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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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金融结构 资产价格泡沫 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 F83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9-034-06

一、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主要诱因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2形成的分析,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微观主体行为的理论,如关于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形成原因的各种理论模型;另一类主要从货币当局是否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实施干预的争论入手,分析资产价格泡沫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笔者认为,无论从微观主体的行为还是从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来分析,引发资产泡沫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大量货币资金流入资产市场,而流动性过剩现象的出现是直接诱发原因。流动性过剩是潜在的、投资者手中的具有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过剩”。当过多的流动性追逐有限的投资机会,就自然造成了资产价格虚拟膨胀,产生泡沫。当一种或多种资产的名义价值或市场价值普遍地、极大地偏离其内在价值时,资产泡沫化现象就发生了。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资产价格泡沫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泡沫会迅速破裂。其次,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机构之间高度相关性是导致资产泡沫破裂影响迅速蔓延,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的金融体系原因。由于过剩的流动性多数集中在金融机构,而且,通过金融机构流向资产市场,当资产泡沫快速形成和破灭时,使金融机构资产快速缩水,流动性由过剩转变为短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无论是流动性过剩还是由此形成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的传播,都是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而形成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影响与一定金融结构有密切关系。

二、 金融结构演进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的现象分析

考察世界上诸多国家金融结构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各国的金融结构几乎都沿着一条共同的路径在演变,即由银行主导向市场主导和以衍生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强市场主导演进。具体表现为:首先,货币制度从实体货币制度演变为信用货币制度,使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活动更加紧密的交织在一起,货币成为金融资产的一部分。其次,在金融体系结构方面,从融资方式看,由间接和债权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演变到直接和股权融资的相对地位迅速上升乃至占据相当比重;从金融资产结构看,由银行信贷资产为主演变到证券资产乃至衍生金融工具比重迅速上升;从金融制度结构看,随着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和市场的连接更加紧密。历史经验表明,金融结构以上演变过程,也是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影响的条件不断增大的过程。这样的典型事例表现在:20世纪初的大萧条―银行主导金融结构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末的几次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和市场主导金融结构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2007年至今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强市场主导金融结构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

金融结构演变历史,揭示了一系列事实,在金融体系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功能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信贷膨胀和流动性也得以增强。金融自由化推动下的市场导向金融结构,更易于引发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在金融监管制度发展滞后情况下,银行资金大规模市场化运作,导致金融机构的不稳定性增强,使资产泡沫破灭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明显。由于,金融机构大规模持有金融资产,泡沫破灭便会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引发金融危机。这种影响在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还可以通过限制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资本市场的严格金融管制来加以遏制。但是,随着市场主导金融结构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深化,金融结构日益复杂化,资产价格泡沫的现象会经常出现,泡沫破灭的影响也愈加明显。

1.伴随金融结构演变,货币供求量和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各种流动性金融工具的大量出现、从非流动性资产到流动性资产的易变性,造成对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货币的功能从交换媒介更多的转化为价值储藏。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减少导致滞留在金融体系的货币资金量增加,货币需求量的变化与实际产出相脱离。M2/Y的比重上升,在经济增长上升阶段出现流动性过剩现象。如果金融体系不能及时有效的将这些“过剩”资金配置到实际生产部门,短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利率下降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滞留在金融体系的货币资金量增加,使银行信贷资金供给能力增加,货币乘数逐渐提高,货币供给更加具有内生性,导致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量的难度加大。

在金融结构不断深化过程中,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政府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很容易快速形成流动性过剩,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盯住宏观经济指标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比如通胀上升所带来的持续加息等),很容易改变市场的收益预期和对金融风险正常的定价能力,很有可能会造成广大市场参与者支付和交易能力的急剧恶化,从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系统性风险,迫使监管部门不得不放弃原有盯住宏观经济指标的调控策略而被动地执行反向操作――投放流动性。这反过来又会恶化金融体系道德风险的问题,为下一次资产泡沫的形成创造条件。

2.金融资产结构中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不断扩张,使得金融资产的价值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经济中的虚拟成份随着衍生的层次增加而增加,成为催生资产泡沫的重要因素。衍生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张所带来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问题十分明显。衍生金融市场扩张使金融市场上买卖的链条越拉越长,分散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完成后,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已经相隔万水千山,彼此毫不了解。因此,很难保证市场有效地发挥确保信息准确和风险定价无误的功能。同时,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效应,会进一步刺激非理性过度投机行为,在盲目投机逐利过程中,快速推高资产价格,形成高资产泡沫。同时,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可能使金融机构过度依赖通过诸如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从而激励它们提供高信用风险的标的资产。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出于转嫁风险目的进入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往往出于投机的目的,通过各种途径又成为衍生产品的持有者和风险的承担者。其结果恰恰加剧了交易者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增加了信用领域内的道德风险。标的资产市场的信用风险,及由于信用过度扩张而形成的短期资产价格上涨,很容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并扩散到衍生品市场,通过羊群效应影响到借款人、贷款机构、基金公司、个人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甚至外国投资者等各个利益群体,形成十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3.金融制度结构的演变中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日益融合,跨越了原有金融分业经营界限的交叉性金融风险更加明显。表现为金融业务和市场的连接更加紧密,使得很多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同时涉及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这种金融业务的融合会内生出跨市场金融风险,使传统商业银行脆弱性演变为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特征,从而扩大了资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的影响。跨市场金融风险根源于资金跨越金融市场流动,资金的跨市场流动延长了各金融子市场的信用链条,使得个别子市场的风险有可能蔓延到整个金融领域,也可能使微小的风险不断积累、传递,最终演变成全局的金融危机。所以跨市场金融风险具有系统性、潜在性、复杂性等特征,在爆发之前,表现隐蔽,不易被监管机构查知,一旦爆发,就呈现出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迅速传递并难以控制的特点。

4.金融自由化趋势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趋势增强,加大了国际资本的流量和流速。大量国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快速进出各国金融市场,对各国货币供求也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流动性过剩具有很强的国际传播性。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差异,在发达国家产能过剩和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国际游资会通过其发达的金融体系,流入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带有浓重投机目的的资金流动,引起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资产价格波动,甚至货币和金融危机。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论证,在宏观预期向好的情况下,人们有追求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的内在冲动。而现代金融结构演变说明金融体系的发展不断为资金流入资产市场从而催生资产价格上升提供可能。因此,在这种市场客观发展规律下,资产价格泡沫成为经济和金融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关键是如何在发展中通过完善金融结构,避免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三、 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金融制度发展的启示

(一)中国金融结构缺陷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总体上中国金融结构仍然没有转变,即金融资源仍大都集中在银行手中,近20万亿储蓄存款靠商业银行来配置,但是,一方面,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整顿和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制度,银行开始从政府配置资源的工具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到2005年三大国有银行相继海外上市,逐步切断了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彻底商业化了。另一面,在金融制度仍实行分业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各种金融机构及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和资金的相互流动,说明中国已形成了从银行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金融结构格局。同时,在中国金融结构演变中仍存在明显结构缺陷,金融发展中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与破灭的风险很大。

1.从目前金融结构的供求状况来分析。理论上讲金融结构没有最优的标准模式存在,任何一种金融体系的选择都和企业微观基础、和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中国融资需求结构来看,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步伐加快,要素价格重估,环保、社保等管制加强,税收严格化等都会引致制造业的竞争更为残酷。目前,如果按资产定价原则衡量,许多企业的资产价格非常低,这为企业重组和并购提供了条件。同时,新型服务业或高科技快速发展,资本金需求也处于饥渴状态,如我们熟悉的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互联网、生物技术和物流等都是如此,他们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机制和资本运作方面的金融服务。而居民因储蓄的提高也需要更多理财产品和投资风险控制方面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配套的银行服务。从金融供给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原来主要靠银行贷款完成初始资本发展,资本金充足率一直是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型服务业或技术创新企业都更需要股权,但银行不能再供给了,其他的金融机构又供给不足。中国一方面上万亿巨大的银行存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急需股权资本又难以从国内资本市场上融资。此外,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中,大量资金贷款权集中在大银行手中,资金往往流向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开发的大项目,房地产、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而纷纷上马,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宏观货币调控政策难以奏效。从银行的组织结构看,大中银行较多,地区性、社区性的银行较少;中小银行几乎没有,工、农、中、建四大行的集中度太高;而且,民间借贷和融资始终是非法的,时时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在这种高度垄断的银行结构和体制下,大银行的决策行动直接关乎资金配置的效率和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构决定功能,这些纵向的特大和大型全国性银行,基本上不可能给地方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从贷款项目看,银行信贷资金因房产市场的高回报而主要投向房地产项目。即使政府抑制房价的政策频繁出台,大银行从逐利角度以及规模优势,仍可从容进入房产信贷市场投资获利。大银行热衷投资大项目的投资倾向,导致银行系统投放货币在这一主渠道中大量流出货币,流动性更加难以控制。尤其在实施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时,很容易形成资金流向资产市场造成短期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

