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源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14 17:53: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资源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容却是旅游资源文化。
关键词：旅游文化；旅游资源文化；界定
冯乃康指出“普遍认为，在关于旅游文化的解说中，旅游文化主要是指旅游资源中的人文资源，即旅游的客体。”赵飞等2004年的《国内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综述》中，作者在摘要中开门见山的说道，旅游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这里谈的其实就是人文旅游资源开发。王会昌等的《中国旅游文化》也是以旅游资源为主体来构架的。胡幸福指出，有的研究者认为旅游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马波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许多将旅游资源文化研究等同于旅游文化研究的错误。例如，在许多以旅游文化为题的著作，论文中。其实只是研究人文旅游资源的形式和特性。徐菊凤发现许多名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书籍，完全就是对园林、宗教、饮食、建筑、民俗等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的介绍与阐述。由此可见，国内旅游界往往把旅游对象物的文化内涵完全等同于“旅游文化”。
人们在把握“旅游文化”与“旅游资源文化”这两个概念时的确有很大的难度，除了它们本身的交错复杂，而且在旅游实践中，旅游活动离不开旅游资源，更加大了难度。我们再将旅游文化用于实践指导和开发时，肯定离不开对旅游资源文化的深入研究，而且在认识旅游文化时，也不可避免的要遇到旅游资源文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深入研究旅游资源文化的发掘，会极大地丰富和提升旅游文化，从而加速旅游的文化底蕴，扩大旅游的影响力。如果把握不好他们的内涵和外延，就会把旅游文化的研究引向旅游资源文化的研究。所以，避免混淆两种文化的关键就是认识和把握旅游文化与旅游资源文化的关系，区别它们的实质特征。
一 、旅游文化的界定
关于旅游文化的界定目前尚未得到统一，国内对于“旅游文化”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旅游文化是旅游接待的社会文化和旅游客源的社会文化借助旅游者这个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是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在旅游经营服务和旅游消费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外在表现和观念形态的总和。
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者借助旅游媒介的外部条件，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系统。
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消费与旅游服务行为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化、旅游环境文化共同组成的以旅游行为为核心，旅游产品为依托，旅游环境为背景的系统性的场景文化体系。
旅游文化从狭义上说，是一门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环境下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过去时代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怎样立足本地创造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旅游文化的学问；从广义上说，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学问。
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叫旅游文化。
从旅游文化的概念众说纷纭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旅游文化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是学者们几乎都提到的；第二，旅游文化不可能离开旅游资源文化而存在，两者之间存在这必然的关联，无论它的主体要素是以旅游客体，或是旅游主体还是旅游活动本身来界定。通常笔者认为旅游文化是由旅游活动而产生，是旅游活动所整合的文化，从他自身的结构来说可以划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
二、旅游资源文化的界定
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文化必备的基本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它具有文化内涵。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的最基本的条件，由于其特有的物质组成，体现出美学价值，这种类学价值就是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姜红莹认为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指的是旅游资源所包括的时代特征、民族性格、审美情趣、宗教情绪、思维方式、历史背景等无形的精神文化和各种文物古迹、生产工具、风俗习惯、名族服饰、建筑、饮食、节庆活动等有形的物质文化。王德刚认为无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资源，它们之所以成为人们旅游的对象，成为旅游资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能够使游人获得知识和美感，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享受与愉悦。马锐认为一切的旅游活动如果是以人文动态和物质资源为基础的都可以纳入旅游资源文化的范畴，它是人类在通过旅游活动培育自身，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物质成果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由此可以看出，旅游资源文化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笔者认为旅游资源文化是旅游资源的文化载体，是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因为旅游资源赋予了丰富的文化特质，产生旅游吸引功能，因此呈现了不同的审美状态，引起人们的审美享受。
参考文献：
[1]冯乃康.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探讨[J].旅游研究与实践,1991,(2):2-5.
[2]赵飞,等.国内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综述[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4,(2):48-52.
[3]胡幸福.论旅游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区别[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8-12.
[4]马波.我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2):8-10.
[5]徐菊凤.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J].旅游学刊,
2005,(4):67-72.
篇2
关键词：乡土资源；中小学美术；教育研究
一、乡土资源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
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文献，乡土资源的相关概念主要出现在各级学校的课题研究界定中。
（一）乡土资源的定义
根据文献可知，“乡土资源”中的“乡土”是一个地域概念，指人们出生或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乡土”的概念范围通常会随环境、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一般意义上乡土的范围最小可具体到乡镇，最大不超出省的范围。朱慕菊在《走进新课程》中指出：乡土资源主要指学校所在村镇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方面的资源，包括乡土地理、民风习俗、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等。
（二）与之相关的概念
农村资源，即指农村特有的资源，与乡土资源概念相近，只是地域范围主要针对农村而言。民间美术，常有人将民间艺术中的民间美术资源混同或等同于乡土资源。其实，民间美术指由平民、常民或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创作的，用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和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及流行的美术。笔者认为民间美术属于乡土资源，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中小学美术教育中乡土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乡土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在美术教育的指导性纲领和各类理论文章、实践研究经验中均有所阐述，综合如下：
（一）有利于更加贴近生活，尊重未成年人认知发展的需要
从生理学角度考虑，儿童处在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他们的思维是感性的、形象的，对他们来说，以切身生活为基础的、全面综合的视觉审美文化教育是真实而生动的教育，这样的美术教育才能激发其学习美术的兴趣和创新热情。
（二）有利于陶冶高尚情操，弘扬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培养乡土情怀与民族认同感
笔者认为在当前视觉文化泛滥的现实环境中，学生对以娱乐性、刺激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流行文化趋之若鹜，相反，对民族的优秀文化却采取轻视或鄙薄的态度，导致了学生对民族和国家感情的渐弱。尹少淳教授在《国家美术课程标准解读》中指出，当前世界美术教育呈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关注美术教育的文化属性，主张通过美术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培养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进而增强他们的乡土情怀和爱国主义情操。
（三）有利于降低教育成本，增加美术教育效益，促进教学目标的完成
乡土资源是可以重生的资源，是最省钱的资源，同时也是最自然、最原始的资源。
三、中小学美术教育中乡土资源的种类
文献中有关青少年美术教育可用乡土资源的种类相当广泛，也比较庞杂，综合起来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分类：
（一）从资源的内容上分
1.自然资源
包括自然景观，有城市、村社、校园等；自然材料，有沙土石木、瓜果作物、田地花草、家禽鱼虫等。
2.文化资源
包括传统美术文化，有民俗风情、古建筑、民间艺术；现代美术文化，有当代艺术家美术作品、现代视觉影像艺术（时尚）、现行建筑及装饰等。
3.社会生活资源
包括各种活动，有节日、庆典祭祀活动、文化艺术主题活动；社会机构，有图书馆、展览馆、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等。
（二）从资源的动态角度分
谢在《论乡土美术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文中，将乡土资源分为：
1.原生乡土美术教育资源
原生资源是指原本存在但要经过开发才能生成的资源，主要是由当地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关的传承性的乡土文化资源所构成，如人、物、风、俗、史等。
2.延生乡土美术教育资源
延生资源是指随着某种资源的利用、消耗，其作用影响仍然存在的资源，它集中表现为由物质教育资源派生出来的文化教育功能。如被有幸保存下来的祠堂、神庙、牌楼等等，这些都会以一定的人文内涵与文化形态产生教育的作用。
四、中小学美术教育中乡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状
（一）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以美术课程领域而言，使用最多的是手工制作，如利用蔬菜、水果进行雕刻、拼插，以此来发展孩子的动手操作能力、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等。其次是欣赏，如利用四季变化、丰收季节等，带领学生外出，引导学生欣赏大自然的美。
（二）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民间美术的开发和利用在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中具有绝对优势。根据本地特有的民间艺术品种开展研究，如剪纸、陶艺、布艺、印染、皮影、编织、刺绣等，在引导学生参与的过程中促进其各方面的发展，完成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情感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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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and villages （FHCTV）b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is beneficial for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mparisons as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conservation, presentation and transmissi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 framework of DPSIR (driving force- 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is helpful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 pressure, state, impact and response 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 processes and cause-effect relations of these facto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PSIR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presents a revised DPSI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HCTV based on the major principles of selecting indicators. In addi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method for integrating indicators ass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HCTV.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DPSIR is a valid tool for guiding the effici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HCTV.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DPSIR概念框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Key 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and villages, DPSIR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中图分类号：TU-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1-41（5）
