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五个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经济学专业 课程设置

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因此培养拔尖型创新人才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经济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教学内容空洞，教学手段单一，基本保持教师填鸭式授课、学生记忆背诵的传统模式。每年大量的经济学学生毕业，但合格的经济学人才却非常稀少。如何尽快改变经济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环境和教育模式，提高经济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水平，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的长期发展，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在系统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模式，并且主要以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MIT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等知名院校经济系为例，从专业要求、课程设置等方面研究美国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建议与对策。

1.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设置的理论分析

拔尖创新人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品格，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能够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高素质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课程体系设置是实现人才培养总目标的物质载体。课程体系是承担特定人才培养职能功能、具有特殊结构和组成部分、具有延伸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知识组织结构，课程体系构成了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使得各门课程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具体落实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确立专业规格与专业品质，区分不同人才学科的人才特征，同时课程体系设置海必须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要求，跟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既要有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也要有知识内容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同时还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课程体系的设置实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1.1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实现课程体系的组织和优化。要按照经济学科的特点，实现课程的丰富性、回归性、联系性与严密性，使得课程的规划、研究和设计过程逐渐完善。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应当培养学生具有结构合理的基础知识、自觉的学习意识和较强的自学能力。

1.2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实现科学性与发展性相协调。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意见中明确指出：“必须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反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从整体优化角度开展课程体系的优化及教学内容改革”。经济学是一个涉及面广、分支多、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且变化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理论和体系层出不穷，需要我们结合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将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模块、各门课程科学合理地、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方法相配合、传承与创新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同时，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随着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的强势传播，青年学生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变化，手机阅读、互联网阅读成为阅读的主流，这样在当代学生中，知识碎片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课程体系的设置更要重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3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普适与特色相结合。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科学，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课程体系设置中要尊重经济学体系的一般内容与范式，做到课程体系的普遍适用。然而，每一个高校的研究与教学偏好又都有所不同，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观点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完全一模一样的课程体系设置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差异化生存、特色化发展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就课程体系设置而言，也要体现差异化、特色化，学校要因校而异，根据自己的教学定位和理念，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着眼经济建设的前沿变化，预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趋向，开发出相应的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

1.4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平衡。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全面的素质和广博的知识结构，只有深入掌握本学科理论知识、广泛的相关学科知识，才能具备触类旁通的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众所周知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既是经济学界的大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是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曾荣获美国最高的计算机科学奖项。因此，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必须重视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大量开设理工、人文、社科、艺术等方面的基础课程，开设交叉学科的综合课程以及跨学科的讲座等等，打破专业限制，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2.美国四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

一是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美国多所著名高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培养目标、培养制度，教学模式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教学模式而言，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课程设置上，美国多数高校实施的是通识教育理念指导下的课程结构设计，但各校的课程分类与组合不尽相同。如麻省理工学院为理工类学生开设人文社会课程，以保证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二是在教学内容方面，研究型大学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研讨课，还有跨学科的专题学术讨论课程、导师辅导课以及问题情境式教学课，重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美国还十分重视开设创业课程，硅谷60%-70%的企业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创办的。三是教学方法灵活，研究性教学等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教学方面，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美国大学在设置本科经济学课程时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以及经济分析与应用等方面课程细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层次，在经济学专业一年级，开设初级经济学原理，二年级学习中级经济学在初级课程中对新生只讲授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不涉及高等数学方面的内容在学生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和相关的数学知识后，才允许修读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中级微观应用分析、中级宏观应用分析等方面的课程，有的学校在选修课程上还开设高级微观理论。以下是MIT、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经济系课程设置。

2.1 MIT本科课程设置[1]：

2.1.1一般经济学理论，这一类课程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级应用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阅读与讨论、经济学专题、博弈论的经济应用、经济学与心理学、战略与信息等课程。

2.1.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与竞争策略、卫生经济学、经济学与激励：理论与应用等课程。

2.1.3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研究与交流：主题、方法与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

2.1.4国民收入与金融，包括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环境政策与经济学、能源决策、市场与政策、能源经济学与政策、金融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信息技术与美国劳动市场等课程。

2.1.5国际、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

2.1.6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包括变化的经济中的美国劳动力、劳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等课程。

2.1.7经济史，包括中世纪经济史的比较研究、金融危机的经济史、资本主义以及对它的批评、世界贫困问题等课程。

2.1.8经济发展，包括发展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等课程。

2.2 MIT研究生经济学课程设置[2]

2.2.1一般经济学与理论，包括经济学家的数学、微观经济理论Ⅰ、微观经济理论Ⅱ、微观经济理论Ⅲ、微观经济理论Ⅳ、博弈论、契约理论、博弈论专题、独立研究论文、讨论：经济学专题、经济学阅读讨论等。

2.2.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Ⅰ、产业组织Ⅱ、卫生经济学讨论、集体选择理论：经验检验、集体选择理论：制度与实证政治理论等。

2.2.3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非线性计量经济分析、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经济研究讨论。

2.2.4金融经济学，包括金融经济学简介、高级金融经济学Ⅰ、高级金融经济学Ⅱ、高级金融经济学Ⅲ。

2.2.5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Ⅰ、动态最优方法应用、宏观经济理论Ⅱ、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理论Ⅲ、经济波动、宏观经济理论Ⅳ、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学Ⅰ、高级宏观经济学Ⅱ、高级宏观经济学Ⅳ。

2.2.6公共经济学，包括环境政策与经济学、公共经济学Ⅰ、公共经济学Ⅱ、高级公共经济学专题、环境经济学与市场失灵的政府反应。

2.2.7国际、区域、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国际经济学Ⅰ、国际经济学Ⅱ。

2.2.8劳动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劳动经济学Ⅱ、高级劳动经济学专题、劳动市场关系与职业流动性。

2.2.9经济史，包括经济史等课程。

2.2.10发展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微观学问题与政策模型、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治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经济制度与增长政策分析、政治经济学1：国家与经济的理论等课程。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主要课程：核心课程：价格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微观经济学）、收入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宏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经济学中数理方法导论、经验分析Ⅰ、Ⅱ、Ⅲ）；专业课程：数理经济学（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专题）、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包括高级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专题、市场专题（贝叶斯方法在营销与微观经济计量学中的应用）、经济史（包括人口与经济、商业伦理、市场营销的经济学与人口统计）、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包括应用价格理论、人力资本、知识与技能经济学）、数量经济分析（生命周期动态学与不平等、社会相互作用与不平等）、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专题、国际贸易与增长、国际贸易中的数量分析）、公共部门经济学（政治学的经济模型、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部门中的发展经济学）、计量劳动经济学（微观数据分析Ⅰ、Ⅱ、Ⅲ）、宏观经济动态学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的随机模型、公共财政与宏观经济动态学、金融市场的动态模型）、金融经济学（金融决策理论Ⅰ、Ⅱ、Ⅲ）、资产定价（资产定价、实证金融专题、资产定价专题）、产业组织（高级产业组织理论Ⅰ、Ⅱ、反托拉斯与产业组织）。另外有很多讨论课程，还有方法论的训练课程。[3]

