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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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学；人文精神；淡化

[作者简介]朱翠贞（1971—），女，江西中医药大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张卫平（1972—），女，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文化传播。（江西南昌330004）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学融入中医学人文精神培育的研究”（JC1438）

古今中外，医学是最具人文精神的一门科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实现阶段性的跨越，医疗机构有着过去无法提供的医疗技术服务，但在人文关怀方面却饱受批评。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文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医乃仁术”四字足以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底蕴。近年来，中医学人文精神也在淡化。

一、中医学人文精神淡化的成因

中医学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其“以人为本”的贵生思想、“仁爱救人”的崇高品格、“济世救人”的善行，“治未病”的养生术，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文精神在医学本身、医者素质与行为的具体表现。[1]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医学人文精神已“缺失”，我们认为是“淡化”，淡化的成因有下。

（一）社会转型

中医学人文精神的淡化，与当今的社会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引发人们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过去相比，物质利益首位、功利主义至上、享樂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感弱化。社会转型期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包括从事中医工作的相关人员，在临床实践中，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忽略人文关怀，淡化了中医学“天然”具有的人文属性。同时，患者因社会变化观念随之改变，加上信息不对称，在技术上和道德上对医务人员有过高要求，医方为自保，会弱化人文关怀。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迁

按说，中医单凭“望闻问切”，就比较有人情味。然而，每次面对病人，既要检验医生的专业技术，还要考核医生的经济核算能力，尽可能使自己和医院的利益最大化。我国当初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趋势是政府逐步减少对医疗卫生支出，鼓励医疗机构通过临床医疗服务，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医疗机构则按国企改革方式，采取科室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开单提成的做法，并对医护人员实施激励机制，导致医疗机构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面对病人时，不再以病人为中心，把创收和效益放第一，必然淡化人文精神。

（三）技术导向

西医传进中国后，用西医的科学标准来注释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地位日渐衰落。然而，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具有包容性。西方不承认中医的科学性，但中医渐渐接受了现代医学的技术，在“望闻问切四字，诚为医之纲领”之外，运用了多种技术。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医者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2]中医的医务人员大量运用技术，无形中会弱化中医学天然具有的人文精神。

（四）教育缺失

“人文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除了环境的熏陶、实践，还需教育。首先，国学教育的缺失。国学本身就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却因近代东西文化碰撞中衰落，国学教育一度在我国各级教育退出，包括与国学无法切割的中医学教育。其次，人文科学知识教育的缺失。现在许多高校注重人文素质教育，但开设的人文科课程比例太少。中医院校在高等教育大环境下，也是如此。拿我们所在的院校为例，中医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学时分配中，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占72%左右，通识课程占28%左右，人文科学课程又主要包含在通识课程的思想政治类课程中。

二、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的意义

探究中医学人文精神的淡化，是要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

（一）有益于医者个人素质提升

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有益于医者个人素质提升：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医者综合素质，而综合素质的提升有利于专业素质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医者理性面对自身的内心世界，如何为人、做事、面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中医学人文精神淡化，是医患矛盾的原因之一，并因医方的强势地位，不太关注医者自身的压力、矛盾、困惑。实际上，每位医疗工作者除了是医方的一员，面对患者，还要面对自身的工作、生活及其他。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医者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从中体验到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并从灵魂深处获得幸福。

（二）有益于患方

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信奉“医乃仁术”信念，让患者在充满仁爱之心的医疗环境中，有益于病情的恢复，甚至有利于患者家属的身心健康。中国自古就把医学定义为“仁术”，晋代杨泉在《论医》中写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并要求医者对病人要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做到“普固一等，皆如至亲。”“仁爱救人”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崇尚的精神，也是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有益于中医药事业发展

从事中医的医者，除了对专业技术精益求精，还需学习中医药文化，实践中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张效霞先生曾指出：“研究中医药文化，就是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以及名家风范……从而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3]

（四）有益于推进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

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它以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终极目的。[4]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不仅仅指向医方，还是全社会的。每个人、每个群体是被现行制度塑造的，又可以塑造制度。当今中国已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现代中国的健康事业需要中医药有新的运行模式，这就需要在推进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过程中，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实现对人的关愛和尊重，构建和谐社会。

三、扭转中医学人文精神淡化的途径

中医学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倒逼中医学人文精神淡化现状的改变。

（一）拓展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中医是我国传统医学，西医进入中国后，才称之为“中医”。传统的中医学人文精神如前所述，“医乃仁术”是其精髓，“以人为本”、“仁爱救人”、“济世救人”、“治未病”是其具体表现。进入21世纪，如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发展中医药事业，也要拓展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理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融入科学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二）加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

2016年底，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利于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鉴于中医药的实际弱势地位，还需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度、财政上的大力扶持，协同相关部门及行业支持中医药事业，不断优化发展中医药的环境。

（三）倡导中医学人文精神教育

首先，加强中医学各层次的国学教育。因国学教育在中国的断层，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也未能接受简单全面而系统的国学教育。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掌握国学精髓，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医药文化，中医学人文精神。中医院校的大学生、教师，医者及相关人员，都需接受一定的国学教育。其次，中医院校开设中医学人文精神的相关课程。当前许多高校的通识课主要是思想政治课程，人文精神教育不完全等于思政教育，还要开设更多的人文类课程。再次，医者继续教育中要包含中医学人文精神培育。医者经常参加各种培训，但主要是技能层面。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人文精神的不同内容融入继续教育中。

（四）全面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

对大众而言，往往只想到医者需要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其实，对于曾经是医学生的医者来讲，大多怀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去治病救人，只是在实际工作中，慢慢淡化了内心的信念。因而，要全面弘扬中医学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医者在医疗临床实践中实现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的理念，医疗科研者在发明创造中也要倾注这一理念，政府部门管理者在医疗卫生制度的制定及规划过程中更要遵循这一理念，唯有如此，才能营造一个良性的人文环境，医者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服务于百姓的健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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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弱化

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及英国医学委员会(GMC)提出要加强医学生人文社会学教育。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研究所MIME)公布《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GMER)，提出7种核心能力，其中4项与医学人文素质有关。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制度规范都对医学生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然而在现实中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医学人文教育存在明显的弱化和缺失。首先是在课程的设置方面，本科生教育大体学一点医学伦理学、医患关系学和社会医学等课程，研究生医学人文教育更是弱化或缺失的。在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上，存在着人文选修课相对较少且范围狭窄的问题，并且除政治哲学课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课程很少。西方的医学课程基本由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和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人文医学课程占总学时的比重，美国多达20 %25% 。其次师资力量薄弱，授课的教师基本上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老师，普遍缺乏跨学科、跨专业背景，不具有较为系统的医学专业知识，师资结构不够合理，临床医师从事医学人文教学的较少，也导致理论联系临床偏弱，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再次大多数学生对于此类课程的重视程度明显弱于医学专业课，仅仅是应付考试。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医学人文教育在高等医学教育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医学人文课程属于附属课程，医学人文教育效果缺乏检验的手段，仅仅通过考试很难评价培养出来的医生是否具有医学人文精神。

2 充分认识医学人文教育的紧迫性

医学人文教育成功与否，对于医学生成为合格的医生、成为一名良医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其紧迫性随着医患关系日趋恶化而愈发凸显。高等医学的人文教育要始终把握医学人文的核心价值观，要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尊重生命，要维护生命健康的基本权利。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当前医疗情况下，弘扬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应是把医学人文精神转化为人文医学。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不是“态度好”，而是“想方设法治好病防好病”。当今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冲击医学人文教育，医疗服务商品化、诊疗手段物化、医患关系经济化、医学人性淡漠阻碍了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提升。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呼唤高水平的医学人文教育，必须通过医学人文教育促进医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交叉融合。现代医学模式下医生角色由单纯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要转变成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保健方案决策者、健康知识传播者、社区健康倡导者、健康资源管理者的“五星级医生”，要达到此要求任重而道远，医学人文教育在此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作用，其紧迫性由此可见。

3 培养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的医生是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纵览中外医学发展史，医学的宗旨无一不是救人性命，祛除病痛，促进健康。中国古代医学家将医学视为仁术。药王孙思遂《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则说“无论至于何处，遇男与女，贵人及奴蟀，我之唯一口的，为病家谋幸福”。美国医生Trudeau E.L.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些都体现出医学人文与医学科学密不可分，医学人文是伴随着医学科学的出现而产生，深深植根于医学中，医学人文与医学科学相得益彰，没有人文的医学是没有灵魂的医学。对于从事医学职业的人来说，不仅要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更要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医德医风。对于正在校园学习的医学生，不仅需要学习医学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加强医学人文方面知识的修养，努力塑造从事医学专业的基本品行和道德规范。

4积极探索医学人文教育的有效途径

4.1充分认识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医学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人文教育可促进医学教育的日标形成。医学人文可弥补和修正现有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课程设置和医学文化的缺陷。高等医学院校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意义，提高认识，把握医学人文教育的方向，营造医学与人文并重的校园育人氛围。医学院校的教师、医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要将医学人文教育贯穿在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医学生要有提高自身人文素养的觉悟，要重视人文知识的摄取和实践。

4.2改革医学人文课程体系建设

要切实制定切合医学教育实际的医学人文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构建医学人文课程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医学人文教育教学的方法与手段，重视教学中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要着力改变现在单一的由人文专业教师授课的现状，多举办名医大家讲座，以其从医的心路历程感染学生。

4.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相辅相成、结构合理的医学人文教师队伍，专职人文教师要多了解医学相关专业知识，要与临床医师保持密切联系，关注临床实践中的人文问题，探讨解决方法。同时要建立一支以临床医师为主的兼职教师队伍「8〕，开设专题讲座，进行专题培训，切实提高医学人文教育教学针对性，强化医学人文素养在临床工作中的重要性。

4.4加强医学生临床实践中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

医学人文素养是通过临床实践体现的，临床教师、医师在带教中要率先垂范，在治疗过程中尽可能减少病人痛苦，外科手术如何减少病人损伤等，这不仅是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运用，更是一种关爱病患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医学人文教育还可通过专业人士和志愿护理人员的活动进行，如在医院或社区，艺术家和公众志愿者与患者一起，利用艺术、音乐或回忆疗法，以及健康运动等，将艺术与人文有机结合。临床实践中的言传身教、耳濡口染是医学人文教育以及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最为重要的环节。

4.5将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

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在医学研究生教育阶段尤为明显，这也是现阶段医学教育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思想政治教育不等同于人文教育，但是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的医学人才。

