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汉口北；第四代批发市场；发展定位

一、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市场概况

（一）地理位置

汉口北批发第一城位于汉口北专业市场群的西头核心区，与汉口竹叶山商圈一河（府河）相隔，该市场群为黄陂区现代经济发展核心版块。项目精心选址于武汉所独具的航空、铁路、港口等三大交通枢纽战略资源的黄金节点：武汉航空城、横店编组站、阳逻深水港正好将其围合其中，南距汉口火车站5公里、武汉港10公里，东距阳逻深水港15公里，西距天河国际机场6公里。

就区域形式看，项目地块四周平坦，北控豫皖，是省会城市紧密圈内水陆空交通最为密集之地。318国道和机场高速、盘龙一级、岱黄高速穿境而过，纵贯南北；楚天大道一线串珠，横贯东西。京广、滠阳两条铁龙奔腾呼啸，呈龙腾之状；武汉中环、外环一双金凤挟街而动显凤舞之势。距天河机场、阳逻深水港片刻之时，离武汉客运港、汉口火车站一箭之遥。上可通达五洲，下可纵横四海。

（二）市场规模

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定位于“中国最好，中部最大”的国家一级专业批发市场，总建筑面积380万平方米，预计投资人民币60亿元，2007年11月全面启动建设，拟分三期、五年逐步开发建设完成。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500亿元，年创税收10亿元以上，安置就业20万人。在建的一期项目用地400亩，建筑面积61万平方米，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50亿元，年创税收1.5亿元，安置就业2万人。

（三）市场定位

“第四代批发市场”为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新定位，这一创新理念的提出基于地方政府和卓尔集团深入汉口北商贸城、深圳华南城、虎门服装市场、无锡新世界国际等国内顶级批发市场进行走访得出的结果。

现代大型批发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是集市、批发交易市场时代，第二代是专业批发市场和物流服务，第三代是以展示为主的一级交易批发市场。而第四代批发市场作为新生代集群市场，除具备批发、零售功能外，还拥有强大的交通物流网络、完备的电子交易平台、齐备的产品种类、健全的信用保障体系和便捷的生活配套等一系列配套附属功能，为现代化市场交易提供最佳途径。

建成后的“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将按照国际市场运行规则营运，最终形成群落性、互交型、立体化的一站式流通超级大市场运行网络体系。是一个集服装、鞋业、纺织、小商品、酒店用品、家居家具、日化用品、儿童用品、电子电器、塑料制品等市场于一体的超现代城市综合体，包含交易、展示、物流、娱乐、服务等诸多功能的现代市场集合体。

二、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发展现状分析

（一）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发展优势

1.政府的大力支持。落户汉口北的批发商将享受很多优惠政策，黄陂区出台了十大优惠政策，对入驻商户提供包括工商、税务、教育、住房在内的系统政策内容。汉口北国际商贸城采取了“政府支持，全民经商，利好政策长期不变”的先进运营模式，与政府积极协商，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争取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不改变，促进商户生意持久发展，保障市场开市即旺。 庞大的物流交通体系。针对汉口北批发城，政府专门为该项目配套建设占地100亩的货运站，占地80亩的客运站和30万平方米的物流中心，它们与批发第一城同时开业营运。货运站将首期开通80条线路通达湖南、安徽、河南、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此外，汉口北还设置了武汉北部最大的公交换乘总站开通20多条公交线路等。汉口北国际商贸城在原有强大的交通物流体系下，又着手于2010年1月在建面积达125 000平方米，总投资超过15 000万元的汉口北国际商贸城客运中心，不仅有海运，陆运、空运物流也达到成熟阶段。 明确且齐全的功能分区。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是一个集服装、鞋业、纺织、小商品、酒店用品、家居家具、日化用品、儿童用品、电子电器、塑料制品等市场于一体的超现代城市综合体，包含交易、展示、物流、娱乐、服务等诸多功能的现代市场集合体；汉口北国际商贸城主体市场、生产企业直销中心、商品采购中心、仓储中心、餐饮中心五大经营区，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经营工艺、饰品、玩具和花类四大行业商品区以及其他细分如五金、电子、电器、服装、雨伞等。

（二）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发展的制约因素

1.市场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一是地价成本逐年上升。近些年来，武汉市商务楼、房地产价格每年平均以14.29%以上的幅度递增；市场周边地区的写字楼的出租率接近100 %，普通居住用房的租赁也不断攀升。二是市场商位转让、转租价格不断攀升。据调查，国际商贸城有54 %是非实际经营者，转让、转租的比例偏高。三是市场交易相关贸易体系建设尚待进一步完善。如外贸业信用体系建设还刚刚起步，外贸诈骗时有发生；市场经营户还不能很好地利用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网上配送等现代流通业态和交易方式。四是工人工资成本的增加，以及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争抢工人的现象，导致劳动力这一要素成本增加。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高。相较于“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的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的宣传力度还颇显不够，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仍属于新兴的、待发展与壮大的市场。 先进流通方式和交易手段应用面不广。电子商务、品牌经营、连锁配送等新型流通业态应用面还需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住处化程度还需加大，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没有建立。实施全方面流通方式相结合，各种交易手段相补充。

三、发展对策

（一）集体认同和身份构建

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和确定发展方向，必须形成“汉口北共识”即中国商业界对汉口北身份的集体认同。

通过以下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武汉的区位是明显的，但区位并不能自然带来商业中心的确立。在中部6省，武汉的地理区位效应为3.46，高于郑州的2.40、长沙的1.70、合肥的1.37、南昌的1.15，说明武汉具有区位优势。但武汉与长沙的绝对经济联系强度为2.47，与郑州为1.57，与合肥为0.30，与南昌的为1.10，其经济中心性为2.31，低于郑州的2.80，与合肥的2.31、长沙的2.29相当，略高于南昌的2.03。这就是说，武汉的经济辐射源作用有限。因此必须提升汉口北的营销能力，充分展现其商业价值，以汉口北共识来赢得业界、中部地区的集体认同——把汉口北自觉接受为一个商业枢纽，其关键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汉口北的自我身份建构。汉口北需要向外部说明：它与其他大型批发市场有什么差异？它要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汉口北要通过自己的形象包装，特别是理念的提炼，使自己成为一个品牌。第二个层面是：区域身份建构。就是外部各个地区是不是把汉口北作为一个中心。这不仅要求品类齐全，而且要求系统先进、低成本。如果汉口北的成本差不能消化中部商户到东部购物的成本，那么，汉口北就难以在区域获得身份认同。低的交易成本是决定商业环境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城市成为“好客的中心”、“世界性商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中心”的必需条件。什么时候汉口北成为中部地区最“自由”的“淘金市场”，汉口北就会成为一个各类商品、各类商户的密集区，它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市场和物流优势，就会成为发展的驱动力。进一步而言，武汉就会产生新的商业高度。