作者简介：韦 杰 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博士
罗有贤 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1引言
自2003年以来，国家评选出三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85个名镇、72个名村），第四批也即将公布，有些省份如江苏、四川、广东也评定了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这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认定、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过程中，延续了其传统格局与历史风貌，维护了其真实性与完整性，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了当地社区的进步和经济发展。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有效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奠定了法律基础。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不是永久的桂冠，一旦其真实性和完整性被破坏时就会被列入濒危名单。因此，采取有利、有力、有效的措施保护和管理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不仅仅是地方行政部门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础。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发展是否可持续需要进行定量的评价，而评价的基础需要一套合适的指标。
2004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指标体系》分价值特色和保护措施两部分。价值特色部分包括历史久远度，文物价值（稀缺性），历史事件名人影响度，历史建筑规模，历史传统建筑（群落）典型性，历史街巷规模，核心区风貌完整性、空间格局特色及功能，核心区历史真实性，核心区生活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10项评价指标。保护措施部分包括规划编制、保护修复措施、保障机制等3项评价指标。朱光亚（1998）①以苏州和绍兴为例探索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的评估方法。董艳芳（2006）②就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选与保护进行了研究。赵勇（2005 & 2006）③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认为环境风貌、建筑古迹、民俗文化、街巷空间和价值影响是决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状况的主要因素。汪清蓉（2006）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评价了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综合价值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利用了《指标体系》，可见该指标体系在规范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和推动其保护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区域环境评价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研究中，科学家设计了许多研究框架，如OECD④（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出的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框架、UNCSD⑤（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发展的DSR （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框架和EEA⑥（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采用的DPSIR框架（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等。这些概念框架一般都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原则、方法和框架，有助于选择相关要素和指标，组织数据或信息，能够保证重要的要素和信息不被忽略，以全面分析、解决环境或可持续发展问题（Wei et al., 2005 & 2007）⑦。DPSIR概念框架能揭示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在资源、人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笔者尝试提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的DPSIR概念框架，为综合评价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状况和调控管理提供思路。
2资料与方法
图1 指标体系研究的概念框架
2.1 DPSIR概念框架
DPSIR是欧洲环境局EEA在PSR和DSR模型基础上发展的概念框架（图1）。在DPSIR框架中，“驱动力”（driving force）是指造成环境变化的潜在原因；“压力”（pressure）是指人类活动对其紧邻的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是环境的直接作用因子，例如废物排放等；“状态”（state）是指环境在上述压力下所处的状况，如污染水平等；“影响”（impact）是指系统所处的状态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响应”（response）是人类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对策和制定的积极政策，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增加投资等措施。已有的研究表明，DPSIR模型强调经济运作及其对环境影响之间的联系，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揭示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并有效整合资源、发展、环境与人类健康（左伟，2003⑧；于伯华，2004⑨）。
2.2 指标体系构建的主导原则
指标筛选及指标体系的建立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使指标体系能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性和发展状态；二是指标概念明确，度量方便易行，指标总数尽可能小，使度量经济可行（OECD 2002，Erhard et al. 2002⑩）。笔者认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应遵循的主导原则如表1。
表1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选择的主导原则
3结果与讨论
3.1 总体思路
采用加权线性综合指数法计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质量指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现代系统论的方法，采用多指标、多层次的递阶结构 ，如图2所示。
图2 评价总体思路
首先在基础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专家们的建议和不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实际情况，确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成。同时，根据决策的需要确定目标层和准则层指标。其次，借鉴EEA提出的DPSIR概念框架应用方法草拟出指标层指标。然后，根据不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特点、指标构建的原则对指标进行具体化和量化，对所有的指标都要明确其名称、定义和度量。
获得可定量的不同量纲的指标后，根据数理统计分析方法（AHP、PCA或FA等）或人工神经网络的技术手段进行指标的合成，得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数。指标合成方法很多，可以采用加法合成（加权线性求和法）、乘法合成、加乘混合法和代换法，这4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推荐综合指数表达常用的加权线性求和法。
3.2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模型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涉及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社区进步、经济发展等方面，把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有效地综合在一起需要一个能够把复杂问题分解、简化，又能够把分解的各个部分有效综合的指导方法。借助于DPSIR概念模型有助于简化这一过程，通过全面分析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有助于理解影响社会、生态、经济等各因素的作用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奠定基础。建立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概念模型见图3。
图3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概念框架
3.3 基于DPSIR模型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管理与调控
DPSIR概念框架是一个简捷、方便、有效的管理模型。它不但能使我们明确在目前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水平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从而指导我们的响应行动，还能检验调控的局部和整体效果。用DPSIR来调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可持续管理思路如图3，即先找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等各因子的主要指标，然后对影响中各指标进行评估，明确各因子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指标。根据影响因子中确定的优势指标，因循模型的因果关系，找出相应的驱动力、压力和状态各因子的优势指标，设定调控目标，根据程度和难度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和调控办法。将该模型的思路引入用以评价和指导的深度开发和保护，有利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
4 结论
DPSIR概念框架，有利于分析复杂系统的因果关系，能有效整合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分析评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和调控管理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的DPSIR框架是初步的尝试，在实践应用中还需进一步确认，具体的指标应因名镇名村个体差异进行适当取舍和补充细化。借助DPSIR概念框架对构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① 朱光亚，方遵，雷晓鸿．建筑遗产评估的一次探索[J]．新建筑，1998，2：22-24．
② 董艳芳，杜白操，薛玉峰．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与保护[J]．建筑学报，2006，5：12-14．
③ 赵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评价及预警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05．
赵勇，张捷，李娜等．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及方法研究――以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为例[D]．地理科学，2006， 26（4）：497-505．
④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3. OECD Core set of Indicators f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Environmental Monograph No. 83, OECD, Paris.
⑤ UNCSD. 199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⑥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1998. Europe’s Environment: The Second Assessment. Elsevier Science Ltd., Oxford.
⑦ Wei Jie, Tian Junliang and He Xiubin. 2005. Decoupling Indicators of Soil Erosion for Agro-ecosystem Assessment. Agrifood Research Reports 68, 32-42.
Wei Jie, Zhao Yongtao, Xu Houqin, Yu Hui. 2007. A framework for selecting indicators to asses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heritage site.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s, 4（4）: 321-330.
⑧ 左伟，周慧珍，王 桥．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概念框架研究[J]．土壤，2003，3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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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湿地公园；湿地文化；生态旅游；长远利益；可持续发展
Abstract:Ecotourismissignificantforwetlandpark.Thepaperdiscussestheconceptsofwetlandparkandecotourism,andexpatiateso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cotourisminwetlandparkandsummarizesfivefeaturesofecotourisminwetlandpark,whichareprotection,participation,profession,educationandresponsibility.Besides,thepaperputsforwardsevengeneralprinciplesofecotourismdevelopmentinwetlandpark.
