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书从简要概述经典物理、统计物理与量子力学之间的明显不同开始，论证为什么量子力学的应用可以超出物理学的范围，并且定义了量子社会科学。指出所谓的量子社会科学并不是要用适用微观尺度的量子力学原理重新表述社会，而是尝试借助量子力学的一些形式理论和概念，研究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在心理学、经济学与金融学中量子概率效应的存在，提出并解答了一些基本问题。他们论证了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信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量子力学的数学工具形式化的奇妙方法。本书建议了一种类-量子方法可以作为理解经济学与金融学中心对象决策问题的有效工具。两位作者还论证了概率相干性能够用来解释著名的Ellsberg决策佯谬中总概率规律的破坏，本书两位作者对这一新奇的研究领域做出了一些领先的贡献。

两位作者深知这样一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是与直觉相反的，他们要把解释亚原子行为发展起来的物理学理论用于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世界。尽管我们掌握了很多亚原子世界的精确知识，但是从来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直接经验。把微观世界有效的理论用于宏观世界可信度如何？这样奇特的做法会不会令人担忧？感兴趣的读者都可能提出这类问题。两位作者的想法是，关于他们开创的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应该由读者在读过该书之后自己得到答案。

本书陈述的模型可以称之为类-量子的，他们与量子物理没有直接关系。作者强调指出，对于复杂的社会系统所做的信息处理可以通过量子力学的数学工具描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阐释了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和决策问题。

把精确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是消除这样的一种误解，即似乎在物理学与社会系统模拟之间本来就应当存在一架桥梁。实际上，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系统中，所得结果的“物理等价物”几乎毫无意义。

全书内容分4个部分，共15章。第1部分 社会科学中的物理概念，含第1-3章：1.经典、统计和量子力学，三合一概览；2.经济物理学； 3.量子社会科学。第2部分 数学与物理的预备知识，含第4-6章： 4.矢量的微积分学及其他数学预备知识；5.量子力学基本要素；6.Bohm力学的基本要素。第3部分 心理学中量子概率效应：基本问题及其答案，含第7-9章：7.简略概述；8.心理学中的干涉效应——导论；9.决策的类量子模型。第四部分 经济学、金融学与脑科学中的其他量子概率效应，含第10-15章：10.危机中的金融学/经济学理论；11.金融与经济学中的Bohm力学；12.BohmVigter模型和路径模拟；13.对于经济学/金融学理论的其他一些应用；14.大脑的类-量子处理的神经心理学起源；15.结论。

本书是面向经济学和心理学以及物理学的研究人员的一部具有新颖、独特观点的专著，很具启发性和创新性，对于希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交叉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生以及研究人员很有参考价值。作者概述了进入该领域所需的数学预备知识和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以及社会科学相关的基础知识，这对那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并打算阅读该书的读者很有益处。

丁亦兵，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篇2

犯罪学 方法论 实证研究 思辩方法 田野调查法

方法，在古希腊语中，即“通向正确的道路”之意。所谓方法论就是指解决本学科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路线及方式、方法。在社会科学中，方法论尤为重要。“只有当一种理论懂得了个性和理性是社会的产物，才能使他们的问题得到解释，使他们的生存得到理解”。①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论，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学科的对象即领域决定了学科的性质，同时方法论也是为本学科的目的服务的，例如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学理论的研究和法律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方法。所以法学方法可以归结为三种：1）价值评判方法2）逻辑分析方法3）社会实证研究方法。

犯罪学通常认为是一门“研究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及犯罪预防的科学”。所以犯罪学也有它的研究方法。以下简要论述：

一 犯罪学的基本问题

无法否认，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又一个新的犯罪高峰期，这也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表现之一。所以犯罪学的研究也尤为重要。犯罪学作为一个学科，尽管与其他学科有着相互交叉，但它也有本学科的方法论。“犯罪学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是指借以揭示所研究的犯罪现象的规律、形式及内容的各种方法方式的总和。”②每门学科的方法论都与学科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犯罪学方法论是内在地包括与犯罪学理论体系之中的，而不是游离的，超然于犯罪学理论体系之外的。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犯罪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研究目的：

基于犯罪活动③的增加，人们首先用实证方法对犯罪活动加以研究，犯罪学研究的基本目的是预防和控制犯罪。我国多数学者认为，犯罪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犯罪产生、发展变化及其消亡的客观规律，进而寻求减少预防及至消灭犯罪的道路。④

2、思维进路：也可叫研究路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

通常认为，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犯罪现象是指一定时空中表征、状述和反映犯罪原因并被犯罪原因所决定，进而为预防犯罪提供依据的有关犯罪和犯罪人的非刑法条文形态的诸经验事实的总结。犯罪现象是犯罪原因的结果，是一种表浅、直观的经验事实。而近代犯罪学史基本上就是犯罪原因学说史。近代犯罪学兴起始于对犯罪原因的研究，狭义上的犯罪学即犯罪原因学，即使广义上的犯罪学也以犯罪原因理论为核心部分。同时，罪因理论的基本价值体现在犯罪原因与犯罪对策的关系上。二者的关系常常被比喻为病因与治病的关系。⑤因此，犯罪学的思维进路为：

犯罪现象

犯罪原因

犯罪控制

犯罪预防

1） 犯罪现象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最先，人们以一种一般社会人的判断发觉社会中有一种危害行为，这种危害行为危害到社会中的大多数，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此时人们是从感性认识出发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

2） 犯罪原因 在人们对犯罪活动的理性分析之后，人们发现了许多犯罪的共同点即共同的社会原因，犯罪原因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客观性、开放性和综合性。

3） 犯罪控制 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方法消除社会中的致罪因素减少犯罪活动的出现。犯罪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控制方法，“社会控制的目的是使越轨行为者、群体或制度回到规定的轨道上来，使社会系统恢复均衡。”①

4） 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是研究犯罪原因的出发点和归宿。犯罪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指导下的预防犯罪的组织体系和措施体系及其具体实施等。因此探寻预防犯罪的最佳途径是犯罪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所在。

按照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社会发展过程中总会伴有一定的犯罪活动，即犯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犯罪活动是不能消灭的。从以上进路达到犯罪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达到社会中犯罪活动的最小化。

3、基本立场：

犯罪学对大量存在的犯罪现象，（包括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一般违法行为和社会越轨行为）的理性分析抽象出关于犯罪人、犯罪原因及其他致罪因素，采取一种甚至几种方法，使社会中的犯罪诱因得以减少，以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 犯罪学方法论

1.方法论的内容：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科学是理性的最高体现，运用理性的方法研究即是科学。这是最广泛的科学观。依此，与迷信和宗教相对立的东西都是科学。其标准在于理性的有无。它同时向四种研究方法开放，即经验方法（观察实验），形式化方法（根据逻辑规则进行形式演算的方法），思辩方法（跳出经验世界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运用这种方法），规范性方法（进行价值评价）。所谓经验的方法，实证的研究其基本的形式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法、问卷调查法等，其中最基础的方法是：观察法和实验法。思辩方法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即对现实的客观现象的一种理性分析。

“尽管犯罪学的研究方法非常多元化，但是事实上犯罪社会学继犯罪生物学和犯罪心理学之后成了当代犯罪学的主流。”②“菲利在抨击古典学派的抽象分析方法的同时，大力倡导以观察与经验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明确地将其理论命名为实证派犯罪学。”我国犯罪学老前辈严景耀先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坚持把对犯罪问题的研究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之中，认为社会变迁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调，而文化失调中最主要的则是法律文化的失调。因此严先生明确指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③在我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上，有学者认为，实证研究在西方犯罪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针对中国犯罪学研究在实证方法方面严重匮乏和先天不足的现状，亟需吸收他人之长，充分重视和加强实证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实践中，针对同一个现象的不同的实证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因此实证研究的开展要以实证研究方法自身的完善和科学化为前提。有的学者以我国现有的基础理论和阐释工具还不能让我们放心大胆直接地去进行实证研究为理由，认为在目前的犯罪学研究中应慎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思辩的方法是解决基础理论的方法之一，定性研究毕竟是定量研究的理论和逻辑前提。而我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惯于思辩式的理论研究，缺少对实证研究的认识，因此，我国犯罪学研究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积极运用思辩研究。④本人认为应强调实证研究与思辩的结合。我国犯罪学研究首先应当根据犯罪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然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思辩，再用其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使实证研究更准确、更科学。犯罪学研究的思辩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也是中国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之一。依据这一套研究方法，中国犯罪学对当代中国的犯罪具体情况和具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依据对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犯罪对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犯罪学理论和实践。

