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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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讼思想；息讼思想；法律文化；现实运用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概述

"讼"，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的解释为：争论，争辩。引申意为诉讼，打官司。与之相对应，"无讼"就是指没有争论，不需要诉讼和打官司。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而不需要法律或有法律而搁置不用。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中国封建王朝的覆灭，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传统社会近二千年。而"无讼"思想最早也是出现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子曰：'听松，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从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听讼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无讼"。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讼"仅指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而不包括严重威胁统治秩序的重大刑事案件。

中国古代的儒家学派既把无讼作为一种治国的手段，也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世界无时不刻处在矛盾运动中，人们要分配利益，则必然会出现矛盾，而诉讼就是解决矛盾和利益分配的手段之一，儒家想通过的德治来杜绝一切诉讼，其本身与矛盾论是相悖的。

相比于"无讼"这种理想而言，"息讼"应该是较为实际而且可行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化解了矛盾，诉讼就可以停止，利用除了诉讼之外的其它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同样可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而且比讼诉对社会的生产力破坏更小，更经济也更和谐。

二、"无讼"思想成因分析

（一）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自然经济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统一并且集权的社会状态下，统治者首先追求的是统治秩序的稳定。而诉讼将使矛盾扩大甚至激化，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历代统治者们为了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得以长久地巩固，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而这必然会导致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人们世代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区域里，社会性要求低，结果就是纠纷发生的概率大大降低，诉讼也随之减少。诉讼减少了，适应解决讼争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也会相应地减缓，"无讼"思想便有了形成的"土壤"。

（二）政治制度根源：司法行政一体化

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兼任法官。体现在诉讼程序上，行政长官既履行相当于现代社会中检察官的公诉职能，又履行法官的审判职能，案件证据的取证工作和运用证据来定纷止争的审判工作归于一体。再者，"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也是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这些从实体到程序一系列的制度构建都会对诉讼的公正裁决造成巨大的障碍，致使社会形成"无讼"思想。

三、"无讼"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

（一）无讼思想导致民众法治意识淡漠

在古人的传统观念中，法律并非是保障他们自由的工具，而只是"皇权"的附属物。他们没有权利义务观念，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更无从谈起。民众会畏惧法律，但不会尊重法律。人们畏讼、厌讼，如果出现了纠纷，多半是私下调解，尽量避免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现象反过来又会制约法制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法律文化的停滞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无讼思想妨碍法律制度的发展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和等级特权，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其统治要求的法律制度，而这些制度却与人民的自由无关，其本身是不完善且不合理的。例如，在诉讼方式上，刑讯逼供合法化；法官片面地追求结案率从而进行主观臆断；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发展极其不平衡等等。无讼思想将会使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无法得到改善，社会法制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不可能。

四、从理想到现实--"无讼"不如"息讼"

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如果我们把一个"无讼"的世界比作理想世界的话，那么经验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能达到的。更现实的是达到"息讼"的状态。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矛盾使得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时刻处于冲突当中，而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诉讼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笔者并不赞成完全摈弃诉讼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无讼"的境界是无法达到的。但是，诉讼同样也不能有效地解决和干预所有的社会问题，诉讼具有保守性、滞后性，诉讼运作成本巨大等局限性，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依赖一系列的社会条件。

因此，与其追求一个"无讼"的社会，不如构建一个"息讼"的社会，尽可能地运用其它有效的手段相互配合定纷止争，不仅可以减少诉讼的运作成本、解决诉讼保守性、滞后性的特点，还能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做到纠纷停息，矛盾化解，与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也是相统一的。

五、"息讼"思想的现实运用--从调解制度入手

民间纠纷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得不好，会影响经济生产和人们的生活。用调解的手段来解决纠纷，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自愿达成和履行调解协议，把双方原有的良好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恶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调解可以化解矛盾，在利益均衡的过程中体现当事各方的直接沟通。纠纷解决了，就可以形成良好、诚信的社会信用，推动社会秩序良性互动，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调解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其在实际运用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对调解制度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说，调解人员在进行调解时，应当将法治宣传教育作为重点，着力培养双方的法律意识，以此来解决纠纷。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必须明确调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调解人也可以引入相应的评价机制，淘汰部分只知当"和事佬"的调解人员，使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得以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曾宪义.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7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赵晓耕.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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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原则

