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范文
时间：2023-11-14 17:36: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危机
1.导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我国进入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即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极大转变进而带动了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同时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的格局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人们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最终出现信任危机。信任危机问题已渗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但危及到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而且还使人们日常的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偏差，进而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出现。而社会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的巨大障碍。
因此，深入探讨研究我国现阶段即转型时期社会信任危机出现的现象、危害及原因，寻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我们需要不断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并主动适应这些新变化，努力寻找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良好路径，使社会信任体系不断完善。
1.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文献分析法为文章的深度研究和分析提供了补充、启示和佐证的作用。实证分析法则是根据当前社会现实，通过引用社会现实中的案例来论证文章内容的方法。一方面为了使论文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为广泛、生动、客观真实的资料，弥补文献分析法的不足，笔者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地收集出现社会信任和社会信任危机的案例，并将其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信任问题进行比较，力求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信任危机进行客观的研究，深入的剖析和全面的思考。
1.3创新之处
独特的研究视角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通过运用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信任理论并结合心理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根据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最新实际情况，对中国转型期现阶段的社会信任危机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剖析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出现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2.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 其中之一即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时期，信任缺失问题日益严峻，不但危害到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人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受到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我国转型时期若要更深层次的研究这一时期社会信任危机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转型、什么是信任、什么是社会信任等相关问题。
2.1 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动，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迁。整个社会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型以及观念层面的转型。
2.2 信任
在学术界，不同研究领域的的学者对信任的定义不同，包括：个体角度、社会角度和人际关系角度。本文将上述观点进行综合，认为信任的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信任是一种行为预期，是对他人履行承诺与否的一种态度和心理活动；其次，信任是一种风险；最后，信任是一种期待他人能够履行诺言的有风险的行为。
2.3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社会交往主体之间在相互认同、彼此信赖的基础上进行真诚的交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社会信任的理解各有特点。如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信任是一种关系形式，反映的是建立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可实现的角色期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则认为社会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对他人的行为做出不设防的正向估计。
3.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的现状
3.1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信任危机的表现
本文中所要研究的信任危机指的是本应该相信，却不去相信或者是不敢相信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信任危机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理性的、依赖证据的不信任转变为情绪性的、不自觉地、无条件的不信任，由个别的、局部的不信任逐步扩大为普遍的不信任，由浅层的不信任发展到了深层的不信任。①
（1）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信为政之基，政无信则危，有信则昌。”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不完善，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群体正处于分化整合的阶段，现代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处于断层时期。
（2）经济领域的信任危机。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合同欺诈行为增多。
（3）人际交往的信任危机。社会交往领域、日常生活中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信任危机。
（4）思想领域的信任危机。当前我国的信任危机已经从制度层面上升到了思想层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思想领域呈现出了畸形化发展，使得人们出现了迷惘、浮躁的状态。
3.2社会信任危机的危害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严重的信任危机，正逐步侵蚀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给经济社会的良好运行带来了严重危害。
3.2.1社会信任危机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
当前，社会出现的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危害到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和行政效能的有效发挥，已经威胁到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护和信任，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多。可见，政府信用的缺失，直接的后果是人民对政府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政府的政策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执行，进而威胁到政权的正常运转。导致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
3.2.2社会信任危机造成混乱的经济秩序
转型时期在我国出现的社会信任危机一方面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阻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交易成本由于信任危机的出现而大大增加，导致我国经济效率低下。由于信任缺失，导致市场交易中出现经济秩序问题，进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信任危机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3.2.3社会信任危机影响社会秩序的整合
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社会秩序的整合，信任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控制机制之一，我们都知道如果信任被忽视或缺失，就像遭到污染和破坏的河水一样，鱼儿面临死亡，整个社会也必将面临危机和瓦解，这将对我国构建开放、健康、和谐的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4.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在我国转型期出现社会信任危机，包括多方面原因：由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导致产生社会信任危机；新旧体制交替导致文化价值的断裂；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社会信任难以保障；造成信仰危机的根源因素是历史文化；个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加剧信任危机的发生。
4.1市场经济因素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趋利弊害的“经济人”的特性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便会空前的显现，市场经济运行一天，人们就会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心理，所以，当处于缺乏自律与他律的环境下，由于 “经济人”存在有限理性和趋利心，难以避免不诚实、不守信的行为发生，最终使得社会信任危机逐渐加深。
4.2 新旧体制交替
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是传统，牵动着传统延续变化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新旧体制的变迁。传统文化在如今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断裂，导致传统被否定批判，原来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突然断裂、塌陷。人们的精神、没有依靠的灵魂、毫无标准的行为、对迷茫的未来失去方向，人们的生命处于空虚状态，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信任和依赖。人们曾经所信仰的价值规范在迅速消退，冲击与质疑原有的伦理价值观念，人们对传统价值的全盘否定，最终导致我国的文化价值犹如浮萍，随波逐流，容易使得人们之间出现信任危机。
4.3制度冲突因素
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其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制度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其目标更是要建立在正式规则占主导的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之上。然而，在我国，虽然社会的法制建设在不断完善，但是人们在处事当中由于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之间的抵触，仍然会有重情理、轻法理的情况发生，甚至一些执法者本人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都很难抵挡拉关系、走后门等人情关系的不良影响，目中无法，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损害法律制度的公平性，人们对法律制度丧失信任，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运行被严重扰乱。
4.4历史文化因素
信任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4.5个体因素
信任危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个体存在于社会中并与他人发生各种关系的状态。从心理及意志方面讲，信任危机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安全感需求的逆反表现。
5.我国转型期重建社会信任的主要对策
社会信任的缺失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危害我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甚至考验人们的生命、政治的合法性，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张。因此，在当今这种特定条件下，逐步建立具有现实意义的普遍信任的社会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5.1政治方面
（1）加强法治建设。一是要继续加强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有完备、明确的法律；二是要加强建设法律法规实施机制。
（2）转变政府职能，改造作风。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二是政府改造工作作风。在我国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公众民利意识的不断增强， 陌生人社会的到来要求政府提供更为公正广泛的社会服务，不然就会激化旧矛盾产生新矛盾，政府地位有待稳固。
（3）加强政府失信惩处力度。建立严格的政府失信惩戒机制，把政府和官员的信用行为与其政绩评价、业绩考核、官职升迁等相联系，将信用责任落实到行为主体。
（4）全面建设法治社会。一是加强监督宪法以及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二是建立一个公正廉洁、权责明确的审判体系。
5.2社会方面
（1）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大众媒体的监督作用
（2）建立完善的社会中间组织
5.3思想文化方面
（1）道德的引领
（2）建设适合当代社会环境的信任文化。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社会，注重义而轻利，所以我国宣传自律约束，更需要结合有效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实施他律约束，严惩违约失信行为，坚守诚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构建文明和谐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符合当代社会环境的信任文化，促进社会信任的发展。
结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信任危机出现在各行各业，我国的社会信任问题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社会信任的重建成为当前我国发展以及需要正视的一个不仅重要而且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够见效的伟大工程。因此，深入探讨研究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信任问题必要而且迫切。
本文吸收提炼了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的观点和精华，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我国转型期信任危机问题的现状、后果及成因，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摆脱信任危机的一些合理措施和路径，希望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重建社会的信任体系，使得整个社会的信任状况在我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郑也夫.彭泗清等著.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296）.
[2]郑也夫.《信任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7）.
[3]冯仕政.我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
[4]孟晓旭.王宛.当前社会信任危机现状，影响及对策[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5）.
[5]高和荣.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求解[J].江海学刊，2011（3）.
[6]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
[7].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7.
[8][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彭志华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
[9]张云武.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J].社会学研究，2009（4）.
[10]王溱.信任危机是最大的危机[J].商周刊，2010（6）.
[11]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9（2）.