2.方法论的结构：

1）横向结构：

第一，与刑法方法论比较。

“刑法学以犯罪与刑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定罪和准确适用刑罚。”①它有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注释研究法（也称分析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②基于两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不同，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

第二，与刑事侦查学方法论比较。

“刑事侦查学史研究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法证实犯罪，查获犯罪人的学问。”③犯罪学的研究与侦查学不同，就个案来讲，侦查学注重对案件的侦破方法，以及如何取证。而犯罪学注重对犯罪原因、致罪因素以及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生理心理调查。

第三，与其他学科方法论比较。

犯罪学与其它边缘学科研究方法也有不同，本文只列举几例。如精神病学、法医学、多属于医学科类，它们主要以临床研究方法。由于犯罪学的研究是从犯罪人的研究开始的，所以犯罪学方法论也有其相似之处。但是临床检查法仅为犯罪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之一。④

2）纵向结构：

第一，从研究对象划分，犯罪学从宏观角度研究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四个基本问题。思维进路已经具体阐述，在此不赘述。

第二，从犯罪学发展轨迹来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犯罪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科学时期、半科学时期和科学时期，也就是古典阶段、实证阶段和现代阶段。”⑤在古典到实证阶段的研究的过渡中，犯罪学家菲利的贡献最大。“菲利在抨击古典学派的抽象分析方法的同时，大力倡导以观察与经验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明确地将其理论命名为实证派犯罪学。”⑥ 至于涉及到了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不同派别的观点，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犯罪原因、犯罪对象、犯罪对策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

三 犯罪学方法论的重新整合

篇3

>> 论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论商业贿赂及其法律规制 浅议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浅析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制 浅析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制药企业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论气味标识的法律保护 论商业银行收费与其法律规制 论媒体审判的法律规制 论公司公益捐赠的法律规制 论股指期货的法律规制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规制 论TM标志的法律规制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论“蹭网”行为的法律规制 论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 论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 论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规制 论跨国洗钱行为的法律规制 论搭售行为的法律规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6]戴哲.论商标共存协议的效力认定――美国法的司法实践与借鉴[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05.

[7][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1.

[8]石必胜.商标共存协议只作为适用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考量因素[N].中国知识产权报，2013-08-09（7）.

[9]尹为，魏大海，杜健.特殊情况下构成要素相同商业标识的善意共存――钱文公司诉阳光钱柜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评析[J].科技与法律，2012（3）：59.

[10]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九州出版社，2012：56.

[11]刘维.试论商标善意共存理论的适用――评鳄鱼商标案与百威商标案[J].电子知识产权，2012（8）：43.

[12]黄晖.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839.

[14]宋斌，闫星宇.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现实审视[J].求索，2013（6）：92-93.

[15]周世中.论法的正当性[J].学术论坛，2001（4）：132.

[16]李琛.商标权救济与符号圈地[J].河南社会科学，2006（1）：65.

[17]陈明达.多样性与有限性――广告语言符号的批判性解读[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18][英]洛克.政府论（下）[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

[19]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124.

[20]准确把握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EB/OL].[2015-06-15]..

[21]尹为，魏大海，杜健.特殊情况下构成要素相同商业标识的善意共存――钱文公司诉阳光钱柜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评析[J].科技与法律，2012（3）：59.

Research on Legal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Signs Coexistence

DAI Zhe1，2

（1.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63，China；2.School of Law， Aix-Marseille University，Marseille France）

篇4

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近年来灾害人类学发展的新动态，反思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探讨灾害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防灾减灾中人类学关怀，为灾害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做出贡献。会议的主题为“灾害人类学与防灾减灾的理论与实践”。

一、大会主旨发言

六位国内外著名人类学家作了主旨发言。

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集约化脆弱性与灾难”的发言，郝瑞教授通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灾害实例，阐述了

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生活稳定，人类从自然中提取物质与能源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过程往往导致生产或产能的集约化、缓冲的消除、恢复能力的损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发言中强调：尽管人们的环境意识在增强，但要减少灾害发生的频率仍然十分困难。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安东尼・奥尼尔-史密斯教授作了题为“21世纪的风险、脆弱性与灾难：人类学的视角”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脆弱性和风险挑战我们去处理那些可识别的社会功能，导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损害和死亡，但它也让我们遭遇到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经济体系是最为突出的方面。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题为“关于灾害的比较社会学”的发言，他从灾害与社会科学、灾害与社会变动、社会的网络关系与重建、对社会认识的差异、与自然的共生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为例论述了震后避难趋向及社会认识。

美国原加州大学教授，现为独立研究者苏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题为“人类学视野下的灾难与核心文化概念”的发言，赫夫曼教授认为：尽管人民经历了灾难的发生甚至结束，但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长期积累，环境每况愈下，灾难就在眼前。她坚信：一旦人类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运用，减灾和恢复重建的能力将会加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灾难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员作了题为“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发言，他从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叙事和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个方面论述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作了题为“巨灾风险分担路径探讨――以‘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为例’”的发言，他强调：“5・12”重灾区在较短时间内不仅能够恢复重建，而且获得显著的跨越式发展，完全得益于“对口援建”的灾害风险和灾害损失的跨区域分担机制效率的发挥。因此，检视和探讨“对口援建”模式，对创新灾害风险管理意义重大。

二、专题研讨交流

大会主旨发言后，与会代表分八个场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专题学术研讨。八个专题分别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国外灾害人类学研究”、“少数民族观念与防灾减灾”、“防灾减灾与灾害应对机制研究”、“气候变化与灾害应对”、“灾害风险与政治经济”、“灾后重建与宗教观念”、“灾害史研究”。议题广泛、讨论积极，体现了人类学在灾害问题研究中的现实性和应用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灾害问题研究上的整体水平。

篇5

[关键词] 区域旅游 区域旅游合作 概念

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促进了全球旅游市场进一步开放和融合，这一潮流又促进了旅游产业区域合作时代的到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旅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关于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就区域旅游合作的基本问题――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作点探索。

一、对区域旅游和区域旅游合作概念的不同界定

旅游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值得商榷，有待深入研究，其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现代旅游起源于国外，我国对现代旅游的研究，要晚些。我国旅游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起才开始有学者关注和研究旅游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对区域旅游和区域旅游合作这一概念的界定，国内学术界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涂人猛（1994）认为区域旅游是指特定空间存在的旅游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的总和，它是一种以区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接待旅游者、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经营服务方式。郑荣富（1997）认为，区域旅游是依据旅游资源、交通、设施以及地理位置、行政区划诸要素,以客源集中的中心城市或著名的旅游点为依托，以彼此相互协作的接待服务为基础,形成较为完整的旅游区域。这种界定为以旅游中心城市、旅游中心景点为核心、向周边扩散的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郑耀星（1999）认为区域旅游是指跨行政区域的一些旅游地域空间关系密切的地方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跨行政区的旅游。这一概念强调区域旅游合作的关键是跨行政区，并将区域旅游合作作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来对待。薛莹（2001）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将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便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它包括合作三要素：合作主体、合作对象、合作效益。这一界定比较切合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实际和目标。秦学等（2002）认为：区域合作是指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自然人),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优化，形成规模更大、结构更佳、品牌更高的旅游产品――市场体系，以便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行为。陈烈等（2002）认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是从旅游的经营规律和特点出发，跨越行政区划甚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限制，充分发挥各地区旅游的优势、特色，精心组织旅游线路和产品组合，共享客源市场，逐步形成相对发达的旅游区域。梁艺桦等（2004）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由不同行为主体和不同类型旅游产业要素(资源景观、交通廊道、旅游商品、信息等)及区域性相互关系构成的有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给出区域旅游合作的系统学定义：区域旅游合作是具有区域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各个旅游主体单元与在它们之间流动的各种旅游资源要素形成有机运行系统，并不断促使系统“整合功能”日趋增强和发展的演化过程。薛莹（2004）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主体，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自愿进行的自利性与互利性相统一的旅游经济活动。袁宇杰（2004）认为，广义上，区域旅游合作是在大合作区域内，围绕着旅游者的空间流动，合作各方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资本、劳动力、物资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从上面可以看出，一些学者对“区域旅游”的界定实际上已包含了“合作”的内容。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

旅游本身不是为了经济目的，但现代旅游活动又离不开经济活动，必须以经济活动为基础。对区域旅游合作概念的界定要考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和体制因素。对区域旅游合作的称谓各不相同，有称旅游板块、区域空间旅游合作、区域旅游协作，有称旅游圈、旅游带等的，用的多且广泛的是“区域旅游合作”一词。随着实践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概念的内涵越来越深刻，外延的范围越来越大，有些区域旅游合作主体在地理空间上并没多大联系。在其他学者对区域旅游合作概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实践，可以下这样的定义：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约束下，为了完成某些重大的旅游发展计划或为了谋取某种共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区域或区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经济主体及其他相关部门，在自愿的基础上平等参与，依投入大小分享利益、分担风险。区域旅游合作既包括区域内地区与地区间的旅游合作，又包括区域间的旅游合作。区域内合作是基础，区域间合作是区域内合作的扩展，没有区域内合作就没有区域间合作。