2.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还表现为市场化水平不高,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并未彻底变革,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国家集中了金融资源的同时也集中了大量风险;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差;金融市场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基本市场约束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从货币价格的角度看,市场化机制正在形成,但仍未完全确立。虽然从1996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同年6月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之后,到目前已实现了货币市场利率和股票市场价格市场化;2000年9月,放开了外币存贷款市场,实现了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2005年汇率改革,加大了汇率弹性;但目前银行的贴现率和本币存贷款利率仍被政府严格管制,利率市场化还未实现。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面临来自金融市场的冲击。在固定汇率及结售汇制度没有彻底改革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外汇储备激增推动下的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内生性创造使M2/GDP过快增长。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提升,国内外经济主体的各种套利性资金流入或回流,形成了一定的资产价格上涨冲击,这部分基础货币在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购汇时投放,之后再由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票据回流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右方增加一笔存款,货币供给量增加,但这部分新增货币与实体经济没有关系,不可能去创造GDP,从而,对资产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力。

3.从金融结构演进对货币供求的影响来分析。首先,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从基础货币供给来看,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加开放,贸易和资本流动更加自由,中央银行在对外净资产变化引发的基础货币投放方面的控制越来越被动。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金融体系的大规模整顿,和入世以来国有银行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运行机制逐步向市场化转化,信贷规模扩张日益转向效益优先原则,从而增加了中央银行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的难度。尤其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同时集中在金融体系的资金又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企业和银行投资冲动都比较大,中央银行在控制信贷投放方面往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2004年以来中央银行不得不动用信贷规模控制手段,来限制银行贷款规模,正说明了这样的困境。以上趋势的发展,使中国的货币供给过程逐渐表现为内生化特征,中央银行如果不能及时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对于基础货币的控制能力必然会下降。从货币乘数来看,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完善,支付体系创新以及银行和居民行为的变化使得货币乘数上升。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现金活期存款比率与准备金率的总体持续下降,是货币乘数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现金活期存款比率下降既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在提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越高,则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越低,公众越愿意使用支票、信用卡等进行购买和支付。过去10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服务水准得到了较大改善,借记卡和信用卡等金融工具比现金的收益更高一些,银行卡等支付形式逐步被认可和接受。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导致现金交易相对萎缩,致使10余年来现金活期存款比率已下降过半,已降至2007年二季度时的0.26。3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1994年末的0.69持续下降到2007年中期的0.45左右。法定准备金率在1998年之前受货币当局控制而变化大,1998年3月,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从13%下调到8%,1999年11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2003年9月21日起,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至7%,之后,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曾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中已提高至17.5%的历史高位。同时,近几年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在下降。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下降的因素,主要包括:首先,商业银行改制和上市后,赢利性约束增强,利益动机使银行更倾向于将所吸纳的存款贷放出去,自然逐渐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比例。其次,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资产流动性明显增强,银行持有较少的流动性仍能维持正常经营(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持续下降,2004年底、2005年底、2006年底、2007年三季度分别为13.21%、8.61%、7.09%、6.17%)。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超额准备金率的降低。因此,2003年-2008年虽然法定存款准备率在提高,但由于超额准备金率在下降,二者综合的结果使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下降,并相应的促进了货币乘数升高。

其次,从货币需求方面来看,货币的经济职能是形成货币需求的直接原因。在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变迁的过程中,货币运行也正在发生着从交易媒介职能为主转为资产职能为主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货币结构中,准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重呈现出由低到高的轨迹。这种职能的比例变化,进而导致了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李健2007)从变化的趋势看,货币结构中执行媒介职能的货币比重(M1/M2)在下降,从1978年的65.2%降至2008年的34.4%,而执行资产职能的货币比重(QM/M2)在上升,从1978年的34.76%升至2008年的65.29%4。中国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要求中国的金融体系提供出多样化的金融资产,为居民的储蓄提供更多的资产选择形式。在非银行体系和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资产职能的货币会滞留在银行体系,随着执行交换职能货币的比重下降,M2/GDP的比重必然趋于上升。同时,如果中国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依然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由于对货币需求量(储蓄存款)的相对减少,中国就有可能出现资产泡沫。

以上金融结构状况的影响,正体现在2008年至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缓解出口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而实施的一系列保增长扩大投资的政策,在短期内快速拉高资产价格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银行贷款连续呈现出“大投放,高增长”态势,1月份-5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了5.84万亿元,并已超过全年5万亿新增贷款目标的下限。目前,尚难跟踪或了解大量信贷资金的结构与流向,不过,一些数据显示,新增贷款的主要部分是投向了政府支持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从各大银行的信贷投向和结构来看,一季度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和政府背景企业和项目,贷款期限向中长期贷款和政府支持的项目集中迹象明显。从一些企业的反馈来看,由于市场销售不佳或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企业已主动压缩生产规模,提前归还贷款或推迟贷款。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许多银行将资源集中在由政府信用担保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为数不多的优质企业及低风险的票据融资业务上。随着去库存化的持续发展,企业面临的现金流压力也大为减轻。在实际需求仍然疲弱以及可持续的扩张性宏观刺激政策作用下,中国经济有可能将进入货币过剩、财政刺激、低物价和低利率局面,考虑到产能过剩可能会带来企业扩张意愿下降,大量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但又要寻找机会的社会资金将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现象,由此会造成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在全球股市普遍低迷的状态下,我国资本市场则掀起了强劲的上涨行情,半年时间里沪指上涨幅度超过50%。对于股市上扬的原因,除了国家一系列“保增长”利好措施刺激外,专家认为其中也不排除是有一些信贷资金进入到了资本市场。(张明、郭天勇等,2009)同时,2009年5月以来短短两个月内,北京、重庆、杭州、广州等重点城市相继刷新历史纪录单价和总价的“地王”已达到13块。国字号房企“一掷千金”,所涉土地款合计已超过265亿元。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为5381亿元,同比增长32.6%;个人按揭贷款2829亿元,增长63.1%。上半年7.37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领域的信贷资金超过8000亿元。另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上半年人民币各项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新增额约为31771亿元。由于二季度货币政策延续了一季度的宽松基调,按照一季度的比例估算,上半年我国用于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将分别达3360亿元和2370亿元,而制造业信贷资金也可能流入地产市场。

(二)启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粗放式的快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结构性难题和资源与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方式及推动力逐步向技术推进和内需促进型转变。同时,为防范金融结构演变中资产价格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要求金融制度和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中国面临着金融结构深化和风险控制的双重任务。

1.为适应储蓄和融资需求的变化金融结构的构成应更加多样化。如前所述,中国金融结构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一方面上万亿巨大的银行存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急需股权资本又难以从国内资本市场上融资。中国金融结构和发展需求的不匹配,还表现为储蓄增长过快,而投资还没有充分利用好它们,这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和中国的福利损失。调整金融结构的突破口首先是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为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创造平台。此外,应提高市场化资金配置的作用,进一步明确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职能,转变政府主导的信用担保机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模式的资金融通机制。其次,适应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趋势,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金融市场的价格更具有弹性,为更加灵活地运用资金价格来调控资金流向,稳定价格预期,降低风险,提高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创造条件。

2.金融发展不能远离实体经济。金融结构演变过程,使金融资产比例上升,导致经济虚拟化程度加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极易滋长泡沫的经济,监管稍有疏忽,很容易导致泡沫破裂――发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模式要特别引起关注。

首先,资本市场要发展与实体经济联系最密切的、有效把资源配置给有成长有价值的行业和公司的不同层次的市场。只有以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和发债公司的价值增长为投资目标的市场,才是金融证券市场的基础,也是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加强基础“标的”多层次市场的建设,应坚持伴随实体经济发展而持续发展的方向。

