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在知识形成中进行互动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形式有两种：知识形成和知识同化，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中，进行互动的题材也就应有所区别。

1.发现本质。在新知识出现阶段，要引导学生观察感性材料，运用比较方法，使各种材料的共同点聚集拢来，不相干的特点远离而去，为思维的抽象作准备。为此，教师应提供几组知识的本质属性相同，非本质属性多变的教学材料，给学生创造比较的时机。例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时，我按以下步骤进行。

出示一组图形。

A.我请学生把这几个图形分分类。

B.把四条边的图形再进行分类。

学生一般会把按边的条数进行分类。分为三角形、六边形、五边形、和四边形。这时要求学生把这些四边形再进行分类。说明学生会用尺子量一量，按边或角的特点进行分类。

C.根据最后的分类，把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正方形放在同一类，给它一个名称就是“平行四边形”。这时学生也理解了，只要对边相等就是平行四边形。长方形和正方形也是属于平行四边形里的一种。

2.进行迁移。在数学中有很多新知识是旧知识的引申，发展或组合，新旧知识之间有许多共同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创设一种情境，引导学生进行联系比较，找出知识间的共同要素，通过迁移，实现知识同化。

二、在知识巩固中进行互动

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学生对概念、法则公式和规律的掌握，要经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因此，在实现知识抽象化之后，还要注意提供丰富的变式材料，使学生比中辨异，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如“角”是以从一个顶点引申出两条射线为基本特征。在教学时突出关系特征适当变式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加强学生对角的理解，我出示了以下图：

通过比较，学生理解了角的开口方向是不一定的，只要是由一点引出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就是角，从而淡化非本质特征，突出了本质属性。

三、在系统建立中进行互动

教学中要找到某一知识与其上、下、左、右各知识间的联系，确定其在知识结构中的地位，再编入知识网中，为此，要运用比较，找出知识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结点。比如：在教学“按比例分配”应用题时，通常是由分数乘法应用题引入，即将分数乘法应用题改革者变成按比例分配应用题。如“计划在400亩地里播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占总亩数的五分之三，经济作物占总亩数的五分之二，两种作物各占多少亩？”解此题后，将第2、3个条件改成“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播种亩数的比是2∶3此题就变成了按比例分配应用题，解题前对两题进行比较，学生发现两题总数量和所求问题相同，只是条件给出的形式不同，这一比，找到了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把按比例分配应用题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分数乘法应用题联系起来，在此同时也扩大了学生关于分数应用题的认知结构。

四、在解法探寻中进行互动

在教学题目的解题方法时，应教给学生解题的思维方法和策略，在几种方法中比较哪种方法最优。如在教学长方形的周长时，出示这题：要用木头做一个长方形相框，它的长是12厘米，宽是6厘米。木头需要多长？学生列式：

A：12+12+6+6=36（厘米）

B：12×2=24（厘米）6×2=12（厘米）24+12=36（厘米）

C：（12+6）×2=36（厘米）

通过比较，学生发现方法C是最简单的，它可以先求出一份长和宽的长度，再乘以2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长度。

又如在这道常见的难题“水结成冰时，冰的体积比水增加了十一分之一，当冰化成水时，水的体积比冰减少了几分之几？”这题是一道难度较大的题，但运用比较的方法便可迎刃而解“冰的体积比水增加了十一分之一”，这是以水的体积为标准数，则冰的体积是1+

=，而冰变成水时“水的体积比冰减少几分之几？”是以冰的体积为标准数，列式为（-1）÷=。如果分不清其中的标准量的变化，那学生的错误可能就会不断出现。

在题与题的互动中应注意的几点：

1.要潜移默化，有意渗透。培养学生的这种从题与题中吸取生成内容，应从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特点出发，注重在教学中有意渗透，潜移默化，即在知识出现，发展教学中，教给学生获取生成内容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获取信息的能力，不能离开知识形成过程孤立地搞训练。

2.要注意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整体性。“比较”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但比较只是对教学材料进行初步的加工、整理，而理解知识的内在联系，还要对其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是逻辑思维能力的“窗口”。而所有这些获取信息的能力都不能孤立存在，因此要注意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整体性。

3.要注意这种获取信息的能力发展的阶段性。低年级孩子的这种能力是比较直观的，借助于感官或动手操作。他们常常只从材料的外部特征或数量上辨认异同。到了高年级，才能开始向间接比较过渡，开始能对事物的属性和关系进行比较，进行转为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比较。

篇2

[论文关键词]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生产标准化

一、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加大对长春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

(一)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品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从长春市看，农业科研及技术服务设施的投入和建设，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潜力的开发。要保证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一要增加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科研工作的手段和条件，重点搞好农作物育种设施建设，建立起完善的以育种为主的农业科研设施。二要加大农业技术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搞好市、县、乡三级农业技术推广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手段和工作条件，以加快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速度。三要增加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经费，要保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不断增加。四要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投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主要是通过农业广播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等，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还要搞好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通过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让农民亲眼感受现代化科技，让农民真正想干、愿干、积极干。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的实施者，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业教育，增加农民科技培训费用，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二)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继续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多年来，长春市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设施还比较脆弱，抗灾能力不强。近几年水旱灾害给长春市农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长春市水资源状况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本着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蓄、引、提并举，开源与节流兼顾，以打井和节水灌溉为重点，做到遇旱能灌，遇涝能排。要大力发展管道灌溉，积极发展喷灌、滴灌、微灌，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农田水利化，关键在于增加投入。因此，必须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长期进行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全面加强以水利、生态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信息工程建设的投入。长春市农村经济信息网已经开通，各市、县也要尽快建立相应的信息服务网络；各乡、镇要建信息站；村要设立兼职的信息员。要加强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和生产信皂、的分析预测、规范运作程序，提高农业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通过信息，为农民和农业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系统的政策、市场、技术等信息服务，引导农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国际国内互联网，积极发展网上农业、网上交易。