参考文献:

[1]涂人猛:区域旅游理论研究[J].社会科学家,1994(5):83～88

[2]郑荣富:促进区域旅游与合作 加速发展福建旅游业[J].旅游学刊,1997(5):19～21

[3]郑耀星: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新路―――制订〈闽西南五市旅游合作发展规划纲要〉的深层思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29

[4]薛莹:对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26～29

[5]秦学陶希东:张家港旅游资源区域合作的对策[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2(6):60～62

[6]陈烈沈静:环北部湾旅游圈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对策[J].热带地理,2002(4):345～349

[7]梁艺桦杨新军马晓龙:区域旅游合作演化与动因的系统学分析―――兼论“西安咸阳旅游合作”[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3):105～108

篇6

论文摘要:恩格斯将哲学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同时沿着这一思路,无法确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事实上,只有把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能将整个哲学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直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将物质与存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是因为:首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解决思维或意识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哲学既要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要研究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再次,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其实,物质与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没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质的概念宽泛的多,包括思维也是存在。物质是实存在,意识是虚存在。只有把意识和物质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绝对相对问题和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如果根本就不承认思维或意识的存在性,那就既不会存在绝对相对问题,也不会存在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所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使是我们“修正”一下,将存在换为物质,那么,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我看也有问题。因为,从宇宙自然的角度来看,质量和能量、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这些范畴还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时就以人划线,以人定位,势必陷入“唯我论”、“唯心论”的泥潭。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立统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变质变律,这些规律之中对立统一律是基础、前提、核心,说明对立与统一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因为,对立与统一规定着否定与肯定及量变与质变,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再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政治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曰官民关系问题。再从历史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仍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看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这是发生混乱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存在是与自然存在相对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体,而社会存在反映的则是社会主体。然而,社会意识则一方面是与自然意识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与社会物质相对而言的。因为,社会意识包括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而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并不是对应概念。二者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把握这一点,是认识社会意识能动性的关键。因为,如果否认社会意识的存在性,否认社会意识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就等于说意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又哪里能有能动性呢?有人对与社会意识相对应的社会物质的概念提出质疑。其实,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经济物质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资本,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及其产品都是经济物质。而政治物质则是指国家机关、军事力量、法庭、监狱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政治物质吗?

虽然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甚至在社会经济中,包括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问题,但都不是基本问题。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不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同样,社会意识和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况且,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无法说明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哲学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互补。自然观反映的是客体存在,历史观反映的是主体存在。客体并不等于物质,因为,自然人意义上的意识,也是客体。同样,主体,亦即社会也不等同于意识。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如资本和政治物质,如监狱、法庭、军队等,也属于主体范畴、社会范畴。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在哲学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哲学与本体论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关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学与本体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当然是哲学,然而即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包含本体论,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哲学不仅包括本体论,而且包括自然观、辩证法、以及经济观、政治观、历史观等内容。其中,自然观是本体论的前提,它们与辩证法共同组成哲学客体的范畴。自然观的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因为,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质能关系的基础上。这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物理学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解决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由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认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因在于马克思在前,爱因斯坦在后,抱着“凡是论”态度的哲学家们,并未能将爱因斯坦的这一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突破性发展成果接纳入哲学的体系,还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学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谈不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是本体辩证法。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直接制约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实践是物质的,认识是意识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意识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是客体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这一点理论界是明确的。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否定和肯定的关系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客体辩证法,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而和客体相对应的是主体。主体包括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历史主体。主体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即劳资关系问题;而主体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建立在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基础上的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实际上是如下一个体系:

通过上述哲学体系图,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学与本体论既不是等同重合关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是一回事。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哲学是一个多层次体系,然而每一个层次和每一对范畴的基本问题都必然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如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质能关系问题,而在质能关系中,质量是客体,能量是主体。因为,质量具有可动性,而能量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空间具有客体性,时间具有主体性;静止具有客体性,运动具有主体性。因为,空间是质量的存在形式,而时间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静止是质量的本质特征,而运动是能量的本质特征。再从本体论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物质具有客体性,精神具有主体性。由此决定了实践具有客体性,认识具有主体性;客观具有客体性而主观具有主体性。因为实践是物质的,而认识是精神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精神的。再从辩证法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对立性是反映客体与客体的对立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对立性,而统一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性。由此说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否定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肯定性。同样,量变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量变以及主体与主体的量变,而质变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质变性。因为,否定和量变都是反映事物的对立性特征,而肯定与质变都是反映事物的统一性特征。再从社会经济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资本是客体,劳动是主体,因为资本具有可动性,而劳动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剩余资本具有客体性,而剩余劳动具有主体性;资本股份具有客体性,而劳动股份具有主体性。因为,剩余资本与资本股份都是资本的特征,而剩余劳动与劳动股份都是劳动的特征。再从政治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官民关系问题,亦即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其中,公民是客体,国家是主体;民是客体,官是主体;民主是客体,法治是主体。“民可以载舟”,就说明了民的客体性,而官具有能动性,说明了官、国家、法治的主体性特征。由此决定了民权的客体性,政权的主体性。再从社会历史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经济是客体,政治是主体。由此决定了阶层的客体性,政党的主体性;人民的客体性,人才的主体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其一,无论哲学有多少层次,每一个层次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其二,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其三,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识存在,也包括物质存在。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对立关系,也不存在统一关系。再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虽然物质是客体,意识是主体,但客体并不等同于物质,主体也不等同于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要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宽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各个层次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作为主线贯穿到底,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则只能说明本体论的基本问题。超出本体论的范畴,如自然哲学、辩证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都不是由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所能说明得了的。过去,正是由于哲学教科书没有认识到哲学是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的互补。所以,一些哲学家便一再否定历史观的哲学属性。其错误在于:首先,哲学既包括对认识对象,即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认识者,即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如果只完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而不完成对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就不是完整的哲学。其次,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为人类自身的存在而服务。如果连人类自身是怎样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对自然的认识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哲学的价值。最后,从哲学本身来看,历史观正是哲学区别于一切西方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观的创立是整个哲学实现变革的枢纽和焦点。马克思如果不创立社会历史观,就不可能完成哲学上的根本变革。

由上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说明历史观不可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历史观属于哲学的范畴,但认为只有客体哲学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历史观则属于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看做是两门学科,而不是看作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割裂了哲学本身的完整性。其实,列宁关于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列宁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常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我们所要坚持的,正是由哲学为我们开辟出来的客体和主体相互补的这种完整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导致哲学本身的倒退。

在客体和主体的关系中,二者都是非决定性的。从主体的非决定性来看:首先,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存在。当自然还没有进化到人类的时候,社会就是不存在的。同时,如果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时,就有可能将人类大部或全部毁灭,玛雅文化、希腊文化等的突然性毁灭,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灾变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矿藏、物产、地势等都可以造福一方,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关于主体的非决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创造。”马克思的论述,很明显地说明了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具有规律性,人类的社会活动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其目的就不能实现,甚至反过来对人类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行为实施惩罚性报复。

当然,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客体也具有非决定性。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说主体对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动性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量子力学的微观物理实验结果就证明了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干扰也都起着能动作用。其次,主体是有目的的。所以,主体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人们极力摆脱自然对人类的威胁,能动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客体具有非决定性的主要根源。再次,人对自然具有自觉的改造能力,当然,人类首先是对自然的适应性,这是与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所共通的。然而,人类不仅可以适应自然,而且可以对自然条件进行选择,并进而达到改造自然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也许至今地球上仍只有类人猿,而没有人类。当今的地球,已经很难找到没有人化的痕迹,这都说明了客体具有非决定性。

既然主体和客体都具有非决定性,那么,二者的决定性又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主体的非决定性和客体的非决定性的互补,才能成为二者的决定性。对于这一点人类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在古代,由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切都屈服于大自然,所以,主体实际上是客体的奴隶。人们相信神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在客体面前无能为力的表现。只看到主体的非决定性,而看不到客体的非决定性,这是唯心论存在的根源之所在。到了近代,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人们又认为主体是客体的主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只看到客体的非决定性,而看不到主体的非决定性。这是唯物论存在的根源之所在。结果,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步认识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没有客体,主体也无法存在。所以,人们的一切行为既要考虑到主观目的,也要考虑到客观规律,只有使二者相协调、相互补,才能使主体和客体共同存在。所以说,主客体非决定性的互补才是决定性的。

