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目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目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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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孝敬父母，就要听从父母的正确教导，认真学习，踏实做人。孝敬父母，就要体谅父母和家庭的困难，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不向父母提过分的要求。孝敬父母，就要亲近、关心和帮助父母，同父母保持亲密融洽的关系；在衣食住行上首先想到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努力减轻父母的负担。孝敬父母，就要赡养父母。不仅要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要在精神上关心父母。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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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形态 经济逻辑 计划经济 逻辑矛盾 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历史结局还需逻辑结论

由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并实践的计划经济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先后宣告结束。近年朝鲜、古巴也宣布“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行将结束，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终结”？计划经济的终结是不合时宜、不服水土、还是不合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由于计划经济在记忆犹新的现代经济史上曾经具有相当的时空影响，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计划手段在现代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或者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实话语。由于现代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乱象丛生，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也不可能到达理想状态，甚至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无效的状态成为市场软肋，计划又是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诸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显得复杂多样，也是很正常的。就我们要讨论的计划经济在历史舞台上日渐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观现象，人们的评判观点莫衷一是，大相径庭。这反映出：一是计划及计划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对其认识的过程性，有待于从更高层面去作出逻辑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及逻辑比较

（一） 不同时空下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

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人类社会存在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从微观角度去观察，自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因素和形式，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是同时并存的，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的整体。但是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三种经济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历史上，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此一时期的经济形态从性质上就被称为自然经济形态。而在奴隶制社会以来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作为经济形式的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成分，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从数量、比重、地位上都是从属性质的。此时社会占主导地位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商品经济便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此以后的经济形态便被称为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态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着，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强大的商品经济并没有消灭或者排除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反在整体经济中包容着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换经济，经济活动不仅是为了生产者自我满足，而且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计划经济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或者说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活动的话，它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国家，国家发挥经济职能必然会产生计划经济因素或形式。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经济总体中，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始终不占优势数量和地位，长期经济史没有出现计划经济形态。而计划经济理论是在18-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有各自的计划理论，其它学派如马尔萨斯也有计划经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时候，提出了其影响很大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按照计划经济理论构建计划经济的制度、模式和经济形态。世界上凡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创建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虽然计划经济的推行者试图用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要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并没有真正达其设想。计划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政府）的计划、指令、管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国家的经济活动尽力按照一套计划方案和蓝图来实施，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成分都被国家大大削减，甚至一度试图将其消灭。但是计划经济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其历史时空最为短暂，其中玄机需要揭示。

（二）不同经济形态的基本逻辑比较

经济活动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是人类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经济需要的能动活动。人类通过自觉的目的性的活动满足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需要。经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人们的经济目的。经济目的，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价值，经济产品是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经济活动的客体性价值。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是架通二者，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从目的到活动到手段，人的经济活动是人的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之间通过人的劳动活动形成的能动的平衡关系。传统经济（自资本主义以前）由于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相对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关系，但仍然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因为经济平衡与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联系。而现代经济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过剩性的平衡关系（尽管在资本主义早期存在的是相对过剩，实质短缺），但经济总要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活动的一般逻辑就是遵循实现经济目的一定的经济平衡状态。

自然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者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作为经济活动出发点的我和落脚点的我是统一的，即“我满足我自己。”在外部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此一模式可以达到人的经济目的。这一模式实现经济目的的特点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同时表现出满足经济目的的封闭性即小范围内的自我满足；以及满足经济目的的经济性或节约性，即以自我的经济需要确定生产的数量，不进行过量生产，过量生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无价值的。

商品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经济“我满足我” 的简单内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叠加关系，其满足经济目的的特点具有简单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复杂社会平衡性，即在此条件下人们的生产仍然包含着为自己生产的目的性或目标性，同时也表现为他人和社会生产的扩大性。表现出满足手段和范围空间的开放性、满足程度和数量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生产活动自我预见的范围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经济的经济风险、在全社会范围的生产不经济状态（浪费性）也显然比自然经济条件下有所增长。但是，商品经济在逻辑上包含着自然经济，其在正常条件下达到人们最基本的经济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计划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为：