Keywords:wetlandpark;wetlandculture;ecotourism;longtermbenefit;sustainabledevelopment
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非传统旅游模式，生态旅游把生态保护置于旅游开发的首要位置，强调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因此，在湿地公园中开展生态旅游是湿地保护和利用实现双赢的最佳途径之一。
一、湿地公园与生态旅游的概念界定
（一）湿地与湿地公园
“湿地系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1]这是一个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收的湿地定义。目前对于湿地公园的定义还没有定论。在我国，有众多学者及相关行业部门对湿地公园的概念加以了界定。笔者综观各类湿地公园定义，认为湿地公园概念的界定应满足如下三个标准：
（1）湿地景观在公园中发挥主体性生态作用。湿地公园最根本的属性在于它的湿地特征，不论这种湿地是天然形成或是人工形成的。湿地公园首先是自然的公园，其中的湿地应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其湿地特征典型、自然风景优美、美学价值较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效益良好。
（2）以湿地保护为前提。湿地资源的保存与保护是湿地公园设立的首要宗旨，其内容主要为通过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以达到维护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功能完整的目的。
（3）具有观赏游憩、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等功能。旅游观光是湿地公园作为公园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湿地公园的旅游更强调其生态旅游的特色。湿地公园也是作为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科普教育内容的重要基地，游人通过对湿地的了解，加深了保护自然的意识。另外，湿地公园也是科研人员研究湿地自然过程、探索湿地奥秘的重要场所。
（二）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的定义提出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但其内涵界定依然模糊，众说纷纭。有的学者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2]卢小丽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炼出生态旅游概念架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笔者认为这8个标准规则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描述较为全面，它们是：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3]二、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是以湿地为资源基础，对湿地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等进行了解、观察、欣赏和学习的旅游活动，是具有强烈湿地生态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类型，这种旅游活动不改变原有的湿地生态系统，而且还可以促进湿地公园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使当地社区民众受益。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宗旨是：在保护湿地的自然、文化资源的前提下，提供给生态旅游者高质量的旅游经历，并带动湿地公园所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体现的是人类与湿地自然环境的伙伴关系，两者应协调发展。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既要寻求适宜的经济效益，更要在保护湿地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其生态、社会和美学价值。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上的，其目标是既要使当代生态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得到满足，又要对湿地资源环境进行保护，使后代游客享有同等的旅游机会和权利。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特别关注的是旅游活动的生态合理性。旅游经济收入并不是衡量其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综合评价，从而能够较好地把生态旅游业的当前效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沿着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发展。
三、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特点
（1）保护性。以保护为前提是湿地公园建立的基本标准之一，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保护性包括自然与文化两个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对象是以湿地为主体的自然环境，这里指的自然环境有时并非一定指纯自然环境。实际上，完全未被侵扰的湿地纯自然环境可能很少存在，多数的湿地自然环境多多少少总会留有人工的痕迹，从而形成独特的湿地文化。生态旅游强调对湿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要求生态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保护自然、保护资源、保护文化。
（2）参与性。参与性可以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以让旅游者从工业化的城市环境中解脱出来，亲自参与到湿地自然与文化生态系统中，在实际中享受和体验湿地自然美与文化美；另一方面，湿地公园生态旅游也是一种旅游者、旅游地居民、旅游经营者和政府、社团组织及研究人员广泛参与的旅游活动。[4]
（3）专业性。和一般旅游相比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首先表现在技术层面上，比如要求湿地公园旅游设施、旅游项目、旅游路线、旅游服务的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生态保护技术策略，以保护湿地旅游资源和环境；同时，专业性还体现在游客的旅游心理上，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者是具有欣赏、探索和认识大自然和当地文化的明确要求的较高层次的游客，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
（4）教育性。环境教育既是湿地公园的重要功能，又是生态旅游概念的标准规则之一。生态旅游者通过对大自然的了解，能获得对自然界生态和谐、万物相依相生的深刻体验，并进而培养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为习惯。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让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接受环境教育，提高湿地环境保护意识，将丰富的湿地自然科学知识、环境保护知识与生动的观赏娱乐活动相结合，增强旅游者的环保道德责任感。
（5）负责任性。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旅游者认识并考虑自身行为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如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在对生态旅游定义时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观光行为。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中，对生态和文化有着特别的感受并负有责任感的一种旅游活动。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是一种对湿地自然环境负责的旅游形式，它有助于旅游区域湿地资源的保护。[5]
四、开展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一般性原则
（1）规模控制。湿地公园的游客数量不宜太大，旅行团队也应是小规模、较分散的。当游客数量过大而超过公园生态系统的忍耐程度，其所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靠自然力本身不能恢复时，就会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平衡失调。因此，要解决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必须正确评估湿地公园的环境容量，并以此来严格控制游客数量。确定旅游容量是阐述旅游者数量与环境之间适度的量的关系，控制旅游容量是确保湿地公园的资源和环境不受破坏或降低破坏程度的重要措施之一。
（2）限制性开放。湿地公园应做到局部开放与管制。根据湿地公园不同地段生态保护状况的要求，结合人为活动的需求一般可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地带三个区，主要的布局模式以同心圆形态居多。人类的活动强度和频率依地带、缓冲区、核心区而递减。大部分的旅游及其他开发活动都在生态较不敏感的地带开展；缓冲区作为地带和核心区的过渡，其人为活动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核心区一般处于绝对保护状态，禁止游人进入。
（3）注重湿地生态环境的科学监测。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相当重要，应在湿地公园各个水域结点处建立水质监测点并派专业人员定时监测公园水文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定期报告水质情况，以随时根据新发生的情况调整湿地的保护措施，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
（4）保护当地的文化与环境。早期的定义将生态旅游的对象界定为相对未被侵扰的自然区域，随着在实践中认识的深入，生态旅游的定义当中也包含了文化的因素。湿地公园一般蕴涵了较高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活动既是一种湿地自然旅游，同时又是一种湿地文化旅游。当地的民俗风情及文化对旅游者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要注重对这些人文资源进行维护，并在其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文化活动。
（5）旅游行为及管理准则的制定。要特别加强对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管理，并应制定相应的旅游管理规则，明确对游客的活动行为进行规范，明白告知哪些活动是禁止的，哪些活动是准许的，让公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游客、旅游从业人员都能了解公园生态环境所能接受的程度。
（6）“双赢”策略。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开发应同当地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与社区共建（管）的原则。如果得不到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并脱离当地社区的发展而孤立地发展生态旅游，其持续发展的前景就十分有限。因此，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同社区利益需求联系起来，其旅游产品的开发项目必须和社区居民的根本需求相一致。要吸引社区群众参与湿地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旅游活动的组织、旅游服务等方面等一系列的生态旅游活动事务。生态旅游要顾及社区居民的利益，使其真正从旅游中受益。通过生态旅游来增加社区就业机会，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从而使其成为开展生态旅游最有力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生态旅游与社区发展的双赢。[6]
（7）利益的长期性。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应为旅游资源、公园所在社区提供长期利益，短视且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过于强调商业性，其结果也和传统旅游没有什么两样了。[7]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手段，生态旅游不仅仅局限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还能促进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自然旅游导向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理念。
五、结语
相对于传统旅游，生态旅游的产生是巨大的进步，是当前人类重视环境、保护自然的观念在旅游行业上的反映。生态旅游的对象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湿地公园作为自然的湿地景观，符合生态旅游“以自然为基础”的对象标准。湿地生态保护是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首要目标，这个目标与生态旅游强调“对保护的贡献”这一标准是一致的。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符合和“科学合理地利用湿地资源，充分发挥湿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人们提供游憩的场所，享受优美的自然景观”的湿地公园建设宗旨。[7]因此，开展生态旅游是湿地公园必然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旅游开发方式。在湿地公园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只有从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把握两者的平衡的关系，才能真正建设好湿地公园，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区与旅游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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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建萍.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篇5