篇7

马克斯　韦伯的研究方法是十分独特的，不同于在他以前或与他同的任何一个家。而且，他本人还非常重视方法论本身的研究，撰写了几篇这方面的经典论文。[1]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比如“理解”（Verstehen）、“价值无涉”（Wertfreiheit）和“理想类型”（Ideal-typus） 已经成为谈论社会科学方法论者所不得不涉及的主题，同时也是引起许多误解和争论的源泉。一个长期困扰韦伯研究者的是：韦伯赖以提出和这些概念的学术资源是什么？难道他的方法论体系纯粹是出于个人的独创吗？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论述韦伯的思想，所以不拟对他的整个方法论体系进行全面的评述。在这一章里，我将试图论证：（1）。 韦伯的许多方法论概念都来自法学，他所接受的法学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家”思维方式是孕育其“独创性”学术贡献的一个重要资源；（2）。 韦伯对来自法学领域的这些概念进行了上的改造，使之服务于他研究“社会现实”的目的，从而发展出一套前所未有的系统研究方法。当他借助这套方法回过头来研究法律时，便给法学研究带来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

第一节　韦伯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在套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创建一种“社会物”（孔德语）。在今天看来，这种忽视人类精神世界的研究方法不仅是缺乏吸引力的，而且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以狄尔泰（Dilthey）为代表的德国“文化科学”传统则强调以“价值”（value）为要素的人类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主要用的方法去发现这些“价值”。新康德主义家李凯尔特（Rickert）正式区分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两者绝对不可混同。但他本人并未发展出出一套系统的文化科学研究方法。李凯尔特的思想对他的朋友 马克斯。韦伯 深有，[2]但后者并不满足于区分“事实”（facts）和“价值”（values）的世界，而是在李凯尔特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致力于发展一套研究“价值”的“科学”方法。韦伯把人的“社会行动”（Soziales Handeln）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他的研究既注意“社会行动”的可观察到的外部表现，又关注“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Sinn）。实际上，他之所以选择“社会行动”作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就是为了在承认人的主观价值的基础上打破“应然”和“实然”、“事实”和“价值”、“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也就是说，他的研究方法综合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试图综合客观性的“说明”（explanation）和主观性的“解释”（interpretation）。他所首创的“理解社会学”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社会学（这个字眼具有多重涵义，下面仅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予以定义）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说明。[3]

韦伯还指出，对主观意义的解释也象所有科学的观察一样，需要追求“确证”（Evidenz）。[4]这一点使他区别于新康德主义者。而他紧接着又指出：“理解的确证”可能是“（a）。具有理性的性质（因而具有逻辑特性或者具有数学特性）；或者是（b）。具有感觉上可以重新体验的特性（感情的、领悟的性质）。”[5]在这里，（a）可以看成是实证主义方法的体现，而（b）则又具有“文化科学”方法的特性。因此，韦伯显然是在进行一种“新的综合”。那些认为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6]或者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片面的。

第二节　韦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斯。韦伯独特的研究方法只有放到他的法学背景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韦伯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很少正面引用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论著，倒是法学家的学说常常在他的行文中被正面地加以介绍。这一点在《与社会》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他的一些重要方法论概念，比如“理想类型”或“纯粹类型”、“客观可能性和充分原因”等等，在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的脉络中都无法找到出处。所以研究者们常常惊叹于韦伯“创造”概念的能力。实际上，韦伯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学者，他的所有重要思想都有学术上的根源，只是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更为成熟和稳健，没有象他们那样到自然科学中去为新生的社会科学寻找方法和理论源泉，而是致力于从法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中发掘出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现实的系统方法。迄今为止的韦伯研究者们都未能深入考察韦伯的法学教育背景对其毕生学术事业的深刻影响，这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只有梅耶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中提到过这么一句：“韦伯是一个接受过完备法律训练的法律家。罗马法和罗马法的历史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他接下来说：“至少就而言，法律科学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范围。”[7]此外，还有许多研究者也都说过类似的话，其中还有以为正确地指出耶林是韦伯行动类型学说的主要理论先驱，[8]但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哪怕是略微详细一些的论述。

法律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历史法学派的方法论贡献

在西方社会中，法律是一种铸成为传统的社会规范。一方面，包括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在内的整个西方法律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两千多年以前诞生的罗马法，另一方面，法律又是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具有最切实的实用性。因此，在法律这个场域中，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和融会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因为这样，法学发展成为一种用历史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系统知识体系。

历史在法学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法律原则（principium或arche）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查士丁尼组织编撰的《学说汇纂》中，第一卷就收录了庞波利由斯（Pomponius）的法律史作品 “论市民法的起源”。在漫长的中世纪，研究教会法和市民法的经院派法学家也保持着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在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的学者和教师以及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法律史学家则把历史推上了至尊的地位。Valentinus Forster和其他新兴市民大学中的法律学者把罗马法的历史引入到近代思想之中。其中最详尽的作品当数Arthur Duck所著的《市民法在基督教各王国中的作用和权威》（1653），介绍了到17世纪为止的欧洲封建法、市民法和教会法的历史。此外，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进入到各封建王国本土法的领域，典型的作品就是Hermann Conring的《日耳曼法的起源》（1643）。[9]历史还进入到16世纪以后的司法技术层面，成为“法律解释”的基础，以补充或替代以前惯用的哲学方法。在《学说汇纂》中有一节题为“语词的含义”（De verborum significatione）的，其中便提出了解释、语源和语言变迁等问题，鼓励采用历史的方法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这些问题在中世纪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解释”实际上意味着要在蛮族的语汇和罗马 拜占廷或罗马 教会术语之间进行互译。对古典的翻译和评注、对不同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的论文以及法律词汇表，这些都是当时的法律职业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也是历史方法运用于司法实践所产生的成果。

作为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诞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其开山祖师是胡果（Hugo），而它的主要创建者和思想源泉则是卡尔。弗利德利希。冯。萨维尼（Karl Friedrich von Savigny）。萨维尼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主要包括：（1）。 1803年出版的《论占有法》（Das Recht des Besitzes）；（2）。 1814年发表的与蒂鲍（Thibaut）论战的“论立法和法学在当代的使命”；（3）。 创办了历史法学派的理论阵地：《历史法学年刊》（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4）。 出版了两部系统的法律史名著：《中世纪罗马法史》和《当代罗马法体系》。[10]在这些研究中，萨维尼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并进而使历史成为法律的“灵魂”，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萨维尼的理论体系中，对马克斯。韦伯影响最大的因素包括：（1）。萨维尼并不把法律看成一个有着自身目的的整体性存在，恰恰相反，他认为法律是一个由各种概念、原则和技术组成的复杂体，因此，研究法律的历史并不是研究一种“绝对精神”的历史演进（与黑格尔区别开来），而是要研究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则和技术如何经由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成为现实法律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论占有法》一书中，萨维尼就专门研究了“占有权”这一特定的法律设计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萨维尼指出：历史方法的目的不是“表彰罗马法或任何一种固有法律体系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溯每一项既定制度的来源，发现某种有机的原则，由此把那些现在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制度设计与那些已经死亡的、只属于过去的法律规范区别开来”；[11]（2）。萨维尼打破了把法律看成一个封闭体系的成规，他了法律与社会母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了法学家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法律概念和原则的过程。他发现：法律与“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历史性的相互转化关系，许多现在的法律设计在过去都是首先作为事实而出现的，比如“占有”。因此，要想严格区分“事实”和“法律”，从而把法律建构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行不通的。

韦伯从萨维尼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这体现在他的两项重要方法论贡献上：首先是一种反对目的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系谱学”研究方法，即：追溯促使每一种社会现象发生的各种影响因素，但否认存在一些“终极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反对把社会视为一个追求着某种目的的整体。其次是他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即：研究历史，但不把历史作为一种已经死亡的过去，而是视为一种仍然具有“现实效应”的力量，因此，要“建构一个社会学框架来引导历史研究”，[12]从而使历史与现实的相关性得到揭示。由此可以看出，韦伯在借鉴萨维尼研究方法的同时，已经对之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方法创新。