4.6构建和完善医学人文教育评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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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世救人、仁爱为怀。中国古代名医皆主张医本仁术，把“仁”作为行医的指导思想，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所谓“仁”及“爱人”，医学为“生生之具”，其目的就是仁爱救人，此谓“医儒同道”。正如《灵枢・师传》所指出：掌握医术，即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各亲，德泽下流……”。古代医家以“济世救人”作为崇高的社会职责，其间也包含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

以诚待人，心术纯正。中国古代医家强调“泛爱众”，对待病人要普同一等，一视同仁，表现在医疗态度上，不论贫富贵贱，老幼美丑，都要作“至亲之想”。正如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之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以施恩者自居，更不得利用医疗职业谋财、猎色，充分体现了对病人尊重的思想。明代医生龚廷贤严厉谴责那些对于贵贱贫富之病人不能平等相待的医生，指出：“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我为厚薄哉？”

淡泊名利，清廉淳正。中国古代名医以“仁爱救人”为崇高目的，注重自身道德修养，淡薄名利，坚持欲救人而学医者可，欲谋利学医者不可的胸怀，在医疗实践中表现了清廉淳正的优良品质。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明代医学家李中梓著《医宗必读》，指出作为医生须做到：“宅心醇谨，举动安各；言无轻吐，目无乱视；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掉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三国时董奉，“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病愈者，使栽杏一株，如此数年，计十万余株。”造就了令人称道的“杏林春暖”的医德佳话。

二、优秀传统医德规范对构建当代医患关系的启示

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的一个道德规范，以善为标准，追求诚信的正当，也是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特点之一。当今医疗实践中，医患关系建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其关系形式是诚信关系。从患者角度讲，应充分相信医方，包括思想和技术上的信任。只有充分相信医方，才能自觉地配合医生，真实详细地反映病史、病情，严格遵守医嘱，为医生正确诊疗，尽早战胜病痛，恢复健康打下基础，否则容易造成误诊或影响疗效，从而进一步加深不信任，使医患关系恶性循环，也使患者本身的利益受到损害。从医方角度讲，应该正确看待医患关系，充分信任患者。医患关系有契约的性质，体现在双方在伦理和法律地位上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但不能将医患关系归结为单一的契约关系。因此医方应充分信任患者，以诚相待，兢兢业业为患者服务，以真诚热情的服务取信于患者。反之，如果认为患者对医学一无所知，人为将患者置于不平等的被动服从地位，忽视患者心理、社会、家庭等一些非技术性因素影响，滥用权力、草率诊治，势必造成医患关系的扭曲，医患矛盾的突出。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条件的变化，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深入，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经济人”的身份被广泛认同，传统医患关系从较为朴素的人伦关系逐渐被物化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在成本与趋利原则的支配下，医疗越来越演变为可购买的商品，围绕健康与疾病的需求，医患关系具有了经济合同关系的性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将医患关系定义为经济合同关系，对于确定医患关系平等、公平、合理性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定性是不够全面和完善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之上又应超出经济关系的范畴，既包括经济交往一面，更渗透着人道主义、福利公益、人文关怀的一面。单纯强调医患关系的经济关系一面，必然导致医患之间讨价还价，以及医疗行为的极度商业化，相伴随道德层面遭受谴责的“以医谋私”行为就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一些医院和部分医务人员过分强调经济指标和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做出一些违背医德基本原则事情的深层原因。

在引发医患关系矛盾的各种因素中，无论是经济层面上的医疗资源相对贫乏、分配上的不尽合理，还是技术层面上“独断”观念和体制的制约，都要求我们不仅要从医德教育、完善技术、规范制度、树立良好行业形象之外，还要从深层次上凸现医学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从传统医德规范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医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使它不但承载着对生命现象、生命过程的认识和研究，而且担负着对社会文化价值的责任。因此医学发展过程中始终渗透着人文精神，包括着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命质量的关注。如果医学不再承担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医学家也不必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医学教育也不必注重医学人文精神的话，必将导致医学发展的异化，技术的至上主义盛行，在此模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只会注意疾病而不注意人，缺少人文关怀，这也是导致目前医患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在我们的医学继续教育中，应该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教育，帮助和促进医务人员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使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职业道德理念，充分体现医学的人文精神，最终达到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统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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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生；人文品质；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 R-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2（b）-0051-04

Statu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doctors humanistic quality

XIONG Wei GUO M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lin Medical University， Jilin Province，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doctors humanistic quality in Jilin Cit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rder to provide med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human development， building "green medicine" system and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Jilin City. Methods 774 clinicians in 8 general hospitals of Jilin City were enrolled for survey from June to December 2014. Questionnaire was used fo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two parts of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doctors humanistic quality assessment scale. Humanities quality of doctors was scored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scoring rate of doctors humanities quality in Jilin City was 75.3%. Different titles， job category， concerns of organizatio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continuity had influence for doctors humanities quality score，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ncerns of organizatio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continuity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octors humanistic quality （P < 0.01）. Conclusion Doctors humanities quality in Jilin City is below average level （

[Key words] Doctor； Humanistic quality； Status investigation

医生人文品质是指医生经过规范化的教育培训而形成的，能通过医学人文服务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的专业特征[1-2]。随着现代医学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的转变，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不只是没有疾病，而必须是生理、心理、社会的适应状态，其中，心理在健康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医学本身的自然科学研究，更应该关注医学工作者及社会对医学工作者的价值态度。在这方面，医学伦理学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而医学人文精神自然成为了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自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将“医师人文关怀素质”的要求纳入了医学教育的七个基本核心后，国内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3-5]。与此同时受医学人文培养模式及人文教育效果等因素的影响，群众就医需求与医学服务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众多群众对医学服务的“失人性化”表示出强烈不满，甚至对医生人文品质也提出了质疑[6]。因此，了解掌握临床医生人文品质现状，通过统计学分析找出影响医生人文品质的相关因素，进而了解医学人文教育的效果，这对全面提升医学服务质量、促进医学人文教育模式及构建“绿色人文”医学管理体系都是十分必要的[7-9]。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2014年6～12月抽取吉林市8所综合性医院774名临床医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选取标准：①所在单位为三级综合性医院；②具有执业医师证；③具有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经历；④在岗的临床从业医生；⑤愿意参加本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本研究所需资料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收集整理。问卷由一般资料问卷及医生人文品质评价量表两部分内容组成。医生人文品质评价量表[10]，是通过详细查阅医学人文相关文献、词典及对现有研究领域结论反复论证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进行条目采集，后经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及统计验证所形成。评价量表包括道德与品性、知识与理论、认知与感悟、责任与情感、行为与能力5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各因子总方差解释率为60.243%。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82，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64～0.786，量表内容效度指数（S-CVI/Ave）为0.96；重测信度显示，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值为0.927，各维度Cronbach α系数值均>0.7。一般资料问卷，包括职务、职称、性别、学历、政治面貌、组织关切度、职业压力、人文教育程度等内容。

1.2.2 资料收集 本研究在与调查对象所在管理机构沟通并取得同意的基础上，由经过培训的组员现场统一发放调查问卷并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74份，回收有效问卷731份，有效率为94.44%。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医生人文品质总得分为因变量，以调查对象的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

本次参与调查的731名临床医生中，男352名，占48.2%，女379名，占51.8%；专业工作年限1～25年；其他基本情况见表1。

2.2 调查对象人文品质得分情况

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人文品质均分为（3.41±0.49）分，人文关怀品质总得分率为75.3%，提示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现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责任与情感、认识与感悟、道德与品性、行为与能力、知识与理论。见表2。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情况

表2 调查对象人文品质各得分情况（分，x±s）

2.3 影响调查对象人文品质因素分析

2.3.1 单因素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不同的技术职称、职务类别、组织关切度、职业压力及人文教育持续性对医生人文品质得分存在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不同特征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得分的比较分析（分，x±s）

2.3.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总得分为因变量，以调查对象的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在进入标准α=0.05、剔除标准β=0.1下，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关切度、职业压力及人文教育持续性3个变量为影响医生人文品质的主要因素（P < 0.01）。见表4。

表4 影响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总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注：“-”表示无数据

3 讨论

3.1 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总体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总得分率以及5个维度的得分率均低于8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其中，相对较好的为责任与情感及认识与感悟，这可能与北方地区民众朴实豪放、重感情、重孝道、敢担当的民族特征有关。在本研究中，知识与理论得分率最低，这可能是由于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在国内的发展起步较晚，一些先进的理念、知识大多先是经由国外而后是内地发达地区，最后才被传播到北方地区，造成了北方地区医学人文教育理念及教育管理机制相对滞后。教育理念的落后、教育模式的不规范及后期实践教育的缺失，医学人文教育也自然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限制了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的整体提升。

3.2 医生人文品质的影响因素

3.2.1 技术职称 本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医生人文品质总得分随着医生技术职称的变化，而显示出较大差异（P < 0.01）；医生人文品质总分与医生技术职称成正相关，技术职称越高，其人文关怀品质越高，这可能与其执业经历及职场阅历有关。那些具备中、高级技术职称的医生，一般其临床工作时间较长，年龄相对较大，心性也较为成熟，并且大多具备关怀亲人和他人的诸多切身体验。而在长期的临床工作实践中，在外部教育影响下他们的业务素质、服务能力及人格品质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医生人文关怀价值取向和自觉的人文关怀行为更是逐步趋于稳定[11]。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医生人文品质必将经历对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与体会、长期临床实践活动中的感悟与反思，才能得以逐步完善及提高，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

3.2.2 职务类别 调查结果表明，医生人文品质总得分，随着医生职务类别的不同而出现较为显著的差异（P < 0.01）；科室主任的得分明显高于普通医生，这可能与其职业经历、岗位职责及职场阅历有关。专业的胜任力与信心是医生人文关怀作为一种专业关爱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而专业胜任力在这里多指个体所具备的业务知识、专业能力与工作经验[12]。作为学科团队的带头人及领导者的科室主任，就其业务能力、经验水平及综合素质都高于普通医生，故其与普通医生相比，必将具备更高的职业的认同度、敏锐的关怀感知及更积极、主动的关怀行动倾向。

