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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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篇1

一、充分认识继续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农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我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对农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强化保障支撑作用。

二、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原则

(一)政府引导。各级财政部门通过保费补贴等调控手段,协同农业、水利、气象、宣传等部门,引导和鼓励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参加保险,积极推动农业保险试点业务的开展,调动多方力量共同投入,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二)市场运作。财政投入要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保险业务以经办机构的市场化经营为依托,经办机构要重视业务经营风险,建立风险预警管控机制,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防范和化解风险。

(三)自主自愿。农户、龙头企业、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各级政府等有关各方的参与要坚持自主自愿。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各县(市、区)可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支持政策。

(四)协同推进。保费补贴政策要同农业信贷、其它支农惠农政策有机结合,以发挥财政政策的综合效应。农业、水利、气象、宣传等有关方面要对经办机构的承保、查勘、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工作给予积极支持。

三、保险试点工作方案

(一)保险品种。种植业为水稻、玉米;养殖业为育肥生猪、能繁母猪、奶牛。其中,育肥生猪保费补贴政策待省政策下发后另行下发。

(二)保险金额和费率。水稻一般灾害险和旱灾的保险金额分别为300元/亩和100元/亩,保险费率分别为5%和10%;玉米一般灾害险和旱灾的保险金额分别为292元/亩和100元/亩,保险费率分别为5%和10%;能繁母猪的保险金额为1000元/头,保险费率为6%;奶牛保险金额为5000元/头,保险费率为5%。

(三)保险责任。种植业和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责任执行2007年政策。

(四)承保规模。保费测算时,各县(市、区)财政分别按种植业40%、能繁母猪100%、奶牛100%的承保面计算保费,并据此安排预算资金。

(五)保费补贴政策。各扩权试点县按川财办〔2008〕22号文件规定的补贴标准执行。非扩权试点县种植业保费分担比例为中央35%,地方财政40%(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0%),农民25%;能繁母猪为中央50%,地方财政30%(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0%),农民20%;奶牛为中央30%,地方财政30%(其中县级财政承担15%),农民40%。

(六)保费补贴资金管理。继续执行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所有品种的县(市、区)财政保费补贴资金从财政部门开设的中央特设资金专户划入市级开设的中央特设资金专户,由市统一拨入保险经营机构开设的“农险资金专户”。

(七)风险控制和管理。2008年风险管理和理赔支付办法按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达市府发〔2008〕35号)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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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2011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达61739.78亿元,同比增长27.9%,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房地产市场中,市场机制本身只能保证资源配置的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私人成本相等,无法保证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相等。因此,有必要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房价相对稳定、供求基本平衡和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分析

(一)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影响房地产价格。

第一,税收途径。税收手段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也是国家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房地产投资过热,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的情况下,房地产税收不仅是保证房地产业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重要工具,也是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经济活动的杠杆。但从国统局的近年来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来看,税收政策在现实中对于遏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分析原因主要如下:房地产税收占开发成本比例相对较小,对于房地产的高利润空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产生短期化思想,背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初衷;税收不论在调节总量还是在调节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时滞,造成调节效果不显着。

第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的高低会对居民的生活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提供保障性住房,对于改善住房结构、有效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目前来看,保障性住房政策对房地产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房地产供求关系、拉低房地产价格和影响房价上涨预期等方面。

(二)货币政策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是货币政策调整的重点。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供给和利率政策,两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大途径。

第一,利率途径。利率变化影响住房贷款利息,进而改变消费者的购房成本。由于房地产价格富有弹性,购房成本变化会使消费者敏感进入或退出市场,从而达到调节房地产的需求,直接影响房价。第二,信贷途径。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再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工具来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信贷机构的贷款供给能力。银行信贷能力的变化会对利率产生影响,从而增加或减少房地产需求,引致其价格的相应变化。第三,资产组合效应途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主要包括货币、债券、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如果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货币资产的收益率下降,投资者会减少资产组合中货币资产的比例,而增加非货币资产的比例,以形成新的均衡。从而导致非货币资产的需求增加、价格上升,房地产商品作为非货币资产就会受到影响。

二、调控效果及局限性分析

总体来看,2003年以后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对房价涨速过快及市场秩序的调控和治理与调控预期一直有较大差距。2007年以后,建立在前期一系列调控积累基础上,为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改善住房结构的调控思路,目前已经显现出一些效果,部分地区部分城市的房价有所回落,但仍不明显。总体上房价过高、部分城市的房价不断出现涨速过快以及市场有序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调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由地方政府所有,房地产价格上涨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所以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能够增加收益的措施。第二,住房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政府需要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虽然1998年国务院下发的23号文件确定了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2003年国务院下发的18号文件,将原来23号文件中有关“经济适用房是住房供应的主体”改为“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弱化了经济适用房在住房供应体系的地位。同时又没有及时建立其他有效地住房保障措施,这也是调控“失灵”的重要原因。第三,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得不到很好落实。地方贯彻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不积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时滞,使宏观调控的效果大大减弱。