（二）制定和完善市场发展战略规划

在广泛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站在市场国际化的新高度，制定“十二五”市场发展规划和十至二十年的中长期国际性商贸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实施新的市场发展战略。加快规划建设国际性商贸中心的配套设施，打造中央商务功能区。即定位以大型国际商贸城为标志，办公、金融、会展、科研等功能有机融合的人文生态商务区，吸引集聚各国商务、金融、会展、中介机构、科研机构，构筑起具有汉口北商贸业特色的城市景观。同时，吸引新兴产业的高技术生产部门在商务区周边集聚，使产业经济向高梯度地区进一步集中，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要加强市场体系的规划建设，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业，创建国际物流中心，要强化国际物流区的规划，引进并提升出入境检验检疫等涉外管理机构的规格，提高通关速度，加大无水港建设的力度，形成集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一体的物流体系。大力培育汽车城、农贸城、物资市场、小商品原材料市场等专业市场，建设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在发展小商品工业发展规划中，按照“引一个商品、兴一个市场、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思路，深化“贸工联动”战略。

（三）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资源

1.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继续保持市场低成本运行优势。一是稳妥实施市场行业布局调整，强经划行归市。推进市场与专业街合理布局，有效解决“几地经营”、“经常搬迁”、场街矛盾等实际问题，降低市场经营成本。二是强化市场收费的宏观调控。继续实行并完善“一个口子”收费，规范市场收费行为。三是致力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持续深入开展经济秩序整顿活动，强化市场监管和制度建设，形成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四是加强商位规范管理。针对当前商位转让、转租价格高的实际情况，建议打破市场“商位终身拥有制”，稳步推行商位市场化流转。五是进一步改善市场配套设施。合理规划、建设仓储、物流、交通和城区货物短驳运输等配套设施，充分降低货物营运成本。六是改进经营组织形式。按照“企业产生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引导市场或全市个体工商户改造发展成企业，提高其在市场经营中竞争力，以便解决当前我市个体户交易成本过高的实际问题。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合理、有效地集约使用土地、水、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谋求有限资源的投入效益最大化。一是转换空间目标，更合理有效地使用土地。通过完善区域功能定位，改善交通、通信设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短城区及郊区的空间距离，实现“错位竞争”，拓宽用地途径和空间。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土地供给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不同项目用地，灵活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不同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适度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投放量、采取税收杠杆等方法适当平抑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合理调控专业街店面租金。三是集约使用土地、水、能源等有限资源。大力开展节能、节约、重效等方式，克服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四是合理、有效使用人力资源。根据实际需要，加强专业定向培训，并主动向企业进行用工指导、用工推荐，有效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 经典设计，精细管理，推进低成本“节流”战略。传统的批发市场因为规划设计落后，管理混乱，增加了商户的经营成本。汉口北则通过经典设计、精细管理，为商户节省交易成本。做到不给市场留死角、偏角，保证各个商铺人流、财流均衡有序，实现市场平等竞争。中国着名经济学家钟伟分析，现代批发市场应该具备多重功能才能长久兴旺：第一，必须形成产业集群；第二，应该有好的会展，展示好的产品；第三，要有非常强大物流的支撑；第四，为入驻的企业和商户提供综合服务；第五，给入驻商户提供网上交易平台，帮助他们拥有实体店铺和网络虚拟店铺的便利。

相信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中部最大，中国最好”这一目标。在不久，它将成为华中商业地产的新地标，中国批发行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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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培章，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万斌，等.2005 年：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胡思勇.汉口北批发第一城开业，打造武汉商业新高度[N].湖北日报，2009-12-31.

篇2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篇3

前的两三千年里，炎黄子孙在神州大陆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漫长的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不同的关系及其亚种并存，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寻见各种经济关系消长的轨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封建始终是建筑在综合经济基础之上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封建社会中起这种作用的生产是农业，它的关系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是这种经济关系运动的轴心。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和佃农矛盾对立，相互依赖，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经济和各种小生产经济的总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体制，我称之为“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封建经济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封建经济是否也象领主制经济那样，其本质属性是经济的，或者说它也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并可由此进而认为，凡封建社会必然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呢？这个既不应该教条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的运转过程，它的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经营方式，以导找适当的答案。

先看地主经济。所谓地主经济是指地主自身的经济，它是地主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它制约着并存的其他经济，影响它们的。地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非生产者——地主占有土地经营农业，其经营形式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地主经营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谓地主经营制是地主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进行农业经营；一般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有的使用奴婢劳动或僮仆劳动；产品往往是出售的，当其种植经济作物时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经营大多不是自然经济。实行地主经营制的地主是经营地主，这类地主到明清才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时，他们在地主中也是少数。因此本文在对地主经济进行质的剖析时以租佃制地主为主要对象。因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经济成熟了的形态。就让我们用解剖人体去理解猿体那样，通过对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认识地主经济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给佃户经营；自己坐收地租。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进行剥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学田乃至王府庄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经营方式的实质也都是地主租佃制，尽管它们的形式或有小异。所以说，租佃制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相伴随的农业经营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小不等。绝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没有草地、牧场、森林等多种类型的地产。有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当之大，特别是皇室、王府及缙绅。不论土地占有多少，他们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块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营。自营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户提供劳役耕种，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耕作。是为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农劳役，如为之看家护院，家庭服役等，但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从佃农那里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节之际索些鸡鸭之贡，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预佃农的种植耕耘。当其为佃农提供耕牛、农具或种籽时，或对佃农生产施加某种程序的干预。这是因为提供生产资料带有租凭、借贷性质，干预生产以便于秋后获得满意数量的谷物，并非监督种植计划以满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设总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务是催租，是单纯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可见，没有自营 地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包括农业生产环节。这样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农经济。租地佃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种基层经济实体。他与租佃地主相依，无此无彼。这种经济实体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时包括双亲）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备其它生产资料，依靠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佃入土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劳动力数量的制约。他们从确定种植品种直到收获的全部生产活动都独立进行。收获时把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左右无偿地缴给地主作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种、农具等经济条件的补偿、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费。有的佃家家庭兼营副业、手作为补充。租种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户自行决定所从事的副业、手工业的种类和规模，地主不作统一安排。出卖劳动力，充当短工，往往也是佃农收入来源之一；再不敷时，借贷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佃农自负盈亏，跟地主只发生佃地偿租、借债还钱的关系，其经济条件的补偿和再生产不在地主考虑之内。另有一部分佃农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时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种，是为半佃农，其经营方式接近自耕农，属于自有的那块土地上的收获物与地主无涉。

还有自耕农经济。与地主、佃农时存在的相当大量的自耕农，也是由小家庭组成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堵阳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体是家中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或者雇佣少数短工协助即可耕种的。一般地说，自耕农的经济比佃农优越，家中的劳动力也比佃农较多、较强。他们兼营副业、手工业的规模可能比佃农的大。自耕农自负盈亏，在分配方面不与地主发生直接关系；但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差徭。与自耕农经济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农经济这个范畴之内，不另叙。

在讲座自然经济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既是强制本经济单位内生产者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地租的有力保证，也是使劳动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进行分工的保证。这在领主制经济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封建社会中佃宵和地主的关系是因土地租佃关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给予地主阶级某些特权，使之拥有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力。例如，为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将佃户的户籍编入地主户籍，为维护等级秩序而将佃户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区制止佃客离开租地他往，以保证劳动人手不致外流，规定佃户不交租应受刑法惩治，等等。这种超经济强制力使主佃关系带有等级特征。不过，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廷赋予地主的权力，最大也没有达到准许地主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的程度。在生产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这些特权强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分工。又由于土地买卖和其他原因，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并不长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个佃户难以形成固定的内部分工。地主索来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进行生产活动的全寄考消费经济单位。他们的需求却是复杂多样的。谷物地租的价值量足够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价格而有余，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单纯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给食物中的主食所需，远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车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种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缴纳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实物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靠地主经济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唯有和其他经济单位彼此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方能迎刃而解。他们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货币，也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而没有必要强制佃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工生产各种实物。单一的实物地租丝毫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地租形态得以久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单一实物地租形态不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的实现条件，租佃地主经济单位不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有一种论点认为，对地主制经济而言，实物地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说，实物地租长期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巩固了自然经济。这种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为这里忽略了单一实物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租佃制使佃农相对独立于地主经济之外，佃农既不被强制提供劳役地租，又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多种实物地租，地主经济要想实现使用价值形态自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拥有其他资源的数量多少，对于是否自然经济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资源方面为实现自然经济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农分散独立经营和缴纳单一的实物地租，使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变为现实。