篇2
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工作始终是我国社会稳定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社会稳定风险日益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精神和政治文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认知、评估和防范研究的方向性把握，应以经济社会现代化重构为背景，以宏观的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风险的结构性(体制性)变迁为主线，即注重宏观认知、综合评估和战略分析，强调宏观诉求和战略诉求的结合、系统性和前瞻性的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估的结合、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结合,以及理论研究和试点应用的结合。
1.1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认识亟待宏观化
造成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纷争频发、重大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维稳”观念落后、风险意识淡薄、对社会稳定风险机理的认识不够全面，政府决策与公共管理中的宏观性、战略性问题没有系统加以认识和解决，全局意识和战略思想匾乏，系统化、综合性评估相对缺乏等等。现有社会稳定风险研究主要将社会稳定风险视为客观存在，即存在于“那里”、独立于人们头脑和文化之外等待被测量的东西，强调风险的可计算性和可控性，努力解决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准确评估计算的可行性问题，根据一个可度量的风险水平或对风险的客观评估，实现按照风险对社会系统预期或建模的损害有效降低风险的目的。这种认识路径无法给人们认识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提供一个更宏观、更综合的框架。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发并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维尔达沃斯基把风险定义为一个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因此，风险在本质上有其客观依据，但必然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总处于建构的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产物，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是基于孕育在社会组织特定形式中的原则而被定义、被感知、被管理的。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每一种社会生活形态都有自身特有的风险结构。面向涉及经济、政治、技术、心理、管理、社会等方面诸多要素集成的宏观性、整体性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学、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宏观理论和方法更是处在空白状态。而且，现有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要么偏重于“维稳”工作的具体需要，存在理论研究受制于业务需要的问题；要么社会稳定风险研究成果难以获得处在一线的政府工作部门的理解和应用，被束之高阁。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与社会稳定风险关系的理解，加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关系的理解，努力揭示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经济转型的紧密联系，坚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科学发展思想，积极提出和构建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宏观理论和方法，宏观地把握转型期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管理工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科研需求。
1.2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亟待系统化
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不够系统和规范，经验性的粗放式的风险评估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在理论研究领域，由于技术风险分析已经发展了很多风险分析和评估的定性定量方法，并在金融、企业管理等微观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确实可以提供与行动的每种可能在逻辑上的或经验上的知识，帮助决策者估计预期的危害。因此，许多研究者试图将这一方法论体系运用于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与应用之中。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社会稳定风险系统与技术风险系统属性、基本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必然会引起诸多批评和质疑。这突出地表现：(1)在风险后果认定方面，社会活动活动和后果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取决于风险的特征、个人、价值、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忽视社会过程中个人价值和偏好以及利益博弈，将带来关于风险的争论，导致对风险的认知偏差，从而加重风险的严重性.(2)主要反映的是现有的社会经济管理的观念、政策和体制下的社会稳定风险状况和水平，不仅缺乏以社会经济现代化转型为背景的宏观认知基础，也缺乏对社会稳定风险结构跃迁的全面分析和整体把握。(3)系统工程方法在社会稳定风险研究领域的运用不够合理，例如，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不够宏观，缺乏结构性的认识；风险评估缺乏系统性、综合性；风险的防范与调控缺乏系统性的思考和建设。更严重的是，有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知识性错误,比如，指标的相关性缺乏必要分析；指标权重求解方法，如判断矩阵和特征值法等缺乏逻辑和心理学基础的方法，仍然得到照搬照用。(4)简单用概率和后果来衡量风险在损害认定方面排除了价值分歧和偏好，实际上是虚构的精确，因而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应考虑包括公正、公平、灵活性或可恢复性等互补目标。因此，运用系统科学和风险管理等现代科学理论，系统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稳定风险活动，不能停留在粗放的经验性认识水平上，必须努力揭示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和功能,以便选择系统合理的评估指标,建立起系统合理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1.3对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亟待战略化
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指出：简单化地理解社会稳定无疑也与社会稳定的地位十分不相称，改革有具体的战略体系和实施纲要，发展也有五年计划，而稳定却只停留在救火式的应急控制上，显然是不适宜的。我们应当从整体战略的高度提出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社会稳定思想，使社会各阶层不仅在稳定压倒一切下达成共识,而且在如何实现稳定的具体操作上通力合作。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问题首先是一个宏观的战略命题，并在经济学本质上是属于资源利用的问题，而绝非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确应当从整体战略的高度相应提出一些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思考，从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不稳定因子和时间属性这一层面分析，防范社会转型时期的宏观危险性有必要转变发展模式、利益格局和政府模式，优化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水平。为此，需要在思想、行动、组织、体制、机制、法制、政策等方面采用一系列宏观风险管理的系统性措施和宏观风险治理的整体性方略，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工作缺乏战略思考，建立起适合转型时期特点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工作的基本思想和战略管理体系，减少社会转型过程的随意性、盲目性、短缺性与不确定性，消除社会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之间不相协调的状况和难以为继的局面。因此，有必要探索并依据稳定风险宏观认知和综合评估的前沿研究，运用系统科学、风险管理和战略管理理论，努力探索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的基本防范策略，逐步形成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的基本思想和战略管理体系。另外，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前沿需求是将风险的认知、评估和防范工作与现代化转型这一基本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进而要求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系统化、宏观化和战略化。这本质上是学术研究工作在不断贴近现实的同时进一步科学化的过程，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比如,系统科学的兴起，也为风险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现实可能。
2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理论基础与方法的核心内容
研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方向性把握，梳理了稳定风险研究的基本线索、现实背景和科研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和确立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宏观化、系统化和战略化的结构主义路线，其核心内容包括将社会稳定风险与现代化转型紧密联系起来，揭示系宏观认知社会稳定风险的宏观结构、基本要素、成因机理和跃迁方式；以社会稳定风险的宏观认知，引入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提出评估内容、体系和方法；从战略层面上提出了防范策略，为提高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2.1社会稳定风险的宏观认知
在学术探索和业务实践中,人们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形成和存在机理缺乏认识，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客观存在缺乏认识，不能符合系统科学的目的性原则，缺乏客观存在与主观能动辨证统一的观点。同时，对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发展演变缺乏认识，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活动及其原因缺乏认识和预防，对风险的系统、要素及其环境的整体关系缺乏认识。(2)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构成和作用缺乏认识,不能符合系统科学的结构功能原则，比如，在不稳定因子方面，忽视现代化转型对稳定风险的宏观影响的分析；忽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有效运用在风险系统的孕育环境方面，不少学者在关注“维稳”力量这一主观能动的因素的同时，却忽视了从客观层面上对社会系统的易损性进行分析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者还经常将风险系统中不同子系统范畴的因素混在一起，模糊了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3)对风险的认知、评估和防范相互脱节，各自为营，不能符合系统科学的开放性和集成性原则。总之，运用现代系统科学,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科学的系统分析，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本内容，也为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2社会稳定风险的系统化评估
系统化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必须避免评估的形式化、庸俗化、片面化倾向，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宏观要求和实践准则,以符合社会稳定风险的战略化防范的要求。(1)以社会稳定的战略规划为目标。评估风险是为经济社会发展、风险战略化防范服务的，不仅要服务于有形规划，更要服务于概念规划。社会稳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社会稳定领域的资源利用失衡的问题，不应该被局限于微观的资源配置范畴。因此，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进行社会稳定风险的综合评估,正是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创新。(2)以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重构活动为起点。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和变化正是社会经济重构活动及其过程的直接反映。把城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与社会经济重构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助于强化社会稳定风险和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是深入理解社会稳定风险的系统机制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是建立和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新起点。(3)与时俱进，反映社会稳定风险的时代渊源和形势特征。当前，中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工业化进程事实上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市场化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攻坚和完善阶段。人们在看到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辉煌成就时，并不意识到这一切同时也是构成当前我国社会失稳的重要原因。正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流和动力的城市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促成了我国内部社会经济的重构活动,并代表了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的时代特征。这同样需要在评估体系中加以揭示和反映。
2.3社会稳定风险的战略化防范
当前，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稳定既有社会稳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社会稳定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需要结合具体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水平加以具体分析。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尚待实现，进入后现代社会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建设过程。因此，当前许多社会稳定的宏观工作主要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认知、评估和防范。
3结束语
篇3
[关键词] 社会保障 政府职能 转型期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我国人口多、基础差、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依然没有改变。这就导致正处在完善阶段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对社会保障领域中各主体的职能、作用作一番梳理，特别是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职能进行准确的定位，对于我国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府介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一）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社会保障的必然性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同时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但是其公共产品的属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人们通常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具有部分排他性和部分竞争性。虽然社会保障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但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公共性的特征，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或机构无法完全承担起提供社会保障的任务，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必须要求政府的积极介入。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要求政府介入社会保障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社会化机制实施的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性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特征。首先，社会保障对象的覆盖面有宽广的社会性，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要其符合特定的标准，就可以享受社会保障。这就要求政府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一定的标准，最大限度的保证广大社会公众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各项社会保障项目。其次，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是社会性的，但政府要承担“最后付款人”的角色。第三，社会保障的管理和服务也具有社会性特征，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扩张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对社会保障事务的管理正朝着社会化管理的方向不断发展，但这种社会化管理也必须以强化政府监督为前提和条件。
（三）政府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是应对市场失灵的必然选择
市场机制把效率作为唯一的目标追求，它按照生产要素分配资源，虽然保证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其结果可能导致失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等严重的负面问题。这些问题是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此，在社会保障中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失灵。社会保障领域中市场失灵的本质原因是由于社会保障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对公平的追求与以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不相容。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仅有市场机制还不够，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
二、转型期我国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定位
（一）坚持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管理模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保障由旧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转换的关键时期，这种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引起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虽然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呈现出削弱政府职能，鼓励市场化运作的趋势，但是我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从历史文化传统来看，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政府具有较高的权威，由政府来主导和发展社会保障阻力较少，可以较好的兼顾效率与公平。
（二）提供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尤其是现阶段又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为社会保障提供完备的法律体系以维护其健康运行就至关重要。首先，政府应明确社会保障的立法理念，确定立法的基本原则，理顺法律关系。其次，政府应加强专业法的立法工作，对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营运进行规范，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最后，政府应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过程中加强法律监督，理清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任，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三）为社会保障提供财政支持
国家财政的功能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集中性分配，因此政府应当承担社会保障的最终财政责任。要想为社会保障提供有效的财政支持，政府就必须建立长效的社会保障财政机制，包括稳定的财政来源、确定的支出比例、明确的供款项目等内容。政府财政支持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第一是“让税”，即允许用人单位缴纳的费用和劳动者个人缴纳的费用在税前列支。第二是“惠率”，即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增值实行优惠利率。第三是“补贴”，即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逆差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第四是“拨款”，即政府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时，事先按一定比例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进行财政拨款。
（四）强化对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的监督管理
政府履行对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的管理和监督职能，是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导者和公共管理者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社会保障主体责任的体现。政府对社会保障进行监管可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可以通过制定社会保障规划来主导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发展，可以及时监控社会保障的具体实践以保证其健康运行和发展。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的几率更高，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转型期我国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完善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的立法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政府应当尽快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政府应当统筹规划，逐步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为骨架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对于现行有关社会保障的政策与法规之间，单行法规之间，单行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存在的冲突或不相协调之处，应尽快通过法律法规的修订予以统一。
（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弥补政府作用的不足
当前应当大力培育和完善市场配置社会保障资源功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保障中的补充作用。例如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适合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金融创新；减少政府对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过度介入等，实现“小政府，大社保”的治理目标。
（三）根据我国二元社会特点，政府在城乡社会保障中应该承担不同的职能
我国城市与农村在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这就造成了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需求，因此政府在城乡应承担不同的社会保障职能。在城市，目前面临的主要是工业化和体制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保障问题，对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需求最为迫切，这是政府在城市发展社会保障的重点。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贫困农村和较发达的农村，政府发展社会保障的重点又应当有所区别。
（四）重视家庭保障的重要性
我国政府应该重视家庭保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地位，采取适当的制度安排，鼓励和支持家庭保障发挥作用，使之成为基本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 弥补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保障水平低与覆盖面有限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成志刚.社会保障领域中政府职能的界定[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6).