哈佛大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一般经济学、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为一类，包括微观经济理论Ⅰ、Ⅱ、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博弈论Ⅰ、Ⅱ等；计量经济学与数量方法，包括应用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专题等；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包括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Ⅰ、Ⅱ、发展政策设计、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财政理论与政策、公共部门经济学，包括公共经济学与财政政策Ⅰ、Ⅱ、卫生经济学等；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等；产业组织与规制、环境经济学，包括产业组织Ⅰ、Ⅱ、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行为金融；劳动、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城市经济学为一类，包括社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另外有大量的阅读、研究、讨论课程安排。[4]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课程设置：1）第一年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分析Ⅰ和Ⅱ、经济学家须掌握的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Ⅰ和Ⅱ；2）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Ⅰ和Ⅱ、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公共财政Ⅰ和Ⅱ；3）计量经济学，包括微观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经验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专题Ⅰ和Ⅱ、计量经济学讨论会；4）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5）产业组织与规制，包括产业组织专题、产业组织专题Ⅰ、Ⅱ和Ⅲ、产业组织讨论会；6）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贸易与金融政策中的战略问题、贸易协定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货币与金融、贸易与发展专题、国际货币经济学专题、商业政策专题、全球经济政策、经济地理专题、国际贸易讨论；7）劳动经济学，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和Ⅱ、劳动经济学专题；8）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包括宏观动态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分析Ⅰ和Ⅱ、宏观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分析专题Ⅰ和Ⅱ、应用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模型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货币理论与政策、高级经济学经验研究专题、货币经济学讨论会、经济波动讨论会；9）微观经济理论与数理经济学，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分析Ⅰ和Ⅱ、群体决策的建模与分析、经济学家的高级数理经济学方法、数理经济学专题、金融与货币的一般均衡基础、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控制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机制设计、契约与组织、政治的经济分析专题、市场设计、产业竞争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微观经济学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讨论；10）公共财政，包括公共财政Ⅰ、Ⅱ、Ⅲ、公共经济学基础；11）其他课程，包括美国经济史、欧洲经济史、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专题研讨、苏维埃与后苏维埃经济、中东欧、后苏维埃国家以及东亚改革国家的转轨问题、城市经济学、集体行动的政治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经济问题、卫生经济学专题；12）讨论，包括经济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劳动与人力资源、国际经济学、发展与环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与战略、应用微观经济学与劳动。[5]

3.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特点

从前述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高校经济系课程设置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3.1课程体系完整，数目庞大

每一所大学开设的经济系课程几乎都涵盖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无所不包，课程数量庞大。哈佛大学2009年秋季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20门，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50门之多。由于课程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今后的职业选择，灵活选择要学习的课程，有助于实现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权衡，也有利于教师专注于某一个研究领域，提高研究与教学的质量，同时也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2课程层次丰富，结构合理

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体系布局合理，课程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逻辑联系得以完善。

首先，课程层次性强，课与课之间的纵向衔接紧密。在课程设置上，遵循知识传授的渐近规律，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方式，构建完整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各大学都把一些主要的经济学课程分解成几个由低至高的级别，如微观经济学Ⅰ、Ⅱ、Ⅲ，宏观经济学Ⅰ、Ⅱ、Ⅲ，计量经济学Ⅰ、Ⅱ、Ⅲ等等，让学生拾级而上，步步升高，帮助学生既打好专业基础，又掌握更高深的知识。

其次，注重经济学方法的训练。美国高校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计中，特别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研究方法的教学，开出了大量统计方法、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微观宏观经验研究方法、数理经济学方法等课程，并且分为多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理论和方法。通过经济理论与经济方法课的结合，以突出定性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让学生既理解相关的经济学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论的定性表述，又能把这些理论化解为具体的假设，并运用统计资料和方法，对其进行规范化的定量检验。

第三，注重跨学科培养。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经济系设有经济数学（Econ-Mathematics）、经济统计学（Econ-Statistics）、经济运筹学（Econ-Operation Research）、经济哲学（Econ-Philosophy）、 经济政治科学（Econ-Political Science）五个跨学科方向，学生的培养由两个系共同完成，各个方向均有自己的学分要求，其中前两个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分别占总学分的22%和44%。这样的跨学科培养是紧跟经济学发展前沿的表现，有助于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共同分析某个领域的能力。本科生毕业后，学校会鼓励他们去别的大学继续深造（不同于我国的基地班），基本上没有近亲繁殖现象。通过跨学科的培养，不断拓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学科目标。这些跨学科的经济学扩展课程，如社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等课程，为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和方法应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空间，而且还在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中，发现本学科的缺陷和不足，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3.3课程的应用性强

美国大学本科经济课程设置特别注重提高课程的应用性，以适应大部分本科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具体经济职业的实际要求。课程的应用性既体现在每一门课程的内容里，又显示在众多课程之间的结构关系之中，从每一门课来看，其内容设计一般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着眼，在提出、分析和解决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相关的经济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因此，整个课程的学习不是和经济现实脱节或割裂开来，而是形成积极互动的良性关系，即在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中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知识的拓展，又提高对经济现实的思考层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水平。

3.4全球化的学术视野

美国高校的经济学研究在全世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因而其学术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国的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问题都有研究。因而其开设的课程几乎涵盖全球各国的主要经济现象，开出了大量涉及各国经济问题的课程，如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问题研究、国家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课程，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避免了过度本土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课程安排，也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促进学生探讨和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经济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多元化的因素。

3.5课程设置重视学生参与和师生互动

美国高校课程设置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以及授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每个高校都开设了大量的workshop和seminar课程，由任课教师主持，每个班级不超过20人，在教师指导下阅读论文，对本领域的问题进行研讨，研究生及博士生的讨论课还须提交自己的研究论文，这样的课程有利于塑造具有怀疑精神和创新思想的学术品格，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是一个极大的欠缺。

4.完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 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美国几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完善我国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科学设置教学层次

把经济学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明显的层次，初级经济学原理在一年级开设，不用数学表述，只是讲解基本原理，而且可以由教授轮流讲授。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涉及一定的数学语言，在二年级开设，我国一些院校的经济学专业已采用这种课程设置，可以在经济学其他专业推广。与之相关的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应用宏观等课程在三年级开设，加强课程的应用性。

4.2加强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

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注重理论内容的讲授与灌输，但对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却有所忽视。就目前我国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来看，大多数院校仅在二三年级开设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课程，授课时间为一学期。而前面我们看到，美国高校在方法论方面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包括微观计量、宏观计量等专门化的课程，这样学生可选择的课程较多，也容易培养他们对这些比较枯燥的课程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建议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统计学等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论课程也应分为不同的层级，在二、三年级开设，在培养基本理论功底的同时，注意学生的选修课建设，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4.3逐步提高讨论式教学的比重

Workshop或Seminar式的教学，对我国高校来说是一种新课程，不能拘泥于课本知识，应当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要将最新科研成果引进Seminar教学，寻找突破点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Seminar课程应由对本领域学术发展趋势较为熟悉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在每一门专业课之后都应开设类似的课程，由教师指定研究领域和文献，学生对该领域的问题研究、讨论，每个学生都要参与讨论。Seminar课程应从原属课程分离，单独设立，课时比例也应提高。

4.4拓宽专业口径

从以上美国著名高校的办学理念看，这些院校均秉承宽口径、少分类的原则，使得经济系课程设置反映经济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尊重知识之间的普遍联系，加强课程的广博性和基础性，避免了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国各高校专业口径狭窄，财经类院校表现尤为明显。在某个财经类院校，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撰写的有关股票市场有效性问题的论文，竟然被学术委员会评为不符合专业方向，因为该校有金融学院，委员会成员认为股票市场问题只能由金融学院来研究。如此狭隘的专业划分只会局限学生学术视野，限制其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高校应吸收这些先进的经济学教学经验，减少专业分类，实现院系教学之间的互通，使学生打下宽厚的知识基础。

4.5以科学研究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学的课程提示设置中，要大力推进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线的研究性教学，运用案例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等教学方法，大力加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增加探索性课程，加大教育资源对学生开放程度。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每一名课程都要以问题探索为导向，在科研时间获得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从学生入校就开始科研训练，大学生科研项目要提供明确的科研计划，安排导师专门指导，提示经常性地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成果交流活动等，不断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释：

①资料来源：

②资料来源：。

[5]MIT经济系研究生课程设置：http：//econ-mit.edu/graduate/courses/

[6]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课程设置：http：//economics.uchicargo.edu/。

[7]哈佛大学经济系课程设置：http：//economics.harvard.edu/。

篇2

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的自我鉴定我们学校组织一次有意义的软件超仿真模拟国际贸易工作挑战活动，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自己，我积极参与并有了非常丰富的收获。在实践中去感受，体会，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下面就是国际贸易认识实习的自我鉴定。

最初我了解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市场概况。一个敏感的市场人要想在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就必须能够迅速把握市场动态，了解最新市场供需情况。锁定了目标市场，接下来就是寻找交易对象；同业务伙伴建立业务关系；询盘、发盘、还盘、接收。锁定了交易的供应商，开始给对方伐区询盘，表明了自己的购买意向，以及询问对方的存货情况和真正的交易价格，希望得到报价。

