。这就是软科学的性质。”“软科学研究是以人与社会系统、人与自然系统为对象的，以解决政策和决策问题为目的的一门综合科学技术。”

2.软科学：设备效用最大发挥的科学

随后，日本学术界对软科学的定义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即软科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阐明政策课题”，而是要“谋求开发出为探讨、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及决策科学化的理论、方法和技巧”。1984年，日本将软科学更名为“软系统科学技术”。1991年，他们对软科学技术作出了理论性和实用性两种概念规定，随后定义为：“软科学技术是保证和促进各种机械设备、生产设施和科研设备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更有效地运用的科学”。时至今日，日本学术界仍在使用这样一个定义。

但是，这种将软科学由复杂的，具有非线性系统特征的社会领域逐步限制在纯粹的线性的设备领域观点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们的认同。因此，本文在这里只是将它列举出来，并不在以下的论述中讨论。

3.软科学：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软科学知识辞典》（王培智主编）对“软科学”的定义如下：“软科学是凭籍知识密集的优势，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系统工程等方法，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研究由科学、经济、社会大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和现象，探讨其规律及事物间的联系、协调和发展问题，并以其独特的智能产品――软成果为社会决策系统提供咨询服务的新兴学科。”成思危则更明确地提出软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他在“软科学与改革”中指出：“软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技术系统，包括其组织、计划、控制、指挥、协调、交流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夏禹龙、李万泰等也都持相似的意见，只不过在研究方法等具体问题上，与成思危有所不同罢了。

4.软科学：是一组支持决策系统,相互交叉的学科群

冯之浚在其主编的《软科学纲要》中提出：“软科学本身尚不是一门独立的体系化的专门学科，而是一个有机组合的学科群。软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在其中又需要人来控制的社会系统，宗旨和功能就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智力支持系统。”

赵红州和张俊心也都有类似看法。他们认为：软科学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和汇流而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像科学学、领导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决策科学等等。它们大都是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局部的交叉、不同层次的交叉或不同方法的交叉所形成的新型学科群体；软科学是对“人――事――物”系统进行跨学科、跨领域、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以解决和促进科学技术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为目的的一类综合性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总称。

二、述评软科学

1.三大分歧：软科学对自身的研究正处在探索期

上述观点的学术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软科学分别定位在技术、学科、学科群三个不同的层面。按照一般的理解，作为“技术”的软科学，必须有成熟的科学原理为支撑；作为“学科”的软科学，必须有公认的学科体系；作为“学科群”的软科学，必须将所“采集”各学科的原理、方法与技术有机地“集成”在一起。

显然，在上述各种学术观点与操作实践中，各自都没有达到这种一般的理解与应用。这说明，软科学它本身的“软”的属性，无法像“硬”科学那样，有一个“公允”的标准。同时也说明：软科学对自身的研究正处在探索期。

三者相比来讲，倒是将软科学作为是一组支持决策系统、相互交叉的新兴学科群的观点更符合我国当前软科学研究与应用的现状。当前的薄弱环节在于“集成”度不高，难以产生让人可“触摸”的社会效益，这也正是当前软科学研究在省、市级科技立项中得到“轻视”的重大原因。

2.三大相同：软科学的“范式”正在形成

然而，尽管有三大差异，可是在对软科学的论述上，却又有令人欣慰的一致：第一，都认为软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社会――物”所组成的复杂巨系统；第二，都认为要采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原理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第三，都认为这是服务于政策设计和科学决策的。这说明: 软科学的“范式”正在形成。

一般来讲，范式的形成有三大条件：第一，有相同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第二，有确定的研究对象；第三，已形成了具有相同信念“科学共同体”。从当前的研究实践上看来，相同的研究方法，即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已成共识；研究对象已经集中在政策与决策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为支撑，以其研究人员为中坚力量的研究者团队。所欠缺的是，评价标准仍处在“主观性”阶段，因评价者的价值尺度不同而不同，弹性有余而刚性不足。

三、软科学如何“硬”起来

我们不必要求软科学像自然科学那样“硬”起来，也不能容忍软科学像社会科学那样一直“软”下去。根据上面的分析，要使软科学成为大家所接受的科学，就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

1.规范其定义

我们认为，软科学的界定应考虑它的内在规定性、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和语言表述的简洁性。它的内在规定性是穿过了现有学科的边界，生长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的科目“集合”的“交集”中。因此，它属于高度综合的新兴学科群，而不是一个学科。因此，我们给出一个尝试性的定义：“软科学，是采用数学的方法来为社会发展提供政策选择和服务决策的综合性学科群。”

按照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定义=种差+属”，则该定义的属概念是“学科群”，种差其一是“综合性”；其二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政策选择和服务决策”；其三是“数学的方法”。这三个“种差”的结合，使软科学区别于其他任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以，我们认为该定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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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脸谱网；滚雪球；抽样调查

