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的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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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调查研究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业的从业意愿及影响因素。通过分组统计和计量分析，本文发现：（1）个人基本特征、预期薪酬和学习情况对大学生对房地产职业的从业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2）在职业价值观上，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从业意愿高的大学生对“美感”和“社会交际”的偏好更高、对“独立性”和“物质报酬”的偏好更低；而对“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从业意愿高的大学生对“成就感”和“轻松感”的偏好更高，对“美感”的偏好更低；（3）在人格特质上，外向型得分（相对于内向型）更高的大学生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的从业意愿更高；直觉型得分（相对于感觉型）更高的大学生、判断型得分（相对于知觉型）更高的大学生对“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的从业意愿更高。

［关键词］

房地产职业选择；金融保险专业；调查分析

一、引言

房地产业与金融保险业早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房产业的开发与经营、流通与消费都需要金融业的资金支持；金融业的发展也需要在房地产领域安排资产业务等。房地产业与保险行业的合作包括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通过房地产销售介绍保险公司的产品，特别是房屋按揭贷款保险、屋主保险，甚至个人寿险等，并通过转介绍扩大保险公司的客户源。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外很多金融、房地产（不动产）和保险等专业都同在商学院，有的还开设在同一个系。鉴于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关键词，“追求有质量的发展”是两个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发展必须依靠人才，具有金融投资理财背景与房地产销售经验的人才必将是两个行业竞相争抢的对象。本文主要研究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职业的从业意愿，以及影响他们选择的主要因素。对于高校改善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计，有针对性地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以及对不同人格特性的大学生“因材施教”都具有借鉴意义。

在国外的研究中，Bleichetal．（2003，2012）对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金融和房地产专业的498名本科生的调查发现，在15类金融相关职业中，房地产财务分析师、房地产销售和经纪人（住宅类）、房地产销售和经纪人（商用物业类）分别排在第8、9、10位。而据我们对公开发表的文献的了解，本文是首次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我国大学生对房地产职业的从业意愿。下文按如下顺序展开。第二节描述分析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的从业意愿。第三节通过分组统计和相关分析研究，个人基本特征、预期薪酬、学习情况、职业价值观（含13个维度）、人格特质（含4个尺度）是否影响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的从业意愿。第四节总结全文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职业的从业意愿

我们调查了湖南省某保险专业院校282名一到三年级的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房地产估价和投资”和另外12种金融保险相关职业的从业意愿。问卷中，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自己今后从事这些职业的可能性进行打分，分数为0到10的整数，0表示自己没有可能从事该职业，10表示自己将确定地从事该职业。为了剔除不同大学生自身标尺不同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我们对得分进行了变换。调查显示，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的兴趣值的均值分别为4．37、4．71，分别排在14种职业的第7位和第6位；而兴趣值居14类职业首位（x′ij＝10）的概率分别为13．12％、10．95％，分别排在14种职业的第11位和第4位。大学生对哪些职业的从业意愿与对房地产职业的从业意愿有正相关或负相关？我们通过统计发现，与“房地产销售或经纪”从业意愿显著正相关的是“房地产估价和投资”、“商业银行信贷”、“投资银行”、“金融资产交易和管理”、“金融产品理财顾问”、“法律”，显著负相关的是“保险精算”。与“房地产估价和投资”从业意愿显著正相关的是“商业银行信贷”、“投资银行”、“金融资产交易和管理”、“金融产品理财顾问”、“法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显著负相关的是“保险销售”、“核保核赔”。因而，房地产职业与金融（不含保险）职业面临很强的人才竞争，而房地产与保险行业吸引的人才的交集相对少。这也同时反映出，房地产职业与金融（不含保险）职业的相似度很高，而与保险职业的相似度相对低。

三、影响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业从业意愿的主要因素

（一）个人基本特征的影响表2显示，除了男大学生对“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的从业意愿更高外，6项个人基本特征对房地产职业的从业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

（二）预期薪酬的影响问卷中询问了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有五年工作经历后，自己的预期薪酬（单位：万／年）”。我们发现，大学生预期薪酬水平与“房地产销售或经纪”、“房地产估价和投资”从业意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306、－0．0197，都不是显著的（在10％的水平下）。因此，“预期薪酬”没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和“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相对于所调查的另外12类职业的从业意愿。

（三）学习情况的影响学习情况是否能解释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对房地产职业的从业意愿？表3中，我们按照大学生回答的自己“学习成绩在班级中的排名水平”和“学制”两个因素对大学生进行分组①。我们发现，“靠前的1／3”的大学生从事“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的意愿显著高于“靠后的1／3”的大学生，不过，“中间的1／3”的大学生从事“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的意愿又高于“靠前的1／3”的大学生。因而，难以确定“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吸引到的是学习成绩更好的还是更差的大学生。

（四）职业价值观的影响伦理学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处理价值关系时所持有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职业价值观一词最早见于上个世纪50年代塞普尔（Super）的职业发展理论。塞普尔认为，职业价值观就是一种工作目的的表达，是个人对于其工作赞同和尊重的渴望。宁维卫（1996）强调了职业价值观的社会性，认为职业价值观是指人们衡量社会上各种职业优点、意义和重要性的内心尺度，它属于个性倾向性的范畴。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研究表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贯穿于大学生学习、生活、择业、从业的全过程，它不仅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择业行为，而且对于工作态度、劳动积极性，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是大学生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对待职业择业的一种态度、认知和信念，是其对于职业选择、职业评价、职业价值取向的总的看法，表现为其衡量社会上某种职业的优劣程度的内心尺度，集中反映了大学生在职业需要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选择最初由塞普尔（1970）编制的WorkValuesInventory（简称WVI）量表测量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该量表将价值观分为13个尺度②。问卷共设计了52句描述，被调查者需要对每句描述给与1分到5分，分数越高表示越同意该句描述，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再加总相关问题的得分，得到大学生在13个价值观尺度上的得分。得分的取值范围为［5，20］的整数。表4显示，在金融保险专业的大学生中，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从业意愿高的大学生有如下特点：（1）对“美感”的偏好更高；（2）对“独立性””的偏好更低；（3）对“社会交际”的偏好更高；（4）对“物质报酬”的偏好更低。而对“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从业意愿高的大学生有如下特点：（1）对“成就感”的偏好更高；（2）对“美感”的偏好更高；（3）对“轻松感”的偏好更低。