3.2.3 组织关切度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组织关切度较高的临床医生，其人文关怀品质总分明显高于组织关切度较低的医生（P < 0.01），并且组织关切度与医生人文品质得分呈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组织关切度能让员工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从而激发工作热情、工作的责任感及使命感。关切度越高的员工责任心及自我约束力越强，工作积极性及临床服务技能也会随之不断提升。在组织关切度的影响下，员工的人格品质及价值观也慢慢发生变化，这种积极的变化会让医生对患者的体察与感悟越来越清晰，并做出自觉的人文关怀行为[5]。

3.2.4 职业压力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医生人文品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职业压力（P < 0.01），其与医生人文品质得分呈负相关，即随着职业压力的升高，医生人文品质呈下降趋势。资料显示，国内超过六成医生处于亚健康状态，超负荷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饮食，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国医生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据最新的我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几乎全部医生都处于无规律的生活状态，83%的医生中午不能按点吃饭或只能飞快吃饭，97.49%的医生每晚平均睡眠低于8 h，96%的医生曾在工作中憋过尿[13-15]。在自身已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下，面对日益加大的职业压力，使得医生在面对患者时出现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甚至有时面对患者的询问会表现出冷漠和不耐烦等情况[16]，这些都影响着医生对于患者的人文关怀，即医生在自身情绪不是最佳的状态下，再去面对疾病缠身的患者，会无形中增加医生的焦虑感，导致其工作状态下人文品质的下降。

3.2.5 人文教育持续性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人文教育持续性也是医生人文品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P < 0.01），长期接受人文教育的医生其人文品质得分较高。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医生人文品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是经过短暂的教育培训就能获得的，这是需要通过长期的教育培训及不断的实践磨练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在人文领域，经验永远比理论对人的影响大[17]。人文养育不仅在于不停地进行理论教育，更在于不停地进行经验解释和给予良好经验的唤醒。科学教育的问题主要是“头脑”的认识问题，而人文教育的问题则主要是“心灵”的认识问题。停止人文养育、无视人文积累，这必将导致人文精神的倒退[18-20]。

3.3 展望

医学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的一项重要实践形式和内容。医学的社会化决定其内在的人文性。医学人文素质在涵盖人文素质共性的同时，由于医学本身人文属性的独特视角，主要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实践活动中，包括对患者生命、需求、人格以及尊严的关心和尊重。而医学人文发展的基础在于医学人文教育。文献对于人文教育并没有公认的概念，字面理解就是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通过医学人文知识的学习、临床实践、言传身教以及校园文化，使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更能集仁心、仁术为一身，成为具备医学人文素养的医务工作者，最终目的在于不仅使医学生能够从患者的角度深刻理解、同情其疾病，更能清楚了解医疗服务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国外的医学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人文教育，欧美更注重将人文教育融合到医学科研和医疗实践中，采取灵活的教学手段强化医学生的医学素养。同时，对于从事医学人文教育的教师要求不但具有专业知识，而且应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具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成就。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相对单一和薄弱，从事教育的教师专业也较单一，缺乏实践体验和人文知识底蕴，很难将人文知识与医学实践相结合，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就要求我国不仅要完善医学人文教育，更应该注重加强建设人文教育的师资队伍。

吉林市地处我国内陆北方边陲，是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受地理位置等众多自然因素的限制，地区经济、教育、卫生等行业的发展步伐一直较为缓慢。而落后的医学人文教育理念、不规范的教育模式等因素，都对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地区医管部门应对此类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大对医生的组织关切度，积极探讨医生的减压渠道与措施，及时更新人文教育理念，制订规范性的人文教育方案，同时，加强对医生人文教育的管理与监督，以促使吉林市医生人文品质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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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精神 精神内涵 缺失 重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24-02

汤用彤先生讲过，“大学之大，在于精神，大学精神之于大学，犹如人之灵魂之于身体。”可见大学精神犹如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人不可没有灵魂，大学也必定要有精神所在。

一、大学精神的内涵

（一）大学精神的概念

大学精神，源自于中世纪西方的大学理念。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般可追溯到中古世纪创办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当时欧洲的“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等唯理主义被看成是现代大学普遍之精神。[1]冷余生认为：“大学精神，就是与以大学为主体的思想、感情、作风相统一的，对大学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精神。”[2]苗素莲把大学精神定义为：“大学精神是在大学发展的形成和过程中，经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大学自身的角色定位，它体现了大学人对大学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同时它又以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的形式约束着大学的行为，显示着大学区别与其他组织机构的独特气质。”[3]大学精神植根于历史传统，同时又体现时代精神的要求，融二者于一体，笔者认为，大学精神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是在实践中可以体现出来的一种气质，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核心价值体系，它约束并规范大学的行为，影响大学的办学水平，并使大学区别于社会的其他机构团体组织，体现其独特性的内在品质。

（二）大学精神的内容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同时大学精神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创造性的精神状态，是一所大学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其中体现，将大学精神具体化更容易使我们理解其精神的内涵和本质。具体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由精神

笔者认为，自由之精神是一所大学最重要的精神所在，也是一所大学其他精神得以存在的前提。一切知识的创造，事物的创新，发明的出现无不是在自由的思想和氛围下诞生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自由的思想是前提，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自由的思想，人的创造性无从发挥，便探求不到真理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学术的创新；学术自由包括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作为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大学应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教学与学习，在研究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更真实，更能有效的引导社会的进步；言论自由涉及到研究成果的发表问题，教授能够自由发表著作，公开表达自己的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允许有批判精神的言论，并能够正确引导社会的价值方向。

自由精神的发扬不应受到行政化管理的过多干扰，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自由精神的作用，当然自由精神的发扬应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上，不偏离道德和法律的轨道，为创新精神的弘扬提供价值基础。

2.批判创新精神

有了批判创新，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人类才能不断进步。作为社会价值导向的引领者，人类文化进步的先驱，尖端科技诞生的主要场所，大学更应具有批判创新的精神。大学是知识的海洋，是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集散地，更可以把其解释为人类在社会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在批判创新精神的强大驱动下，创造出来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栖身之所。[4]大学精神应做到维护真理批判糟粕，以真理为唯一的检验标准，培养创新型人才，探索新知，革新社会思想，引领时代精神。

3.人文精神

“注重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需要和意义。”[5]这句话可以作为对人文的理解，以人为本，社会生活中如此，教育中更应如此，因为教育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类的生活。人文精神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人首先为人的意义所在，我国大学在经历了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后，重新树立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势在必行。大学一切工作都是在围绕人，维护人，促进人的活动中进行的，以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发展，发扬人的本性为宗旨。同时人文精神也是体现一所大学文化底蕴之所在。

4.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实践、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大学是精密、尖端、高深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这里所产生的一切知识成果，科技产品最终都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先进的知识将为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前进提供强劲的动力。因此，科学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有了科学的精神，一系列科学研究活动才得以规范进行。科学精神来源于实事求是，是客观的追求真理的态度，是用理性的的眼光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不畏探索，严谨求证，并勇于批判。

5.包容精神

大学“大”字为首，大学精神即是大学为“大”的根本所在。笔者认为有容乃大正是大学包容精神的体现。先生讲过“兼容并包”，包容精神是大学根本精神所在，有所包容，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才有可能在现有的环境中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故又与创新精神相辅相成。当然包容是在立足本土化，尊重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以正确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对待新事物，并能够真正做到为我所用，“包”到内容，“容”进精神。只有真正具有了包容精神，大学才能称之为“大”，“大”也才体现了其应有的价值。

二、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一）自由精神的缺失

我国高校行政化管理过强，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对行政机构有了过多的依附性。一方面表现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受到限制，大学严格的科层制度缩小了科研活动的生存空间，国家按照行政单位管理高校，使我国大学的管理出现行政化，官僚化，没有体现出教授治校的价值。政教不分使学术自由受到行政力量的控制和干扰，在这种氛围中，思想很难活跃起来，自由的选题，自由的进行科研活动，自由的发表学术成果都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表现在学术功利化倾向严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称作象牙塔的大学也逐渐融入了社会，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与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联系起来。在开放发展的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受到社会功利主义的影响，表现出急功近利、科学研究过分注重利益分配、甚至出现学术造假的现象。这些现象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严重阻碍了大学的自由发展，违背了大学的自由精神，给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批判创新精神的缺失

受到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大学甚至出现了高考状元辍学的现象。我国的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创新思维的发展，而大学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也没能让学生在批判创新能力方面有显著提高。在一项82个企业对学生评价的调查中，诸如与创新素质有关的“运用专业知识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等各项能力水平50%以上都处于“一般”水平，这种现状与时展对大学生素质要求是极不相称的。[6]学生在课堂上缺乏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的训练，主动性，积极性没能很好的激发并发挥出来，有很多情况是学生不会用审视的目光看待教科书的知识，即使有怀疑也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多数学生还是不去深究，或提不出自己的看法。长此以往，批判创新的精神便会受到压制，面对困难很难勇敢的另辟蹊径，大胆尝试，致使很多毕业生脱离校园后在社会上生存显得难以立足。

（三）人文精神的缺失

人文精神体现了人在道德、情感、理想等方面的追求。我国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学术道德失信、学生学习活动诚信缺失严重、人际交往淡漠等。由于受到社会各种利益的诱惑，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现象屡有发生，为了论文能够顺利发表，为了能够评职称，有个别教育工作者不惜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最终的成果，甚至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学生考试作弊，作业抄袭，报告造假，甚至出现考试“”，替别人完成作业来获取报酬的不正当行为。网络的盛行使我国当今的大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各种事情，写作业、聊天、购物、甚至吃饭，而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逐渐的减少，某大学在对420名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在对他人的态度上，有近一半的受访者缺乏对他人的足够信任感和安全感。在对“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要小心”回答中，表示完全赞同的高达45.8%，而完全反对这一说法的只有0.5%，完全同意“在这个竞争的年代里，如果不保持警惕，别人就可能占你便宜”的占32%，部分同意的占38.6%，完全不同意的只占2.6%。以上可看出高校人际交往的淡漠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7]这种人际交往的淡漠很容易早成大学生自卑、自负、对他人漠不关心、没有社会责任感等负面情绪的产生。

（四）科学精神的缺失

由于受到我国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和冲击，有少数教师教授出现了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缺乏严谨的学术态度。教学中照本宣科、墨守陈规，少了创新，少了对知识本身所赋予的科学态度的认识，甚至有极少数教师知识贫乏，不能与时俱进，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敷衍了事，对自己的工作内容不能认真负责。在高校要“产学研”相结合的思想下，扭曲的其本身的真正涵义和价值，有甚者借助其名，在利益的驱动下，片面追求所谓的学术成果及其带来的相关利益，不惜降低或牺牲教学质量，没能发挥学校教书育人之本，违背了教育的本质要求，也背离了大学科学精神的诉求。