其次,银行贷款是金融体系的基础风险资产,银行的基本风险管理是控制金融体系风险的基础。银行信贷资金的使用不能脱离风险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关注贷款人信用基础、贷款集中度问题等。另外,银行任何时候不应对流动性管理过于乐观,过度依赖货币市场和衍生金融市场透支资金。在经济繁荣期,尤其要限制使用股票和房地产抵押品;对于高杠杆的银行增加资本要求。

第三,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远,泡沫越大,泡沫破灭后的灾难也越大。虚拟的成份随着衍生的层次增加而增加。因此,多层次衍生产品的市场要审慎渐进,应对衍生产品的创新做出限制,并禁止在衍生品基础上多次衍生。衍生产品市场应该以对冲风险管理风险为目标发展,切忌以投资为目标推出。同时,在证券化过程中,应该将部分风险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不能通过证券化将所有的金融风险全部转移出去。

3.对金融创新的应用和推广应作辩证分析。金融创新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更有效率的交易机制,并将金融市场的完备性推上新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发展演进的动力。但是,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收益与风险并存。因此,对于金融创新的评价和使用不能盲目趋从,只有辩证分析,趋利避害,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首先,不能因为金融结构的复杂性易引发危机就放弃金融创新,关键是把创新和风险控制结合。其次,不宜过度宣扬金融自由化和过早撤除了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之间的防火墙;在产品创新的同时不应忽视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防止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的改变助长道德风险的情况发生。最后,金融监管当局要密切关注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制度设计带来的新的风险。特别是这些创新工具和制度会如何绕开“防火墙”进而产生交叉性的风险感染,最终导致市场上所有的参与主体都受到风险的侵袭。同时还要把握风险易向哪些金融子市场或金融机构传递和积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递,这样才能在危机刚刚发生时及时进行化解。

4.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应更明确为控制通货膨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化。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供给内生化,国家控制货币量的难度加大。处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因为,首先目前企业融资来源正在多样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成本也越来越高。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应依环境变化构造一个有效的通货膨胀控制机制,其目的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将货币政策从激励经济增长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其次,如前所述,随着金融结构的演进,金融资产持有量的增加,资产价格对利率和汇率的敏感性增强,因此,通过变动利率和汇率的刺激经济增长或反危机的货币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会通过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资产泡沫的扩大和破裂及金融危机的形成。因此,应尽可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应更明确为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稳定。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关注引起资产价格泡沫的各种因素,实施缓解并减轻泡沫影响的防范措施。此外,应在完善和发展本国金融制度的同时,更加关注因自身金融结构缺陷而遭受外部短期国际资本冲击的可能性,避免国际游资大进大出给国内资产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的不稳定影响。

注:

1.该研究为“中国金融结构缺陷与流动性过剩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技创新平台资助项目(项目号:00490856721006)的阶段成果。

2.经济学中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一般定义为:一种资产的名义价值与其内在价值的偏离。具有虚拟经济特征的金融和不动产资产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这类资产可以脱离实物产品和劳务独立运动,短时间内投资回报率的上涨空间很大,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于资产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因此泡沫更容易在资产市场发生。

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4.《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计算得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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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MF:,“Asset Pric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World Economic Outlook,Chp.3, April,2000

4.恩格尔曼等著,高德步等译,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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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其务:《制度变迁与金融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11)

7.中国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从动员性扩张向市场配置的转变,经济研究, sss2007(4)

8.李健:结构变化:“中国货币之谜”的一种新解,金融研究,2007(1)

篇2

关键词：南京经济；金融业；问题存在

1.南京的地理环境概况

中国江苏省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濒江近海，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港口、通讯枢纽，亦是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和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国家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中国唯一的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2.南京金融业基本概况

我们谈到南京金融发展要从历史开始，其南京金融经历了三大的阶段如下：

首先，（1979年至1986年）是中国金融体系重建阶段，当时金融领域工作的主体内容还是拨乱反正。1993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文，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银行承担人民银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1984年，中农工建四大专业银行先后建立，形成了当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

其次，（1987年至1996年）是金融主体迅速扩大的阶段，当时中国金融体系与金融的市场组织体系发展得很快，考虑到江苏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多层次、多行类的金融体系要求。商业银行决定了在南京建设了分行。

最后，（1997年至今）南京的金融市场与市场体系快速发展的阶段，当时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南京，货币供给量和人民储蓄均显出了快增加，存贷款余额的每年增长速度增长10%以上。保险、创投、担保等金融机构组织迅速增加。这个时期在南京江苏证监局、江苏保监局、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在好多地方等金融机构组织踊跃建立。

3.南京金融的主要特点

这几年来跟随中国江苏的经济发展，南京经济金融发展也增加得很快，金融体系相当完备、金融市场迅速扩大规模、南京金融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晋级、金融聚集和辐射不断增加。根据中国江苏网报告，在2014年的上半年南京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取向，认真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经营转型。南京银行报告表截至2014年，资产总额达到5731.50亿元，较年初增加1390.93亿元，增幅为32.04%。存款总额达到3683.29亿元，较年初增加1081.80亿元，增幅为41.58%。贷款余额达1746.85亿元，较年初增加277.24亿元，增幅为18.86%。实现利润总额70.58亿元，同比增加14.49亿元，增幅25.84%，总体经营业绩好于预期。与此同时，监管指标总体良好。资本充足率12.00%，存贷比47.43%，收入成本比27.91%，拨贷比3.06%，拨备覆盖率325.72%，保持了较高的风险抵御能力。市场关注的其他指标均总体向好，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9.00%，较年初上升1.44个百分点。

4.南京金融的发展存在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在江苏南京金融业是四大国有银行占主导的。那么多年南京金融业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增加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不断进入壮大，南京金融机构体系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完善。同时要提到的是，不论是四大银行还是其他在南京的金融机构不断增加提高质和量、服务能力与服务态度质量日益升到很到的水平。然而在南京金融业不断的发展并且获得很多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南京的金融业发展的问题存在：

（一）南京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缓慢。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共同和谐发展，可以说南京是江苏省的一部分。作为地区的金融机构发展南京能否完善的标志，南极得要依靠着中国金融业是否提供多样化影响的重要因素。南京还没建立起相应的金融机构受国家信用保护、金融行业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市场竞争不足。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较差、无法通过正常渠道退出市场，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规制部门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存在问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危机出现时、往往不知所措、只能层层上报，逐级请示，最后延误了退出的时机。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规制部门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加以干预。

（二）南京直接融资的比重不足。这几年来虽然江苏南京资金融资增加不少，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不均衡显出的很明显，在南京一般直接融资低于间接融资十倍左右。直接融资成本具有的特点是：优点是资金供求双方联系紧密，有利于资金快速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提高。筹资的成本较低而投资收益较大，换一方式说直接融资成本低而流动性比较强和单笔融资规模比较大。缺点是直接融资双方在资金数量、期限、利率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多。直接融资使用的金融工具其流通性较间接融资的要弱，兑现能力较低。直接融资的风险较大。可以看出直接融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发行债券，所以我们要提高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大概是11%，“十二五”期间南京要调高直接成本达到大概15%，未来南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均衡的社会融资结构。

（三）南京金融服务体系不足并且不活跃。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金融业开发程度不够彻底。比如从保险的种类不多而保险市场的隐性效率比较低效率，还没利到用其网点布局的优势与客户资源的大力优势展开了市场保险等。同时南京金融创业与开发程度是很有限的，南京金融机构引起外资进入是很少，且外资金融机构层次并不是高、南京对于金融人才培养和吸引力人才到南京金融机构工作不足。这也很容易理解，是因为南京的外资金融总部或区域中心很少导致中国金融的人才少人会选择南京发展的。

5.推动南京金融发展的建议

南京规划在2020年建立成泛长三角区域金融中心，根据2013年的数据南京金融业同比增长值是846亿元、GDP占比超过10%。南京目标在2017年全城市金融业增加值要超过1400亿美元；南京金融增加值的目标一直增长在2020年的超过2000亿元成为承接上海、深圳的金融发展。