三、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思考

首先,要重视住房保障。许多国家都将建立住房保障体系作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目标。认为这样做既有助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公平问题,也能有效改善住房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从而建立较好的市场基础。例如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主要是直接向低收入者提供公共住房,60年代至70年代,重点转为补贴私人机构兴建出租给低收入家庭的住房,70年代以来,住房短缺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政府主要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贴。

其次,强化税收工具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运用。税收工具对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我国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看,税收政策的运用力度明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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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经济

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许多潜在风险可能尚未显现。2009年末爆发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和希腊的主权信用危机引发了全球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借此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 财政政策的内涵以及近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

2004年至2008年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继续在东北进行增值税转型政策试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

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性金融风暴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投资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 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国。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包括:金融监管、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退税、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国经济。

(1)从国际看来,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

对美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第二,消费的下滑加快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

对欧盟来说,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机的影响。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下跌。美国房市的不断跌深引起市场对欧洲房价的担忧,欧洲房贷市场抽紧。

对新兴国家来说,受美国次贷以及华尔街大公司破产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国家金融市场遭受重创,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国家的信用风险加大,已经难以应对由于对外账户失衡和经济减速带来的不利影响。

(2)从国内看来,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中国出口业遭受重创。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进出口出现下滑、部分出口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不少沿海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目前,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

再次,威胁到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我国目前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危机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节节下降,目前已趋近于零。

最后,影响我国国内投资信心。危机发生后,国内相关的投资受到牵连,国内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目前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转贴于

3 选择财政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1)政策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我国制定财政政策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2010年3月初召开的两会要求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份,2.7%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逼近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价格调控目标,也使得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有所增强。

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较长,存在“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2)适当调整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

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的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

(3)地方性的“隐形财政风险”。

据估算,目前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超过6万亿元,其中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5%,财政收入的80.2%,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一些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本身不具备充分的还款能力,主要依靠综合效益来还款,这里蕴含着城市政府以及财政性的风险。

4 财政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由前文的分析看来,世界金融危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波动与回升中,我国的国际发展环境将有所改善。但是我国国内经济尚未从次贷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因此在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上,还有必要保持扩张形态必要的连续性,并注意适当按实际经济走势进行宏观微调。

(1)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合。

从目前情况来看,前期为“保增长”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及时有效,但外需仍显疲弱,总需求仍然不足,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在财政政策实施中,把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和加快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2)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我国国内需求。

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避免对于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扩大国内需求主要从以下个方面出发:一,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消费不足特别是农村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虽然200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均超过GDP增速,但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却指出,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二,建立社会保障扩大内需。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战后各国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稳步上升,逐渐成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开支项目。

(3)大力支持“三农”,促进农村发展和劳动力转移。

理论界普遍认为,推动农村消费和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比积极的货币政策更有效;新农村运动的倡导者也主张通过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来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建立健全政府农业投入制度,积极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性信贷投放结构,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不断增长。

其次,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抓紧研究建立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并总结经验改造能繁母猪补贴机制。

(4)规范地方政府融资。

政策扩张期带来了我国公债规模的明显上升,除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9年“登堂入室”的2000亿元地方债之外,地方通过“融资平台”举债融资的规模也已迅速扩大。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关键是应当因势利导引导其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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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存款准备金;货币政策;经济活动;货币乘数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

(一)存款准备金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后,会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国民收入,进而影响实体经济。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对我国的货币供应量进行有效监督。具体作用有:第一,保证商业银行及其他存款货币资本的流动性;第二,中央银行可以专注于信贷资金的一部分履行职能,银行间结算处理,向金融机构贷款,以适应短期资金在不同的银行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调整;第三,通过作用于货币乘数,调整货币供应总量。

(二)存款准备金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调节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作用于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是表示中央银行增减一单位的基础货币造成货币供应量增减的数值。当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升(降低),货币乘数值就下降(增大),这使得商业银行信贷系统减少(增加)的创造能力,也使得信贷规模减少(增加),导致社会信用压力增大(减小),货币供应量减少(增加),利率上升(降低),社会的投资及其他支出相应缩减(增加),这就是存款准备金工具的作用过程。

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局限性

(一)对经济调控的震动太大

由于存款准备金通过影响货币乘数对经济产生影响,在经济出现过度增长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通过货币创造过程,使社会中的信贷资金多倍收缩,给经济降温。中央银行每次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就要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当调节过于频繁时,就会导致银行的经营产生不确定性,对银行业的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带来经济的强烈震荡。

(二)频繁调整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我国银行缴存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额数额比较大,这使得央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不明显,需频繁调整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这会造成经济稳定性的降低。都知道,只有在稳定的宏观环境中,才有助于经济活动高效的进行,而频繁的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导致波动的宏观经济境况,增加人们预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微观主体承担更大的风险,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造成经济活动减少。

(三)对各类银行的影响不一致

由于银行的规模和经营环境不同,存款准备金“一刀切”式变更对银行的作用不同步,一些银行就容易落到流动性的困境。存款准备金轻微的变化,会有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因此,对经济的短期调整是不合适的,由此存款准备金也是一件威力巨大而不能常用的工具。