(三)制定和完善农业法律、法规，给农业和农民以法律支持和保护

依法支持保护农业和农民，要清理和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使我们的法律法规能与WTO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同时要加紧制定和出台有关法规，建立既适应WTO规则、又能有效保护和促进我市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制定《长春市种子管理实施细则》、《长春市兽药、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长春市农产品市场准人办法》等地方法规和政府章程，尽快完善我市农业标准化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

二、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国际竞争力

(一)培育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

入世后我们面对的经营主体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因此，我们要创新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组建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龙头企业要走大企业、大集团发展之路；龙头企业要向规模化、专业化、系列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龙头加工企业要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加工深度为主攻方向，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由单一产品向系列开发、由小规模生产向集约化经营、由低产高耗向高产高效方向发展，按国际标准生产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和方便食品。

龙头企业要与基地和农户结成紧密型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要切实完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使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以保持龙头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国外实践和经验表明，只有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了生产、购销等一条龙的任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像美国的新奇士橙协会，由6500户果农、61个包装公司自发联合，统一商标，统一价格。首批新奇士打人我国市场，就是由这个协会“包打天下”的。类似这样的协会在美国就有上百家。所以，我们要借鉴国际的成功作法，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广大农民为基础，尽快建立各类农业协会。协会要制定和执行章程，代表农民和企业利益，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三、以入世为契机，加快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是稳定种植业，突出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园艺特产和多种经营。特别是把发展畜牧业当作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种植业结构调整：实现以粮食为主的粮经二元种植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转变粮食作物向优质化、专用化发展。压缩普通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专用玉米、绿色水稻和优质大豆种植面积。

经济作物要重点围绕薯类、瓜菜、果品、花卉苗木、优质烟叶、特种油料、药材、食用菌等类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努力把我市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我市蔬菜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很多产品打人国际市场，入世给我市蔬菜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目前看，我市发展蔬菜产业还需慎重。人世后为避免种粮受到冲击，各地都在积极发展蔬菜生产。现在，蔬菜生产也出现了供大于求、价格下降的现象。比如，我国蔬菜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贸易额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要以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发展蔬菜生产。

饲料作物要重点发展高能量、高蛋白优质品种。现代三元种植结构排序是：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把长春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必须以发展饲料作物为战略依托，积极引种饲料玉米、紫花苜蓿等高能量、高蛋白优质饲草，用优质青饲料作物替代以玉米为主的高成本精料和低养分粗料，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畜产品质量。

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我们要依托我市丰富的饲料饲草资源优势和畜产品深加工能力．瞄准国内外中高档消费群体市场，大力发展精品畜牧业，努力把我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

长春市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农村劳动力过剩，人世后土地密集型粮食产品缺乏竞争优势，但却为劳动密集型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我市畜牧业产值已达到了农业总产值50％，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德大、皓月成功地打人国际市场，为我市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了经验；人世后粮食和饲料价格趋于平稳，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发展畜牧业是我市应对人世，推进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最现实、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二)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层次低，主要是工业化程度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滞后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整个农村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工业拉动，这也是我们与发达城市的主要差距所在。我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不大、加工深度不够。长春市的粮食加工转化量仅占粮食商品量的25％，畜产品的屠宰加工量仅占肉类总量的23％，国外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大多在90％以上；从加工规模看，长春市年加工玉米60万吨以上就是较大型的加工企业，而国外大型加工企业每天可加工1万吨以上；从加工深度看，仅以玉米为例，美国以玉米为原料加工产品达4000多种，而长春市常见的仅几十种。由此可以看出，长春市的农业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从三次产业的内部联系看，提高农业效益最终要靠农村工业化。没有工业的拉动，粮食经济搞不活，畜牧业也难以有更快的发展，大宗农产品就摆脱不了出卖原料的状况；发展第三产业，从根本上说，也要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工业化达不到一定程度，服务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突出工业拉动，加速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转变，是长春市现阶段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三)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调整优化农村社会结构

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就业结构的调整。都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而必须放眼于城乡结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业结构调整必然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要内、外同时进行。外部调整主要是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我国下阶段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可以拓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增强内在的活力。因此推动以城市化打头的新一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这是区别于以往农村结构调整的最主要的特征。如果将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局限于农业，那就将使这一轮结构调整陷入困境。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国力看要提高城市化水平，首先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要把发展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农民非农化，成为市民．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才能使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四)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

篇3

1•赔付率极高,亏损严重

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推出农业保险业务至今,虽然业务发展较快,全国的农险保费收入已从最初的20多万元增加到目前的几亿元,但赔付率一直居高不降,如,人保在1982年至2001年之间农业保险的保费总收入为70亿元,总赔付额就高达62亿元,平均赔付率为88•6%,加上15%—20%的经营费用,人保经营农险在近20年内赔了6个亿。此外,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的农险经营状况也同样尴尬,在十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其农险的平均赔付率达81•59%,而2001年仅对新疆北疆植棉区受灾农户的一次性赔偿金额就接近1亿元。人保、兵保尚且如此,其它开办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就可想而知了。鉴于农险业务一路下滑,不少保险公司现已停办了农业保险业务。

2•费率标准偏高,投保比率较低,保险覆盖面狭窄

高昂的赔付率迫使保险公司提高费率标准。如一些地区的农作物险种费率就高达8%—10%,如此高的费率往往让那些寻求保险的农户望而却步,形成高费率导致低投保率、低投保率又引发高费率的情况。同时,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农业条件和面对的风险差异很大,在灾害较多的地区,农户投保热情较高,而低风险地区的农户侥幸心理很强,不愿意承担高额保费而参加保险。这样一来,风险分担机制就难以很好的发挥作用,从全国来看,只有很小一部分农业财产能够得到保险保障,绝大部分暴露在风险之中,即使在1993年全国农业保险发展势头最好的时候,全国也只有4•88%的粮食作物、6•98%的经济作物和1%的养殖业投了保,农业总承保率不超过5%。