（五）包容精神的缺乏

包容精神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对西方大学精神的排斥。过分强调本土化，忽视了国际化的重要性。文化传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精神，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与社会，在遇到外来文化扩张时都会表现出本能的敏感性和内在的抵触性。在遇到新事物时持有批判的态度是正确的，但过多的批判就会造成精华的丢失，反而使自我不能及时创造更新，这就使得西方大学很多精神中的精髓没能很好的被吸收利用，无法有效的植入我国大学的土壤。

三、关于我国大学精神重构的设想

（一）加强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

去行政化，政教有效分离，各司其职，教育主管部门逐渐将权力放手，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逐渐转到教授治校的主旨上来。给予学术自由以法律上的保护，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学术行为，奖励学术创新，学校内部实行相关政策鼓励教师课程创新、学术研究，充分发挥教师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作用，并设立监督机构，制定监督条例，提高师德，培养教师学生事实求是的态度。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以学生为重，以培养一个真正的“社会人”为宗旨，举办各种文化课程、心理辅导、社会实践等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并能都落到实处，让学生教师能真正体会到人文气息，从学校的基础设施到环境建设、软件应用都应体现人文关怀。注重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养、提高思想境界、帮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要想生存和发展必然要走向开放，而开放的前提就要以平等的姿态虚心学习与借鉴别人的优秀成果。一方面在立足本土化的基础上，借鉴别国的优秀经验并为我所用，用开放的态度迎接外来的新鲜事物，与时俱进，保持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融洽结合。另一方面，联合一切可以促进学生发展，学校进步的社会性因素、资源和力量为其发展服务，主动敞开大门，博采众长为育人而用，这既是教育社会性的体现，也是教育民主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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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医德培养；价值观

医药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学科，无论在中国或西方，无论医药学起源和发展如何多样，其内核始终体现着治病救人的理念。医药学无论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还是出于人文关怀的功能，服务对象都是现实的“人”，所以人文理念也相应地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医学院校在培养人才时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也应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通过教学手段的创新，把医药学的专业知识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成为今后医药院校德育教育的重点研究方向。

一、医药学是关于“人”的科学

（一）“人文”精神的渊源

我国先秦时期著作《易•贲卦•彖传》中便有对“人文”的叙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周礼开始，人文就兼具了政治规范、道德准则和礼仪内涵等多重性质。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思想将我国的人文教育开始系统化、普及化，而以后历代的大思想家们更将人文的理念不断推向新的高峰。当代的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既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基础，也在实践中集中体现出医者对患者的尊重和关怀，故在当代人文教育也成为一个医药从业者道德观形成的必备条件。

（二）医学观念中对“人文”的重视

医药界以救人为本，医生身上体现出的医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我国历代的名医大师，在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医术与医德并重的共同特点，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强调为医者要具备“众生平等”、“救人济世”、“淡泊名利”等医德思想。唐朝王勃的《黄帝八十一难•序》中将知医与否与儒家道德标准之一的“孝”道相提并论：“人子不知医，古人以为不孝”。唐代医圣孙思邈将人文观念进一步发展，他的著作被命名为《千金方》，意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1]在西方医学中，人文精神同样受到重视。被誉为“西方医学奠基人”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人类掌握的一切技术中最美、最高尚的。他指出医生不仅要有高超医术，还要具有热心、谦虚、冷静、利他等优秀品质。18世纪时的德国医生胡弗兰德在其著作《医德十二箴》中提出医生在面对病人时应该考虑的仅仅是他的病情，而绝不是他的地位和钱财。由此可见，医药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的发展与人文的发展紧密相连。这就要求医生在具备精湛医术的同时，也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而人文素质也是良好医德的基础。中西方医者概括的医德大致可包括：仁爱救人、患者至上、不畏艰苦、不图名利、勇于创新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的核心体现都是对现实的人的关怀，所以医德本身即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要培养从医者的优秀品质，必然与医学院校的医德教育与人文素质的培养息息相关。

二、当前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遇到的瓶颈

当代社会在经济大潮的浸袭下，功利主义和不良风气给不少医学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医药的市场化、商业化倾向，也影响着医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与人文道德水准，甚至影响了毕业后他们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具体行为。

（一）医生职业素养遇到的问题

当前一些医生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迷失了自身的道德标准，例如在治疗过程中，不少医生只关注疾病本身，认为使用药物解除病痛就是合格的大夫，却忽视了患者的心理慰藉、人格尊重等其他要求，医患之间缺乏深入的沟通交流。一些医生则异化了本职工作，他们“从人的生物属性出发对待健康和疾病，把医学研究的对象仅仅看做是人体，而不是一个人。”[2]还有一些医务人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当做处理医患关系的准则。”[3]目前，医药学学生中间存在着大量重专业课、轻人文课；重医疗技能、轻医德修养的认识误区。这造成了很多学生工作后常以自我为中心，忽视集体利益，缺少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作者在教学中经常发现，很多医学生不熟悉传统文化，语言文字功底不高，对政治漠不关心，对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及精神不清楚，不知道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价值观出现偏差，甚至在一次课上，一个学生就宣称自己同情。而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医学院校里也比比皆是。可见，人文素质教育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学校和教师对此是有很大责任的。

（二）医学院校教师的短板和教育教学认识误区

高等医学院校思政、人文课程的教师多毕业于综合性大学或师范大学，他们具有较丰富的人文学科知识，但短板是缺乏基本的医药学知识，这样导致他们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难以将思政理论和人文知识联系到医学实际，故而很难指导医药学生更好地进行专业方面的学习或者是激发他们的人文兴趣和情怀。更有一些教师本身就认为人文学科与成为一名好大夫之间没有太多直接联系，这直接导致了相关人文课程只是走过场，完成教学任务就万事大吉，学生拿到学分就可以了；而有的教师虽然认真，但上课只是照本宣科，单纯进行理论说教，不注意教学方法，没有注意把人文知识学科和医药相关内容相结合，不能激起学生对这些课程的兴趣。医药科学涉及民生，对医药专业学生的综合培养也已成为世界各国医学院校研究的重点，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实际需求。随着时展，疾病和健康的定义已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因素，它与社会、环境、心理、行为等人的因素日益密切，这决定了当今的医生更要考虑到患者心理和精神上的健康。孙思邈曾言：“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二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4]当代的医生不仅仅只需具备救死扶伤之能，更要成为一个全面的、高素质的健康守护者，较高的人文素质是必备的。思政课教师在这方面的教育必须要负起责任，自己也要学习一些医药基础理论，尤其是中医传统文化，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与思政课联系，培养学生对现实“人”的服务意识。

三、医德教育要与人文素质培养相结合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医药专业教育应与人文素质培养紧密结合，“加强对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医学生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和价值取向”。[5]要实现此目标，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医学院校要进一步加强人文课程设置和建设

前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BryantConant）认为，在大学生的课程中“没有历史、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哲学是不行的。”[6]全面加强医学院校思政课建设和改革，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有着关键作用，人文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在掌握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继而养成较高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修养，而反映一个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社会人文精神更能在深层次上体现人才的综合素质。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进而通过思维逻辑去揭开自然、历史和人生的本质与规律，能够将人类社会的高层次价值树立为理想，最终形成一种文化底蕴，从而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抵御各种诱惑，坚持住医者仁心的品质。

（二）教师要树立德育为先的教学理念

很多医药学专业教师只重视本专业教育，往往忽略了思想道德教育，认为那是思政课教师的任务。而医学院校的思政课又往往是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缺乏专门针对医药学生特点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德育为先是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性质所决定的，在医学院校中，这也是培养合格医学人才的基本要求。作为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重要任务的专业课教师来说，树立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更是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作为医学院校的教师必须继承弘扬中国历代名医大家德术兼备的传统，将教书育人视为己任，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一重要环节，切实加强医学生的医德教育。无论是专业教师，还是辅导员，甚至是学校里其他的管理人员，都要树立人人是德育工作者的理念，在每一门课、每一节课及校园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要注重对学生德育的灌输。

（三）医德教育与人文课程教育相结合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高等中医药院校都已开设了医德教育课程，采用了专业教材《医学伦理学》系统讲授医学道德规范，再辅以其他思政必修课。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医学院校在对学生的综合培养上还有很大欠缺。如医学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还应进一步与其他思政课紧密相结合，形成立体的德育结构。这方面，我们应积极引用他山之石，如美国的医学院校十分重视人文与科学教育的渗透融合，“在临床实践能力培养的过程，通过与病患或者标准化病人的接触，整合融入人文素质（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道德等）的培养。”[7]将学生对于医学的深入理解和人性思考，建立在临床实践中的感同身受之上，换位站在病人的角度来理解患者，进而加深对疾病的认识和提高病患心理的掌握程度。我国医学院校的教师可在专业课教学中渗透医德教育的内容，例如在讲述医家高超医技的同时可插入医家的生平历史和行医趣闻，例如穿插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大家的相关视频、图片资料，让学生们能生动地感受古代医家的操守德行。同时可就医德案例开展讨论，使医学生们融入医德的情感体验之中。通过正反面案例的对比讲授，可帮助医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解剖课中要突出介绍捐献遗体的崇高性，以培养学生献身医学的伟大情怀；我校建有生命意义教育展室，学生在入校后即会被安排瞻仰捐献自己遗体的老一辈医药工作者，实践表明，这些活动对学生们的心理触动作用是有很好效果的。实验课要注意培养学生们对实验用动物的仁爱之心；在临床课教学中要结合病例分析，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切身体会“性命相托”的内涵；思政课则要尽量避免单纯的理论说教，要努力将医药学同社会学相结合，然后让学生们去“把脉诊断、开出药方，”引起学生的共鸣。另外，学生实习期间，我校也会定期同实习单位联系，对学生的表现，尤其是人文素质的体现进行考察和反馈。总之，将各科专业教学与人文教育进行有机融合，能够更好地使医药学学生们在学习深奥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切感受到医家高尚的道德，进而在以后的学习和医疗工作中能够严格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体现出一个医者优秀的人文素养。

作者:张大川 边育红 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唐）孙思邈.千金方[M].刘清国，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88：8.

[2]彭红，李永国.中国医患关系的历史嬗变与伦理思考[J].中州学刊，2007，6：132.

