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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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引言

文物是社会进步的历史见证，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社会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智慧的结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现代博物馆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现代博物馆在对文物的保护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现代博物馆在对文物保护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改进与创新，进而开辟文物保护、管理的新途径。

一、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我国的文化遗产正在逐步减少，如传统的民间习俗、手工艺以及游戏等，丰富的民间文化蕴含着民族文化，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见证。有效的保护文物资源，就必须提高人民对文物的认识和了解，使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提高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保护意识，保护文物，是现代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之重点。

二、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现状

（一）缺乏具有高素质专业性强的文物保护及管理队伍。由于基层文物管理队伍的人员结构相对复杂，文化程度各不相同，业务素质也存在着差异，因此造成文物工作人员对文物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及判断的能力存在着较大差异。其次，由于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文物管理专业知识及相关培训，造成目前不能满足文物保护及管理工作的发展。所以，要尽可能地将文物管理及保护工作中的不规范性、不科学性及不完善性等问题加以改善，在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学习的同时，还应对其专业知识及技术进行灌输。

（二）工作环境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许多基层文物管理机构的办公条件简陋，没有必要的经费保证，没有畅通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甚至没有相对安全的库藏条件和安全预防设施。文物安全隐患无法及时排除，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三）管理体制及制度不够健全。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及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基层文物管理机构所承担的任务较为繁多。例如文物保护管理所、考古所、研究室、钻探公司、博物馆的职能及任务等全部在基层文物机构的工作范围之内。导致基层文物管理机构不仅要负责行政管理，还要负责业务工作，人员的安排上显得过于紧张，使文物管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四）经费短缺。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基层文物管理工作的经费一般由地方政府财政投入，而在注重抓经济建设的形势下，许多地方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尽如人意，文物保护经费仅仅能够保证工作人员的工资，一些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甚至连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都难以保证。经费短缺一直是困扰基层文物工作的一大难题。由于经费短缺，许多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保护措施不能落实，有的只能任其损坏，甚至遗失;许多建立起来的业余保护组织人员经费难以落实，挫伤了业余保护人员的积极性，业余保护组织形同虚设，不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许多民间流散的文物不能及时回收，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不能及时调查上报或保护，造成文物的流失。这是基层文物工作者最痛心、最无奈的事情。

（五）开发与保护工作失调。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而言，开发利用作为文物价值的重要内容，对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日常文物的管理工作中，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目标的影响，造成文物开发与经济建设产生矛盾，文物法规很难得以实施。文物保护工作也很难得以落实。

三、现代博物管文物保护管理趋势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与技术性，如何做好博物管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需要政府、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借社会各界的力量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提高博物馆文物保护效率。

（一）加大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博物馆的文物都是极其珍贵的具有一定历史性和不可再生的物品，保护难度大，必须加大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因而，国家应从政策上支持文物保护工作，提供财力支持。由于文物保护的对促进地方经济收益效果不明显，地方政府对文物的历史性、文化性以及艺术价值认识不足，导致文物保护资金困难。而实际上文物保护的作用，对社会的贡献意义重大，一方面能有效的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文物保护是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带动地方经济的有效途径，因此，现阶段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精神文明建设。

（二）加强文物保护制度建设。在博物馆文物保护的过程中，必须建立健全文物管理保护制度，尤其是文物的提取与交接制度，文物的提取必须根据文物管理相关制度进行，签订正式文物出库依据，凳记清楚名称、编号、文物的年代、完整度以及归还日期等各个细节，并且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博物馆领导签字审批文件作为提取依据。交接双方必须当面清点，检查作好交接管理、保护工作，确保文物万无一失。

（三）文物保护管理向智能化、全民化方向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加强了对文物的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也正向人性化、全民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首先，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要以人为本，文物的管理与保护在依赖于科技的同时，还离不开大量技术人员的支持，因此，文物保护不可忽视技术员的重要作用，是文物保护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次，文物保护是一项公益事业，要注重博物馆的公众形象，文物保护的最终目的是惠及民众，提高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形成全民参与保护社会氛围，充分体现社会力量，使现代博物馆的文物保护管理呈全民化的方向发展。最后，科学的进步与高科技的使用，博物馆文物管理与保护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博物馆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计算机网络管理体系，实现文物保护的全面监控，提高文物管理与保护标准。

参考文献：

[1]孙璐 浅析现代博物馆文物保护及管理趋势[期刊论文]-黑龙江史志 2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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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除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宣读论文之外，还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和交流，无论何种方式，都体现出人们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和热爱。

关注与支持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印记，建筑遗产是人类的物质文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也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其中，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已经成为公众、学者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事件。

中国在世界上的遗产大国地位也带动了建筑遗产保护的繁荣与发展继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以后，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也于2006年8月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技术中心，专门从事建筑遗产的研究、设计、修缮、修复、保护和改造等工作。

据国家文物局傅清远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截止到现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为2351处，其中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共2117处，占总量的92％；尤其是在本届政府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里面，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占公布总数的40％。在经费投入上，国家也加强了投入的力度，国家财政在“四五”期间对国宝单位的投入为0.6亿元“五五”期间为0.4亿元，“六五”期间0.3亿元“七五”期间2.5亿元，“八五”期间为5.5亿元。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国宝单位的保护经费投入已达到7.2亿元，这还尚未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投人。巨大的经济投入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

为从法律的角度对搞好文物保护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及保证，国家制定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文物局还规定，由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法令、法规必须与国际公约相接轨。近20年来，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专家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合乎国情的建筑遗产保护之道，特别是今年5月28日，由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同主办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形成了木结构古建修缮的指导性国际文件《北京文件》正式确立了东亚地区木结构文物建筑的保护原则，特别予以尊重各国遗产保护机构自现代保护运动发起以来，从各自保护实践中以及从世代相传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传统做法中总结的原则和经验，体现出国际同行共同审视和思索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遗产保护手段的多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威尼斯》对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原则的不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和建筑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被国内外同行所认可并予以关注。

现状与问题

以往的经验表明，文化遗产容易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发达而有能力进行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落后且根本无力改造的地区。傅清远研究员认为，突出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巨大冲击和负面效果，特别是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沉重的压力，作为历史长河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失；旧城旧房与老城老房在内涵理解上的误区和过度开发造成的老建筑大片被拆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有些地方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面临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被破坏和消亡的潜在危机。建筑遗产保护的设计、规划、施工队伍的数量和比例远远满足不了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需求；建筑遗产的保护理念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没有真正地得以体现；一些落后的观念，还使许多专业人员受到干扰；保护技术和多学科的加入还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弱项传统工艺技术和材料的传承还有待于保护和研究。

云南丽江虽然被保护下来，但过度开发及不合理的建设已使丽江失去原本固有的文化及内涵。台湾著名学者夏铸九先生在对泸沽湖摩梭族文化模式、村落及建筑的保护研究中发现旅游市场与资本的快速与大规模的穿透，使得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性的破坏，并改变了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空间意义。

面对建筑遗产保护产业的繁荣相应的建筑史学研究理应受到重视。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唯有认识历史建筑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进行保护，要重视基础研究。有这几十年来的建筑历史研究才使建筑遗产保护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和进展，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现在的成果。然而基础研究的现状还不容乐观。北京建工学院曹汛教授用“两担愁云”来形容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的研究困境，特别是历史建筑的考古断代研究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文物虽有，但是懂文物的建筑史学者却变得稀缺，像梁思成先生当年能够确定佛光寺乃唐代木构的功力已成为绝学；《中国建筑史》教材中仍有诸多史实错误也无力纠正。除了经费不足等因素外，缺少高水平、有能力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曹汛教授致力于隋唐古塔的断代研究工作，无奈势单力薄，其研究工作正面临很大的困难。

开拓与进取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历经多年的努力与奋斗，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与艰辛，但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依然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西方建筑深有研究的方拥教授指出，欧洲古代建筑着眼于物质层面的史书价值和艺术原则，只是一种单边话语的叙述，不能贴切地适用于中国；探讨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价值，必须站在精神层面，开拓更宽的人文视野，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回眸往昔，我们看见的建筑物也许不足以同希腊，罗马比肩，却不能忽视深藏其内的人文理想。

在古代城市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王贵祥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对唐长安城，北京各类衙署等建筑二维布局规律和模数的研究中取得突破。

在传统木构体系方面，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的《中国古代木结构谱系再研究》对以往将中国建筑木构架简单地划分为抬梁和穿斗两种形式做出补充，以大量实例说明有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存在；在斗拱形式方面

敦煌研究院的孙毅华女士以壁画的直观资料展示了历代斗拱的形式变化和特点。

在古典园林研究方面，苏州古典园林以群体面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再次为世界所瞩目。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担纲完成的《苏州古典园林》是一本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经典著作东南大学陈薇教授对它的历史意义、学术地位和内在价值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

在近、现代建筑研究方面，香港中文大学Lynne Distefano/李浩然LeeHo Yin以开平碉楼为例，说明建筑元素和装饰设计风格受到海外华人心中的西方建筑印象，以及本土观念的存在、多种来源并存并不断强化带来的住屋形式与文化的流散，探讨19世纪～20世纪海外华人建筑理念的变迁；日本学者奥富利幸谈到日本近代能乐堂的形成与西洋剧场概念的导入之间的关系；南京工学院的汪永平教授曾多次进藏，他对碉楼建筑进行了探源。

发展与方向

时代为建筑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使建筑遗产在技术上延年益寿并得到更好的保护，是建筑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会代表的经验及研究更是研讨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在强调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筑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实践。建筑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将历史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完整地交给公众，因此需要很多实践经验，这也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建筑遗产保护与建筑史研究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也不可分开，遗产保护的动力又促进了基础工作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台湾汉宝德教授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古建保存》一文中谈到，文物保护与日常生活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不易达成共识参与制定准则的人越多争议越大，最后只能靠政治决策。夏铸九先生通过对摩梭族文化模式的分析提出“建筑遗产整合性保护”的对策，并对其可行性做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要达到所制定的目标，需要政府引导、建筑师和建筑史学者的专业投入、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能够得到支持。

清华大学郭黛垣教授认为，文物建筑的保护应当注重其本体的全部历史信息，具有历时性，不是某一位使用者或者某一阶段的局部历史。保护工作必须寻找到文物本体真实的历史信息，保护的最高标准是其所具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得到保护，并传之久远因此修缮不仅要保护建筑的坚固更在于使其具有历史可读性。