一、引言
作为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旅游产业赖以发展的核心要素，旅游资源也是构建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的根基，对“旅游资源”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到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固性，以及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然而，在当今的旅游学界中，对旅游资源这一概念的认知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因此，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地界定，是当前旅游学术界以及旅游实践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本文回顾了过去40年中对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已及对旅游资源概念研究的相关文献，以期发现旅游资源概念研究的进展，归纳和总结前人研究中的共识以及存在的分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文献回顾
在我国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历史中，对于“旅游资源”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长期以来持续争论的焦点。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不同利益背景的主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资源”给予了界定，可以说众说纷纭。笔者收集了47种来自不同书籍、论文以及文件中对“旅游资源”概念的定义，目前社会及学术领域主要的定义已经基本涵盖在了其中。从本文所收集的定义中可见，在对“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上，不同主体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理由，也各自存在合理性。所以，至今仍是各持己见，争执不下。
在旅游学术界，也已有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张凌云（1999）列举了当时代表性的16种“旅游资源”的定义，并将所有定义划分为三大类观点，认为“旅游资源等于旅游吸引物与旅游产品的交集”的观点，是最符合旅游业发展实际的，最后结合自身认识对其给出了解释；宋子千和黄远水（2000）在分析不同的旅游资源概念和相关论述后，提出了旅游资源概念应坚持的四点共识；张力生（2003）分析了已有的旅游资源概念及其属性，并从广义和侠义两个角度给出了旅游资源的概念；宋瑞（2005）也对我国现有旅游资源的概念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现有旅游资源概念中的分歧与争论，最后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对旅游资源的定义及其划分标准；俞金国和王丽华（2010）在归纳总结现有关于旅游资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资源的几个本质特征并基于此提出了对旅游资源分类的方法；崔莹（2014）针对目前的4种对旅游资源有代表性的概念，对旅游资源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与探讨，认为在旅游资源的界定中“旅游业利用观”是更为科学的，并倡导以国标为标准，不应再对“旅游资源”继续争议。遗憾的是，虽然各个学者提出的见解都各有其长处，对于这一旅游核心概念的界定，我国的旅游理论研究至今并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致认可的解释。
三、研究发现
通过分析本文所收集的所有旅游资源概念及前人的研究观点，发现“吸引力”是“旅游资源”的基础这一共识已经达成。
吸引游客的功能和价值是旅游资源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即不管是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还是实际的旅游行为，某一资源之所以能够称作旅游资源，前提一定是它的吸引力。正如李天元和王连义（1991）在所述“吸引力因素是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在本文所收集和回顾的47种旅游资源概念中，就有26种明确的将“对旅游者具有/产生/构成吸引力”或者“吸引旅游者”“吸引力”等直接纳入了对“旅游资源”定义的语言中，另外还有10种用到“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及类似短语。可见“吸引力”作为“旅游资源”的核心和基础，在社会和学术领域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无可争议。
但是，在旅游资源这一概念上，更多的是存在争论性的问题。以下便是作者在研究现有旅游资源概念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的最主要的几类分歧。
第一，旅游资源到底是为旅游者所用还是旅游业所用。在本文所收集的旅游资源概念中，宋瑞（2005）、孙尚清等（1990）、孙文昌（1986）、刑道隆（1990）、杨贵华（2010）、张凌云（1988）都明确表示旅游资源应该“为旅游业所利用”，崔莹（2014）也认为在旅游资源的界定中“旅游业利用观”更科学。然而，陈传康和刘振礼（1990）、甘枝茂和马耀峰等（2000）、苏文才（1998）、杨贵华（2010）、郑本法（1994）则将“旅游资源”定义为能够“为旅游者（产生/进行/实施）旅游活动”的。这两种观点的不同，首先源于对“旅游资源”这个词语中“旅游”二字的理解不同。如果将其理解为“旅游者的旅游”那么就会赞成旅游资源应该为旅游者所利用的观点，倘若将其理解为“旅游业”，则会赞成“旅游资源”是为旅游业所利用的观点。作者认为，旅游资源必须“为旅游业所利用”的定义，似乎将“旅游资源”与“旅游业资源”等同了。因此，作者认为旅游资源应该“为旅游者所利用”的观点更加适合，即旅游资源应是可以用于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的资源。因为在旅游业存在前，旅游活动就已经存在，只是并未像当今社会这样规模化和商业化，若只有用于旅游业的资源才属于旅游资源，那么就等于说没有旅游业便没有旅游资源了。而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确实被旅游者用以开展旅游活动的资源，比如某些未被开发的海域、沙滩、森林以及一些不需要开发可以直接利用的博物馆、民俗村落等。这些资源没有旅游业的介入，或未被旅游业所利用，但对于旅游者来说，就是他们开展旅游活动的资源。所以说，将旅游资源视为被旅游业所用，这样的理解显然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但是，上诉两种观点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其实，被旅游者所用的旅游资源通常都是可以被旅游业所利用的，即便现在并未被旅游业所开发利用，也存在以后被旅游业所介入的可能。因为，某一资源既然能够供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那么就拥有被旅游业所利用的价值和潜力。
第二，旅游资源是否是已经被开发的。一类观点认为，旅游资源是必须经过开发的资源。如保继刚和楚义芳等（1993）以及杨东升（2005）都将旅游资源定义为“人工创造物”。既是人工创造物，必然是经过开发的。朱玉槐等（1993）也认为旅游资源是经过人们开发，并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被利用的。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旅游资源是未经开发的资源，如黄回实等（1985）、朱玉槐等（1993）认为旅游资源必须经过开发才能成为旅游吸引物；杨时进（1998）则认为旅游资源是有可能被用来规划、开发的诸多要素。谢彦君（2001）定义旅游资源是可供旅游产业加以开发的潜在财富形态；杨桂华和陶梨（1999）认为旅游资源是可以为旅游开发和利用的资源。这一系列对旅游资源的表诉都说明旅游资源是处于目前尚未被开发状态的资源。但是旅游资源是否一定要经过开发，作者认为，旅游资源是未被开发或者不需要被开发的。首先，如本文在上一个段落的讨论中所说，某些自然存在的事物，并未被旅游业所开发，但确实已经成为了被旅游者用于旅游活动的旅游资源。还有一些资源是并不需要被开发而直接可以供我们使用的，如拥有秀丽风光的景区有些是天然存在而并不需要开发或加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正如陈传康，刘振礼（1990）所说，在现实条件下，能够吸引人们产生旅游动机并进行旅游活动的各种因素都是旅游资源。
其次，在对旅游资源的界定中，对“资源”本质的认识至关重要，“资源”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天然的”，即“未经开发的”。如某些矿产、石油资源，开发前，我们称其为资源，开发后就成了所谓的钢铁、石油、天然气等等，我们不再将其称为资源。而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前我们将其称作“旅游资源，开发后，我们则为“旅游产品”。因此，作者的观点是，旅游资源是未被开发或并不需要被开发的可供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资源，重点在于该旅游资源是否用于进行旅游活动。
第三，劳务或者人力资源是否属于旅游资源。一些学者，如郭来喜（1982）及唐学斌（1982）都将“劳务”纳入了旅游资源定义中。王大悟和魏小安（1998）、杨开忠和吴必虎（1998）也认为旅游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朱孔山（1998）将旅游资源划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了“旅游业人力资源”。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反对态度。认为人力资源或者劳务不属于旅游资源，只是在旅游活动中起到媒介作用（杨东升，2005）。将人力资源或者劳务纳入旅游资源的这种看法脱离了旅游资源最本质的属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宋子千，黄远水，2000）。作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在于劳务或者人力资源并不构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并未刺激旅游者产生旅游的需求或实际旅游行为。虽然我们在某些景区能够看到的演员的各类表演，甚至吸引旅游者前去旅游，但这很容易造成误导，使我们将这些人力资源及其提供的劳务，作为旅游资源。然而，实际吸引旅游者的并非这些劳动（表演）。如在迪斯尼乐园中，穿成各式迪斯尼卡通形象的劳动者，并不是旅游资源，真正的旅游资源在于通过他们而呈现出来的迪斯尼卡通文化。人力资源只是作为载体，将艺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无形的旅游资源呈现了出来。所以真正吸引旅游者旅游的并非是这些人，劳务和人力资源自然也就不应称作旅游资源了。
第四，服务、基础设施等是否属于旅游资源。一类观点如杨振之（1997）认为“旅游资源是旅游地资源、服务及其设施、旅游客源市场三大要素相互吸引、相互制约的有机系统。”王大悟和魏小安（1998）定义广义旅游资源涉及旅游活动的商品、设施、服务；朱孔山（1998）将旅游资源划分的四个部分中，“旅游设施资源”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宋子千和黄远水（2000）及宋瑞（2005）都认为，虽然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旅游服务对旅游者旅游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不是旅游者前往一地旅游的主要目的，并不直接构成旅游吸引因素。作者的观点是，服务、基础设施等不属于旅游资源。排除旅游活动，这些服务、基础设施等在旅游客源地就存在。即便某些景区是人造的，也不能代表这些事物属于旅游资源，因为真正的旅游资源是通过这些人造设施设备所体现出来的对旅游者构成吸引力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而服务及设施只是其载体或媒介。另一方面，某些服务和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等，虽然不构成旅游资源，却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或某一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如交通条件就可能影响到旅游者对于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的可到达性，旅游服务条件太差会减弱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
四、结语
篇6
关键词：城市文化软实力； 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10-172-002