[2]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张强,宋斌文.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职能分析[J].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3).
[4] 陈标,艾凌.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职能的再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篇4
论文摘要：系统论告诉我们，行政文化是社会大系统申的一个有机的子系统，社会的转型对行政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建构与之柱适应的现代行政文化。通过概述行政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分析当前中国行政文化存在的弊端，本文致力于探寻出一条有利于行政文化现代化的建构路径，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资源重新聚积为特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我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所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的影响，给传统的稳态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旧有文化价值体系的弱化，再加上多次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这些都促使原有的行政文化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对我国行政文化进行现代化建构已成必然。
一、行政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行政文化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它由社会存在和行政实践决定并为行政发展服务，对行政管理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行政文化作为具有行政特色、反映行政风格、适应行政人员身心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包含着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从物质形态、活动方式到思维意识的一切文化现象，是一个复合的、多层面的整体组合。在中国进一步开放与改革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行政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也必然要革新，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在当前，实现中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1、它是推动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动力。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内深层构成因素，渗透和影响到行政组织、行政人员及行政活动过程之中，其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涉及的内容、范围与程序，直接反映了行政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2、它有助于改造政府形象。行政文化影响到行政组织、行政环境和行政人员的方方面面。人们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感知而形成对政府或国家的特定印象。3、它是民主行政的必要条件。民主行政是现代行政文化的核心价值，行政系统为了达到其行政目标，需要靠一定的民主手段和方式，为此，极需要以文化传播的方式宣传、灌输民主的观念，保证实现民主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看，行政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民主行政不可或缺的条件。4、它是高效行政的必要条件。行政文化对人的思想、精神和作风产生深刻的影响。良好的行政文化环境对于强化行政人员的高效行政意识，改善组织氛围，增强行政系统的凝聚力，优化行政决策系统，改进决策的执行、监督和反馈有极大的作用。
二、转型期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的弊端
行政文化的复杂性表明，重塑行政文化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微观领域内公共行政人员价值观的合理定位，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整体提升和优化问题。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文化发展变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文化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弊端：
(一)文化理念和价值导向比较模糊
虽然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制订了比较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对行政人员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怎么做，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范，然而却又疏于对行政文化的激励、培育”。而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与封建政权相碰撞，巧妙地融合成中国的集权主义，创造了家天下、家国同构的独特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实行政的正常运作。行政文化现代化的缺失，导致了政府没有动力，没有活力，没有生气，缺乏忧患意识，严重者可能导致离心现象。
(二)“恩赐”观念和“管制”意识浓厚，服务理念和公共意识淡薄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以儒教为基本文化内核，儒家的人性文化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中国文化的人本传统也为传统行政文化所具有”。这种人格化的服从关系决定了在传统社会里民众以服从为本，而无权利观念。而由于长期专制思想的影响和事实上的特权地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将为公众的服务当作一种“恩赐”。由于行政权力无限集中，致使部分行政人员公共意识淡漠，“官本位”盛行，“官念”强烈，特别是少数人，无法有效地承担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责。
(三)现代契约观念淡漠，人治还重于法治
一方面，中国由于“历来商品经济欠发达，故而难以形成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法治政府、公民意识具有某种血缘联系的契约观念”，封建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只能制造顺民。当公众和公务人员成为恭顺的仆从时，他们已将个人的一切选择权乃至于生死权统统地交给政府和领导者；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法规的制定明显滞后，法规体系残缺，程序性法规严重匮乏，行政行为的有法可依得不到保障；中国官民有别的特权思想常使行政行为偏离法治轨道，行政行为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行政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的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执法违法屡见不鲜；公众习惯于接受能拯救自己的清官和救星，不习惯于用法律来捍卫自身的权利。
(四)形式主义严重，效率低下
当代中国政府机关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内耗现象严重已是不争之事实。由于机关单位中冗员充斥，当官的能上不能下，行政人员能进不能出，冗官冗员挤在行政机关，好处都想争到手，责任都往外推，这必然产生内耗，加上行政机构臃肿，职能重叠，部门权责不明确，导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导致政府部门中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对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使简单问题变得复杂，长期不得解决：部门与部门之间，责权界限不明晰，各行其是，缺乏沟通，政令冲突，相互掣肘。这种低效的行政文化阻碍了当前的社会发展。
三、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文化现代化的建构路径分析
行政生态学告诉我们，行政文化必须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相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行政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外在条件。因此，实现行政文化现代化，既要从行政文化本身着手，又要优化社会生态环境。
(一)建构新时期行政人员的行政价值观，提升行政主体的精神道德素养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和塑造健康的行政心理。培养和塑造健康的行政心理是推进行政文化变革的重要环节。未来的公共行政道德和行政精神，应该是建立在基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基本理念之上的行政心态，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和完善社会规范，积极倡导以能力、道德、社会效益等为标准的价值评价体系，推进行政文化的再社会化，以消除失落心理、守旧心理及矛盾心理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变革的不良影响”，最终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二是加强新时期行政道德建设。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种种行政人员道德失范现象，使我们认识到加强行政人员道德建设的极其重要性。由于行政人员所从事的特殊职业，决定了行政道德应该有着更高于其它职业的道德要求，这就要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行政道德的同时，形成“忠于党和国家、政治立场坚定、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等道德要求，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反映社会主义行政活动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发挥行政道德的规范、塑造、调节和激励功能”，有效弥补了行政法制的不足。
(二)通过政治社会化，培养公民独立人格与参与意识
行政人员既来自于一般群众又服务于广大群众，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社会公众的影响，换句话说，行政人员既是管理者，同时又和被管理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因此，如果只强调更新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念而忽视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来更新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就仍然无法为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念更新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达不到彻底改变的目的。这就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权限、职责、作用，明确作为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提高公众对政府系统的认知，通过训练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实现公众对行政系统的有效输入”。只有从总体上提升全社会的公民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当人民群众普遍地拥有民主参政意识和能力的时候，才能确实推动中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转化。
篇5
关键词： 乡土文化；文化转型；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1-006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ZD070；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2012-2020）重点项目“社会风险中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FRZD201305。
作者简介：刘晓峰，男，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讲师，管理学博士。邮编：241003
近几年，有关文化的研究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实践层面上，一系列旨在推进文化发展的公共政策相继出台，在理论层面上，学者们也从多个角度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给予了深入而广泛的解读。然而，就有关文化发展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视角上，较多地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研究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而忽视了文化的人文内涵及其动态性特质；在比较视野下，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区域文化以及不同行业文化的发展议题，而较少关注到城乡文化这一界域层次；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将文化作为一种因变量，并试图用定量方法来加以描述，而缺乏科学定性方法的运用。基于此，为了推进有关文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本文试图在理清乡土文化这一重要界域概念内涵及主要特征基础上，结合笔者对S省荃镇政府所做的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分析当代中国乡土文化的转型及其表现问题。
一、文化及其动态性
尽管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但学界至今都未能对“文化”这一概念达成共识，玛格丽特·阿切尔就曾指出，文化“是社会学史中对关键概念的分析发展中最弱的一个，它使文化概念在社会学理论中被最为笼统化地通用了。”[1]比如，沃勒斯坦仅仅将文化作为世界体系论中的一个关键变量，认为“文化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障碍物出现的”，并“将各种文明的文化视为反对核心社会的文化前提的潜在物资”，“将文化看作是一种体系瓦解的障碍”。[2]在对待文化与行为这一问题时，帕森斯提出了“文化重组”（Cultural Reorganization）的概念，他将价值观（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视作行为的目的和规范调节因素，强调文化之于行为的决定作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社会学领域对此理论也多有挑战之声，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它，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认同了“社会秩序的中心要素是文化价值（和信仰、象征）的制度化和/或内部化”[2]（63）这一命题。在这个前提下，文化生产学派将文化视为一种因变量，认为文化要由组织上、经济上及其他的“过硬”自变量来加以描述，或谨慎小心地加以解释。斯维德勒甚至认为，文化就是一个“工具包”，人们可以从这个“工具包”里挑选适合自己目的的行动谋略。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要把文化分析缩减成理性选择论的一点补充。[3]
笔者认为，文化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该在行为过程意义上对其加以理解，在对待文化与行为关系这一问题时，笔者并不赞同“文化决定论”，而认为两者之间应是相互包涵和依赖的关系，行为受文化影响，同时也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笔者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4]因此，当前我国所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说到底也是人与文化互动过程的外在表现。本文对乡土文化转型的讨论，即是建立在这种动态性视角之上的。
二、 乡土文化及其主要特征
乡土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界域概念，它蕴含了两个前提假设：一是承认乡土这一“社区”（Field）类型的存在，即认为在乡土这个区域范围内，存在一个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群体共享同一个文化类型；二是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区别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甚至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截然相反的文化类型，有一种所谓“传统”的东西在里面，因此本文所说的乡土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并没有本质区别。
乡土文化是具有“乡土性”的文化，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乡土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分析方法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5]如果从最表层的涵义上去理解，“乡土性”所指涉的是乡村社会中以农业为主的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或现代城市以工业或城市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更深意义上，它则代表了一种社会结构的属性特征。笔者不主张从抽象意义上理解乡土文化，而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乡土文化的空间特征
按照的分析，社会结构“乡土性”最根本的表现在人与空间关系的不流动性上，这是因为，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谋生的方式非常单一，除了“直接取资于土地”之外，缺乏其他的生产方式。由于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稳定性，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几乎将身子“插入了土里”，所以，对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则是变态”，他们就像“从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合适的土地就定居下来，很快就会开辟出一个新的家族殖民地”。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种人与土地的“乡土性”关系决定了一种适应土地、面对土地的特殊文化形态，即乡土文化。
（二）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特征
乡土文化的首要表现是一种人际关系形态，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并以这种初级社会关系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这种亲缘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朴素道义和情感义务，支撑着乡土文化和社会的持续。正如罗伯特·埃杰顿所说：“乡间社会的特点就是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这都是乡间社会的特点，而人们转向城市生活以后就不复存在了。”[6] 其次，这种人际关系还是一种孤立的或者说具有相对隔绝性的人际形态，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形态以农民的长期聚居为基础。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乡村中，其基本单位是村落，大多数农民都是聚村而居的，由于农业生产对分工的要求较低，基本上不需要更大规模的、更多社区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因此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各社区之间也因无需沟通而变得孤立和相对隔绝起来，当然这种孤立或相对隔绝并不代表乡村成员的不流动，只是这种流动极其有限罢了。