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以《中国文物建筑修复的实践与理念》为题，阐述了70多年来的文物保护的历程泰国Thammasat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Vimosiddhi Horayangkura教授，讲述了在西方观念冲突下的泰国本土文物建筑保护的情况；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建筑研究所所长Luigi Gazolla教授，阐释了在中国都市保护和复兴运动中，运用意大利式“类型学的程序”，在不改变城市肌理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将北京原有四合院改造成新形式并使之现代化的思路；瑞士苏黎士州建筑保护局前局长Christian Renfer就与同济大学合作项目――江苏泰仓沙溪古村落修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台湾华梵大学萧百兴教授则以21世纪初面临全球现代化冲击下的北台石碇小镇营造经验为例，阐释地域归真的话境编织，探讨文化遗产在深度建筑史协助下重新切入全球化魅力发展的可能性，同济大学常青教授以《探索风土聚落的再生之道》为题，介绍了第二大城市、后藏中心日喀则“桑珠孜宗堡复原工程”；同济大学章明女士就近期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完成的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再生的项目――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改造做了介绍，上海新天地项目的主创、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大师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AIA)也以《人的尺度，公共空间与城市形态》为题做了发言。东南大学刘先觉教授以海外华人建筑的新动态――新加坡佛教建筑的继承与革新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华中理工大学张良皋教授以新老建筑的协调为主题，对古今中外建筑创作的方法做了精彩生动的报告，希望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整合与交融。

文物建筑保护已成为当今世人共识及发展潮流，如何成功保护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文物?如何使保护与使用相结合?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教授讲述了香港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政府统筹包办文物建筑的修复和运作管理一种是自下而上，政府支持，社区和个人承办文物建筑的维护和使用，这类建筑往往无法开张或难以为继，还有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总之，应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切合实际的方法推动文物建筑保护并使之持续发挥作用。

建筑文化遗产作为产业在经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弱项。既往对于遗产保护多着重于静态的“物”的保存修复，而较少触及经营管理等课题。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明确指出了持续性的有效管理，占有重要的关键地位。既往的研究者在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其角色扮演将更为多样。按照文化产业的观点，保存目标一旦选定，经修复再利用至永续经营管理是一个需要高度整合的操作系统。建筑专业人员除了提供专业的保护技术外，如何做好整合者的角色，将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科技大学阎亚宁副教授以《遗产保护与经营的整合性观念架构》为题，阐释了自己对建筑遗产保护与经营上的观点和态度。

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介绍说，在世博会总体规划中，已纳入了保留原江南造船厂等历史建筑保护的内容，并已明确得到世博会董事会的批准，这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保护上海工业遗产的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建筑师将付出更多的智慧、创意和辛劳。

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与会代表考察了上海工业遗产和外滩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其中包括台湾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利用工业厂房改造成的“滨江创意产业园区”。他开风气之先，自1990年即开始致力于上海旧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对今日上海社会舆论的整体改变功不可没。苏州河畔的旧仓库保护再生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建筑史学因涉及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而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筑史学者和建筑师共同的幸事。本次旨在探索中国特色建筑遗产保护方式和理念，推动中国建筑遗产保护观念变革和完善的研讨会结束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与会代表带着问题来到这里，带着与同道交流心得的欢愉离开，希望将中国地域优秀建筑遗产以更好的方式展示给世界，以期使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事业获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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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质文物保护；遗产监测；病害肌理；环境研究；保护材料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石质文物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如何科学有效的保护石质文物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石质文物的保护是包括文物现状调查、病害机理研究、环境监测分析、保护材料研制、保护修复操作、保护档案建设、美学价值讨论等内容的系统工作，是一个由考古、艺术、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地质等多学科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多年来，中国在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做了大量的保护研究工作，同时也与国外建立了广泛联系，并组织国内外专家针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联合开展了多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5年6月13～14日，2015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足隆重举行。旨在展示石质文物保护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也为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探讨和交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平台。本次会议的研讨范围包括：石质文物保护原则、理念的探讨，遗产监测与保护策略，诊断分析方法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保护材料、技术、方法应用研究等。会议共收到论文53篇，来自我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石窟保护研究机构以及意大利、英国、日本、叙利亚、以色列等国家、地区的69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38人在大会做了专题发言。研讨会期间，与会的各位专家、代表多角度、深层次对石质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利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守保护理念，积极探讨遗产监测问题

在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从文物保护逐渐转变为文化遗产保护后，对保护理念的认识日益深化，文化价值的保护得到更多关注，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保护指向，与我国类型多样的文化遗产实际更加适合。对于石质文物的价值多样性和病害复杂性，如何理解其真实性，如何权衡、体现其价值，如何兼顾历史价值和修复干预的稳定性，如何平衡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宗教价值，皆是石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次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也体现了这些特点。

詹长法以《现代文物修复的思考--以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为例》为题从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现代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与传统艺术品修缮在理念和方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同时在实践中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理论家布兰迪认为修复首先是对对象的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并让其得以传承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思考。孙华的《摩崖石刻保护建筑设计理念初探》总结了文化遗产保护学界先前在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设计和实践的得失，从地表防渗、通风防潮、遮阳避雨、崖壁减负、建筑形体、环境协调，以及保护性建筑的可逆性等方面对摩崖石刻保护性建筑的设计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奚三彩的《杭州龚隹育墓石刻文物抢救性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对早期文物本体上的水泥填补和使用铁钉的铆接等取舍问题进行思考，并指出在不对环境风貌有较大扰动的情况下，在摩崖石刻外部修建保护性建筑及设施是保护石刻的有效方式。张晓彤的《修者其责观者其权决定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效果因素的探讨》就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同时又从一个修复者的角度和一个普通观者的角度，探讨开展专业修复活动时自身的困惑与反思，浅析“舆情”差异的原因和背景。

目前，在文化遗产本体和关联环境要素类型多、范围广、影响因素复杂的条件下，遗产监测要体现更好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需要在认清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保护管理中的关键问题，梳理监测指标、明确工作重点等方面开展细致的工作，以便更好的服务于遗产保护，实现监测的意义。同时使遗产监测有助于对世界遗产本身及相关的保护政策与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在本次学术交流中，意大利Heleni Porfyriou（海伦尼・博尔菲里昂）以《世界遗产地和历史中心的监测――意大利的贡献》为题介绍了欧洲最初从有形的角度保护历史遗址到后来的监测保护措施和政策，基于意大利在遗产城市进行的监测实践和经历，一是评估世界遗产地的监控情况和世界遗产的现状；二是ICVBC制定了“保护地”方案来评估游客对历史中心造成的影响。郭璇的《世界遗产监测指标体系建构初探以大足石刻为例》介绍了大足石刻世界遗产监测指标体系研究的部分成果，尝试构建大足石刻世界遗产地的监测指标体系，探讨了这一指标体系对于石窟类遗产地的适用性和地域特殊性。叙利亚Maya Hassan（玛雅・哈桑）的《沿海石质遗产地气候变化的保护策略》指出在其绝大多数文化遗址中，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石质材料的运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石质遗产正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需建立一个可持续、有成长和扩展空间的防线，从而制定一个针对叙利亚海岸考古学区域的保护策略。

二、加强病害机理研究，促进检测分析水平提高

多学科结合研究与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已在文物保护的方案制定、操作实施、研究评估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微观分析与表观现象的结合研究、劣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干预手段与材料的评估方法和综合体系的完善，对文物本体保护至关重要。参加本次会议学者在会上交流了各自在这些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意大利Fabio Fratini（法比欧・弗拉蒂尼）以《建筑石材的损坏》为题指出物理蚀变的过程会导致石材分裂成不同大小的碎片，但其化学和矿物学成分不会发生改变；化学蚀变会给石材带来巨大的改变，使矿物在溶剂中完全溶解，氧化元素发生颜色上的改变进而生成氢氧化物，元素溶液化形成黏土矿物和不溶残渣等，为此，关注石质艺术品材料的损坏过程尤为重要，有助于选择最恰当的修复手段来延缓石材损坏现象。李黎的《承德凝灰岩文物的劣化机理及保护材料筛选研究》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凝灰岩质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凝灰岩的微观分析认为，凝灰岩岩样中伊利石/蒙脱石混层（I/S）是凝灰岩劣化的物质基础，流纹构造和微节理是凝灰岩劣化的结构基础；通过劣化模拟试验证实了水和结晶膨胀性盐是凝灰岩发生风化破坏的外界条件。根据病害类型及成因筛选出了修复保护材料，为承德凝灰岩质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也可作为我国凝灰岩质文物的保护加固参考。

意大利Loredana Luvidi（罗娜丹娜・拉维迪）以《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可持续诊断方法通过快速和更为先进的技术进行比较》为题针对文物本体受损原因，强调如何将制定保护计划的可持续诊断方法应用于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张兵峰的《梵天寺经幢岩石病害分析检测研究》通过对经幢石灰岩岩性特征鉴定、岩石吸水性能实验、化学成份分析及其几种主要病害样品分析检验出发，分析其岩石劣化机理和表层风化病害产生的原因，为经幢文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意大利Maria PerlaColombini（玛利亚・佩尔拉・科隆比尼）的《高等亚洲古代造像彩绘和工艺修复仪器分析》，通过多项分析技术得出的有关颜料和粘结剂的数据，呈现累积的样本，讨论古代亚洲画家使用的彩绘技艺，首次对古代亚洲雕塑的彩绘材料和技艺提出独到的见解。严绍军的《宜昌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分析和防治对策研究》指出为研究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进行了三游洞水文地质勘察和岩溶调查，采取岩、土、水样进行室内试验，分析了岩石的物质成分和微观结构，查明了三游洞景区的地下水类型和埋藏条件，研究了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的规律，建立了水文地质模型，评价了地下水对摩崖题刻的危害，提出了渗水病害防治对策。

三、重视环境质量研究，扩大信息技术应用

本次会议中的环境研究交流内容均不局限于单纯气候因素的分析评价，而是体现了文物本体病害与环境影响对应关系的探讨。研究方法和动态监测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以及环境研究结果为预防性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有效支撑等趋势，在代表的发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维扫描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及文物信息精确留存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会议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清华大学张彭义以《环境因素对千手观音造像保护的影响研究》为题从大足千手观音所处的气象和空气质量的监测，大气颗粒物、雨/雾水成分分析，造像表面成分分析等研究表明，千手观音造像所在的微环境高湿度、凝结水多发且酸性颗粒物污染严重，需要及早对千手观音造像开展预防性保护。黄继忠的《石窟岩体水分循环研究》根据石窟山体的宏观环境和包气带空隙特征，从水分循环的角度研究了大气降水、空气中的水汽在气候因子驱动下的循环转化规律。说明云冈石窟所在山体含有一定量的空气，确实与外界存在密切的水汽交换关系。

吴育华以《三维之下觐观音――三维扫描在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修复中的应用》为题指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因雕凿结构复杂且存在多种病害，使得其空间形态异常复杂，如何准确获取其空间信息并应用于保护修复工作具有一定挑战性。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因精度高、安全性高和效率高被应用于千手观音保护修复工程，应用实践表明，三维扫描成果为现场实际形态修复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且在千手观音的科技考古、形态监测与数字展示等方面应用具有广阔前景。日本TANIMOTO Chikaosa（谷本亲伯）的《石质文物保护中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介绍了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点及其在石质文物保护中应用的必要性，与传统的文物保护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易于扩充，测量准确等特点。刁常宇的《融合激光三维扫描与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的石质文物数字化方法》总结出激光三维扫描和多图像三维重建的优势可以结合应用，实现最高精度形状细节和最高精度纹理细节的文物数字化。