接下来就开始着手准备订立内销合同。随后通过银行把钱汇给对方，出口商很快就把商品注入我公司，这样我有了库存，有了可以和进口商交易的商品；外销合同的签订。 在软件中，合同都是由出口商起草。系统已经弄好一个范本模版，所以我们只需在相应的项目上添上相应的具体情况就行了。在模拟实习期间我针对实习期间不足之处相应的参查了一些资料以及后来生产实习时询问公司的同事，得出了一些改进以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填写各类单据。

在扮演出口商角色过程中，填写各类单证是我最头疼，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项。出口商要想顺利把商品送出关外，必须正确填写各类单据，这其中有报验单，商业发票，装箱单，核销单，报关单，汇票，一般产地证明等等；后期工作。单据填写完成后随后的工作是把fob下还要去外运公司租船定舱，报验，出口保险，核销备案，报关，装船出运，制单交单，收汇，核销及退税。这些步骤只需按照系统给出的提示，一步步进行便可。重要的是在单据填写完整，正确的前提下按顺序一步步进行。

这次实习虽然不是去外贸公司真正的深入实务中进行操作，但是软件超仿真的模拟环境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国际贸易实务操作过程、步骤、相关单证，给我们在今后的实务操作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演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模拟实习中我共扮演了出口、供应商、工厂、出口地银行、进口地银行五个角色。其中做出口商的时间最长，承担的业务也最多，一共签订内外销合同各十余份，做成内外销生意各近十余份，收获颇丰。现在重点谈出口商的模拟情况和心得。

在本系统中出口商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中间商的角色。出口商首先要在供应商中购买商品，然后卖给有购买意向的进口商。可以说出口商在供应商和进口商中起纽带作用，同时它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相当繁重的。

国贸专业毕业生自我鉴定我是**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级学生，大学生活是美好而精彩的，在这期间我始终坚持"天道酬勤"的原则,一日三省，自信品格的日趋完善;不但努力学习书本知道，掌握好专业基础，而且乐于参加各种活动，使自己得到比较综合的锻炼，一下就是个人鉴定。

在大学期间，我始终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目标，以自我的全面发展为努力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我认真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发挥自己的特长;挖掘自身的潜力，结合暑期社会实践机会，从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的协调组织和管理能力。

“学而知不足”是我大学期间学习和工作的动力，除了必修课之外，我还坚持自学了office、flash、微观经济学，并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和国际贸易专业相关书籍，使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得以提升。学习之余，我还不忘坚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与社交活动。在思想行为方面，我作风优良、待人诚恳，能较好处理人际关际，处事冷静稳妥，能合理地统筹安排生活中的事务。

作为一名**年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在经历了几年的大学磨练之后，我相信我有能力接受社会对我的考验，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会不断努力，把大学的作风运用到其中，再次创造我的人生另一高峰。

国贸专业毕业生自我鉴定这段时间在x院的学习和社会实践是我不断的进取、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使得本人在思想认识、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转眼间，行政管理的大学学习就要结束了，毕业之即，对自已在x大x院的学习作一个总结和鉴定。

在思想认识方面：我在学习期间，能认真学习学院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文化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语文》、《经济学基础 》、《国际贸易概论》等课程，通过这些学习使我本身增加了更丰富的知识，也使我的思想进一步的上升，眼界进一步的开阔。看问题、做事情更加理性化。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时候也能用更客观的爱国精神来分析。

在专业知识方面：我本人是从事呼叫中心运营管理的，在x院学习是业余的，上课时间虽短，但本人觉得受益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学习了《公共政策导论 》、《行政管理工艺与实务 》、《公共关系学》、《战略管理》、《管理学原理 》、《行政管理原理与方法 》之后，本人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提升了很多。在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把所学的理论与工作、管理实践相结合运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也使我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篇3

关键词：美国；反托拉斯法；经济理论；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较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领域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经济分析现象，经济理论对有“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之称的反垄断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历史最悠久、制度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即便是欧盟的竞争法有其独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学习之处。本文试图对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历程

反托拉斯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曲线。在这个历史曲线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背后都有经济理论的支撑。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竞争促进公共福利。垄断损害经济效率。垄断与竞争是对立的两极，竞争的高效率意味着垄断的低效率。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均衡。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同样主张自由放任。在这些经济原理的直接影响下，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之后的企业组织规模扩大所引发的经济集中和产业垄断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以民粹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反垄断立法浪潮。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法》，191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实践表现出对“竞争者的保护”，通过对原子式企业的保护达到维持市场竞争局面的目的，因此对巨型企业和企业合并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恐惧。有两个典型案件能够反映这种执法指导思想：一个是北方证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另一个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终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并且明确相互间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尔曼法》颁布实施的早期，围绕国会制定《谢尔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论争议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对《谢尔曼法》的适用也是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不同时期，都不会出现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执法和司法局面，某种经济理论和执法理念起主导作用仅仅是相对而言。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二)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

1936年，反映凯恩斯主义思想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本出版。凯恩斯主义一改传统经济学放任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干预在市场稳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现代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经济理论，为后来的哈佛学派兴起进而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倡导市场垄断规制提供了前奏。从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影响。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几部比较重要的反垄断法案，它们主要包括《罗宾逊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条款的适用范围，详细列举了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因而也被为“反价格歧视法”。《米勒一泰丁法》通过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允许转售价格维持

，保护小零售商，以达到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把企业虚假广告纳入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畴，由此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广告行为的审查。从以上几个法案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竞争行为纳入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干预主义倾向。

在司法上，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本身违法原则虽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现，比如密苏里州船运协会案和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态度还处于徘徊状态。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伦顿陶瓷公司案中对本身违法原则的阐释，虽然可以说是对该法律适用标准的一个经典梳理，但是这一原则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价格的协议是违法的，不管由此产生的价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还给本身违法原则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例如，虽本身没有采取价格联合行为，但实际上具有固定价格的目的或者产生固定价格后果的联合，均视为本身违法。此案除了阐述本身违法原则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违法”这一反垄断法适用的经典词语。

(三)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

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哈佛学派的兴起，结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进入一个相对更为严格的历史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哈佛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在这一单向的因果关系中，市场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佛学派认为，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其中市场进入壁垒是核心变量。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运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对很多大企业发起“肢解行动”，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国铝业公司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案件是布朗鞋业公司案，法院对此案的态度是：“效率不能构成辩护，而且显示兼并会带来的效率正可被用来攻击兼并，理由是小的对手将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几个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续对布朗鞋业公司案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了“结构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合并规制实体标准，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反托拉斯的严格程度。

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塞勒一凯弗维尔法》与《哈特－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就是最好佐证。《塞勒一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7条进行了修改，补充规定购买资产作为企业并购方式之一，从而扩大了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哈特—斯科特一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创设了企业合并前的申报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进行申报，加大了政府对大企业合并的事前控制。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整个反托拉斯法实施产生普遍性影响。

(四)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芝加哥学派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效率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因此，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该学派侧重对企业行为的分析，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场集中是由于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结果，那么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场绩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适用“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从长期看，在没有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政府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过程是有效的，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会失灵，但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由于国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开始理解并普遍认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在70年代初开始逐步由传统的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在这个阶段，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起的针对支配地位企业行为的诉讼，除少数例外，大多以失败告终。最高法院在大陆电视公司诉gte西尔代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将纵向非价格限制纳入合理规则分析的范围，推翻了10年前施维恩案确立的非价格垂直限制的本身违法性。最高法院特别引用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强调对经济效果的分析，为评价托拉斯行为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案的态度转变和处理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执法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向。

在企业合并问题上，80年代对合并指南作了两次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结构逐渐由“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参考性因素”，大大放宽了相关市场的边界。1982年至1986年间，向司法部提交的5万件合并申请遭到明确反对的只有81件，许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对的合并都得到批准。

(五)新产业组织理论与反垄断综合执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美国达到顶峰时，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界通常也把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统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被动地对给定的外部条件作出反应，而是试图以策略行为去改变市场环境，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从而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新对手进入市场。市场结构和绩效是企业博弈的结果，并取决于企业间博弈的类型。这样，哈佛学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逻辑上循环和反馈的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互动关系。虽然新产业组织理论也认同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但该理论对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学派，采用更加动态的策略行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学派的静态的价格一产出分析框架。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实现了对限制进入定价、默契合谋、广告、产品扩散、技术创新、设置进入壁垒等策略行为的动态分析，对各种复杂交易现象的动机和效果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家开始找到对丰富多彩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方法，使得现行的产业组织理论更加具体化、复杂化和贴近于市场现实。