佃农和自耕农有许多共同之外，其基本点是：两者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都是小农经济。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都与家庭劳动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他们的收获物都以农产品为主。作为一个生产型的经济单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盐、陶瓷器皿等生活资料外，要有锹、镐、锄、镰、犁等金属农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车、船等运输工具和耕牛、挽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业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织机等。这些都不是小农经济个体能够自给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都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地主制经济总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须经过如下的转化：使用价值形态（谷物及副业、手工业产品）卖 价值形态（货币）买 使用价值形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经过这形态的转化，生产循环必将发生危机。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五个基本条件，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商品买卖活动对于地主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由地主制经济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分析中，人们有时认为，为了换了 本经济单位使用价值的需要而生产部分产品出售，这不是商品生产，不属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提法可以商榷。说为买而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值得重新。因为这实际是，为了论证某种经济单位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简单地根据是否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确定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

经济单位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可有三种不同情况，即（1）为了获得直接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用生产”，（2）为了换得本单位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买生产”和（3）为了价值增殖，简称为“为利润生产”或“为卖生产”。经济单位的生产目的性跟它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类型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生产关系性质 生产目的 经济类型

非资本主义生产 （1）为用生产 自然经济

（2）为买生产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3）为卖生产

从表中可以看出，（1）为用生产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经济类型不同但生产关系性质相同；（2）为买生产和（3）（为卖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同但经济类型相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虽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类型却是商品经济。经济单位的生产关系性质和它的经济类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无必然的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专门存在于某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必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分辨生产关系性质时，考虑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还是为了价值，分辨经济类型时考虑的却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过外部的货币交换关系。不要因为（2）为买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就认定它不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也不必因为它是商品经济类型而认定它必是资本主义经济。人们为了说明（2）为买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看到其生产的目的和（1）一样都是为了使用价值，就认为（2）也是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忽视了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否通过货币交换；而通过货币交换与否，却代表着看不同的经济类型。把（20为买生产看成自然经济，在上是把商品交换纳入到自然经济范畴之中；而商品交换恰恰是自然经济范畴所要排斥的主要内容，否定为买生产是属商品经济范畴，实质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产的存在。

我们还应注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问题。地主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或破产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买进土地变为地主，佃农购入土地成为自耕农乃至上升为小地主等等现象，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生动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频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买卖当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想买土地就得先积攒货币，出卖土地得到的也是货币。小农是存在购进土地的可能性的。经济上升的欲望总在刺激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扩大（2）为买生产，以便得到多一点货币。由此他们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发展自然经济。

如前所述，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佃农和自耕农确有不少是经营家庭手工业的。为了增加产品、扩大收入，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在农业收入不足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劳动力搭配组成的，便于内部协调分工；还因为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一年内有许多闲暇，佃农和自耕农都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一个小农个体同时从事的手工业项目毕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经营多种手工业。他们选择哪种手工业，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原料来源、技术传统，更需考虑的是产品能否卖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够进行的手工业，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出售。这也就谈不上家庭手工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了。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为扫地而自做两把扫帚，与其称之为家庭手工业，倒不如把这算做家务劳动更为贴切。自然经济必须有家庭手工业，但有家庭手工业不一定是自然经济。不能把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统统用来证明自然经济，其中很多只是反映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而已。

许多著作认为男耕女织的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乍看起来，小农自种粮食以果腹，自织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备，无复有求于他人，也就与商品经济无涉了。其实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首要的是经济条件的自足。很显然，衣食两项是很重要的，但远非全部经济条件。单一的家庭手工纺织，并不能使经济单位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认，家庭手工织品中会有一部分是自给性生产，但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说“织”是自给，就意味着该户农民自己植棉，自己纺纱，自已织布，最后自己缝制给够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种、纺、织、缝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决或根本解决不了的；如果进而想到这一系列劳动所需工具的来源，就更复杂了。其实耕种这类经济作物以及从事一系列手工业生产的农户的产品，大都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说，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总是作为商品作物种植的。农村中出售棉花、纱线、布匹，以及买棉纺纱，买纱织布成衣的，从来大有人在。麻亦类似，丝织尤其明显。在这里，买卖双方尽管都是为了满足本经济单位所需的经济条件，但都是通过货币运动进行的，商人活动其间尚暂不论。“男耕女如何”农户的产品从价值形态说可能收支相符，但这不意味着满足了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对本经济单位来说，不论是自给不足还是自给有余，都将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前者买进，后者卖出。可见，为了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耕织结合的小农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换。事实上，我国直到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农户也从未达到总农户的一半以上，面织麻，织绸的更少，在考虑到大量农户的穿衣问题并不能依靠家庭自产解决时，可以设想其间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何况小农之家机杼之声达旦，无非是为了明晨拿到市场上的布匹稍多一些。这种耕织结合越发展，市场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说自明的。男耕女织现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经济下男妇劳动力的充分作用，说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而不能证明农户个体或更大的范围内必然是自然经济。

总之，对于地主制经济来说，与农业相结合的单一的家庭手工业除去可能满足本经济单位某一种物质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实现自然经济；它不象在领主制经济单位中的多种手工业那样，是多品种实物地租的前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考察地主制经济时，不要看到哪里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认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经济；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种结合正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它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小农一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可能存在自然经济的经济单位。如前所述，凡具备平衡律实现条件的经济单位都可是自然经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庄田，它们包括大片地产，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身隶属于主人的劳动力，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要求的条件。如果这类庄田是统计表的经济单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的个体。不过迄今对它们的组织、经营情况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劳动者间是否租佣关系，内部如何分工，所属店铺、店舍是什么状况，如此等等，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类似欧洲领主庄园那样的自然经济单位。不过这类庄田是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是不用它做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代表的。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等地，经济水平提高，那里的区域间以及经济单位间的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内地、中部和边疆、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近郊和远效、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经济水平差别很大。有的地区生产水平极低，特别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困难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极少，呈相对闭锁状态。那里有的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从而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虽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经济。即使在一般地区，地主制经济各类经济单位产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们之中有的绝大多数产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自然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必然呢？不能。经济单位把部分产品留作自用，这和经济条件的自我满足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部分生产具有自给性，不能称之为自然经济。自给程度较高的现象并不是地主制经济运动方式内在决定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与商品经济联系很少的农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不掌握较高的生产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们只得以最坏的经济条件从事最供销水平的生产。他们的产品仅够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多少产品能向市场提供，从而也极少右能从市场上获得较多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单位再生产的经济条件低得和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极差而外，交通条件恶劣，运输工具落后，这是农民突破相对隔绝状态的重要障碍。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诚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是较低的，因而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给性。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经济的各种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以商品经济为自身繁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呈基本自给状态的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一量生产条件改善，产品有所啬加，商品经哜运动就会展开。生产力水平越高，商品经济就越发达，地主制经济也越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地主制经济，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反而使之繁荣；相反，地主制经济并不以生产的自给性为条件。谁也不会认为，地主制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自给性定然起高。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呈自给现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以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欧中世纪早期领主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的；称它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不妥当的。