税收的财政原则是指税收应能为国家财政提供稳定充裕的财政收入来源。现代市场经济中，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和调节经济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税收仍然构成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设计税制时，必须考虑税种的聚财功能。

1.财政原则与农业税

从我国建国后的历史来看，农业税在建国初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当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采取了轻税、增产不增税的政策。而且税率和计税常产一定就是几十年，如安徽省的税率和计税常产是1963年确定的，一直沿用到1993年。税率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据以征税的耕地常产则应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适时调整。可是各地的计税常产与税率一起固定，这就导致了农业税实际税率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结果。到1994年，全国平均实际农业税率为2.4%.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许多地方的乡镇工商业仍很薄弱，农业税收入太少，乡村财政无法运转，在上级财政不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只好向农民伸手。可以说，农业税的聚财功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日渐弱化，而农民负担并未得到减轻，这与国家制定农业税率的初衷是相违背的。那么，是否应该提高农业税税率呢？笔者认为需要综合考虑。首先，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把农业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给工业，农民实际负担远大于农业税率。而且，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农民都担负着扶持工业发展的重担，又享受不到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各种的补贴，几乎没有能力对农业进行必要的投入，长期如此，为农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逐渐理顺粮食价格，使其与价值相符，农民种粮的热情刚刚有所恢复，不宜大幅度提高税率。其次，我国的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尚未培养起抗拒风险、自我保护的能力；而且，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将要遭受的冲击不容忽视，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税未免与此背道而驰。特别是1999年、2000年粮食价格走低，已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1年刚刚有所好转，一定要给农民足够长的恢复期，保证农业的平衡发展。最后，广大农民已经掌握了中央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增税肯定会引起强烈的抵触情绪，导致农村社会动荡，与中央保持稳定的大局相对立。但这并不是说，农业税就应维护不变，而是要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在适当的时机调整计税常产，重新丈量土地，使得税率真正落到实处。

2.财政原则与“三提五统”

目前理论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三提留的经济性质有别于五统筹，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收取一定的“三提留”资金，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集体与个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乡镇财政不得占用，而乡统筹作为提供本乡（镇）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可以由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税来代替其地位。安徽省以及河南省几个县的做法是：取消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以农业部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作为村提留。改革试点的实际情况是，新的农村税费征收办法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包括：（1）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趋于尖锐化，表现为收支缺口较大，同时农村原来依靠“三提五统”支持的事业，如乡镇道路建设、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等基本上都转移到乡镇政府的预算开支中，增加了财政的困难。（2）基础教育投入存在缺口。（3）村级公共职能的运转经费不足，“一事一议”难以操作。（4）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难度大。（5）逐步取消“两工”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也造成了诸多不便和新的矛盾。（6）五保户供养难以解决。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改革之后的农村税费无法保证乡镇财政的正常运转，而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也难以发挥作用。这一方面有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承担了过多的事权，但却没有相应的财权，于是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当然，乡镇机构臃肿、个别地方干部吃喝之风盛行也是乡镇财力紧张的原因之一。所以，不能为弥补乡镇财政收支缺口而增加收费，而应通过增加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将本来由乡镇承担的事权变为由各级共同承担（根据各种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确定由哪几级财政负担），将乡镇财政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同时，必须精简机构，缩减乡镇行政开支。

二、公平原则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任何分配政策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也是如此。在我国各种自然人纳税人中，农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表现在：第一，人数众多，八亿多农民构成了世界之最；第二，与其他自然人纳税人相比，农民直接向国家交纳农业税，纳税观念较强，而城镇中由于工商税收构成主要税收收入，来自个人的部分很少，再加上个人所得税漏管漏征严重，造成了大部分城镇居民纳税意识淡薄。农民纳税人人数多、纳税观念强的特点，决定了在处理农业、农村分配关系时必须把公平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农民税费负担不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民承担了超出其受益范围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说，交了钱，却未享受到应有的服务；第二，农民之间负担不公平，存在着苦乐不均的现象。