（三）乡土文化中的个体理性特征
农民的个体决策行为特征是乡土文化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个体更多地被描述为“理性经济人”，那么乡土文化中的个体行为是否也能用“理性经济人”来解释呢？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开来回答，即：乡土文化中的个体是否是“理性”的？如果是理性的，那么它是否是一种“经济理性”？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也颇有争论，韦伯就曾认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只追求代价的最小化，其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但许多学者又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证明，农民其实也像其他人一样具有理性。[7]他们的行动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8]当然，这牵涉到对“理性”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笔者主张在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理性”这一概念，即认为“理性”仅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特征而已，而且这里的“利”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情感满足”等，因此，我们支持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是“理性”的观点。但是，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却不适合解释乡土社会中的农民行为，我们认为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理性”，这种理性思维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第一”，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而非选择“并非最优的行为方式”，这才是传统农民更为真实的内驱力。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存在着人多地少的压力，但由于安土重迁的乡土文化传统，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乡民一般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因此，只要整个家庭的生计还能维持下去，他们“就宁愿守着这收益明显降低、边际收益不断递减的土地，被迫忍受着一种过密化的农业经营”。[9]因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选择，是无法完全用“理性经济人”解释的。也正如黄宗智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压力下不是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投入到哪怕是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农业生产活动中去。”[9]
（四）乡土文化的伦理本位特征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上产生的，因此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依附性。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个人本位的，也不是社会本位的，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实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上。各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间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随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展开，而渐有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0]乡土文化将农民形塑成“伦理本位”的个体，并且这种“伦理本位”也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达成社会在道德意义上的整合。“伦理本位”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严格地限定着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
三、乡土文化转型及其表现
美国学者克拉克主张以一种更为世俗的眼光看待文化问题，他认为，“文化其实并没能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健康和幸福，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文化也不能确保所有社会都获得发展或生存，因为那些获得成功的社会都不是无限期地原封保存着它们的文化，而是必须使它们发生改变。”[11]尽管我们并不赞同克拉克上述带有“经济发展目的论”色彩的观点，[12]但他却启发我们关注文化形态的动态性，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化现象。笔者认为，当前乡土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是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发生的。因此，要研究乡土文化变迁，就要将乡土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框架中去分析。
众所周知，自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一概念便成为理论家们用来描述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用语。它最早出现在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转型”本来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被社会学家借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某些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哈利生在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时，就多次运用社会转型一词来予以说明。[13]蔡明哲则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成“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的过程。[14]
如今，“社会转型”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有人认为社会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15]这是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视角来解释的；有人则从社会类型的视角加以说明，认为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16]有人还从不同的社会维度加以考虑，认为社会转型包括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和体制转型四个方面。[17]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是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化”有一定的联系。本文所说的社会转型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尤其是指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的这一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的、旧的生活方式，“传统形式的共同体和文化的‘原生’属性不得不大大削弱。”[2]（90，92）也就是说，文化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表现，又是由社会转型所根本推动的。当前所谓的乡土文化转型即是指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其文化本质属性的“渐变”过程，笔者通过在S省荃镇政府的实证调研发现，在当下的乡村社会中，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子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呈现出一种与现代性、多样性、市场性相互交融的特点。下面将结合实地调研的材料来谈一下当前乡土文化转型的主要表现。
（一）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
传统乡土文化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封闭性和同质性，但现在这种特征正在被打破。乡土文化的本质特征来源于传统农业这一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即传统农业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造就了传统乡土文化中求稳怕乱、封闭守旧的同质文化形态，农民形成自我满足，盲目排外，因循守旧，拒绝交流与合作，求稳求安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影响下，农民将一种同质化的带有强烈儒家色彩的行为规范视为不可逾越的处事原则，这种原则要求墨守陈规，反对开放。但是现在，市场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乡村，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源开放性，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乡土文化，使乡土文化逐渐具有了开放性。另外，随着乡土社会的开放，乡土文化也不再是同质的了，正呈现多元化的倾向。[18]
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是导致文化多元和开放的动力之一，最近几年，荃镇的青壮劳力有不少都选择外出务工，只有在农忙或年底的时候才返回家乡。由表1可以看出，近十年来荃镇的外出务工人员是逐年增加的，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乡土”对他们而言成了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一方面他们骨子里继承了父辈们传统保守的一面，生活并没有过分的奢望，也没有比较明确和理性的生活目标；但另一方面，在文化心理上，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文明已经产生了某种向往和依赖，对传统乡土文化和乡土社会却也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这种心理变化在年轻一代农民工中尤为明显。采访对象Z是笔者接触的一位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只有23岁，但已在外务工六年，他觉得“出去到大城市里能开开眼界……在外边能多呆一天是一天，外边总比家里好，在老家呆段时间就变‘土’了，跟不上形势了。”（荃镇访谈资料：20091202ZCL）这种想法在年轻一代农民中颇具代表性。
（二）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
传统乡土文化下的个体行为遵循的是“生存理性”原则，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学会了一分一厘地计算，一得一失地权衡，从而发现了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19]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存压力得到了缓解，他们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他们的“意愿”里不仅有“生存理性”，而且还存在“经济理性”。[20]荃镇劳动保障所所长曾对笔者说过下面一段话：
现在年轻人都想往外边打工，不像原来村里的老人，守着家里的一亩二分地不想动，一方面出去打工确实能比在家里种地赚得多，这几年不少户里买电视、盖房子都是靠打工；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喜欢热闹，大城市里就比农村热闹，玩的也多，谁还愿意呆在农村啊……一出去就更不想回来了，看看城里人过的日子，就会越来越觉得城市好农村孬……特别是年底那些打工回来的都穿得很鲜亮赶潮流，这对没出去过的小青年也影响很大。（荃镇访谈资料：201039 FDJ）
可见他们已经意识到，进城打工所得到的好处 “完全可能超过挣点钱来修房子、讨媳妇、看病吃药、还账还款”。对他们来说，传统“乡土”观念的文化意义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被给予强烈的认同了，他们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更多的横向比较，再加上城市化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生存和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他们成为游离于传统乡土之外同时又游离于现代城市之外的群体。[19]（52）
（三）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
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说明农民行为的目的更加多元，不再仅仅为了满足温饱，而笔者在这里用“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变化试图表明农民行为动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由过去主要考虑道德伦理，到现在考虑了更多的经济因素。有学者认为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正在丧失。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市场经济原则的渗透和冲击使得农村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原先具有血亲关系的“自己人”关系不断“外化”，村庄层面的“熟人社会”日益“陌生化”；其结果导致乡村生活的伦理色彩越来越淡化，村庄的交往规则将最终摆脱“血亲友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转向以利益计算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笔者曾经访谈了某村支部书记，他对当下的这种情境感到痛心和无奈。
现在人心都变了，除了我这个年龄的（笔者注：51岁），还有再上年纪的人，现在小年轻的都注重钱，动不动就拿钱来说话，以为什么事都能用钱摆平……村里有些人也是为了钱不顾面子，有的为了钱连亲戚朋友都骗。（问：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前两年，老张家的二小子去广东那边打工，后来给家里打电话来说有个行当很来钱，就把他堂叔家的几个兄弟还有外村的几个同学拉过去了，后来才知道是搞传销……你说为了钱他什么不敢做？（荃镇访谈资料：20091128WSC）
不少学者也看到了当下农民越来越理性化和血缘伦理意义衰退所产生的影响，并对这种现象表现出悲观情绪，认为“这一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影响将极其巨大而深远。它不仅会改写家庭的结构和意义，重塑社会的联结模式，还将造就一大批信仰缺失的农民，导致他们的生活无意义化与自利化，并对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21]但另一方面，传统乡土文化的“伦理意识”仍然在起作用，当前的乡土文化只能说处于伦理本位和利益本位相互交融的状态之中。
四、结束语
当前我国乡土社会正面临着文化转型，文化转型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因此，在笔者看来有关“三农”的一切改革都不能脱离乡土文化转型这一重要社会背景，而就未来一段时期乡土社会文化建设而言，首要任务应当是科学认识当前我国乡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从上述对乡土文化转型特征之分析可以发现，乡土文化正处于一个从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都市文化过渡阶段，一方面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子并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某些都市文化的特征，呈现出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多样性、市场性相互交融的特点，这是对当前乡土文化的一个基本判断。
因此，当前倡导文化建设有必要将乡土文化建设和城市（镇）文化建设区别对待并有所侧重，正如党的十报告所强调的，要“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结合本文对乡土文化转型基本特征的分析，具体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乡土文化转型：首先，构建乡土文化包容性机制，加强城乡文化之间的交流。重点应当是创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文化互动机制。比如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文化资源网络管理体系，使城市文化资源能够对农村形成有效的集聚和辐射，同时建设一批设备齐全、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中心镇文化基础设施，最大程度地实现区域文化共享，城乡文化和谐交融。其次，建立农民文化参与机制，保障文化产品的多元化。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的变化说明农民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更多地横向比较，他们的行为的目的变得更加多元，而满足农民多元化文化需求的前提则是建立合适的参与表达机制，即主要涉及农民需求的表达、参与以及政府如何吸纳民意并转换成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目前这一环节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薄弱，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很少有话语权，其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还有待提升，这是导致农村文化产品供给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因此，改变现有的自上而下、单向的文化供给机制是必要的。再次，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机制。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变化表明农民行为动机重心发生了转移，由过去的主要考虑道德伦理，到现在更多地考虑经济因素，这同时也表明乡土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容易造成农民精神信仰层面的迷茫，进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形成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因此，乡土文化建设要处理好乡土文化多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乡土文化的主导，通过它来实现多元文化的整合，增强转型期乡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这方面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促进乡土多元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和谐统一，形成文化合力。
参考文献：
[1]费瑟斯通，迈克.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8.