柯达诉图像技术服务公司案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关键问题是，柯达公司在主设备市场上没有市场优势，其在维修服务和零件市场上能否形成垄断力。最高法院首次较大篇幅地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新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强调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来代替对市场现实的细致分析是危险的。柯达一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对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在法庭审判中有必要对策略行为加以详细分析。自此，大企业的策略行为开始受到反托拉斯当局的认真对待，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和法院的采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也从前一时期的过于宽松逐步转向温和的干预。无疑“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鼓舞了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起对支配性企业的检诉案件，但是反垄断规则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反托拉斯执法还特别关注国外企业的竞争、国际卡特尔行为，甚至在反托拉斯执法中优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外部因素，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波音与麦道合并案汹’就是典型案例。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欧洲空中客车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分析企业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全球市场进行分析，还要考虑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和保护本国企业的问题。

二、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相关性的评论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对应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的指导作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与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范式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分析方法在反垄断法的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反垄断实践需要“经济理性”提供一种经验支持。经济学家及其经济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体制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竞争成为治理经济的优位机制。整个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法与主张政府对经济广泛介入的政策艰难地共存。经济学家在辩论中通过阐述压制竞争措施的代价，来告知人们竞争的相对优势。第二，经济学知识在反托拉斯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前半叶，人们在法院的判决中很难发现经济学的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影响开始增强。今天，随着经济学观点在法学的日益渗透、司法对经济学理论明确且广泛的倚重以及经济学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机构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制度化了。

从总体上看，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和司法实践与经济理论分析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反托拉斯实践变得更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经济学的参与和经济逻辑的引进，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实践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垄断实践的一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评析美国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发展历程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要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理论是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结果。之所以出现不同经济理论主导不同时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实践，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理论是衍生物，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仅仅是个法律

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传统竞争意识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或者部门法)而言，它更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各方面的综合反映。比如，《谢尔曼法》的出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既有美国早期反抗英国王室的特许经营而形成的反垄断传统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出自于对早期自由竞争理论的信仰，信守小企业和农场的存在才是代表独立和平等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而认为经济集中会影响政治民主，要把经济分散化作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潮都是在美国内战后工业飞速发展、社会出现商业巨头和滥用市场支配力的大环境下才进一步进发出来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谢尔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经历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综合执行等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适用上的摇摆、徘徊与交叉，时而严格时而松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情况出现了变化，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方式，适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因此，惟有从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的视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认清经济理论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

2.经济理论要指导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首先，经济理论自身的多样及繁复使得法官和执法人员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的问题。美国反托拉斯经济理论经历了早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经济理论等几个阶段，而这些理论发展过程并非一种单向的“历时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时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联邦执法机构和一些司法判决将经济效率作为合并分析的主要组织原则，但这一定向被批评为弱化了立法历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政治分权的强调。在效率考量构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义仍然可以并确实影响着对特定交易的评估。“”这说明了经济理论发展及其适用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是一种交叉存在。因而，不难理解哈佛学派理论虽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与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组织理论共存，成为“后芝加哥时代”反垄断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种经济理论的共存，选择问题就成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而选择的过程往往要受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也受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前见”和“偏爱”影响，这些都造成反垄断实践的不确定性，增加反垄断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实践指导的“漂浮不定”。其次，复杂的经济模型和数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执法人员依据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了执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经济理论多以假设作为立论前提，初始假设条件的细微变化都足以导致有关结论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使得经济理论的运用多变且难以把握。因此，要让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反垄断法实践，至少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要设计出一种能够将复杂的商业行为准确地定性为促进竞争或者违反竞争的分析方法。二，将这些方法表达为适用于执行机构和法院的规则，并且给商业机构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定商业策略的基础。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启示

作为反垄断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中的经济理论运用情况，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垄断法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已在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规定中借鉴了美国一些反垄断经济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了界定相关市场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垄断者测试分析思路，充分借鉴了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但是，仅仅借鉴反垄断执法中一些概念和具体分析方法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垄断法发展与经济理论交互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机理，借鉴其发展历程所折射出来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从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的交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和可资借鉴之处。

1.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理论立基于市场实践，是市场实际运行的理论衍生物。经济理论在美国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运用，反映出了美国在反托拉斯法律实践中重视市场的理念，而不是简单地用政府干预去取代市场。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预市场，其目的还是在于构建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经济学的渗透对于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减少了寻租活动渗透到政策中来的可能和空间。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主要就是围绕如何科学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改革虽有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障碍与“瓶颈”逐渐显现。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场、企业三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晰，缺

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反垄断法领域表现为产业政策偏多，在一些领域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直接参与了市场的建设、培育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形成了政府干预过多而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负效应。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虽然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实现从市场建设者到市场监管者的转型。我国一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原因造成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就是市场干预之法。我们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就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干预也会失灵。因为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干预所依赖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失对政府来说同样难以避免；政府干预过多还会出现寻租问题。在市场和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对比两者孰轻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选择。然而，放在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维和惯性仍然强大、经济改革目标是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形势下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应当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因为政府不是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国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2.要明确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美国反托拉斯的目标虽然几经反复，但效率作为最主要的目标最终被确立起来了。新产业组织理论对效率的评价标准和分析路径与芝加哥学派尽管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对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目标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效率范式”内部的纯粹技术性的差异。从逻辑上讲，只有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经济分析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因为效率可以量化，可以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确认，而像公平、自由之类的抽象目标，无法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结论。国外历史上曾发生过不考虑经济效率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它们给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点对反垄断法后起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国有企业经过30年改革才初显效率，甚至有些经济绩效的取得不是由于企业自身生产效率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是由于其占有稀缺资源的优势而取得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远未达到效率显著的境地，200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这样讲，中国企业竞争力总体不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那么反垄断法的意义何在?我国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不难看出，我国反垄断法承载着公平、效率、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四重价值目标。也许从理论上分析，这些价值目标可以协调一致，但放之于实践，其矛盾与冲突就很快显露出来：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企业效率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冲突甚至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等等。面对这些冲突，反垄断法能够承受这么多的价值目标吗?会不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为了保持法律的周延性和完整性，在立法上也许可以设置多重价值目标，但从实践运行的角度和更加理性的视角，务实的选择应当是突出一种价值目标。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应当突显效率这一目标。也许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价值目标可以兼顾，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等价值目标也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些目标主要由其他法律来保障。正如波斯纳所言：“没有任何理由用反托拉斯法来达到与效率无关甚至对立的目标，比如促进小企业群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无论如何有什么内在价值都不能在反托拉斯的原则和程序框架下实现的目标。”

3.要培养法经济学人才。“徒法不足于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专业的执法和司法人员。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反垄断法具有更加明显的“空缺结构”，这是由垄断问题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的变动不居性所共同决定的。反垄断成文法相对开放的特征，要求反垄断执法人员和法官发挥“拾遗补缺”的能动作用，以填补法律空白。经济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分析判断企业行为是否具有反垄断效果的恰当方法，也是一种填补法律空缺的手段。而要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反垄断实践之中，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不仅要具备反垄断法律知识，还要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正如理查德·维思(richard whish)所言：“竞争法是关于经济与经济行为之法，对其从业人员来讲，掌握相关经济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反垄断法已出台多年，但是由于紧缺具备专门经济学知识且又通晓反垄断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反垄断法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在美国，不仅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事反垄断研究，而且像波斯纳、博克这样的经济学家还被任命为联邦法院

篇4

关键词：按贡献分配，边际效用，市场经济制度

一 导论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的过程。但是在市场体制的全球扩张中，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这既有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时也产生了全球规模上的贫富差距问题。无疑，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分配收入或说财富的制度。面对这种差距的出现，我们免不了会问一个问题，这种制度如此分配收入或说经济财富的道德根据何在？换言之，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何在？

本文在此只想讨论这样的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很多人实际上认同了它，这里选择茅于轼[1]先生在《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的提法作为这种观点的代表来进行分析。茅先生认为：“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或者说，国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的。换句话讲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人得到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这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2]