（五）人格特质的影响在现代人格心理学中，人格特质理论将特质定义为个体所具有的神经特性，具有支配个人行为的能力，使个人在变化的环境中表现出一致的反应。人的个性特征只有“差异”，没有“高低”之分。研究大学生的人格特质，有助于对了解大学生的职业兴趣与适应能力，而对用人单位而言，了解应聘者的人格特质有利于发挥每个团队成员的优势，形成竞争合力。同时，个性特征还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对教育者而言，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帮助大学生在生活与学习中适度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也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我们选择Myers－BriggsTypeIndicator（MBTI）人格测试量表来衡量被调查大学生的人格特质（personalitytypes）③。MBTI人格测试从4个维度定义人格：（1）注意力集中所在和精力的来源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2）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感觉型还是直觉型；（3）作决策的方式是思考型还是感情型；（4）对待外界和处世的方式是判断型还是知觉型。MBIT问卷对被调查询问了28道“二选一”的选择题，每7道题用来测量1个维度的人格特质，每个维度人格的得分都是［0，7］的整数。表5显示如下结果。（1）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从业意愿更高的大学生更大程度地属于“外向型”人格。（2）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从业意愿更高的大学生更大程度地属于“直觉型”人格，也更大程度地属于“判断型”人格。

四、结论和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除了男大学生对“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的从业意愿高于女大学生外，其个人基本特征、预期薪酬和学习情况对于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从事房地产职业的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在13项职业价值观尺度中，更愿意从事“房地产销售或经纪”职业的大学生对“美感”和“社会交际”的偏好更高，对“独立性”和“物质报酬”的偏好更低；而更愿意从事“房地产估价和投资”职业的大学生对“成就感”、“美感”的偏好更高，对“轻松感”的偏好更低。在人格特质上，外向型得分（相对于内向型）更高的大学生对“房地产销售或经纪”的从业意愿更高，直觉型得分（相对于感觉型）更高的大学生对“房地产估价和投资”的从业意愿更低，判断型得分（相对于知觉型）更高的大学生对“房地产估价和投资”的从业意愿更高。

为拓展和指导金融保险专业大学生在房地产业的职业选择，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在金融保险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可以考虑增加房地产评估与销售类的课程，聘请房地产公司人员以讲座或授课方式帮助大学生了解房地产职业，扩大金融保险类大学生的就业选择面。（2）开展正确的房地产职业价值观教育。房地产职业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创新的工作，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如诚信、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有较高的要求，要求具有较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能吃苦耐劳。在培养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首先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既不盲目追求高薪待遇，也不因自身条件不好而悲观消极。除在“两课”（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课堂及职业规划课上传授让大学生通过接受专门的职业知识和系统的职业教育外，还应通过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如组织金融保险专业的大学生到房地产行业进行社会调查、勤工俭学、参观访问、顶岗实习、科研实践等，让大学生初步体验社会职业状况，作为课堂职业价值观教育的必要延伸和有效补充。

（3）塑造房地产职业所需的健全的大学生人格。虽然上文分析将人格特征归为四个维度，然而这种分法也不是绝对的，人的性格、兴趣是动态发展的，受到社会、家庭、学校等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人的个性特性也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学校教育就是要帮助大学生全面了解自己，衡量自己的优劣势，寻求个体与职业的最佳结合与匹配。大学生的人格教育可以注重培养大学生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长远的战略眼光、优秀的协调沟通能力、较强的责任心等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顾雪英、胡湜．MBTI人格类型量表：新近发展及应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10）：1700－1708．

［2］陈章龙、周莉．价值观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宁维卫．中国城市青年职业价值观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4］Bleich，D．，Y．JinandD．T．Russell．Anempiricalinvestigationintoundergraduatestudentcareerinterestinbeinganinsuranceagent［J］．CPCUeJournal，2012，65（1）：1－11．

［5］Myers，I．B．，M．H．McCaulley，N．L．Quenk，andA．L．Hammer．MBTImanual．Aguidetothedevel－opmentanduseoftheMyers－BriggsTypeIndicator．（3rdEdn），PaloAlto，California：ConsultingPsychol－ogistsPress，1998．

［6］Bleich，D．，N．B．Davidson．Anempiricalanalysisofagentattitudestowardstherealestatebrokeragepro－fession［J］．JournalofBusinessandBehavioralSci－ences，2003，10（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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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工作；制度；规范

“会计规范”是指人们在从事与会计有关的活动时，所应遵循的约束性或指导性的行为准则。从会计规范的形成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另一类是人们通过一定程序方式制定的。前者是人们在会计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习惯、规则和惯例，它是非强制性的；后者则是由权威人士或专业机构在自发形成的惯例基础上经过归纳、提炼、抽象及引申后形成的。一般而言，自发形成的会计规范，多具有原始、初级和缺乏条理的特征，在会计发展的早期，这种规范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发展，会计地位的提升，自觉的会计规范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比前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前进了一大步，表现出更强的可操作性。

会计规范作为一种会计理论体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普遍性。会计规范作为指导会计工作的行为准则，是得到多数人认可的。无论这种承认是约定俗成的，还是惯例性的，一句话，普遍性是会计规范赖以存在的基础，否则，规范就无从谈起。

2.约束性。会计规范提出了评价会计行为的明确标准，对于违反规范的行为，根据情节施以相应的法律、行政制裁或道德谴责。

3.地域性。会计学作为管理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会计规范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特色或国家特征，会计规范中的法律规范表现尤为突出。这里谈会计规范的地域性，并不排斥国际间会计规范的共性；相反，随着会计这门国际经济语言的发展，会计规范的地域性特点将愈来愈不明显。

4.发展性。众所周知，会计首先是表现为一种信息反映系统服务于经济活动的，会计在不断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和完善，因此，会计规范也必须随着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作相应的调整。

一、法律规范

会计法规，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实施的有关会计工作的法律、条例、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就内容来说，会计法规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为管理会计工作而专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制度；另一部分不是直接针对会计工作和会计行为，而是针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制定的有关法规。

我国会计的基本法律规范是《会计法》、《注册会计法》以及《审计法》，其他的法律，如公司法、企业法、预算法、证券交易法也对会计产生一定影响。至于各项法规的具体结构和内容，在本文不作叙述。

对比其他规范，会计法律规范有其鲜明的特色：

首先，会计法规是作为一种强制规范而出现的，是借助国家权力来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对会计工作的要求是严格和明确的，关于会计实务的处理，法规通常予以界定，一旦违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正是这种强制作用，奠定了会计法规在整个会计规范中的地位，使之成为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保障会计人员行使和履行义务的坚强后盾；其次，会计法规由国家制定并监督实施，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继而代表着某种倾向性；最后，我们在考察会计法规时，应当明确会计法规既然是一种法律，只对会计工作作出一种肯定或否定的行为约束或要求，至于取舍标准的依据，则通常不作任何解释。由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尤其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带有倾向性的人来完成的，加之人们在认知上必然存在的偏差，因此，当会计法规的最终执行结果违背客观规律时，因之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坚信，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法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我国的会计法规终会得以健全。