四、研发保护材料应用，增强文物安全因素

本次研讨会中，国内外的学者们也带来了在保护材料应用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材料应用更加注重对文物本体的最小影响，对材料自身的稳定性以及特定环境下的耐候性的考虑也是本次学术会议的亮点。学术交流中，学者们对具体实例讲解让大家看到修复的实施和专项技术的应用更加规范、系统，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即是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修复和研究同步的课题，这对促进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体系的完善具有更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西安交大和玲的《透气性POSS基聚合物保护砂岩的研究》以POSS为起点，分别以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和甲基丙烯酸酯异丁基聚倍半硅氧烷（MA-POSS）为单体，获得用于保护岩石的POSS封端共聚物（简称P1）和刚柔兼具的共聚物（简称P2）；分别研究了这两种材料在溶液中的组装胶束、膜表面动态吸水性与热机械性能等，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不同孔隙度的砂岩进行保护效果评估；结果表明：P1和P2有望作为有效的砂岩保护材料。戴仕炳的《石质建成遗产表皮材料学监测技术体系研究》结合我国及德国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石质文化遗产表皮材料学检测技术体系，为石质建成遗产日常维护及保护修复提供依据。蒋德强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的研制》采用改性醋酸纤维素材料为主要黏结剂，并结合能够与基体中残留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的有机硅单体，制备出了一种能够在潮湿环境下正常挥发干燥，不用去除基体中的水分，同时具有一定透气透水性的溶剂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有效地解决了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的加固问题。所研制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已成功地应用于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砂岩加固。

篇4

关键词：背景环境，内涵，镶嵌，契合

中图分类号：N04;H059;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6-0039-05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Setting”

CAO Ang

Abstract： The term “setting” is widely used in western culture relic conserv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languag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etting” still remains undefined. It is necessary to trace the origin of “set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lish context and explore its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find out its proper Chinese translation. In most cases “setting” is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event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he “setting” corresponds to what is built on it or anything happens in it. The Chinese term “背景环境” contains most content of “setting” and it can be a translation of “setting”.

Keywords： setting， connotation， set， correspond

中国自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后，与世界各国的文物保护交流日益增多，大量国际文物保护文献和资料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有些翻译不尽如人意。相比较其他行业而言，文物方面术语涉及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思维方法、语言模式、古今差异等复杂的情况，需要深入研究术语背后相关概念内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对某些专业术语而言，要找到一个贴切的对应词语，并且能够为业界广泛认同，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锤炼的过程，setting就是其中之一 。

1setting的研究情况

setting是文物保护工作中常见的术语，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作为国际文物界的资深专家，有较深体会。他曾说，“英语‘setting’这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单词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想找一个单一的中文词来贴切地、完整地对应它，却一直未找到一个答案”，“还是只好以‘环境’来对应” [1]。社科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的徐嵩龄先生长期涉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setting有着自己独到的分析和看法。他从setting、environment、surrounding三个同义词入手，依据《凯氏同义词和近义词辞典》从词法上对它们进行区分，并通过分析《威尼斯》等有关文件的文本内容，建议将它们分别译作环景、环境、周边^[2]。徐先生的主要观点建立在对同质物与非同质物的讨论基础上，认为surrounding只包含同质物，setting则同时包含同质物和非同质物，也就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同质物与非同质物中的“质”是很难界定的，不同的侧重点可以定义出不同的“质”;再者，《威尼斯》和《巴拉》所体现的setting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因此，人们对setting的这种解读仍然不甚明晰，“环景”的提议尚未被业界广泛接受。所以，从英文语境去研究setting，分析其语源语义，与environment和surrounding做出区分，析理发掘其内在底蕴和含义，以解决中文语境下的翻译难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从setting的概念形成过程来探索，继而全面掌握其内涵的核心实质，为找出贴切相应的中文对照术语打下坚实基础。

2英语语境下的setting原义与相关义

国际文物保护文件中出现的environment和surrounding是我们比较熟悉且对其含义有一定认识的术语。environment，环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科技术语，environmental science（环境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发展多年。事实上，文物保护界引入environment这一术语，应当源于实际操作中文物保护与环境科学间的学科交叉。surrounding是动词surround的动名词变形，surround则有多种词源，包括盎格鲁法语surounder，中古法语soronder，以及后期拉丁语superundare，三者皆出于15世纪左右，且都含有淹没、泛滥之义。surround最早表示出封闭式环绕的语义是在17世纪初，加之其读音和round（圆）相近（这也影响了该词的拼法），这一语义也就延续至今。surrounding首先是该语义的形容词形式，后被简化为直接指代围绕物而出现名词用法。而其复数名词形式surroundings被用作环境之义，则是在1857年^[3]。在文物保护相关国际文件中频繁出现的surroundings即取自此义项。由此可见，environment和surroundings都是从空间关系的角度出发，从而构成环境的语义。

setting与environment和 surroundings有较大不同，它的起源不是包围和环绕之义。从词源上来讲，早在14世纪，setting即作为set的动名词出现，表示安放、固定;在中古英语时期，setting含有地点、位置之义，也被用作“创造性的行为或事物”;1815年，setting指用于镶嵌珠宝或其他饰品或器物的底座;其后于1841年被证实用作“背景，历史，环境”。这里背景特指舞台戏剧所用到的布景。从其词义发展来看，set及setting通常多与人类的主观活动相关，且实质上均为对某物的地点、位置的确定，安放、镶嵌体现某物的实际位置，而布景可以理解为戏剧所发生的抽象时空位置。所以setting的环境之义应当是这些义项的发散和引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义项构建成了一个富于观赏性或实用价值的整体，这也就昭示了setting一词本身所暗含的目的性。也就是说，setting作为一个名词，它不单单表达其字面上静态的“环境”之义，更重要的是该“环境”与其上发生的或所承载的事物间的密切联系，即setting的存在是为其所负载的主体的完整性而服务，脱离了“主体”（珠宝，戏剧等），setting也就不再具有意义或价值。《牛津英语大辞典》对setting的解释为“the place or type of surroundings where something is positioned or where an event takes place”^[4]。其中，“某物被定位于其上（something is positioned）”即中文语境中的“镶嵌”，而“事件发生（an event takes place）”同样强调了事件与环境的联系。那么，setting的延伸义“环境”，应当也包含“主体嵌入环境，两者密切结合，环境衬托主体”的含义。由此可以推论，作“环境”之义的setting，也是有所承载的，这和现代英语对setting的释义是相符合的。

3西方文物领域中setting一词的发展

西方文物保护学术界对于surroundings和setting的使用，似乎也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以下简称《雅典》）的第三条①提到了surroundings，这里是指临近古迹的周边环境。此处特别强调surroundings的重要性，是因为人们往往因surroundings不是古迹的一部分而任意处理，忽略视觉上surroundings和古迹的不可分割性，结果破坏了古迹的整体美观^[5]。这就形成了两者间的间接连带关系，由此surroundings一词就不仅仅指代文物古迹周边的事物，已经开始考虑它对文物古迹的影响。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的第四条②，对文化财产的尊重，亦提到了surroundings。明确要求各缔约国不得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利用任何property（文化财产）周边的its immediate surroundings（紧邻环境）而使文化财产处于危险境地^[6]。可见，早期《雅典》和《海牙公约》中的surroundings都是因为毗邻文物主体本身，所以不论从美观角度考虑，还是从规避武装冲突风险的角度考虑，surroundings都是不得不顾及的问题，这是由surroundings的空间位置决定的，而非其自身价值。在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则给出了新的定义，该定义指出，无论是天然形成还是人为构建，具有文化或美学价值或构成了典型自然环境的景观，都应得到保护。这里的surroundings单纯指自然环境，且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然环境。这里的典型意义显然反映了人类的特殊认知，且由此赋予了该自然环境额外的价值^[7]。

1964年《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以下简称《威尼斯》）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在对“周边环境”的看法上与此前任何或公约有着巨大的转变。《威尼斯》第六条“The conservation of a monument implies preserving a setting which is not out of scale. Wherever the traditional setting exists， it must be kept. No new construction， demolition or modification which would alter the relations of mass and colour must be allowed.”^[8]直接规定了古迹保护应包含其“周边背景环境”（setting）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雅典》第七条“A monu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history to which it bears witness and from the setting in which it occurs.”强调古迹不能被分离出其产生环境。从实物角度来看，《威尼斯》中所开始使用的setting，与《雅典》和《海牙公约》中的surroundings大体上应当同样是指向古迹周边的围绕物的。然而《威尼斯》第七条强调了文物古迹与周边环境的不可分割性，指出了在一定情况下，围绕物本身具有一定价值或围绕物与主体相结合才能体现古迹的完整性。因此，《威尼斯》用setting为这些围绕物及环境重新命名，提升了古迹周边背景环境的价值，加大了对其重视程度，而setting一定程度上覆盖并超越了《威尼斯》以前的surroundings的概念。自《威尼斯》始，setting这一概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并频现于行业内各文献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对setting一词的使用。该中“原则与目标”第二条第五项的英文原文表述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wn or urban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setting， both natural and manmade”^[9]。这里surrounding被用作形容词形式以修饰setting，指代城镇或城区周边背景环境，而未直接写作surroundings，可见setting比surroundings从词义上讲更富于文化内涵和关注价值。

尽管setting一词由于蕴含人类活动或人类认知方面的内涵，以及其与文物古迹主体有机契合的相互关系，从而获得其学术内涵，但人们在使用上并不完全统一。《华盛顿》所指出的“setting”包含“both natural and manmade”，即“自然或人工环境”，可以说是与《欧洲》③一脉相承的。然而《华盛顿》所特指的城镇与环境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wn or urban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setting），是把城区（urban）与环境（setting）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比联系研究的，而城镇与城区（town or urban area）的周边背景环境（surrounding setting），通常为乡村地区（rural area）或自然景观（natural setting），这一观点似乎又与此前诸多文献中的陈述有所不同。尤其《威尼斯》在定义第一条中出现过短语“the urban or rural setting”，暗含setting同时包括城区和乡村的意思，明显和《华盛顿》的范围划定不同。诚然，这之间的区别可能与《华盛顿》主要针对历史城镇和历史城区的保护有关。但以术语的角度而论，setting尚无一个明晰、准确、统一的定义，不同文献依据各自的需要在使用setting一词之时，setting实际指代的内容或多或少会有些差别。唯一将setting列作单独词条赋予其定义的《巴拉》中的解释为“setting means the area around a place， which may include the visual catchment”^[10]，中文译本为“环境是指‘某遗产地周围的区域，可包括视力所及的范围’”。然而，所谓visual catchment（视力所及），客观来讲，远至天际线，近至较近视野范围内任一可聚焦之物，都可称是视力所及范围，实在难以界定。而原文中的may（可能，可以）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的表述。因此，《巴拉》对setting的定义，是试图在空间上对setting划出范围，但仍然有些模糊。不过，setting所涵盖的富有文化内涵价值的环境之义，在行业内已不存分歧。