非常清楚，茅先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毋庸置疑，这个观点要阐明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是如何分配财富的，它还表明这种分配是应该的，是公正的，是能够得到道德辩护的。尽管人们并未明确地提出来，但笔者认为，有很多人还是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制度与按贡献分配之间确立了这种关系，从而对分配正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的三个代表性人物，罗尔斯、德沃金与诺齐克事实上都受到了此种观点的深刻影响。诺齐克在不经意间利用了这种成功应得，或说按贡献分配的思想，来支持他的最小国家理论[3]。而罗尔斯则为了支持他的正义原则，不得不（也许是无意识地）与这个原则做极其辛苦的斗争，并且为了反对这一原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他放弃了自我所有权这一原则[4]，从而引起很多人的反驳[5]。德沃金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明显地设计了一个个人与环境的区分，从而明确地放弃了自我所有权原则[6]。不难看出，不管赞成还是反对，按贡献分配实际上对整个分配正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制度作为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它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如德沃金所强调的那样，“公民的财富大大取决于其社会颁行的法律……当政府执行或维护这样一套法律而不是那样一套法律时，我们不仅可以预见到一些公民的生活将因它的选择而恶化，而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哪些公民将受到影响。”[7]因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否能够得到道德辩护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打算讨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否能够得到辩护，而是分析它的道德根据是否能够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

二 按贡献分配是一种铁律吗?

按贡献分配是如何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的呢？人们为什么会接受它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根据呢？也许，茅先生的那段话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8]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探讨这样一种观点是如何获得人们的支持的。这段话的第一句话是最关键的，大概也是茅先生得出他的结论的最有力的根据。“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经过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证明了在一个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市场上，各个参与者从市场所获得的报酬等于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这句话，在论证上是很有气势的，一开始就能给人一个下马威。第一，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而我们一般相信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第二，还有计量经济学对事实的客观检验，所谓铁证如山，让你不得不服。第三，不是表明或说明，而是证明，这更表明其论点的科学性。就此一句话，按贡献分配就似乎有了强有力的后盾[9]。然而，只要仔细的思考，保持冷静，这句话最多也只是表明市场经济制度是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话，“或者说，国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的”。这里的“或者说”意义非凡。因为据此，第二句话应该是第一句话的同义语，但是第一句话中的条件悄悄的退场了，也就是平等竞争与自由选择的市场退场了。这样一来，按贡献分配就变成是没有条件的了。第三句话让我们加固了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的。”由此，好像按照贡献分配不仅仅是一个有条件的事实（如果第一句话没错的话），而且它突然变成了客观规律。按照这里的逻辑，按贡献分配是不应该违反的，并且也是无法违反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违反客观规律。从而，这里就得到了这样的感觉，我们只能（从而应该）按贡献分配。无疑，这种转变是隐晦的，具有逻辑上的跳跃。因为即使我们能够做到按贡献分配，我们是否应该按贡献分配还是悬而未决的。但是茅先生这里却将其上升到了客观规律的地位，并且是不可改变的了，自然我们也就无从选择，因此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这里会有这种转变，还利用了另一个混淆，即规律与状态的混淆。当我们说自然规律的时候，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状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利用自然规律了。而茅先生这里的规律则是把某种状态的出现当作铁律。事实上，稍微想一下就会完全明白，如果按贡献分配真是像万有引力那样的一种铁律的话，那么就用不着我们反思了，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辩护了，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上面的混淆，那么接下来的第四句话就具有极大的辩护意义。“换句话讲劳动者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出资人得到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如果把“换句话讲”拿开，实际上这句话就是一句大白话，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素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它根本也没有涉及到按贡献分配。[10]但是“换句话讲”一出场，整个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因为它突然间就跟按贡献分配相等同了。现在，后面的几句话就不简单是对社会现象的素描了。相反，这里工人得到的工资，企业家得到的利润，出资人得到的利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得到的租金，就自然地等于各种要素的贡献了。第五句话则是进一步让我们加深这种印象，“这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这句话看似不显山不露水，但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平实，显得可靠，从而增加了这一观点的说服力。[11]

经由上面的语义分析，我们发现，这段话中有意义的其实只有两句：第一句话与第四句话（要拿掉“换句话讲”）。但仅仅有这里的语言分析并不能完成任务，因为一种健全的批判的根本前提是，我们需要尽可能善意地理解对方的论点。但这里的分析至少表明了一件事情，茅先生想从经济规律的事实来推断出我们应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没有成功的。但是茅先生手里（我认为也是很多人实际持有的观点）还有一个武器：那就是市场经济制度是唯一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并且尽管我们无法从这个事实直接推出我们应该接受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接受市场经济制度是正义的，正当的。但是假定我们接受这样的道德观点：我们应该按照贡献分配。因此我们实际上持有的典型观点是这两种观点的组合，即a，市场经济制度是唯一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和b，只有按照贡献分配才是正义的、公平的，因此我们应该选择市场经济制度。这样，按贡献分配还是可以成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

如果要批判这种观点，我们有二种办法。第一，否定市场经济制度是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对此至少有两种策略：a，市场经济制度不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但也许还存在其它的制度能够实现按贡献分配）；b，没有按贡献分配这回事情，因此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以按贡献分配来选择经济制度。第二，否定市场经济制度是唯一按贡献分配的经济制度，也就是说承认还有其它的制度也是按贡献分配的，这样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不可能是按贡献分配，至少是不充分的。就反对按贡献分配这个原则而言，最彻底的莫过于第一种方法的策略b，这也是本文要采取的论证方式。

但是在我们正式讨论这种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两个观点。第一，在此我们接受关于道德的一个约定，即应该蕴含着能够。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某个制度或某个行为是否应该时，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进行选择，而不是被决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讨论万有引力的道德根据，也不讨论趋乐避苦这种心理反应（如果是必然的话）的道德根据。当我们讨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选择其它的经济制度。这点，无疑已经得到了证实，因为我们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尽管它无法实现我们的预定目的。我们这里要再次强调经济规律的意义。如果存在经济规律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要起作用的，但这并不表示它一定会产生某种结果。因为经济规律产生某种结果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第二，这里的贡献必须先于经济制度，或者说它是个独立于经济制度的一个东西，它相对于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说必须是客观的。否则，如果贡献本身是由我们的经济制度规定或说决定的，那么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将满足按贡献分配这个标准，因此它也就无法充当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这实际上已经蕴含在罗尔斯对应得的理解里面。在《正义论》[12]一书中，罗尔斯认为，在正义制度确立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个人应得。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应得实际上是我们对于在一种理想的正义制度之下的合法期望。由此，个人应得不能作为正义制度的道德根据。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应得是正义制度的道德根据，那么个人应得肯定不能由正义制度来规定。在这种观点之下，正义制度只是实现让个人得其所应得。当我们谈论按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时，我们实际上是认同了一种前制度性的个人应得，即我们应得我们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市场体制只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发现或者说表明每个人的贡献是多少，并且据此给予每个人与之相等的报酬。

澄清茅先生那段话的意思后，我们明白了按贡献分配并不是铁律。但是对于市场制度的道德根据是按贡献分配而言，他还有两条退路。第一，经济规律必然会产生按贡献分配的趋势，也就是说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按经济规律办事，那么必然会导致按贡献分配。第二，即使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没有这种必然关系，但我们还是能够创造条件利用经济规律，从而实现按贡献分配，并且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这样的条件。由于我们先假定接受这一观点，即按贡献分配是道德上可辩护的、正义的，因此按贡献分配仍然能够成为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下面的第三节与第四节将分别来讨论这两种可能性。