我们不能忽视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虚拟关系。每天在网络世界中都有大量的行为发生，人们在网络中表达自己关于真实世界中事件的思想、目的和看法。实际上，在许多类似贸易、金融、服务业、企业战略和政治中，网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许多不同领域都在实际操作中融入了这些信息技术的使用，例如学术、卫生、金融、营销、工业和政治。然而，互联网能否成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研究工具仍然存在争议。争议的重点在于这种在线方法是不是能够产生有效、可靠数据。样本中存在的偏差引起了对其在社会研究中有用性的质疑。

互联网开辟了调查社会和行为科学的新途径，因为许多科学问题所研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目标群体都难以在广义范围内被找到。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互联网为研究非随机调查数据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是这些作者还列出了互联网捕获“难以接近”群体的优势。事实上，本文提出了分析特别是脸谱网这类的社交网站，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接触到隐藏或难以接近的群体。马德普拉塔与雷乌斯做出了这样的探索性假设：社交网站可以很好的补充难以接近、难以涉及群体，因为它使得扩大样本量和范围成为可能，这正是这类研究的主要局限。因此社交网站成为滚雪球抽样的适当工具，能够提高结果的代表性。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他们采用虚拟在线抽样寻找在西班牙的阿根廷籍企业家。这一目标群体的特征是：他们中近六成都作为欧洲公民居住在西班牙。这些人不会作为阿根廷人被计入西班牙官方统计，所以建立样本框进行概率抽样是不可行的。此外，如果我们不考虑这部分“隐藏人口”，结果的代表性最终将不准确。

文章讨论了滚雪球抽样和结合社交网络（脸谱网）在探测难以接近群体时的效果。脸谱网可以代替昂贵的程序，成为更好的数据获取途径。社交网络抽样的局限性大多是由于其基于网络调查的形式产生的，但它是研究“难以接近”群体时的适当工具，而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正是传统调查方法的难点。尽管抽样不是随机的，但是其地域分布仍与总体分布在统计上相关。在对西班牙移民企业家的研究中，使用脸谱网作为样本框的主要优势是节约了时间和金钱，扩大了样本量和研究的地理范围。事实上，在这样对小样本深度研究的领域中，虚拟抽样技术相比一般方法能获得更可观的少数群体样本量，提高了民族企业家的贡献。因此我们设法减少升序方法研究中可观察到的选择偏差，扩大样本量，提高样本代表性。

尽管二位学者展示了许多使用社交网络研究难以接近群体的优势，这种方法仍然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虚拟网络样本。主要局限在于，脸谱网并不是专门为发送邮件设计的，如果同样的消息被发送很多次，管理员就可以冻结账户。私人消息可以保证参与个人的隐私和协议，但是存在发送大量电子邮件的技术障碍。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使用多个电子邮件账户发送消息。一个选项是直接给每个群组的管理员发送消息，请求他们与群成员沟通。这样的话会导致电子邮件被认为是垃圾邮件，降低参与水平。

另一个局限性通过虚拟网络接触到的人在未来可能会消失。这种情况会影响样本量和样本的代表性。为此我们认为虚拟网络只能初次接触。因此有必要的话，需要使用其他方式继续接触受访者，例如电话，电子邮件或个人采访。正如前文所讨论的，由于只有一部分群体使用互联网，特别是使用脸谱网，因此样本会产生选择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在研究难以接近群体时，这种抽样方法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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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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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维学是由思维结构论、思维规律论和思维控制论三部分有机构成的严密的科学体系。

首先，社会思维结构论是社会思维学的基础。它包括社会思维的产生、结构、功能和类型。社会思维结构是人们在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反复进行中逐渐在头脑中积淀和定格下来的具有特定内容的思维框架系统，它的形成是个体内化和群体内化的有机统一。社会思维结构由思维目的、思维材料、思维过程、思维动力和思维能力五个基本要素构成。社会思维的结构是一种功能结构，它具有选择组织功能、生产创造功能和协调功能。按照其层次结构，社会思维可以分为社会认知思维和社会情意思维两个基本类型。还可以按照思维的对象性特点，把社会思维区分为许多具体思维类型，如：科学思维、道德思维、艺术思维、政法思维等等。

其次，社会思维规律论是社会思维学的主体。社会思维在本质上是集体思维，其基本特征具有真价二重性、群体性、时代性、历史继承性、全面性、认同性、开放性和可控性。它是由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所构成的各种思维交互作用的社会思维场。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思维，都处于社会思维场的作用和影响之中。因此，要提高个人思维和群体思维的质量，就必须注意研究社会思维的场效应。“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人的思维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是具体客观规律性的。

根据社会思维的本质和特征，可以把社会思维学的基本规律初步概括如下：

一是社会思维交流互补规律。只有产生思维共振，才能够实现思维互补。思维互补不仅可以在量上取长补短，而且还能够从质上实现思维的合力增强，出现思维质量的新突进。因为，“把两个信息简单地放在一起，价值较小，而如果能够在某个头脑或机关中将这两条信息有效地组织起来，价值就可以增加”。社会思维的合力增强，可以是“异质增强”，也可以是“同质增强”，即“拔河效应”。

二是社会思维感应认同规律。思维主体之间自由争鸣、相互促进、观点碰撞是产生新思维的助产婆。真理由争论确立的。“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信息交流越畅通，“促协力”越强，思维系统就越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方针。