在这里经济活动的直接出发点是国家，而落脚点是人民（我们），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具有统一性；国家成为经济的出发点，也违背了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从平衡性来看，国家（或政府）是拟制主体，其数量是一，而国民的数量是多，一和多之间是一种很难平衡的关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满足“多”。尽管这里的“一”是超越个人的一个庞大的组织或机构，但是从其主体性、人格性来看，其无疑是“一”。从逻辑模式上显而易见，计划经济偏离最基本经济目的逻辑风险已经是显而易见，其满足经济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不足的。这样一种逻辑结论也被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曾经创造了大量的产品，但是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产品却相对短缺；从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来看，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处于低水平，而这种状态在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历史上，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体制或形态下却是没有出现的。因此，计划经济对基本经济目的的背离性、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关系上严重失衡，成为计划经济不能主导经济生活的根本逻辑根据。

根据上述分析，三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在满足经济目的上，自然经济是“我满足我”；商品经济是“我们满足我们”（隐含了我满足我）；而计划经济则是“它（国家）满足我们”；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体现经济目的与经济活动（手段）的统一性；而计划经济在逻辑上却反映为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背离性；在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平衡的数量关系上，自然经济是“1人（我）满足1人（我）”，商品经济是“多人（我们）满足多人（我们）”，而计划经济则是“1人（国家）满足多人（我们）”。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具有这种数量关系上的平衡性，而计划经济则不具有这种平衡性。因此从逻辑上得出，在一定条件下，主导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能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却会背离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关于计划经济：在什么意义上宣告终结

如前所述，在一般逻辑意义上，一个国家或社会试图采取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形态或体制，在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试验的失败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基本逻辑问题，在将来的社会（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因计划经济从逻辑上不能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即使在任何现实的经济条件下。

在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辩之上，对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的思考和批判由来已久，不乏真知灼见。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与计划经济论者、国家干预论者之间的争论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反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性思想。哈氏主要从计划经济获取信息的成本接近无穷大，无法分清企业经营失败或过错的责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计划经济具有低效性，据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计划经济的模式能够正常运转。而现代制度经济学也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理论等对计划经济作出否定性评价。学者党国印在《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一文中对提出计划经济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利他人假设、人类理性天赋差异假设等三个前提假设，作出辩驳批评，也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与计划经济的必然联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对“完善计划论”试图把市场交换规律转变为计划者的自觉行为来一个对市场机制的人为模仿进行了批判。

虽然在历史验证的立场和理论分析的立场计划经济及其理论都日趋被归于错谬和荒唐，但本文的对计划经济及理论的否定，不是从经济技术、经济活动假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计划经济在经济目的统一性、经济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逻辑错谬和障碍，得出计划经济不能作为一种基本的主导的经济形态正常地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补充性的经济形式和因素，计划的存在既有其经济的现实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石齐平.朝鲜与古巴：计划经济模式的真正终结[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试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4)

3.党国印.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J].开发研究，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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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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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商政策；关税；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253-02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这一时期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人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商人在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和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据《左传》记载，郑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和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郑桓公在西周末年，听从史伯建议，率领族属与商人东迁于虢、郐之间。并与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商人在郑国创业奠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郑国统治者的政治支持。由此，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立了互信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双方“恃此质誓，故能相保”。后来，当晋国人韩宣子向郑国一位珠宝商人购买玉环时，这个商人就回答说：“必告君大夫”，即要报告给政府。可见，郑国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一直很牢固。《左传》记述的“弦高犒师”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紧紧地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的利益。而作为回报，统治者也就给予商人一定的特权，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二、重商政策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商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通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采取了“通商”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就下令“通商宽农，懋穑劝分”，使晋国很快摆脱了窘境，“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公元前658年，卫国被狄人侵劫迁往楚丘后，卫文公制定了“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等政策，使卫国很快富强起来，以致“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哟了维护列国之间的正常商业贸易，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上，也都把维护正常商业交往，作为重要的内容写入盟约。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即有“无忘宾旅”、“无遏籴”的内容，即要保护客商，不阻碍粮食流通。这表明各诸侯国都很重视商业活动。