自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了《软实力》一文，并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软实力”研究得到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我国，软实力理论研究已扩展到诸如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并形成以国家、区域、省份、城市、企业、文化等为核心的软实力理论研究及量化研究。目前，在各层面的软实力研究中，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结果发现，关于“文化软实力”的文章探讨数量居首位，这与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文化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尤其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文化兴国”战略目标以及“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文化创新以及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贯彻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自2003年，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先后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而青岛、武汉、无锡、清远、梅州、合肥、天津、禹城等多个城市也先后提出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文化发展战略已成为牵动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目前，学术界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构成要素、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等核心问题的研究多为质的分析，少有完整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北省11个城市文化软实力研究为例，从指标体系构建到应用，说明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发展在河北省各城市中所处现状，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城市文化软实力界定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相继推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并对文化力加以界定，他认为，“文化力本身就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所产生和蕴含的、推动经济文化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的、以人为主体、通过人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和物质力的综合结合力。”
国内学者对文化软实力亦有不同阐述，如：胡建认为：“文化力包括文化竞争力、文化投射力和文化信力。”
魏恩政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该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方志认为：“文化软实力由内在核心与外在形式构成。内在核心是指精神文化，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外在形式主要表现为物态文化，如文化产业等。”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文化软实力属于软实力的一部分，文化构成软实力发展的核心。基于概念的本源，结合约瑟夫·奈以及国内学者的观点，“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由“国家软实力”衍生的概念，借鉴马庆国等学者的“国家软实力到区域软实力投射模型”，描述“文化软实力概念投射模型”。本文将城市文化软实力定义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指城市建立在文化精神、文化素质、文化设施、文化资源和文化宣传等非物质要素基础上，体现城市文化精神的凝聚力、人力素质的发展力、文化设施的服务力、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城市形象的传播力等文化力量的总和，这些非物质力量对城市内部居民产生认同感，对城市外部区域产生影响力和感召力，这些力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提升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品位，引领并带动提高城市竞争力。
二、城市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
由文化软实力概念投射模型图可以看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资源层由文化凝聚力、文化发展力、文化服务力、文化吸引力、文化传播力五个子系统构成。
1.文化凝聚力
文化凝聚力体现在城市文化精神和城市文化意识两个方面。城市文化精神是城市人文历史遗留和精神传承的集中体现，是特定地域环境里生产生活的人们，通过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和强化所形成的地域特有的文化特质，它们传承至今已融汇到当地城市居民的血脉中，维系着居民对城市强烈的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2.文化发展力
文化发展力体现在教育投入、人力素质和科技创新三个方面。城市教育投入决定着城市教育的普及程度和人力发展的规模与素质，而人力素质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文明程度、政策的推行、社会和谐的创建，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强大智力支撑和动力源泉。科技创新决定着城市的竞争优势。三者决定一个城市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以及对城市社会的贡献力。
3.文化服务力
文化服务力体现在文化设施及文化从业者数量。文化服务为城市内部市民提供最基本的文化需求供给，决定着市民的文化层次、修养和文化生活品质。文化从业者创造大量的文化产品，展示着一个城市文化水准的高度，它们决定着城市文化产业的走向，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吸引着大量的人才、资金等的流入，决定着城市在发展中的竞争优势。
4.文化吸引力
文化吸引力体现在历史文化、文化资源及旅游收入三个方面。城市的历史文化与文化资源作为同属历史遗留系统的不同存在形式，对城市内部市民影响深远，他们以此为荣耀，并对城市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对外部区域而言，这些资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有着不同地域文化及地域景观，又决定着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数量及旅游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程度的标志。
5.文化传播力
文化传播力体现在城市定位、城市宣传及城市知名度三个方面。城市定位是城市文化品位在城市建筑景观、城市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集中呈现，决定着外部城市居民对该城市的感受度及环境舒适度的认可。
三、城市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文提出的文化软实力概念和构成要素，本文构建了一个由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1个三级指标的城市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上述指标体系构建中，指标选取遵循如下原则：（1）全面性。选取指标时，本文尽量考虑到指标能全面覆盖各评价要素，尽可能不出现遗漏，才能保证评价结果不出现偏差。（2）明确性。从评价各要素出发，选取指标应具有代表性，能充分反映各要素本质特征。（3）客观性。各项指标数据的选取，以公开发表的客观信息为依据，能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四、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河北省11个城市文化软实力基础数据为例进行综合评价，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河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11》等。
2.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的评价方法为功效系数法和变异系数法。首先，将三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功效系数法得出每个评价指标的功效得分，运用变异系数法得出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将每个评价指标的功效得分与每个指标的权重加权算数平均，计算出每个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分项得分及总分并排名，因篇幅有限，数据从略，如表2所示得分。
从表2的分项得分及文化软实力总得分及排名可以看出：
（1）秦皇岛市文化凝聚力排名第五位，前四位分别是邢台、沧州、保定、石家庄。文化凝聚力体现在文化精神的传承及城市市民的意识，市政府应以秦皇岛市历史文化及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切入点，挖掘秦皇岛市人文精神，加强人文精神的建设及推广，增强秦皇岛市市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秦皇岛市文化发展力排名第四位，居前三位的是石家庄、保定、廊坊。文化发展力体现了城市人力素质、教育投入及科技创新，秦皇岛市虽拥有较多的旅游资源和舒适的气候条件，然而在大学规模及学生数量方面较石家庄、保定、廊坊相差甚远，致使文化发展力相对薄弱，人口素质的提升需要教育人力和设施的大力投入，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
（3）秦皇岛市文化服务力排名第二位，仅次于廊坊。文化服务力体现在文化设施及文化行业从业者数量，从得分及排名看，文化服务力仍有提升空间。秦皇岛市应根据现阶段行业产业的转型期，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优化传统文化事业机构。
（4）秦皇岛市文化吸引力排名第一位。文化吸引力体现着城市的历史文化、文化资源及旅游收入三个方面，因秦皇岛市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及历史古迹，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旅游者前来避暑及观光，致使其在吸引力方面，拥有着较好的竞争优势。
（5）秦皇岛市文化传播力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石家庄和唐山。秦皇岛市应加强文化的宣传与推广工作，转变传播理念，改良传播渠道，围绕秦皇岛市城市定位、城市特色、城市景观，制作符合国际品位的传播内容，通过整合营销传播方式，整合秦皇岛市内外部资源，有计划、有步骤的将秦皇岛人文、历史、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代表着城市文化的优秀软资源呈现出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从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总体情况看，在河北省11个城市中，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总得分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石家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漫长建设过程，并需要不断的文化积淀，秦皇岛市实现“文化立市”的进程中，需要保持文化吸引力的竞争优势，积极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建设特色的文化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转变传统的传播理念，打造属于秦皇岛市特有的整合营销传播方式，将秦皇岛市建设成一道真正亮丽的风景线展现给世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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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社会转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研究
所谓社会转型期，主要是指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成现代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促使了企业管理的不断改革与转变，在这一时期管理创新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基础，这主要是源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管理机制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因素的需要。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对企业管理创新及其管理模型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企业管理创新及其理念