三、强化我国存款准备金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提议

(一)密切配合其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存款准备金制度在调整时存在对经济震动太大的局限性,并达不到及时有效调控经济的政策效果,而若与政府其他部门进行充分的协调和合作,则助于达到最大的政策效应。当经济形势过热时,紧缩的货币政策应配合紧缩的财政政策,相关部门降低财政款项,更多的往央行上交存款,使得社会上的货币量削减。在税收方面,通过提高税率,加强税收征收和管理的力度,减少企业的融资途径,降低企业的投资欲望。

(二)实行多种货币政策组合调控

我国历年来经济调控时所使用的货币政策,虽然存款准备金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配合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具备主动性的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结合存款准备金制度,再加以央行审时度势的卖出有价证券,通过票据交换与结算,减少银行的流动性,使得银行体系贷款规模的缩小,从而有效的抑制我国国民经济中流动性过剩、货币供应过量,投资欲望过强和消费过热的现象。

(三)加强金融体制的完善和创新

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金融创新型产品严重缺乏,导致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过度的依赖。因而,金融机构应该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不断研制出新颖的金融产品,丰富金融市场,促使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得到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得到强化,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抵抗能力,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在中国外汇储备系统。

四、结论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节会对货币供应量的增减造成影响,同时也会控制经济。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存款准备金制度在我国宏观调控是十分重要也是使用十分频繁的货币政策。通过分析暴露了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对经济的震动太大、缺乏弹性、地区间影响不一致等。针对存款准备金的局限性本文也做出而相应的加强其作用的提议,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密切配合,实现了多种货币政策的调整,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和金融制度创新,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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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淑娟.货币银行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61262

[3]孙少岩,张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效应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5):5963

[4]陈艳冰.探析存款准备金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J].现代经济信息,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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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政.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策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1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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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

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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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

一、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的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国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与关系,制定经济发展的决策。在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中,我们知道其具体目标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经济运行中,这四个目标是相互关联并且存在着矛盾。宏观调控各项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关系,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门制定与实施,也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如何发挥宏观调控各手段的组合效应,需要政府把握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势,确定一个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目标指引下,各项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各项政策之间需要配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需要配合。这两项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两大工具,二者之间的配合基于这两项政策调节的不同点:就作用时效来说,财政政策起效的时间相对较短,对经济存在着直接的拉动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较为缓慢;就作用杠杆来说,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增减,国债的发行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就调节侧重点来说,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与结构优化能起到更为明显的效果,货币政策更侧重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刺激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日前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税收调整,如2008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这项举措应对我国贸易出口下滑的境况。这些政策分别在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方面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为产业政策的实现提供支持。产业政策一词,源于日本。在下河边淳、菅家茂编纂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调整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与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干预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国家财政的投资规模和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与中央银行所制定的信贷利率与规模及商业贷款的政策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日前全国发展改革会议指出,“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战略性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保护和发展好支柱产业、骨干产业、重要产品和重要生产能力。”针对这一产业政策,财政部应加大对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与这些产业优惠;中央银行应放宽对属于支柱产业中企业的信贷约束。

二、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要避免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矛盾对经济目标的实现造成反作用的冲击,使宏观调控达到综合协调,除了应以遵守宏观调控法原则为基础,具体来说应该建立宏观调控综合协调机制,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上面已经述及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相应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主要由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规划、实施、协调等工作,也是由这几个经济职能机构共同来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组织机构上建立起综合协调的机制,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控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其一,在制定决策时,各个部门之间应该进行沟通,向其他部门论证自己部门实施此项决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说明这项政策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及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必须与财政、货币的宏观调控部门进行协商,以取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支持。对于将要确定的政策,由相关专家及部门进行评估,明确利弊,在国务院批准此项政策后,针对此项决策将要产生的消极影响,建立一套预警方案,由此确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及颁布流程,确保此项措施不对其他部门的决策造成破坏性作用,以致影响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实现;其二,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调控权,其使用的经济变量如利率、税率非常敏感,这些变量对价格、成本及利润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对经济、市场主体和普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以国家立法机关及审判机关为核心,针对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权力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且各部门之间达到相互监督与制约。

三、结语:

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制度是为了客服单一宏观调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职责是为不同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使之协调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影响宏观调控总体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使其最大限度的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参考书目:

【1】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观调控》,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会强著:《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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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财政;政府会计;政府统一账户;英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F8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0-0065-03

一、WGA的基本框架

WGA是指覆盖英国所有公共部门的一组合并财务报表。它借鉴商业会计方法,为整个公共部门制作一套基于通用会计准则(简称GAAP)的、统一的合并财务报表,其目的在于:提供质量更高的、更透明的信息,支持财政政策的发展,更好地管理公共服务,以及更有效地分配资源。

1、WGA涉及的范围。

《政府资源和会计法案2000》为WGA提供了立法框架,它要求财政部为每个履行公共职能的实体,以及部分或全部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实体准备WGA。具体来讲,基于GAAP的WGA的合并范围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四个地域的各种类型的1300多个公共实体。这些实体分为以下几类:

(1)中央政府。包括核心政府财政基金(’Core government’financial funds,例如:国家贷款基金账户);政府部门资源账户;非部门公共实体;养老金计划,包括中央政府养老金计划,国民保健服务、教师等其它非基金性的雇员养老金计划);部门资源账户中未包括的国民保健服务实体等。

(2)地方当局(Local authorities)。包括四个地域的各类议会(如:单一制议会、郡议会、自治市镇议会、区议会等等);消防机构、警察机构、缓刑委员会、旅客运输机构;废物处理机构、资源保护局;地方教育当局及学校等。

(3)公营公司(Public corporations)。包括国有行业、其他公营公司、营运基金等。

2、建立WGA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合并的方法论问题。由于合并的工作量非常大,采取财政部与政府部门相配合的方法,由财政部负责整个合并过程及账目的编制,并利用政府部门作为中间人,由它们负责其主办实体的子合并(sub―consolidation)。在合并步骤上,采用阶段性方法,先发展中央政府统一账户(CGA)和未经审计的、基于统计原则的WGA,再过渡到基于GAAP的WGA,并且对账户进行几年的模拟运行,以确保质量。财政部还通过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和咨询组,制定详细的合并进度表,要求每个相关公共实体制定年度数据进度表等多种措施,来确保WGA项目的顺利实施。

(2)集团内部交易的问题。WGA把所有的公共部门看成一个完整的实体,因此必须排除集团内部交易的影响,即从合并的WGA数字中对销掉不同公共实体之间的所有物质交易和结余。此外,对在多个账户中报告的交易要进行调整以避免重复计算,这主要涉及到集中基金账户、国民贷款基金、国民保险基金。

(3)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的一致性问题。合并必须基于统一的会计政策框架,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英国各类公共实体采用的会计政策体制并不一致,具体会计政策的差异也加大了合并的难度。为此,必须比较、调节和集中公共部门中各类法规及会计指导系列,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惯例。

(4)WGA报告的形式和内容。《政府资源和会计法案2000》指出,早期的WGA报告至少要包括三个核心报表:财务绩效报告(即收入与支出账户,相当于损益账户)、财务状况报告(即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要解释主要的数字是如何得出的。通过这些高度集中的报表,为议会和其它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宏观经济信息。

(5)审计问题。为了增加WGA的可信度,其账目必须进行独立的审计。这一审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并入WGA的各个公共实体的法定审计,为此,应当建立与公共实体审计行业标准类似的审计标准,规范审计意见的形式,明确审计权限,并且协调不同审计人员的工作。例如:根据合并范围,明确主计审计长(简称C&AG)、私营部门审计人员、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审计委员会指定的审计人员、北爱尔兰主计审计长等不同人员的审计权限和范围,协调不同审计人员对会计确认等问题的差异。此外,可以开展一至几年的审计模拟运行,以检验其效果。

3、WGA的发展目标。

(1)中期发展:建立基于统计的WGA。在开发和实施基于GAAP的WGA的同时,财政部决定先为整个公共部门开发未经审计的、基于统计原则的WGA。它可以在财政年度结束后较短的时间内生成,有利于为短期或中期财政政策及时提供所需的数据,以促进财政政策的发展,此外,它有可能提高基于欧洲账户体系(简称ESA)的国民核算账户的质量。

(2)中期目标。 建立WGA的中期目标是以GAAP为基础,准备一套完全经审计的WGA,它既会流入(feed into)基于ESA95的国民核算账户,也会流入基于统计(也基于国民核算账户)的WGA(如图1所示)。经审计的、基于GAAP的账目以年度为基础生成,它要经过议会的详细审查,并且为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服务。其主要的信息来源为:部门的资源会计与预算(简称RAB)账户、信托和养老金计划的财务报告、地方当局和其他公共部门实体的账户。

基于统计的WGA年度或季度为基础产生。为了产生季度信息,它需要从国民核算账户和部门RSB账户中生成综合的数据,并且对国民核算账户分类进行调整以生成使用RAB分类的账户。这些未经审计的季度信息应当及时准备好以进入短期的财政政策规划过程。

资料来源:HM Treasury(hm-treasury.gov.uk)

WGA是对现有国民核算账户的重要补充。国民核算账户、基于GAAP的WGA、基于统计的WGA,这三个账户都有可能彼此接受数据,例如:可以通过WGA生成的数据改善国民核算账户的数据。

(3)长期目标。长期中,基于GAAP的信息首先从RAB,再从WGA,越来越多地直接流入国民核算账户。WGA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年度审计账目、季度产出数据、国民核算账目,以及国际比较、规划和预测、经济和财政政策等所有产出的、单独的数据收集系统(见图2)。

要实现长期目标,必须做到:(a)成功实施基于GAAP的WGA和审计;(b)拥有从多种平台接收数据以实施合并的技术,以及为多种报告处理数据的技术。

为了生成图中所示的结果,一些来自WGA的数据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或者与其他数据相结合。例如:考虑到ESA分类,可能要进行数据调整以编制国民核算账目;一些预测可能需要把GAAP信息与人口统计规划的数据相结合等等。