[3]林大静.新时期医学生医德教育探索[J].医学教育探，2009（5）：119-122.

[4]（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5]王海平.《医学生誓言》与医德教育[J].医学与社会，2007（7）：62.

篇7

1．1医学生对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的认识程度不一所谓人文素质，即人文(文、史、哲、艺)知识和技能的内化，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作者随机对1860名学生调查表明，1541名医学生(约占82．85)认知明确，认为一名受人尊敬、医术精良的好医生除了要加强业务技能学习的同时也要加强自己的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修养，需要在追求医学精髓的道路上勤奋好学，不断更新医学知识，努力掌握医学技能。有的学生则认为好医生的标准主要是技术过硬、医术精深，觉得谈人文索质及职业道德不实际并且不重要。上述调查说明多数医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掌握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的概念和内涵，但有319名医学生(约占17．15)在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偏差。

1．2医学生对药品临床促销、收受“红包”、乱收费等问题的看法态度不一药品临床促销、开单提成、收受患者及家属“红包”或接受宴请等历来是医德医风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1860名学生调查中，1214名医学生(约占65．27)表示不认同“红包”现象，但646名医学生(约占34．73)则表示收“红包”可以稳定患者的心理，是对医生高付出、低收入的补偿，是你情我愿的事，不存在道德和法制上的问题。而对于近年来更为突出的药品临床促销问题，学生的看法与对“红包”的看法有相似之处。部分学生对待这些问题上比较注重个人价值和利益，有些甚至表现出理想信念淡薄、道德素质不高的现象。

1．3医学生对学校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现状的看法同样，在对1860名医学生调查中，1453名医学生(约占78．12)表示，某些高校以人文索质教育为内容的医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医学生了解职业道德知识，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对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但对于新时期的医学生来说这还远远不够，通过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期提升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收效还甚微。853名医学生(约占65．27)认为学校的教育缺乏层次性，采取“一刀切”上大课、开大会的教育方式，不但没有取得良好效果，结果适得其反。407名医学生(约占21．88)对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漠不关心。

1．4学校课程设置偏重于纯医学知识的学习，对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重视不够医学院校教育过于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对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关注不足，医学院校学生普通存在重医学轻人文的弊端，对于中西方历史文化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学生对人文课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人文知识在医学中的应用还停留在表浅的层次。各医药卫生类院校都开设了《医学伦理学》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但由于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等诸多原因，职业道德教育实效性差，未能真正起到提高医学生职业道德修养的作用。突出表现：(1)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与现实社会明显脱节；(2)教学方式与医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脱节；(3)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的培养脱节_6]。国外医学院校在进行专业课程教学时，往往能很好抓住有利时机，卓有成效地开展职业道德教育[7]。中国部分医学专业课程教师过于注重专业理论的传授，忽视或摒弃了应有的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

2加强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2．1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效果的需要

杰出的病理学家魏尔啸(R．Virchow，1821～1902)在其《科学方法和治疗观点》(1849年)一文中，已经提出“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著名论断。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医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将来如何做医生、做什么样的医生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医学生的人格、品质、修养，也将制约着医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医疗技能，体现着医学院校的教学质量。首先，医疗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工作人员必须比其他职业工作人员更加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因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患者乃至整个社会对医院期望值过高、对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理解，以及国内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新闻舆论导向的偏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得医务工作者在承担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医疗风险的同时，还要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医务人员只有具备较强的职业道德意识，对自己的行为严加约束，才能担负起医疗卫生工作的使命，保障患者权益。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经常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很多时候也是由于人文素质低下的缘故。所以，医学生除了具备牢固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涉猎诸如文学、艺术、伦理、法律、心理、社会、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弥补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患者与社会的体察，珍重患者生命，尊重患者人格和尊严等。

2．2克服社会不良行为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影响

当今医学院校重医技轻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普遍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影响极大。通常是学生年级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在一系列社会因素中，负面因素的影响较为突出。殊不知如果行医者没有崇高的医德，那么就有可能损害患者的利益，走向犯罪以至危害社会，如器官移植沦为器官盗窃、买卖，安乐死成为亵渎生命，人工生殖走向克隆人类等_8；医学生在医院实习期间，是非界线模糊，出现了许多的不道德行为。究其原因，主要是医学生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或职业道德素质不高。

2．3适应时展对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当前，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对健康的定义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医学模式已由传统生物一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就对医药卫生人才整体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教育应顺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这也是医学人文性复归的客观要求。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对医学生健康成长，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通过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使医学生意识到，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是医学永恒的主题，自己不单单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同时还应该是一名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道主义者[1，只有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才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才能在面临危险、情感等问题时，作出正确的决择。如在抗洪救灾中、在SARS肆虐中华大地时、在抗雪救灾以及无情的5．12汶川大地震中都有医务工作者无私的付出，有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通过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使医学生们意识到医学在和谐社会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挑战，在民族大难面前和人民需要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广大人民服务。

2．4学校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是培养医学生良好医德的最佳时机

实践证明，医学与医学教育只有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接受其社会价值导向，才能培养医学生关注现实、关爱生命、关怀平民的医学人文态度，没有良好、深厚的人文底蕴，就不可能有医学的卓越成就l_1。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医学生的医德形成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栏、海报、条幅，特别是校园网络等有效手段，大力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宣传医德高尚医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或直接邀请他们给学生作报告，使医学生亲身接触到榜样，感受榜样的高尚医德和崇高人格，加深对医德的理解。

3加强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

3．1正确理解加强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

“人命至重，贵于千金”，生命神圣不仅是古今中外医德经典著作的基本理念，也是无数医德高尚的医学家们实践“救死扶伤”医学行为的思想准则；医乃仁术，医学原本是融求真与扬善为一体的科学实践，医学中的人道精神或人文精神不仅应该永存，而且医学越发展它应该越能得到充分体现。医生行业有史以来就注重医德，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最近中国医师协会推出的医师宣言都是各时代的医德经典。“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和人的存在方式，其存在的根基在于人的现实生活和活动，人的生活世界是道德存在的基础。”因而，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活动的基础即是医学生的生活世界。“以人为本”的教育思维方式，即是以“现实的医学生”为逻辑起点，以医学生的生活世界为基础，以“未来的医生”为逻辑终点。这就是说，现实之中的医学生及其生活世界，是职业道德教育理论的基础，作为教育思维的逻辑终点的“未来的医生”从某种意义回归到逻辑起点但又高于逻辑起点，而医学生的生活世界则构成了“现实的医学生”与“未来的医生”的桥梁，从而规避了“未来的理想的医生”高悬于现实之中的医学生头上。因此，医学人文教育课程的内容应以实用型为主，把人文教育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教育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患者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思想，避免以往医学职业道德教育中注重理论，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传授，而对适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增强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实效性和吸引力，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3．2合理调整课程结构、教学内容

研究表明，中国医学院校人文素质课的学时各校不一致，有的学校的通识教育约占总学分体系的25％，但多数院校只占8左右，国外如美国、德国人文素质课均达到或超过2O～25，对比来看，中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科类课程比例偏低。目前，在专业教学庞大的课程体系和过分注重专业知识传授的情况下，往往会使学生难以保持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的热情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其他素质的发挥和提高。因此，调整医学院校原有的课程结构，适当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必修与选修课的比例，不仅对医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3．3拓展教育载体，强化社会实践

从认识的发展规律来看，人的认识水平是由感性到理性、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有效的社会实践，是医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关键过程。学校必须拓展教育载体，变封闭为开放，将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外部塑造和发挥内在潜力的有机结合作为基本思路，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需求，重视实践环节，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从大学生的成长来看，优秀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更为重要，医学是“仁学”，也是“人学”，为的是解除人的病痛，体现人文关怀。学校各级党、团组织和学生社团应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寓教于乐，加强校风、学风建设，用“格物”、“知信”、“达贤”、“明德“等传统重庆医学2012年1月第41卷第1期道德培养学生修身养性、静心读书，调整浮躁与急功近利的心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在社会实践和公益服务活动中，有意识地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投身火热的社会生活，体验复杂多变的社会道德情境，引导学生在与人交往中体验情感，在克服困难中磨炼意志，在耳闻目睹中亲身感受人文关怀，在服务他人和社会中塑造乐于奉献的情操。

3．4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教育以医学生的个体差异为聚焦

“以人为本”的教育思维方式，即在强调人的共同人性与社会价值之诉求同时，也聚焦于医学生的个体差异。以人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因为尊重人，在其本质意义上是对个体生命及人的独立人格之尊重。因为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故分析医学生的个体差异是了解、尊重医学生及认识医德教育规律的基础，也是解决社会历史主体与个人主体、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共同人性与个性等诸多问题的关键，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且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和谐，就是尊重多样性及其个体差异的社会和谐’，[“]。以医学生的个体差异为聚焦的教育思维方式，首先是指在强调社会伦理秩序、强调人的共同人性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强调尊重个人的差异性与个人的独立人格。这就要求医德教育应将学生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来看待，“反对只见学生不见人，目中无人的教育，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把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其次在于导引学生生成一种尊重患者及其家属的差异性与独立人格。对于同种疾病，不同的患者有着不同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就存在着不同的治疗方法和程序。在医患沟通技巧的教学上除了应用上述课堂教学的方法外，还可以请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在学生进行临床实践时进行床边教学。医患之间的价值沟通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社会知识的经验性问题，许多在临床实践中才能体会到的患者的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是很难在课堂教学中完成的，特别是许多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更是需要临床医生的个人体会。

篇8

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二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要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末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人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究"天人之际"