1.城乡之间的负担不公

正如前文所述，建国以来农业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移到工业中去，农民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从工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进步中获得的收益却远远少于城镇人口。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逐渐扩大便是城乡之间负担不公的表现之一。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统筹主要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民兵训练等公共服务的提供。2000年安徽省取消了乡统筹，四川省双流县则保留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但是，无论是否保留乡统筹和村提留，乡镇的事权并未减少，原来以三提五统为资金支持的事业还要办下去，于是乡镇财力紧张的状况愈加严重。其原因并不在于乡镇收入太少，而在于乡镇承担了过多的事权。也就是说，乡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超出了乡镇，甚至是全国受益，尤为突出的是，乡镇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农村教育支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教育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而不同层次的教育其效益的外溢程度是不同的，基础教育的外溢性最强，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在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并不代表今后就要在农村就业，现实情况是许多农家子弟通过升学进入城市，不再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村基本上得不到回报。也就是说，农村承担了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成本，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从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来看，1997年农村小学生人数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69.7%，但只获得60.5%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农村初中学生人数占全国初中在校生的56.7%，只获得了48.7%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农村公办、民办教师的工资支出占乡财政支出的比重在有些地区占到50%甚至还要多，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比重越高。安徽省一项三县十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都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并不专属于某地方某部分居民的利益和事业，但这些事权主要由乡镇政府以及村负责。这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2.农民之间的负担不公

2000年各地改革的方案不同，但均有不同程度的负担不公的现象。四川省双流县改革试点的做法是“费随税走”，即按照农民所缴纳农业税的一定比例征收三提五统，税费全部与土地挂钩，所导致的问题是：种地农民与不种地农民税负不公，不种地的农民基本没有负担，而由种地的农民承担全部的三提五统；地域税负不公，城郊农民土地少、负担轻，而边远山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多，负担重。而边远地区的各项条件本来就比城郊差，这样只会扩大两者之间的差距。以上是收费方面的不公，农业税征收方面则存在着“有地无税”、“有税无地”的现象。一是在核实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时，一些村组为了自身利益可能出现漏报、瞒报土地及新开垦耕地不上报等情况，造成计税土地面积不实，形成“有地无税”；二是因道路、农田水利、公益事业等基本建设挤占没有核减的计税土地等原因，造成“有税无地”。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部分税赋会转嫁到农民头上，据实征收成为空谈。因此，核实田亩，合理确定常产和计税面积，不仅是目前税费改革急需进行的一项基础工作，也可以为今后农业税的征收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负担不均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情绪，激发新的农村社会矛盾，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由于农村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想找到一个适合所有地区的计征方法不太可能，必须根据各地实际，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例如在粮食产区，可以采用费随税走的方法，对于那些承包土地少而以其他副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可考虑单独制定一套方法，以区别对待。

三、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包含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方面。税收的经济效率旨在考察税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机制运行的影响状况。税收的行政效率旨在考察税务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状况。

1.行政效率与农村税费

税收的行政效率主要决定于征收方式和计征的复杂程度。安徽省、河北省部分试点县的做法是，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有的地方称统筹费）折实征收，依率纳粮；分为夏季和秋季两次征收，如农民自愿一次缴纳，也可以在夏季征收完毕；税入国库，费归乡村。从安徽太和、河北正定的改革试点实践情况看，这一办法在传统农区受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当夏秋两季征收时，农民踊跃交粮，一般在十天左右就可完成任务。由于是无偿缴纳公粮，不需要向农村收购点投放大量现金，既降低了费用，又减少“打白条”现象，真正做到农民、干部、部门、政府各方面都满意，征收成本大为降低。由此可见，改革后税收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应继续坚持。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农业税制建设的落后给农业税收的征管带来了诸多不便。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党的以来，农业经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法制建设落后，1958年的《农业税条例》已不再适应农业税征管的需要，造成农业税收征管过程中法律依据不充分，依法治税难度较大。在实际工作中，农业税的协税护税要么很难开展，要么就超出了法律赋予的权限，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法律精神。因此，立法机关应修订针对农业税收的法规、规章，为农业税收的依法治税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2.经济效率与农村税费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税收采取货币征收的形式，而现行农村税费仍保留着实物征收的形式，这主要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农业税费自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粮食既是一种经济物资，又是一种战略性的储备物资。为保证城镇居民用粮、军需用粮、救灾用粮及其必要的后备等，国家必须掌握充足的粮源。过去长期以来，在我国粮食状况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粮食定购政策，基本满足了社会各方面的粮食需求，促进了社会稳定。实践证明，粮食定购政策是控制粮源、调控粮食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能轻易改变。通过农民交公粮，既实现了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又保证了国家稳定获取这一必备物资，可谓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有的地方是三提五统）采取农民交公粮的方式，可以促进粮食品种结构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粮食出现卖难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粮食的人均消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造成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的根源是，粮食品种结构不符合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应该着重发展畜牧业，开辟新的粮食消费增长点。具体地说，就是在保证全国人民的口粮供应和储备的基础上，扩大饲料用粮的种植比重，同时，搞好“大农业”的种植结构调整，可适当将一部分耕地改种优质牧草，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饲料供应。农业税在这一方面大有作为。通过规定缴纳公粮的品种和比重，可以引导农民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例如，规定公粮的一部分必须是符合人民群众口味的优质口粮，另一部分必须是可作为饲料的玉米或者工业原料粮，这样，既可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当然，在规定具体的征收品种和比重时需审慎行事，充分考虑粮食流通体制的配套改革和加工业的配套建设，避免出现代替农民决策的现象。