二、准则规范

会计准则是处理会计对象的标准，是进行会计工作的具体规范，是评价会计工作质量的准绳。我国的会计准则是财政部以政府法规的形式颁布的，具有相当的强制性，是会计规范体系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是联接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的纽带。

会计准则根据其适用范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1.第一层次为基本会计准则。它是会计实务中普遍适用的基本指导和约束条件的概括，是体现会计工作基本规律、基本特征的原则性规范。基本会计准则适用面最广，它由原始成本计价原则、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收益支出与资本支出划分原则、权责发生制以及对会计信息要求的若干原则组成。

2.第二层次为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编报准则。即确认、计量和报告各会计要素项目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如：资产如何分类、如何计价及资产的原始成本的构成等等。

3.第三层次为具体业务会计准则。具体业务会计准则是确认、计量、报告某一会计个体的具体业务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时所应遵循的会计准则。这些内容属于技术性规范的范畴，它通常具体说明每一个步骤或某种问题的具体操作方法。设备租赁、企业联营、长期投资、发行债券等的会计业务处理须遵循具体准则的要求。

今年财政部又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至此，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基本涵盖了我国现行的会计实务。

三、行业会计制度规范

会计制度是进行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方法及程序的总称。它是会计规范体系中可操作性极强的规范。会计制度一直是会计实务中非常具体的可操作性极强的会计规范。会计准则制定前，会计操作全部依靠统一的会计制度；准则颁布后，财政部仍然制定了一系列的会计行业会计制度。其目的在于：为一个行业制定统一的会计核算规程，以保证会计核算的质量；对会计组织机构及其内部工作规则作出规定，使会计核算工作有组织、有系统、有秩序、有效率地进行；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内部控制系统，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我国当前之所以会存在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局面，是因为会计准则在我国实行不过十多年，尚属新生事物。保留会计制度，一方面可以确保会计实务界的环境适应力；另一方面，会计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准则的不足。从长远看，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终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

四、单位内部会计制度规范

单位内部会计制度规范是指导单位会计工作的规定、章程、制度的总称，是其它会计规范的具体化。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内部的财务会计规章制度；会计人员的权利、职责、职称、任免、待遇、素质要求等；会计工作的考核、达标、规划及档案管理；会计机构的责任和任务。与前三个会计规范相比，单位内部的有关财务会计规定在整个会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较为独特。目前，会计理论界没有将其纳入会计规范体系之中。但是，通过会计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将其纳入到整个会计规范体系之中，理由如下：

1.单位内部的财务会计制度一般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它对会计行为的界定最为细致，因而，它对会计行为的实际执行效果具有最后的影响力和极强的指导性；

2.现实的会计实务中，单位的会计人员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往往对单位内部财务会计制度予以关注，而忽视宏观的会计法规；

3.个别单位无视国家的三令五申，置国家会计法规于不顾，将小团体利益凌驾于会计法规之上，干一些违反会计法规的勾当。此种本位主义和内部会计行为失控的行为对经济发展危害甚大。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敦促单位建立符合国家会计法规要求并适合自身特点的内部会计制度规范，同时接受国家监督其实施与执行效果，在当前会计工作中尤显迫切。

五、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根据会计职业的特点提出的，要求会计人员在会计活动中应普遍遵循的职业道德要求，它贯穿于整个会计规范体系之中。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如下特点：1.职业性。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会计职业界提出的，与会计职业活动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会计职业特征；2.自觉性。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的约束作用，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道德的力量来维护；3.综合性。既有对会计人员业务素质的要求，也有对其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经济法规汇编[Z]北京：中国财政济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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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加快，不少财会人员在物质财富中失去了方向，贪污、等行为大行其道，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各行各业会计人员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自律标准，这是我国加人世贸组织后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有效治理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的有效措施之一。本人结合实际情况谈谈对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认识。

1.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具体地说，是指会计职业人员在从事会计工作、履行会计行为时所应遵守的道德标准。

2.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会计职业行为及职业活动的系统要求或明文规定。它是职业道德在会计职业行为和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根据我国的会计工作、会计人员的实际情况，结合会计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笔者认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应包含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和强化服务等主要内容。

2.1会计人员爱岗敬业的表现之一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首要前提。它要求财会人员充分认识本职工作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同时，还要求财会人员在工作中正确处理责、权、利三者关系;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技能，勇于革新，争做行家里手。

2.2诚实守信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不仅要求会计人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讲信用，重信用;而且要求财会人员做到不为利益诱惑，保密守信;还要坚持做到执业谨慎，信誉至上。

2.3廉洁自律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它就是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反省、剖析、提高自己，同时要公私分明，不贪不占，遵纪守法，尽职尽责。

2.4客观公正。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灵魂。它首先要求会计人员的态度额观公正，其前提是以良好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前提;其次要求会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准则和制度，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核算，并做出额观的会计职业判断;再次，还应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如会计人员在办理有关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业务时，应依法纳税，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少交税款。

2.5坚持准则。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重中之重。它要求会计人员在处理业务过程中，严格按照会计法律制度办事，不为主观或他人意志左右。会计人员在进行核算和监督过程中，只有坚持准则，才能以准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发生道德冲突时，应坚持准则，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和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此，要求财会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牢固树立财经法制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2.6提高技能。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时代要求。会计是一门不断发展变化、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它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会计工作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胜任会计工作，才能够勤勉、谨慎地运用其知识、技能经验，善于根据客观环境做出正确的职业判断，如选择恰当的会计政策、做出合理的会会计估计等。

2.7参与管理。简单地讲就是间接参加管理活动，为管理者当参谋，为管理活动服务。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努力钻研业务，熟悉财经法规和相关关制度，提高业务技能，熟悉服务对名胜的经营活动和业务流程，使参与管理的决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能消极被动地记账、算账和报账。

2.8强化服务。是要求会计人员具有文明的服务态度、强烈的服务意识和优良的服务质量。会计人员服务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会计行业的声誉和全行业运作的效率，会计人员服务态度好、严格执法、服务周到就能提高会计职业的信誉，增强会计职业的生命力，反之，就会影响会计职业的声誉，甚至直接影响到全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3.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特征

3.1原则性原则性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典型特征。坚持原则能使财会工作者职业义务感和使命感得以加强，作为会计工作者，如果不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不坚持按原则办事，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2无私性财务工作要求会计人员具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思想和行为，以国家、集体的利益重于一切为最高原则。无私性集中体现在财务工作者的道德习惯行为上，廉洁奉公，不贪不沽，一尘不染，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传统作风。

3.3服务性财务工作贯穿于我国四化建设的各行、各业、各个部门。财务工作既不能独立于各行、各业、各部门而存在，又不能置于各行各业各部门之上。

3.4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所以说，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4.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对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会计法律制度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要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法律制度起到了重要的辅助和补充作用。

4.2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规范会计行为的基础。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的行为动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而起到规范会计行为的目的。

4.3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保证。能否为这些服务对象及时提供相关的、可靠的会计信息，取决于会计职业者能否严格履行职业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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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律师；和谐社会；民主法治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民主法治居于首要位置和高一个层次，直接决定、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完全可以说，民主和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律师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支柱之一，律师的社会作用已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社会影响已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空前的关注！研究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意义重大!