法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耶林的法学研究方法

韦伯的朋友、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勃鲁赫在他所撰写的一部法哲学教科书中是这样评价鲁道夫。冯。耶林（1818-1892）的：“耶林把以往法律哲学中的各种思想要点都汇集和综合起来，以促使法哲学的再生。”[13]而耶林完成这一工作的过程恰好发生在韦伯接受法律教育的时期，对韦伯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耶林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强调法律中的目的因素，即认为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根本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一种方案。法律体现着对立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14]为了研究法律如何在各种对立利益之间达致妥协，耶林必须摆脱形式主义的法律研究方法，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在此过程之中，耶林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社会理论”。韦伯通过耶林与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传统建立了联系，他从这一传统中吸收和继承了一些基本的解释性概念，其中包括社会行动、集体性（collectivity）、社会力量、人性、人类的共同目的（common human telos）、一般发展原则、社会进化观等等。[15]

将耶林和马克斯。韦伯的法律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但韦伯并未完全照搬耶林的概念和论式，而是对耶林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改造。概而言之，韦伯从耶林那里借鉴并加以改造的范畴包括：在研究罗马法的过程中，耶林发现：在古罗马严谨、系统的法律体系背后始终潜藏着一个能动的社会行动者的概念，这个行动主体是某一家族的成员，承载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以自己的行动去创设法律关系。如果没有这一行动者的概念，整个罗马法体系就会成为一堆僵死的条文，而缺失了一种使之赋有生机的精神。[16]在中世纪，罗马法得以在教会法中蛰伏、延续，而教会法对罗马法的发展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把“自由意志”这一属性赋予了法律行动者。[17]

具有“自由意志”并拥有若干社会资源（身份、财产、法律权利等等）的社会行动者这一概念为马克斯。韦伯所继承，成为他的整个社会理论的基石。（1）在发现并使用了社会行动者这一概念之后，耶林进一步指出：追求利益的目的是所有社会行动的内在动力。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人们有目的的社会行动的产物，它们反过来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有序化的导向。因此，“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则不是产生于一种目的 也就是产生于一种实践性的动机。”[18]韦伯继承了耶林的这一思想，认为人的全部社会行动都基于某种主观意图。不过，他认为耶林的“目的”概念不足以涵盖人的主观世界的丰富性，因此用“意义”这一概念来取代了它。耶林所称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所指向的唯一目标就是“利益”；而韦伯所称的“意义”则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括情感、利益、宗教信仰、道德操守等等。（2）耶林在其研究中发现：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必然与他人发生关联，而合作则是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必然方式。合作意味着“把个人的目的与他人的利益结合起来”，[19]它是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组织的目的是维持合作并确保社会成员的意愿保持基本的一致，它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包括强制、奖励以及道德和伦理上的说服。[20]韦伯也继承了耶林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视角，他首先考察了人们之间形成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随后研究了某些社会关系得以固定下来成为社会组织的过程。出于反对简单化和化约论的一贯立场，韦伯在考察社会关系或社会合作问题时突破了耶林只关注利益的局限，而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基础，其中包括血缘、情感（包括爱情）、市场交换、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等等。他基本上同意耶林关于社会组织内部秩序维持机制的理论，认为一个组织内部的秩序可以通过自愿协议以及强制与服从两种方式而获得。（3）韦伯发展了耶林关于“职业”（Beruf）的观点。耶林认为：“通过‘职业’一词的社会含义或客观含义，即一种主体资格或者是一种召唤某人去完成某项事业的内在声音，我们得以理解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通过它，个人把自己持久地摆在某种社会位置上 这就是他/她的社会岗位。当某种职业与主体谋求生计的经济目的结合起来时，它就被称为一种‘行业’或‘业务’。因此，行业或业务是作为主体生活的目的和手段的全部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生活的目的“一词，我们建立了职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生活的手段’一词，我们建立了职业与主体之间的关系。”[21]在这段深刻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韦伯本人的许多重要思想的雏形：（a）。在韦伯本人的两篇重要演讲稿：“作为职业的学术”和“作为职业的政治”中，他强调了职业对一个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的影响。正象耶林所指出的那样，职业不仅是一个赖以谋生的手段，它也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到并保持一个位置的根本方式，成为他/她的安身立命之本。社会的整个权利结构和知识/话语结构都以某种职业结构的面目出现，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就某一问题发言、是否有权力在某一领域发号施令的最重要根据就是他/她的职业。面对浩如烟海的事实，一个学者选择其关注重点和研究路径的方式也是受其职业所制约的，因此，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否与事实对应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如实地反映某种社会意义结构的问题。（b）。法律家（包括法学家、司法官员和执业律师）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群体之一，而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曾经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因此，他对职业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职业为摹本的。在《经济与社会》中，马克斯。韦伯花了大量笔墨来论述法律家的职业活动如何促使法律向一般化、抽象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又如何在一般化的规则与具体的职业判断之间保持一种适度张力的过程。因此，关于法律职业的理论建构在韦伯的法律社会理论中居于核心的位置。（c）。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更从职业这一概念中提炼出一种职业伦理或职业精神，通过研究新教伦理与这种职业精神之间的关联，他揭示了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节　韦伯方法论体系中的独特概念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法学派和耶林的法学研究方法为马克斯。韦伯提供了建构自己独特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其实，法学教育背景对韦伯研究方法的影响并不至于此。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还将追溯其它法学研究方法对韦伯的影响。我们将看到韦伯是如何对这些方法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概念和体系。

理想类型

理想理性（ideal-types）是韦伯方法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他借以建构其社会理论的基本工具。具体而言，理想类型方法的运用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研究者要根据经验信息提出自己所欲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问题的结构设计出涵盖这些经验信息（可能是社会事实，也可能是历史资料）的理想类型。随后，研究者可以用这些理想类型去解释更大范围的文化现象。理想类型方法有这样两个特点：首先，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关联”，也就是说，研究者的问题结构中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判断，而理想类型本身也必须能够对研究对象对包含的意义结构作出解释，这使得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其次，“理想类型方法的目的不是侧重揭示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家族相似性（generic similarities），而主要在于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22]的确，韦伯的各种理想类型概念 从合法统治的三类型到资本主义精神 都着力于探究各种不同社会、或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通过这种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韦伯凸显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性。

根据沃尔夫冈。蒙森的分析，韦伯的理想类型共有两类，其一是结构类型，用以呈现某种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其二则是社会变迁类型，用以展示一定时间跨度内的历史过程。[23]在韦伯的实质性分析中，这两种理想类型往往是交替出现的，有时则又互相融合、难分彼此。通过对它们的灵活运用，马克斯。韦伯得以在其社会学研究中注入一种历史的维度，并得以发展出一种宏观性的历史理论。

韦伯再三强调：他的所有研究都是通过理想类型的方法来展开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对真实世界的如实描述。那么，这样一种研究的真正意义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理想类型方法的起源作一番考察。我们再次发现，韦伯早年接受的法律教育和他所熟悉的法学思维方式在这里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法律是一套抽象的行为规则。法律的形成和运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是“分离”（isolation），也就是把一些规范性的因素从社会事实中提取出来；其次是“概括”（generalization）和“抽象”（abstraction），也就是进一步对这些规范性因素进行逻辑上的整理，从分散的、具体的因素中概括出一般性原则，再把这些原则整合为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规则体系。最后则是“适用”（application），即找出某一社会事实状态与某一法律规则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并根据这一规则对该事实作出法律上的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必定涉及到对规则含义和事实情境的解释（interpretation）。韦伯本人对法律科学中的这些方法和步骤是了如指掌的。在《经济与社会》中，他分析了藉由“一般化”（generalization）和“体系化”（systematization）而构筑起来的法律科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借助一些抽象化和一般化的概念来把握世界的复杂性，把事实分为“与法律有关的”和“与法律无关的”，并且通过“意义阐释”的方法把这些事实建构为法律上成立的“证据”。同时，法律科学还会借助演绎推理的方法在“证据命题”（即“事实命题”）和“法律命题”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从而推导出一个法律结论。

通过这一初步的考察，我们发现：法学思维方式并不试图去认知“真实”的客观世界，恰恰相反，它试图通过人类的主观建构活动去赋予客观世界以“意义”。法律职业活动和法学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总体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通过人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并通过人的心智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这里的人必定是社会性的人）。其实，史学和社会科学也具有类似的性质。著名的韦伯思想研究者罗斯教授指出：

虽然历史的偶发事件和历史的多元性，使我们不可能认知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但是类型或模式的建立则是必须的，因为关于历史的结论，是用类型学的词汇来表达的，这就是类型学与历史解释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方法学上最彻底的理论基础。[24]