企业管理创新与传统管理模式和方法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主要是指企业以自身经济发展条件和实际生产经营需求为基础，在当前企业管理制度背景下创建的一种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模式，实质上它是一种理念上的创新。一般而言，企业管理创新主要分为三大类内容，即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机制创新，进而又可以细化为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组织结构创新、运作过程创新以及相关制度方式方法上的创新等。对于企业管理创新而言，它主要融合了决策层、操作层和执行层的共同创新，其核心在于制度上的创新。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外企业管理创新理论的相关代表人士就提出了双重核心的管理创新理念，将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整体创新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同时，还提出了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将管理人员的组织学习能力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市场竞争优势和企业发展的基础。国内最早提出管理创新概念的是芮明杰，他在《超越一流的智慧——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一文中提出，企业管理创新实质上就是一种科学有效的资源管理和利用模式，不仅是对资源整合及利用的全方位管理，而且也是具体资源利用和目标整合的细节管理。实践中，为了能够有效地建立一种全新的、科学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型，首先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要素。管理组织人员是企业管理创新机制改革的本体；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及其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成为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动机来源；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基本目标；资源整合及其利用是企业管理创新机制改革的间接目的；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管理长期坚持的活动。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企业管理创新实质上就是企业管理人员对全部参与者的影响能力，同时还包括调动企业工作人员积极性与执行力，从而更好的实现其管理目标。
2、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可能性
第一，加强企业管理中的人性认识，并对其进行不断的创新。从实践来看，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被管理人员，都是广大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通常会以人性论为基础，对如何使管理工作有效地满足人性之需求。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若该种人性化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实现理想目标，则管理人员就应当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强化与完善。若是不能满足以上需求，则管理人员应当对人性关系进行全面的探索，从中找到不合理的因素和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再探究新的、人性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在人性与管理相协调的过程中，将会促进管理实效与人际关系更加的和谐，对推动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具有非常重大作用。一般而言，人性化管理创新理论关注的是人性之需求，对当前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的人性发展及其变化也是一种客观的反映，因此，基于人性化的思考，管理模式创新将成为顺应管理理念和管理逻辑要求的有效管理模式。
第二，将把转型背景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文化应用于管理实践中去。一般而言，社会文化既包括存在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文化内容，又将管理纳入到了社会文化的范畴。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社会文化的注入实际上就是管理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制约与相互融合。根据西方管理模式之特点，企业管理人员应当很早就对企业管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加强注意，而且多数企业管理中通常都会有本企业的精神文化始终贯穿在企业管理过程之中。企业精神文化，实质上就是企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源泉，实践中只有对企业进而全面的资源调整与生产劳动关系改善，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企业管理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前的资本市场文化进行统一，以此为契机来加强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价值观与制度的融合，管理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影响因素。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自身的价值观念认可及其自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
第三，社会经济与企业管理转型实际上是同一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形态就会随着而改变，即社会来使发展转型。企业管理转型，实际上就是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客体、行为、组织以及具体的管理方式改变与完善。一般而言，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生产关系又决定着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形式与特征，对上层建筑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企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管理精神和文化的一种创新，管理文化滞后必然对管理创新造成消极的影响；相反，社会转型会对精神文化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为企业管理创新创造新的条件。企业管理创新，通常是建立在企业管理思想创新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转变通常会带动思想认识的进步，使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思想变得多元化、合理化和规范化。
3、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
在加强企业管理创新的同时，提出了企业管理创新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的意义在于对现有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对当前生产经营模式进行优胜劣汰式的选择与应用。对于企业管理创新问题进行研究，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科学的管理研究课题，对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建立成为该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核心。从实践来看，当前企业管理创新概念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概念模型的提出与管理情景的发掘。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交易费用的降低与经济效应的创新。虽然看上去企业的生存发展与企业的管理创新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企业管理模式是在不断的转变过程中改进的，它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企业管理工作变得非常复杂，企业管理也随之变成了一种职业。在该种模式条件下，一定要实现技术与管理上的不断创新，将管理理念有效地运用到企业制度和文化机制之中。在当前的新社会背景条件下，企业管理创新通常会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内容，但只有根据市场发展之需要进行管理创新，才能实现管理创新效益的最大化。
从本质上来讲，企业管理创新实质上就是对当前企业现有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从而提高其利用效率，尤其是企业目标与管理过程的不断优化。一般而言，管理创新主要由以下情况构成：新管理理念的产生与应用；管理机构的创新与新管理理念的适应；新型管理模式的配套适用以及企业内部各项机制的改变与完善。所谓管理创新，就是通过人为的油画布置使企业管理系统中各项工作更加的协调，提高其积极性，以促进企业管理目标的有效实现。通常情况下，管理创新主要是指手段、任务以及目标上的创新，一个合理的可供选择的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应当包括创新基础、手段的创新、任务的创新以及管理目创新等内容，其中创新基础又可以分为管理基本形式分析、思想出发点分析以及人性论分析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这种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应当遵循传统理性。所谓理性，主要是指人的各种行为所蕴含的能力及其所遵循的准则，而传统理性则是利用传统作为诠释各种事物及其发展模式的道理或者根据。根据传统理性的要求，以人治人的管理；理念与人性本善的人性论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促使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形成。这一概念模型的提出，无论是普通的管理普适性要求、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的管理特色性确立，还是将该种要求归结于四个要求，其本身均带有非常强的经验论特色。
其次，根据经验方法获得的管理创新概念模型。从形式上看，虽然该种模型源于传统理性，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让这种传统理性与当前的实用性理性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企业获得真正的理性认同。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实际上就是在对管理时空的连续性承认基础上形成的，它是根据管理活动的普适性、特色性要求确定下来的，而这两种要求都是根据经验分析所得，同时也是对传统理性的一种客观反映。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理性似乎逐渐失去了其原本合理的原始属性，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实际应用也将成为实用理性的有效支撑，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当被不断地证明实用理性的科学性，才能认为该种模型确实具有实用价值的真理性与规范性。以上仅是对概念模型的理论分析，实践中仍需通过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实际应用对其进行验证。社会转型时代，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发掘，实际上就是传统理性和实用理性共融的方法论选择问题。
再次，将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应用于企业管理创新实践之中，若企业管理创新实践与创新模型内容相一致，则应当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实用性。针对这一问题，通常我们可以认为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已经对企业具备了建构管理创新模式的真理性与实用性；同时，也可以按照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四个基本维度对企业管理创新属性进行深挖掘。从而找到企业建立在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基础之上的有效模式。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若企业管理创新与概念模型的内容不相符，则企业概念模型及其管理之间也是不相贴合的，那么再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模型将难以确立企业管理创模式。在这种条件下，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对企业管理创新模式的发掘已不再具有实用性，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改进或选择其他的管理概念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
结语：总而言之，社会转型背景条件下管理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企业只有在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整体创新。因此，应当不断地加强对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的研究，并将其科学合理地运用到企业管理创新实践之中，才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洪林.基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研究[J].中国经贸，2012（18）.
[2]孟胡勋.社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研究[J].管理观察，2012（27）.
[3]陆园园 薛镭 .社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9）.
[4]卢国源.社会转型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概念模型分析[J].大观周刊，2012（12）.