资料来源:HM Treasury(hm-treasury.gov.uk)

二、对WGA的评价

1、英国政府对WGA的期望。

近年来,在新工党的领导下,WGA已经从最初的关注增加透明度、增加各类政府部门和公共实体之间的财务责任,发展到与政府决策(尤其是经济层面的决策)直接相关。不论对政府本身,还是对议会、纳税人等其它潜在使用者而言,建立WGA都具有明显的好处。

政府希望WGA能够为各个层次的政府部门、议会、纳税人等用户提供质量更高、更透明的信息,以辅助经济政策的发展,通过更好的决策促进经济绩效的改善,从而使纳税人受益。

2、对WGA的批判性分析。

(1)WGA辅助宏观经济决策的局限性。政府期望通过WGA提供对宏观经济决策有刚的信息,特别是帮助处理代际公平问题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这里隐含的假定是:WGA能够包括养老金、税收、社会保障人口预测、固定资产使用期限等黄金法则管理所需的重要信息,但是WGA信息难以达到这些要求。为了责任目标,必须确保这类资产的保护成本、维修成本等信息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在政府账目中。

(2)政府债务合并的困境。现实的困境是:政府一方面希望WGA提供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合计数据,另一方面又不想将一些重大的债务(如养老金负债)列入资产负债表。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影响了WGA信息的可用性及其合并的进程。债务合并困境的典型例子有:(a)关于“铁路网”(Network Rail)实体21万亿英镑债务的会计处理问题。主计审计长应用英国GAAP,认为铁路网的债务应该列于资产负债表中,而国家统计署应用ESA95原则,认为这一债务应该在表外。(b)对私人主动融资(PFI)、公私合作(PPP)项目的会计处理。根据FRS5中设定的基本原则,WGA合并中应当包括PFI项目(因为政府确实从项目中受益并且承担了在长期中为项目提供经费的义务),但是PFI项目却被保留在表外。PPP项目中与政府合作的私营公司的资产、负债既没有列入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列入特定用途实体(简称SPE)的资产负债表。

(3)合并会计技术的问题。同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在使用合并会计技术的概念及操作上都更为困难。主要表现在:(a)由于高度合并的数字,WGA可能掩饰了一些绩效较差的政府单位,而且低估了那些绩效较好的单位的贡献,难以提供评价政府财政状况和财政业绩的充分信息。(b)合并界限难以确定。关于公共部门的定义多种多样,不同的界定标准反映了不同的政治责任。反对编制WGA者认为:将非部门公共实体、地方政府、国有行业等纳入WGA会引起误导,因为这些实体与中央政府在宪法上是独立的,中央政府不拥有这些实体的任何资产和负债。但是支持WGA者认为:如果尊重这些实体的宪法独立性,WGA将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些实体或多或少地从中央政府那里接受资助。(c)WGA审计中涉及的实体众多,难以协调。一方面,主计审计长、四个地域各自的审计机构、私营部门审计人员都有自己独立的审计权限,另一方面,主计审计长等主要审计人员必须依靠次要审计人员的工作。要想管理次要审计人员的工作,主计审计长必须拥有否决他们工作的权利(如果审计缺乏质量)。但是,目前并没有清晰的审计直线职权,不同公共部门审计实体之间又竞相争夺地盘,使得WGA审计过程存在重要的结构缺陷,在会计确认问题上各种审计实体之间可能存在大的分歧。(d)WGA要求公共实体实施权责制基础的会计系统,大量的中央政府账目也已经改为权责制基础,但是由于获取信息的技术难度,税收的计算仍然是现金制基础的。部门RAB的合时性和质量,以及上述未解决的问题都会危及WGA的效用。

参考文献:

[1]Danny S.L.Chow. Christopher Humphrey and Jodie Moll.Developing Whole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in the UK[J].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2007,23(1):27―54

[2]HM Treasury. Introduction to Whole of Government Accounts[EB/OL].(2007-04-02).

[3]David Heald,George Georgiou.Consolid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the UK govemmem sector[J].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2000,30(2):15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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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其次,GDP是描述经济规模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因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国家经济规模较大,但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认为是穷国;有的国家经济规模不大,但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被认为是富裕国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麦等国。

第四,GDP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五,GDP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据。首先,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有22个,其中和GDP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一个是GDP年均增长7.5%;另一个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6.6%。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一个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个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3%增加到2%。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个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标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单位GDP能耗,是约束性指标。

其次,GDP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和CPI涨幅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又一次连续保持5年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再次出现过热的现象,2005年至2006年国家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07年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急剧收缩,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见,GDP描述的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GDP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仅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有关紧缩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过热,拉动经济回归到正常水平;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有关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都要通过GDP来检验。

GDP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首先,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场活动为主体,它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尺度是市场价格,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市场价格,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而这些投入成本远不能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同国家的产品质量、拥有的品牌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排放强度也具有很大的差异。GDP没有反映出这些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

第三,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第四,GDP没有反映非市场性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不管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高低,这些劳动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计算市场化的家务劳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GDP反映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参与了这种生产成果的创造活动,更不涉及还有多少人希望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个生产指标,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指标,它只是利用这几种收入形式反映生产活动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从而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改善情况。例如,GDP不能反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况。