4setting中文名的选择

可以看出，在国际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英语语境下的setting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不断完善的过程。可以达成共识的是，setting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意味着文物古迹的周边背景环境对人类的意识活动或思想认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客观上，文物古迹与周边背景环境总是发生着或强或弱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有机契合的整体。若在现有汉语词汇中找出某一词语作为setting的译词，是很难在语义上实现一一对应的。以“环景”而言，在现代汉语中“景”常作“景色、景致”或“情况、现象”讲④。因此“景”字本身更多强调观赏性和事态发展性，“环景”具有主体的意味，背景的含义是被弱化的。

笔者认为，汉语中常用的“背景”可以较大程度地反映setting的内涵。“背景”，通常涵盖了某一事件的发生或某一事物的存在所依存环境的全部信息。在分析研究某一事件时，通常以背景、经过、影响的逻辑顺序加以分析，而这三者显然又构成一有机的整体，那么作为前提基础的背景，显然包含了与setting类似的镶嵌底座的义项，与事件对象形成“主体嵌入环境，两者密切结合，环境衬托主体”的词语内涵。再者，对比setting和environment两者，它们实际上体现了英语语言逻辑中不同于汉语的词汇的人格与物格的区分。再次审视现代汉语语境中背景一词，其常被用于分析与人相关的事物，使得背景也具有了强烈的围绕着人的相关性，乃至人文色彩。那么用背景来反映setting的文化内涵价值，可谓是顺理成章的。因此，笔者倾向于暂以“背景环境”这一复合名词作为setting在文物领域内的中文译词，其中“背景”体现setting的内涵，“环境”反映setting所代表的客观实物。可以说，“背景环境”既能契合诸多中对setting的表述，同时也符合汉语语言习惯。

注释

① 原文为“ The Conference recommends tha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the character and external aspect of the cities in which they are to be erected should be respected， especially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ncient monuments， where the surroundings should be given special consideration.”

② 原文为“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undertake to respect culture property situated within their own territory as well a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o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by refraining from any use of the property and it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or of the appliances in use for its protection for purposes which are likely to expose it to destruction or damage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③ 原文为“The Europe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ists not only of our most important monuments： it also includes the groups of lesser buildings in our old towns and characteristic villages in their natural or manmade settings. ”

④ 《辞海》1979年版，景：（1）日光;（2）景色，景致;（3）古代称罩衣;（4）情况，现象。

参考文献

[1] 郭旃.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环境因素及评判尺度[C]//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第15届大会论文选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7.

[2] 徐嵩龄.论文化遗产科学的“环景”（setting）概念――基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C]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第15届大会论文选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44-45

[3] Douglas Harper.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EB/OL]. [2014-09-08].http：//.

[4]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M]. UK：OUP Oxford，2010.

[5] ICOMOS. The Athens Charter for 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EB/OL]. [2014-09-09].http：//.

[6]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with Regulati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vention [EB/OL]. （1954-5-14） [2014-09-08] .http：//.

[7] 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afeguarding of Beauty and Character of Landscapes and Sites[EB/OL]. （1962-12-11）[ 2014-08-09]. http：//.

[8] ICOMOS. 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The Venice Charter 1964） [EB/OL]. [2014-09-15].http：//.

篇5

关于对秦直道的研究，据考古与历史学家讲，秦直道的研究是近30余年的事情。关于秦直道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迁只有寥寥几笔：“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传》曾传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为详细的记录说明，更谈不上研究了。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再关注秦直道的意义，秦直道随同黄沙一起淹没于荒草之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时，写有《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为秦直道研究开拓了新领域。随后，除1987年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办曾组织史志工作者考察过秦直道之外，再没有人对秦直道做过全面的研究。直到2005年7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了“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集中进行研究秦直道的专门会议，主办方总共请来了北京、陕西、甘肃、内蒙古地区对秦直道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约160余人共同出席会议。最初参与研讨的专家接到主办方邀请之时异常惊喜，毕竟这是关于秦直道的第一个研讨会。同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发表自己的最新观点，同时汲取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众多专家都对秦直道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上，形成了《关于加强对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研究与保护的建议书》及《关于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的评价意见书》两项成果，明确了秦直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在主办方的主持之下，与会的众多专家也拿出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并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出版，也就是捌门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弥足珍贵的《秦直道探索与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教授王子今说：“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同时由这么多的专家汇聚一堂，探索研究秦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尚属首次，且规模大成果丰。这与东胜区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联系专家，准备资料，筹备会议，编辑论文，进行了诸多繁琐复杂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么多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开这个研讨会，即是大功一件，可谓功不可没。”

自汉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遗忘了，某些干道虽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将它与秦直道联系起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重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讨会上，论文集的出版，为秦直道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行有效的意见。我们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盂家湾村)，南至秦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穿越14县，长达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80米，一般宽有20米左右，要对其进行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历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较为重视这一文化遗存。1989年，东胜境内的秦直道被东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该段秦直道遗址被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着手保护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800多万元，2005年7月建设落成了秦直道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复原沙盘，并征集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迈出了秦直道文化开发的第一步。参与“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极为欣赏东胜区的这一做法。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保护了秦直道遗址和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体的宣传场地。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让秦直道成为中国第一个以道路为主体的遗迹国保单位。由此可见，这个见证华夏文明奇迹的秦直道，这份祖先给鄂尔多斯人留下的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品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这本论文集可谓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长，以“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共收录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学术分量相当厚重。书中不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还收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超的《直道与汉匈战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院长的《试论匈奴民族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的《秦直道的价值与保护其遗址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的《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甘肃庆阳市博物馆李红雄的《略论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包头教育学院廖文俊的《秦直道与九原地望》、陕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内秦直道与南北文化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郝诚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等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本书第一次将近30年间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开筑与通行的重要历史意义。书中对于其走向、规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论，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对于秦直道中段西线与东线的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直道在秦朝时已经修成，到了汉武帝时代仍然继续使用，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蒙恬列传》所谓“道未就”，应是指秦代规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宫，辛德勇教授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有关秦直道的考古调查收获，如鲍桐《鄂尔多斯秦直道遗迹的考察与研究》、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贺清海《旬邑县石门关近侧大型秦汉遗址真伪辨析》、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等，也收入到了这本论文集中，形成了对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秦直道中一些长期困惑世人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总体上说，此论文集的出版，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秦直道问题提供了条件。王子今教授兴奋地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让在场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了解了同行们的进展，知道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研究，让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弯路。”追根溯源，如今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国・秦直道与 草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和《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的出版之外，还因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边防供给线，也是一条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部边疆的重要防御体系，有着与长城同类的文化层级和品牌价值，有着与长城同样重要的历史教学、科学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重功能，在历史上曾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现在我们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历史价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历史沿革以及测绘、建造方法、道路规模、使用维护、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术信息价值。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内地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了内地通往北疆的大动脉，不仅对秦抵御匈奴，巩固北疆，加强北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秦直道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匈奴的战争史、交通史、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值。秦直道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桥梁，西汉末年，昭君和亲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不仅展现了本地区两千年来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也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地质情况。

当论文集《秦直道探索与研究》面世之后，秦直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通过此论文集，专家学者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通过观察研究，可以看到多角度科学考察的新气象：一、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作为典型性的标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二、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对其在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作用的考察，可以总结有意义的历史经验。三、以文化史考察的视角关注秦直道，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有学者进行过秦直道沿线扶苏传说的研究。四、近30余年的秦直道考古发掘中，秦直道文化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同时还保留了生态学和环境考古学上的重要信息。另外，秦直道纵贯南北，沿线民俗的交融点，也成为民俗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瞩目的课题。

篇6

关键词：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生态博物馆；诸葛村

Abstract：Ecomuseum is a new concept that was coined in 1960-70s under the context of a thriving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New Museology.” It is a natural product as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to the process of museumization. Ecomuseums have found ways to develop first in Europe，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then moved the center of gravity to Asia and Africa. This essay aims at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methods adopted both in and outside China and then focuses on Zhuge Village, Zhejiang，China，a successful example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vernacular village as a new possible pattern for ecomuseum.

Key words：Vernacular Village；Integrated Preservation；Ecomuseum；Zhuge Village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3-67（6）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威尼斯》已提出，建筑遗产保护不仅包含个别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品，也适用于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在过去比较不重要的作品。①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1999）和《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2005）等有关包括保护乡土聚落遗产的国际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把一批乡土建筑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诸如捷克的霍拉索维采历史村落保护区，加拿大的卢嫩堡老镇，日本的白川乡与五山的合掌造聚落，韩国的朝鲜历史村落何回与良洞，奥地利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默古特文化景观（图1），我国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图2）、福建土楼（图3）等。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已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共识。

我国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有20多年的历史②，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把乡土聚落遗产纳入国家法规的层面予以保护。20多年来各地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教训，如对乡土聚落遗产价值的认识不全面，未能完整地保存乡土聚落遗产的各个层面和体现其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对遗产的真实性不够尊重，干预过多，出现不少随意改造或“保护性”破坏的情况；居民参与或自觉保护遗产积极性的调动及发挥还很不够，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大多数还局限于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遗产的合理展示、再利用也一直困扰着遗产的保护，等等。

随着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我国，以及近年来我国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实践，给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动态保护利用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1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生态博物馆理念

生态博物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的博物馆，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背景――当时欧美国家社会变革和文化民主的诉求，是生态博物馆产生的重要外在动因；而在博物馆领域，欧美一些博物馆人士强烈呼吁博物馆应当摆脱“精英化”的偏好，真正让大众参与并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对博物馆社会角色的反思推动了生态博物馆的产生。③

生态博物馆最早是由法国的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提出来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编撰的《博物馆学大辞典》（2010年版）对生态博物馆的表述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博物馆化的机构，它融合了对该社区所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并反映某特定区域内一种活态的和运转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时从事与之相关的研究。”挪威生态博物馆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对生态博物馆概括是：“区域－遗产－人口－记忆－教育－参与－生态－独特性。”[1]显然，与传统博物馆的核心是藏品、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技术和专家，观众要进入其中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相比，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整个社区，它既是整个社区的生活整体，也是社区的历史以及未来，观众要融入社区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④。

根据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强调整体保护，即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展示；（2）强调原地保护，即相关保护、展示不脱离原生地；（3）强调居民参与，即需要当地社区、居民的普遍参与；（4）强调动态保护，即在发展中保护，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和谐与发展。[2]