[2]罗伯森·罗兰.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8，63.
[3]奥尔兰多·帕特森.认真对待文化：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A].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性——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C].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99.
[4]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8.
[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
[6]罗伯特·埃杰顿.传统信念与习俗：是否一些比另一些好？[A].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C].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94.
[7]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22.
[8]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0.
[9]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306，58.
[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80.
[11]托马斯·维斯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儿童及进步[A].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性——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C].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19.
[1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3.
[13]David Harrison.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M].Unwin Hyman Ltd，1988.56.
[14]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M].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66，189.
[15]王宏维.经济转型与社会价值规范调整[J].中国社会科学，1994，（3）.
[16]施雪华.论社会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J].天津社会科学，1995，（2）.
[17]刘玲玲.对社会转型范畴的哲学思考[J].北方论丛，1996，（5）.
[18]刘建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冲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30.
[19]黄平.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48.
[20]文军.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J].学术研究，2004，（7）.
[21]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8，（5）.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Liu Xiaofeng
篇6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结构；空间分异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convert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to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society. During this transformation, it results in a variety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population problems, employment problems, elderly, poverty an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ssues,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cial polarization. These issues will be reflected on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o show the spatial segregation in urban spa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spatial variation.
Keywords:social space；spatial structure；spatial segregation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5-0040-02
1 前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入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期。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相关的制度改革，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与内部重组，城市发展动力的多元化等因素都促使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日益显现。
2 相关概念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是观察分析这个地区社会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观察的理论概括。认清了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也就从本质上把握了这个城市的社会变动的状况和趋向。所以，19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论述城市社会空间，首先需要从社会空间说起。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都是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指的是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状态或特征。社会空间是空间的实际范围与人们领悟的空间范围的复合体，由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组成。后来，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空间逐渐成为产品和物品总集的一般性场所，成为功能性的、工具性的空间，被用于生产和消费。而空间一旦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从此便具有社会性。于是，“（社会）空间就是（社会的）产物”[（Social）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社会空间应运而生，空间则变成了社会关系的现实化和物化（商品）。因此，空间的矛盾与社会关系的矛盾相辅相成，是本次研究的理论认知起点。
3 研究背景
3.1中国正处于快速经济转型期
国内社会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1840年的，1840-1949年为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5年为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转型期间，我国的各项政策和制度、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2 快速城市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的急剧变化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特别是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快速外延扩展和内部空间重新组合并存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扩展，城市内部空间发生重新组合与置换，如内城区的工业企业不断向城市的工业区迁移，城市内部的旧城更新与土地置换等。
3.3城市空间演化动力多元化：政府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的综合
城市社区分异是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在城市社会空间上的表现,是必然趋势。城市社区分异从概念角度也可理解为城市社区的分化、变迁，同时由于城市社区包含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内涵，我国对城市社区分异的研究也大量出现在城市居住空间和城市社会区域的研究成果当中。我国对城市社区分异的研究时间和历程较短，20世纪80年代初现端倪，从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繁荣起来。当前，城市社区分异已成为人文地理学、城市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
4 空间分异的成因分析
城市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社会地域系统，是城市社会“等级结构”在城市空间上的外在表现。其分异的过程，实质就是城市社会经济关系分化推动物质环境分化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的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及价值体系等的变化，导致了城市社会等级结构体系的不同，最终反映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差异。本文在辨识中外由聚落到城市的运行轨迹及其空间特征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城市社会空间形成、演变历程及其分异的影响因子。
作为人类历史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关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分别在不同的时期产生新的研究范式:以人类生态学、社会区和因子生态学为代表的传统范式，以广义行为研究、种族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行为研究范式以及关注政府和制度的制度研究范式。随着20世纪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福利体制的推广以及公民权的普及，分化与隔离伴随阶级斗争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空间分异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分化(division)、极化(polarisation)、二元城市(dual city)、不均(inequality)、破碎化(fragmentation)成为城市研究的主题，并与隔离(segregation)、集聚(concentration)、飞地(enclave ) ,隔陀( ghetto)等空间概念交叠使用，成为当今城市社会景观的真实写照（Musterd and Ostendorf,1998）.马库斯（Marcuse and van Kempen , 2002 )等描绘全球化之下“分割的城市”（partitioned city)景观，指出市场、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是这一景观产生的主要驱动力，政府政策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或排难解纷的作用，主张以多种范式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人本主义思潮下的社会发展观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以及对应的空间公正问题。就社会区域与生活场所而言，地理学的空间公正理念认为，城市工业文明满足不了公众对城市空间的要求，社区空间应对所有居民具有社会公正性，场所区位应对所有居民有空间公正性。反映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则表现为日常生活场所区位的空间结构应满足各阶层居民基本生活权利的社会空间要求。
目前城市的空间可持续发展已从以前的环境、资源与经济空间问题转向到社会空间结构方面，其核心是从空间(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角度对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结构进行探讨，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的评价理念。该(人文地理学范畴的)观念对城市空间质量研究的核心是在探讨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准确地理解、判识以人为本的生活空间的质量与类型，并通过规划制定出城市社会生活空间治理对策，以提高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社区逐渐出现:①高等级社区“社会空间”政治隔离化趋势;②低等级社区被空间“碎化”并进一步被过滤的趋势，尤其是高等级社区碎化“原低等社区”最为明显。在快速的郊区化过程中，郊区社区的阶层分化、居住隔离、生活空间的破碎化、社会空间冲突等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城市社会地理学生活空间质量观学者认为，大都市郊区化过程中的社区碎化问题实质上是城市发展阶段与生活空间结构的空间对偶问题，是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公平、空间公正、文化平等与价值尊重”的人本主义空间命题。防止并治理郊区社区社会生活空间的破碎化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基本要求。
中国大都市郊区在地域空间上大多属于城乡混合地带，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各种空间形态、用地行为相互混杂，人口的文化背景多样，社会成分复杂，意识形态迥异，工业园区、大学城土地浪费及粗放利用所导致的土地蔓延，以及各类建筑形式汇集所造成的景观混乱与断裂，都使得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空间形态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破碎、无序与拼贴特征。
这种郊区化模式是以严格功能分区为基础的，破坏了传统社会内部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对公共空间的忽视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加深了人们的孤独感；有特权的人们的自我分割，封闭社区的出现，导致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排斥，加剧了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分割，带来潜在的社会经济矛盾。社区资源及生活场所的配置不断向富有阶层群体靠拢，进而对郊区低收入阶层、城市流动人口、寄居于郊区农村的弱势群体等居民产生空间剥夺与社区资源剥夺，严重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一系列的二元政策措施和制度(如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划分为两个身份不同的社会集团，赋予城乡居民不同的地位、权利、待遇和义务，形成了城乡严格分离的二元发展机制，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城市阶层―市民”与“农村阶层―农民”的社会空间分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即“城市郊区化”以及“乡村城市化”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郊区生活空间的破碎化。由城市居民、农民和外来流动人口共同组成的不同类型的郊区社区具备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各个城市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不断通过政府配置进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成为城市扩展的主导力量，城市扩展四面出击，任由市场调节，城市发展失去控制。但一个彻底的自由市场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大多数人不可能充分受惠于市场，穷人无力调遣市场资源，若无国家干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种社会极化的空间影响，在城市外延式发展阶段，以郊区社区的日益隔离和碎化最为明显。面对低收入群体的开发项目大多被置于设施、服务、环境或交通较差的地段，在客观上助长了低收入人群集中、阶层隔离及其他不公平现象。
5 结语
中国城市社会正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城市中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分化不断加剧，旧的空间秩序在破裂，新的空间秩序在形成。这一过程的特征、结构、背景、机制、问题、对策等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构建中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丰富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为更好地理解城市社会和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服务。
参考文献：
[1]Kempen ET.The Dual City and the Poor: Social polarization,Social Segregation and Life Chances [J].Urban Studies,1994,31(7):995-1015.