3•商业化农险模式不适应我国农业发展的形势

中国农业产业的特点是规模小、分散经营。在这样一个市场化、规模化和企业化程度都不高的产业中,由商业保险机构来承保巨大的农业经营风险,必然发生商业利润动机和实际政策功能的矛盾。一方面,地方政府常把商业保险公司开办的农险业务看作是保险公司自己的事,盈亏与其无关。因此,对于农险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强。面对亏多赚少的农保业务,大大挫伤了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农险的热情。另一方面,全国能够提供农户灾害损失保险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数量不足,即使一些地方设立了合作性质的保障机构,也由于缺乏支持、实力单薄、管理水平不高而不具备应付较大风险的能力,对地方农业的保护效果不佳。

4•农业保险人才匮乏,业务质量受限

农业保险缺乏盈利性导致农业保险部门效益不高,人员待遇也较低,许多保险人才不愿意从事农业保险工作。如2000年,全国从事农业保险的专门人才仅为9000余人,平均每个县只有3人。如此单薄的农保人才队伍要处理好全国每年繁重的农保业务谈何容易。特别是展业、核保、勘察、理赔都是费时耗力的工作,没有足够的人手,应对门面工作都有困难,又如何能提高业务质量。而业务质量关系着农民利益和农险业务的深入。因此,农险人才的匮乏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则必然制约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二、解决我国农险发展问题的对策

1•改变现有不适合我国农业保险特点的组织体系和经营模式

我国的农险承保机构主要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一直实施着带有政策性的商业经营模式。实践证明,这样单一的、缺乏层次的组织体系和不符合我国农业保险特征的经营模式不利于我国农业保险的长远发展。借鉴国外的经验,高效率的农业保险应该是多层次、复合型的,并以政策为导向。具体地讲,一是应建立起由政府主办、政府经营的全国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并按农业经济区划设立下属分支公司。全国农业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和费率的制订,以及向其他经营农险的公司提供费用补贴和向农民提供保费补贴,并行使农业保险最后再保险的职能。而各级分公司则主要负责向所分管区域的农户进行风险管理的宣传教育、推广现行各项农作物保险计划,开发新险种,依据本区域具体情况调整保费率和农险计划;二是依据自愿、互助原则,建立政府支持下的县乡两级互助合作社,作为我国基层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合作社既可以依据本地区农业风险特征灵活设计承保计划,又可能促进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趋向一致,从一定程度上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但由于资金有限,承保大灾的能力不强,因此,需寻求理想的渠道对承保风险办理再保险,以完善职能;三是应以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补充。

2•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①财政补贴。借鉴国外的一般做法,政府给予农险的补贴主要有两类:一是保费补贴。如美国政府在2000年对农业保险投保人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其中,对巨灾保险补贴率为100%,对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多种风险的保费补贴率约为40%。我国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农业风险状况和农村经济水平,从财政资金中划出一定份额,用于投保农户的保费补贴,以激发他们投保的热情;二是业务费用补贴。美国的做法是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险额的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此外,美国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农险业务的费用也大约在险额的20%左右,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财政亦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补贴农业保险机构的费用支出。两种补贴的实施,将会有效缓解农险投保双方的利益磨擦,推动农险业务的顺利开展。②税收优待。我国目前对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除了免征营业税外,并未给予其他税收优惠待遇,这与农业保险风险高、收益低的状况极不相称,未能体现出税收的公平原则和调节功能。因此,应在一段时期内,一是适当减免经营农险的保险机构的所得税和其他税种;二是对农户收入中用于投保农险的部分从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三是地方税务局可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征收地方农业保险税,作为政府用于农业补亏抗损的资金。③利用救灾援助资金。我国是农业灾害繁多的国家,每年政府都会拨付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援助受灾地区。此外,每当有灾害发生时,政府也会通过民政部门组织社会各界进行募捐救助。如果能将这些救灾资金的部分划拨给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进行统筹规划,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必将得到较好的发展。

3•适当调整农业保险业务

应重点调整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保费费率和投保方式。首先,应适当拓宽承保的风险范围和地域范围,不但要承保低风险的类目和低灾害发生率的地区,还要承保部分风险较高的类目和地区,切实体现农业保险保安全的特点,在农户中树立起良好的业务形象。其次,调整保费费率。坚持的原则是:总体下调,体现差异。保费费率过高会挫伤农户投保意愿,特别是我国农户投保又没有财政的保费补贴,因此,对于收入本来就少的农户来说,投保农险的负担过重。建立新的农保体系后,整体下调农业保险费率是必要的举措。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的多样性,应区别不同风险设定差异费率。如,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农村大面积种植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一旦发生灾害,这些经济作物受损将导致的赔付率必定很高,农险公司就应针对农户投保的这些项目调低过去偏高的保险费率。另外,改变过去投保农业保险全靠自愿的方式,代之以自愿和强制投保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如水稻、棉花、橡胶等应实施强制投保,以保证这些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的长期稳定。对于其他作物,可以由各地政府依据本地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方式投保。但是,对于参加强制投保的农户应给予保费补贴,以获取他们对该项政策的支持。