三 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有必然联系吗？

为了理解问题，我们从一个简化的例子开始。假设张三身体好，李四身体残疾。张三通过劳动能够得到1单位的食物，刚好够他生存。李四有很好的智慧，能够指导张三在同样的条件下得到5单位的食物。由于他的指导有方，a答应给李四一单位的食物。因为李四不接受就会饿死，他答应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王五，他与张三具有同样的条件，这个时候，他答应给李四二单位的食物，因此李四不指导张三了，来指导王五。但是随后又出现了赵六，他答应给李四3单位的食物，于是李四又指导赵六（假设一次只能指导一个人）。这样的情境可以随意来设想。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李四所得到的报酬等于他所做出的贡献？再考虑复杂一点的问题，那就是当张三（等）付给李四的东西不是食物而是其它东西（直至货币）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比较不同质的两种东西并且说它们是相等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而言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但是因为劳动价值论明显反对茅先生的那种贡献论，因此我们的重点在于效用价值论。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思想源远流长，熊彼特就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出现了萌芽，但它的开花结果却迟至1870年代[13]。经由一场边际主义运动，从而出现一场经济学革命，并导致今天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这个思想比较成形的表述出现在戈森那里，然后经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三人的再次独立发现，为今天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的兴趣在于考虑这一理论是否具有这种含义，即根据它，我们能够衡量各种要素所做出的贡献，并且市场经济制度确实是按这种贡献分配的。[14]

效用价值理论的思想很简单，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消费物品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带给人们的效用，一开始更多的是认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或幸福。并且根据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容易得到这样的感觉：一件东西对任何一个人的边际效用，随着他所拥有的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15]通常的例子就是吃包子，吃第一个包子，然后吃第二个包子，如果你愿意更小的分析，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这就是戈森第一法则所指出的东西。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定理，即第二法则，为了从任何一能满足不同欲望的货物（包括劳动或金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一个人（或家庭）必须这样分配该货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等。[16]

无疑，边际效用概念和总效用概念涉及的是消费者的欲望。因而它们具有的直接意义只能涉及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货物或劳务。但是门格尔等人利用归算论，很自然地将此推到生产资料之上，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帮助生产能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东西，从而也间接地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因此生产资料等可以当作是未完成的消费物品。生产条件、生产要素或生产手段由此被认为具有使用价值：它们具有了经济意义，从而根据同一边际效用原理也就具有了交换价值，边际效用原理使它们具有了经济意义，从而也解释了它们的交换价值。……就生产厂家的成本是家庭的收入而言，在相同的限制条件下，同一边际原理也自然而然地适用于收入形成现象或分配现象。[17]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既然所有要素对最终产品都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既然完全抽出任何一种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产品等于零，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每一种要素的贡献分离出来呢？…这个困难是由边际贡献解决的，测定边际贡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连续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抽出某种生产要素，而使其它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保持不变，弄清由此而使消费者满足遭受多大损失就行了。[18]事实上，如熊彼特所说，这“证明了亚当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认为不可能证明的事情，即交换价值能够用使用价值来解释。…主要之点是，在新的“交换理论中，边际效用分析创造了一种适用于所有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19]经由边际效用，人们才充分认识到，经济宇宙是一由相互依存的量组成的系统，才理清了该系统的所有问题（尽管还没有十分令人满意地解决它们），才把这些量间的一般均衡概念确立为纯理论的核心。[20]

当然，现在这些东西以及推理显得很简单，在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里几乎都能找得到，但这个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熊彼特就谈到：瓦尔拉的地租理论尽管简明实用，但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立即或普遍地接受。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这种理论同等地看待地主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工人的血汗报酬，（但是）这种感情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该理论丝毫不妨碍经济学家随心所欲地依据道德方面的或政治方面的原因来区分地主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21]

然而，熊彼特多次强调这个观点，那就是，“一旦我们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一般均衡体系，我们就会发现边际效用原理本身并不像杰文斯、奥地利学派和瓦尔拉本人相信的那样重要。但分析一下瓦尔拉的图式便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边际效用是瓦尔拉借以爬上一般均衡体系水平的梯子。尽管在达到这一水平以后，边际效用原理便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就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而言，它仍是十分重要的。”[22]熊彼特清楚地告诉我们，事实上，为了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它们的分配份额，我们不必先知道它们的效用价值。我们需要知道的仅仅是消费者的爱好、生产条件以及“要素”所有权的初始分配状况；然后，最大净收入原理，也就是最低成本原理，就可说明其它一切了。[23]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只想表述均衡条件，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概念就是多余的。”

然而，还有很多人，“他们从未把“边际主义”看作是一种研究工具，而把它看作是一种思辩哲学，看作是一种新的“主义”，而他们的任务正是用他们所谓真正科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去消灭这种主义。[24]”。这里面实际上还牵涉到很多的问题，例如将效用理论与功利主义联姻，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效用价值理论与任何享乐主义的假定或哲学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该理论并不解释或说明它的论证起点即需要与欲望的性质。

但是为什么人们还犯这种明显的错误呢？其原因熊彼特已经说得特别清楚：像效用这种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悠久的传统中，扎根于日常思想和语言的习惯中，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但事情不仅仅是这样。的确，现在已经有力地证明，效用这一概念在均衡价值论中是多余的——这实际上不仅是反对它的最有力的论点，而且也是反对它所需要的唯一论点。”[25]

在现代经济学里面，我们也会发现，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曾经是经济学两大支柱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其作用可以用无差异曲线以及边际替代率等来完成。到今天，经济学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里需要的只是一个欲望的概念，而个人想究竟想欲望什么，是没有规定的。这也就是说，经济理论者手里的效用概念实际上只是纯形式的，它并不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因此，与其把价值理论称为价值心理学，还不如称为价值的逻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它也谈不上有导致按贡献分配的趋势。

四 有可能按贡献分配吗？

上面的分析表明了效用价值论与经济规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并没有表明边际效用不可能与经济规律相联系。恰恰相反，效用理论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二者是相容的。就此而言，我们还没有表明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不可能是按贡献分配。如果我们认为按贡献分配是正义的，并且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利用经济规律实现按贡献分配（也就是说经济规律与按贡献分配能够具有某种偶然但确定的联系），那么按贡献分配依然能够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探讨，市场经济制度是否能够利用经济规律来实现按贡献分配。

如果我们不把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看作是一种形式价值理论，而是看作实质性价值理论的话，那么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之下，一种要素（包括劳动）的贡献如何衡量呢？

先来看确定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基本原理。假设已经有五个人的工作能够产生100单位的产品，如果再加进一个人进行工作的话（所有人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总产品将是110单位产品。根据边际价值理论，最后一个人的贡献是10单位产品。这个结论显得很有直观的说服力，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现在假设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退出，我们依然能够产生100单位的产品。这个时候是不是每个人的贡献都是10单位的产品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再加一个人（所有人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能够生产115单位的产品，并且假设7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退出，仍然能够生产110单位的产品。这个时候是不是每个人只贡献了5单位产品呢？如果人们说，第六、第七个人的贡献分别是10单位与5单位。如果这里的5单位与10单位指的是人们的真实贡献，而不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话，这种答案也与我们的直觉太过违背，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其它的背景条件也相同），怎么会做出不同的贡献呢？

这里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一个消费品是由人们合作产生的时候，根据其边际产量的变化并不能得出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引起这种变化的恰恰是生产技术和其它因素。如果这点成立，那么同理，即使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工作不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边际变化量来看待各种要素的贡献。这里完全可以修改上面的例子，假设现在15个人生产1000单位的产品。如果a不工作的话，那么生产的产品就只有700，而任何其他人缺失时，生产的单位则还有900单位。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说a比其他人多生产了200单位呢？我想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当然，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每个人贡献了多少，但市场竞争会迫使我们根据边际变化来考虑问题[26]。因为只要个人购买消费品是为了得到其使用价值，那么消费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就没有影响，只要其使用价值相同。换言之，一个消费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何种要素（无论是资本、原材料、劳动还是机器），使用多少，对消费者而言是不重要的。在这里，生产者在选择何种生产要素的组合的时候，必然会将劳动与其它要素同等看待，关键就看在生产过程中哪个更能节省成本。因为无论物品是天然生成，还是人们通过极其痛苦的手段，以巨大数量的劳动所造成，只要两个物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上是一样的，那么它们就具有相同的使用价值，对消费者而言，它们就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允许消费者自由地选择，那么我们无法避免这一点。[27]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关心的就会只是边际变化量，关注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