一、中国律师眼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律师应当从哲学的角度正确认识和谐社会的辨证关系。和谐与不和谐是社会的一对矛盾体，和谐是矛盾的同一性，和谐作为一种协调、平衡状态，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一致，而是以存在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和谐，所以我们提出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并不是完全消除差别与对立的社会，而是让差别、对立在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内存在的社会，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不和谐是矛盾的斗争性一面，不和谐即意味着原有的那种协调与平衡被打破，原有的差别与对立突破了社会可以接受的限度，社会处于极端的差别与对立状态，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矛盾处于激化状态，这就需要化解、消除不和谐因素，以形成新的和谐。正确认识不和谐，就是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对立与差别只能在一个可以限度内存在，超出这个临界点社会就将面临矛盾激化的危险性。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曾庆红副主席的概括很到位，既是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既让中国人民初步“品尝”到里世界强国的含义，又让中国社会“品尝”到了社会失调、社会失控的阵痛。

认识到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性，就要求我们律师要始终站在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逐步构建政权良性运作的最佳制度，即切实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只有以法律手段来治国理政，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

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的调整，是万万行不通的！有了法律规范，让社会的组成成员明白，为可为之行为，不为不可为之行为，这样不同思想的人的相互配合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这样，社会也就步入和谐。法治的实现需要法律的实践，法律的实践离不开一个高素质、负责任的律师群体。仅凭理论界和立法者的一腔热血，而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在背后支持和实践，任何美好的设想就都很难得到实现——这就好比盖一所房子如果只有设计师而没有建筑师，那么所谓的高楼大厦就永远只能是停留纸面上的空中楼阁罢了。因此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社会离不开律师，律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们各种利益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利益的冲突和平衡使人们对律师这种职业的社会和谐作用有了真正的理解。

二、影响中国律师职业的不和谐因素

（一）律师职业商业化的因素

崭新的职业、清贵的身份、丰盈的收入，仿佛在一夜之间中国律师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群体，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道独特风景线、一大奇迹，显示了律师业的强大生命力。如果十年之前谈到律师的身份和地位，绝大多数中国人肯定会羡慕不已。但现在情况恐怕大不相同了。随着律师数量的增长，律师与社会交往的频率增多，人们的认识显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天性的驱动，造成律师职业日趋商业化，并出现极端商业化的现象——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漠视律师职业的“公共责任”。从律师执业的现状看，宁可办理经济纠纷案件，不愿办理非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宁可办理标的大的经济案件，不愿办理小额的经济案件；宁可办理小额经济案件，不愿办理行政纠纷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宁可为金融、投资等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愿为小型企业及一般百姓做法律顾问等等，这已成为相当多律师的受案标准。由此，充分体现百姓生活矛盾的相邻权纠纷、人身权纠纷等缺少律师介入；最能体现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矛盾冲突的领域——行政诉讼纠纷，律师不愿涉入；《律师法》强调法律援助为律师的法定义务，而实践中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推委；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成为“财团律师”，甚至成为财团或金钱的附庸。甚至，收费高低已成为判断律师优劣的唯一标准！一个案件也许是造成了相当广泛的一种损害，但是每一个当事人所受到损害都比较小，比较少，如果是提起诉讼的话，个人的机会成本太高，他不愿意为了自己所受到这样一种不大的损害而到法院去打官司，请律师，所以这样的一种损害就可能得以延续，侵权者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律师职业极其商业化的倾向。一旦律师成了商人，其所遵循的首要宗旨，就不再是“公正”而是“利益”。对于一个个商人面孔的律师，你又能说什么呢? 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再光明。律师还会被人视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伶牙俐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

（二）中国司法领域的特色因素

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法律职业者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的“一体化”表明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律师与作为司法官吏的法官、检察官在职业培训、职业资格的取得以及职位的流动上具有很强的互通性。而中国律师的处境是很严酷的，也很有中国特色。众所周知，我国法官、检察官、警察长期主要来自退伍军人，而我国律师大部分是政法院校的科班毕业生。两种职业群体毫无共同意识可言，也不存在相互交流的正常渠道。从业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司法人员和律师的心理对垒。这就造成了两种尴尬的对立心态：司法人员虽然为文化层次的低下自感苦恼，但因对案件握有决定大权而在律师面前趾高气扬；律师虽然身为在野法曹自觉低人一等，但同时以持有大学文凭和律师资格而置司法人员于不屑。两类群体都兼具自卑和自负两种不良心态，可见中国司法现状之一斑! 法官和检察官居于官家的位置上，而律师往往边缘化。但社会地位低的律师收入却反而更高，真正是所谓“重农农贫，贱商商富”。所以法律人之间显得格外的不和谐。我们还应当看到，从人均角度而言，我国现有的律师数量远低于西方国家，却在业务竞争上愈来愈显得激烈，甚至在某些地域，律师数量甚至相对于法律服务市场需求量已显得“饱和”，其根源之一就在于司法腐败所导致的法律服务市场狭小。

（三）中国律师的自身心态因素

因为中国曾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官本位的思维传统沿袭了几千年。充斥在人们意识里的，是各种官阶吏属组成的社会体制。一切都需要与官衔相对应，方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这种意识延续到今天。律师们会觉得自己游离于这个社会官本位的体制之外，难以定性，因而也就极不舒服，内心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这点东西就是——级别。没有行政级别做依托的律师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一自由职业，不免有那么一点点儿心虚，有时会觉得前途并不明朗。这些微妙的心理变化，间接地影响到对长远计划的设定，因而也就多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只图眼前利的短期行为。因此在中国，律师却远没有西方律师那种发自内里的潇洒和自信，没有那种纵横捭阖的雄辩气概——律师在中国并不像在欧美国家那样自由。相反，在中国律师的内心，常常充满了困惑和不平。律师们内心之苦，不堪与外人道说!于是，律师们时而自负，又时而自卑。这种若有若无的自卑感，恐怕是每一个律师都会时不时地体验到的，也是短期难以根除的。