4•加强对农业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一支素质合格的农保队伍

要建立我国农业保险的人才队伍,必须解决农业保险人才匮乏的根源问题:一是农业保险从业人员待遇低,人才流失严重;二是农险业务环境比较艰苦,工作必须深入广大农村;三是高校农险课程教育宣传农业保险的特点不够,许多学校保险类专业甚至没有设置相关课程。因此,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适当提高农业保险从业人员的待遇,争取达到全国保险类企业职工平均水平。农业保险组织也可以按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留职工工资基金,按月发放,年末根据实现的利润补足差额,若当年亏损或当年利润不足以补足差额,则可以向财政申请无息或低息贷款。第二,应强化对农业保险从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培养他们立足本职,勇于奉献的精神。同时,地方政府应对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农保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助,并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第三,教育部门应要求开设有保险专业的各大高校补充农业保险的相关课程并鼓励毕业生积极投身于农村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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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篇5

第一条为科学、公正、及时地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和农业部《主要农作物审定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市辖区内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主要农作物，是指《种子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农作物以及农业部和本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第二章品种审定委员会

第四条**市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市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

第五条品种审定委员会由农业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委员原则上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处级以上职务，年龄一般在55岁以下。每届任期5年。

品种审定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

第六条品种审定委员会设立办公室，负责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设主任1名。

第七条品种审定委员会按作物种类设立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两个专业组，专业组各由9人组成，设组长1名。

第八条品种审定委员会设立主任委员会，由品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各专业组组长，办公室主任组成。

第三章申请和受理

第九条申请品种审定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申请者），可以直接向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提出申请。

在本市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场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品种审定的，应当委托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国种子科研、生产、经营机构。

第十条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以及农业部确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实行国家或省（市）级审定，申请者可以申请省（市）级审定，也可以同时申请国家审定和省（市）级审定，也可以同时向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审定。

**市农林局（以下简称“市农林局”）确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由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从境外引进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转基因农作物品种的审定权限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申请审定的品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

（二）与现有品种（市品种审定委员会已受理或审定通过的品种）有明显区别；

（三）遗传性状相对稳定

（四）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

（五）具有适当的名称。

第十二条申请品种审定的，应当向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电话号码、传真、国籍；

（二）品种选育的单位或个人；

（三）作物种类和品种暂定名称。品种暂定名称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四）建议的试验区域和栽培要点；

（五）品种选育报告，包括亲本组合以及杂交种的亲本血缘、选育方法、世代和特性描述；

（六）品种（含杂交种亲本）特征描述以及标准图片。

转基因品种还应当提供农业转移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第十三条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在收到申请书2个月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者。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应当受理，并通知申请者在1个月内交纳试验费和提供试验种子。对于交纳试验费和提供试验种子的，由办公室安排品种试验。逾期不交纳试验费或者不提供试验种子的，视同撤回申请。

对于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予受理申请可以在接到通知2个月内陈述意见或者予以修正，逾期未答复的视同撤回申请；修正后仍然不符合规定的，驳回申请。

第四章品种试验

第十四条品种试验包括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转基因品种的试验应当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确定的安全种植区域内安排。具体试验办法由品种审定委员会制定并。

第十五条每一个品种的区域试验在同一生态类型区不少于5个试验点，试验重复不少于3次，试验时间不少于两个生产周期。

区域试验应当对品种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和品质等农艺性状进行鉴定。

第十六条每一个品种的生产试验在同一生态类型区不少于5个试验点，每个试验点的种植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不大于3000平方米，试验时间为一个生产周期。

生产试验是在接近大田生产的条件下，对品种的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等进一步验证，同时总结配套栽培技术。

第十七条抗逆性鉴定、品质检测结果以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测试机构的结果为准。

第十八条每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3个月内，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将品种试验结果汇总并及时通知申请者。

第十九条从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地区引进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在引进地已通过品种审定的，根据引种单位提供的引进地试验资料和品种审定证书，可缩短试验鉴定周期。

第五章审定与公告

第二十条对于完成品种试验程序的品种，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3个月内汇总结果，并提交品种审定委员会专业组初审。专业组应当在2个月内完成初审工作。

第二十一条专业组初审品种时应当召开会议，到会委员达到该专业组委员总数2/3以上的，会议有效。对品种的初审，根据审定标准，采用无计名技票表决，赞成票数超过该专业组委员总数1/2以上的品种，通过初审。

第二十二条初审实行回避制度。专业组组长认为可能影响初审结果公正性的，可以要求有关人员回避。

专业组组长的回避，由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专业组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申请者到会介绍品种。

第二十三条初审通过的品种，由专业组在1个月内将初审意见及推荐种植区域意见提交主任委员会审核，审核同意的，通过审定。主任委员会应当在1个月内完成审定工作。

第二十四条审定通过的品种，由品种审定委员会编号、颁发证书，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编号为沪品审、作物种类简称、年号、序号，其中序号为三位数。

审定公告在相应的媒体上。审定公告公布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

第二十五条审定未通过的品种，由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在15日内通知申请者。申请者对审定结果有异议的，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可以向品种审定委员会提出复审。品种审定委员会对复审理由、原审定文件和原审定程序进行复审，在6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并通知申请者。

第二十六条审定通过的品种，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可克服的缺点，由原专业组提出停止推广建议，经主任委员会审核同意后，由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

第二十七条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以及农业部确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审定标准，可依据农业部制定的审定标准，也可根据本市地方特点由市农林局制定。市农林局确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审定标准，由市农林局制定。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承担品种试验、审定的单位及有关人员未经申请者同意，不得以非品种试验目的扩散申请者申报品种的种子。