篇8
关键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财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17-02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以后有关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又扩展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文件的分析,辨明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理解和认识。
一、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与发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可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确立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加深,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断发展。其中《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大大地发展了文化遗产概念,扩大了文化遗产的内涵。
(一)《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补充性文件,它规定了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197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颁布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了收录《世界遗产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颁布了新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于原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进行修改,制定了六条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条标准中,第1条强调艺术成就,第2条强调重大影响,第3条强调的是文明或传统的见证,第4条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条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的居住文明,第六条是强调与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有着直接或明显的联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对于1975年的六条标准做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的主要变化如下:
1.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 “技术类”遗产。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1994年第4条标准中新增加了“技术类”遗产,规定文化遗产“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技术或景观的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技术类”遗产的增加,目的在于反映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科技革命的人类历史,同时表明了文化遗产逐步脱离了“艺术性文化遗产”观念,反映了人们对人类非艺术性创作活动的重视。可见,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忽视了对于对非艺术性人类活动成果的关注。1994年标准关于“技术类”遗产的规定,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范围[1]。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现存文化”的保护要求。1975年的各条标准都指向某个过去的历史阶段和文明,体现出一种纪念性的文化遗产观念。1994标准第3条中加入了“现存文化”二字,入选的文化遗产应“能对现存的或是已经消逝的某个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1994年标准中“现存文化”的加入明确地表明: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纪念性文化残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证。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入选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展。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之前的文化遗产指的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被称之为狭义的文化遗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载体,“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5)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立,使得文化遗产的内涵大大扩展,标志着文化遗产概念的重大发展。
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遗产。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2条将自然遗产定义为:“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从定义上看,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差异比较大。首先,自然遗产由自然界的长期演变形成,而文化遗产则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其次,自然遗产包括自然面貌、自然区域、动物和植物生境区等自然地域,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只有遗址与地域相关。
其实,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2]。其一,从理论上讲,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圣神的自然遗址、文化景观就不能被理解,因为文化在过去形成了它们并在今天继续形成它们。这促使国际知名的环境法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环境”重新定义为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包括:人类生活、健康、社会幸福;动物群、植物群以及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景观和文化遗产;自然资源。其二,从实践上讲,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往往是结合的。在欧洲,人们已经在许多风景区密集居住好几百年了,这导致了很多风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已导致了整个欧洲自然风光与丰富的人文资源重叠区域的出现。在欧洲,保护自然其实经常与保护文化遗产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许多国家已开始建立一种新的保护区,被称为生物圈保护区。教科文组织创造了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概念作为保护陆地和海洋生物圈的一种方式。“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术语是指尽可能使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一个甚至更多的被保护区域及其周围区域。根据教科文组织的标准,“生物圈保护区”必须具有文化和生态意义。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人文与自然环境截然分开的传统观念已经为反映二者协调的、相互依赖的观念所代替。
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大量存在。在现有的文化遗产和环境保护文献中,它们通常被称为“风景”区或“文化景观”区。美国哈佛学院将“文化景观”定义为人们已创造、使用、改良或保护的区域,它包括历史园林、城市公园、保护区、或邻近农场和森林。文化景观这一概念体现了人们努力保护它们创造或影响的地理区域。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人类怎样形成周围的环境以及人类改良的环境进而怎样影响人类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三、文化遗产与文化财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财产。从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看,文化财产通常是指艺术品。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正式确立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加强了对于文化财产的保护。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两个概念的联系表现为:其一,二者的含义相似。基本含义都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的财产。其二,文化遗产由文化财产发展而来。其三,文化财产属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将文化财产定义为“对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可见,文化财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这两概念的区别表现为:其一,二者是否体现社会共享性不同。文化财产这一概念没有体现社会共享性。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体现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属性不同。文化财产具有财产权属性,而文化遗产这则具有文化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属性。其三,二者的范围不同。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文化财产仅仅是指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3]。
总之,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性,对于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发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的鲜明特性,表现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必要性;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扩展,表明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廖菲. “文化遗产” 概念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26.
篇9
当代艺术和观念艺术的概念和起源
一、当代艺术的概念和起源
关于当代艺术通常有两种说法，一是指目前这个时代正在实践中的艺术风格，另外一个是指从1960年后期开始到现在21世纪的艺术。当代艺术伴随我们现在生活的种种艺术活动，如电影、音乐会、油画、国画展览等，更有围绕我们日常作息的设计活动。“当代艺术”所体现的不仅有“现代性”，还有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生活感受的“当代性”，面对今天的文化环境、当今现实，其作品就必然反映出今天的时代特征。
二、当代观念艺术的概念和起源
关于观念艺术的起源和概念根据艺术史书记载，最早起源于1961年由美国音乐家弗林特首先提出。后来有不少艺术家都描述了观念艺术，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并不是由艺术家创造成的物质形态，而是作者的概念或观念的组合。因此，照片、教科书、地图、图表、录音带、录相乃至艺术家的身体都被用作观念艺术的传达媒介，主要在表现观念形成、发展及变异的过程。
观念艺术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
一、冲破当代艺术的瓶颈
从当代艺术和现实严重脱节的角度来看观念艺术的价值，可以看到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支离破碎的形式极力表现出逃避的姿态，对社会和人类存在问题的麻木不仁成为当代艺术的通病。观念艺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自己思考的模式。对艺术思维功能的重建，使一系列关于当代社会问题的思想主题呈现出来,同时也包括艺术本身的思考。
二、观念艺术扩充了艺术表现的空间
观念艺术将艺术从传统枷锁中解放出来，强调观众的参与、打破了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界限，从而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观念艺术家认为艺术作品观念只有传达到观众的心灵才是成功的艺术；只有经过观众参与之后所形成的观念才是完整的观念。创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观众参与活动的组织者。?三、观念艺术成为中国与世界当代艺术沟通的桥梁观念艺术已经成为中国先锋艺术的当代化和国际化转换的重要催化剂。观念艺术正是通过艺术装饰或者行为模式来表达理念和思想，也符合了国际艺术的口味，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的沟通的桥梁。
当代观念艺术的表达方式
一、当代观念艺术的表达方式的种类
当代观念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有三种：挪用方式、篡改置换式、转化再造式。挪用方式是观念艺术最早、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观念的艺术方式。杜尚的《喷泉》开启了此方法并被艺术家们沿用至今。被挪用的物质在这里往往具有某种象征或比喻的功能，如同符号工具来传达文化、政治、时间上的对立关系的观念。篡改置换指通过剪贴、变体、涂抹、组合等手段对选用的形式资源在外形、材料上进行改变和调换，使新形式既保留原资源的某些特征又与原资源保持一定的变异性。转化再造式是指将传统资源熟练掌握并融入新的创作之中，在新作品中不再出现照搬或修改原材料的情况，而是真正在形式语言的角度创新。并且把这些资源作为一种形式表现方式，形成个人风格。在运用转化再造方式的作品中，传统资源是一种文化与经验的积淀和暗藏的推动力，是潜藏的意识而不单是表象的图式。如的《析世鉴——天书》、《新中英文书法入门》，谷文达的《联合国》等。
篇10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资源特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10-0057-07
农业文化遗产(Agricultliral Heritage systems)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其概念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项目。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目前，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还存在一些争议。关于概念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对“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和“GlobaUy Important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的译法，集中在是否要将“文化”一词加入概念中和是否要将“系统”一词去掉的问题上。在现阶段的研究中，笔者暂且仍然将其称为“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国内外在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概念和特点来看，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不同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旅游形式，更不同于目前盛行的农家乐旅游。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核心是“遗产”，是旅游者前往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体验、学习和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其重要功能是确立遗产地的文化身份。而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本质上来讲还是大众旅游，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按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有效管理的旅游发展应该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手段，从而充分发挥旅游在遗产保护、教育、文化、科研以及经济方面的功能。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来讲，农业生产、知识、经验、技艺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旅游元素，农民不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是珍贵的旅游资源。学习、了解和尊重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者所追求的核心体验。了解农业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旅游资源特征对于识别和区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以及合理进行资源开发和目的地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具有遗产类型特色明显、脆弱性高和敏感性强、分布范围广、可参与性强和复合性强等特征。
1 遗产类型特色明显
1.1 一种活态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活态遗产。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参与才能构成农业文化遗产，而同时农业系统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是农业文化遗产重要的保护者，同时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之一”…。农民生活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保持原始状态，不能随时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农业系统的精华，同时也保护这些系统的演化过程。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体现出一种动态变化性。