首先更加完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市场秩序、发展制度等问题。这几年来南京金融发展的不是很快所以要巩固信托风险控制、提高资本金、加强经营等问题。并且及增加推出非银行金融发展的各项有利的政策、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然而南京地区政府要支持非金融机构发展，使用合适的手段提高非金融创造、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法对企业实现最好的资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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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既要注意发挥大银行在支持大企业和网络服务方面的优势，同时要根据温州民营经济繁荣，中小企业众多的特点，鼓励大银行进行金融组织形式创新，如积极设立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企业专业支行、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的科技专业支行、贷款公司等，延伸和拓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领域，并从实际出发拓宽贷款主体、降低贷款门槛、简化贷款流程、单独核定信贷额度，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供多方面的金融服务。

根据当前的金融组织结构现状，温州在金融改革中尤其需要加快发展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与温州企业生态相匹配的、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这些小型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互相依存，共生共荣，契合度较高。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吸纳大量的民间资本，推动民间融资阳光化；另一方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让实体经济直接受益，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鼓励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的“草根银行”。温州应在总结瑞安汇民资金互助社经验基础上扩大试点，先在各县市区各试办一个，然后在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同时要推广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兴办资金互助社的做法，以解决资金季节性供求矛盾。大银行与小微金融机构也应该加强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小微金融机构成为大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重要平台。

正确处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仅要拓宽间接融资的渠道，而且要努力开辟直接融资的通道，逐步提高企业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的比重，做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正规金融融资和民间融资的有机结合，提升民间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能力，实现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的有效对接。在间接融资中，要从实体经济实际出发，综合运用信贷、投资、债券、信托、租赁、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提供形式多样的信贷模式，如采用“银行+保险”、“银行+担保”、“银行+保险+财政补贴”、“银行+信托+租赁”等多种融资工具相结合融资模式，形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债券品种，通过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债券、集合票据、区域集优债等，以及积极争取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试点，拓展企业直接融资的通道，使债券市场成为发展实体经济新的动力源。

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增殖服务的关系

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责任。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当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方面为全省乃至全国作出示范，尤其要在完善专注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方面创造经验。必须明确，金融创新必须根植实体经济，面向客户，适应市场，以金融创新产生的社会、银行的增殖和效果，以及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增加收入、节省开支、提高服务效率为检验标准，坚决制止以创新为名搞“转型收费”、“贷款搭售”、产品捆绑销售等不正当做法，减轻企业负担。当前小微企业不仅缺资金，更缺科技，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小微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创新产品和服务，是企业转型升级，做强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金融机构要针对种子型、创业型、扩展型、成熟型不同的小微科技型企业，采取针对性的融资模式、信贷产品、服务手段和抵质押方式，量身定做。要制定适合小微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单独客户认定与授信评审，建立绿色通道，并单独予以统计和考核。要创新符合小微科技型企业特点的抵（质）押担保方式，积极探索以科技型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作为贷款的质押进行融资，探索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等，为企业融资提供方便。

正确处理金融监管的规范约束与激励引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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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融资结构　变迁

美国耶鲁大学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教授是系统研究金融结构理论的鼻祖，最先对金融结构的演变和金融发展道路进行分析。他早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就提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换言之，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经济运行中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综合。我国学者白钦先教授(1989)指出，一国金融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从初级到高级、从间接融资为主发展到直接融资为主的过程，即“金融倾斜及其逆转”的过程。克罗地亚・兹尔贝克和约翰・K・加利特(claudiaDziobek，JohnK，Garret，1998)提出金融系统的趋同问题，美国转向全能型银行，而德国加强了其市场导向的融资，这两种金融系统似乎看起来要趋同于一种共同的中间模式。

一、中国融资结构的变迁

(一)中国融资格局变动的历史沿革

1、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主导型融资格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机制。我国的融资格局体现三个主要特征：(1)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外源融资只起补充作用；(2)外源融资形式单一，只有惟一的国家银行融资；(3)典型的封闭型金融(王维安，2000)。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没有金融市场，也没有与其相关的一切融资手段。金融机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掌握全国大约93％的金融资产，而却不具有独立的资金配置权。企业的全部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是主要的来源，信贷资金作为补充。与财政所拥有的强大的资本动员能力相比，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筹集资本的能力极其有限。这些特征表明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所主导的融资格局。

2、经济转轨时期银行主导型融资格局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融资格局完成了由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的转变。从1980年起，财政不再向银行增拨信贷资金。在此之后，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分离，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相分离，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诞生，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这些金融体制改革大大完善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此同时，鉴于银行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开始从制度上对财政与银行的职能进行调整，主要内容是：财政不再向国有企业增拨流动资金，银行对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实行统一管理；允许银行涉足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即允许银行开办固定资产等投资项目。财政渠道资金动员方式逐步为银行信贷这一间接融资方式所取代。银行成为单一的资金配置的渠道，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个人持有部分强劲上升，大量的个人收入转化为储蓄为银行所吸收；另一方面，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配置社会资金。1979年银行新增贷款189.6亿元，占当年GDP不足5％；而2006年银行新增贷款达到32000亿元，占当年GDP约15％。可见，在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形成了银行主导型的融资格局。

3、向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演进的融资格局

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资金分配格局的变化，昭示改变单一银行储蓄分配资金，引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使巨额储蓄资金直接转化为投资，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直接融资从无到有稳步发展。直接融资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国债市场。政府于1981年开始通过指令性分配的方式向企业和个人出售债券，从而在中断23年后，系统地恢复了财政部债券的发行。之后，我国陆续允许其他市场参与者发行债务工具，包括企业股票、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底和1991年春成立，证券市场得到迅速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成长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融资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

我国融资结构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演进，有内生要求和外在推动两方面原因。融资结构变迁的内生要求表现为金融机构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金融机构迫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根据经济系统内部及政府施加的金融功能提升的要求进行调整，以此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创新就是理性的金融机构进行自身调整的表现，所谓金融创新就是为追求盈利机会、避免风险而发生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的变革。当经济发展到要求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风险管理功能时，用于转移和增加流动性的直接融资工具便会大量产生。于是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便是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向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演变。

融资结构变迁的外在推动表现在需求驱动和政府干预。从需求驱动来看：首先，直接融资与企业组织的形式发展相适应。企业的组织形式有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公司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主导的组织形式，而直接融资是与企业公司制相适应的。其次，直接融资更适合产业结构递进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发展相对熟悉的传统工业，可以利用银行较低交易成本的优势为经济的发展筹集资金；而在工业化后期，需要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势使资金得到合理的利用。再次，丰富的直接融资工具满足了虚拟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证券市场的发展顺应了家庭部门风险防范和价值增值的需要。政府干预融资结构变迁的推动力量。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之间的格局变化由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政府不能任意改变，但可以加速或者延缓融资结构变动的进程。当前，我国政府正在力图加速融资结构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二、中国融资结构的特征分析

(一)融资工具发展不平衡导致直接融资功能较弱

从总体上看，直接融资工具的绝对规模不断扩大，相对融资比重也有所提高，但其内部发展极不平衡。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在大多数年份里，国债发行都是一枝独秀。1996年后每年发行额在2000亿元以上，2004年达到6924亿元的顶峰，国债的发行对于我国在经济紧缩期间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显著。2005年后开始回落，2007年发行额仅1790亿元。90年代初期，企业债券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企业债券使用、监管不利等原因，出现还款危机，导致企业债券发行萎缩，未能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股票发行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温和增长，但由于整体趋势受二级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发展极不稳定，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在制度上存在根本缺陷，导致融资功能较弱。

(二)股票市场地位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称

中国股票市场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融资功能受流通市

场的波动影响较大，融资功能不稳，相应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不畅。因此，融资功能低效率和不稳定的中国股票市场的地位与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称。中国股票市场在1992年、1997年和2000年三次阶段性的牛市行情中，形成三次融资。而从2000年到2005年，境内外融资总量并未取得增长，A股筹资额反而呈现出逐年递减的态势，融资功能极度萎缩。在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迎来了新的大牛市，股市融资额显著提高，A股市场2007年融资额几乎接近2000年的5倍。在这一个大牛市行情结束后，我国股票市场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融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依然是一个问题。

(三)企业债融资徘徊不前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起步较早，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规范行为。1993年政府开始整顿企业债券市场，不仅限制发行规模，还取消了几个债券品种，政府的严厉监管导致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徘徊不前。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债市场的发展明显慢于股票市场的发展。

三、中国融资结构优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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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基础条件好

“选择上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这样评价，“因为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基础条件最好。”

在他看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有完备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人才、环境与管理，而从国内城市的现状来看，上海最有条件。