第二十九条承担品种试验的单位弄虚作假的，取消承担品种试验资格，并依法追究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从事品种试验、审定工作的人员弄虚作假、衔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在品种试验和品种审定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者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七章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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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需求分析；科技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6-0055-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江苏省各地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农业规模化、产业化进程。苏北、苏中土地流转率达到30%～40%，据沭阳统计，该县土地流转达到50%，规模经营面积达到60%，在苏南土地流转的进程更快，吴江县已在80%以上。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输出，泗阳县裴圩镇全镇约有70%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以前一对夫妻只能种几亩地，现在一对夫妻可以经营几十亩地到几百亩地，一个经营大户只要雇几个人，可以经营几千亩地；以前一户农户只能养几头猪，现在一个专业户可以养几十头到几百头猪，工厂化养猪，一个工人可负责2 000头猪。随着土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与传统的小农经营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经营方式不同，其生产的技术体系也完全不一样。传统的小农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作，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要求精耕细作，劳动强度大，产品整齐度差，其技术主要是长期生产过程中的经验。如陈永康的水稻生产经验就是传统的小农生产的技术典型。现代农业是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借助于农业机械化，只要少量的职业化的农民，劳动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低，产品整齐划一，是标准化的生产，它的技术体系是在综合各种环境条件，依据成本核算，科学设计出来的精确农业。因此在现阶段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过程中，了解掌握规模化、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技术需求，研究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技术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解决农艺与农机脱节问题

长期以来，农艺与农机的脱节是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大诟病。从事农艺科技的人员与农机设计者之间的沟通较少，搞农艺的不懂农机设计和生产的复杂，搞农机的也不了解农艺发展需求的不断变化。农机与农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农机与作物品种之间的矛盾，农机与耕作制度之间的矛盾，农机的单一性与农艺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农机的固定性与农艺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农机有限的可靠性与农艺较强的农时性之间的矛盾，国外农机与中国农艺之间的矛盾。农机与农艺的矛盾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且牵涉到农业部门和农机部门体制方面的问题。

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为农业机械化打开了发展的空间。农业机械正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过程。2011年中国农机化综合水平达到54%，“十二五”末要超过 60%，也就是说目前大多数的农业生产操作是由机器完成。而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又对农业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机化正深刻影响着作物品种选育方向、耕作制度变革方向、栽培模式改进方向。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日益从以生物技术为主向生物技术与机械化技术并重及轻简栽培方向转变。

当前，要从培育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作物品种，制定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研制适合农艺要求的农业机械等三个方面着手解决矛盾，推进农机、农艺融合。要立足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需求，大力研发推广增产增效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机化技术。针对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战略需求，以基本实现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经济作物关键环节机械化为目标，重点突破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等机械化技术瓶颈，形成适宜不同区域、农机农艺融合的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针对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重点研发推广果蔬茶、设施园艺、设施养殖、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等领域关键技术与装备。针对丘陵山区种植制度多样、规模小、种植分散的特点，大力研发推广小型、轻简型农机化技术与装备。针对促进节能减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研发以精准变量作业技术为核心的高效农机装备，加快普及保护性耕作、旱作节水、土地深松、秸秆还田、高效施肥施药等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节地农机化技术。

三、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需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主导产业技术支撑体系

近年来，农业新的经营主体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私营农场、种养大户不断发展壮大。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延伸产业链，其生产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多个环节。产前品种的选择、农业生产资料等投入品的准备，产中育苗移栽、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产后的产品收获、加工保鲜，每个环节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需要多项技术的配套。沭阳种粮大户滕云飞，以前水稻曾达1 400斤亩，现在只有1 000斤左右，小麦曾达1 000斤，现在只有700斤，产量越来越低，问题出在秸秆全量还田上，技术不过关，播种质量差，田间发酵严重。还有一个食用菌合作社，夏季日产草菇四五千斤销往上海，就是解决不了采后运输过程中的“开伞”问题，使得效益大降。产业链上的技术“瓶颈”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大障碍。而单项技术的推广又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生产上因技术不配套而影响产业发展的现象屡有发生。因此，加快构建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对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环节提供技术支持，成为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保证。

长期以来，我们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侧重于单项技术突破，解决生产中的某个关键技术问题，产生的科技成果在生产中应用往往受到其他条件的制约，转化效率低，推广时间长。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整合多方面的科研力量和科技资源，建设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各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产业技术支撑体系。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是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是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的重大创新。要认真梳理产业技术需求，完善产业技术链条，突破关键技术，快速形成一批能支撑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体系。重点开展优质高效粮棉油生产、现代设施农业、生态规模养殖、循环农业、观光农业等技术体系研究。根据产业发展特点顶层设计好各个技术环节。充分利用省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的调节作用，推动跨行业、跨区域、跨领域科研力量协作，纵横交错，协同配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三大领域主要科技需求和技术体系构架

（一）粮棉油生产

粮棉油生产面广量大，由于不同作物的特殊性，机械化水平发展不一。稻麦机械化水平最高，油菜、玉米次之，棉花、甘薯、花生等作物还在探索之中。秸秆利用难度依然较大。要积极探索利用机械化进行深耕深松、精量播种、精准栽培、均衡施肥、地膜覆盖、保护性耕作、统防统治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1.水稻生产。移栽水稻：（1）选育优质、高产、多抗粳稻品种，特别是要抗水稻条纹叶枯病、抗倒伏。（2）适合机械化栽插的工厂化育秧技术。（3）机械化栽插的高产农艺要求。（4）高效农药及植保设备研制。（5）水稻机械化收割、烘干。（6）秸秆还田技术。

直播水稻：（1）选育适宜直播的水稻品种，主要对生育期有严格要求。优质、高产、多抗粳稻品种，特别是要抗水稻条纹叶枯病、抗倒伏。抗除草剂水稻品种。（2）机直播技术及农艺要求。（3）直播稻田的除草剂应用技术（直播稻杂草是一大难题）。（4）其他同移栽水稻。

2.小麦生产。（1）选育适合当地种植的高产、优质、多抗小麦品种。抗除草剂小麦品种。（2）一次完成碎秆、灭茬、开沟、施肥、播种、镇压等项作业。难点是一播全苗。（3）除草剂应用技术。（4）小麦机械化收割、烘干。（5）秸秆还田技术。