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自然资源,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消耗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没有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类的自觉行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善。因此,国际上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理念,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计算绿色GDP,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正式绿色GDP数据。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从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些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福利状况,从而它不能反映这些方面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它不能反映环境损失和环境改善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GDP既有重要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这一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在强调它的作用的时候,不要忽略它的局限性;在看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不要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能奢望GDP能够满足方方面面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统计指标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利用GDP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在超过GDP适用范围的领域要发挥其他合适的统计指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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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作用

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

1.西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启示

西方经济学家尝试了多种方法治理通胀问题。凯恩斯学派在治理通胀过程中采取降低有效需求的理论,认为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投资和消费,降低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控制通胀压力。新古典学派认为要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西方国家在治理通胀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上世纪经济波动时期普遍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胀,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其中运行效果较好的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的“松紧”搭配的政策取得较为有效的成果,特别是在滞涨时期,美国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政府支出、消减赤字等,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抑制通胀。

2.我国采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胀压力,对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导致的经济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适当合理的运用财政政策对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1)财政政策的运用有利于在短期内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对国内商品的需求状态来调节经济发展效果。对于国内出现的较高通胀压力,政府可以采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构性调整,在短期内有效的改变商品市场供应,淘汰一部分落后产业,积极推动前沿产业的发展,对加快经济合理化调整和持续稳定长期发展具有较高的影响作用。

(2)综合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抵御通胀压力,又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政府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双赢目标。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国内需求水平,另一方面扩张财政政策可以适度的提高国内居民的社会需求,当两方面的力量相平衡的时候既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又可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

(3)财政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进行弥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出现资金流通困难,更加促进经济的萧条,损害经济运行的动力。然而如果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例如对企业进行税收上的优惠和补贴,则可以有效的对其产生的不利方面进行弥补,帮助企业降低损失。

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理论分析

(一)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减轻通胀压力。新剑桥学派则反对用紧缩政策、压低就业的办法来治理通胀,主张更多地注重财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进行适当的松紧搭配运用,配合实施收入政策和劳动政策。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减少通货增长率就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政府采取“单一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供给学派认为,要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运用减税、减少对企业活动的限制等刺激生产力的方法同时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

西方国家反通胀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占有明显统治地位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各国基本都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其中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利率、控制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等,财政政策包括减少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加税收等。上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在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涨”局面中逐步放弃了单纯依靠抑制需求治理通胀的政策,开始采用主动遏制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不再是一味从紧,两者的组合也更加灵活。80年代美国政府就以供给学派的理论为指导,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松紧”搭配的政策,一方面减少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实施减税措施,当经济走出滞涨后再实施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这一系列措施帮助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本摆脱滞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则高度重视物价的稳定,变治理通胀为积极预防通胀,治理通胀同样采用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控制公共支出、削减赤字,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供给抑制通胀。

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一是治理通胀要重视采用更加主动的政策措施,既要尽力减轻通胀的负面影响,也要积极从源头化解通胀压力、遏制通胀蔓延,在一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些调控目标的重要工具;二是在保持各种政策协调配合打出“组合拳”的同时,也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地加大某些调控政策的实施力度;三是政策的制定也要注意着眼长远,着眼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而不应仅仅是应急之策,注意在治理通胀同时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我国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缓解当前通胀压力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结合当前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分析,从紧货币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有效解决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调整供给结构;二是货币政策作用的外部时滞较长[3],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传导阻滞,政策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显现;三是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效果不明显,通胀压力在全球不断蔓延的今天,一国的货币紧缩政策难以完全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四是过度紧缩可能削弱实体经济的活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攀升,经济下滑;五是在经过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这些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余地已显狭小。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中则应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一,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时滞短、指向性强,在强势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中效果更加明显。在治理供给不足引发的通胀压力时,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直接、有效地改善短缺商品的市场供给,抑制过快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同时也可为其他调控政策充分发挥作用,争取更多的时间。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实现“压通胀”和“抓增长”之间的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影响,今年我国净出口的增速可能会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求不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稳定并刺激社会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三,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弥补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更大困难,“误伤”经济实体,损害经济运行效率。实施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最大限度消除从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帮助因实施从紧货币政策而受到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再次达到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应对可能会持续时间较长的通胀压力。因此,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有待观察的情况下,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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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制;改革;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161-03

我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已连续出现四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每次持续二三年,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冲击,很多历史欠账至今难以解决。伴随着中国政府全面履行WTO义务,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内、外严峻挑战,国际收支顺差居高不下、人民币升值、巨额外汇结余、流动性过剩、房地产泡沫等因素将最终归结为通货膨胀形式表现出来。如何在保持经济继续高速稳健发展的前提下,探讨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经济政策,收紧流动性,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成为本届政府的重大经济课题。