再有，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A是B的基础，意味着B离开A就不复存在，或者改变本质。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全然不是A与B的关系。即使佃户完全进行商品性生产，只要和佃关系不变，它仍然属于封建的地主制经济范畴。既然地主制经济是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蹑在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封建历史阶段特征时，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加区别地统称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三

现在讨论一些有关的

先谈地方小市场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农的商品率较低，便断言商品经济仅仅是地主制经济与之略有联系的身外之物。而应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经济的交换形式，没有它，分配所得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所需对不上号，经济运动难以继续。地主制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下小生产形成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这个矛盾是由地主制经济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地主制经济的三类经济实体，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含小手者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细胞。出于细胞生存的需要产生了地方小市场，在地方小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以及域镇商业（这里暂时舍象对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以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在领土庄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认为，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的品种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是劳动的直接交换，虽然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应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个看法似可商榷。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市场也和商人，商人资本、贷币、价值、价格等一系列关系一样，早已存在。价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规律，在一切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市场为不同的生产关系服务，它的范围和性质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产的目的是 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价值增殖，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其规模扩展到空前的程度，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不能认为仅只这种市场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封建社会的国内商品流通曾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商品经济固不必说，地方的、区域性的乃至区域间的商品商场都早已存在。各类市场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场是整个商品流通的基层环节，它起着为大范围市场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过它才解决了基本经济单位固有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生产循环得以顺利继续。

市场，总是反映个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概念；大小市场都是一样的。地方小市场的贸易有许多是商人的活动。也有许多是生产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费，蓁部分进入市场出售，就成为商品。不是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会作为商品进入汉通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自发的社会分工使得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既不应以小农产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用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该以自用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种生产是商品生产。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小农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场上，他仍以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小农根本无法分清哪一件是为了自消费，哪一件是为了出售而劳动。中交换中，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都不问题的性质，都被商品这一共性掩盖了。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说，产业资本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是是商品生产，不论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中国农民的，印度农奴的、荷隶东印度的公社的、俄罗斯农奴制国家的或者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体货币和商品相对立，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分析封建社会市场进可以运用同样的。自耕农的产品也罢，佃农交租后自用有余的产品也罢 ，封建主利用奴婢劳动生产的产品也罢，地主收来的地租也罢。当它们作为商品出现时，共同构成市场客体，与货币相对立。地方小市场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小市场上，确有许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劳动力的直接交换。从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货币，至少到秦朝已经统一了货币单位，通行启蒙 及城乡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地方小市场在内的各级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是以货币价格为背景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不能离开交换价值。这里已不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这就意味着交换的产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的相当者，就是说，它是商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产品交换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前者与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场也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样，是流通的场所，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小市场不但和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在同一体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应把它们从性质上分开对待。

再谈谈经济单位的划分问题。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条件通过内部的再生产补偿，而不通过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与地方小市场是否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经济单位范围。

有同志认为，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单一的经济单位个当于一个乡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边个意见也可商榷。“经济单位”范围的确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异。例如：研究国际经济时可以国家或跨国公司算做经济单位；研究区域经济时可以经济区或行政区为经济单位。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单位划分的原则宜以是否能够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为据。所以，所谓经济单位，应指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自负盈亏的独立体，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本文有时也称之为经济实体。它有经常性的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能够自行决定本单位范围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和规模，在交换中是买卖的一方。其内，有决定全部经济活动的实际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劳动力，在封建家长制下，往往就是家长本人。其收入如果是来源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它就表现为一个生产单位；如果是经营商业，则表现为一个商业店铺；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则表现为一个地主或高利贷者家庭。经济单位可以是一个消费单位，不一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生产单位总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经浊单位实际只表现它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质如何。中世纪早期西欧领主庄园中领主的自营地靠农妈的劳役地租经营，靠农奴缴纳多种实物地租满足经济条件。农奴虽有相对独立经济，他的生产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领主的需求，农奴之间有劳动交换而不形成商品货币关系。领主和他的农奴们共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经济实体。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地主佃农的经哜关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领主庄园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条件自我补偿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中国地主制经济中的小农家庭（包括佃农、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家庭）和地主家庭，则分别是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一个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给许多佃户。佃户们用承担缴纳地租的义务换取土地使用权。地主如有自营地，并不靠佃户劳役耕种。佃户所缴实物地租是地主的经济来源，但不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地主对佃农经济的盈亏不承担义务。佃户和自耕农一样自行决定生产内容，他们的经济条件补偿和再生产过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动。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户们的生产计划者、组织者，更不是一个村、邑县的经济级织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统一为一个经济单位；村、县就更加不成其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了，如果把许多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臂如说一个县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称之为一个经济单位，无异于把肌体说成是细胞。那当然会认为地方小商场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那些经过商人的货币交换活动，也都被划为自然经济范畴了，把商品流通活动归纳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经济概念之中，这在理论上是费解的。

最后谈谈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其它。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我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以生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进行价值增殖。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售，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阶段，否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得补偿，再生产循环中止，利润也不能实现。机器、原材料等不变资本也是货币资本通过流通五一节实现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必要环节。流通从属于生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地主制经济也以商品经济为条件，同样是在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经济单位的生产循环过程，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不过，这里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即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依靠家庭个体劳动的小规模个体所有者经济。商人资本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地主制经济，也完全不同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尽管地主制经济以商品经济为条件，但商品生产总是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流通也总是人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这样的商品经济，其发展程度无法和资本主义的相比，其结果也只能是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

小商品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时刻在向两极分化。它本身没有导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显地受当时主导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主要上升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谓小商品经济第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小商品经济虽然有的也向剥削雇佣劳动式转化，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但它难以壮大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走向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道路，向地主经哜蜕化。所以当小商品经济处于地主制经济的宽容度范围以内的时候，它的发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度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时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为自耕农或佃农。但地主经济却同时有不断再生的能力。由于遗留或力量强制形成的带奴隶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最终也被地主经济“同化”。如下图(按，图略)所示，

地主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的。如果这个示意图是三维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图中的大圈随历史前进越来越大，其中诸半径形成的夹角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它的结构将基本不变。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经济的这个圈圈就难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会就当然地屹立不动。

由此而顺便谈及，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长的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为什么能长存，而这一问题的契机，则在于找到地主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经济受到上层建筑全力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剥削方式。购买土地的欲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投资意识，它对以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投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太阳，整个封建经济在围绕着它旋转。对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来说，这里就是“罗陀斯”。

小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协调统一是因为，一则小商品经济和小规模经营相适应，二则小商品经济和适合分散操作的技术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适应。小农、小手工业者都是依靠归个人所有的、只供个人使用的、小的、简陋的和数量有限的劳动资料进行个体生产。在那些小农能够买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机器工具和相应的技术出现、从而突破分散的小经营形式以前，小商品经济只能是小商品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至于生产力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其经济的、上层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单一的因素解释清楚，而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小农的另一面的影响。地主得到的实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费掉，一部分进行粮食投机，其余部分将投放市场换成货币，用于其化消费、缴纳捐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张典当，放高利贷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贷者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兼行地租剥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过商业渠道或放债、抵押、典当等活动剥削广大农民。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态。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合。