如今，上海的金融体系已初具规模，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票据业务中心等在内的类型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已经具备，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据上海市金融办的有关人士介绍，截至2008年6月底，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850家。

更重要的是，上海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在全国金融资产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这是反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金融机构聚集功能的重要指标。截至2007年底，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60.48万亿元，上海就占了6.94万亿元，约为全国金融总资产的11.5%。

市场辐射大

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指标。而上海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正日益强大。

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OTC衍生品、黄金、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是国内金融市场中心，也是国际上少数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城市。

令人鼓舞的是，上海金融市场的成交总额和规模连续大幅度增长。2007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127.6亿元，同比增长117%，而2006年的增长只有69%。2008年，尽管证券市场成交额同比萎缩，但金融要素市场间相互补充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至去年6月底，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已达76.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1.07%。

上海金融市场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30.54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七、亚洲第二；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债券流通余额13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七；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部分产品也居世界前列，其中，天然胶成交8.7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一，铜成交10.1万亿元，位列全球第二。

直接融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级最主要的标志。以上海金融市场发行的股票、国债、企业债、上市公司债和企业短期融资融券为统计口径，2005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占国内融资比重约为17.7%，2006年上升到20%，2007年达25.2%。2008年，即使证券市场深幅调整，直接融资较大回落，上半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比还是达到了14.4%。2002年到2007年，在上海直接融资的国内企业融资总额达到了2万亿元，其中95%的融资额是兄弟省市企业的，可见其服务全国的能力。

开放程度高

开放程度，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又一个标志，上海也走在全国的前列。

截至2008年6月底，已有375家各类外资和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汇聚上海，占在沪金融机构总数的44.1%，也就是说，上海近一半的金融机构属于外资。其中，有17家外资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的2/3，5家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将境内总部设在上海，占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总数的5/7；另外，有一半以上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和合资基金管理公司集中在上海，上海还吸引了境内众多中外资银行的资金管理中心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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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主要是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Chow’s断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一）数据来源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广西统计年鉴》，各项数据均以1982年为基期的广西RPI（零售物价指数）调整为年度实际值。所有时间序列、变量符号及数据均指实际值。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样本区间确定为1982-2009年。（二）变量选择本文采用GDP（变量符号为lnGDP）来代表经济增长指标，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变量符号为lnDEPOSIT）、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变量符号为lnLOAN）、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变量符号为lnSAV）来反映金融资源的规模，用存贷比（各年贷款余额/各年存款余额）（变量符号为lnRA－TIO）和金融相关率（各年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之和/当年GDP）（变量符号为lnFIR）来反映金融的发展程度。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各时间序列均采用对数形式。截止2012年7月，广西上市公司总共只有28家，且在沪深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只有23家。截止2011年末，广西累计从国内A股市场募集资金280.434亿元，2006-2011年累计发行国内债券462.1亿元，其中短期融资券234.1亿元，中长期债券只有228亿元，相对于间接融资额的比例十分微弱，因此在计量分析中不考虑来自直接融资形成的金融资产对GDP的影响。另外，由于1990年以前的广西保费收入的数据缺失，无法取得同长度的时间序列，在此不予考虑。

实证检验

全部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经过多次尝试，逐步剔除t检验值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本文最终建立的协整方程形式如下：2.协整方程可见，该协整方程各参数估计值的t检验值均显著（其中lnGDPt-1的系数估计值可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为0.999955，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很好。对模型的残差进行ADF检验。按照AIC取最小值的原则，确定滞后期P为1期，模型形式不含截距项和趋势项，检验得ADF值为-1.632142，通过10%水平值，说明残差序列平稳，广西GDP与上一期GDP、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金融相关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对GDP都是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是0.48和0.47，t检验值均显著。这说明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增加1个单位，可引起GDP分别增加0.48和0.47个单位，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对GDP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是推动GDP增长的重要因素。上一期GDP对当期GDP的影响系数是0.06，说明GDP增长存在一定的惯性，但这种惯性不算大。金融相关率（FIR）对GDP的影响系数是-0.98，t检验值显著。金融相关率对GDP的影响是负向的，表面上看来似乎与金融深化理论的一般结论不相符，但是结合广西金融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分析，这恰好说明了广西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由于广西历年来直接融资规模较小且不连续，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严重偏低，本文选择的金融相关率仅表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之和占GDP的比例，可以部分地反映来自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规模相对于直接融资的协调程度。金融相关率对GDP的影响是负向的，意味着降低金融相关率有利于GDP的增长。间接融资虽然也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严重不平衡的融资模式的缺陷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反映了这种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的融资结构缺陷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广西的金融结构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括号内为该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值。由估计的系数可见，在短期内，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对GDP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影响系数都是0.49，基本等于长期中的影响系数，t统计量值大于2，影响显著。这说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对GDP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都比较大。短期中金融相关率对GDP的影响系数是-1.025，比长期中的影响系数略大，说明不合理的融资结构的不良后果在短期内可能更为显著。上一期GDP的影响系数t统计值太小，影响不显著。修正系数反映了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金融相关率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系数为-0.295，t统计量值显著，说明GDP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差距有约30%得到清除。4.Chow’s断点检验为检验上述协整模型的结构稳定性，需通过Chow’s断点检验（BreakpointTest）把1982-2009年的样本期间分成两个时期，分析各个中介目标与实际最终目标相关程度是否有变化以及变化的趋势。考虑到广西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开始的，本文以1999年为断点进行检验，F统计量和对数似然比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都接近零，拒绝零假设，断点前后两个子样本拟合的方程有显著差异，关系中的结构改变，应以1999年为分界点做分段回归。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按照AIC取最小值的原则，确定滞后期P为1期，模型形式不含截距项和趋势项，检验得ADF值为-1.789446，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序列平稳，1982-1998年样本区间的GDP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金融相关率存在协整关系。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按照AIC取最小值的原则，确定滞后期P为1期，模型形式不含截距项和趋势项，检验得ADF值为-3.084，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序列平稳，2000-2009年样本区间的GDP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金融相关率存在协整关系。F值为1.50，对应的概率为0.25，应接受原假设，结论为加入2007-2009年样本值后，回归参数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Chow模型结构是稳定的。从两个新协整方程系数估计值的变化情况看，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GDP的影响系数几乎不变，从0.581变为0.58，在两个方程中该系数估计值都是正数，都大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系数估计值。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GDP的影响系数从0.56变到0.42，有所下降，反映了西部大开发以来，广西信贷投放快速增加，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虽然仍是正向的，但已呈递减趋势。金融相关率对GDP的影响系数从-1.06变到-1，负向影响略有减小，说明西部大开发以来，广西的金融深化程度有所提高，直接融资等融资方式的应用有所扩大，金融结构的改善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所减轻，但减轻的幅度仍很小，说明金融结构的改善程度还远远不够。5.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相关性是否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前文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1982-2009年的序列lnDEPOSIT、lnLOAN、lnFIR与序列ln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用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期根据AIC值最小的原则确定为3期根据表6的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增长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银行存款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联系到存款余额也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可以间接反映广西间接融资在广西GDP增长中确实承担了关键角色，这种“存款—贷款”转换机制运行在总体上仍是比较有效率的。但GDP增长不是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存款资源的生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广西作为相对落后地区，收入结构相对简单（如表现在工薪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上），基于收入的存款资源往往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性特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长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大量投放的银行贷款在广西GDP增长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GDP增长不是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长不是本地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一种外生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金融相关率的变化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金融发展程度可以解释广西GDP增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能说明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如前所述，这种关系在实证上是负向的。GDP变化不是金融相关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不存在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这种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显示了广西金融发展仍有明显的政府推动色彩，尚未形成经济对金融的反向促进效应。在各种显著性水平上，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变化与贷款余额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广西的融资结构严重偏重于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而广西的银行业又是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广西本地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相对较弱。大型商业银行在经营模式上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存款规模和贷款计划受各银行总行调度，而受广西本地的经济状况影响相对较弱。因此从长期来看，造成二者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结合上文的协整方程各参数均具有显著性，协整方程未出现多重共线性，从另一角度验证了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在各种显著性水平上，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的变化分别与金融相关率的变化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金融相关率的影响因素不是受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之中一个方面的影响，单纯从存款余额或贷款余额方面无法解释金融相关率的变化。

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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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山东半岛 产业结构 金融支持