三、中国律师在和谐社会的职业形象

1、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守护神

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无一例外地是在推毁或弱化君权、神权的过程中展开。对民权的尊重和保护成为这种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价值准则。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避免政府决策同人民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冲突其实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种规范的力量或权力加以有效的解决，并给出一种公平的结果。中国两千年来的动荡就在于我们没有一种有序的机制，没有一种公正的机制。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其实并不是这个政府的福音，社会对政府越来越无可奈何之后，政府就会发现，它对社会也将同样无可奈何。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独立”这一口号在近几年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乃是因为国家权力与市民权利之间在某些领域必然存在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仰赖相对独立于二者之间的司法权予以协调。但同样是面对司法权，作为个体的市民在其权利的主张上显然不具备相对于国家权力那样充足的人力、物力乃至知识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失衡的格局及调整这种格局的需要，现代律师制度才得以产生。因而“律师与民权的结合，不仅是私权平等意义上的结合，而且更是私权与国家公权相互制约意义上的结合”。要求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以他们所不熟悉的法律知识与国家权力进行诉辩抗争是不可想象的，而律师的加入将极大地改善公民个体这种不利的地位。我始终认为最能体现律师的维护私权形象作用的地方是在法庭上。西方的那些律师，最优秀的律师，最被社会所尊重的律师，往往是庭审律师，而不是那些做非诉业务的律师，非诉业务挣钱虽然多，但你不具有那种崇高的社会声望。而舌战大师丹诺那样的伟大的律师永远长留于律师史，永远长留于人民的心中。律师应当成为公民权利的守护神。律师应当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参与解决“三农”问题，积极将法律服务向农村拓展延伸，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为贫困群众提供便捷低廉的法律服务。笔者在去年主动接受了十几起刑事法律援助案，因为积极工作深切感受到当事人、法官、公诉人的感激和理解！

2、律师是社会稳定和民主进步力量的化身

记得170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法律人的分析，法律人这样一个群体，长期对法律的研究和司法的过程，使他们养成对规范的热爱，对秩序的热爱，使得他们对于来任何地方的盲动的力量都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并愿意把人民对政府的不满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加以解决。律师运用自己的学识与活动能力，成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剂。律师与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能够倾听到各阶层不同人士的呼声，加上熟悉国家法律，一般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各级权利机构保持一定比例的律师代表，有利于权利机构作出正确反映和决策。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也希望律师能够成为社会的评判者和监督者，成为民众权益的守护人和代言人；借助律师的力量，人们可以架设一道通向理想中的正义与公平的桥梁。我国的律师参与政治的渠道和途径较以往大有增加，目前已有430名律师担任各级人大代表，1226名律师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律师应该多多参与政治，律师应该多去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利用律师执业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优势，在最重要的权力机构里代表民众的声音。

3、律师是智慧和知识的化身

律师职业是一种注重综合性知识和能力结构的特殊职业，它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律师也是人，并且应该是一个比普通人更有理性与良知的人。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律师，必须处在他从事的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思维，而不是依赖感性的道德判断。丰富的法律知识、冷峻的逻辑思维能力、深厚的社会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都是律师立足的关键因素。律师应当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心尽力去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树立公民权利的守护神形象。正是因为由于前些年律师资格考试的规范运作，我国律师职业群体的法学素养已在整体上超越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其他主体，所以应当继续执行严格的司法考试，降低通过率，我认为如果我国司法考试通过率能够保持在3%左右，必将使包括律师在内法律职业共同体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智慧和知识的优秀品牌形象。

篇5

一、资本市场和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都属于市场经济中的衍生机制

资本市场是指经营一年以上的各种资金融通关系所形成的市场，它是由资本供求双方按照自愿、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进行资本交易的场所。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基本要素市场，甚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

在资本市场中，资本需求者必须首先向资本供给者提供相关的决策支持信息，其中主要包括其财务会计信息。只有借助这些信息，资本供给者才能对资本需求者的基本情况、筹资目的等有所了解，并依此对相关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率等作出理性的估计和判断，从而进行相关的投资决策。因此，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前提，它充当了供求双方的资本交易媒介。但是，由于市场行为主体(包括资本的需求者)的自利性特征，决定了资本需求者单方面的信息披露很可能不具有公允性，甚至会出现误导和欺骗社会投资者的可能性。这种信息披露的不公允性、以及误导和欺骗社会投资者的可能性呼唤了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等市场中介服务机制的出现。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注册会计师审计主要为资本需求者的财务会计信息提供公正性的中介服务，“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合理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资本的集中，资本集中的同时导致了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导致了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的出现；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的目的是维护资本的完整性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并借以实现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协调和统一。

二、市场经济赋予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本职能是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提供鉴证服务

健全的市场体系及市场的运行，离不开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这种组织既是企业走向市场的向导，也是企业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者。

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发达，资本市场的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投资主体的资本供给与资本经营管理者的资本需求越来越难以进行直接的资本交易。这就在客观上需要注册会计师通过其审计公证为资本需求者的财务会计报告真实性提供鉴证服务，同时发挥保障资本所有者合法权益、维护资本的完整性和收益权等作用。

市场交易活动的复杂化和财务会计信息的专业化，使得资本所有者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投资风险的提高和投资领域的日益扩大，促使投资者越来越要追求投资决策的理性化，其中包括对融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正确理解和使用。面向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为了取得社会公众投资者的信任，需要委托专门从事独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其会计信息提供公正性的鉴证服务。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鉴证应当包括审计鉴定过程和出具鉴定意见。其中，审计鉴定过程集中表现为独立的审计检查和专业判断过程。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当以其中立性的立场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和报告进行审视，并以此判断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核算、会计反映和会计报告是否具有公允性。经过审计鉴定过程，注册会计师应将其审计意见以审计报告的形式向审计业务委托人和公众投资者报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实际是注册会计师对待被审计单位财务会计报告的态度。因而，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投资者应当能够读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当能够通过审计报告感受注册会计师所表达的审计鉴证信息，并借以正确的理解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盈利状况、分析自身的投资风险。

因而，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要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鉴证必须建立在精神超然、地位中立、过程客观、意见充分、表达公允的基础上。其中注册会计师超然的精神和中立的地位是前提，客观的审计过程是关键，充分而公允的审计意见是结果。由于审计鉴证的必要性和普遍性，还导致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还具有社会监督的作用。因为事后的鉴证，往往会促进平时行为的规范。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言：“你们的协会和注册会计师职业在建立和维持资本市场的完整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独立的审计人员为经营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财务报告提供可信性。没有这种可信性，债权人和投资者就几乎无法作出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为定性和活力的决策。没有你们，我们的财务市场将土崩瓦解。”