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注意到社会学对人的"生物性"的界定，和生物学、医学意义上的人的"生理"、"生命"、"生物"的概念应当是有区别的。作为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和医学，它们是把人的所谓"生物性"，也就是和其他生物可比较的生命的物质形态方面，单独划分出来，孤立地看，称之为"生物性"。并以此为对象，运用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进行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同时忽略了其他"非生物"方面--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的属性。比如，他们在解剖一个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的时候，只考虑其"生理"、"生物"的意义，而不考虑这个人究竟是一个农民还是军人还是知识分子，这些"社会"角色在医学、生物学上"没有意义"。这种"分析"、"分解"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一般西方自然科学通行的方式。但在社会学中，我们所说的人的"生物性"，并不是这种单划出来的一个孤立的、独特的范畴，不是一个和所谓"社会性"互相隔离的属性，相反，社会学中"人"的"生物性"，应当属于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概念，是和人的"社会性"融为一体的，二者是互相兼容、包容的。确切地说，这种社会学把"社会"本身，视为广义的"自然"(包括"生物")的一部分，"社会"的存在和演化，都是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的存在和演化之中的。社会和自然，不是两个"二分"(duality)的概念，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范畴，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而已。这种理念，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天"的概念。"天"不是像西方的"上帝"那样超越于人间万物之上的独自存在的东西，"天"和"人"是统一的，息息相关的，人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在"天"的基本原则之中，人不能彻底摆脱、超越这个"天"的，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同时，天也随着人的行为而不断做出各种反应，故有所谓"天道酬勤"、"天怨人怒"之说。社会学中"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很像这种理念，我们首先把"人"置于"自然"这个大的背景中来看，"人"和"自然"是合一的，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社会"，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和"自然"合一的。我们今天用"合一"这个词，就是说它们本来就是不能分开的。尽管人们通常在语言中、在概念上把它们分开处理，但这只不过是常规思维中为了认识和解释方便而采用的一种"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方式，而我们从学术角度，不把"自然"和"人类社会"割裂开来，而是把它们视为统一的，是一体的。人类社会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原则，也就是自然的原则；同样，自然的原则(如古人说的"天道")，也是人类社会的原则......这种观念，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层面上，摆正人和人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即中国传统上所谓"一而二，二而一"的意思。一可以分为二，而二还是包含在一之内。

我们把"人"放到自然历史演化的总的背景下去理解，人是自然界演化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同样地，所谓"社会"、"人文"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造出来的一个第二环境，但"人文"只能建立在自然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人文"的活动，只是在很多方面利用自然，利用自然特性，顺着自然内在的规律，适应它的要求，为人所用，而不能真正改变这些规律和原则，也不可能和"自然"法则对抗，不可能超越自然的基本规律。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上很多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的理念，但中国人传统上对这方面有特别丰富的认识和深刻的探讨。今天中国社会学应该继承这种传统，从自然存在和演化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最基本的定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人这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I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努力中，曾经在短时间内大量借鉴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这种借鉴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匆忙的、被动的借鉴的过程，也存在着很多粗糙和不协调之处，特别是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理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轻易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在实践中，后来大量出现的豪迈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改造山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强烈的冲动，一反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互相依存、通融、欣赏的态度，把自然视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在社会学领域，则不太习惯于把人、社会、自然放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中来看待，而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社会视为两个独立的、完整的领域，忽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包容关系。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所有客体的态度，是"我们"对"它们"的总体态度。这种态度，具有某种"伦理"的含义，决定着我们"人"如何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从我们"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其实也构成一个"差序格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把我们人和人之外的世界，视为一种对立的、分庭抗礼的、"零和"的关系?还是一种协调的、互相拥有的、连续的、顺应的关系?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回答，反映出人类不同文化、文明中世界观深刻的差异。

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是基于东亚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那么理所当然地是一种强调协调、共处、"和为贵"的哲学基础，这种文化传统，使得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立场。

二、精神世界

"人类社会"是广义的"自然"的一部分，但人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一部分。在很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视为已知的自然演化的最高的成就。当然，这仅仅是我们作为人本身的认识，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我们的感知方式和能力、我们自身的存在形式本身、我们在时空方面的有限性等等，就是我们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在这种局限性之内讨论所有的问题，至于在我的感知能力之外，这个宇宙(天)还有哪些存在形式和属性(比如人们想象的多维空间、能量化的生命等等以及想象之外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判断了。但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我们看到人是具有特殊性的、是明显不同于周围世界的。这就是我过去说过的，我们想象，假如有来自外层空间的其他的生物，他们到地球上，看到地球上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肯定很快就会把"人"这种生物和地球上的其他东西分开。人的特殊性，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但社会学并不仅仅研究人的特殊的一面，还要研究人与自然一般相同的方面。在社会学眼中，认识"人"的特殊性，不是要局限于这种"特殊"，而是要更全面地认识人的属性。

"人"特殊性何在?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究竟凭什么?这木身就是一个长期争论、没有共识的问题。像这类关于"人"的各种最基本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最基本假设，往往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和世界观的基石，构成一种文明的基础，因此也往往成为人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有时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不同时代，不同思想流派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回答。作为具有科学理性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学，通常认同于一种科学理性的解释:人是有生命的，在自然中首先属于"生物"，这就不同于"非生物"的世界,而在"生物"中，人最重要的特殊性，我认为，就是人有一种"精神世界"，这是其他生物可能没有的，至少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还没有确切发现。

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笼统地说成"人的一种意识能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远远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社会学自身无法完成这种探索，但这种探索，与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我们鼓励社会学者和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把一定的精力投放到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中，这是我们社会学的人文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相对薄弱的方面。社会学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当然不是像哲学、神学、精神病学等等学科的研究视角，而应该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目前，社会学界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基于什么方法论和方法研究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基本的规范，但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也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那就是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还原论式的解释方式，看似一种圆满的"解释"，实际上往往恰恰忽视了精神世界自身的特点，忽视了"精神世界"--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特殊存在物--的不可替代性。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行机制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地替代，不是简单地用一般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当然，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

三、文化与"不朽"

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自然地引出人的群体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的问题。关于人的文化性和历史性，我们经常讨论，但至今缺乏的是结合实际研究的具体的阐释。在"常人思维"中，"文化"和"历史"似乎纯粹是"社会"的东西，和"自然"、"生物"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社会学学术上，文化性和历史性，是与人的生物性密切相关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一个人刚出生的一瞬间，是只有一般的"生物性"而没有社会性的，但就从此时此刻开始，就和妈妈在一起，从个体的人，变成了"群体"的人，开始交流和互动，加入了"人类社会"的生活，也就变成了"社会"的人，具备了社会性。所以我们说从一出生，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就包含了社会性和生物性。

社会中的人，尽管都是已经具有社会性、生物性的双重人。个体生命的开始时，在母胎里成熟过程中和妈妈还是二而为一的，直到分娩，才告一段落，一分为二，结束母子在生物性上难分难解的状态，分别获得社会性的两个人。但各自的生物性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基本、最明显的，就是生老病死，这种生物性的因素，你是永远摆脱不了的。所以我们说人有"社会性"，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生物性"了，社会性和生物性不是互相排斥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互相兼容、互相结合的，这就是"人"和"自然"(天)的同一性的一个方面。人的生物性，决定了人是要生老病死的，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然永远存在，也有整个消亡的)，这种"死"和"不死"，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存在?因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群体可以超越了个体的局限。每个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生同时死;不同的人的生与死，是有时间差的，生不同时，死不同刻，而不同时间生死的人；不同代际的人，有共处的时间，在共处的这段时间里，每个人的人生经验、知识、感受、发现、发明等等，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传递，可以变成别人的东西，保存在别人那里。一个人的生命可能会逝去，但是他一生的知识积累，不一定随他(她)的生命结束而消失，它们会传递给别人，传递给继续活着的人，别人再传递给别人，可以传给很多人，这样不断传递，就成为社会很多人共同的知识即文化，保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的、更新的、分散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新的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文化的传承。同时，由于各种信息载体(石刻、竹简、书本、磁带、光盘等)的存在，人们可以把知识记录下来，储存起来，几十年，几百年，留给后来人，这样，即使一个社会真的消失了，一个文化中断了，但后来其他社会的、其他文明的活着的人还可以从那些很久以前死去的人学习各种知识--人和人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障碍，进行交流和学习，分享知识和经验。

文化传承中，有很多这种跨越时间空间继承的例子。比如我们今天经常说"西方文化来自古希腊罗马文明"，实际上，尽管古希腊罗马本来就属于欧洲，但他们的很多文化成就，并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生物性的后人直接传到近代欧洲的，而是通过阿拉伯人"转手"的，因为在中世纪，欧洲本身的很多古典文化的东西中断了，而这些东西保存在阿拉伯人那里，后来"文艺复兴"，欧洲人不是从自己的前辈手里，而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又"取回"了很多古希腊罗马人创造的知识。又比如犹太人的希伯来语，本来已经消失很多个世纪，仅有少数考古学家能阅读其文字，但19世纪末，犹太人要重新建国的时候，这些学者通过首先教自己家里人说，再跟朋友圈子说，越来越扩大，经过几十年，居然把这种已经"死去"的语言恢复过来，到1947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被定为"国语"。中国历史上这类例子也很多，中国春秋战国的很多东西，被秦始皇毁坏了很多，汉朝时通过仅存的一些儒生和残存的旧竹简，把儒家的东西恢复过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历史上中原战乱时期，中原文化的很多东西，传播到其他地区，比如江南、朝鲜、日本等，保存下来，而它们在中原反而消失了，后来中原人又从这些地方把这些古代的文化成果学回来。中国人也为其他文明保存过很多重要的历史知识。比如印度是一个不太注重编年史的文明，今天国际上研究印度历史，很多要从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玄奘当时的游记中获得资料。目前中国周边的国家的历史，也有许多因记录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而得到保存。

社会和文化可以使人"不朽"。像唐朝的诗人李白，他作为一个人，他的生物性决定了他必然会逝去，但他的诗作，连同他的诗词的风格，都保存在各种文献中。李白这个人，是一个具有有限生命的"人"，而他的诗和诗的风格，则是"文化"，"人"是会消失的，但"文化"保留下来了，社会长存，文化不死，创造文化的人也就"不朽"了。一个人创造的文化不仅能保留，还能传递，还能影响别人，能激发别人的灵感，实现"再创造"，所以传统可以成为新文化生长的土壤。李白的诗作，经过几百年、一千年后，还能重新影响、塑造出别的诗人，他们可能接近李白，可能超过李白......。文化把不同时间空间的人"接通"了，可以共享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体验;文化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生死和时空的障碍，能够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文化的传递，必然是一种历史过程，所有文化都必须是积累的，没有积累，没有超越生死、时空的这种积累，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套文化传统已经存在了，这个新的生命体就直接生活在其中，接受这些由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逐步创造、积累的文化，所以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