这一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及其环境整体、原址保护和居民参与的理念正是国际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提出：“古迹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由于时间和人类所建立起来的和谐极为重要，通常不应受到干扰和毁坏，不应允许通过破坏其周围环境而孤立古迹；也不应试图将古迹迁移”；“应开展教育运动以唤起公众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广泛兴趣和尊重，还应继续努力以告知公众为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并谆谆教诲他们理解和尊重其所含价值”⑤。该《建议》提出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及其周围环境的重要，以及启发和教育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要求。《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也强调了：“每一历史地区及其环境应从整体上被视为一个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并进一步指出“在农村地区，所有引起干扰的工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应小心谨慎地加以控制，以保护自然环境中的历史性乡村社区的完整性。”同时要求“鼓励全体民众认识到保护的必要性并参与保护工作。” 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中也指出：“民居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围的居民。”⑦在《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中明确“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构成形态，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3]这些国际遗产保护文献的精神基本体现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我国国务院在2005年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国务院首次明确使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界定了其涵盖的两大范围。生态博物馆是将某一乡土聚落等特定区域整体作为博物馆空间，通过博物馆化的展示手段和形式来展现当地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色，吸引外来参观者，在保护文化遗产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提供考察、参观和旅游服务。因此，可以认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博物馆化的体现和实践的深化。

2乡土聚落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生态博物馆出现以来，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发展，从欧洲、北美及南美洲，然后逐渐向亚洲、非洲等国家发展。生态博物馆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各国在工业遗产地、动植物保护区、乡村文化景观等领域取得了成功经验。如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和实践是由一些学者与当地政府、社区、文化和旅游协会共同创造设计，力图以一种保护和创新地持续利用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方式，将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遗产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体化地、整体互动地展示给意大利国民和外来的旅人，借此保护乡村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意大利乡村的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不是局限于在某一个社区建造一个有形的博物馆，而是将社区整个自然和人文环境一体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人们称之为“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4]此外，在挪威等其他一些国家，也建有乡村生态博物馆。日本农林渔部在1988年曾提出采用“乡野环境博物馆”计划，预想一种保存自然环境、景观和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该计划的要点是：（1）忠实于当地的历史和传统文化；（2）核心设施、临近设施或者是环绕核心设施，分散在该区域的展示设备将被有组织地通过小道相联系；（3）展示是露天的，例如传统农业设施的再生产以及美丽的乡野景观的修复，在必要时可以规划建筑物的户外展览；（4）乡野环境博物馆将启发当地人对景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将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5）根据各地方的情况，市政府或者是半公共的企事业机构将被委托运作这些博物馆，并努力使其能够活下去，而且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5]这种理念也是来源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由于该计划没有列入教育、文化、体育、科技等官方部门的管辖而未能实施，但对日本生态博物馆的形成起了一个触发器的作用，在提高公众对生态博物馆的意识和兴趣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在中挪政府共同努力下，于1998年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苗族村寨建成。这里居住着一支远离外界，仍然生活在山区自然经济和古老文化中以长牛角头饰为特征的苗族分支。村民每年有几个月要到山下背水，生产、生活十分艰苦。在建立生态博物馆时，村寨仍保存和延续着自己非常古朴、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平等的原始民主，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艺术。但他们没有文字，靠刻竹记事，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这些古老文化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古老环境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就是为了保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使这些村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会丧失自己。项目首先是用挪威政府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拨款，进行引水上山、引电上山工程，并修筑进出的山路。村民生活、生产大为改观，开始接受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接着，又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由村民出工建了资料信息中心，村内有了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心，培训村中的年轻人运用照相、摄像、录音等技术开展文化记忆工程。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开始逐步实现。其后，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等地陆续建设了一批传统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专家指导下的政府行为，村民参与其中。然而经过多年的运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与预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显然要生活在经济仍非常落后地区的居民具有文化的“自觉”为时过早，生态博物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5年中外学者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总结为《六枝原则》：（1）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6）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与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接轨，对中国发展生态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诸葛村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浙江在历史文化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实践中，也试图探索一条“区域、遗产、居民”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之路（图4），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成果，其中以诸葛村最为突出。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汉族地区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初步得到发展的古村落。村落面积约1km2，村内有1 000多户，其中诸葛氏有3 00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依丘陵山冈而建，全村以诸葛氏总祠丞相祠堂（图5）和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大公堂为礼制中心，分成孟、仲、季三个房派的崇信堂、雍睦堂和尚礼堂，即三个聚落组团，每个聚落下面还有若干“众厅”。村落传统格局及历史环境保存较好，村内仍保存明、清建筑200多幢（图6）。此外，还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原先由集体使用的厅（祠）堂成了村民堆放农具、稻谷、柴草等杂物的地方，甚至有些村民把猪、牛也圈养在厅堂内。由于这些厅堂无人管理，只用不修，诸葛村的多座厅堂濒临倒塌。当时尚礼堂、崇信堂房派的部分老人和村干部站出来，商讨抢修、保护办法。但因集体没有资金，便决定向村民和社会筹资，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同志组成的筹资小组，挨家挨户向村民筹款，多则几百元，少则五元十元，同时发函向在外地工作的本厅堂房派的诸葛氏自愿认捐，很快抢修了尚礼堂和崇信堂。修好后选出专人管理（村民们称之为厅长），并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之后村里又先后集资抢修了崇信堂、花园厅、雍睦堂以及大公堂等多处建筑。

上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率领的乡土建筑调研组来到诸葛村，被诸葛古村落群体的规模之大、建筑类型丰富、结构精美并且保存得如此完整而惊叹，同时也为诸葛村村民对古村落保护的热情和村民的好客而感动。调研组的呼吁引起了兰溪市政府的重视。1992年，兰溪市政府公布诸葛村为兰溪市历史文化名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由市政府、文化局、镇、村组成的“诸葛村文物保护领导小组”。1994年，诸葛村试行对外开放。1996年诸葛村的价值受到相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与邻近的长乐村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虽然在保护与发展旅游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曲折，但在村里聘请的以陈志华教授为首的专家组指导和政府部门支持下，诸葛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保护修缮了3万多平方祠堂、民居，对村落水系、道路等环境进行了整治、修复，并发掘、保护、传承和恢复了每年阴历四月十四和八月二十八的传统祭祖活动和元宵的板凳龙灯会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利用丰富的乡土建筑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在村内设置了诸葛亮生平事迹、中医中草药文化、乡土民俗文化等特色鲜明的陈列场馆，实行自我管理。在村外新建了居民新区，疏解了部分古村人口；村内居民仍照常生产、生活。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国内外公众来此参观、休闲，年收入已突破千万。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保护、展示的经费也得到较好的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和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均有了大幅提高。遗产保护已成为村民的一种文化自觉，乡土聚落保护和发展利用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诸葛村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实践，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7年国家文物局与无锡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乡土建筑保护――无锡论坛”特别邀请诸葛村和专家就诸葛村乡土遗产保护实践作了专题发言[6]，并组织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诸葛村。诸葛村虽然未冠“生态博物馆”之名，但其应用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俨然与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生态博物馆的创始者雨果・戴瓦兰先生曾说：“生态博物馆不是单一模式……有的博物馆，其性质是生态博物馆，但他们使用其他名称，在拉丁美洲见到更多的是使用‘社区博物馆’一词，在西班牙使用‘文化公园’一词，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加拿大使用‘遗产项目’一词”。[7]可以认为诸葛村遗产保护实践就是一个践行“生态博物馆”之路的乡土聚落遗产整体保护的杰出范例！

4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思考

诸葛村的案例给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一）居民对自己传统文化认知，即文化自信很重要，只有认识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具有意义，才有可能去保护它、爱护它，并成为自觉的行动，参与到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成为文化的主人，这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能否实现的关键；当然，民居如何才能认知自己传统文化并自觉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居民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具备基本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这也是东部地区乡土聚落遗产探索生态博物馆之路的有利条件。

（二）政府的支持和专家的指导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成功的重要因素。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保护首先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及上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重点应包括政策和资金等层面；实施乡土聚落遗产保护项目，应当得到相关专家在项目的宏观上以及具体的业务指导和帮助，这样才可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行，少走错路、弯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对乡土聚落遗产应当全面认识、客观评估，整体保护。乡土聚落是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和缩影，应当研究并认识其包含的各个方面，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民居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等。对此，《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有准确、全面的阐述：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必须在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认识到尊重社区已建立的文化特色的必要性时，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对乡土建筑、建筑群和村落所做的工作应尊重其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各个地区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乡土建筑遗产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在保护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乡土性不仅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也包括使用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⑧应当在此原则基础上，对相关个体案例进行客观、必要的具体评估；从各个层面分别予以保护、保存和传承。

（四）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应当采取“动态”的方式，既要尊重原住居民继续居住的权利，又应关注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乡土聚落遗产地与许多文物古迹不同，是“生活着”的遗产。如果采用“凝固”的方式保护这些遗产，不但民居难以接受，而且也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和意愿。对于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中均有相关表述，⑨我国颁布实施的一些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也有规定。⑩因此，不应把乡土聚落区域内民居都迁走，把遗产凝固起来或完全改变村落性质，作为游览场所。要在保护遗产的前提下，疏解区域内过渡拥挤的人口，努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必要的配套设施，适度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在乡村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居民参与遗产保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①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4），定义，第一项。

②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1986年12月8日）附件中提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之后，各地陆续公布了一批包括乡土聚落在内的保护名录。

③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④潘守永： 《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观察与思考》，“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⑤《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⑥《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即《内罗毕建议》）总则4、34、4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⑦《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原则和目标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7年10月在华盛顿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⑧ 见《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

⑨《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总则5“……确保历史地区与当代生活和谐一致”，技术、经济和生活措施46“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一般性问题2、3 “正确地评价和成功地保护乡土建筑遗产要依靠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依靠持续不断地使用和维护”。“政府和主管机关必须确认所有的社区有保持其生活传统的权利，通过一切可利用的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活传统并将其传给后代。”

⑩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九届十四次会议通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7月30日公布实施）第十三条：“（四）适应城市居民现代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此条款适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区。

参考文献：

[1][挪威] 陶维・达尔．生态博物馆原则：专业博物馆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M]// 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2]单霁翔.发展生态（社区）博物馆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N].中国文物报，2011-08-31.

[3] 陈志华，赵巍．由《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引起的话[J]．时代建筑，2000（3）.

[4]杨福泉．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启示[J]．人与自然，2005（7）：88-91.

[5][日]大原一兴．当今日本的生态博物馆[M]// 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篇7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阮仪三，蔡晓峰，杨华文．修复机理重塑风貌-南浔镇东大街“传统商业街区”风貌整治探析[J]．城市规划学刊，2005(04)：53-55.w

[2]刘涛，崔春龙.论古城的更新与保护[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3(04)

[3]胡明星，董卫. GIS技术在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中的应用研究[J]. 建筑学报，2004(12):63-65.