三、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鉴证的前提是必须具有社会信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就的一种社会中介性质的资信机制，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监督机制。注册会计师审计本身是为了筹资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取信于社会而开展的一种社会中介活动，因而注册会计师本身必须首先能够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必须首先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假如注册会计师失去了社会信誉，甚至严重不负责任、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或与被审计单位联起手来欺诈社会公众，便在客观上违背了市场经济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根本需求，轻则被社会和市场淘汰、重则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注册会计师的服务空间范围，应当与其信誉的影响空间范围相同、应当讲求“门当户对”。国际性企业所聘请的往往是具有国际信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所承接的审计业务也大多属于国际性企业的审计鉴证业务。否则，要么影响企业的筹资效果、要么导致信誉资源的浪费。因而，企业资本的来源分布决定着企业所需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应当具备的社会信誉影响范围。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应当将其社会信誉视为自身的生命、并不断的通过自身良好的执业水平和业务质量提升自身的社会信誉。

社会信誉的追求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必须具有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只有在地位、机构和经济等方面独立，才能使其精神超然、判断客观、结论公正，才能赢得社会公众投资者的信任；会计报表和审计意见的使用者对注册会计师的长期信任是确立注册会计师社会信誉的基础。社会信誉是一种资源，虽然它不能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账面反映，但它却可以为会计师事务所带来广泛的客户。从这一点看，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信誉的作用甚至超过其有形资产的作用。

社会信誉的追求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必须讲求职业道德。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是指注册会计师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责任等的总称。不可否认，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是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强制性要求。但是，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只是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提供了基本的道德水准和要求、是区分道德与非道德的基本标准。除了这些强制性的、也是基本性的要求外，注册会计师为了追求社会信誉，还必须以高于职业道德准则强制要求的更高的道德境界来要求自己。这种高于道德准则要求的更高的道德境界是对注册会计师行为的永无止境的软约束。

独立性的身份和职业道德的追求有利于注册会计师赢得社会信誉，同时也是许多国家的法定性要求。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八条规定：注册会计师与委托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委托人有权要求其回避。这里所规定的回避性原则，实质上就是为了保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身份。除此而外，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法还针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受理业务不受行政区域和行业的限制等。美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的法律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但是，近年来中外连连发生的公司财务舞弊案都无一例外的涉及到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和职业道德问题。比如我国的蓝田股份案件、银广厦案件、郑百文案件等，外国的安然公司案件、世界通讯案件等。这些案件的发生说明了：

(一)独立性和职业道德是注册会计师审计赢得社会信誉的根本；注册会计师失去了独立性和职业道德便会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甚至会遭受法律的惩罚；

(二)政府不能放松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仅仅依赖注册会计师的行业自律和自觉规范是远远不够的；

(三)注册会计师行业还存在着许多不甚规范的地方，即便是富有职业经验和享有盛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其职业道德水准还需进一步的提高；

(四)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连续性及其地位的独立性有时会发生矛盾或冲突。审计的连续性固然有利于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也有利于注册会计师规避审计风险，但是过分的连续性很可能会危及审计的独立性；

(五)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市场的监管仍然存在着其固有的局限性，经济利益的诱惑力有可能使注册会计师放弃职业道德和市场经济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的客观要求，购买会计原则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四、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先天带有竞争和追逐经济利益的特征

注册会计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萌芽孕育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雏形；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产生；而市场经济的规范促进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发展。因而，注册会计师审计天生的便带有追逐经济利益的特征。注册会计师通过向社会提供公正性的审计服务谋取经济利益，并借以奠定注册会计师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注册会计师的理性经济人身份及其行业的成长性等，决定了在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竞争的特征。

但是，由于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是市场经济的衍生机制、是市场经济的规范性需要才产生的一种市场机制，这便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和行业内部的竞争必须建立在诚实和信誉的基础之上。如果注册会计师偏离了诚实和信誉的基本要求，其追逐经济利益的特征便会诱发行业内的无序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会计市场的无序竞争和纯粹经济利益的追逐，违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客观要求，只能断送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生命。

由此可见，注册会计师审计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规范化运行的客观需要，注册会计师离不开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规律和人们对经济利益追逐的特征，又是诱发注册会计师偏离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重要原因。因而，注册会计师在充满着经济利益的诱惑和残酷竞争的压力下，必须“头脑清醒”且能“洁身自好”、时刻保持超然的境界和独立的地位、并极力维护自身的社会信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为取“财”之首。对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而言，“道”便是良好的职业品质、有序的职业纪律、理性的职业判断、谨慎的职业态度和科学的职业过程等。

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篇7

职业院校的产品是教育教学服务还是毕业生，这个问题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有两种意见。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能准确地制定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呢?产品不同其质量标准及内容要求不同，质量评价方法也不同。自2006年开始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至今，在近十年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在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职业教育关键过欧辰质量管控模型，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一、问题来源与分析

 

(一)教育教学服务是职业院校的产品

 

认为职业院校的产品是向学习者提供教育教学服务，是美国、德国等很多国家教育领域的通识。国际标准ISO/IWA2：2007中明确指出 [1]：教育组织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产品”(the education service is the product)，“学习者是顾客”(the learner is the customer)。

 

因此，如果职业院校确定了教育教学服务作为其产品，那么就应该将学习者界定为职业院校的顾客。并以此制定职业院校的产品质量标准、质量检验方法和质量管理体系等相关规程。确保教育教学质量满足学习者、社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毕业生是职业院校的产品

 

这种观点认为职业院校的产品是毕业生，这是基于国家相关教育法规和教育部的相关文件，即：职业院校办学目的是培养某一技术领域的专门人才。另外，《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号)》明确指出，“加强思想道德、人文素养和技术技能培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出要“制定行业人才评价标准”。

 

因此，如果职业院校确定了将毕业生作为其产品，那么接受产品的组织或个人——毕业生就业单位就是职业院校的顾客。职业院校应制定产品标准和检验方法，以确保满足顾客的需求。

 

(三)一种错误的观念和做法

 

在职业院校对外输出的产品过程中，毕业生只能是“产品”或“顾客”，不能二者都是，这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和国际社会共识的，也是没法做到的。目前，有些高职院校将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定义为高职院校的顾客[2]，对ISO9000和ISO/IWA2：2007国际标准中，关于顾客和产品定义的内涵认识不清。还有的高职院校将学生既定义为产品又定义为顾客[3]，由于违背了产品和顾客在组织中的地位和特征，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引起管理混乱，最终导致学生既不是产品又不是顾客的尴尬局面。

二、职业教育关键过程质量管控模型

 

(一)构建模型的理论依据

 