小农生产的粮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为了生产需要必须投入市场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时为了以细换粗品种调剂，也要通过市场。一些贫困农民则往往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春耕时借贷，秋收后卖谷还债，春荒再次借钱买粮度日；自有粮食全得通过市场环节。这就出现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的怪现象。农民明知两头吃亏，还不得不投入这种买卖关系之中；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无力自拔。

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经济生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活动的前提；而三结合的剥削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某些方面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农民经济十分兴旺发达，也不预示生产关系方面将有什么重大变化或突破。但我们却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结合的依据。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同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这种转化。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联合对方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活动的工具。不同范围的市场网与三结合剥削网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上面只是粮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如果认为小农纯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无关，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剥削对象名单之外了，那么，三位一体的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为整个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它和租佃制度一样，是封建经济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地主、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将其根系盘曲交错、密密麻麻地深扎在封建经济这块沃土之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三条管道，尽情地吮吸一切养分以自肥自壮，资本主义之芽要在此地萌生成长，难矣哉！

篇4

“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2014版《思想政治》必修一《经济生活》第4页）

可见，一件物品要想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且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作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产品。这里所说的劳动产品有两点含义：一是人们通过劳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若不是劳动产品，则不可能成为商品，如自然界的阳光、空气、山川、河流、湖泊等，就不是商品。二是虽然不是人类的产品，但通过人类的劳动参与了，也可称之为劳动产品。如抓到的蟋蟀、摘来的果子等，这一“抓”一“摘”，便使自然界原本有的东西变为劳动产品了。

第二，劳动产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最终成为商品。“交换”是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关键。农民自己种的粮食，要想成为商品，就必须进行出卖，即交换；如果农民种的粮食自己用了，即没有进行与他人的交换，就不能称之为商品。这里的“交换”有三种意向，一是等价交换，二是合法的交换，三是存在买卖关系的交换。

这就是我们对经济学当中出现的“商品”一词的理解。似乎非常简单，很容易掌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许多让人感觉到似是而非的东西，让人难以琢磨，并在课堂上频频以发问的形式出现，因此授课老师要注意解答，下面试举几例，以供参考。

学生问：在商店里，经常会看到“买一赠一”的字样，那么请问“赠一”的东西是不是商品？

教师答：“赠一”的这个东西仍属于商品。考虑此题的关键在于“赠”此物品的目的何在。我们在课堂中讲过的“赠”品，是指捐款、捐赠灾区的物品，或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的物品，这当然不属于商品。而“买一赠一”中“赠一”的东西，表面上看是在“赠”，但实际上“赠一”必须得先“买一”，即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达到促销的效果，希望顾客下次还能“光临”，事实上所“赠”的物品的成本已完全含在我们“买一”的物品的价格当中了，商家只不过是获利少了一点罢了。

学生问：自然界的阳光不是商品。那么在教室中，尤其是在冬天，每个人都想坐在有阳光的地方，甚至不惜花费“重金”，那么，这里的阳光不就是商品了吗？

教师答：“阳光”不是劳动产品，它是不可能成为商品的。这位同学在这里混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认为“交换”的是“阳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交换”的并不是“阳光”，而是有“阳光”的“座位”。

在这里，教师还应该顺便指出，虽然自然界中所固有的东西不是商品。但如果把它们进行加工、利用，就有可能成为商品。如阳光经过加工成为太阳能出售，就是商品；山川里的水，经过加工变成矿泉水出售，也成为商品；把空气中各种成分分离出来专门利用（如氧气）就成为商品。

学生问：随着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道德的某些变化，出现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如偷盗，甚至有的人倒卖儿童、妇女，那么请问，这里偷盗的东西和被倒卖的儿童、妇女是不是商品？

教师答：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极少数人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或某种道德、良知的丧失，而做出的一种违反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不是我们经济学当中所研究的商品；同时同学们应注意，并不是用钱能买得到的东西，就一定是商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商品化了的东西完全当作商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东西也变得日益复杂化，判定商品也更难了，如股票、债券是不是商品？等等，希望我们能不断地去钻研、不断地去深化，以便于深化地理解商品的内涵。

篇5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篇6

[关键词]浙江高考 文综卷 试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6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7（a）-0002-02

浙江省高考第38题，通三则新材料，设置一些问题，较好地考查了学生能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原题重现

38.（26分）阅读材料，加深对历史上江南经济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表1）

――摘编自明清史志资料

材料二

1840年后，长江三角洲的村镇无不受到开埠带来的影响。时人有诗：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上海）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摘编自清末史志资料

材料三

马克思在1853年就预言：“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程。”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暴力”一词，这无疑是侵略的同义词。但他并没有用侵略和被侵略来概括全部中外关系。……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的一个重要思想。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阅读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主要变化。（10分）

（2）仔细阅读材料二中的诗歌，结合时代大背景，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7分）

（3）阅读材料三，按照“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的思路，概括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9分）

2.命题立意及能力水平考查说明

今年浙江高考关注江南经济的历史变化，结合了地方发展主题。本题属于文字材料常规类型考题，提供的材料含有一定的古文，总体新颖。但不管材料多么新颖，总能在书上找到知识的依托，本题依托的是中国农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演化和相互影响的一些史实，以及中国江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突出事件，通创设新情境，新的设问角度，衍生出一道综合性试题，并最终上升到中国近代经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高度。

要想做好此题，学生除了具备考试说明中提出的获取解读材料、调动运用知识以及描述、阐释事物能力外，更应具备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此题的命题本意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要求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对历史知识进行认知和探究，按照“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的思路，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解答好本题学生还应掌握基本的史学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并能学以致用评判历史问题。

从设问和答案设置来看，本题难度属中下等，第3问要求按规定思路考查概括能力，有一定的区分度。

3.考点分析及史观渗透

历史课程标准要求：（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2）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3）简述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

浙江省2013年高考考试说明（历史）的具体规定：（1）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2）商业的发展。（3）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

以上两种规定基本一致，考试说明删除了“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商业只笼统规定“商业的发展”。

本题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课内直观知识点：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古代商业与农业的关系、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等。一类是隐性知识点：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的运用和结合。

4.解题思路分析

本题是一道纯文字材料型综合题，由三则原始材料和多个设问两大部分组成，具有学术性、创造性、时间跨度大等特点。

解好此题的关键：（1）学生读懂设问。（2）时空背景定位准确。

具体思路是：对照设问仔细研读材料，提炼材料中的信息，结合必修二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发展相关史实，综合思考，最后规范表述成文。

5.讲解试题，指导作答：

对于本题的解法，大体上可按以下几步操作：

5.1看设问

一般来说，考题难度并非由材料决定，而是由所设问题决定。设问能告诉我们材料的主题是什么。设问的角度不同、限定词隐蔽，答案的要求就不同。不要一头扎在材料中，读完了还不知道问的是什么意思。

三小题的设问主要有“概括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主要变化”、“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概括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通看设问，弄清楚问题指向、审清答题要求，带着问题去读材料，从而选择依据课本知识或者引用材料原文回答，抑或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再结合自己的看法回答。