由于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是农业社区与其所处环境协调进化和适应的结果，因此，不能像保护城市建筑遗产那样将其进行封闭保护，否则只能造成农业文化遗产的破坏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持续贫穷。农业文化遗产要采用一种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的方式，也就是说，要“在发展中进行保护”，因地制宜地保护和管理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要保证遗产地的农民能够不断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获得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样他们才能愿意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也就是说，多方参与，尤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建立，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
1.2 区别于一般的农业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和一般的农业遗产存在一定区别。国际上关于农业遗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普林特斯(Prentice)对遗产的分类，将农业遗产界定为农场、农业博物馆、葡萄园以及捕鱼、采矿等农事活动。其实，我国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研究内容侧重于中国农业史的综合研究、传统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制约因素研究、近现代农业史研究，以及农业历史文献研究与整理等方面。石声汉先生认为，我国的农业遗产概念比较宽泛，包括具体实物和技术方法两大部门，古农具、古农书、古农谚等都属于农业遗产的范畴。
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农业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更强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属于全球环境基金中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项目)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系统(system)或景观(landscape)，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突出强调农业景观与农业系统这些至今仍在使用、也更有现实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形式。
徐旺生等认为，从内容上讲，农业文化遗产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也可以将其分为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农业文化遗产。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等同于一般的农业遗产，而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则更加强调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景观，强调遗产的系统性。苑利同样认为，农业文化遗产至少应该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但他认为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保存至今的农耕生产经验，如开荒的经验、育种的经验、播种的经验、防止病虫害的经验、收割储藏的经验；而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则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保存至今的各种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生活经验。
1.3 区别于现有的世界遗产类型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定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3种类型。随着对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它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是“保证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特定土地利用技术”。文化 景观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选区范围，不同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遗产，而是体现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
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定义来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类型中的文化景观十分相似，二者都强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协同进化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事实上，很多已经被列为文化景观的遗产地同时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试点，如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保存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持可恢复生态系统和传承高价值传统知识与文化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业文化遗产更像是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是关注农业的文化景观。但同时，农业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文化景观强调遗产的地域性，而农业文化遗产则更强调对某种传统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的保护，对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地域要求并不十分严格。
2 脆弱性高和敏感性强
生态脆弱性是指生态环境对外界干扰抵抗力弱，在扰后恢复能力低，容易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而且一经改变很难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性质。而文化的敏感性则是指文化易受外来因素干扰。作为一种特殊的活态遗产和旅游资源类型，农业文化遗产既有脆弱性高、也有敏感性强的特点。
2.1 生态脆弱性
农业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很多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同时，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人口密度高的偏远落后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一般都比较高”“。研究发现，农业文化遗产地浙田县的人均生物承载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6.2％，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仅能勉强维持生态平衡。生态脆弱性除了与生态环境的组成、结构、功能相关外，还与生态环境的处境密不可分，因为生态环境本身的结构特征只是导致生态脆弱的潜在条件，而将这些潜在条件激化为现实的则是人类活动的干扰。旅游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来讲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人为干扰活动，如果管理不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将非常容易破坏农业文化遗产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其他资源，大大增加本地的生态足迹，不仅无法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手段，而且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2.2 文化敏感性
很多农业文化遗产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的稻鱼共生系统位于黔东南侗族自治州，云南的哈尼梯田位于红河哈尼族和彝族自治州，而国外很多农业文化遗产也是由少数民族甚至处于殖民状态下的农民所创造的，如非洲的很多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地区具有很强的文化和政治的敏感性，这些地区旅游业开发不当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社会文化冲突。因此，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的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尽量减少旅游对当地的文化涵化，减少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发展必须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前提，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必须进行严格的管理，确保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3 分布范围广
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广泛，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评选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同时也开始考虑将更多的候选点纳入保护范围。从目前试点和候选点的分布情况来看，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3.1 一般分布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地区)
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相对紧张。以“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处的中国浙江省青田县为例，全县海拔50米以下的河谷仅占4.64％，山间盆地占0.05％，丘陵和山地占95.31％。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当地农民逐渐发展出一种充分利用当地农业生物多样性、适应当地特定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多年的传承和发展证明了这种方式具有可持续性，而人地关系紧张则是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主要动因之一。
3.2 一般位于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或自然资源／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
农业文化遗产一般位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从全球范围来看集中在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地大多位置偏僻、生态系统脆弱、自然资源有限或气候条件恶劣。为了生存，当地农民发展了复杂而具有创新性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技术，由于这些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农民适应环境所发展出的可持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显得弥足珍贵；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些地区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现代技术的影响，也没有对资源进行过度利用。但现代化进程和全球的环境变迁也正迅速威胁着这些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传统农业地区。
3.3 一般处于历史较为悠久、土著居民定居历史较为久远的地区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适应环境的产物，是人类优秀传统农业的杰出代表，其形成需要悠久的历史。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选的重要标准。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农业系统拥有超过2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的稻鱼共生系统也同样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历史悠久证明了当地居民对其所创造的农业系统的依赖，以及该农业系统与当地社会系统的有机结合。历史孕育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灿烂的农业文化，同时也产生了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和生活文明。
4 可参与性强
参与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指出，公民参与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参与程度的高低可以衡量人们对某一活动的积极和认可程度，广泛的参与对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墨菲(Murphy)在《旅游――一种社区的方法》(Tourim：A Community Approach)一书中认为，社区参与正是协调发展与保护矛盾的途径。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发展都离不开社区居民和广大旅游者的积极参与。
4.1 当地社区参与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可参与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地社区的参与。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同时也是保护的对象，当地农业社区的居民掌握着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导权，离开了当地社区的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就不复存在，更无法成为愉悦旅游者的资源。农村居民从事农事活动本身就是参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要形式，也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根本。另外，他们也可以参与其他资源的利用，如参与食宿接待、制作旅游纪念品等。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居民参与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转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4.2 旅游者参与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 资源可参与性强的另外一点表现在游客的活动上。传统农业系统作为观光资源的潜力并不太大，因为调查发现很少有游客对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景观感兴趣，而往往对参与农事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旅游项目产生吸引。如在浙田，超过50％的游客对下田抓鱼、了解稻鱼共生系统农业生产的相关知识、参与与稻鱼共生相关的民俗活动等感兴趣。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必须结合游客的需要，在不破坏农业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设计参与性旅游活动，让游客通过旅游活动的参与切实了解传统农业的价值，同时避免了游客仅作为旅游地的观众而无法获得真实的遗产旅游体验。
5 复合性强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典型的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更能体现出自然与文化的综合作用，也更能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它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的特点为一身，本身就是一类复合性遗产。而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看，它集中了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与其他资源，结合了有形(物质)资源与无形(非物质)资源，通过资源整合充分发挥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
5.1 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复合
农业文化遗产地除了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如山水风光、地方特色建筑、民俗节事、美食等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这些资源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机结合可以大大增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按照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主体一辅助资源分类体系，主体资源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本身，如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主体资源为稻鱼共生系统，而辅助资源则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各类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以青田县为例，如奇云山、鱼灯舞等。真正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中主体资源发挥主要的吸引作用，而其他资源则起到增强吸引和扩大旅游规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