但是由于边际效用价值论里面是效用最终决定贡献，因此生产要素的贡献必然最终是由消费者所得到的效用来确定的，故最终起决定作用是的这些最终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的效用。这又取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中的效用函数。因此，只有当我们对效用函数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后，我们才有希望搞清楚这里的问题。这里我们可以考虑经济学中常期所争论的水和钻石的例子。无疑，水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不可三日无水。但是水作为一种消费品，它的价格肯定不是由它对人们满足上的贡献所决定的。更极端一点的例子是氧气，我想没人会否认它的有用性，但是它却不能用来交换任何其它的东西。这也就是，尽管有些要素做出了贡献，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这一点通过考虑沙漠里的水就会清晰起来。在沙漠里面时，水所做的贡献应该没有变化，依然是提供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成分，但是它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主观效用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有了巨大的改变。

我们知道效用的变化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效用函数上的变化，即随着我们一次喝的水越来越多，水的价值或说产生的满足会越来越小。另一种则是效用函数本身的变化，也就是说，随着条件的变化，在喝同样多水的条件下，水对我们的效用改变了。在更一般化的情况之下，这就是意指我们的整个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本身发现了变化。相对于平常而言，在沙漠里面水对我们的效用的变化是效用函数本身的变化，而并非喝水的量所引起的。事实上，这点在我们生活中是常见的，阿马蒂亚·森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人们具有一种适应性预期，并能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偏好与抱负。在奴隶制度之下，受虐奴隶可能因为无力反抗而接受现实，形成与他们的处境相适应的偏好，这样的情景下他们的偏好也能够得到满足。伤心的失业者和无望的赤贫者、胆小的妻子等都没有勇气形成一种较高要求的偏好。”

给定我们的偏好和善观念（这决定我们的效用函数）、生产技术条件或说生产函数、我们的产权结构（政府行为或制度结构），在经济学里各种假定的理想情况下，我们在最小成本原理之下就会得到均衡。这时候，每种生产要素的价值都会根据边际效用而得到确定。自然，这也会告诉我们从某种生产要素会得到多少效用（根据我们现有的效用函数）。同时，这也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会与其价格同比，同样价格的生产要素会带来相同的效用。给定这些，我们会得到某种要素的“客观”贡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我们所做的是有某种客观贡献存在的，因此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尽可能地让每个人所得到的与其所贡献的相当。并进而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就恰恰在于它能够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按贡献分配。[28]

然而，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消费过程，实际上都取决于我们的嗜好或说消费者的善观念。尽管在理想的条件下，各种要素（包括劳动）的贡献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我们知道，个人的嗜好以及个人的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本身的，取决于我们预期能够得到的资源与外在条件的。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说，“公民的财富大大取决于其社会颁行的法律……当政府执行或维护这样一套法律而不是那样一套法律时，我们不仅可以预见到一些公民的生活将因它的选择而恶化，而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哪些公民将受到影响。”[29]实际上，个人会产生何种抱负，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能力，敢于欲望什么，本身就受到他生活环境的具大影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30]。这里的关系尽管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之下，在不同的生产资源占有情况之下，每个人能够预期得到的东西是大不一样的，每个人形成的抱负与善观念也是大不一样的。

这里的根本意义在于，我们的产权结构本身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效用函数本身。然而，随着人们嗜好与善观念的变化，生活资料的初始占有上的不同，产权结构的不同，现实上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均衡值（如果有的话）。因此同样的要素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均衡条件下的价格来衡量）在不同的条件下是不相同的。实际上，这也就是说，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体制中能够做出的贡献并不是独立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恰恰相反，它本身是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

上面的分析表明，每种要素所能够做出的贡献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制度之下就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贡献。即使存在均衡值并且是稳定的，这充其量也只表明了一个问题，如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并且人们的嗜好与善观念给定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对何种要素做出何种贡献（被制度决定意义上的贡献）做出合理的预期。实际上，我们在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的按贡献分配，就是人们希望市场能够让人们得到这样一种被预期的报酬。但是我们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达到均衡的完全竞争状态，一般而言是垄断竞争形式。这个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报酬就更不是按“贡献（指均衡条件下的合理预期）”分配了。[31]在这个时候，“许多劳动者，不单单是电影明星，所得到的收入远远超过诱使他们从事他们实际所做的工作所必需的数额，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减少每单位服务的报酬，他们反而会提供更多的服务。”[32]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如果以人们现有的主观效用（也就是需要）来判断的话，不管垄断者买多少（要素）还是卖多少（产品），人们得到的不会比他们失去的多，否则他们可以不进行交易。然而，在垄断者一方，明显地他们为了得到那个交易，他们愿意付出更多，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按照各种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而给予报酬（按他们的效用函数来说的话）。如果这种垄断不是人为的话，那么这里的剩余就可能是无法消除的。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快乐的发明家，他的兴趣就在于从事科学研究。但是他的发明能够给人们带来大的利益，因此人们为他的发明所愿意付的代价，和他愿意出售他的发明之间的价格就会有非常大的差距。实际上也就是说，这里根据现有主观效用来判断的话，这里存在一种剩余。这也就表明，如果贡献使用主观效用来判断的话，那么在有些情况下，就不可能实现按贡献分配。

现在，我们看到，要素的贡献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效用评价，而这种评价本身就会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产权结构的不同，还是外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同，或者个性本身上的原因，以及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能力，这些都会引起我们对于各种要素的评价，从而影响要素所做出的贡献。即使能够达到均衡点，我们对于完全相同的要素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评价。即使我们能够让人们得到合理的预期，但那也不是代表真实的贡献。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根据这种预期是无法作为选择何种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的。并且，如果考虑现实情况，我们连这种稳定也是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连这种合理预期也无法实现。

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是，不存在这样一种独立于制度的贡献，因为这种贡献本身必定会受到制度等因素的影响。[33]因此，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我们的贡献根本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衡量；要么是我们把贡献定义为这种效用，那么它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现象，只是一种价值逻辑，并非我们的真实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具有一种客观的、独立于制度的贡献。因此，独立于制度来讲，我们也就没有按贡献分配这一回事情。由此，无论按那种方式来理解，按贡献分配都不可能作为我们选择何种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34]

五 结束语

本文论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按贡献分配的三种观点。茅先生的话代表了第一种观点，即将按贡献分配视为一种无可更改的铁律。这一观点如果成立，实际上就无所谓道德根据了，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澄清语义上的问题，弄清楚规律与状态之间的区分，这种观点的错误就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论文第二节所做的工作。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经济规律会导致按贡献分配，就像万有引力会将地球上的物体吸向地心一样。但是第三节通过讨论熊彼特对边际效用理论的阐述，表明根本就不存在这一规律。经济规律严格来说与贡献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三种观点是，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经济规律实现按贡献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制度与按贡献分配能否有偶然的联系。然而，笔者在第四节的分析表明，这实际上将人们在某种（理想的）制度与环境下的合理预期与贡献相混淆。这种合理预期是取决于资源的初始资源结构以及社会的制度等各种条件的。因此这种合理预期是无法作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的。[35]

本文是通过反驳前制度性的贡献来反对按贡献分配这一观点的。因为按贡献分配要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那么它必须预设人们做出的贡献是客观的，独立于制度的，但是第四节的分析表明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贡献。正如安德森所提出的，“从正义的观点看，独立于道德原则，将特定的结果归功于特定投入和特定个人的这种企图，代表了对每个人的生产贡献事实上都依赖于其他人所做的事情这种因果网的任意切割。”[36]

本文仅仅是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因为根据这种思路很容易把我们导向诺齐克意义上的最小国家理论，即国家不过就是守夜人。当国家功能再多一点时，它就是在“用它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37]。这样直接就对所有形式的福利国家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反对。

显然，茅于轼先生并没有理解按贡献分配这一道德原则的这种含义，因为他在“为什么个人所得税未能缓解贫富差距?”[38]一文中根本没有反对累进税进制本身，只是因为它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而认为目前的税制设置得不合理。但是一旦承认市场经济制度的道德根据在于它是按贡献分配的，那么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差距（平等原则），这恰恰会侵犯个人对其持有的资格，这种税制正是因此受到诺齐克的指责。这也印证了我们认为茅先生在动机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判断，但也表现了茅先生并没有弄清他的政策建议背后的道德根据，从而他事实上支持两种彼此相冲突的道德原则。