“轻关易道”。关税是商人的货物过关时缴纳的税款。《逸周书・大聚解》说：“关市平，商贾归之。”这说明关税税率的轻重直接关乎商人的利润，进而影响一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实行了“轻关易道”的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为加强国力，发展经济，下令“轻关易道”，“以厚民性”，重视发展商业。齐桓公即位后，采纳管仲的建议。“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些政策的实行，降低了关税税率，减轻了关税负担，保障了交通畅通，有利于吸引商人进入本国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实力，为其称霸诸侯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有司者治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设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管理机构，“有司者治之”。“司市”作为市场总的管理机构，“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具体的职责是：“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值，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蔬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此外，设立了“廛人”、“胥师”、“司稽”，分掌收税、监督、保卫等职责，负责维护整个市场秩序。同时，制定规章制度，对商品种类、规格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如，为维护礼制和贵贱等级秩序，规定体现贵族身份的“礼”品，如“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牺牲”等都不得“粥于市”。

三、商品经济的繁荣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地域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就已经产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获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各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据说齐桓公的这种行为还遭到了国人的非议。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战国时期，“市”的建立更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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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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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争协作非价格竞争

正确认识竞争与协作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关系、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对于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竞争与协作的关系

市场竞争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市场行为的优胜劣汰而展开的争斗和较量。市场协作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则的基本要求，协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以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或既定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协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1.竞争与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1)这是竞争与协作的内在联系来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上讲，竞争与协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竞争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自觉参与竞争。同时，市场经济也需要协作，协作是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2)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3)这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必然趋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途径一是改革，二是开放。不改革旧体制，难以建立新体制；不对外开放，难以形成统一大市场。

2.竞争是贯彻价值规体的客观要求，协作是生产杜会化的劳动形式。竞争与协作是一对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商品生产者彼此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协作的要求。

3.加强社会主义的竞争与协作，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纵然它更强调协作，但不排斥、也排斥不了竞争。深化改革不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有意识地引入竞争机制。

二、竞争与协作有机结合的意识

竞争与协作是两种经济行为，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可以通过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实现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努力培养竞争与协作的意识。一方面，要从思想观念上更新竞争与协作意识。竞争不是排斥协作，协作也不是不搞竞争。另一方面，要从理论上弄懂竞争与协作的辨证关系，积极参与竞争与协作的实践。

三、广泛开辟竞争与协作的途径

我们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走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参与竞争。同时也要搞好协作。要搞好区域协作。长江流域以上海为龙头，以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为契机，以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为开放带，带动长江流域广阔腹地加速发展；东北三省取消一切封锁，实行跨省联合，迅速建立全东北地区的大流通、大市场，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循环；西南五省七市利用独特的地缘、人缘优势，发挥能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特色，联合起来，走向南亚和东南亚；西北地区协力进行能源、交通建设，通过欧亚第二大陆桥，联合起来走西口。搞好集团协作，跨行业协作，跨所有制协作。五是国际协作。在竞争与协作中，各级各部门要有所作为，特别是经协部门，要名正言顺地走上整个经济活动的舞台。

四、在竞争与协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获得最佳经济效果的。问题在于竞争的目标是否选准、竞争的手段是否正当以及联合的对象是否合适等。因此，对竞争和协作要加强引导，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1.竞争与协作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我们的竞争，不是盲目的竞争，必须在国家宏观统一调控下进行。国家应该制订长远战略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2.要有明确目标，避免企业在竞争与联合中的盲目性。当人们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应当倡导竞争和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时，各企业应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市场的发展趋势和企业的专长，综合拟定出在经营战略上具有相当水平、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

3.要重视非价格竞争。价格竞争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熟知的，非价格竞争是价格竞争的对称。它是指在商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通过商品的品种、款式、质量、包装、服务等方面所开展的竞争。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除价格竞争外，非价格竞争便成为更广泛更高层次的竞争。