[2]楚静，王兴中，李开宇.大都市郊区化下的社会空间分异、社区碎化与整理[J].城市社会学，2011（03）：112-116.
[3]康艳红. 政府企业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研究[J]. 人文地理，2006，91(5):10-13.
[4]李晓蕴，朱传耿.我国对城市社区分异的研究综述[J].城市社区，2005（05）：76-81.
[5]李志刚，顾朝林 .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M]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6]陆学艺 .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7]庞瑞秋. 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9.
[8]唐子来，栾峰.1990年代的上海城市开发与城市结构重构[J].城市规划汇刊，2000,4:32-37,46.
[9]王兴中. 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209.
[10]王兴中，王立，谢立娟，等. 国外对空间剥夺及其城市社区资源剥夺水平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 人文地理，2008，104(6):7-12.
[11]魏立华，闫小培. 大城市郊区化中社会空间的“非均衡破碎化”―以广州市为例[J]. 城市化研究，2006.
[12]易峥、阎小培、周春山.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城市规划汇刊，2003（01）:21-24.
篇7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急功近利、利益等各种诱惑因素也会对学生造成影响。在当前大背景之下，本文分析了职业高中德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职业高中德育教学的创新措施。
【关键词】德育职业高中德育社会转型期
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多元化的发展，道德教育的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存在着德育目标过高、脱离生活实际，德育内容忽视底线道德教育，德育方法过于单一，缺乏对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等缺陷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下，职高学生的思想行为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学校德育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职业高中德育创新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我们必须在职业高中德育方法上下功夫，努力改变职业高中德育效果不佳的现状，不断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一、职业高中德育教育存在的误区
（一）德育内容僵化，缺乏德育课程的校本研究
职业高中德育课程的大多是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要求开设的，很少甚至没有结合学生实际、社会环境实际，缺乏针对性的德育校本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强调利益导向和竞争效益的经济伦理与以奉献利他精神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伦理发生着激烈碰撞。过去学校德育所灌输的绝对社会本位的思想，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理想，只能要求社会成员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而用它来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则缺乏充分的社会基础。德育内容本身缺乏前瞻性与灵活性，结果使德育局限于书本大纲，最终导致学校德育的低效和失效。
（二）德育教育者缺乏经验
职业教育的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专业设置又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因此，教师普遍年轻。老教师和中年教师较少，青年教师占大多数。青年教师也是在经历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转型的变化，他们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也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他们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修养。青年教师接受新鲜事物较快，他们在工作中比较重视实际的效果，注重当前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但也存在着工作中容易急躁和耐心不足的缺点。尤其是在德育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对学生管理没有耐心，对学生管理工作操之过急，甚至有对学生的不规范行为过分气愤而动手打学生的情况出现，这种现象就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中要首先对班主任和教师进行德育管理。
（三）学校对社会变化的不适应导致德育的缺陷
职业高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要具备相应的技能，这就需要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进行针对性的德育教育。职业高中的学生毕业之后很大一部分是走上社会工作岗位的，现在学校也是根据普通高中的德育教育内容对职业高中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缺乏针对性，也就导致了很多学生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找不到自己茫然，不能准确定位。
二、职业高中德育方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德育方法脱离社会实际
对学生的德育教学不是通过指导学生自身的人际交往和现实的生活过程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而是把教育置于生活之外。不是把道德视为一种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现实的交往生活才存在的纬度，把德育视为一种内含生命体验和情感特质的生活实践过程，而是把道德从生活中剥离和抽象出来视之为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②。而在实际中，我们知道德育与我们的生活是休息相关的，不可脱离的。如果把德育视为可以在真实的生活过程之外来专门进行的活动，德育就成了像自然科学教育一样的知识授受或思维、认知能力开发的过程，不具备动态教育、传授方法的。
2.对德育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偏颇
人们普遍认为教师是德育的主角，学生完全是德育的配角，因而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忽视学生的主角之绝色，即把学生看作是社会规范的造物，把德育看作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工具，学生接受、继承和掌握了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就是德育的目的。在这种教育方式的指导下，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所教的知识；执着于此的教师也就看不到学生作为道德实践活动的主角的角色③。因而在这种教育中，学生没有主体性，感受不到育德的乐趣，只能感受到压抑、痛苦。
三、以德育生态论指导职业高中德育之措施
针对职业高中德育生态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在建构和谐德育生态的过程中，根据职高学生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因材施教——职业规划设计
职业高中的学生毕业之后是要走上工作岗位的，学校德育教学的时候要根据学生毕业之后走上社会这个特点。教学的时候适当导入未来职业规划这一课程。让学生能明确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以学生终身发展为视点，设计教育方案、开展教育活动，强化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综合能力及承受挫折能力等的培养，引导学生明确职业生涯发展目标，全面提升自我能力，学会把握职业机会，以保证自我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
（二）强化学校德育的辐射功能
要把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系统结合起来。不能再将德育投入当作一种无偿的经济负担，而应当把“以德治国”的精神落在实处，充分认识职高学生德育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要逐步扩大现有职业高中学校的德育功能，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的辐射作用④。有效扩展学校的德育影响范露，使其沿着学校德育、家庭德育、社会德育的方向发展，促进学生德育的全面发展。
（三）树立大德育观，充分发挥杜会对学校德育的促进作用
职业高中德育管理的主体除了有普通高中职业管理主体的特点外，还要在德育管理中体现职业高中的就业特性。要考虑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满足社会对各种劳动力的需求，降低青年就业的门槛，解决学生就业问题，是职业高中的主要目标⑤。同时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把职业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等方面有机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是灵魂、基本的文化教育是基础、职业技能训练是特色的职业教育格局。在进步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调节机制的引导和支配下，社会的道德教育应同经济发展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
优化德育环境，还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环境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形成社会、学校、家庭的大德育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许佳.道德多元化背景下学校的反思与超越[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6月,16页
[2]孙艳艳.社会转型期高校德育方法创新研究[D].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6月，17页
[3]钟毅.学校德育模式改进与策略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8页
篇8
关键词:贾平凹;散文;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2-0176-01
贾平凹的散文被学者和评论家排在了优秀之列,并且有多篇被选进中学课本。本文就结合其散文,从取材、手法、语言、地域特色等方面入手,来谈谈其散文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
一、取材自由广泛
贾平凹的散文取材自由广泛。他的散文似乎不拘一格,丑汉、退伍军人、屠夫、石头、树木等统统走进了贾平凹的散文。从反映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大致可以分四类:一是人物篇。一般以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我的老师》塑造了一个纯真、正义、极富爱心的儿童孙涵泊形象,《米脂婆姨记》则描写了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农村少女形象。二是世相篇。这类散文常常评说人生,针砭时弊,如《病人》借一个病人的口道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玩牌》则将麻将桌上的众生相刻画得淋漓尽致。三是游记篇。《游寺耳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野开花落,云雾忽聚忽散”的山间图画。《入川小记》描绘了四川的山光水色、物产人情,让读者想身临其境去领略一番。四是风情篇。通过描摹地方风俗,记述地方风物,把个人的主观情感融入自然景观之中,与大自然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如《五味巷》通过巷中景、巷中事、巷中人、巷中风俗,展现了古风很浓的长安小巷,这里的人们重人情、讲信用,知足乐观。《静虚村记》则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画卷,“静虚村”是一个偏离市区的地方,显得既原始又古朴,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
二、小说化写法
贾平凹一直倡导散文写作小说化。他在《散文就是散文――自我告诫之二》中说:“小说家可以以散文的笔调去写小说,为什么你不可以以小说的笔法写散文?”散文与小说的不同点在于重视抒情,而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完整。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小说中担负着表现人物性格的重任,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贾平凹的不少散文在结构上带有明显的小说色彩――情节化。如他的散文《摸鱼捉鳖的人》,开头先写这个“摸鱼捉鳖的人”的相貌丑“眼睛小小的,甚至给人一种错觉:那不是先天生的,是生后他的父母用指甲抠成的”,再写他的捉鳖的动作和言行,这一切都看是平淡无奇,但文中一个细节始终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就是这个“摸鱼捉鳖的人”每天都向河里扔一个酒瓶。在结尾,读者方知道,这个丑人每天向河里扔的是一封求爱信,目的是希望能被游客或者村民看到。求爱信写道:“我能养活你的,我不会打你,你来我们村落户也成,我也可以招过门去,生下孩子姓你的姓也行。我等着你的信。”这篇散文讲究情节的完整和曲折,悬念的设置,这应该算是贾平凹散文写作小说化的一个代表。
贾平凹散文的小说化倾向还体现在典型化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对人物性格进行高度集中、概括和提炼,让读者感到文中的人物面熟,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写法,让他的散文有了许多类似小说的元素。以《闲人》为例,文中所刻画的“闲人”形象,既带有鲁迅小说中“阿Q”之类的性格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而是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生活有的人物形象:“闲人”潇洒自在,能吃能喝,勇武有力,敢 “为朋友两肋插刀”;“闲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没有贵贱老幼之分;“闲人”目无领导、权威,敢与嘲笑一切,甚至把名人签名的纸拿去让别人上厕所用;“闲人”买书“从不读完一本”,然“无所不知”。以简略的笔法,勾画了社会转型期一类人的形象,这类人集社会百态、人间百态于一身,性格特征十分典型。
三、语言简朴、幽默
贾平凹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贾平凹的散文语言,不以华丽见长,简朴是他的重要特色。他的散文中,很多处运用了质朴的语言。如 “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那爬得高了”此处用了一个“长了腿”和“爬”字,形象地描写了月亮变化的悄无声息,情境优美,语言平实。
他的散文,还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去展现真实的生活,让读者在笑声中去体会散文的美。如《秦腔》中的一段描写“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让读者在轻松而平淡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特有的幽默。再如“一孩子在家做作业,解释‘孔子曰……而已’,遂去问爹:‘而已是什么?’爹下棋输了,一挥手说:‘你娘的脚!’孩子就在作业本上写:‘孔子曰……你娘的脚!’”这段幽默的语言,把一个输棋农民描写的活灵活现。
四、地域特色明显
贾平凹扎根于生他养他的商州大地,吸取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养分,尤其是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他的散文《秦腔》则是典型代表。如“最可贵的是那老辈的秦腔迷,他们没有力气挤在台下,也没有好眼力看清演员,却一溜一排地蹲在戏台两侧的墙根,吸着草烟,慢慢将唱腔品赏”写出了村民对秦腔的钟爱。“吹,拉,弹,奏,翻,打,念,唱”勾勒出秦腔的特点,而“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则点出了秦腔是劳苦农民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贾平凹的散文像小说,他的散文舒畅自然,柔美质朴,是真正的美文。
参考文献:
[1]范培松.贾平凹散文选集[J].百花文艺出版社,004.