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费改革通过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充分保障农民的经营自和财产所有权，巩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健全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同时，促进农村基层政权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推进村民自治，完善农村管理体制，使农村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税费改革所带来的效率改进绝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之内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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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

“本位”是一种工具性的分析方法，或者称之为研究范式。就其核心内涵而言，无非是指“中心”，当然还包括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等派生性内涵。人们常说权利本位或义务本位，意即以权利或义务为中心，以权利或义务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规范体系。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连带）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的。它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

一、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

175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的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列出了“分配法或经济法”的十二条内容。1843年，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又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里，甚至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经济法律观点”。我们认为，摩莱里和德萨米的“经济法”理想里已经闪现出“社会本位”的火花。例如，摩莱里的“分配法或经济法”第十条：“每个城市、每个省份的剩余物品运往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将来需要。”德萨米在“分配法和经济法”中指出：“每个公社至少每年一次将其全部收获、工艺产品等的报表送交中央产业管理局。”前者显示了物资调剂和物资储备的思想，后者则透露出产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思想。总之，《自然法典》和《公有法典》都隐约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摩莱里和德萨米对经济法实是冥会暗通，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经济法的本质。

1865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P.J.Proudhon）在其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在此蒲鲁东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准，是为克服公法（政治法）和私法（民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可见，一百多年前蒲鲁东就对经济法的性质作出了精准的定位，这种极富前瞻性的预见确实难能可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分析法学的先驱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种抽象的、宽泛的“社会本位”思想，模糊地把政府职责与社会幸福联系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利益法学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亦即“这样一种看法：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都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反映出“社会本位”的法律价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莱翁·狄骥（Leon Duguit）认为，国家没有主权，而只有实现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个人也没有权利，而只有服从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这是从国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认识“社会本位”的，其重要意义在于把社会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提出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客观法”，高于由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实在法”的作用在于表示或实施“客观法”，而且必须服从“客观法”。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说社会控制论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从个人的角度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和社会利益（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并指出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的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同时，他为了说明法律的目的和作用，把法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并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法律从抽象的平等过渡到根据个人负担能力而调整负担，法律的重点从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另外，他还在1959年出版的《法理学》一书中补充了第六个阶段-世界法阶段，即“一个世界范围的法律秩序”（一种新的万民法，旨在发展人类的合作本性，控制侵略本性）。也许，这种“世界法”的性质就是“社会本位”的必然趋势-“人类本位”吧。庞德的社会法学思想是“社会本位”法律理念发展的里程碑，这既符合了“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他创立的社会学法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性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博登海默从秩序和正义的高度，把社会正义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均衡，并且预见到“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现代经济法不正是法律基于社会正义的改进和变化而进行改革的产物吗？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而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则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而言之，他们的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如果说国外“以社会法学派为代表的法哲学群体以‘社会化’为基调对法律进行了新的观察和理解，突破了近代社会传统的法观念的局限，扩展了法律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必须的新的法观念。”那么如今国内法学界则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初步达成共识。