1.职业教育关键子过程的关系分析

 

职业教育教学过程由多个子过程构成，其中的关键子过程是与学习者密切相关的子过程，即：教育教学内容教育教学实施学习者接受与内化验证预期的学习者职业能力。在这个子过程中，关键是如何促使“学习者接受和内化”活动过程的有效性，使该过程的输出结果和质量达到预期的设计要求。

 

该过程是关键过程。因此，应该对该过程的输入(教学内容、助学资料等)、教学资源(教师、教学设施等)及教学活动细节的设计与实施进行有效控制，实施静态控制与动态控制结合模式，定时记录关键过程中的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不良苗头及时研究分析产生的原因，并制定纠正或预防措施。

 

2.确定职业院校的产品和顾客

 

通过对国、内外高等教育情况进行研究后我们认为：

 

(1)高职院校的产品就是提供教育教学服务，学习者是高职院校的顾客。这样规定看来好像不符合国家、教育部的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但实际上，如果高职院校真正把教育教学服务确定为产品，制定高标准的产品质量指标和要求，严格管控“学习者接受和内化”这个关键过程，制定适宜的筛选顾客标准，经常进行“验证预期的学习者职业能力”活动，学习者毕业并经过3～5年实际工作后，成为某一行业职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之目标就会自然实现。

 

(2)依据ISO9000：2015国际标准中相关方的定义可知，办学者(政府、股东等)是高职院校的直接相关方;学习者就业单位、学习者家长则是高职院校的间接相关方，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会通过学习者实际工作后产生的效益而对间接相关方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高职院校需要通过行业企业调研了解相关职业岗位对员工职业能力的具体要求，据此设计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实施及关键过程的相关要素等。目的是确保学习者通过学习后内化形成的职业能力，能够满足其将来就业岗位的需求。

 

(二)职业教育关键过程质量管控模型

 

1.过程的定义和内涵

 

最新版国际标准ISO9000：2015中给出的过程定义是“利用输入产生预期结果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活动[4]”，过程的“预期结果”称为输出还是称为产品、服务需随具体情况而定。要完整地实现一个过程有“输入、一组活动、预期结果、必要的资源”四大要素，通常要求完成一个过程应实现增值，即预期结果的价值应大于输入的价值。

 

2.职业教育关键过程质量管控模型

 

图1 职业教育关键过程质量管控模型

 

这里，我们以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过程为例结合图1模型进行说明如下：

 

(1)输入客体主要是由前一个过程输出的软件类产品(教材、操作指导书、设备仪器使用手册、助学资料等)。应制定输入客体的相关特性、功能和质量指标，并经过院校相关人员检验合格后，才能作为输入客体。

 

(2)教师和学习者之间通过系列的学习、教授、互动、实践等活动，向学习者提供教育教学服务。同时，学习者必须通过一定形式、时间和行动的内化训练，将学习到的知识、方法、技术等内化为自己的职业能力。在师生共同进行的学、教、做和内化训练等系列活动过程中，一是需要制定相关活动的程序、方法和活动的标准、要求，以此保证该系列活动能够产生预期输出结果。同时，应该根据系列活动的具体要求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教学设施、环境与氛围、教师及相关服务人员等)，教师应有效地协调应用好5M1E六大要素(教学设施Machine、人员Man、输入客体Material、教学方法Method、检验测量Measurement、教学环境Environment)，最大限度地发挥5M1E的作用，降低教育教学关键过程的运行成本，提高过程运行效率和质量。

 

(3)预期输出结果通常是该教育教学关键过程的教学目标。即：通过教师提供的输入客体和实施的系列教育教学服务活动，使学习者的职业能力达到的实际水平能否满足预期要求。

 

教师应定期、适时对预期输出结果进行自我检验测评，院校相关部门也应用定期进行预期输出结果的检验测评，以其判断关键过程的实施质量，查找分析存在的不足，制定改进提高措施，确保教育教学质量达到预期目标要求。

 

三、关键过程管控标准与制定

 

(一)管控标准分类

 

为确保教育教学关键过程的预期输出结果的质量和过程增值，必须制定相关的管控标准。管控标准分为产品标准、资源保障标准、服务及活动标准三大类。产品标准是根据输入客体、预期输出结果中的产品特性制定的标准，资源标准是根据实施过程需要的各种资源特性制定的标准，服务标准是根据教师向学习者提供教育教学服务活动特性制定的标准。三类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和制约性，三类标准缺一不可。

 

(二)标准的基本特征

 

标准内容不是由口号、理想等内涵空虚的语言和漂亮的形容词构成的。标准中应包括适用范围、功能参数目标值、检测方法等内容。标准应具备 SMART五大基本特征[5]，即：标准的目标值明确(Specific)唯一;功能参数可测量(Measu-rable);目标应具有行动导向(Actionorien-ted)，能够实施实现;目标值是务实的(Reali-stic)，难易程度、水平高低适宜;按照时间表要求(Time- related)实现目标值。

 

(三)标准制定要点

 

1.预期输出结果标准的制定

 

产品标准包括输入客体标准和预期输出结果标准。预期输出结果标准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本关键过程实施后，学习者的职业能力应该达到的具体水平，其表达语句由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行为标准和行为结果5个要素构成。其中行为主体是学习者，行为动词应可测量，行为条件应可实施，行为标准应可评价，行为结果应能实现。如：经过三天实训后，学生能按照企业岗位和产品质量标准要求，应用通用型铣床10分钟内加工3只汽油发动机汽缸盖。输入客体标准应与服务标准、资源保障标准协调一致，并以促使学习者学习和内化效率为重点确定相关参数指标和要求。

 

2.资源保障标准的制定

 

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按照实施教学过程要求和提供资源，资源的功能参数、数量和提供时间应满足实施教学过程的要求，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能够满足该教学过程的要求。在标准中，对教师能力的标准要求应按照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行为标准和行为结果5个要素进行表述，避免空洞、口号式的语言表述。

 

3.教育教学服务及活动标准的制定

 

服务及活动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教学方法及应用、教学内容呈现方式、语言沟通、教学过程控制、教学过程记录、教学反思等方面的要求。服务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之一，也是实施难度最大的过程。在标准中应给教师充分自主权、调控权，因为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发生和不同教师的特质差异。教无定法重在得法，要保证促进学习者高效、高质量地完成学习吸收和内化训练过程，实现或超额实现预期输出结果。

篇8

【摘 要 题】海外来风

【关 键 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 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 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 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 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 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 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 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 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 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 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 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 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 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 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 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 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 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 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 mind)为此 ，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 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 考 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 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 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 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 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 ；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 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 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 上不起作用。”（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 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 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 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 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 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 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 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 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 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企业”。（注：[日]新堂幸司：《“社会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 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 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 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 ， 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问题上，当 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 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 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 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 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 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 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 ，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 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 低。