4.要防止横向经济联合、特别是企业集团走向垄断。当前，在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企业集团。与常见的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相比，已由单个的、分散的企业变为相对集中的企业。这种联合不仅是生产上的联合，而且还包括了销售、科研、服务等更广泛的内容，使资金、人才、物资、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和合理配置，从而具有更高层次的竞争力，更大规模和更强的凝聚力。

5.要充分运用法禅手段，保护联合，维护企业正当竞争的合法权益。国家要制定出企业法、竞争法、联合法等有关法令，使企业在联合与竞争中有法可依，企业的行为受法律的监督、约束，企业的正当权益是受法律的保护，并依法调整好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

[2]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l993.28

篇7

商法即是解决商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在商人经商活动中经常会产生一些纠纷问题，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用通行的惯例来解决商人之间的贸易纠纷，而商人之间的这种惯例也最终发展成为了商法。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它以调整商事关系为主要对象，以保护商品交易者的权益为主要目的，包括商品经济之间的交易规范、理赔、成立公司、票据等一系列的商事关系。传统的商法是站在商人的角度来看待商业问题的，其具有一定的非公正性和狭隘性，它主要是以商人主义为立场的，保护特定阶级的利益的法典。而现代商法主要以法国的商法典为形成标志，它摆脱了特定的阶级立场，强调从商业行为观念为立法依据，直接将商法与民事法相区分了出来，成为了独立于民法的法律体系。商法的形成是源于商业活动的实践基础的，而并非由民事法分离。在中世纪欧洲商法典形成的的时期，民事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商法并不起源于古罗马民事法典。鉴于商法在欧洲资本主义商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西方社会将商法当成是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去解决、处理商业贸易中的基本问题，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我们的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无论是哪一个社会阶段都存在商品经济关系，因而商法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法律体系，它是维护生产关系正常化、秩序化的规范，但它也必须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否则商法也将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法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业贸易仍然是按照市场规律以及国际惯例来运行的，但是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出发，商法应该是调整、规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商事主体的商事行为，保护合法的商业行为，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对于民法与商法关系的争论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在法理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无论是在实践环节还是理论环节，民商二法之间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主张民商分立，有人主张民商合一，还有的人说商法应从属于民法，这些争论对于国家法律的严谨性和立法的科学性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在我国，民法与商法在学术上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二者之间自成一个体系，我国社会主义民商法体系与一般法系国家虽有着许多的不同，但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即公平性已得到贯彻和体现。民法与商法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法典的组成部分，并且涉及到我国社会大众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个阶段，社会大众之间除了民事上的关系，还存在商品经济上的关系，这个过程一直会伴随着人类的各个阶段。国家在立法方面也早已将民法与商法分别进行了立法，区分民事关系与商品经济关系，不过二者之间虽然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但是在现实上和本质上却又互相的依存。商品经济的执行对象是以人为基本单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被归于民事法律之中，但是却又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法与商法的立法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的主要原因所在。关于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争论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之中，一般普通法系的国家并没有民事法的法律概念，因而也就没有民商法律之争。这些争论汇集起来主要在于一点，即商法从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商法的执法对象为从事商品经济的自然人，从属于民法的适用范围民法的出现要早于商法典的出现时间，先有人与人之间发生商品经济关系，然后才形成商人与商人之间的潜在规范，民事法的执法对象为所有的社会自然人，包括人与自身财产、权利、商贸关系等方面，而商法的执法对象主要为商品经济中的商事主体以及商事行为，其对象仍然要以人为主，因而也必须遵从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来处理民法中人与商事行为的关系。

2．法典直接规定在西方的一些民商法典中，经常会有明确的规定其法律条款的适用范围，例如日本商法典第一条：本法无特别规定的……适用于民法。这表明商法是从属于民法的一个特别法律，而民法则是一般法，其适用范围包含商法。