法理学家认为：“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法与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了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新领域。例如，经济法即是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法律观点，现代经济法既不归属于公法，也不归属于私法。事实上，经济法既不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也不以个人或者个体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即社会福利本位。法的这种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公法或是传统的私法都已经无法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私法的作用已经无法满足控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求，而公法的过多运用则会影响市场竞争主体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将两者的特殊作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法律部门，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现代法律是‘交往’的，权利义务的配置来源于参加者的‘交往’。随着社会公共关系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也就日益突出，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沈宗灵教授认为，“在我国体现公私法混合性质的法律主要是通称为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张文显教授认为，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w）成为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法律要有效地调整社会必须适应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当公私法建构的社会基础业已发生巨大变革，而我们依然抱残守阙，固守公私法的二分法标准，不能正视公私法融合的发展态势，显然是无法对现实作出合理解释的。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认识有所不同。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而产生。它是关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以社会为本位。”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所强调的，应当是国家对全局经济生活的干预，因此，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潘静成和刘文华二位教授认为，“经济法迫于社会化要求，为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使社会不至毁于一旦而产生，由此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特性。”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即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周林彬教授认为：“经济法主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经济法的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史际春教授认为，“现代经济法为消除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刘瑞复教授认为，“国家获得了‘共同的即社会的机能’。在形式上，国家的‘社会机能’与‘阶级机能’分离了。随着经济垄断化的发展，要求立法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社会经济的健全稳定的发展’、‘社会责任’、‘社会经济秩序’等，并将其强制地规范化。”杨紫烜教授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刘隆亨教授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利’的原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比较多的经济法学家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仍旧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但他们并不否认经济法主要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实质上是受到了传统公私法划分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管理和调控“行政化”在经济法领域的缩影。毕竟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起步不久，许多经济现象被打上了“转轨”的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学者们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下创造出一套成熟的经济法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196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法律行为的条件的解释，必须始终符合国民经济发展中整个社会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组织共同协作的要求”。《魏玛宪法》强调“经济生活”的社会成分，处于这一宪法传统之上的《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8条第1款都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联邦国家。依据这一“社会国家原则”，德国的经济行政只能为公共利益、共和国利益服务，必须将其行为放到谋取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上。日本的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了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认为：国家“必须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的集团（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来代替现代私法上抽象的‘人’，以这种具体的人作为法律主体，构成保护这些法律主体的实在法”、“这些法律在修正私法这一点上与私法不同，并且和传统公法（即国家对私人）的两面构造也不同，在采取了公私法混合形态这一点上，也不属于公法，可以说形成了第三个法律领域。当今这种法律领域被称之为社会法。”另外，丹宗昭信和伊从宽在其最新著作《经济法总论》中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的社会法的性格”。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人，则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的确，民商法是以“经济人”亦称“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利己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人”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利己性是“经济人”的灵魂。“经济人”的人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产生种种市场失灵，因此国家愈来愈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调整经济，以弥补市场作用之不足。这正是经济法产生的初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面对日益加快的社会化进程，传统法律部门民法和行政法也在力求适应并作出变革，但由于它们固有的属性使它们并不能完全做到。民法是个人本位、私权本位、自我救济和意思自治的法；行政法是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关系、以政府为本位、实现国家利益和规范公共行政管理行为的法。民法所信奉的“个体权利本位”思想常常孤立地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意志和权利，而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忽视其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所以，民法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整。行政法所信奉的“行政权力本位”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导，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隶属关系，形成的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调节机制。这在行政领域是绝对必须确立和实行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完全用它作指导调节社会经济，则常常会造成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法也无法达到保障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总之，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私法与公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经济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达到了一种均衡。

另外，也有人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于是形成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惟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由法律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我国制定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但是，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这表明民法以个体为本位，首先保护的是私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说明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障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而并未促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六条第1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四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上述三部法律充分说明：首先，经济法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其次，国家（政府）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职责；再次，全社会拥有保证前述目标和职责顺利实现的权利。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开始成我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基调，尽管这种价值取向无法在我国的经济基本法中得到凸显，但是我们从当前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及社会各界对“王海打假”的反映等各个方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独立部门法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形成和发达。由此产生对于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部门的需要，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