5.2读材料、取信息

读材料，就是带着问题看材料，查找有效信息。要仔细阅读、理解材料，凡是属材料部分的内容都应读到、读懂，包括材料的标点符号、注释、材料出处、按语等，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取信息，就是结合所设问题，对研读出的信息进行全面有效的归纳提取，属于读材料之后的再处理环节。高考历史题的史料是非常新颖的，但是新材料所设的新情景再新也仍不会超出中学历史所学知识的范围，新材料和高中所学知识必有联系。

必须指导考生用定位分析法来解题。定位分析法就是把问题放在特定的空间、时间背景下进行分析。确定材料的时空特性，否则无法答题。背景定位则需要多角度分析材料反映的社会背景，弄清楚当时的阶段特征。

指导学生从新材料中搜寻“问题”信息，如：时间、地点、人物等线索，寻找解题的切入点，并归纳出材料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以及作者的立场如何。

提取有效信息时，一是注意分层提取有效信息，归纳三则材料各自的核心思想，并对其进行重组和提炼处理。二是从关键词中提取有效信息。

材料一，属于文言文材料，应结合古汉语知识及利用古代史相关内容，弄清材料意思，但不必像语文课那样斟字酌句，只要能提炼出有效信息即可。如材料一“计日受值”、南浔镇“烟火万家”、“明清史志材料”。

材料二，属于诗歌，较通俗易懂。明确要求结合时代大背景――“1840年后”。

材料三，现代文字材料，阅读障碍较少。但是要注意“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重要结论所蕴含的意思――客观影响分析。

提取信息是为运用信息服务的，在看了设问、新材料、提取了有效信息之后，接下来，就该运用所学知识组织答案了。这也是解题方法中的最重要一步。

5.3规范行文书写

（1）观点准确、全面

答题时应特别注意材料的主旨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变化，第一问“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需要结合文明史观，第二问“分析长江三角洲的村镇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动”和第三问“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注意结合全球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组织答案。另外，注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非只考查对江南经济的影响，需要处理好个别与整体的关系。

行文书写一定要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根据设问的限制条件作答。切忌脱离材料、不时空定位、不认真提取信息，就跟着感觉走，直接凭感觉答题。

（2）行文规范

行文规范，就是规范地描述、阐释事物，表明自己的观点。

一是设问中的学科术语解读准确。比如分清“基本特点、关系、主要变化”、“重大变动”、“概括”、“影响”这些限定词的含义。

二是答案行文要用历史专业术语作答。比如“小农户个体经营”，就不能随便写成“男耕女织”，“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也不能简单写成“自然经济解体”。“农产品商品化”、“资本主义萌芽”、“市镇经济”等等大量历史术语，都已约定俗成，行文时要注意用词精确。

三是要点化。避免杂乱无章，关键词突出，要依据设问、紧扣材料，简明扼要、高度概括地作答。文字语言运用要逻辑严谨且史论结合、详略有据。

四是条理化。条理化是行文最后要求。条理化包含层次化、序号化、段落化、导引词的合理运用等。

6.本题价值拓展与反思感悟

6.1本题不足之处及价值分析

本题在“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方面，材料和设问的设置较为欠缺。“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能力则几乎未涉及。还有一个不足是，第一设问“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说明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基本与材料无关，导致设问与材料脱节明显。第三设问限定“19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间跨度是“19世纪”，而参考答案却忽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对中国的影响，显然不够全面。

但是本题以小见大，以江南经济发展变化，探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变化，进而涉及了国家的发展和命运。通新颖材料，设置新情境，考查了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描述和阐释事物”方面效度较好，仍具较高价值。

6.2反思感悟

总之，本题体现出在新课程之下的历史教学的方向和材料式解析题在能力测试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给日后的教学工作带来一些思考：

（1）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关键是以课标为“本”，从“点”、“线”、“面”三方面突破，达到对基础知识的记准、记全、记牢的基本要求。利用时间、导语、单元小结等把内容线索化。

（2）在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平时加强学生对史料处理能力的培养。重视材料解析题的训练方法指导，注意培养学生对材料（包括图片、文字、表格等）阅读、理解并从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指导定位分析法的运用和规范化行文书写。

（3）注意渗透新史观和结合热点问题，引导学生从关注身边的历史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用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来分析历史问题。这几种史观是最近几年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的新视角，结合复习可以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事物和事件的思维能力。

附本题参考答案：

38.（26分）

（1）特点：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2分）

关系：农业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2分）

变化：商品经济比较发达，（1分）纺织业显著发展，（2分）市镇经济繁荣，（1分），资本主义萌芽。（2分）

篇7

关键词：善意侵权；不当得利；知识产权保护

德国上业竞争法中有一个案例：原告是生产和分销香水中有一款香水在“香奈儿5号”的商标名称下。被告也在销售以这种商标命名的同款香水，但他并不知道其所销售的香水是山寨的。原告便以被告未经授权而使用其商标名称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作为另外一种选择，原告诉请被告放弃其从销售香水中所获取的收益。关于本案中两个可选择的诉讼请求，以中国现行法律分析引出了两个制度，前者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善意侵权，后者是民法通则中的不当得利。 两个制度共同出现于同一案件，说明其之间一定有着某些联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对着两个制度做一个探讨以谋求二者之关系。

1 善意侵权制度

要理清善意侵权与不当得利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我们对两个制度做个分析了解。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善意侵权制度。

1.善意侵权制度的含义及特征

“为生产经营目的的适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收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专利法》第七十条对善意侵权所作的规定。此外，《著作权法》第53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0条、《商标法》第64条第2款也都是对知识产权善意侵权的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所谓的善意侵权是指在不知情的状态下销售或者使用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产品的行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情况时相对于恶意侵权而言的，而且仅限于销售和使用，生产和制造则无此豁免。善意侵权的法律效果是该行为仍然构成侵权，要承担侵权责任，但阻却了赔偿责任。

2.善意侵权制度中的的问题

善意侵权制度显示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侧重点是商品经济的上游，对下游的管控明显宽松。这种宽松从促进商品流通的角度看确有合理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宗旨相悖。首先，赔偿责任的豁免为商品经济下游活动者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有了避风港，商品经济的逐利性就容易扩张。这就会导致下游活动者在引进或订购商品时在利益驱使下侵权。由于避风港的存在，对于这种侵权其可能会持着一种放任态度，甚至用这种放任态度来掩盖其去恶意。其次下游活动者打开市场之后，就为上游的侵权冒险创造了机会，滋生上游的侵权行为。所以单纯的上游管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能起到良性效益。

当然，对于商品经济下游我们用的时善意销售，恶意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权利人能否获得财产损失的救济就要看侵权人的“善恶”了。善恶意的分辨就是一个新的证明问题了。这样就意味着权利人的维权诉讼将会更加复杂和诉讼负担加重。在证明过程中侵权人会极力证明自己善意，即证明商品的合法来源。对于合法来源的证明对于侵权人来说应该是很简单的。当然合法来源只是要件之一，一旦权利人能够证明其恶意，合法来源将不再阻却赔偿责任。但是要证明侵权人恶意，对于权利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2 不当得利制度