3.棉花生产。（1）选育早熟、适合机械化采收的棉花品种。高产、优质抗虫棉品种。（2）机械化高效育苗、移栽技术。（3）机械化直播地膜覆盖技术。（4）适合机械化要求的化控技术。（5）适合农田使用的高效农药及植保设备研制。（6）机械化采收设备研制。（7）秸秆处理装备研制。

4.油菜生产。（1）选育适合本地栽培机械化采收的高产、“双低”、抗病油菜品种（株型紧凑、抗裂角、抗倒伏、菜籽成熟趋于一致）。（2）直播技术、除草剂使用技术。（3）育苗技术、机械化移栽、合理密植技术。（4）机械化收割、烘干。（5）秸秆还田技术。

（二）规模养殖

规模化养殖的技术需求主要在养殖设施的建设、设备的更新和畜禽粪便的处理上。

1.规模养猪。（1）优良种猪的选育。（2）现代化猪场的选址、可移动、不固化土地猪舍的建设。（3）“猪―沼―菜”种养结合循环技术。沼气发酵技术，沼液的输送肥田技术。（4）生态发酵床养猪技术。（5）母猪繁育技术。提高繁殖系数和仔猪成活率。（6）饲料加工和营养配方技术。（7）疫病防治技术体系。（8）猪场监控技术及装备。

2.规模养禽。（1）优良种禽的选育。（2）养禽场的选址。（3）养禽场的建设、设备的研制和创新。（4）网床养鸡技术。（5）林地规模化生态养鸡技术。（6）孵化繁殖技术。（7）疫病防治技术体系。（8）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

（三）园艺作物

园艺作物用工量大，种类繁多，特别是丘陵山区的果树生产，地势高低不平，种植模式多样化，给果树机械化生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产品的保鲜加工是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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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保险改革的背景下，农业保险的试验因为缺乏明确的业务定位和足够的政策法规支持，其业务大大萎缩，这场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的农业保险试验即将走到尽头，迹象表明，农业保险试验的主力人保公司在紧锣密鼓的“股改”筹备中，有可能撤出这块“试验田”，另一家从事农业保险试验并有不俗表现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CUPI 1986年成立的时候叫“新疆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虽然由地方性公司变成全国性公司，但并没有在全国推展农业保险的意思。农业保险试验前景不容乐观，但这两家公司从事农业保险试验的成就和功绩是应当肯定的，它留给我国保险业界和学术界诸多宝贵财富，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和探讨的。我们需要在21年试验的基础上，认真和思考，探讨新的符合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的道路。

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农业保险实验的成就

1.农业保险试验范围遍及全国，先后试验和开发了60多个保险险种。

PICC的农业保险实验是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展开的，只是各地试验的规模不大。在缺乏损失经验和经营技术的困难条件下，PICC根据全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风险环境先后开发和试验过60多个农业保险险种，涉及各地的主要农作物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烤烟、油菜、花生、瓜果、大棚蔬菜等，主要家畜奶牛、耕牛、生猪、兔，主要家禽鸡、鸭，各种淡水和海水养殖项目鱼、虾等，还试验过一些特种养殖动物的保险，例如梅花鹿、鸵鸟、水獭养殖保险等。这些试验有多重风险保险，有特种风险保险，承保的具体风险事故包括农业的主要灾害旱灾、水涝、台风、冰雹、畜禽的各种疫病和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

2.农业保险在提供风险保障的同时，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对农业进行现代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

农业保险的实验是在我国农业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这个重要时期进行的，它对支持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也对推广和现代技术成果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不过，实事求是地讲，PICC的农险试验，其保障范围不广、保障水平不高，即使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1992年），农业保险承保面不过占可保面的约5％，其中，承保的粮食作物面积1120万公顷，占其当年播种面积的11％，承保作物233万公顷，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18％，承保森林800万公顷，占森林面积的7％；承保水产养殖2.6万公顷，占水产养殖总面积的14％。就农作物保险和家畜家禽保险来说，其保障水平最高不超过70％，有的低于50％。对那些参加保险并且遭受灾害的农民来说，他们所得到的保险保障是具体的实在的。不过参加保险的农民太少，从总体上来说1992年全年8.7亿元（包括PICC和CUPI的赔款总额）的补偿对全国数百亿上千亿的农业灾害损失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刚刚独立面对市场从事市场化和产业化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持续的农业保险试验所进行的补偿，却是对农民进行了最实际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

3.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人才。

农业保险的试验对于经营保险历史不长的中国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当时保险公司不仅缺乏农作物的损失经验和完整的气候、地理和各种饲养动物的疫病资料，甚至对于农业保险标的和农业生产的特点都不大了解，直到1987年以前，各地进行农作物和饲养动物保险还是采用全国统一的费率，这种费率的制定甚至不是以损失经验而是以农民交费能力作为重要依据，也没有比较规范的保单。在防灾防损以及防范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也缺乏经验，据我们1993年在某些地区的调查，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超过30％。据统计，1995年以前，PICC农业保险试验经营的累积赔付率（基于净保费）高达109.26％，加上管理费（假人按30％计算，实际上没有具体规定或准确的核算资料），累计赔付率是139.26％。但是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他们因地制宜地开发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险种，制定了一系列保单范本，在统一规范保单主要条款内容的前提下，根据各地风险的差异实行了差别费率，并积累了不同地区的损失经验，也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程序，有效防止道德风险。

在21年农业保险的实验中，PICC和CUPI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据了解，PICC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员工最多的时候有8千多人，占PICC全体业务员工的13％。尽管目前这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转做其他保险业务，但无论如何这支队伍是从事农业保险的骨干，他们从事农业保险的热情和积累的业务经验是宝贵的财富。