[4]张剑涛.城市形态学理论在历史风貌保护区规划中的应用[J].城市规划汇刊，2004(06)：58-65.

[5]赵勇，张捷，卢松，刘泽华．历史文化村镇评价指标体系的再研究-以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例[J]．建筑学报，2008(3)．64-69.

[6]郑炜．西安明城区城市肌理初探[D] ：[硕士论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5.

[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 50357-2005.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8]阮仪三. 旧城新录.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9]苏勤，林炳耀.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J].城市规划汇刊，2003(04):38-94.

[10]杨驰.GIS空间分析建模构想[J].测绘通报，2006(11).

[11]韩笋生，彭震.GIS在国外城市规划中的应用[J].国外城市规划，2001(01).

[12]胡明星，董卫.基于GIS的古村落保护管理信息系统[J].武汉大学学报，2003，36(3):53-56.

[13]史慧珍，邓奕，韩昊英.基于空间数据库的北京旧城文物场所性量化分析初探.中国建筑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暨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2003.

篇8

【关键词】古镇旅游；当地居民；旅游未参与者；开发商；利益博弈

【基金项目】本文受凯里学院青年课题（项目编号Z1129）资助。

我国的古镇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期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古镇旅游的快速发展，在拉动地方经济、带动就业、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受益不均等负面影响，引起目的地居民的不满。

一、当地居民与开发商利益博弈问题的产生

在古镇旅游开发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就是当地居民和开发商。当地居民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处于“主体”地位。因为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建筑物需要统一，古镇原貌需要保持，传统习俗需要传承，这些都需要当地居民的参与。而且，随着旅游者欣赏水平的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越来越成为古镇旅游的核心性吸引物。所以说，当地居民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古镇旅游开发的成败。而旅游开发商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导着市场经济活动。任何古镇旅游开发都要市场化运作，而资本所有者――开发商事实上主导了古镇旅游的开发。由于当地居民个体的力量极其渺小，旅游开发商主导旅游开发，他们往往只顾自身经济利益而忽视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而政府为了自身政绩、税收等方面的利益考虑，也往往站在偏袒开发商的立场。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往往会采取消极的措施进行反抗，例如抵制旅游、敌视游客、甚至暗地破坏旅游开发等等。

二、利用博弈理论分析古镇旅游开发

（一）博弈理论

1944年美国学者诺依曼和摩尔根斯坦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使博弈论在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博弈论问题通常由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参与博弈的博弈者；二是每个博弈者可能采取的策略；三是所有博弈者可能选择的每一种策略组合情况下的每一个博弈者所获得的支付。博弈中的策略决定对于博弈者至关重要，参与博弈的所有博弈者的策略一旦确定，他们从博弈中所获得的利益（支付）也就同时决定。

博弈论研究的基本点是策略行动的选择研究。策略行动是一种竞争者通过影响对手对于自己行为的预期而影响对手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选择的行动。可供寡头选择的策略行动，像首先行动优势、确实可信的威胁、创造声誉、阻止对手进入等都是经常使用的。例如，旅游开发商在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通过采取“威胁”策略，即以退出旅游开发为威胁，通过切实可信的“威胁”向政府、当地居民施加压力，从而在利益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在现实中，政府在处理当地居民和旅游开发商矛盾纠纷时往往会偏袒开发商，这与开发商的“威胁”策略不无关系。

（二）当地居民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分析

在当地居民在与旅游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中，开发商的博弈目标是经济收益最大化，而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却不尽相同。当地居民中的“旅游未参与者”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主要是一种社会利益博弈。他们没有机会或者不愿意参与到旅游开发经营活动中，不能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经济收益，反而还要共同承担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诸如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公共资源被侵占等等。在缺少获得经济收益渠道的情况下，他们会积极的向开发商诉求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社会权利，也可能以此为由要求经济上受益。而“旅游参与者”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主要是一种经济利益博弈。他们已经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已经从中受益，他们的博弈目标是想从开发商手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大经济收益。本文着重分析当地居民中的“旅游未参与者”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

一般而言，在旅游开发商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的古镇，旅游开发一般比较顺利，双方都能够获得比较满意的收益；而在另外一些开发商与当地居民相互拆台、敌对破坏的古镇，旅游开发比较失败，双方的收益都很低；还有一种情况，当一方守法、正当经营，而另一方不守法、恶意竞争时，不守法者总是比守法者在市场竞争中占有更大优势。于是，我们根据当地居民和开发商的收益状况构建以下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其中其中，C>A，D>B， b>a，d>c。

为了表述清晰，我们用数字代替字母，使C=5，A=4，D=2，B=1，b=3，a=2，d=0，c=-1于是构建完全信息条件下当地居民旅游与开发商的博弈支付矩阵。

在开发商采取“合作”策略前提下，当地居民采取“合作”策略获得的收益为2，采取“不合作”策略获得收益为3，此时“不合作”策略带来的收益大于“合作”策略；在开发商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前提下，当地居民采取“合作”策略获得的收益为-1，采取“不合作”策略获得的收益为0，此时“不合作”策略带来的收益又大于“合作”策略。所以，无论开发商采取什么策略，当地居民采取“不合作”策略带来的收益都大于“合作”策略，即当地居民的最优策略为“不合作”策略。

同理，开发商的最优策略也是“不合作”策略。

在理性假设条件下，当地居民中的和旅游开发商都会采取“不合作”策略，而这种（不合作，不合作）策略集却造成双方收益的最小化。在重复博弈中，如果博弈的一方率先改变自己的“不合作”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但是他不能保证对方也会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他的利益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例如，当地居民在（不合作，不合作）策略集中收益为0，他率先改变自己，采取“合作”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采取“合作”策略收益为4，采取“不合作”策略收益为5，于是理性的开发商会采取“不合作”策略。这时，率先改变的当地居民收益却变成了-1，比以前还少。这就是说，博弈双方一旦陷入不信任、不合作的怪圈，率先采取“合作”策略的一方会遭受更大的利益损失。于是，博弈双方在明知道“不合作”策略收益非最优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意率先改变自己的“不合作”策略，博弈双方从而陷入一种“个体非最优、集体也非最优”的博弈陷阱。

以上便是从西方经济学博弈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当地居民与开发商不合作的原因，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双方利益博弈的主要内容。

（三）双方博弈的主要内容

1. 维持古镇原貌带来的生活不便

古城镇的存在价值是以其完整的文化形态而出现的，这一文化形态，不仅包括古建筑物、古朴的环境以及众多文物遗存这些凝固的、静止的事物，而且还包括世代生活在这些老房子里的古镇人传统的生存状态，即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文化方式。许多专家指出，古城镇要坚持整体保护的思想，重点保护及恢复古城的传统环境和风貌，包括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水体水系、建筑群体环境、地方历史建筑及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少数民族风俗风情。大多数情况下，开发商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出台法令、法规来保持古镇原貌。

政府出台保护政策侧重于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促进古镇旅游的长远发展，以获得社会声誉、知名度、政绩等等。旅游开发商支持赞同文物保护政策，目的是为了获得长远经济收益。但是，旅游开发商和政府并没有站在当地居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也没有考虑到种种文物保护政策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不便，更没有考虑应该给当地居民利益补偿。当地居民作为古镇的主人，政府一道法令，就无偿剥夺了他们很多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例如，黄山市、大理市、丽江市出台的“典型村落村民建房管理措施”就对居民建房的审批、建筑风格都有具体的限制要求，具体见表1。

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来讲，古镇的种种保护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例如房屋的审批、选址、建筑风格、结构等），抑制了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念，降低了舒适度，如此种种我们可以归纳为“负效用”。当地居民受到了生活上的“负效用”，如果没有一定的“正效用”相补偿就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为了获得公平收益，当地居民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通过各种破坏活动引起开发商对他们利益诉求的关注。例如在广西黄姚古镇旅游开发中，旅游开发商借助政府的力量把老街的古建筑全部保护起来，禁止拆建。旧房不能拆、不能改变原有结构，建新房又无地方，严重制约了古镇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由于居民利益严重受损，致使部分群众反对对自家古建筑的旅游开发，反对民俗文化的展演，甚至对旅游业进行有意识的破坏，阻碍旅游开发，降低旅游的文化品位，严重影响了旅游地的形象。

2. 扰民问题

参观民居建筑是古镇旅游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量游客四处游走必然会对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干扰，加上部分游客素质不高、行为不端，扰民现象愈演愈烈。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史密斯认为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与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适应情况呈两个倒立的金字塔，“即随着游客人数的增加，旅游对东道主地区的文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东道主地区的人对不断增多的游客的感觉则日益淡漠。换言之，旅游越是成为大众旅游，它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就越深刻，个体旅游者对当地民众的适应程度就越差”[2]。

扰民现象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扰民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当地居民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抵制反抗。例如，对游客冷漠敌视，蓄意引发矛盾冲突，破环旅游设施，或者为避免游客骚扰而离开旅游地。丽江古城的“空巢现象”就与当地居民为逃避游客骚扰有很大联系。丽江古城本地居民大量外迁，民居成为商铺和客栈，古城变成了一条商业街。 “空巢现象”降低了古城的文化内涵，不利于旅游的长远发展。开发商为了维护长远利益的获得，必须要控制旅游扰民现象。在此问题上，开发商的“合作”策略是对游客进行宣传教育，对游客的行为进行规范，对当地居民进行利益补偿等，“不合作”策略就是对游客的扰民行为放任自流。

3. 旅游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古镇旅游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旅游接待产生的生活污水未经彻底处理就排放于河流或湖泊，大量游客涌入造成的生活污水过量排放都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游客在寺庙游览时烧香拜佛，造成烟雾弥漫会污染空气，更多更普遍的空气污染来自于机动车辆大幅度增加带来的汽车尾气和其它运输工具在运行过程中排放出的有害气体；旅游业本身的环境噪音污染主要来自客运交通、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方面；游客的消费能力本来就比当地居民强，游客剧增也更大了垃圾的排放；另外新的污染源也在不断产生，如光污染主要是由饭店、酒楼、商场的玻璃墙、铝合金板、釉面瓷砖等装饰性材料产生，各种霓虹灯、广告牌、探照灯等强光干扰人的正常视觉。

由于游客在旅游地滞留时间较短，所以这些污染问题的主要承担者还是当地居民。特别是那些当地居民中的“旅游未参与者”，他们未能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经济收益，反而要承担旅游污染带来的生活不便，所以他们的反抗情绪尤为强烈。当地居民的抗议没有效果时，当地居民自身的角色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他们可能由污染受害者变为污染源，例如看见别人随地乱扔垃圾自己会学着随地乱扔垃圾。由于控制环境污染会增加成本，所以在监管不利的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为了减少成本会去污染环境，这就是旅游地污染的“公地悲剧”。毫无疑问，“公地悲剧”最大的受害者最终还是当地居民和旅游开发商。