山东半岛的地理边界涵盖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和日照7个沿海地市，面积6855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人口356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截至2009年，gdp占全省总量的52%。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由“陆上山东”、“海上山东”到“蓝色经济区”的历史性跨越。从陆上山东到海上山东，是山东省发展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从海上山东到蓝色经济区建设，则是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提升，是山东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山东半岛经济区是涵盖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诸要素的复合功能区。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山东半岛7地市的产业结构及金融结构。

一、山东半岛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经济和社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地区。若不考虑地区城市个数，从综合经济实力看，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956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17.9%；从增长速度上看，长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4.7%。珠江三角洲地区9个城市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746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达到9.9%，增速是16.5%。山东半岛7地市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1620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4%，平均增长速度是16.2%。

从表1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还是山东半岛以及全国，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降，第三产业稳步上升。

横向上看，山东半岛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第一产业方面，三个地区第一产业比重都低于或是优于全国数据。但是，从2004、2006和2008三年的数据来看，山东半岛第一产业的比重甚至比长三角和珠三角第一产业比重之和还要大，相比来说更接近全国平均比重，这对于山东半岛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产业方面，从1992年开始，山东省包括山东半岛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例第一次超过轻工业达到50.68：49.32。此后，重工业迅速增长，轻工业比例逐渐降低，第三产业逐步发展。从表1中可以看出，山东半岛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明显要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第三产业方面，三地区以及全国第三产业比重都呈上升趋势，但是山东半岛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于长三角或珠三角来说低10%还要多，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线7个百分点。

二、山东半岛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1、山东半岛金融规模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1988—1991年，山东半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还没达到千万，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由70%逐年增加到将近90%。在1991—1995年，当时经济发展迅速并有过热迹象，这时贷款有所收缩，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又从近90%下降到不到60%，之后直到2008年也是在50%～70%之间波动。反观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107.5%，这说明，山东半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增长要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金融规模这一角度来说，山东半岛的金融发展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

2、山东半岛融资结构分析

（1）直接融资分析。直接融资主要是指以股票和债券为主要金融工具的融资方式。在我国，直接融资主要是靠证券市场即股票为载体进行融资，债券发行量很少，因此本文主要考量证券市场的融资。那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的指标通常选择证券化率。

截至2008年，山东半岛有上市公司39家，流通股总市值2368亿元，占全省gdp的14.62%。从上市公司的产业分布来看，第一产业有4家，第二产业有30家，第三产业有5家，其中，第二产业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制造业，其次是化工行业。而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这也妨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2可以看到，山东半岛1993年开始在证券市场上融资，证券化率是5%，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的25%，随后进入低谷，尤其是在2005年，证券化率达到6.5%，这一情况在2007年时得到改善，但是随着金融危

机的到来，2008年又随之下降。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证券化率与股票市值有关，而股票市值又与经济形势和股票价格相关。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化率大都大于100%，我国在2007年证券化率也已达到132%。从这一方面说，山东半岛的证券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与成熟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

（2）间接融资及其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分析。间接融资主要是指以银行信贷为主要手段的融资方式。由表2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直接融资占间接融资的比例平均值在9%左右，最高也就达到16%。在2000年的时候，股票融资很大，贷款增加值明显比前后几年要小，这一年的直接融资占到间接融资的70%，但之后几年又大幅下降到2008年的8%，直接融资规模仍然很小。

表2是2009年山东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由这个表可以看出，山东省间接融资比例基本上始终保持在90%以上，除了2007年股票市场融资涨幅很大外，直接融资比例上升较快。山东金融业有些畸形发展，即直接融资滞后，企业融资渠道严重依赖银行体系，使得金融机构风险加大，间接融资比例过高也使得企业经营成本加大。

综上所述，山东半岛第一产业相对于地区发展来说所占比重过高，第二产业内部不合理，高耗能的重工业结构亟需调整，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代表第三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技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本文从该地区金融结构、金融规模等角度分析了山东半岛金融发展现状，从中可以看出，山东半岛金融规模的增长跟不上gdp增长的步伐，且差距很大；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重很大，直接融资比重过小，导致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

三、山东半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金融支持措施

1、壮大地方性金融机构，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地方性金融机构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信誉方面，往往比外来机构在支持本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上更有优势。因此，要把发展和壮大地方金融机构作为山东半岛金融业发展的一个侧重点，大力培植地方金融龙头企业，全面增强本地区的金融实力。

应该说，山东半岛经济主体分散化、经济结构多元化明显，而本地区金融发展则是受体制的影响，存在诸多的限制因素，主要表现为金融开放的“内紧外松”现象，即外资银行早已登陆山东半岛，但是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还是举步维艰。金融所有权结构上的缺陷不但有损于多元化的经济成分的融资需求，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对构建高效的金融运行机制不利。所以，要大力推进地方金融资源整合，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为山东半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和高效的金融服务。

        2、尝试创新，丰富各类金融工具

（1）中小企业的信贷金融工具。山东半岛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大多是规模较小的企业，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这些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由于担心他们的信誉，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是惜贷的。针对这一状况，开发一套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特点的信贷金融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2）股权类金融工具和组合投资金融工具。山东半岛上市公司多达40多家，占山东省上市公司近一半的数量，且大都集中在优势制造业上。因此，开发股权类金融工具适合投融资双方低风险和高收益的偏好。同时，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也可以作为山东半岛投资金融工具开发的方向，这些可以提高金融支持产业的力度。

（3）产业基金。产业基金以其独到的资金汇集和高效的投资能力，可以为山东半岛在成为工业强省、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等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问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当前山东半岛资本市场投资渠道单一，产业结构调整资金压力大，一些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工业发展主体性能不强，新兴产业带动能力较弱，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步履维艰。产业基金因为规模大，投资专业性强，其投资行为还可以有带动社会资金汇集的作用。因此发展产业基金，将会极大促进半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3、发展资本市场，扭转证券市场“边缘化”局面，丰富金融市场层次

山东半岛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资产运营质量方面的功能。这里所说的“边缘化”是相对于直接融资来说的，证券市场筹资额很低。因此，要实现山东半岛优质企业上市梯次化发展，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企业在主板上市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多渠道筹集资金。推动一批能够代表山东半岛经济发展优势的机械制造、海洋化工、医药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及发展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主板市场或中小企业板市场上市，促进山东半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

4、地方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构建区域合作发展的产业及金融机制

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各省及以下各市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经济政策外部性日益突出，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重点就在于政策协调，从而打破各种壁垒，从政策上给予经济发展的自由空间。在这一方面，长江三角洲的做法可以借鉴，即建立区域统筹管理机构——长江三角洲市长联席会议，就整个地区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协商。长三角的学术会议每年必开，珠三角也有了类似的机构存在。因此，山东半岛要建立相关的协调机构，围绕各市在区域中的定位，规划自己的经济布局和产业发展重点，从整体上确定发展战略和产业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 杜迎伟：促进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r]．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促进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课题组，2005．

[2] 范跃进、李平、吴宗杰：山东省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08[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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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美融资模式

综观英美融资模式演进与发展，其形成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有着深层次的渊源。英国在18世纪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充分条件，企业自有资金拥有率很高。美国的工业也比较发达，19世纪后半叶，证券市场已经在从事政府证券交易和公共事业股票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并且后来居上超过英国而居世界首位，这两国的特点是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均很强。因此，政府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限制银行业。

美国的法律规定，银行只能经营短期贷款，不允许经营7年以上的长期贷款，基于此，美国公司的长期资本无法通过银行间接融资，而只能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直到1999年11月美国才将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废除。

概括地说，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行为高度市场化、证券市场充分发展为直接融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英美企业主要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中筹集长期资本，证券融资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导方式。

资本市场是英美融资模式的基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英美两国都形成了发达的、发育成熟的资本市场。两国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众多，交易规模巨大，交易种类繁多，交易工具齐全。考察美国的资本市场，可以看到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股票市场，这里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要场所。

在企业融资模式中银行处于非主导地位，银行与企业属于松散型的信用结构，银行竞争力强。以英国为例，银行业专业化分工严格。对于企业来说，英美两国的商业银行更多地是其中短期资金的重要供给者，而其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则主要来源于证券市场，商业银行在企业融资中处于非主导的地位。企业对证券市场的依赖性与银行相比要高很多。