德国曾经 流传着一句话“不当得利法是一个令人沮丧且不可理解的东西。”作为民法法系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对不当得利制度作如此评价，“花香味渐淡，啤酒味渐浓”的中国法律发展进程中不当得利制度的价值更需要我们去开发。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其中取得不当利益的人是受益人，财产受到损失的人是受害人。因为不当得利没有合法的根据，虽属既成事实亦不受法律保护，受益人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返还受害人。

3 不当得利制度与善意销售制度之间的关系

开篇的案例中，根据第一个可选择请求，原告是善意侵权的知识产权人，被告是善意侵权人；根据第二个可选择的请求，原告是不当得利中的受害人，被告是受益人。善意侵权抗辩了损害赔偿请求后并不影响第二个不当得利请求的提出，这充分反应了正不当得利制度能够突破善意侵权的限制。这种突破在哪些方面呢？

1.不当得利制度突破了善意销售中的“善恶”区分

从不当得利制度的含义中可以看出 不当得利的构成并无受益人的善恶要求。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调整欠缺法律依据的财物变动，使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益并使他人损害者负返还所受利益的义务。这样当权利人因侵权人的善意侵权遭受损失时或权利人想要避免诉讼的复杂化时，可以通过不当得利制度来省去侵权人善与恶的举证过程，早日结束维权诉讼。

2.不当得利制度突破了善意销售中的有损失无不赔偿的问题

善意侵权制度阻却了损害赔偿，无损害当然无赔偿，但有了损失仍无赔偿，那权利人的损失怎么保护呢？不当得利制度虽旨在去除不当得利，但其结果使不当得利人负返还所受利益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时对损失的赔偿吧。其次不当得利制度以一方遭受损失为构成要件之一，也恰恰弥补了善意销售的有损失无赔偿的问题。

3.不当得利制度更加平衡了对侵权人和权利人的保护

不当得利制度只要求侵权者返还其不当利益，也就是说只有其受有利益时才负返还责任。这并没有加重经济下游活动者的负担，其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同样不用过度担心其销售或使用的产品是否侵权。不侵权时其牟利无可厚非，侵权时也只是返还不当利益，包括商品成本和服务成本等在内的成本费仍然是可以保有的。其最后的返还仅以所获利益为限，与权利人的损失多少无关。这不仅弥补了善意侵权中偏向侵权人的弊端，同样为善意侵权人提供了损害赔偿的避风港。

4 结语

不当得利制度在知识产权房中的运用，在世界仍存在极大争议，我国法律实践中尚还无此运用，德国在开篇的案例中也并未支持原告的第二个选择，但以不当得利提出的支付原告与销售范围相应的许可费用的请求受到了德国法院的支持。但是被称作“神秘的事物”的不当得利制度仍然还需要开掘与探究。善意侵权制度暴露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不当得利制度就能完全解决的。中国市场充斥着“山寨货”的现象也说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探索道路还很漫长。本文也只是从善意侵权制度与不当得利制度的角度寻找了一个思考路径，至于将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走向，还需要更多深层次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马丁.舍尔迈尔.德国不当得利法当前存在的问题[M].朱晓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篇8

摘要：江南地区历经长期的积累与沉淀，从宋代以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作为我国最为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江南地区多为专家学者所关注。刘石吉先生此书是根据其论文《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等汇编而成。本书总的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以及运动后市镇的继续发展，最后对明清时代江南的市镇数量做了分析。

关键词：明清；江南经济；市镇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与标志。广义的说，农村市镇也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且现在的江南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有像沪宁杭、苏锡常等许多大中城市，小城镇的经济也极为发达。因此，关于中国历史上市镇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研究，目前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史学家注意。刘先生在此基础上开始着力于对小城镇的研究。他广泛搜集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各种方志、笔记、文集、碑刻等类资料，通过查阅台湾图书馆的地方志，尤其二十余种市镇志，例举江南著名的市镇在明清时代包括运动前后的形成和兴衰消长，来一步步论证江南市镇的发展。虽然由于一些资料条件的限制，作者也未能进入到江南地区去实地调查访问，难免造成了一些史实上的失误，但就其所在的条件下搜集到如此丰厚的史料，并做了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刘先生之深厚功力可见一斑。

第一部分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

刘先生在引言部分引出了“江南”的概念，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近世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无疑居于最显著的地位，无论就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甚至人文政治的发展，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清末的江南地区人口压力和赋税负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重，再加上商业利润的刺激与经济诱因，使得江南农民在作物品种选取及农业经营方式上发生了转变，从而导致了商业性农业为主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棉作的普及与专业棉织市镇。江南木棉的种植，从宋元以来即已盛行，尤其是在松江府及太仓沿海各地。明代已有“棉布衣被天下”的记载。直到清末民初，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业的发达，一直是构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尤其列出了太仓最繁华的鹤王棉市。

其次，蚕桑的发展及专业蚕桑丝织市镇。明清时代的江南，蚕桑业成为太湖流域及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专业性商品作物。现存的浙西三府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绝大多数列有蚕桑专卷，而其他论述蚕桑的书籍也极为详备，这在全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清政府还在江南的江宁、苏州、杭州分别设立织造局，从事官方的丝织业经营，其规模已类近手工工场。刘先生由太湖沿边及浙西各蚕丝专业市镇从明末以来发展而成巨镇的例子，推知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实际源于商业机能的扩张，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动力。而这种专业性商业市镇的兴起，其重要性均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

最后，刘先生通过苏州米粮贸易中心的衰落来说明苏州商业机能的消长与转变。18C的中国米粮贸易主要以苏州为中心，到了20C初年，历史上这样繁盛的米粮市镇，却几乎变成了一个寒村。20C初年以后无锡的繁荣，却正是以往苏州最好的写照。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的渐次强化。

刘先生认为江南地区农民从事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是“利润的动机”，否定了它作为谋生手段的存在性，甚至认为传统的家庭手工副业已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有失偏颇。但是这一讲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刘先生不是孤立地研究江南市镇，而是将江南市镇的发展与整个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进行研究，并将江南市镇结构与整个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体系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进行研究，以而开拓了市镇研究的新方向。

第二部分讲了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

运动对晚清经济及区域发展之影响具有重大意义。舍其破坏性外，它的出现可说部分解决了江南地区自18C以来沉重的人口压力问题，它不仅使江南减少了近两千万的人口，而且由此因此所导致的人口流动的现象，间接缓和了人口的压力。

运动对于商品贸易的严重破坏，殆为不争之事实。但就19C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言，如果的革命运动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意义的话，其意义不只限于这十五年的扰乱期间，仍能在其占领区的部分市镇中维持相当的商业秩序而已。其积极意义更在于战后江南地区蚕桑事业的推广与丝织贸易市场的扩大。运动前，江南蚕桑业仅限于太湖周边及附近之湖州、嘉兴、杭州府，战后则渐推广至江宁、镇江、常州及苏州各属。就江南的方志观察，在运动后新生的市镇中，有许多均是“乱后城市”，“乱后更盛”的。显然战争期间的人口移动及战后商品贸易的发达，配合通商口岸近代海港交通与铁路的影响，盛殖了它的经济潜力，是这些市镇形成的充分条件及主要机能特征，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消极影响也很显著。根据方志所统计清代江南千户以上之市镇的分布情形考察，可以发现将近五十个千户以上的江南大镇中，没有一个在江宁府与镇江府（府城、县城不计），而常州府只有一个（华墅镇）。但是刘先生的建功之处就在于他一反片面强调破坏性影响的陈旧传统看法，并据此进一步肯定了对江南商品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三部分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