正是为了对和现实作出理想类型式的解释，韦伯把法学认知方式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他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不是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全部事实：考虑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事实的无限多样性，认识全部事实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社会科学家必须对事实进行选择。为了确保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这种选择不能是随机的或任意的，它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个条件和规则就是：社会科学家对事实的选择必须能够揭示出这些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在选择“经验素材”（empirical data）之前就要有一个经过自己主观建构的结构以及符合这一问题结构的判断事实之间意义关联的框架。这一问题结构和理论框架来自于社会科学家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包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地方性洞察）、来自于他/她接受学术训练所习得的思维方式、也来自于他/她以前的学术所留下的印记。正象法学家通过概念体系来建构意义世界一样，社会科学家也通过理想类型来发现和解释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概念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作为一个意义甄别体系而存在，根据人类社会的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了分类和排序，从而得以确保一种意义秩序的产生。各个法律概念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比如物权与债权、侵权之债与契约之债，同时，它们又具有某种逻辑上的一致性，得以保障它们可以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法律概念也使事实和价值、行为和规范得以区分开来，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建构出一套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较为简单的一般性规则。占有作为一种行为或事实是具体的、多样化的，而占有权则必须符合教条明文规定的特征。韦伯把法律概念发挥这两种作用的方式移植到社会科学中，借助理想类型来发挥类似的两种作用：一方面，各种理想类型所蕴涵的不同信息得以区分出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同时又可以保障这些差异是根据同一种逻辑而言的；另一方面，理想类型又与经验事实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有助于研究者把握与其研究旨趣相一致的经验对象。

理想类型是韦伯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很少有人追溯理想类型这一概念的来源，更没有人发现它与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其实，理想类型研究方法与法学之间的关联是有一定的历史线索可寻的。在韦伯1904年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之前，[25]它已经存在于当时德国的法学和“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即学）文献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法学家耶利内克的《国家学一般原理》。[26]在这部著作中，他区分了规范性的类型学方法和科学性的类型学方法。他所界定的规范性类型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具有及其相似的含义。耶利内克认为，科学性的类型或经验类型是对经验现象的某些显著特征的归纳，[27]这些类型处于历史性的事件之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28]而规范类型本身则与经验事实无关，它只是人们借以认识和解释经验事实的一种工具，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视角。

与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一样，社会科学中理想类型研究方法的也要经过“分离”、“抽象”和“适用”等几个步骤。首先，社会科学家需要根据自己所欲研究的问题收集一些经验素材，从中分离一些反复出现的性因素。随后，他/她必须根据一定的理论逻辑把这些规律性因素建构为一些基本的理想类型。最后，他/她可以借助这些这些理想类型去相关的具体事件，也可以利用一套理想类型去解释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进程。至此，我们发现，学中的“模型”建构方法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的最佳体现。经济学模型不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以假定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经济学家借助假定把与自己的研究旨趣无关的经验素材排除出去，同时通过理性分析建立起相关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种与经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的理论建构恰恰能够把握住现实经济生活中若干规律，从而有助于对其作出解释和预测。

意义阐释与因果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试图达到两个基本的目的，首先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继而要根据这种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因果性的说明。这两项基本任务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人文”和“科学”的基本目标。“解释”（interpret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是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旨在揭示人类主观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因果性的说明”（causal explanation）则是近代“科学”的认知方式，旨在发现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客观规律”。韦伯一方面继承了自康德和狄尔泰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把人当作有着丰富的内在意义的理性存在，而不是机械的运动物体，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发掘个人丰富的内在价值，而试图对历史和社会结构进行科学的分析。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没有超越的。他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韦伯把个人的社会行动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单元，而社会行动与条件反射式的本能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意义”，这种“意义”是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复杂体，它包含：（a）。行动者采取这种行动的目的；（b）。这种行动对其它人的意义；（c）。这种行动可能是反复出现的，或者是与许多其他行动者的某种行动相类似的，那么它还有一种一般性的或平均性的意义；（d）。这种行动可能基于某种道德律令、宗教信仰或其他规范，那么它便具有某种“在一个规范体系中的意义”；等等。[29]这些意义可以通过理性的推理和移情式的体验为他人所认知。这种有意识的认知或不经意的判断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分散知识。社会科学家则可以借助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关于行动意义的知识进行再度解释，使之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其次，韦伯认识到，虽然个人的社会行动具有丰富的主观意义，但从统计意义上讲，许多行为都可以归入到一些固定的类型或范畴之中。这是因为：（1）。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他的行为选择必然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而他的主观意义也必须与他人的发生关联和互动；（2）。由于社会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也就是说，社会拥有自己的历史，很长时间以来无数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必然导致一些常规性的行动模式，其中蕴涵着复杂但又有规律可寻的意义结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或社会知识结构。通过采用理想类型类型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对这些行为模式及其意义结构进行一般性的抽象研究。

最后，韦伯认为，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体现精神价值的意义世界，所以，在说明社会行动或社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客观性”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desirable）目标，因此也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社会现实的因果性说明只需要做到“主观充分性”（subjectively adequate）即可。韦伯写到：

在如下情况中，我们就可以说对某一套内在关联的行为过程的解释是“主观充分的”（或者可以说是“在意义层面上充分的”）：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和感觉模式来判断，这种解释使这一过程中各个组成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类型化”的意义复合体。人们习惯的的说法是“正确”而不是“类型化”。[30]

换句话说，社会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使社会事件及其关系结构变得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并使得这种理解能够获得交流、赢得共识。由于社会事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外在表现，体现着一定的主观意义取向，所以，如果机械地探询社会事件之间的客观因果关系，反而会误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事件。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把几张色彩斑驳的纸片交给另一个人，并从后者那里拿走了一张更加花里胡哨的纸片。如果不明了这个事件所发生的场景以及这一场景中各个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一事件的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事件的解释者，我们必须走入这一事件的场景之中（通过历史的想象性回复 如果这是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是借助参与式的观察 如果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去揭示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储备把这些带有主观意图的行动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发现上述事件发生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上述两个人并不是孤立的两个行动者，而属于一个激动的人群。前者手中的纸片是北京大学所属的这个国家的货币，后者交给他的则是“北京大学百年纪念邮票”。用货币来换取有价值的物品是这个社会的普遍规则，而这种邮票的价值在于他它的象征和纪念意义。根据每个解释者知识储备的不同，他们对这一看似简单的事件还可以发掘出各种不同的深层含义。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并不关心孤立的事件，而是试图找出社会中的“常规”（regularities），因此他的研究必须借助一套“从经验中得来的已经确立的一般性概念和原则”，以判断“某一类事件反复发生的可能性。”[31]他充分认识到社会行动中蕴涵的主观意义，但同时也认识到这种主观意义也可以得到概括性的解释。他首先借助其理想类型的方法把已知的社会行动和社会事件中包含的常规性因素概括成一些具有理论分析功能的一般性概念和命题，然后通过“解释性的理解”把需要进行理论分析的行动和事件纳入到这些概念和命题的之中，并且通过经验判断和逻辑分析找出这些“理想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

韦伯的这种研究方法也可以从他的法学背景中找到根源。我们知道，刑法和侵权法中有一个关键的课题，就是要找出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判断侵害结果是否包含在侵害人的主观意图之中（即：侵害人是否有过失），从而确定侵害人的责任。为解决这一课题，法学家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技术。其中冯。克里斯（von Kries）的“客观可能性”理论对韦伯产生了直接的。克里斯认为：判断一个侵害事件和一种侵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唯一标准是看前一类事件导致后一类结果的客观可能性。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借助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概括出一些相互关联事件类型，并且能够准确地把每一具体事件纳入某一特定的类型之中。[32]韦伯通过把法官的角色转变为社会科学家而发展了这种因果解释理论，借助这种理论，韦伯找出了他所关心的各种历史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

价值的实证研究

在研究具有主观意图和价值取向的社会行动时，社会科学家如何避免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取代社会行动者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如何作到研究的客观性？这是韦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他通过采纳一种特殊的“价值”或“道德”定义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一方法论上的难题。

韦伯把道德看成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人类共同生活所必须的关于如何“正确行动”的知识。因此，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道德是社会性的，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科学家不必深入到社会行动者的内心当中去发现道德，他只需通过观察一个社会对不同行为作出的评价和反应便可以理解这一社会的道德。

在这里，韦伯区分了理解（understanding）和评价（evaluation），这种区分是他所倡导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value-free）的前提条件。社会科学家并非不去研究价值和道德，恰恰相反，由于价值与道德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因此任何社会理论都无法回避它们。但是，社会科学家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来评价一种道德的好与坏，而只能去理解社会本身对某种社会行动的价值判断，探寻这种价值的社会基础和功能。

“有选择的亲和性”

有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是韦伯方法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概念。韦伯用这一源自歌德[33]的概念来取代各种形式的决定论 包括历史决定论、法律决定论、宗教决定论和和文化决定论。他认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法律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诸层面都是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决定”关系，更不能说是某一种社会层面决定了其它各个层面。韦伯把这种互动关系称为“有选择的亲和性”。这使他的思想从根本上有别于马克思，后者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经济基础）决定着其它所有社会层面。