4. 古镇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

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当地居民带来商机的同时也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经济影响。旅游业发展造成了本地区经济的外向性特征，其各种设施和服务大都是以游客服务为首要目的。传统居民被迫迁移，一些传统经济逐渐衰落，传统的就业方式被迅速涌来的旅游浪潮淹没。地价上涨、物价高涨、交通堵塞，这都给本地其他经济发展带来了生产成本增加、销售成本增加、劳动力的流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也给其它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当地的各种资源集中于发展旅游业，其机会成本是错失了发展其他行业的机会。

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开发商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地居民在面对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经经济影响时缺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但是，当地居民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例如抵制、破坏古镇旅游的方式进行抗争，也就是他们的“不合作”策略。为了保证古镇旅游的长远健康发展，旅游开发商需要采取措施减少负面经济影响，同时给当地居民一些利益补偿，这也正是开发商的“合作”策略。

5. 当地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与分化

旅游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商机的有限性，客观上拉大了当地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例如，程阳风雨桥的利益分配就存在着这种很尖锐的矛盾。因为核心景点的辐射能力和各村寨资源同质性的现实，程阳风雨桥旅游业的市场空间是有限的，包括经济收入和提供的就业机会。程阳八寨侗民对旅游收益分配普遍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程阳桥是先辈艰辛所建的公益性事业，为八寨所有，可作为景区开发了，人们的收益状况却差异很大，除了极少数的直接旅游从业者外，大部分的村民并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得生活的改善，村民多有抱怨。

由于旅游开发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导致当地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可能引发邻里关系恶化。如果当地居民对收入不均贫这一现象认识不清，就可能产生“旅游未参与者”对“参与者” 的孤立，进而对古镇旅游采取不支持乃至抵制态度，部分当地居民甚至希望恢复以前共同贫困的生活状态。当地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邻里关系恶化，以及当地居民的不合作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古镇旅游的发展。

6. 文化的变异

文化变异主要是由于旅游开发商的重利行为造成的。如丽江古城的东巴文化就是因为各种重利行为而发生变异。东巴教本是一种原始宗教，有着极强的神秘性，现在却成了全民的宗教，连东巴文字也成了商品。由于缺乏文化产品的权威认证机构，街头的各种东巴文化衫、壁挂等饰物谬误百出，损害了“世界上惟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的声誉。还有就是由于开发商对当地文化不尊重，引发了对地方文化拥有权解释权的争论。文化常常根植于当地人的头脑之中，透过日常生活的言语、行动表现出来，只有当地人的诠释才能完整。格尔兹认为，“文化存在于文化持有者的头脑里，每个社会每个成员的头脑里都有一张‘文化地图’，该成员只有熟知这张地图才能在所处的社会中自由往来”[3]，因此“只能通过文化持有者自己的文化话语去撰述自身的文化”。但是，旅游开发商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更多的关注经济收益，而不是文化的原真性。例如在黄姚古镇的旅游发展中，旅游公司的经营者、导游及其工作人员基本上由外地人担任，对当地文化的解读，大都为迎合游客喜好或者满足旅游市场需求，对地方文化加以篡改、编造甚至误读，忽略了当地人对自己文化文本的叙述。如对古镇自然景观“盘道石鱼”“南蛇扑蛙”的解释，完全删改了“地方性知识”的本义，引发了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拥有权、解释权的抗争[4]。

文化变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这就需要开发商加大宣传教育，吸收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文化的建构，优先考虑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等“合作”策略。

三、对建立当地居民与开发商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议

（一）博弈陷阱问题的解决

博弈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直接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解决博弈陷阱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市场失灵。当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时客观上就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外部力量主要是指政府，只有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解决博弈陷阱。此外，还需要建立明确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双方行为的实施，其中一方采取“合作”策略时，能够保证另一方也会采取“合作”策略，这样才能跳出博弈陷阱。

（二）建立当地居民与开发商利益协调机制

具体而言，处理好当地居民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成立由古镇当地居民代表组成的“旅游协会”。现行的村民组织“村委会”更像是一级政府组织，更多的体现政府的意志，不能很好的反映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旅游协会” 要由当地居民中的“旅游参与者”和“未参与者”代表共同组成，由村民民主推荐产生。旅游协会成立之后，当地居民以集体的形象出现，既能够更好的反映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又能够对当地居民起到监督作用，减少“公地悲剧”的发生。

2. 对当地居民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对旅游的认识。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协会要加强对当地居民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对古镇旅游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避免由于认识误区所导致的各种破坏行为，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中。

3. 以人为本，提高当地居民的旅游参与率、收益度。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地居民的经济意识、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要求旅游参与、旅游受益的意愿空前强烈。开发商应该尽可能的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对拥有文物产权的当地居民给予利益补助，尊重当地居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在提高当地居民的旅游参与率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创新，例如，允许当地居民可以出资的形式参股古镇旅游企业，还可以尝试让当地居民把土地、房屋、建筑等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总之，让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增强当地居民的主人公意识和责任感。

4. 积极发挥“精英”的作用。社区内的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磨合下，社区内部往往已经形成了某种内部机制来维系社区的运转。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一个“熟人社会”[5]，它建立在亲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之上。在一些古镇、古村落，当地居民拥有共同的、生活习惯，一些精英人物诸如“寨老”“族长”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行动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5. 政府的适当干预。由于市场经济失灵导致公共物品缺失，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博弈陷阱”，这些都决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只有政府通过立法、监督、经济、税收等多种手段才能解决此问题。

6. 环境保护组织、遗产保护组织等公益机构的监督十分必要。由于没有利害关系，公益机构能够站在科学、客观的角度进行监督管理。这种监督既有利于文物资源的保护，又有利于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丽江古城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就曾因为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受到世界遗产组织的“黄牌警告”，后来丽江古城接受遗产组织的建议进行了积极改进，从而保证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车震宇、保继刚：市县级政策与管理在古村落保护和旅游中的重要性――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为例[J].建筑学报.2006（12）

[2]Smith，V.L.1989.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篇9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社会，知识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图书馆作为知识积累的集散地，是理性的人类最能获得社会知识和信息之所在。然而图书馆构造制度中的无序状态，使人类不能充分地运用已有的藏书使自身获得知识的养料。因此，图书馆法律应当予以准确定位、并予以专门研究，使其具有法律体系的结构特点。

人类社会已进人21世纪，新的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资源已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文献、信息、知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时候都更加显著。图书馆作为知识的集散地和后工业社会信息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在知识和信息社会里其重要性亦日渐增强。

1.知识社会的立法者

人类究其本质而言，纯粹是“运动的物体”，而且人本身并没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的终极自然原则。人类的独特特征是创造了语言，它是“由名称或称号及其连接构成的，因此，人们用语言记录下他们的思想，当思想成为过去时用语言加以回忆，用语言互相宣布自己的思想，以便相互为用和交谈”，知识就形成了。语言这个因素在人类社会的建构和人类知识的积累中是决定性的，“没有它，人类之间就不会有国家、社会、契约及和平的存在，像狮子、熊和狼之间没有这一切一样”，而且就不会有文明社会的知识和信息。

语言使人们能够用符号表示事件和关系，从而积累知识的内核。而事件和关系用选用的名称进行标示，从而排列出思维和知识的序列。人们将思维的序列转变成词语的序列，后者被用来在计算逻辑中将科学发展为一种“推理的学问”，既而构成一种催生文明社会的知识。就此意义而言，知识源于以反映被命名的事物和关系的方式对符号的依赖和这些符号的相互联系。知识生成人类的理性，而理性源于语言。因此，“直到他们学会使用语言”，儿童才学会推理，推理的过程即是知识的初始形成过程。

人类的行为通过各种传达知识的途径，并基于运用人类的推理能力对有关替代性行为方式的结果进行评估并使其扩展于思维之中。同时，人类在进行自愿行为时，基于知识的其他计算形式与反映人类感情、情绪或激情的内部指示物相关。而这些内部指示物是辨别人类的善和恶的初始基础。因此，人类在社会中针对知识的审慎选择包含两套计算:首先，是关涉替代性事物结果的计算;其次，是对与偏好有关的替代性事物的权衡。这样，人类在社会中的选择包含了推测、慎虑和遴选。

然而，“人不仅仅是运动中的物体”。人在审慎地选择着什么—尽管这不是它们的重要特性。他们最重要的特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作为理性的生灵，具有某种学习的欲望。他们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理性支配的动物，能够思考自然和社会的某些现象与自身生存条件的关系问题，人类要解决生存中的进化，就必须通过某种途径把握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把社会事实构造成某种与自身相关的认识。

构成事实的最终基质是实体。实体有其特性和关系，但它们自身不是特性和关系。人类可以通过实体所属的类间接地认识它们的特性。因为实体终究是具有或表现出某种特质的。有些实体是物质实体。物质是物质本体的“质料和凝性”。“物质本体”是由物质及其广延组成的，这两者都是非常神秘的。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物质是如何传递”运动的，也无法真正地理解物质是怎样聚合和分裂的。但是确实存在着物质实体。也存在着精神实体。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着没有本体的精神实体，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某些特性因时、因人而异，另一些特性则可以通过较为客观的方式来确定。因此，只有知识才能把人驯服。

同时，人既能学习也会犯错误。人心的官能，包括感觉、知觉、判断、欲望、意愿、记忆和想象等未得到很好的理解。这些都不是属于“伟大的自然王国”。人的感觉能力的不完善性，遮蔽了自然的完整性。当我们认识事物时，模糊现象既来自用以观察的器官，也来自事物自身，因此，我们一定会看出，必须进一步节制我们对人智慧力量的期望和信赖。语言是“人们相互传达思想的媒介”，是人类知性不完善性的另一个根源。“没有一种语言是如此丰富，以致能为每一种复杂的思想提供词汇和成语，或者如此确切，以致不会包括许多含糊表达不同思想的词汇和成语。”因此，人类认识事物时，客体的不确定性，知觉和思想的不完善性，语言工具表达和沟通观念的不适当性，都会导致人类知识和知性的不完善性。而克服人类知识的非完善性的路径在于:知识的累积和储存。我们主动学习，也可以主动教育。这种学习包括范围广泛的知识学习和行为学习。因为，人没有任何与生俱来的思想。既然如此，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人在社会中可以获得的那种知识来塑造的，人类政府只有在掌握充足信息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成功，机会取决于一个人知道些什么。

通常认为所有以上事实都是不证自明的。颇有意味的是，1774年美国大陆会议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保障在费城图书馆的借阅特权。在1787年，国会的宪法起草者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在1789年，他们真的会聚在纽约图书馆的阅览室。18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它在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实践中占据了惊人的一席之地。