宋代，由于城市中坊市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懋迁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成商业性的聚落，作为固定地名，具有固定居处的“市”于焉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技能为主的城镇，也渐次蜕变转化为商业及贸易的重要据点。直到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

篇9

关键词：民族社会工作；民族地区；经济问题

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特点及相关问题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较快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在发展工作对象方面有如下特点：第一，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第二，民族地区社区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和服务能力不足。多民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社区社会工作者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对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价值和文化的了解；对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缺乏从服务对象所属民族（族群）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的能力；缺乏跨文化的沟通、交流、合作的能力。解决民族社会工作者的能力问题，是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是关系多民族社会工作成败的关键之一。

1.文化的敏感对多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影响

社会工作强调服务对象的生活处境，其中包括后者的文化因素。文化的敏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宏观上来说，文化敏感是在开展跨民族社会工作时，社会工作者要切实懂得服务对象的文化模式及其含义，能够理解和尊重服务对象的基于其民族文化或价值观的切实需要，并用其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去处理问题。从微观上来说，文化的敏感就是要在具体服务的过程中，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中，要时时理解服务对象的行为举止的含义，以做到社会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民族社会工作者有了文化的敏感性，社会工作才会取得成功。

2.族群的优势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帮助

民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不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这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经济和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等因素决定的。在我国的社区社会工作中，工作人员要了解区情、民情，深入到服务群众之中，这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语言沟通又存在障碍，弥合相互理解上的差异需要花更多的功夫。由同一族群的社会工作人员对属于本族群的服务对象开展专业服务更具有优势。由本民族成员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之间出现理解差异的可能性和程度应该小得多，这种差异要比民族间差异要小一些，更容易跨越一些。因为作为同一民族，其成员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价值观念的共同性，他们之间有更多的族群认同。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会发育程度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

社会发育程度代表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的发育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逐渐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允许和鼓励自发市场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市场经济发展基础和传统的沿海地区，很快适应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并执中国经济发展之牛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众，不能适应新体制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场规律组织经济活动，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还没有达到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东部地区已经积累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即社会发育程度已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2.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区，特殊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且由于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相当尖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以一定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为基础。民族地区基本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

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有些是逆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很少考虑环境效益。同时西部大部分地区群众的生活还处于温饱阶段，有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药等行为就说明这种微观主体利益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矛盾。

3.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在不破坏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应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资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过去40多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采取的国家主导型的资源开发模式，主要考虑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们只能享受资源开发带来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参与其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中，在劳动就业、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农业不仅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是其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因此，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还基本停留在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过渡的时期，也有部分地区是由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同时还存在着少量的现代农业。因此，自然经济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与此相联系的是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农产品的商品率也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没有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的地区，社会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为此，要保障民族地区长期稳定发展就要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5.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

大部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滞后，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的特点，还处于小生产的发展阶段。因而就出现了小生产和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依靠这些小生产自身的力量与大市场衔接，难度相当大。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已经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尤其是家电生产领域居于有利地位，他们具有明显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西部地区企业进入这些领域与其竞争，并取得部分市场份额，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差距。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买方市场，绝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业找不到新的市场亮点，一些商品投入市场就很快过剩。在这种市场格局下，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

6.教育、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教育结构直接决定了人才分布的状况，在民族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而在各级经济领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则为数过少。这种人才结构和分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与西部开发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民族地区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严重，从民族地区到发达地区读书的大学生也成为人才流失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将影响到民族地区长远的发展。

三、做好民族社会工作，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1.进一步重视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少数民族群体走出生存困境的期望和要求，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问题解决的主体性再确认，要求我们积极发展民族社会工作。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少数民族群体生计问题、生活问题的解决和发展能力的增强，也需要社会工作的支持和协助。前文初步指出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说明了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视角，最后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性特征。所谓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性是指在民族地区、面对民族群体的社会工作，始终要把发展的理念融入其中。要树立民族群体的主体性意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中张扬他们的主体性，要注意发展服务对象的内在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挑战、走向发展。

2.树立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缩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文化差异

在民族地区民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不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这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经济和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知识背景等因素决定的。动态差异理论指出了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相互理解上的困难，以及由此给社会工作带来的可能偏误，警示社会工作者要了解这种差异的客观性，并设法缩小民族间相互理解的差距。文化取向或注重文化脉络的社会工作力图通过文化敏感性训练、实景实习等方法解决动态差异带来的问题。在我国的社区社会工作中，工作人员要了解区情、民情，深入到服务群众之中，这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当然，在民族关系不甚和谐的情况下，这种缩小理解差异的方法就可能受到某些挑战。如果在宗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语言沟通又存在障碍，弥合相互理解上的差异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3.加强民族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培养一大批训练有素、熟悉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将是解决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民生问题、促进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民族社会工作仍然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和学科。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发展，各种与少数民族人士、群体、社区相关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需要民族社会工作有一个较快发展。在解决上述问题，改善民生，促进民族进步和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也会得到较快发展。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有多种路径，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转化。专业化就是使他们较快地具备社会工作的价值，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这些人员有面对基层民众开展工作的基础，现在需要改变他们中某些人的的行政惯性，变管理理念为服务理念，增加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在民族地区还要增强他们真正服务少数民族的能力。用民族专业要求去发展社会工作，有利于培养一批能与少数民族的服务对象良好沟通、相互理解、有效服务的专业人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总体来说也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当一个地区或社区有相当数量少数民族成员、而且这些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时，用族群优势的观点培养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人员就是必要的。很明显，在族群优势视角指导下，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由不同民族（ 族群） 成员组成的，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多民族、跨民族复杂问题的解决。

总之，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对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展作用是强大的，我国应该大力扶植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培养，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佩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2]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

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7，

（6）.

[3] 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J].民族

研究，2012，（4）.

[4]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

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Abstracts:China’seconomiclegalsystem,"economicrelations"referstoalleconomicentitiestoachieveacertainobjectiveofeconomicproduction,exchange,distributionandconsumptionactivitiesintheformofmutualrelations.Usuallyreferstothelegalsystembyacountry’sclassificationofallexistinglegalnormsfordifferentcombinationsofthelegaldepartment(orlawdepartment)andlinksrelatedtotheformationofaunifiedwhole.Lawreferstotheadjustmentofthemaincommercialtransactionsintheconductofitsbusinessintheformoflegalrelationship,thatis,commercialrelationsbetweenthegeneraltermforthelegalnorms.Independentcommerciallaw,China’seconomiclegalsystembythecivillaw,commerciallawandeconomiclawofthethreesectorsconstitutethelaw."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thisisnotastandardtermoflaw,soastothebasisandcarriedoutdeepintothelegaltheoryiswrongend."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theconceptexistsandisusedmainlyduetotheeconomicneedsofLaw,inparticular,themarketeconomyoftheLawofLawandEconomics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oflaw,"economiclaws"and"economicandlegalsystem"conceptisonlytemporaryuseonly,forthepurposeofthestudyoflawinordertorevealthedifferenteconomicrelationsfortheadjustmentofthetargetsofcivillaw,commerciallawandeconomiclawandotherlegaldepartmentsMutualrelations.

Keywords:economiclaws,legalsystems,commerciallaw,economiclaw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庇“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BR>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

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

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

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

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6范健：《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4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