为了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的问题，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 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 心 ，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 这种重视实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 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 有法律实务的经验”。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 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 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 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 、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 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 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 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 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 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 、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 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 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 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 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 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 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 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 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 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 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 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 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 在 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 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 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 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 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 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 ；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 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 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 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 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 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 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 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 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 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 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 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 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 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 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 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 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 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 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 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 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 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 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 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 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转贴于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 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 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 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 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 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 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 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 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 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 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 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 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 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 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 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科大学 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 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 总结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 ——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 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 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 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 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 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 —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 ，有效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 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 支持 。（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 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 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 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 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司 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 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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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教师权威；合理性；自我发展；建构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3－054－02

权威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而教师权威是教育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是教师自身权利与义务的综合体现。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活动就是一种权威性活动。”然而，伴随着“西风东渐”，有部分较为激进的人士提出要完全放弃教师合理的权威；而另一些人士，仍然希望维持教师的昔日拥有的无上权威。上述情况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对教师权威的合理性进行分析，指引教师自我发展的方向，对于我们搞好大学教学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大学教师权威存在的合理性

权威的存在是社会秩序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雅斯贝尔斯认为：“没有权威，团体生活、共同的精神、国民教育、军事秩序、国宪与法律效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把权威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要素，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只要在有目的的组织的人类社会实践中，就必然存在着权威现象。

1.大学教师制度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制度的产生源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秩序性需求，是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社会的利益分配关系和一定社会的文化积淀共同体作用的产物。现代教育制度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建立和完善的。作为公共教育主要承担者的教师由于担负着培养和教育民族国家公民并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重任，所以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角色。教师由此通过这种特殊的职业身份获得了来自国家和政府所通过一系列以文本为载体的政策、制度所获得各种权力，由此形成了教师的制度权威。当然，教师制度权威具有强制性特征。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教师处在组织、领导、控制的学生的地位，没有一定的强制性做保障，就无法建立正常的教育活动所必须的秩序。英国学者边沁早就指出，法律控制的首要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平等和安全，即良好的社会秩序。教师的制度权威在教学活动中以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在教师、学生和国家或者学校等之间形成一种秩序。只有遵守这些秩序，教育主体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才是可能的，教育活动才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2.大学教师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在大学教学活动中，渊博的知识积累不仅是教师自我完善的需要，从事教学工作的保证，而且还是教师业务水平的标志、影响力的源泉。大学教师的知识权威是指学生对具有渊博学识的教师尊敬和爱戴，从内心深处对教师有一种认同感和敬畏感。人们在某一领域之所以要服从某一权威，是与权威主体对这一领域里的事物的认识比权威客体更深刻、更全面直接相关。一般情况下，大学教师在知识、能力、社会经验等诸多方面高于学生，人们常用“一桶水和一碗水”来比喻师生知识水平的差别，处于知识“上位”是为师的基本要求。

3.感召权威存在的合理性。教师的感召权威，是由教师的性格、气质、能力等人格特征组合而成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它推动或延滞着教师教学权力的行使。大学教师最具吸引力的权威魅力，体现为他对至善人格的不懈追求和引领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的人格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基石。”在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具有热情、和蔼、诚实、谦逊、守信、公正等方面高尚人格的教师，学生便会产生仰慕之情，乐于听其言、信其道，进而也为学生树立了做人的榜样。这种榜样所折射出来的价值就在于为学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有较高感召权威的教师，把自己的优良素质展示给大学生，这对提高教学成效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教师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对于维护大学教师权威的重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大学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身份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学教师权威面临极大的挑战。大学教师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对于维护大学教师权威具有重大意义。

1.教师制度权威的挑战及教师自我发展的方向。随着教育民主化、法制化的不断深入，批判教师专制，主张消解教师制度权威的人士也逐日增多。现今，在校园，特别是大学校园，学生的维权意识普遍很强，大学教师在管教学生时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与学生对簿公堂。大学校园里存在诸多得当或不得当的维权行动，让不少教师即使是在进行合理的管教时也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学生权利扩大的同时，教师的权力面临缩小。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权力来源于制度和法律，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我国目前的教育法规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相关的立法严重滞后，教师权益的保障还缺少细化的操作性措施。一些人殴打、侮辱教师等行为，面临有法可依但却无法操作的窘境。

笔者认为，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师生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并不是理想中的亲密无间，师生之问的冲突常常是不可回避的。在学生维权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要发挥大学教师制度权威的作用，就需要制度设计得合理。张扬教师的“权力主义”，或把学生奉为“上帝”的制度设计理念，都不利于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另外，过多地行政干预也有悖大学教育理念。作为大学教师来说，要正确地行使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力，明确哪些是应该是教师必须管的，哪些不应由教师管，否则会适得其反。

2.传统权威的挑战以及教师自我发展方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深入，教育收费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教育产业化所激发的矛盾和冲突相当尖锐。舆论对教育领域的报道近几年常侧重于负面的报道，为师者尊的民间文化认同危机四伏；在如今为所谓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所牵累的教育体制中，结构性“教育过度”而带来的“毕业即失业”，严重削弱了由“出仕”而“重教”到“尊师”的民问传统，教师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笔者认为，权威的确立不能没有其社会背景的支撑。要利用多种社会渠道，塑造教师的美好形象，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从大学教师自身角度来说，也要严于律己，树立自己为师者尊的社会形象。除此之外，全社会也要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为学有所成的大学生报效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教师知识权威的挑战及教师自我发展方向。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青年学生通过现代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网络等媒介接受知识比重不断增加，教师知识传递的职能在逐渐弱化，这也动摇着教师的知识权威。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是建立学识权威的条件之一。如果一个教师经常地少学于、劣学于、后学于学生，这样的教师无论如何是难以树立起知识权威的形象的。因此，大学教师要树立自己知识权威的形象，就要成为自律学习者，树立不断拓展自身专业的意识。除此之外，还要求大学教师必须熟知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缺乏传授能力者便不能成为称职的教师，更不用说在学生中树立权威了。

篇10

【关键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mind)为此，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开展法学教育，拥?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nbsp;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不起作用。”（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企业”。（注：[日]新堂幸司：《“社会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问题上，当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

巧的学生。（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痉际杂凶琶芮械牧担诿拦淙幌氤晌墒Φ难匦胍?nbsp;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低。

为了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的问题，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心，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这种重视实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坏貌痪绲刈鲎急浮S捎诳际蕴乇鹬厥涌际约记桑绻皇翘?nbsp;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在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

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