1.1图书馆立法者的内在品性

从知识论的观点而言，图书馆立法者应注意到在提出法律之前，认真研究和理解普遍的知识和社会精神的必要性。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之前不可能得到绝对而又普遍原则的指导。图书馆法律的基本价值应完全体现在它们与构成一个民族的普遍法理精神、道德和习惯的那些原则的关系之中，并通过演化的新关系结构得以对其立法指导。正如梭伦在被问及他给雅典人所立之法是否是最好的法律时所做的回答:“我给他们制定了他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法律。”这是一个美丽的词句，是一切立法者都要悉心体会的。

图书馆立法者在立法时不能仅仅限于复制社会类型，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图书馆法律的功能只是合法地复制社会文化现实。立法者是真正的规则创制者，通过图书馆立法，他们应根据一种完美地适应于社会类型的模式真正地塑造和组织信息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图书馆立法者所从事的实际上是理性化的工作，而受到法律规范的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来自于法律和现实之间的理性和辩证的互动过程。这一辩证过程的结果意味着一项事业的变化和进步。

由于图书馆立法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特点，因此，图书馆立法者不是一个拥有强权的人，相反，立法者应是一个有知识、懂科学、具有公益精神的人，甚至具有一定内在的品性。他的任务在于，提供图书馆相关立法的可供选择性的方案和社会所能接受的法律，并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有利于社会中人的自身进化和补充。

1.2图书馆立法者的相对独立性

由于图书馆立法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立法者应具有一定的知识，并具有科学性的内在品性，因此，为了实现立法的科学性这一目标，立法者应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用卢梭的话来说，也就是与政府、执法官和主权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立法者所要制定法律的特殊性和所要履行职责的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类的支配权毫无共同之处。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控制人的人不应该制定具有社会性的法律;控制法律的人不应当控制人;否则，受其情感支配的法律便会经常地贯彻他的不公正行为;他将永远无法避免以其一己之私损害其事业的神圣性。正是由于他们所肩负的职责具有艰巨性和重要性，参与图书馆立法的立法者应成为国家中受到高度尊重的特殊人。

1.3图书馆立法者的现实认知

作为立法者，当试图通过立法的途径描述活生生的现实时，无视其“看到”概念工具能够使他们理解世界。任何人工制品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根据它想要成为什么去理解。关于它“将来某一天可能变成”什么的猜想，为检验设计如何能够影响行为和效绩提供了基础。

立法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建设规范结构和程序，从而引导作为行为者的个人，赋予纸面之词的符号化概念以力量和效力，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想要什么以及什么可能发生形成中肯的认识，对于维持综合有序关系是必要的。

作为立法者，应当注意其事实的特殊性，立法中的言辞并不具有现实性。如果言辞是自我确定的、自我应用的和自我实施的，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个由言辞规范的世界，立法就成为不必要。然而立法的目的在于赋予纸面之词以效力。

用所有的规范性的东西来描述活生生的现实，具有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立法者没有有关想要成为什么的知识，没有有关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想，人类认知能力似乎还不足以有效地描述社会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因此，立法者只有在充分了解规则如何把社会事实构造成制度性的事实时，他们才能理解这些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通常把游戏规则作为理解法律规则的潜在事例。当我们制定游戏规则时，游戏规则的基础是对于两个问题的理解，即游戏要变成什么，游戏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玩法。

因此，知识社会的立法者在对图书馆立法时，只能把法律的结构和程序，或者人类现实的其他方面，理解为制度性事实。因为只有制度性事实的存在，规则才能构造人类社会的关系。规则界定可以采取行为的范围和限度。

2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有效地管理和规制图书馆的行为，向公众提供完善的服务，在整体上满足公众的需求，必须制定图书馆专门法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规。那么图书馆法究竟应处于何种地位?其性质是怎样的呢?

2.1图书馆法的性质

有的学者提出，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门，其行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对社会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认为图书馆法“应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法为母体”，提出“从图书馆法制建设的内容上看，它与民法、行政诉讼法、刑法等关系较为密切。

在日本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图书馆专门法从整体而言应属于教育法体系，是教育法的一个分支。其直接的证据在于，目前在日本起着图书馆“基本法”作用的《图书馆法》开宗明义指出:“本法依据教育法的精神，对有关图书馆设置、运营的必要事项加以规定。”《学校图书馆法》也是由《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所派生而来。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将教育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宗教教育四大类，其中国家或地方政府实施社会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设置图书馆、博物馆、公民馆等设施。《社会教育法》还规定，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机构”;《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的法律》规定，图书馆属于地方政府依法设立的“教育机关”。在日本现行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教育委员会，代表政府管理同级图书馆。因此，在日本现形的法律体系中，图书馆是教育机构之一。

在我国，图书馆法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这是处于争论之中的。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把图书馆定位“社会教育机构”，并由此将图书馆法全盘地纳人教育法体系，这是淡化了图书馆的“文化”品性，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法中实属罕见。而有的学者指出，把图书馆定义为“社会教育机构”是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规定所确定的，在我国目前未有专门图书馆法的情况下，把图书馆纳人教育法中，有利于防止图书馆行为调整的混乱及图书馆行为调整的片面化。笔者认为，把图书馆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由教育机关管理，这是否是图书馆本质的正确规定是大有疑问的。如果把图书馆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把图书馆法定位于教育法，这不仅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财政、人事等将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也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法律的片面性。其理由在于，图书馆所从事的是人类的精神文化工作，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而且具有传递信息、传播文化、保存遗产等多种功能;人们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也不仅仅是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的体现，还包括公民对整个人类精神文化成果传播、继承、创造、发展多种自由权在内。所以，在我国，图书馆法不仅具有教育法的基本性质，而且具有文化法的基本性质，是教育法和文化法的有机结合的一门法律。

2.2制定图书馆法的基准—现代图书馆理念

现代图书馆法的主旋律是明确现代图书馆新理念，这不仅因为现代图书馆已经成为国家整体法治的重要基础，而且体现了图书馆法治化的旺盛的生命力。那么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在图书馆法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是图书馆的服务性。“图书馆服务”的观念源于西方。自从17世纪德国图书馆学家G. W.若德提出图书馆不应只为特权阶层服务，而应“向一切愿意来图书馆学习的人开放”的观点以后，到20世纪初，美英等国家的图书馆服务已经发展到了农村图书馆、流动图书馆、邮寄外借的层次。美国图书馆学家M.杜威也提出了“任何图书馆都应该向读者提供资料、解答咨询”的观点。在西方，图书馆的服务性已成为普遍的理念。1948年日本制定的图书馆专门法对“图书馆服务”的法律界定已经上升到该法的最突出地位，标志着日本图书馆界已经通过法律确认的方式，建立了全新的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我国未有专门的图书馆法，但是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应该体现在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未来的图书馆法中，应该把图书馆服务的理念放在突出地位。

其次是图书馆的民主性。图书馆的民主性是建立在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理论基础上的。保障所有民众的认知自由，保障所有民众获得必要情报资料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备条件。现代社会图书馆就是肩负着保障民众认知自由责任的机构，这是图书馆民主性的根本体现。而图书馆的民主性还体现在图书馆自身的运营方式、管理机制层面上。即图书馆作为一个保障公民认知自由的民主性机构，其自身的运营与管理必须体现民主化的要求。在图书馆法律中应明确规定图书馆的民主管理制度，图书馆的设置、增改、年度计划制定、日常活动决策都必须体现公众的原则等等。

再次是图书馆的免费制。图书馆的免费制是与图书馆的民主性联系在一起的。开发民智，普及知识与情报，是社会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图书馆的性质与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一样，它是公民为了获得正确履行社会义务、生活义务必需的情报资料而委托图书馆来提供必要的服务。作为委托者，公民通过纳税的形式支付图书馆运营的必需费用，因此图书馆面向公民提供服务，实际上是履行回应公民委托的义务，提供服务应该是免费的。

最后是图书馆员的专业化。图书馆的根本任务是提供图书馆服务，从事图书馆服务的人员可称之为图书馆员。因此，图书馆员必须了解读者，了解资料，必须能够把读者和资料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员的工作是一种必须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专业性工作。为了确保图书馆员的专业性，一些国家早在19世纪就建立了图书馆员专业职务考核制度、图书馆专业职务职级制度，后来演化为现代图书馆的一项基本制度。

总之，有关各国图书馆所确定的现代图书馆理念，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为我国即将制定的中国图书馆法和图书馆相关法规提供了理性基础和研究素材。

3我国制定图书馆法的体系结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有关世界宣言的文件中指出:“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图书馆事业，全面管理和协调只有靠立法才能获得”。IFLA也曾经强调过:“每个国家都应制定图书馆法”。

3.1图书馆立法的法律定位

在法学界，一般将所有的法律分为程序法和实体法两种。程序法是为保障司法工作有法可依，司法判决、裁决有章可循，司法程序有步骤可言;实体法则是有法律宗旨和目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有法律后果与法律责任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法是保障图书馆事业顺利发展的工具，是保护图书馆的合法权益，规范图书馆行为准则的一种实体法。

就立法而言，图书馆法应属于民法范畴还是行政法范畴，要看它所调整的财产和人身的关系。民法调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的前提是“平等主体之间”，而在法学理论中，把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归属于行政法之中，行政法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主体之间的隶属关系。现阶段图书馆立法定位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图书馆立法主要调整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应属于民法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图书馆法既调整图书馆与读者这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又调整图书馆与政府这对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就说明，图书馆法既带有民法的特征，也带有行政法的特征，所以说图书馆法不是它们的派生物，它同民法的内涵有原则的不同，也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是具有民法和行政法的双重属性。图书馆法既保护国家利益，也保护个人或个体利益，它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而属于社会法，即公法与私法结合的法。因此，学术界对图书馆立法定位的问题仍不明确，有待界内人士与法律学者更进一步的界定与商榷。

3.2加强图书馆立法专项研究

图书馆法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地方政府和各系统图书馆还要依据图书馆法制定相应的图书馆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图书馆法律体系。图书馆法作为一项国家立法必须建立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必须组织法律学和图书馆界的专家就图书馆立法的各项问题进行专门、系统地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应当注意图书馆法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图书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图书馆的性质、地位、社会职能;图书馆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图书馆人员编制、人员结构;图书馆资源建设与布局;图书馆服务方式与标准;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图书馆经费来源;图书馆协作;图书馆网络建设与资源共享;法律责任等。地方政府和各系统图书馆还要依据图书馆法制定相应的图书馆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图书馆法律体系。另外，还需要加强图书馆法的配套法规及相关法律的研究。其配套法规，如关于各类型图书馆的法规;关于图书馆专门问题的法规，如图书馆服务法、图书馆协作规则、图书馆文献标准化规则等;关于地方性图书馆法规等。与其相关的法律，主要有教育法，版权法，档案法，文物保护法，信息资源保护法等。应当研究图书馆法与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冲突等问题。

3.3我国图书馆立法的结构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