二、德日融资模式

资本市场的相对不发达而银行服务网络发达是德日采取银行主导融资模式的主要原因。由于银行的发达和银行服务的快捷周到，通过银行贷款融资，资金成本较低，而资本市场不发达则使得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较高。

以日本的融资模式为例，商业银行作为融资模式的核心，企业外源融资主要依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来实现，银行与融资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持股、借贷、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明治维新奠定了日本金融体制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颁布了《军需公司法》，政府指定了专门为军需企业服务的一些金融机构，即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制度逐渐成为日本银行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它负责融资企业的存贷款、红利分配、认购公司债等业务，掌握该企业的金融交易、资金流动，甚至有权干涉企业的人事安排。

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变了从前对间接融资的依赖性，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债务，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另外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行了大量国债。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债余额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30%以上，促进了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这样日本的金融体制也从单纯依靠主办银行制开始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共同发展的方向过渡。

随着企业筹集资金方式的改变，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开始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化。二战后，日本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禁止各类金融机构业务混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机构及企业资金供求也都发生了变化，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政府开始同意金融机构打破各种业务范围的界限，允许一个机构既可以经营银行业务，又可以经营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和信托业务。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证券市场是发展历史最短、潜力极大的资本市场，也是管制最多、国内市场保护最强和国际化步伐较晚的市场。因此，日本的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的作用只是在近年来开始显现。

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外部融资总量中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占80%以上，股票、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仅占10%稍多。德国也是类似的情况，银行贷款占外部融资70―80%，证券融资只占20%左右。

三、对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的评价

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不仅与政治、经济背景相关，也与其历史、文化、法律密切相关。

英美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模式的发展，有赖于发达的信用制度和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达的信用制度表现在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健全的商业银行体系，发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灵活的利率市场形成机制，发达的货币市场。它具有明显的优势：英美模式通过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对企业进行双重约束的机制，强化了企业的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资本市场使得融资活动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在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中，企业的融资选择与银行的信贷活动均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有利于企业自主安排资本结构，减少银行的制约性，而同时有利于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资产负债率低。

德日两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在企业融资中处于非主导的地位，而银行在企业融资中起主导作用，且银企关系密切。银行在金融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实行主办银行制度。德国是全能银行制。由于允许银行持有企业5%，乃至10%的股份，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对企业的约束主要通过以银行为主导性力量的内部机制进行。日本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模式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企业与银行间的竞争是充分的，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优化了企业的结构。

但德日融资模式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育，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融资的应有发展受到抑制，以至于企业信息极具内部占有性，降低外部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良好结构形态的形成，使得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金融性基础脆弱；同时，银企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致使银企联合模式易形成垄断，减弱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因素，使国家金融稳定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

虽然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各有利弊，但应当看到调整、改革与完善是两种融资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我国融资模式的演进与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在“大一统”的财政体制下，储蓄由政府“有形的手”调控，企业所需资金由财政包下来，财政拨款基本上是企业获取资金的唯一来源。20世纪80年代初，在制定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确定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体制。大量居民部门的储蓄迅速转成金融机构的存款，为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制奠定了资金基础。随着证券市场的从无到有，直接融资则有了快速的发展。20世纪90后期年代中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了直接融资比重。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间接融资主导模式的金融体系。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为：政府进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主导金融资源的分配，使得国有银行成为融资的主要渠道，企业对银行资金有很强的依赖性，直接融资虽然发展很快，仍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体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往往有过度回避风险的倾向，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进程中，重视股东收益和短期利益演变为中国商业银行的主流；融资偏好倾向在商业银行普遍存在，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问题，成为弱势群体发展的桎梏，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另外，商业性金融对经济信号有趋同趋势的认可度，越是发展过热的行业对银行资金越具有吸引力。

五、两种融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考察英美与德日融资体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他们有特别具有流动性的市场，如美国。由于直接融资可以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供给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明晰企业产权关系、监督企业行为等，随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直接融资将发展成资本形成的主要路径。在日德法等国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发达国家，同样在逐步扩大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这是金融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融资模式选择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市场化、银行商业化、企业治理公司化。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因此我国的融资模式也相应的需从间接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向资本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模式过渡，并最终确立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模式，适应经济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需要。

我国长期以来直接融资缺乏，融资结构单调，已成为制约宏观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对待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有耐心和信心。中国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融资关系是非市场机制的，中国非市场型占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虽然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增长呈现波动大，经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并且给银行经营带来隐患。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状态是利率尚未市场化，货币市场化不健全，生产要素市场不发达，结构调整面临困境，这些因素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直接融资为间接融资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有利于为银行间接融资提供具有硬约束力的微观融资主体，解决中国间接融资的制度缺陷。

金融体系发展取向是要改变融资结构现状，当前金融改革的一大任务是进一步规范发展股票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以吸引居民储蓄更多向直接融资市场流动，减少这些资金进入到银行体系，减缓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压力。

直接融资模式的驱动因素须赖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基本条件。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加强市场透明度是当务之急，目前市场发生的积极变化还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市场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仍待夯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帮助潜在的投资者对自己的产权及投票权具有信息，不必担心腐败，如果外部投资者能够获得有关企业的全面、高质量的信息，那么，金融体系则具有以市场为主的倾向。审慎性监管可有望促进系统的稳定性，由于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建立国际银行监管标准，改善银行监管势在必行。

概括地说，目前国际上已有的先例表明，对于直接融资在交易成本、现金管理和流动性的良好构架等方面都已形成广泛的共识。我国目前的运行模式与国际融资模式相比，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特点，它反映了一个基本趋势，就是趋同化倾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目前调整的方向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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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日中小企业；金融结构

一、理论分析

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指出，金融结构是各种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存在、性质和相对规模。金融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特征产生差异，又因为企业是经济最重要的部门，因此，对企业的发展也有很深影响。金融结构与企业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融资结构上，因为从企业的融资结构构成上可以看出金融结构中发挥核心功能的要素及其组成。1958年，莫迪利亚尼和米勒提出在没有所得税等一系列假设下，企业价值与融资方式——发行股票或债券——无关；70年代中期，梅耶斯、斯科特的平衡理论阐述了企业在负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价值最大。此后又出现了成本理论、控制权理论等企业融资理论指导。

二、我国金融结构发展状况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现状

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以及金融环境等金融结构持续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1）金融机构多样化，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深化了金融机构的结构。（2）场外市场的探索发展，加快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拓宽直接融资渠道。（3）融资服务环境提高，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改善使得投融资双方接触更加便利融洽，节省了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我国一直以来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虽然自1991年沪深交易所成立，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且2005年中小板、2009年创业板的诞生深化了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但金融结构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截止到2011年年底，银行业资产/GDP为26.18，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GDP仅为0.35，而银行资产/流通市值为74.87，因此，银行业在资金的雄厚程度上远大于资本市场。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很难从银行业得到缓解。在我国金融较为发达的浙江，小企业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的份额达50%，而相对应的，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仅占21%；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占7%；另有22%的小企业从未与以上金融机构或个人发生过借贷行为①。小企业资金来源情况如图所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结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三、美国、日本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经验

（一）美国

1、中小型金融机构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Udell（2004）提出，基于银行信贷技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根融资工具据企业财务资产等“硬”信息而做出决定贷款方式称为交易型贷款，另一类基于银行对企业的了解，如企业前景，产品销路，企业家品质等“软”信息进行贷款分析称为关系型贷款。由于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财务不健全等原因，显然关系型贷款更适合。由于软信息收集传递困难，不利于具有多层科级组织的大银行决策层做出正确判断，而组织结构呈扁平化的区域性中小银行就成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主要供给者。

美国银行体系共有8000多家，其中，小型银行的数量占总数的94%，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面对广大的中小企业，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服务保证。下表为10亿规模以下的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中小企业促进局：《美国小型、微型商业信贷研究》，2003。转引自彭建刚，《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版，P148。

此外，为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1953年美国国会设立了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小企业管理局，对各类中小企业提供指导、咨询以及帮助其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政府采购订单。据统计，全国约有7000家商业银行通过小企业管理局下属的“地区办公室”的协调向中小企业提供由小企业管理局担保的贷款。

2、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

目前，美国是世界上企业直接融资体系最为健全有效的国家。衔接紧密，层层递进的资本市场系统满足了不同类别企业的各自融资需求。无出意外，美国的中小企业亦以直接融资为主，有资料显示，中小企业的证劵融资占到全部外源融资的55%以上，这也充分印证了其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其中专门为中小企业量身打造的资本市场有：NASDAQ、OTCBB和粉红单市场：