三是社会思维承续接力规律。人类思维和文化要靠经验、知识的积累和传递，通过人的社会化，一代一代承续接力下去。“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社会思维信息，如同古代驿站邮车需要换马加料一样，也要中途接力补充才能不断发展。

四是周期演进规律。人类社会思维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表现为周期性，这是客观事物否定之否定辩证发展规律的观念反映。

五是民主集中规律。这是指个人思维和集体思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规律。这里的民主和集中，是广义的。民主是指众人个别思维、各自发表意见；集中是指众人思维、意见的集合和升华。因为对一切事物的认识，众人总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想法发表出来，这些分散的意见、想法通过交流认同，必然会被集中为众人的共识，这种共识又成为众人进一步思维活动的重要指导，在这种指导下，众人对事物的认识、思维更深化了。个人思维和集体思维就是这样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由此推动社会思维的不断发展。能否遵循民主集中规律开展思维活动，关系到群体事业的兴衰成败。

篇10

关键词：中国管理学；照着讲；学着讲；接着讲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7-0038-05

一、引言

经过对西方管理学理论、方法和工具20多年的引进消化，目前，中国管理学日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中国管理学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管理学界存在“两张皮”、“插不上嘴”、“自娱自乐”、“吃别人嚼过的馍”等现象的直面和反思［1,2］，也是对北美和西欧主导下管理理论体系建构与发展所形成的“普遍性”的回应［3］。

虽然学术界目前就“中国管理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特点仍存在争论，但是构建中国化的管理理论体系已得到学者与实践者的普遍认同［3］。深厚的文化底蕴、快速的经济增长、特殊的转型变革以及丰富的管理实践，中国为管理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创设了优良的“实验田”。接下来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以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和合法性。部分学者已在《组织与管理研究》、《管理学报》等核心期刊就此问题发表了他们的思考，特别是郭重庆院士［1］在其《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一文中，在回顾中国管理研究的历程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寓意深远地指出，中国管理学的未来发展思路应该是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该文发表之后，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响应，但是有关问题仍没有得到精细化的阐述和说明［2］，即具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存在与二者相关的其他发展思路吗？不同发展思路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与技术方法提出并大量应用于中国管理研究之前，上述涉及整体方向和发展思路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阐发。

基于此，本文继续从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探究中国管理学可能的发展思路及其内在关系，以期深化对“照着讲”与“接着讲”两种发展思路的认知和理解，拓展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促进中国管理学的健康发展。

二、 管理问题与理论构建

科学研究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问题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起点。问题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业已受到研究者的高度认同和深刻阐述。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曾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4］。

问题一词的原意包含言语文本和事实经验两个指向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前者是指需要思考、回答的题目或语句，后者是指需要讨论或处置的疑难事项［5］。一般而言，问题是指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学术问题特指求解的理想目标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技术背景能力之间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是可以客观描述的［4］。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最终来源于实践，纷繁复杂的实践活动不断向行动者抛出了疑问。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疑问都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那些建立在抽象概念基础之上，运用概念范畴的方式予以专门研究论证的疑问才可能成为学术问题［6］。学术问题具有应对的必需性、应对内容的非给定性、应对结果的非确定性以及应对结果的能动性等基本特征［5］。哲学家高清海［7］曾感言，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必须敢于接触“问题”，发表“真见”，“真见”以问题为基础和前提，而问题必须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大问题和真问题。这也表明，学术研究的问题理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植于特定时代的实践活动所面对的重大困境和挑战。

回顾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轨迹，能够清楚地看出问题在管理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管理学学科诞生标志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由于泰勒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劳资矛盾，工厂中工人存在严重的“磨洋工”现象，以及经验管理的诸多弊病，提出在劳资双方“心理革命”的基础上，采用标准化的作业方法，刺激性的差别计件工资制，管理职能的发挥及其与生产的分离等，最终实现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劳资双方的“共同富裕”。虽然科学管理的最终成效并不如最初所主张的那样完美，但是它根植于那个时代的管理现实，并成为管理理论发展史上的丰碑。随后的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也是实践问题所引发和推动的学术研究的结晶。德鲁克的著作更是折射出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对管理实践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的深切关怀，《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就是通过管理（组织）创新实现对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全新解读，并为组织的创新实践提出了新的思考。汉迪的著作呼应着时代变迁给个人和组织管理带来的重大挑战，审视变动环境中管理的新功能与责任。国际著名战略研究者巴尼也曾坦言，对他而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公司的业绩会超越另一些公司的业绩”，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问题是“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不平等—它的存在、公正性以及更广泛的影响—是我做的所有工作的核心”［8］。资源基础理论也因其对上述问题的创新性解答而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

既然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学术问题，西方著名管理研究者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也来自于他们的独特提问，那么在构建中国管理理论体系的当下，发现并提出经济全球化与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真问题”和“大问题”，必将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基础工作。陈春花［9］就指出，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真正的管理知识一定会源于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系统的实证数据的研究。罗珉［10］也深刻地指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构建，毋宁冷静地思考和认识当前我国现实管理实务中急需解决的管理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