文化的历史性，是广义的，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更进一步说，文化的传承，也同样包含了"社会"的传承，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是随文化传承的;社会结构，同样是伴随文化传承下来的，一个社会基本的结构，夫妻、父母、社区结构，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先人传下来的，是晚辈向长辈、后人向前人学来的。学习、继承中不断有修正和创新，但只有在继承中才可能有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比如，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人造"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也不是从美国建国时突然开始的，而是从欧洲移植过去的。美国社会的主体结构，实际上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主导建立的，他们不管什么身份--是反叛者也好、流亡者也好、淘金者也好、梦想家也好--其基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知识技能等，还是在欧洲社会结构中造就的。他们在最早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也只能基于欧洲的社会文化传统，他们可能属于当时欧洲的"非主流"，反对当时欧洲的主流，但它们的"非主流"，仍然是"欧洲"的非主流，是一种文明中不同的分支，所以它们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和变体。同样，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虽然是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建成，但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并不都是1949年建国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过去几千年社会结构演化的继续，是和过去的社会有密切相关的。建国时期几亿人口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都是从此前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中旧的东西突然"删除"、"清洗"，变成空白，再装迸去一个全新的东西。我们中国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开天辟地"，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也是中国文明演进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建国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是跟过去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文化积累过程是不间断的、永恒的、全方位的。

四、"只能意会"

在社会学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实际上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的领域，有待我们去进行探索。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中各种"交流"的部分，始终是社会学没有说清楚的领域。比如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这种境界，是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部分。人们之间的很多意念，不能用逻辑和语言说清楚，总是表现为一种"言外之意"，这些"意会"的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典型的表现，就是知心朋友之间、熟人之间、同一个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很多事情不用说出来，就自然理解、领悟，感觉上甚至比说出来还清楚。同样，在亲情之间，特别是在母亲和不懂事的小孩之间，也集中体现这种"不言而喻"，很多小孩子太小，有许多感受不会用语言表达，但妈妈凭感觉就明白这种"意会"，就是人和人交往的一种重要的状态，实际上常常是决定性的状态，它自然应该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关注点。

在群体中，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在社会各种圈子中，人们不仅总是运用这些"意在言外"的规则进行交流、调控和协商，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着这种"不言而喻"的默契的规则。实际上，只要是有两个人以上人的地方，相处有一段时间后，就会不断地生成这种默契，同时也不断地修正、更新这种"意会"的内涵，它成为人类的一种不自觉的、但又连续不断乐此不疲的工作，几乎任何群体在任何一个场景下，都会造成一些临时的或持久性的"意会"的规则:几个住在一起的同学，很快就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圈子的共同语言，这是不用故意去设计、安排的;同事之间在一个会议上，就可能形成临时的"意会圈子"，散会了就不再存在了;两个人一次不长的谈话，实际上也是在动态的互动中一边"试错"一边制造一种默契的过程......不夸张地说，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界实际上一直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但多年来并没有集中力量探索，也就难有突破性的成就，很多东西还是一种描述性的解释。在这种"意会"的人际交往领域，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某种偏好和优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某种划时代的成就。反过来说，如果不突破这一点，社会学不管是作为一种应用性的专业，还是一种人文修养的学科，都存在着严重的缺憾。

这种对人际关系中"意会"的研究，并不是沙龙里、书斋里、象牙塔里的话题，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理论层次的探索，它本身就涉及现实中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比如，在我国过去二十多年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一方面，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区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高速、良性发展，实际上很多方面已经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可以说初步实现了中国人儿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的梦想。可是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上述发达地区，有些区域，社会的深层结构还完全停滞在20、30年前的水平，没有实现社会的基本层面的变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社会学界，不仅只是简单地从制度层面、意识形态方面、资金技术方面、地理位置方面来研究，而且仅关注其社会性的一面。比如，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比如制度、法律、规章、官方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同处于中国的基本制度之下，很多表面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一样的，但这些地区在相同的政策、体制条件下，发展的效果却很不相同。通过深度的"参与观察"的研究就会发现，这里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和发达地区有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部分，大多是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这部分东西，实际上常常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们要真正有效地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比如西部开发、东北国企改造等，就必须解决这种"意会"领域的问题，否则，仅仅在那些公开说明的、表面的"体制"、"法律"、"规章"上作文章，是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的。

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人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每个细节发生作用的东西，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得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在地方社会中，越是我们"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越可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隐含的决定力量，越可能是我们实际工作的难点，也越值得我们社会学研究者关注。在研究不同的地区发展的差异时，这种常常被人们"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东西，往往正是我们揭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秘密的钥匙。

文化的"意会"方面的实际意义，不仅限于区域发展研究，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引进外资、企业改造、基层组织、民族关系、都市文化、社区建设等，都涉及这方面的知识。我国当前大量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积累，已经为这方面的探索准备了相当的条件，社会学者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可能在理论和应用上获得了些真正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意会"的研究，其实就是把社会学中最基础、最一般的概念--"社会关系"--的研究向深一层推进。学术上，其实并不是说总要一味去搞那些新奇的、超前的概念，很多非常平常、非"常常见的概念，恰恰需要不断深入探讨，也往往是我们新的学术思想的最好的切入点和生长点。"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学最常用的概念，已经被无数人大量论述和阐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人们熟知的基础性的概念，仍然有无限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五、"讲不清楚的我"

如果要不断深化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除了"意会"之外，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从社会关系的"两端"--人--的角度来探讨。当然，我们不必再重复社会学已有的成果，不必一般地从旁观者的视角探讨"人"这个概念，而是要从"主体"(subjective)的、第一人称的角度理解"人"，也就是研究"我"这个概念。

从"我"的角度，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我"，实际上都分为好几个"我"，生物的"我"、社会的"我"、文化的"我"、表面的"我"、隐藏的"我"、说不清楚的"我"......但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分析意义上的不同层次的"我"，而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方面的"我"。从理论上说，最普通、一般的"我"的感受应该是生物的"我"，但这是人们自己几乎不可能感知到的一个"我"，因为只有刚出生的时候的我，是纯粹"生物"的，但那时候，人根本不能感知自己，不可能知道自己这个"生物的我"。一般来说，人在某些极端情境下，丧失了后天文化赋予的各种感觉，回归到接近最基本的生命本能状态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接近纯粹生物的"我"的状态，比如在极度恐惧中凭本能逃生、极端痛苦已经丧失其他感觉、极度兴奋忘乎所以等等，但在社会文化中长大的人，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也很难完全摆脱"文化"背景，很难成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的"我"。另一种接近的情况，就是丧失正常的意识，只有生命本能反应，像睡觉的时候，喝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时候也不是纯粹的，即使睡着的时候，梦里也有文化，那是梦中之"我"，和醒时的"我"不同而已;喝醉的"我"也不是纯生物的，喝醉的时候，也是有一种独特文化的，不过和平时不同而已。另外在这些特殊的情形下，不管怎样，问题是我们自己几乎无法正常"感受"自己。

在诸多"我"中，有些"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公开说清楚的，但这部分"我"很有限，每个人都有很大一部分"我"，只在心里，讲不出来，这部分"我"实际上是"公众"之外的"我"。这部分"讲不出来的我"，常常是自己也不知道的，自己日常的生活、工作、举止言谈、社会交往等等，受这个"我"支配，但自己也不清楚，这就涉及到上面说到的人际关系中的各种"意会"，这种"意会"的主体，有时其实就是这个"讲不出来的我"。比如，我们读古诗词，感到美妙的意境，仿佛跨越千百年的历史，和古人共享那种悠然的感受，这种感受，往往是"难以言传"的，而对于一个具有这种诗词文化修养的人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种"意境"究竟是"谁"在感受呢?似乎不是平时吃饭睡觉的那个"我"，不是求职简历上那个能够一条条写清楚讲明白的那个书面中的"我"，也不是平时同事中、朋友中、街坊邻居中那个包括具体长相、性格、技能、爱好的"张三李四"的我。在"意在言外"的交流中，不是这些具体的、可描述的"我"在活动，而是一个不那么清晰的"我"在主导。因为那些可以描述出来的我，都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定义的，当我们无法确切定义一种"不言而喻"的微妙"关系"的时候，也很难清晰明确地定义这个"意会"的主体--"我"。有趣的是，这个不断体会着各种"意在言外"感觉的隐含的"我"，也是一种只能"意会"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意会"别人，却不一定总能够"意会"我们自己，常常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处理这些"不言而喻"的东西的，一些都是随着习惯自然而然做的，很难说清楚，别人说出来，自己还经常不承认。

应该说明，这个"讲不出来的我"，并不是"不想讲出的我"，这两个"我"不是一回事。有时我们自己反思(reflex)自己的时候，要面对一种"我"，这是自己看自己的"我"，是自己知道的"我"，它和"讲不出来的我"有相近之处，在社会公众看来，好像是一样的，都是在你内心里隐藏的东西，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完全不一样。反思的"我"，是自己能说清楚的，能看得见的，只是故意隐藏在心里，不公开说出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我"，比"讲不清楚的我"要简单得多，它是一种明确的知识，是可以界定、描述和解释的。当然，这种不愿意讲出来的我，有时也通过"意会"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谁在表达呢?这个表达的主体呢?又是我们谈的这个"只能意会"的"我"。

决定人的行为的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我。那种"讲不出来的我"，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感知，实际上很多人是能够通过"直觉"感觉到的，这种"直觉"，现在好像还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解释，也常常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否定，但有些类似直觉的东西，又不能完全否认，像诗里边往往就是这一类感受，就是通过一种"意会"的方式，表达了"意会"的那个"我"。古今中外的很多诗人，有时候就好像是直接把这类感受表达出来。你读诗，实际上是在读诗人，你永远感觉这些诗是言末尽意，意在言外，这就是在感受诗人的那个"讲不出来的我"。而其他很多艺术--绘画、音乐等--也常常反映人的这部分"我"。