3、担保征信系统健全

健全有效的担保体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基石，从金融体制完善的发达国家可略见一斑。美国的担保体系由三部分构成：（1）联邦政府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由中小企业企业管理局直接运作，主要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据统计，全国约有7000家商业银行通过小企业管理局下属的“地区办公室”的协调向中小企业提供由小企业管理局担保的贷款。（2）区域性的专业担保。由各地政府主管，根据地区经济的差异“因地制宜”。（3）社区性担保体系。由于前两个担保系统运作较好，所以社区性担保用途不是很广，主要帮助社区内贫困人口通过创建中小企业脱贫。

（二）日本

1、中小企业金融机构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要

日本有两类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一类是政府出资组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另一类是民间金融机构。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很大。为了解决因商业银行的趋利性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日本在1949年设立国民金融公库（总行及各分行，全国152家），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贷款，如维持生产的周转金等，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1953年设立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设置在各都、道、府、县，共59家），主要为较大规模的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贷款，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型以及加强改善经营等中小企业，包括向中小企业提供购买设备，如土地、厂房、机械等进行长期周转的一般贷款，以及向中小企业发放特别贷款，帮助其采用新技术以振兴出口。1936年设立商工组合公库（设置在各都、道、府、县，国内100家，国外2家），它是一家政府占比78%的半官方性质的金融机构，主要办理存贷款业务、发行金融债券，并对团体内的中小企业提供无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

面向中小企业的民间金融机构主要有互助银行、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信用组合、信用金库、劳动金库等民间金融结构。此外，2004年由新兴企业经营者出资，成立了面向中小企业、新兴企业的无担保融资的“日本振兴银行”和2005年4月由东京都出资，面向中小企业的无担保融资的“新银行东京”。

2、重视资本市场融资

为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来源，日本大力发展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创业板市场，成为世界上创业板市场最多的国家。随着2010年大阪证劵交易所和JASDAQ交易所的合并，使得原先6家创业板市场变为5家，分别为：东京证卷交易所的MOTHERS市场、大阪证卷交易所的JASDAQ市场、名古屋交易所的Centrex市场、札幌交易所的Ambitious市场以及福冈交易所的Q-Board市场。这些资本市场都旨在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创新型的成长企业，为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提供了便利的外在环境。

3、有完善的担保制度

日本担保体系采取的是中央与地方的两级担保制度，分别为信用保障协会和中小企业综合事业集团。前者是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出资组建，按地方行政区设立了52家保障协会，主要职责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但对承保项目并不是全额担保，而是一般按企业申请担保额的70%进行担保。后者由政府直接出资组建，为信用保障协会的贷款担保提供再担保，有效的消除了信用保障协会在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时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其担保业务的开展。一旦企业出现违约，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则有中小企业综合事业集团赔偿信用保障会担保损失额的70%～80%，保障协会只承担20%～30%的赔偿责任，大大的降低了贷款机构和担保机构的风险。

四、化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建议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各国都会遇到的问题，美日两国以适应中小企业融资特点为依据而构建的金融结构体系，值得我国借鉴思考。

（一）完善融资环境

1、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吸纳民间资本

降低准入门槛，加快县级、村镇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普及，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方面，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不仅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贷款的保证，同时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竞争。从而解决资金市场处于“卖方”的状况。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参与扩大了机构的规模，也为资金供给者提供了多重投资渠道及权益的法律保护。再者，基于人缘、地缘等优势，有效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避免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进而能较合理的确定贷款利率，形成价格优势。最后，地区性中小型金融机构管理较之大型分支机构呈扁平化，因此政策传达执行及时有力，更加适应于中小企业融资特点。

2、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仅能及时有效的传递执行国家的宏观政策，而且可以通过其有效信息的反馈来帮助政府掌握产业结构，资源配置，信贷规模，风险控制等，从而制定适当的经济措施。

3、建立完善征信辅导体系

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施有关部门的联网融通，信息共享，尤其是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等重要机构。加快建设多重征信体系，覆盖全面。另外，设立中小企业辅导系统，借鉴台湾模式，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咨询，促进企业产业升级。

4、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是投融资者权益的保障。目前，我国在中小企业扶持方面及融资方式的法律风险防范上都存在漏洞欠缺，法制建设滞后于金融模式的创新，造成监管带来难题，同时易使宏观政策陷入盲区。因此，加快对金融法律复合人才的培养，借鉴海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出台有效完善的法律体系。

（二）引导基金流向，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1、疏通私募股权投资推出渠道

私募股权通常投资于已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较为成熟的企业，通过上市、出售、回购等来回收资金收益。由于目前适合中小企业上市的创业板门槛仍较高，使得私募股权融资流动性弱，进而挫伤其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在考虑逐渐降低中小板及创业板准入条件的同时，加快发展场外市场的建设，是拓宽私募股权退出渠道之根本。如美国OTCBB、粉红单市场以及日本的JASDQ等无不在本国直接融资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避免后顾之忧。

2、合理引导风险投资

风投资本理论上主要投资于企业种子期或成长初期，但实际运作中风司往往急功近利，热衷投资于企业成长、成熟期，即风投私募化。这时应由政府出头组建“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在政策、投资方向上通过财政手段加以鼓励引导，弥补风投资本市场失灵问题。如2007年，我国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截至2010年底，基金规模达到35亿元。

3、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首先，完善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渠道。目前我国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资本市场有深交所的中小板、创业板以及以代办股份系统转让系统、各地区的产权交易市场为核心的“三板”市场。然而，中小板、创业板准入条件较高将大批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三板市场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规模的场外交易市场，且在转板机制，企业退市制度等问题上存在较大欠缺，各板块间融资系统仍未打通。因此，逐步降低中小、创业板门槛，加快场外市场建设，形成完善有效，衔接紧密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建立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噬需解决的问题。其次，降低中小企业债券发行门槛，建立中小企业债券发行制度，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

注释：

篇10

所谓社会融资结构，即社会融资的构成及其比例。社会融资主要由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两大类构成。间接融资，是以金融机构作为中介，首先通过存款、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暂时将社会闲置资金归集，然后再通过贷款、贴现等形式将资金提供给需求方，主要指银行信贷。直接融资，是指没有金融机构作为资金融通的中介，资金闲置方与资金需求方通过直接协议实现资金转移，主要指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适当，才能形成合理的社会融资结构。

不妨将中美整体社会融资结构做一比较。2011年，美国国内债券总额及股票市值合计42.0万亿美元，银行信贷总额为9.4万亿美元，直接融资规模是间接融资的近4.5倍；相比之下，中国2011年末全部债券市场规模与股票市值合计76.7万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54.8万亿，直接融资规模仅为间接融资的1.4倍。再将企业从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的比例进行比较，美国约为75%：25%（2009年末数据），欧洲约为60%：40%（2009年末数据），而中国为22%：78%（2011年末数据）。因此不难看出，发达经济体以直接融资为主，自然是市场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而我国是以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的利差观念、信用定价等行为模式会直接作用于市场，这些非市场化的因素会干扰市场机制发挥必要的作用。

平衡的社会融资结构是金融改革的题眼。第一，能够实现市场化融资渠道与银行信贷渠道的平衡。商业银行出于对坏账风险的严格控制，有提高客户门槛、倾向于服务金字塔中上层的内在冲动。而直接融资市场是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对各种信用质量和不同信用等级的主体统统敞开大门，使得金融金字塔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适得其所，从而实现整个社会金融资源的均衡分布、优化配比。

第二，能够从管制利率向集合化价格发现过渡。债券规模及占比的日益壮大，债券交易活跃度的日趋提升，有助于真实价格的发现，信用定价将会自然接轨SHIBOR等市场基准，丰富市场曲线。这必然改变商业银行对信用定价的管制利率模式，促使商业银行更多地以市场指标为定价要素反映发行企业的信用溢价，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第三，能够以社会征信体制代替信用审批。银行贷款依赖于各家银行的内部信贷审批标准，时效性、公平性均缺乏透明度。而在直接融资市场中，投资方主动寻求的收益回报与融资方的信用资质高度平衡，这就必然要求社会征信体制的配套建设，以充分快速的信息共享确保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实现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