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目前宏观调控的主要工作是对于近5年改革成果的巩固提高。事实上,由于历史欠账所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效果的“迟滞效应”,物价上涨仍面临较大压力,基础产业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影响仍将持续存在,相当部分的PPI(生产价格指数)上涨最终会以成本推动形势传导到CPI(消费价格指数)中去,通胀风险正在集聚。将税收制度安排作为治理通胀最为根本性的举措,政府才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在处理税收制度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方面,经验不多,教训不少,政策制定和出台一直处在为环境“倒逼”的尴尬境地之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原因在于,对于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根本性动因论证模糊,对于税制的设计取向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政策效果缺乏有效统一的评价体系,调控当局难以适从,政策制定一直在“相机选择”之中摇摆。

一、税收制度供给对于通胀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无论就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就微观经济运行来说,税收的变化都会对货币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形成货币的流动性效应。增税效应从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减税效应从供给方面减轻通货膨胀;增税的流动性效应从货币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宏观税收理论,着重研究税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税收如何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抑制经济衰退。其办法不外乎是通过减轻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以及通过对企业投资的税收减免以刺激投资需求。新古典学派(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的税收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这一学派的税收理论继承与发展了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税收理论,并结合宏观税收理论,研究税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供给学派是随着研究如何摆脱滞涨困境而发展起来的,把滞涨原因归咎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运用税收等经济杠杆刺激社会总需求,在短期内可以增加国民产出和就业,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妨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对社会总供给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缓慢增长,这就是滞涨的现象。供给学派还认为,税收与总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逆向关系,这个关系基本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降低税率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刺激人们的储蓄与投资意愿,从而增加社会的总供给。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财富慢慢转移到居民手上,1978年全国居民存款280多亿,到了2006年是将近16万亿,居民手上拥有大量社会财富是几乎不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的。对这个特殊国情,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不管央行采取什么样的货币紧缩措施都很难改变流动性过剩的格局或趋势,只会在金融市场上引起短期的心理恐慌或者是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向变化。中国开放程度极大增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未来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影响。税收制度供给作为国家所掌握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一,对经济的影响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基础,以国家颁布的税法为依据,具有极大的“刚性”,尤其在我国处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行政力较强的经济转型环境下,作用更为突出。如果税制设计高效合理,能够与税收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基本切合,就能有效地规范税收行为,执法者受法律制约而秉公执法,政府就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所以,应当尽量减轻生产要素供给者的税收负担。在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方面,增税和减税对物价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宏观方面影响的是货币供给量,微观方面影响的是货币需求量。任何调控工具的影响因素和调控效果都是极为复杂的,从宏观效应来看,税收政策的运用效果关键在于对相关变量的假定限制上。

二、转轨经济的税收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正确应对当前通胀风险,必须首先分析我国通胀的类型,我国通胀兼具多种特征,但总体上属于抑制型通货膨胀,通过政府对价格水平的行政控制而反映出来的有限的价格水平上涨问题很突出。所以,就反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目标而言,当前的理论研究只盯住物价稳定是有失偏颇的。如果反通货膨胀政策目标简单地确定为物价稳定,不仅不可能通过稳定物价来稳定经济,相反可能在单纯的稳定物价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使得经济生活变得更为不稳定。

IS-LM曲线是产品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利率和收入的模型,不仅被凯恩斯主义者用来解释衰退、高涨和充分就业状态,而且用来论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IS-LM模型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对于转轨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应用IS-LM曲线比较分析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胀的效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图表明,我们在开放市场条件下投资(I)与利率(R)、收入(Y)与储蓄(S)的一般关系,即利率(R)是核心指标,是投资(I)的主要依据。影响通胀的决定因素是投资和储蓄,也是模型中IS曲线的变量,以此分析方法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依据符合数理原则。那么,转轨中的IS曲线有什么特征呢?在中国现实中,投资主要不是以利率为中心进行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投资中的主体是公共资金,包括财政、银行和国企,这里既有国有企业自身通过积累的投资,又有而且更多的是财政投资和从国家专业银行、资本市场融资进行的投资。因此,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掺有政府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率的考虑放在了较靠后的位置上。总的来看,转轨经济决定了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不大,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灵敏,储蓄对所得增长与否反应并不灵敏,不论所得增长与否,预期不稳定都会导致储蓄增加。1998―2002年,多次调低利率却不能形成投资热潮,反而放松了流动性,就是明证。

以上情况也可以从数理角度来解释,IS曲线的斜率取决于(1-MPC)/D,MPC为边际消费倾向,D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如果D值大,则表明投资对利率变化比较敏感,IS曲线就比较平坦。但转轨中的D值较小,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是很敏感,因此,IS曲线在转轨中较陡。从(1-MPC)来看,如果边际消费倾向较大,IS曲线较平坦,斜率就会较小;反之,当边际消费倾向较小时,IS曲线较陡峭,斜率就较大。显然,转轨中的比较小,因此,使IS曲线更加陡峭,甚至接近于垂直。接近垂直的IS曲线表明,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的作用不显著,而财政政策的作用较大。