[2]王玉强.时文选粹――秦腔[M].南方出版社,2007.
[3]洪宗礼.语文教师教学用书[J].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邓星雨.中国当代散文史[M].山: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
篇9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经济文化的落后，不仅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而且存在着体制落后与人的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根本矛盾。在我国的旧体制下，个人的价值观被极度扭曲，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极度否定和压抑，人们在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极强的依赖性，主要是依赖外界标准调节自身行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举进人，使人们的思想空前的活跃，并且面临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当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实践主体尚未形成时，面对社会的多元状态，个人难免无所适从，容易做出多元选择，甚至与现代化目标相背离。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首先是对独立、自觉、成熟的现代化主体的呼唤和塑造，在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使人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和权力依附，向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独立个人转化。然而转型时期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滞后，致使人们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则面前，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寻求自我价值，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从过去个性与需求被极度压抑，转至对个性的追求极度膨胀。个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个人难以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而迷失了个人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现象。此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的主动性变成了随意性，积极性变成了破坏性，“一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目标设定更偏重于经济的合理性而非社会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对市场机制伦理目标的审视、规范和修正，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可能会使其内在的社会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标的反面。单纯的市场目标容易导致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丰富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或世俗的功利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时候，容易使人在摆脱了旧体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陷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使人们丧失对终极理想和目标的追求。
因而，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人们还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对人们潜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强烈激发已超越了现有体制文化建设对其中消极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转型时期，社会个体的素质和状况在总体水平上不会超越对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对功利的过分迷恋，反而成为支配个体行为的一种强大异已力量，于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成熟，且欠缺必要理论准备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就是有了其历史特殊性。由此导致唯利是图，欺诈、腐败等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良知，无情践踏他人、社会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变成为部分经济主体对“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机会主义”的盲从。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并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结构和道德结构，道德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反映，而且是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和重要因素。中国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场经济迈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法治、提倡个体创造的同时，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能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道德体系。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当前正处在二十世纪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赋予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这样，就必然会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人类社会所出现的虽然并非最好但却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驱动，促使人们的才能和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由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这种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运作，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在其所从事或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都应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个体道德修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就是每个经济主体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在论述市场机制作用时， 就曾经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这至少反映出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会利益的增进，还必须是某种程度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外，还需要有能实现公平竞争的道德环境作支持，两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正常健康运行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亦说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趋利动机是无可厚非的，而这也正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源。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利动机的实现方式是怎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不应当限制人们的趋利动机，相反，应鼓励人们趋利动机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则应该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规范。如果说法律的规范是在特定场合对规范个体行为发挥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话，道德的规范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从而保证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道德理想统一起来的自律因素。两者发挥作用的区别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则作用于无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维护市场正常有序健康运行的无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行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用以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决定了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了人们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为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规范可以保证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会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伤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前提下的趋利动机和行为。这有助于减少在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确保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交易行为中产生的各种契约关系，其履行与否及其实现程度不仅要依靠外在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要依靠当事人之间最起码的诚信去维护。当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合同或契约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高，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而带来的损失，对法律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节约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由此可见，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
就我国目前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建设而言，最尖锐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们市场每个角落的大量假冒伪劣、偷漏骗税、骗汇、走私、商业欺诈、逃废债务、财务失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等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是缺乏诚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灭的结果，这不仅直接危及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将破坏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我们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这种符合集体、社会利益的逐利行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这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前提。当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无论“失信”行为，还是置法律于不顾、“有法不依”、钻现行体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都与道德建设的某些胭如和失误有关系。对一些已出现的消极现象，仅仅依靠法律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尚且不说有的问题是现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因此，当前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将会受到多元化的挑战，人们的理想、观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来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实现方式或途径，也即市场经济在鼓励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存在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篇10
关键词：subjective rights；主体权利；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转型
主体权利与自然权利、自然法、自由、人权等概念一样，是西方文明史，尤其是西欧中世纪史中的关键词，失去它们就失去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西欧的历史。但“主体权利”一词在以往国内学界的话语中，却很少有人使用和提及。侯建新教授在其著作《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1]中将中世纪的个人权利或原始个人权利表述为主体权利。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和历史知识的创新和使用，更重要的是，为认识和把握西欧的历史，尤其是西欧的社会转型开辟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观察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以下简称《社会转型》）是一部对社会转型时期西欧和中国进行全面比较的著作，是作者在前一部著作《现代化第一基石》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该书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概念及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缘由的基础上，对中西方社会从政治制度、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雇佣经济、乡村基层组织、农民生活消费水平、乡村借贷、农业变革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为西欧篇，有6章，下篇为中西比较篇，有7章。正文有13章，加上引言和3个附录共有17个部分。本文拟就书中创新使用的“主体权利”概念及其在西欧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主体权利”概念