有选择的亲和性是韦伯借以把他建构出来的各种“理想类型”联系起来的主要工具之一。为了避免建立“客观因果关系”所必然遭遇的麻烦，韦伯试图用这一比较模糊的柔性概念来阐释本身便浑然一体的人类生活。这种方法与他从社会行动出发的研究路径是完全吻合的。在现实生活中，个人选择行动方式时的主观意义取向往往很难分辨。为了研究和分析的便利，人们不得不区分出各种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但韦伯同时要求人们注意到这些因素本来是难以分割的。

第四节　法律的社会理论研究

法学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斯。韦伯所概括出的两种法律观：法学的法律观和社会学的法律观。其实，这两种法律观只是韦伯所提出的三种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两种。这三种研究方法分别是：道德论方法、法律职业方法和社会学方法。这三种方法的各自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方法

关注重点

所认为的法律效力来源道德论

法律的道德基础

法律与外在伦理或道德价值之间的一致性法律职业

法律的独立性

法律内部规则和原则的逻辑一贯性社会学

法律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

法律的社会功用

道德论的法律研究方法坚信法律的根基是人性和人的是非观念。其主要关注点是一种建立在关于何为道德上正确、何为道德上错误的社会共识基础之上的共同道德信念。其主要理论预设是：检验一种法律的有效性的最重要方法就是看它是否始终一致地贯彻和表达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此外，法律的道德基础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保障，比如将法律与某种宗教权威结合起来。因此，道德论的法律研究方法并不注重法律内在方面的研究，而是侧重于探讨法律与某种普遍的、公认的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法学方法，从它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探讨，并通过流传千年的法理论一直存续到今天。

法律职业研究方法建立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它把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系统，致力于维护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由于这种研究方法不追究法律规则本身的基础，而径自研究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所以又被称作法律教条学或教条论法学（dogmatic jurisprudence）。

道德论的研究方法和法律职业的研究方法都是“规范性的”（normative）研究方法，即根据某种预先建构的标准（道德或逻辑）来评价法律规则的正确性或有效性。而社会学研究方法则是“实证性的”（positive），它关注于法律规则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方式。在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之中，法律规则的制定、解释和实施过程都被看作是人类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而研究者则致力于揭示这些社会行动的“意义”（meaning）。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研究方法

人们通常都把韦伯研究法律的方法称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韦伯本人对“社会学”的描述来看，这种观点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把韦伯的研究与近现代的“社会学法学”或“法律社会学”相比，我们却可以发现其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这大概是因为“社会学”一词本身在欧陆和英美便存在很大的差异，[34]而当代的法律社会学则主要盛行于美国的缘故。阿兰。亨特通过他的研究发现：从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对法律所做的社会学研究到当代的法律社会学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裂，而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中介便是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运动。[35]为了有和更好地说明马克斯。韦伯研究方法的独特方面，我们可以把它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作一对比。

首先，法律现实主义者强调自己研究的是“行动中的法律”而不是“书本上的法律”、是“实在规则”而不是“纸面规则”。例如，杰罗姆。弗兰克给法律所下的定义就是：“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法律或者是：（1）实际的法律，即关于这一案件的一个已经作出的判决；或者是（2）可能的法律，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36]法律实在主义者基本上认为自己的研究所揭示的是具体的社会实在，而未曾想到研究者的理论建构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能存在一种一一对应关系。而韦伯的研究恰恰是以对“知识的可能条件”的反省为出发点的，他清楚地认识到：研究者要想使自己的研究作到逻辑上的严谨和清晰，就必须放弃展现社会现实的企图，而采用“理想类型”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工具。韦伯严格区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他认为：社会科学家虽然是以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其研究本身却不是这种社会现实在主观世界的直接反映。就法学研究而言，虽然韦伯也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状况，但他并不认为理论家应该去描述这种状况。在韦伯那里，“实在规则”和“纸面规则”这样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概念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理论上信息，而只是为某种表面上的事实状态找到两个对应语词。通过对规则背后所潜藏的知识结构和社会权力进行理想类型式的分析，我们可能恰恰会发现某些纸面上的规则反映着社会常规，而“实在规则”仅仅是一些例外而已。

其次，法律现实主义强调“法官的个性”和“司法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而无视社会的历史性。这正是美国社会科学中普遍的行为主义倾向的一种体现。一位当代学者指出：“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离异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科学美国化过程中的灾难性后果之一。”[37]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正是把社会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韦伯对历史的重视在他的法学研究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早期学术生涯就是以法律史研究为核心的。正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历史文献研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法律思维方式的不同结构、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等等异常重要的理论创建。也正是通过比较性的历史研究，韦伯回答了“为什么形式上极为类似的法律制度会导致全然不同的实践结果”这样的重要问题。而在行为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理论贡献的。

篇8

[关键词] 道德 道德的需要 需要的道德

一、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以界定道德概念为前提的，所以，有必要回顾一下什么是道德。

（一）什么是道德？

1.“道”字在传统的古书解释中，大约有三种意义。1），“道”的本义：道，就是指人世间所行走的道路。如《说文》曰：“道者，径路也”。2），“道”的引申义：道是指抽象的规律、法则。如子思在中庸首章中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孙子说：“兵者，诡道也”。3），“道”的拓展义：道是形而上的意思。如《易.系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2.“德”字在传统的古书解释中只有本义和引申义两种意思。1），“德”的本义为“得”。如《说文》曰：“外得于人，内德于己也”。“得即德也”。2），从“德”的结构与字型看，德包含了从古直字，从心之意。因此，‘德”便引申为“品德”，“道德品质”，所以朱熹说：“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因此，“道”与“德”的词源含义都明确指向为――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但是，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并非都是道德。道德与其他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道德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规范，它和法一样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却又不同于法的肉体强制和行政强制，只是一种舆论强制。

综上所述，道德的定义应为：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

（二）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

人类产生之初，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人的生产和生存能力非常低下，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是一种非常弱小的动物，靠单个的力量根本不可能生存。于是，人类被迫结成一个个群体，以集体之力共同对抗自然之力。社会、人际关系由此产生。但是，人类最初不得已而建立的的这种社会关系却相当紊乱，集体之力难于有序发挥，社会活动也不能正常进行。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人类在不断的思考和实践中逐渐意识到，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一种崭新的手段――管理。在各种社会活动的管理中，最先形成的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管理。虽然，政治具有其他管理形式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但它并不是全面而广泛的管理，只是一种外在的管理形式，靠它并不能解决人们所有行为的规范问题。于是，不同于政治的另外一种行为规范也随之产生，人们称之为德治。从此以后，政治与德治也就自然成为人类管理社会活动最有效的两大手段。

所以说，道德和政治一样，是以社会更好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规范。换言之，道德是人类通过限制自身利益换得社会利益的保障并最终实现自身利益和幸福的特殊行为规范。即，个人、社会的需要是道德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人类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从“休谟难题”到“斯密之迷”，人类一直在苦苦寻找并力图建立一种举世公认的伦理与道德标准。那么，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道德？简单的说：我们需要的是增进每个人和全社会利益总量的优良道德。

（一）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最大利益净余额”的道德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人总会有不同的需要。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同一条 件下一般不会发生冲突，但在不同的条件下总会有冲突的发生。如：道德要求人应该诚实，但在小偷面前你必须得放弃诚实而选择撒谎。所以说，当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条件下相冲突时，我们只能诉诸于“最大利益净余额”的原则。即，行为的利害相减后其余额如果是利，就是正价值，就是我们应该要选择的行为。反之，就是负价值，就是我们应该要放弃的行为。正如象棋比赛中，当车与帅同处险境时，人们通常都会选择“舍车保帅”的招数。

（二）当利益相一致时，我们需要“不损害一人地增进每个人利益”的道德

孟子曰：“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损害一人地增进每个人利益”是道德的终极目标。当利益一致时，道德终极目标自然就具备了完全实现的可能。但是，其目标得以实现是以不能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为前提。在这样的原则要求下，只要你损害了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即使你保全了多数人的利益，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由此可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提法是否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终极的道德目标？我们现存的道德规范距离终极的道德目标还有多远？如何才能构建起有效塑造全体社会成员高尚品德的道德规范？如何才能攻克各种道德规范总是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的难题？所有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投身于道德文明的建设，共同迎接文明道德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窦炎国.论道德认知[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2]许冬玲，彭柏林.论道德需要的功能[J].广西社会科学，2008（7）