对"讲不出来"的"我"的研究，也就是从主体的角度对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意会"部分的研究，是社会学面临的又一个挑战。艺术、文学、电影等，只是利用和表达这部分存在，不是从学理上研究和探索。在各种社会科学中，社会学作为一种以逻辑因果和系统分析见长的学科，是有条件也有责任对这方面进行探讨的。不管是从工具性的应用角度来说，还是从人文教育的角度来说，社会学在这方面应该实现某种突破性的进展，这将是社会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人类知识探索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各种"我"中，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我"，那就是"被忽略掉的我"和"被否定掉的我"。古人常常说"忘我"，"去私"，这是一种把"我"这个东西否定掉的倾向，这究竟是什么含义?这里的"我"、"私"究竟指什么?是自己的生命?欲望?自我意识?物质财富?去除"我"，那么还剩下什么?如果"我"被否定，什么是这种行动的"主体"呢?......今天的人基于今天的这一套概念，会提出一系列的发问。"忽略我"、"否定我"事实上也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它反映出中国人文价值中隐含一种深层的张力，但这种境界，不是虚构的道德说教的寓言故事中的题材，而是历史上史不绝书的很多真人真事的反映。从古至今，确实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自己的理想达到了这种境界，也有很多"高人"自我修炼达到这个高度，当然还有很多"奇人"因为投身或痴迷于某种事物，进入这种状态。不管怎么说，在古典价值体系中，"忘我"和"去私"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只有个人修养到极高的阶段才能达到。事实上，这种价值观，不仅仅是古代的事情，其实，就在不远的过去，二三十年前，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把这种价值推到一种难以置信的极端的程度，"私"这个字成了最大的邪恶，"自我"这个词都变成了"准贬义词"，整个社会完全笼罩在一种彻底极端的"忘我"、"去私"的话语中......这是刚刚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不久的事情，我们都亲身经历的，这种20世纪发生的极端"去私"的强烈冲动，反映出中国文化中这种"否定了的我"的巨大力量。这种被人为否定的我，和"讲不清的我"、"不讲出来的我"一样，同样是我们社会学可以深人研究的课题。

六、将"心"比"心"

传统意义的中国人，对于"人"、"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既不是西方的"主观"、"客观"二分的体系，也不完全如中根千枝先生所概括的日本文化的"纵向"特征;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这个维度而构建的世界图景:一切事物，都在"由内到外"或"由表及里"的一层层递增或递减的"差序格局"中体现出来。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探索中，对于"我"的关注，自然地就继续向"内"的方向深入，也就引出比"我"更接近"内"的概念--"心"这个范畴。

古人可能是由于缺乏生理知识，错把"心脏"当成了人们思想的器官，所以总是把本来描写"心脏"的这个"心"字，和人的思想、意愿等联系起来，并以这个"心"字为核心，构建了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但古人这种生理学知识上的错误，并不妨碍这个思想体系的重大文化价值，因为不管人类是不是真的用"心脏"来思考，这个"心"的概念，已经被抽象化，脱离了一个具体内脏器官的含义(今天你可以说它就是指"人脑")，而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次上。它己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概念，而不再是一个生理学名词。

在古典人文思想中，"心"是个人自我体验和修养的一个核心概念，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等，它的内涵十分广泛，包括思想、意识、态度、情感、意愿、信念等等，但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内涵，那就是它常常倾向和暗示一种"主体性"(subjectivity)，就是说当人们谈到"心"的时候，总是自然产生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即使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其描述的口吻，也好像一种"设身处地"地类似于"主体"的角度在说话(有点像电影中的"主观镜头")，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这个"心"中，就有这种感觉，这首诗透出的杜甫的心情，好像和几百年前的孔明获得了一种跨时代的"通感"，仿佛在直接感受孔明那种"良苦用心"。在这种陈述习惯中，"将心比心"的说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心"这个概念造成的这种微妙的感受，既有中文构词和语法的原因(没有明确的主格宾格)，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在方法论方面的一种特点，这是我们今天在一般的科学实证方法论之外，可以注意研究的一些新的领域。

"心"的概念，以其独特的思考维度，也成为阐释人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比如"心心相印"、"心有灵犀"、"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用"心"来陈述人际关系，着眼点不在这些"关系"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上，而是在于当事者的"态度"，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的态度，是"态度"决定"关系":是诚恳还是奸诈?是开朗还是诡秘?是坦荡还是猥琐?是认真还是敷衍?......这种以"态度"为重点的人际关系理念，不是抽象思辨推导的结果，而是千百年社会实践的总结，是自有其内在的宝贵价值的，很值得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家加以关注和研究。同时，这种理念还有深刻的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心领神会"就是古人所理解的一种真正深刻、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境界，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法的问题，它就是切切实实生活中的工作方法，也确实支持着中国文化和文明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定蕴含着某种优越性和必然性的。

"心"的概念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含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的含义。抽象的、认识论上的"心"的概念，基于自己生命最重要器官"心脏"，它同时也自然地代表着"做人"、"为人"方面最生死攸关的、最需要珍重的东西。当你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就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已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而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应该是"诚"、"正"、"仁"、"爱"、"恕"等，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这种"内"、"外"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真诚、共存、协调、和睦、温和、宽厚、利他、建设性等等，是符合"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的关系。"心"的主观性和它的道德性，包含着对认知主体的--"人"--本身的鞭策和制约。这种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很多学术研究强调的那种超然置身事外、回避是非的"价值中立"、"客观性"等观念，而是坦诚地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它不试图回避、掩盖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而是反过来，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etherisation或moralization)，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的"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今天的社会学，应该探讨古人谈了几千年的这个"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并不能简单地翻译成"思想"、"智力"等现代通行的各种概念和范畴。陆象山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究竟是在说什么?它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学什么启示?中国社会学现在还没有特别讲这个"心"，但是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不讲这个"心"是肯定不行的。"心"作为古人认识"自我"和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基础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日常口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它作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代代相传，构成亿万人民的思想观念基础，又反过来在不断构建和塑造着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心"这个概念，不仅仅为中国文化所独有。就我们现在所知，世界上其他文明中，也有把"心脏"当作人类思想意识中心的观念，也因此以"心"为"中心"发展出一种抽象的"心"的概念体系，并把它放在"人"和"社会"的一个很核心的位置。比如在西方文化申，"心"这个概念本来也是源于对人生理器官"心脏"的指称，但其引申含义，已经超过原来生理上的"心脏"这个含义，至今在很多西方日常语言中，"心"(Heart，Herz，等)仍然是指一个人的"真诚的意愿"、"真实的自我"、"重要的记，辽"等，它一直是描述"自我"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词语，这个"心"的本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和中国"心"的概念有很大的相似。

七、方法论与古代文明

像其他各学科一样，社会学在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方法论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当前主流社会学基本上沿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当然，广义的科学，是包括所有系统知识体系的，但目前社会学方法论中的"科学"，主要是指借鉴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假设检验和统计等基本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作为社会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已经基本成熟，未来也将长期作为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探讨某些新的论题和领域的时候，也需要进行方法论和方法的再探索。在运用社会学来研究"我"、"心"这类概念的时候，原来的实证性的、假设--检验模式的研究方法，还能不能奏效?如何奏效?这就要进行一些尝试和探索，也可能需要借鉴一些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而在引人新研究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向全人类各种文明中蕴藏的智慧，像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伯莱文明、东正教文明、美洲土著人文明、非洲文明等等，都包含着人类长期积累的高度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借鉴和吸收。尽管这些文明今天在外在形式上不一定都那么"强盛"，但文化和智慧的价值，是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军事实力为标准衡量的。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这也是我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本意之一。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容纳百川的文化长河，我们对外界的吸收，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方向的成果。比如，在研究"精神"、"我"、"心"等问题的时候，很多宗教文化中的对于虔诚、内省、忏悔、默想(meditation)等概念的探讨就很值得关注。像佛教中大量的关于心、性、戒、定、智慧的探索，历时两千年，后来成为中国"理学"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发展出禅宗等中国本土流派，很多东西是相当成熟和深刻的，对我们今天社会学新领域的开拓，可能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在中国本土传统中，古代诸子百家、儒家道家的东西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知识之一，不能忽视，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很多东西，非常值得重视。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中国传统思想的演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理学的东西，并不是一般的学者的思辨的结果，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它的所有概念，所有内在的逻辑，实际上都是紧扣社会现实中中国人与人关系的要义--地位、名分、权利等等，它是中国古代现实政治、社会文化运作的经验总结和指导方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是直接决定着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就是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这些前人的成就，会给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很多新的启示，十分有助于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探索领域。

理学的东西，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人的心智，具有很大的价值，很有认真整理和分析的必要，但它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的思路，和今天社会学思想方法、思路、范畴很不相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有一个"解读"和"翻译"的过程，这实际就是所谓"解释学"(Hermeneutics)的来源。这种"翻译"，就迫使你真正用心，彻底理解;你不吃透它们的含义，你是翻译不出来的;同时，翻译也是创造新概念的过程，通过研究这些传统文化的概念，我们有可能融会古今，结合今天社会学的思路，提出一些基于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的范畴和概念，中国社会学一直没有特别刻意地去探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心"、"神"、"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制约。这些概念，不太容易运用现代主流的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某种意义上正是今天的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测算不了、理解不了的部分。目前的实证主义思路，不太容易真正进入这些领域，进去了，也可能深入不下去，有很多根本性的障碍。比如科学方法的前提，就是可以观察和测量的东西，是要有经验性(empirical)的基础，要有一种客观性的立场，首先是要能够把研究对象"客观化"，这些要求，在对"心"等概念的研究中，往往很难。句话说，今天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无法和古人进行跨越时间和历史的"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meansofcommunication)。

新领域的开拓，往往要求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进行探索，也不排除吸收借鉴一些其他的方法和思路。就拿理学中所隐含的方法论来说，就可能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某些充实和帮助。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今天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大多不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方法都是错的、落后的、应该抛弃的。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存在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更重要的，这一套认识方法，已经变成一套理念，变成一群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确实解决了一些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古代中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套东西如何维持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和人口(实际上差不多一直是当时世界最大、最繁杂的政治经济实体)长期的统一和稳定?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官僚系统，都是由这一套认识论和思维方式"武装头脑"的，它确实以相对很少很节约的人力物力，实现了复杂的社会治理。因为它的很多东西，是顺着人的自然感觉走的，是顺应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草根文化习俗中生长出来、提炼出来、又提升到"圣贤"的高度，所以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上通下达、一贯到底，它有一种和中国社会现实天生的"气脉相通"的东西。

传统中的这些方法论因素，也许可以作为今天社会学的诸多"前沿"之一，进行一些探索。一方面，我们做到真正"领悟"古人"格物致知、诚心正义"的认知方法，明白它的真谛，另一方面，吸收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想潮流，不拘泥于是否时髦、流行，而是注重于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以我们自己的需要为参照系来衡量和吸收。比如，在西方社会学田野调查中就出现了基于神学中"解释"(Hermeneutic)、马克斯·韦伯的"理解"("verstehen)"现象学"(phenomenology)等学术传统而发展出来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方法论思潮，就是一种侧重调查者和被调查这两方面主体意识的调查方法的探索，与一般科学实证的方法论有所区别，这方面的内容，在一些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田野笔记中，早已经有所体现。这些东西，似乎与我们的"将心比心"、"心心相印"的理念有某些相通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