自然，本文并没有表明市场经济制度是否是道德上可辩护的[39]，这一切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严肃认真的学术对话。但是这里的论证也表明，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要保证我们论证的严谨性，说清楚自己的真正观点是什么，弄清楚对方的真正观点是什么，从而才可能在论争中有所长进。无疑，这就要求一种严格的分析方法。就此而言，g.a.柯恩的话应该是个不错的建议：“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努力的追问自己：这个句子对于发展阐述或论证有什么确切的贡献，它是真的吗？当你（频频费力地）做这类自我批评时，你就会变成分析性的。”[40]

[1] 我相信这个观点在今天实际上代表了很多人（不止是经济学家）的看法。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在各种论战中，包括对科学事实的论战中，我们喜欢通过攻击别人的动机与目的来获取胜利。正是针对这一现象，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多次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相信从事政治论战的廉价方法——不幸得很，在经济学界里（笔者认为，几乎在所有论战领域里）也太普遍了——也就是不相信通过攻击或吹捧某项主张的赞助者的动机，或通过攻击或吹捧这种主张似乎拥护或反对的有关势力，而可以论证一种主张”。第二，茅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即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在客观上似乎是在为强者辩护，因此很容易被扣上为集团利益说话等帽子。著名哲学家诺齐克就因为支持一种守夜人国家理论，而受到其诸多好友的指责与疏远，这令诺齐克极其遗憾。因此，这里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论证本身上面，而不是妄自猜测论点提出者的道德品行与动机，这两者是完全可以分离的。除非一种论点本身是讨论动机的，否则此论点是否正确与该论点提倡者的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在此选择茅先生的观点作为批判的对象，正是为了避免人们在动机上做文章。这样做并不是多此一举，关于学术剽窃争论中的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这样做有多么必要。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北大王铭铭教授《想象的异邦》一书的剽窃过程中，有一种为王铭铭教授辩护的方式是追问揭发者的用心与目的，参见/article.asp?newsid=1142&type=1001。无独有偶，武汉大学周长城的剽窃事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辩护方式，“这件事情首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事件，它的背后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其次，‘张斌’的文章大多数名不副实，有许多夸大其词的地方。这个事情从冒出来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才变得激烈？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他们担心我会出任系主任。”周长城直截了当地说，参见/2005/10-14/456723243135058.html。显然，不管事实本身如何，但仅就论证本身来讲，这种辩护方式是相当弱智的。

[2] 参见/content_files/maoyushi3.htm20040226/maoyushi3.htm。

[3] 参见葛四友：《权利还是资格——评诺齐克的国家理论》，《外国哲学》，徐向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总第十八辑。

[4] 这至少是他观点中表露出来的一部分，尽管正如笔者所认为，这并不是对他的最好解读。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他的理论里面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参见，葛四友：《运气、应得与正义----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中心的考察》，《新哲学》，王中江主编，2004年总第3期。

[5] 参见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德沃金，罗纳德：《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章。

[7] 德沃金，罗纳德：《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8] 这里既不是表示只有茅先生这种表述，同时这也未必是最好的表述，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表述方式，具有代表性。

[9] 无疑，这句话的修辞用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迈克洛斯基的观点，参见《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石磊译，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0] 对于此点，我向何怀宏、邓正来、徐向东等老师以及蔡蓁、李曦、张晓剑等学友请教过，他们的回答让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反思，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11] 也许会有人表示疑惑，如此郑重其事的来讨论这段话有意义吗？笔者认为很有必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笔者在博士论文《正义与运气》的写作中发现，分配正义理论遇到的一个很大障碍就是按贡献分配理论（另一种说法是成功应得），尽管极少有人对个观点做出过真正的论证。但由于我们具有一种应该按贡献分配的道德直觉。由此，尽管倡导按贡献分配的理论者也有为之辩护的职责，但实际上极少有人会提出这点。第二，按贡献分配与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很有迷惑性，事实上笔者以前持有类似的看法而不察。实际上，我相信它不仅仅容易迷惑读者，估计也迷惑了茅先生本人。因此详细分析这里的混淆，就是很有意义的。

[12]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3] 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与盛行，请参阅理查德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可参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 编，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边际生产力理论、货币的边际效用、功利主义、效用、效用理论与决策理论等词条。

[14] 事实上，这个问题熊彼特在做了清楚而明晰的回答（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表明这种价值理论根本与我们所要求的那种贡献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经济分析史》在中国译出颇有些年头，但由于关注点的不同，注意这点的人不多。尽管我在本科生阶段就买了这套书，到研究生毕业总共看了几次，每次都有所获。但也很可惜，当时正沉浸在市场经济制度是按贡献分配这一定见之中，根本就没有关注到熊彼特对此的论证。事实上，直到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我才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制度与按贡献分配之间的关系。此后，再读《经济分析史》时，才发现熊彼特早已经阐明了这一点。

这里有必要作一个声明，下面关于效用价值理论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历史联系的概括，基本上是以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为标准，这里可能有引用过多的嫌疑，但这对于论证来说是必要的，特此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去参考《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六章，第七章，以及第七章附录，事情将会更为清晰明了。

[1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0页。

[16]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0页。

[17]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3页。

[1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5页。

[19]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1-242页。

[20]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50页

[21]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71页，对于为什么这种转变是如此之难，实际上，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

[2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50页。

[2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47-248页。

[2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99页。

[2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457页。熊彼特还进一步强调“经济理论是一种推理的技术；这种技术天生是中立的……”。熊彼特非常欣赏琼·罗宾逊的一个观点：经济理论就是一箱工具。

[26] 事实上，这也正是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会迫使我们按贡献分配的主要原因。

[27] 我就茅先生那段话询问非经济学者的看法时，邓正来先生就因为这段话中透露出的把人与物等同看待而不同意。但是把人与物等同看待在道德上本身并不是完全不可辩护的。例如康德的人性公式反对的就是把人只作为手段，而不同时作为目的本身来看待，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二章）。

[28] 从萨缪尔逊的均衡方程式中( ，(i=1,…，n))更容易看到参数所能够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同的参数会带来不同的均衡值，从而贡献就会有所变化。参见保罗·萨缪尔逊：《经济分析基础》，甘华鸣等译，甘华鸣校，北京：北京经济学字出版社，1990年，第二章。

[29] 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0] 密尔就非常强调个人的生活环境对于其能力以及善观念的影响（参见john s mill, utilitarianism, ed by gorge she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0），而罗尔斯则更是特别强调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人们的这种影响（参见rawls, j. “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in sen an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1] 因此，人们总是把完全竞争看成是正常的竞争状态。然而只要我们的视角一变，我们就会改变这种态度。当我们把纯粹竞争和完全垄断看作是两种基本的市场形式时，就会认为垄断竞争是种混血儿。“但是我们也可以不把垄断竞争形式看作是混血儿，而把它看作基本型式，把纯粹垄断和纯粹竞争看作是极限情况，其中的实际商业行为内容被提炼走了。”引自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329页。

[3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第276页。注意，本节的论主要是针对完全竞争的，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实现按贡献分配，那么其余的情况就更不可能了。

[33] 我们这里的反驳是立基于效用是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种价值逻辑。当把效用作为价值逻辑时，我们考虑的是在各种条件下的操作过程，这本身与人们的真实贡献没有联系，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这里所出现的问题。

[34] 即使经济规律（如果有的话）会把人与物（其它生产要素）等同看待，但它无法决定我们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因为它并不能限制我们用其它的方式来改变这种关系。打个比方，即使有些人天生喜欢骑快车，情不自禁会把车速打到极限，从而容易出车祸。但是就改变结果而言，即使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的这种个性，我们还可以改变工具，即限制车本身的最高速度，从而避免那种不好的结果。

[35] 这一观点也蕴含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之中，但他是直接反对按贡献分配这一道德原则。

[36] elizabeth s.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volume 109, issue 2 (jan. 1999), 287-337。

[37] 诺齐克，罗伯特：《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事实上，如果按贡献分配（或说成功应得）是成立的，再结合我们直觉上所认可的自我所有权原则，那么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将是极其有力的。详见葛四友，“权利还是资格？”，外国哲学，徐向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总第十八辑。

[38] 参见/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050511/maoyushi05-03.htm&luntantitle=%ce%aa%ca%b2%c3%b4%b8%f6%c8%cb%cb%f9%b5%c3%cb%b0%ce%b4%c4%dc%bb%ba%bd%e2%c6%b6%b8%bb%b2%ee%be%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