[3]张之沧.论马克思的道德实践[J].道德与文明，2007（3）

[4]蒋丽君.道德需要：德育的逻辑起点与策略理路[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3）

篇9

王发理（1992-），男，汉族，山东临沂市人，学生，在读研究生，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方向：会计理论研究。

摘要：会计学是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门重要学科，会计学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论则决定着会计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家庭，会计学就好比如何持家的宝典，只有运用得当，企业才能通过会计手段和方法如实全面反映企业经济状况，监督企业经济活动，从而使企业迈向良性发展的快车道。本文概述了我国会计学及其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指出了目前学科研究中的一些缺陷，并结合马列主义方法论提出了相关调整建议。

关键词：会计学；方法论；哲学

一、会计学中哲学问题综述

任何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都必须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会计学的发展同样要依赖于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会计学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会计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都是源于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若错误的理解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变会陷入迷茫，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甚至误入歧途。

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企业日常经营业务中最根本的特性，最普遍、最基本的关系及规律。会计哲学将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入会计学之中，是研究会计行为与活动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会计行为与活动本质和规律的最高抽象。

二、指导下的会计理论研究

首先，充分理解理论与认识论，并将其运用于会计理论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认识论，是反映动态的革命理论，实践是其理论的基点和出发点。认识与实践是无法分开的，实践无法脱离认知而单独存在，在实践中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会计理论的进程中，要充分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事实为根据，按照会计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加以探讨，反对主管片面性和盲目性迎合相关利益集团的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甚至还有假象掺杂在其中，但我们不表面现象所迷惑，要从这些表象中抽象出事物运行的本质。要将自己的认识从感想不断过渡到理性，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经济联系抽出来，找出会计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会计必须遵循客观事实的特性令其有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属性，同样也使其有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性。在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在繁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认识会计，研究会计的社会属性。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会计这门学科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对会计进行研究，发展成为会计理论从而反过来指导会计实践，形成一个循环。

其次，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运用其加深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由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会计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的科学，要依据历史经验，遵循客观规律才可以稳定的发展下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会计学，就是要探索会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这当中要对大量的历史资料作出科学的评价与结论。在社会和生产力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生产的材料开始有了剩余，为了将其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会计科学应运而生。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财务管理这一社会活动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为了合理分配劳动时间，减少劳动消耗，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可以这么说，会计这门科学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对剩余产品计量的需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会计核算结果的判定，主要看它是否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企业资产状况、经营成果等，同时要看它是否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是否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会计理论的价值主线是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计量和反映，我国的会计研究是在对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现行主要采用规范性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尤其在最近几年实证研究风靡学术界，成为一大主流。当然，我们仍应当清晰地知晓，会计规范性研究是不可替代，它仍能并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比较完美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二者相互补充，从而为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当然，我国的一系列的会计工作都需要建立在上述四项基本假设之上，由于假设存在一些缺陷，而导致了会计研究方法存在一些瑕疵。

三、结论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应当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研究的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单纯延续西方的观点去研究。当然，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目前正处与向IASB趋同的大潮中，但不能把趋同等同于相同，在这一进程中，应当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会计学的规范研究，同时要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规范研究为实证研究指明方向，反过来利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并归纳在实践中财务工作的成功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因此，本文认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对于弥补目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缺陷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张以宽.会计哲学[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04：3-7.

[2]刘明辉，唐蓓.试论实证会计的理论基础[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2：30-34.

[3]李明辉.实证会计产生背景与理论基础[J].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3：4-9.

篇10

?关键词：政治哲学；社会正义；分配正义学术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5-0000-01

??学术

一、社会正义的基本含义

?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滥觞于道德观念，但是正义的观念及其判断始终是指向社会的，既指向这个社会的制度，亦指向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正义的问题却一直被看作是道德的问题，因此正义的判断被归为道德的判断并与之混合在一起得到处理。将正义与其他道德判断区分而使之具有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政治的意义，正义判断所指向的社会和国家的行为和制度属于政治领域。

?当我们说正义判断指向社会的行为和制度以及人民的行为时，其关注的乃是决定社会利益分配的规范以及依此而发生的行为。现代社会普遍接受和遵循的规范关涉如下一个基本问题，即哪些社会利益是应当平等地分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之所以会被多数人称为正义的，正是因为它们使这类规范的部分付之实现，而自由和民主社会之所以仍被人们看作不是完全正义的，或者仍然是不完善的，正是因为在哪些社会利益是应当平等地分配这一点上面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冲突。

?正义就基本利益的分配而论，至少关涉两个层面的事情：第一，权利和资格，第二，实质的利益。在现代政治哲学的争论中，虽然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权、或者获得其他社会利益的资格的平等分配依然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但是巨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实质的利益的分配上面。正义规范的普遍性之所以有其现实的可能性，乃是因为一旦它被承认为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那么它对其他制度就会具有强制性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它必须将自身的普遍性贯彻到受这个基本结构制约的所有其他制度中去。

?

二、社会正义与再分配

?实质利益的分配对于正义的原则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人们甚至可以简单地从社会-历史的事实说起，对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群体的实物的或其他类似东西的分配向来是体现社会正义的应急的或特殊的措施，比如社会救济和公共工程就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在今天即使在自由民主社会之中，由于权利和自由权的平等享有并不承带其价值的平等，相反倒是承带其价值的不平等。权利和自由权与其价值分离的可能性除了个人的意愿和努力之外，来自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平等。实质利益的不平等享有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况，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原也是无所谓权利和自由权的分配的，因此，平等地分配这些利益乃是人类自觉的社会改造的目标。自由至上主义对这种状况持一种简单化的观点，把社会的不平等看作权利和自由权的结果。

?实质利益的分配看来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对于受惠者是如此，对于施惠者也是如此。从直觉上来说，当一个社会之中存在着相当数量根本无法实现自己权利和自由权价值的人时，那些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权在实际上就成了某种特权，即使对于自由至上主义来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因为存在着社会合作，再分配就是必然的，如果拒绝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再分配，即使超弱意义的国家也无法建立起来。再分配就意谓实质利益的分配，而非单纯的权利和资格的确认。仅仅就生命权而言，实质利益的分配就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就关涉到第二个问题，即何种实质利益的分配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牵涉到更为复杂和具体的关系，因为在这里讨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分析，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涉经济的因素，同时关涉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因素。比如，生命权（生命权是否改为生存权？）所涉及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就牵涉到保障的程度，比如何种生活水平是一种最低限度必要的水平，这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取决于主流文化对必需生活条件的观念，而这在不同的社会里有其极大的差别。

?所以在正义原则之中，实质利益与权利和资格的分配就有巨大的区别，权利和资格的分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并且永远保持其有效性，而实质利益分配无法一次完成而保持永久的有效性。实质利益的分配应当针对人类的特定境况，而不应当针对特定的群体。这是保持正义原则普遍性的重要条件，实质利益的分配一旦针对特定的人类群体，那么正义原则就无法维持其普遍性，而成为个例处理方案，在这种情况之下，正义原则就不可能用以建设社会的基本结构。三、社会正义与历史不正义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人类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结果使当代的正义理论和实践面临一种超出以正义原则建设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难题：如何措置历史不正义及其后果。

?以权利和自由权为核心的正义原则始终是面向未来的，并且假定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在面对群体以及家庭一类的问题时，自由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而历史不正义虽然也出现在个人身上，但更多的或主要是发生在群体上面，由群体而累及家庭和个人。像美国的印地安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而遭受屠杀，而是因为群体，即因为他们是这块土地的本来主人，并且与欧洲移民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不同族类而遭受几近灭绝的屠杀的，侥幸生存下来的少数也受到强制的、半强制的或潜移默化的同化。当他们最终在美国获得政治上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权时，他们作为一个强大民族独立发展而进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或者生活在保留地里，虽然受到特殊的照顾，但看来除了简单地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之外，难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作为个人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中，从而完全失去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特征，就像美国的黑人一样，但却为个人生涯的成功开辟了较大的可能性。黑人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这一点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美国人意识到的，并且经过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才得以实现的。民权运动催生的美国的民权法虽然保证了黑人的同等权利，但是，历史不正义却使作为一个种族的黑人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乃至心理方面都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他们作为一个族类无法与白人进行平等的竞争。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一点是，今天任何可能的正义原则及其制度都是以历史不正义为背景的，尤其当这些历史不正义并非发生于遥远的过去，而是在这些正义原则制定的当时，而其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那么正义原则及其制度就始终会遭到历史不正义及其后果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在受历史不正义之累的族群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淘空正义原则及其制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天义：社会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05期；

?［2］ 李巍、仲崇盛：论社会正义的基本内涵［J］，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04期；

?［3］ 麻宝斌：社会正义何以可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