3．商法是适用于商人之间的私法，是民法的补充法律这种观点一般产生于一些学者之中，他们认为商法仅仅适用于商人之间，为约束商事行为而制定的，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而民法则是所有自然人与自身相关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它是对商品经济所有者的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它完全覆盖商法的行为主体，商法仅是民法的补充、变更或者替代法律。

从科学角度看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

民法与商法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为约束社会不同对象之间的公平关系而存在的共同规范条约，二者同属于私法体系。从法律上来讲，民法与商法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都为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对象，而商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中都可以发现其存在的痕迹，这体现出了民法的兼容并包特性。我们判断商法是否都具独立的特性，其主要的依据在于商法是否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并且不断完善、发展，而不需要依照民法独立存在。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民法与商法的差异（1）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民法与商法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二者却从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二者之间在适用对象与内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民法与商法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也是区分民商法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在：民法在执行过程中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为公平原则，追求法律主体之间的公平性，在处理不同的民事纠纷时，若存在与其他基本原则相悖逆的地方，民法会优先选择公平性的原则。公平原则是所有法律法典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追求公平原则时，不同法律之间其追求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商法在执行过程中虽然也必须遵循公平的原则，但是其最高价值价值取向则是效益，其原则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可见二者在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追求。（2）民法与商法之间产生的经济基础存在差异。民法与商法都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手段，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自我调整、完善。在其产生基础上，民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便是社会分工以及商品交换，同时具有私有权和财产归属权。此时社会自然人才能与他人发生商品经济关系，或者与自己私有财产之间的归属关系。而商法产生的基础则是市场经济，市场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主要场所，也是调节资源供需的主要方式，商法则以市场经济中的商事行为与商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

篇8

战国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封建地主制。我曾经提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是由相互依存的小农经济、地主经济、国家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所组成的动态的体系；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从这样一个体系去分析和理解，考察小农、地主、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各自担任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考察小农的市场角色。

地主制经济体系下的主要产业部门是农业，基本生产单位是小农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和封建领主制下的农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狭小的个体小生产，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但前者较之后者，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经济独立性增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其再生产所不能完全自我满足的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直接从市场上获得补充。所以，地主制经济下农民与市场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流通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战国时代非常突出的两种现象——集市的兴起和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它必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业与家庭手的结合。这是战国以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最深层的根源，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地主制经济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小农，其经济中商品生产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论这种商品生产都是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的，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谋生，是取得使用价值。因此，小农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按照价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价值规律行事。例如，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首先是根据自身消费和交纳租赋的需要；他们经营的家庭副业往往视粮食生产的丰啬为盈缩，而且是“不计工本”的；他们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也往往低于其价值，等等。关于这个，学界已有较多的论述。

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的市场行为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点，例如，小农一方面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另一方面向市场购买商品，在他们向市场购买的商品中，不但有他们所不能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如铁农具、食盐等），而且有它们能够生产的农产品（如粮食、种子等），这就是说，他们既是农产品的供应者，又是农产品的需求者；小农经济再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部分，往往远远超过其按劳动生产率自给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产的部分。《管子》曾经说过，农民的生产是“年有余而月不足”。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再生产，它是以年为周期的。收获季节有富余，播种季节和青黄不接时紧缺。这就导致在同一生产年度的不同生产季节中，农民与市场存在着不同的供求关系。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丰歉无常，因此，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中，农民与市场也存在不同的供求关系。同时，农民不但是生产者，而且是备受地主、商人和国家租赋、债利剥削的被压迫者，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农民与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农民为了完纳租赋、清偿债务，往往不得不贱价出售包括部分必要产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也和储藏手段不足有关），在播种、青黄不接季节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价买进必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又要贱价出售其手工业产品，以至高息举债。在这一进一出中，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量大为增加，但它却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商品生产率的真实水平。这就是说，在地主制经济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脱节的。我们说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包含某种虚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在某种程度的脱节。这种脱节导致一些“悖论”现象的发生：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相对富足有时并没有导致农民市场行为的增加，而是相反；贫苦农民比之富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萎缩，另一方面却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等等。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农业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计，有的高达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径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农户实际买进卖出在农户总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计算的，后者则往往是按农业生产能供养多少非粮食生产人口计算的。两者都有根据的，后者更符合按劳动生产率计算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而它们的差额正可视为商品经济中的虚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场角色。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有限，难以单独创造出大的市场。事实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场基本上是为农民的再生产服务以外，其他的各级市场基本上是为地主阶级的消费服务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场”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为基础和动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与封建领主制下的贵族领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领主制下实行劳役地租，农民不但要在领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种劳役服务。“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级领主贵族拥有“公田”（禄田）的数量由他所处等级所决定。这样，各级领主的收入是相对固定的，由此决定的消费也是相对固定的，并且受到“礼”的种种制约；有人称之为“凝固性”的消费制度。领主的领地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共同体，一般的消费可以自身获得满足。较高级的领主也豢养一些为他们服务的商人，主要是远途贩运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珍奇物品，所谓“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管子小匡》语）。