三、抑制当前通胀风险财政政策的综合比较

财政政策对于转轨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当一国经济处于公开型通货膨胀(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上涨)和抑制型通货膨胀并发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如果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目标仅仅是稳定物价,那么,反通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抑制型通货膨胀的各种表现形式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支出政策以及公债管理政策等是财政政策实现反通货膨胀目标的主要载体。从财政政策来说,反通货膨胀的具体措施是削减财政支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今天以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压缩财政支出困难重重。在“人吃马喂”等消费性支出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情况下,不可能用支出政策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在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已经很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继续削减,否则,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产业瓶颈部门投资会更加萎缩,危害中长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提供充裕的社会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养老保障、救济保障等,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开支项目。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想要通过压缩支出来治理通货膨胀是不容易实现的。

从公债管理政策来说,反通货膨胀的具体措施是发债支出政策以及公债管理政策等。从公债管理与能动的公开市场业务的关系来看,中央银行卖出债券实际上等于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尚待完善,利率缺乏灵动,公债发行制度不健全,公债种类单一,国库券期限较长等,造成公债管理政策难以奏效。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

卖出债券准备金减少货币和信贷供给收缩利率上升社会总需求缩小通货膨胀压力减少

转轨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因素的发展、宏观管理间接化的推行,财政政策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支出政策以及公债管理政策等仍是初步的、不规范的,经常出现动荡和混乱,作用不能高估。具体原因在于财政政策所赖以发挥作用的财政体制不健全,问题很多,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1.市场主体因素。在转轨的相当长时期内,市场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直接的政策干预和支持仍占很大比重,间接调控难以全面发挥作用,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同一性,使得政策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软化”;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的主体力量还很小,财政政策对民间资本的带动作用也很弱,形成财政资金要独闯天下,但又没有力量的困难局面。2.公众预期因素。由于改革中各种涉及公众生活的体制(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都需要公众自己负担一部分,而具体办法尚在不断调整之中,因此,公众的未来支出预期不乐观且不稳定,而改革中下岗和失业增多,使公众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也不乐观且不稳定,这就使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难以发挥作用。3.财政政策的作用被金融体制不规范所抵消。在财政采取从紧政策时,金融机构扩张信用,而在财政采取扩张政策时,国有性质的金融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口号下,贷款自我收缩,商业银行出现体制性萎缩。使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支出的做法,如果不能得到信贷的全面支持,就难以达到效果。4.“挤出效应”不明确。处在转轨中的我国,“挤出效应”之所以失灵,一是因为我国利率没有真正市场化,利率不是随市场而浮动的,不会因为财政资金增大投资而提升利率水平,所以,以利率为中心而提出的“挤出效应”不能在我国套用。二是民间资本与财政投资不是一个领域,民间资本不是被财政资金挤出了,恰恰相反,财政投资的目的是希望拉动民间投资。

四、改善我国税收制度的供给

虽然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通货膨胀的防治功不可没,但所暴露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将越来越严重,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与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联度:(1)税法体系不健全。我国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在税法体系中占母法地位的税收基本法,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关系的共性制度、基本制度就无法权威性地确立,单项税收法规的衔接性问题无法解决。(2)税法没有很好地反映公平和效率原则。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公平和效率问题不解决,税法对资源配置的调控作用很难真正发挥,国家亦无更多财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实际和有效地调控。(3)税收管理体制缺乏规范性。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税收基本法,税收管理体制主要规定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政策文件中,其权威性和规范性均较差,没有体现合理分权,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税务机构分设后,两个税务机构征管范围相互交叉,难于划清,出现了争税源,争收入,征管重叠,税收成本增加等问题。(4)税收征管制度仍有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税法确定性较弱,税收征管受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税法对税收征管人员的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刚性,税收违规处理刚性不足,造成偷税、漏税现象严重等。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调控对通货需求起到自动稳定器和人为稳定器的作用。同支出政策、公债管理政策相比,税收政策可能更适合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首先,虽然税收在稳定价格方面存在局限性,但这只是说明税收杠杆不是万能的,它的反通货膨胀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和利用不同的税收手段有较大差异,以提醒政府在利用这一政策时谨慎从事,而绝不是要否定对这一工具的利用;其次,如果某种税收可以使价格水平低于利用其他政策工具或其他一种税收所产生的价格水平,那么,这种税收就是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再次,在我国目前税收制度下,考虑税收政策的局限性,主要目的是:澄清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上,我国税收制度还存在哪些缺陷,如何更好的完善税制,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总体上说,包括购买支出、转移支出和税收工具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发挥了调控作用。综合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在支出方面扩张、在税收方面紧缩的净效应,1998―2005年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0、2.8、3.2、0.5、0.6、0.9、0.7个百分点(资料根据《统计年鉴》整理)。这说明,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后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净效应相对较低,支出政策以及公债管理政策等的作用正在逐步下降;这也反映了社会投资逐步恢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断增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逐步下降,表明2005年正式转向中性的稳健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基于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比较复杂,而且基本上属于抑制型通货膨胀,税收工具反通货膨胀受到一定限制,但反过来却为以税制改革来调控通胀提供了极大的空间。2007年,与税制改革领衔的新一轮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将渐次展开。

五、我国反通货膨胀税收政策实施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