“主体权利”的概念是指中世纪的个人权利或个人基本权利。它不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是一种原始的、不完善的个人权利，或者说是萌芽中的、形成中的个人权利。一般认为，权利理论起源于西方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认为权利观念与实践的源头在中世纪，已逐渐成为西方学者的共识。法国哲学家维利认为自然权利的渊源应追溯到14世纪，将法兰西维名论代表人物威廉·奥卡姆称为“主体权利之父”。而美国学者蒂尔尼在其《自然权利的观念：1150-1625年自然权利、自然法和教会法研究》中将subjective rights 或自然权利观念追溯到12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格拉体安（gratian）对《教令集》的注释、评论中。[1]可以说，“权利”（rights）概念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制度在西欧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渗透了西方法律政治制度，在他们全部的公共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西欧，很早就存在两种法：实定法（人定法）与自然法，或实定法与神法。凡由人所制定的或在人们的生活中由习惯而形成的法律皆为实定法。而自然法被认为来自自然秩序，是自然赋予动物和人类的法则，如雌雄结合、生养子女、饿吃冷穿等。自然法是自然权利的理论基础，它“表达了对权利或正义制度的信念，这种适用于全人类的权利或正义制度，为宇宙间最高控制力量所主宰，完全不同于任何特定国家或其他组织指定的实定法”。而自然权利是“基于自然法或人的本性而不是国家法规定的个人内在的权利。”[2]可以说，自然法是宇宙万物与生俱来的生存法则，它不仅适用于所有的人类，也适用于非人类。自然权利是人类使用自然法则的权利，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权利，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或生存权利。而实定法则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制定的法则，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理论上讲，实定法是基于自然法而产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然法或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对人类所作的规定，实定法与自然法的目的性是统一的，但现实实践中，实定法往往与自然法、自然权利发生冲突。如按照自然法的观点，每个人都拥有生存权，这是人的天赋自然权利，可一个饥饿的人为了生存而偷窃或抢夺时，符合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但在现实中，这一行使自然权利的行为却因违犯实定法而受到处罚或审判。这样看来，任何实定法都是以损害某些主体权利来保护另一些主体权利为代价的，是不可能兼顾对立双方权利的，尽管双方的权利都源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而自然权利也不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实际运用的权利，却是所有社会都应该承认的权利。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有自然法的实践，但没有自然权利的概念，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利用自然法的权利，到中世纪出现了“权利”和“自然权利”的概念。这一概念产生后，不断释放着不可低估的精神能量，制约和影响着实定法的运行和发展，同时自然权利概念本身也在不断改善，当自然权利获得了社会的、主观的和个体意义上的价值时，即为主体权利。所以，蒂尔尼的《自然权利观念》一书，“虽然以自然权利命名，但全书却是以主体权利为主线。”“在论述主体权利时，肯定了这是包括国王、教皇、法官、军官、士兵、囚犯、饥食者、弱者、强者等等在内的不同主体所应具有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的理论依据都要追溯到自然权利那里，以自然权利作为各自主体权利的最高、最权威的基础，才能使这些主体权利成立。”[2]主体权利的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权利（或自然权利）与实定权利（或契约权利）构成了近代人权的基本内容。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等级社会，权利不可能是充分的，也不可能是平等的，它实际上是有限的权利、等级的权利，它涵盖团体权利、村社权利、贵族权利、市民权利、行会权利、商人权利等，是不同于现代个人权利的原始的、发展中的个体权利。因此，作者将其称之为主体权利。
“主体权利”是作者对英文“subjective rights”的中译概念。对于subjective rights 一词，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译法，有的译为“臣民权利”,有的译为“主观权利”，有的则简单的译为“权利”。作者在考察“subjective rights”一词在欧美学者著作中的具体指向、中世纪权利观念的实际特征、中世纪西欧法律和法律结构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辨析拉丁语“ius”德文“recht”和英文“objective”、“subjective”、“individual”等词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认为：译为“臣民权利”不能涵盖所有中世纪的权利，却又和实定权利相混淆，与本意相距更远，译为“主观权利”似显单薄，而将subjective 略去不译，简单译为“权利”,则“主体”缺失，使其不完整、不准确。为了表述 subjective rights 这个概念中所昭示的人的主体性和该权利观在西欧中世纪法律政治制度建构中的重要性，作者将其译为“主体权利”。这样，既突出了权利的双向性，即权利意味着一种界限，界限这边是一方权利，那边是另一方权利，又强调了权利的主体（人或团体）和权利的客体（政府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主客关系及主体的作用；既涵盖了农民、奴隶、领主、市民、商人、国王、贵族、村舍、行会、教会等不同的权利主体，又体现出中世纪的个人权利不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或个人基本权利，实质是一种身份权利或等级权利，是原始的、不完善的个人权利，或说是萌芽中的、形成中的个人权利。[3]
二、主体权利观念是近代西方文明之魂
在作者看来，从一般意义上讲，西方的现代化主要是市场经济加契约性政治制度，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近代政治制度构架，都离不开个人权利发展。中世纪那种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等级权利与近代个人权利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虽然日耳曼人文明的历史不长，国家的形成较晚，其最初的各蛮族国家的建立不过始于公元5-6世纪，但他们很早就具有个人财产意识，并在中世纪里拥有上千年权利斗争的传统。总起来看，西欧的成功是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双向互动的结果。就精神层面而言，传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西欧的传统是由日耳曼先人的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三大要素构成。大约自12世纪初显近代西方文明的最早雏形，主体权利观念自那一时期起逐渐浸润了西欧社会的整个肌体，包括它的法律政治制度。如同儒家思想深深弥漫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样，西欧的历史到处都可以发现主体权利及其实践的足迹。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条件下，社会下层和中层也可能有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使社会很少出现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也很少出现剧烈的社会震荡。主体权利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没有它，可能不会在英国13世纪初就出现被称为现代人权思想之源的“大”和半个世纪后继而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会。尽管这些权利是原始、有限的，但重要的是它开启了现代权利之门，它们是现代权利思想的母体，是一系列发展链条中的最初的、也许是最重要一环。正是它们的不断实践与发展，使西欧很早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道路。所以，作者说“没有主体权力就没有现代市场”、“西方的成功是经济的成功，但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
多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素。作者认为，这一核心要素的基础和前提是中世纪的原始契约性贵族等级制，而原始契约关系的基础与前提则是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在西欧中世纪社会活动的主体之间，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尤其在王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这是一种原始的契约关系。当各活动主体（或各阶层）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双方主要从保护自己利益的角度而非取代或推翻对方的角度出发，采取谈判、法庭斗争、货币赎买、甚至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等手段，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建立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使社会关系不断重新配置组合，并且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
在社会的上层主要是王权与教权、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教权与王权之间，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就是教皇与王权争夺主教授职权及其所引发的教会与世俗权力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其结果是教权与俗权双方谁也没有被谁吃掉或取代，而是达成一种妥协，出现教权与俗权的并立、教权法律体系与俗权法律体系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王权与贵族之间，由于西欧的国王是诸家大贵族中的一员，早期的国王由贵族会议选举产生，国王的消费由自己承担而非国家税收承担，这样，国王与贵族之间有着某种承诺或“约定”，一旦一方违约，即使国王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放弃原有的承诺，甚至举兵共讨之。13世纪初由英国约翰国王和25名男爵作为执行人签字的《自由大》可认为是国王与贵族关系第一次诉诸文字的“约定”，该约定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进一步作了调整。如果说《自由大》是以王权的让步而告终，那么半个世纪后英国等级会议的召开则是以王权更大的让步而达成新妥协，等级会议对约翰王的要求和限制比以前更多，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普通自由民、骑士下层的利益。所谓等级会议，其实质是等级契约，即王权与不同等级以及不同等级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这种等级契约关系在中世纪是颇为突出和典型的，所以作者称西欧中世纪为原始契约性的贵族等级制。
在社会的下层，主要是领主与佃户之间包括与农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西欧生产者个体在进入文明社会前就有了较强的独立性，在马尔克公社传统、习惯法、罗马法的影响下，在领主的庄园里，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代，领主和领主管家也不能不经过法庭直接治罪于某一个农奴，而要根据习惯法并在庄园法庭上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裁决。在庄园管理中表现出的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司法独立性的传统，使西欧农民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期也能够或多或少地保持一些个人权利，使其个人财产和财富得到了普遍、有效的积累。例如，中世纪初期被称为任意税的塔利税，农奴为嫁娶儿女而缴纳的婚姻捐，农奴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遗嘱权和财产权等，这些不自由的依附印记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经过反复的较量和斗争都被逐个取消。显然，生产者个人权利，尽管是有限的权利，甚至是最低限度的权利的扩大和保障，有利于生产者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和提高，保障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三、主体权利的实践推动了西欧社会的转型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以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形态。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或称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非经济领域，诸如知识增长和各级教育水平提高，群众性政治参与，民主化、法制化的社会决策和管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各个方面。显然，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之所以在15－16世纪开始社会转型，并于19世纪中叶以后依次完成了工业化，缘由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西欧在这二、三百年的转型时期，逐步形成与发展了三个社会机制，即社会财富积累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流通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剩余产品的增加和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又依赖于法律保障机制，而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观念的形成及实践则是法律保障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三大机制说把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不是就经济而论经济，也不是简单地强调政治法律制度的作用，特别是经济活动与保障机制之说属作者首次提出。[3]
所谓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体制，作者认为西欧的这一体制形成于16世纪。之所以产生这一机制的主要原因是13－16世纪期间，西欧的个人财富得到了普遍的积累。作者将这种个人财富的普遍积累称为“前原始积累”，也就是在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静悄悄的、普遍的积累。前原始积累的出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与提高的结果。以英国为例，作者比较了一个中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从13世纪的2093公斤/户到16世纪的5007公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普通农户除自己消费外，还有剩余产品和储蓄，按其口粮标准还能养活更多的人。据估计，13世纪英国一个中等农户的农产商品率可以达到50%左右，储蓄率达到20%左右。《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概述16世纪以后一个时期西欧农民的一般情况时提到：“绝大多数农民每年除养活自己一家、家畜和留作来年种子之外，大约还能多出20%的产品”[1]这是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持续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作者将其称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其含义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指人均生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了剩余产品必然会促进产品的流通及流通产品的市场。正是由于农民个人财产、财富的有效积累和普遍的进入流通领域，也由于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场的出现，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地方市场成倍的增长，到15世纪末，英格兰地区共有780多个市场。[1]所谓保障机制，狭义上指个人和社会财富积累的结构性的保障，广义上则指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法律政治制度的逐渐发育和成熟。虽说三个机制密不可分，但作者认为法律保障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其中蕴含着英国及西欧社会最深层、最典型的特质。保障机制涉及西欧多元的法律体系、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习惯法、“王在法下”以及对封建上层统治阶级消费的制约等。正是由于西欧的法律与法律体系，避免了各级领主的恣意侵夺，限制了全国性赋税，抑制了王权和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性积累与开发。法律政治环境不仅是现代意义经济增长的保证，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与运行不可或缺的凭靠。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制经济，只有法律的有力保障才能使经济活动健康有序地进行。
总之，作者认为，西欧在转型期之所以形成保障经济发展的法律政治制度，是和西欧的权利概念，特别是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概念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等级社会，所以中世纪的个体权利是等级权利，它涵盖团体权利、村社权利、贵族权利、市民权利、行会权利、商人权利等，是不同于现代个人权利的原始个体权利，作者将其称之为主体权利，认为这样能更准确地概括中世纪个人权利的本意。正是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观念的形成及实践，使中世纪的西欧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原始契约关系，而各种原始契约关系又促进了多元法律体系和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这种多元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结构保障了社会财富的普遍积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更保障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主体权利观念，就没有西欧的现代化。所以说，主体权利观念是西方近代文明之魂！
参考文献：
[1]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m].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