封建地主制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主要是谷物，这就产生了经君健先生所说的“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来换取其他物资。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贵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与此相应的地主阶级的消费实际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码是没有严格限制的。《盐铁论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阶层，尤其是富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完全突破了领主制等级消费的限制。在实行比较单一的实物地租的条件下，地主阶级的消费资料，相当大一部分要从市场上取得。《史记货殖列传》描绘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荣图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费欲望）视作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阶级的消费欲望促进了战国秦汉市场的繁荣。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换取所需的其他物资，而且往往直接从事的赢利活动。这种市场活动是建立在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地主在市场上出售的租谷是农民为地主的需要而生产的，本质上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地主出售它实际上是把自给性产品转化为商品。地主贱买贵卖的对象是个体小农，是地租剥削以外的商业剥削。

地主的市场角色还表现在它与商人的关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领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贵族领主的格局，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不过商人与地主实际上是“通家”。新兴地主阶级的基础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经私有化、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自耕农分化的产物，首先是从商人兼并自耕农土地中产生的。商人地主是汉代豪民地主的主体。从战国秦汉的材料看，工商业者往往经营土地，地主也热衷于商业活动，庶民地主是这样（仲长统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晋代江统的话可以作证）。甚至可以说，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体了。把秦汉封建政权称之为“商人地主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汉时代农村集市已经普遍存在，城市市场十分繁荣，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粗具规模，在一定意义上说，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说法，这是一种“非统一的全国市场”。重要的一点是各地区的物价（尤其是粮价）相差悬殊，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水平的低下。在战国秦汉的封建市场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粮食在商品市场上的重要性，对年成丰歉的预测成为当时商人进行商情预测的基础；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粮价为中心的“平粜”政策的出台。不过由于运输成本太高，战国秦汉粮食还很少进入长途贩运。长途贩运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阶级奢侈消费的珍异之物，也有作为“养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这和封建领主制时期的长途贩运商业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业是为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服务的，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这种商业虽然也有维持小农再生产的一定功能，但同时又利用小农的弱点和农业再生产的特点买贱卖贵，无情吮吸小农的膏血，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从而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和“弃本逐末”。这就是说，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与农民、商业与农业，自始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复次，考察国家的市场角色。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某些生产事业、直接参预市场活动，并负担着某种经济职能，这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以前我们对国家管理和干预经济的活动，对国家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对国家财政政策对市场和流通的等不够，近来一些学者着重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论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国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场的流通和全国性物资流通组成的，而后者则是由统一国家的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这一观点十分新颖，它提醒我们应该主意国家财政在封建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不过似乎把国家财政的作用夸大了。因为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虽然对全国性流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创造了全国性的流通，而是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局限的“全国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例如，在荀子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海”、“南海”、“东海”、“西海”的土特产品，中原地区“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发展，各地区的金属铸币已经出现“相通”或“趋同”的趋势，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第二，在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动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赋税，赋税的主要负担者是农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农民所交的赋税本质上是农民为了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自给性产品。国家的赋税收入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直接消费，支付皇室消费、官俸、军饷和其它各项开支。贡赋进入流通领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实行“平粜”法或“常平”法时，以部分租谷为底本，视市场上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丰啬而抛售或购进，用以平抑物价。又如实行均输法时，将各郡国运往京师的贡物的一部分折合为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到价高地区出售，实际上是把部分贡纳转化为官营商业经营的物资。不过这部分在贡赋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贡赋的绝大部分是直接消费而不进入市场。贡赋对市场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迫使农民为了完纳贡赋而把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西汉贡赋中货币税占的比重很大，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西汉商品经济相当大程度上是赋税拉动的。不过，西汉赋税货币化的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商品经济表面繁荣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的负荷能力，到东汉中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不能说中央政府的财政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或全国性的市场。中央政府的财政确实促进了全国性的物资流动，如各地贡赋和漕粮向中央的调运，京都或各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向边防地区或受灾地区的调运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调拨，基本上不通过市场进行。一些日本学者喜欢用“物流”这个词，如果用它来表示封建社会中不同于市场流通的物资流动，这倒是一个比较贴切和有用的概念。“物流”对商品流通会有所带动，但作用不宜夸大。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的生产事业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的生产，如屯田收入主要是为了供应边防军的需要，官营纺织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和百官的消费。盐铁等的官营情况与此有别，除国家机器自给部分外，主要是供应民间的，这就是所谓“专卖经济”，它主要属于国家对经济的控管的范畴。专卖经济的确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权力起主导作用，价值的作用是微弱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专卖经济的作用，还需作具体。如《盐铁论》对汉代的盐铁官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御史大夫和文学贤良各执一词，或褒或贬，但从西汉中期实行盐铁官营以后耦犂获得推广，牛耕從此普及看，它的作用恐怕不完全是负面的。