4.进行了组织经营制度的多种尝试。

在农业保险的实验中，保险公司为了寻求符合农业保险特殊性的能使农业保险摆脱亏损困境的组织经营形式和制度。先后在各地进行了多种尝试。政府部门也在一定范围参与了政策性经营，根据笔者所做的调查和概括，出现过或现存的组织经营模式大约有以下几种：

（1）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商业性经营。

商业性保险公司的准商业性经营是PICC在近20多年农业保险试验过程中采用的主要经营模式，具体来说，就是由PICC的各所属营业机构直接向农户或农业出售农业保险单。农业保险至今也没有正式被命名为政策性保险，它一直是被当作准商业性（或准政策性）业务来对待的。考虑到人保公司整体的经济效益和政府对农业保险这一块有一点政策支持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农险实行内部单独核算。政府的支持政策主要是允许这部分业务免交营业税。

（2）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合共保进行带有一定营利性的经营。

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合进行农业保险试验经营，这是PICC根据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是道德风险防范、覆盖面扩大、成本控制、理赔难度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政府的支持下就开始探索的新模式。开始是依靠县（市）政府组织展业，保险公司办理具体业务，后来逐步发展为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合共保，实行“政府组织推动，人保公司具体办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舟共济”。例如，湖南省1991年在全省11个县试点，当年联合共保业务收保险费941万元，支付赔款333万元，平均赔付率35％，积累农业保险风险基金420万元。1992年在全省53个县、市推广。这一模式将县以下的种植业险、养殖业险、农村家财险、拖拉机险、乡镇企财险和农村短期人身险捆在一起，实行单独立账、独立核算，责任按五五分担。当年的保费收入减去赔款支出、税金和按规定提取业务管理费用后，结余部分当地政府与人保公司各占50％，由人保公司统一专户储存，留作地方专项保险基金，如发生亏损，也五五分担。

这种模式把地方政府和人保公司和投保农户三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以农村保险业务的结余来弥补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业务一度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一两年的经营状况并不能说明问题。1993年，湖南遭受大水灾，一些县把两年积累的农业保险基金全赔光，仍无法全部兑现赔款，县政府拿不出资金来承担应付的赔款，只好由县人保公司向省公司拆借。问题显现出来：县政府可以共盈，但无法共亏。这一模式不久夭折。

（3）由地方政府或其部门所进行的政策性经营。

这种模式是由不同的部门和地方政府试验的，有多种外在组织形式。

其一是民政部门选择了若干个县经营过10年的农村救灾保险。试点县的初始资本金是由民政部一次性拨给的，每县50万元。有条件的地方，县财政也给予适当的资助和补贴。所以这实际上是政策性保险。为了应付大灾之后超过一县赔付能力的巨额赔款，每个试点县，也提取15％的保险费收入上缴省民政厅和民政部，以便进一步建立省和中央两级保险基金，从而能形成不尽规范的再保险。农村救灾保险承保的业务范围除农业保险外，还包括农民的房屋和人身。救灾保险比较强调“救灾”，所以保障水平较低，原则上只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

其二是CUPI所经营的农业保险，尽管该公司是商业性保险公司，但其农业保险业务是政策性的。该公司的初始资本金主要是由财政逐年拨给的6000万元，兵团也逐年补充一部分。到1990年总准备金就积累到8900多万元。作为政府的另一种政策支持，农业保险业务享受免税待遇。CUPI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另一些特点包括他们对兵团种植的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牲畜和农业机械实行强制保险（长期全面统保），其他农场上的保险标的允许自愿投保。在内部组织经营中，实行公司与场、团（兵团的独立核算单位）“受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办法，即种植、养殖业保费扣除必要的业务管理费之后，各得50％，出险后各负50％的赔偿责任，以加强生产者的经营管理责任心，同时调动场、团的积极性，解决理赔的困难。

其三是上海市政府委托农委与人保上海分公司合作经营的农业保险。这种模式是从 1991年开始试点的。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市政府成立了单独的机构“上海农业风险基金委员会”（目前名为“上海市推进农业保险委员会”）。政府组织推动，人保公司办理。将原来商业性的农村建房保险划归农业保险范畴，以农村建房保险的节余来补种养两业险。农业保险实行单独立账，独立核算，由地方政府组织推动，实行区域性“统保”（带有行政性的强制色彩）。市、区（县）给予部分险种一定的保费补贴。财政部门对纳入农业保险经营范围的险种（农作物、饲养动物和农民建住房险）免征一切税赋。13年来，上海的农业保险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和人保上海分公司的支持下，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业务规模不断拓展（例如2002年，水稻的承保面积达到种植面积的84％，生猪承保比重达到50％），有效地分散了农业生产风险，对稳定农村经济、调整农业结构和推广农业新，乃至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积累了农业保险风险基金1.7亿元，可以应付全市一场相当规模的农业自然灾害。上海的农业保险改革是全国近20年农业保险试验中比较成功的范例之一。

其四是PICC新疆分公司创造的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结余留在当地保险公司作为当地的农业保险基金的模式，一种在商业保险公司内部“切块”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形式。这种新模式是从1991年根据人保总公司的要求开始试办就开始策划和操作的。鉴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的不可行，也鉴于新疆农业保险的空间十分广阔，他们创造出如下制度性的框架：①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行内叫“两业险”）单独立账，单独核算，并合理划分综合费用；②建立省、地、县（但以县为主）的三级农村专项保险基金，灾害损失的补偿实行超赔分保；③经营两业险的年度结余不作为保险公司的利润留成，而主要留给县上，大部分进入县级风险基金，少部分给地方政府和县支公司用于防灾投入和基础建设；④为防止逆选择，扩大保险覆盖面，依靠县、乡政府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统保，县政府适当补贴保费；⑤自治区政府不仅从行政上支持农业保险的开展，而且给予部分税赋免征的优惠。新疆的农业保险业务保费规模连续多年超过1亿元，约占PICC系统农险保费收入的四分之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生产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对“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疆的农业保险改革试验也是比较成功的范例之一。

（4）农村保险相互会社的非营利性经营。

1990年，河南省通过在该省新郑县试点，创建了中国的保险相互会社——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并很快在全省推广。保险相互会社是一种被保险人自己组织，共同出资，相互保险，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组织。河南的互助会是依靠县、乡、村力量的帮助建立起来的相互保险组织，实行“独立核算，资金留存，以丰补歉，结余留会”的经营原则。经营的险种除农作物和牲畜外，还经营农户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人身保险等险种。考虑到经营技术和人力方面的困难，互助会的业务由县的人保支公司代办。同时将30％的保险责任以成数再保险的方式向人保支公司分保。地方政府对其试验免除营业税、所得税和利润调节税等全部税赋。这种制度形式只坚持了六、七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停办了。

（5）农村保险合作社带有营利性的经营。

合作社是世界各国保险事业的一种重要和有效的形式。尽管我国《保险法》上所列的保险公司形式只有国有独资和股份制保险公司，但保险合作社在我国实际上是存在的。农村保险合作社（实际上是股份合作）是农民集资入股（也有其他单位包括保险公司入股）组织保险资本，经营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企业。保险经营的地理范围一般是农民所在的乡、村。业务范围除农业保险外，也经营一些财产和人身保险。就笔者所了解，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太原北郊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是其中之一。该合作社成立时的股本，农民占20万元（每产5元），区财政占20万元，乡镇企业占25万元，人保公司占60万元。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如果当年有结余，社内进行分配，除扩大保险基金外，还拿出一部分作为股息分红。为了分散风险，减小责任，合作社还向当地人保公司寻求再保险，分出30％的保险责任。广东省广州市1989年也曾在郊区的万顷沙镇试办过一个类似的受到政府支持的农村保险合作社。

农业保险试验的困惑与矛盾

21年的试验中，各级政府、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群众，都参与其间，上面介绍的各种组织经营制度，大部分都消失了。PICC保留下来的只有准商业性经营和PICC上海、新疆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的政策性经营。而仅存的经营模式以及试验业务正面临着危机。因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农业保险的试验，遇到了一系列困惑和矛盾。

1.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产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入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3，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2.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入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产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700公斤水稻，毛收入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3.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

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忧，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保障制度研究》p97—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4.在较大范围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与范围试验狭小的矛盾。

保险的数理原理就是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有大量风险单位投保才可能分散风险。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比较大，而大多数农业灾害，例如水灾、旱灾，一个风险单位有时包括数县以致几省，要在空间上分散风险，必须在较大地域甚至全国建立这种保险制度。逢甲大学著名保险学教授方明川先生，曾经否定了台湾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一个议案，其主要理由就是台湾地域狭小，就一个风险单位，一次台风全岛都会受灾，在这一个风险单位里，承保的农户越多，风险越集中，保险的分散风险的机制完全不能发挥。这也正是我国有的地方仅仅一乡一村或一县进行农业保险试验，赔付率极高的主要原因。

5.在较长时间里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与农业保险实验在一个地区不连续的矛盾。

局部地区的农业保险试验由于风险的相对集中造成的高赔付率，使进行试验的商业保险机构不得不在继续亏损经营与放弃试验之间选择后者，从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角度，放弃非效益险种无可非议。但农业保险在各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试验，从另一个角度又违背了风险分散的原理。因为农业风险的周期性，要求农业保险实验必须连续多年进行，以便农业保险风险能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进行分散，同时完整记录和积累风险损失的经验资料，为正确厘定费率创造条件，美国的农业保险的实验从1939年起持续进行了41年才正式在全国推行，试验期间尽管也因经营亏损严重，几度被国会要求停止试验，但最终的坚持为其整个农业风险管理的化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6.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与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的矛盾。

从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来看，都是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的政策来推行的，尽管这种政策目标有差别。对发达国家来说，农业保险是其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通过农业保险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农户收入保险，来减少农户收入的波动；对发展家来说，则是要通过农业保险，使农业生产在遭受灾害后能迅速恢复再生产，保障农业的持续和稳定增长，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农产品。我国虽然还没有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试验的目的主要是后者，同时还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在农业保险风险高费率高，而农业生产和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户的相对低收入，以及农业保险的投保人较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的条件下，上述政策目标与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性质的尖锐冲突就不可避免，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商业保险公司打算退出农业保险的实验经营也就不难理解。

实践表明，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多数险种来说，纯商业化经营的路是走不通的。这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出的与国际农业保险界同行相同的结论。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低，对于多数的农业保险险种来说（当然，也有少数险种，如农作物雹灾保险、火灾保险以及一些某些商品型较高的设施农业项目的保险等），并不存在着一个完全的农业保险市场。它表现在，一方面，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总之，想仅仅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目标，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另辟蹊径，重塑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新制度。这种新制度包含的之一，就是政府量人为出，通过对农业保险的某些险种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提供支持和行政支持，使农业保险的某些险种成为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将农业保险变成为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工具之一。

建立中国农业政策保险的制度模式选择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述两种经营模式也许是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

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

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入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入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 （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电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除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外，也可以允许其他经审批的商业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包括外国再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以便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少农业保险直接保险人的风险责任，提高直接保险人的承保能力。

第八，农业保险的举办需要各有关行政、事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进行农业保险区划、厘定保险费率以及各种扶持政策的落实都不是农业保险公司一家所能办到的。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的开办，如展业签约、查勘定损、理赔兑现等工作也都需要县、乡行政部门的组织、协助和推动。

第九，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先制定和颁布有关法规，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

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和总的原则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就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2.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 （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以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第六，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要为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其它国内外商业性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可以向其提供再保险，再保险可以采取自愿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一定范围的法定分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