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剩余劳动 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

基金项目： 2011年第三批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整体性视角下的“原理”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陕教工宣〔2011〕8号）；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基本原理》教学中的整体性问题研究（编号：200802027）阶段性成果。

在“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中，必须着眼于的整体性开展教学及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找准完善和发展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的现实基础；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基本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做到“四个坚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原理”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在“原理”课程第四、五章（《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的讲授中，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剩余价值提出质疑，对此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分析，才能使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不失理论的生机与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都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及规律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自觉地运用剩余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原理”课程教学角度来讲，也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劳动产品，都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那就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甚至萎缩性再生产，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尽管剩余劳动的归属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却始终存在。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2]可见，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文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从量上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余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有多次是在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意义上来讲的。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资本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3]在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时，他说道：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4]追求生产的“余额”和资本的“果实”，是任何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个“余额”和“果实”的价值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没有“余额”和“果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质上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关系是：剩余产品是剩余劳动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表现，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实物形式的货币表现。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没有价值范畴，因而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形态。这种关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实现。

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这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马克思当初设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现实并非如经典作家所料。

商品经济条件下，只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必须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否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存在及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也就顺理成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始终存在，那么剩余劳动必然要物化为剩余产品，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者直接的个人收入，剩余劳动时间形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丢掉，那么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生产目的仍然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因为，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增长和积累的表现形式，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如果否认这一生产目的，单纯强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会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和积累、不顾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殖、分光吃净的现象。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主流经济学只准讲净产值，而不讲利润。现在虽然承认了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发展目标，但却不赞成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5]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公有制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重大意义

作为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范畴。剩余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必然会推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决定了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增强国家财力是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发展基金、集体的福利基金、国家的税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家的财政储备等，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失去财力来源，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就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没有剩余价值国家就很难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健康发展。

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为了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归属上的阶级对立，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此，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成为必然。今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应更侧重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工人的劳动显然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构成，其创造的价值形态也必然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部分由劳动者共同所有，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价值归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理解也应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开展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二是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实现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深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给它贴上永恒的资本主义标签，而要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范畴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分析。理论总是以实践为依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正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把这一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之中，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篇10

关于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 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 “经济关系” 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