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三农电商 ；通榆模式；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1-0105-02

1 研究背景

“互联网+农业”是互联网对农业的重构，也就是通过信息流打通各个环节形成一个完善的农业互联网生态圈，从而解决供需双方信息无法共享的问题。此时，农业互联网平台成了产业链的核心，融通了整个产业链的物质、资金和信息流，使得整个产业链共生、共赢、互利。我们聚焦于通榆县电子商务模式探讨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可行性和展望。

2 研究内容

通榆县位于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是世界公认的优质农产品黄金产业带，与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瑞士高山奶酪等知名产品处于同一纬度。通榆县作为农业大县素来就有“葵花之乡”、“绿豆之乡”的美誉，盛产杂粮杂豆、打瓜等特色优质农产品。为破解长期以来的农产品销售困局，2013年9月底，通榆县招商引入杭州常春藤实业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主营通榆特色农畜产品，这也标志着通榆县农产品电子商务项目正式启动。在经营中，逐渐形成了一条具有通榆自身特色、以农产品原产地直供为核心的电子商务发展之路。

此外，作为全国第三个“千县万村计划”农村淘宝示范试点县，阿里计划三年内在通榆县设置100个村级淘宝服务站点，推动项目在基础设施、物流通路、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期望吸引更多电商落户通榆从而带动通榆电子商务行业的整体发展。

通榆县电子商务模式有以下3个方面的带动作用：①加强农村宽带建设，实现电信村村通；②提高农民创新意识，吸引农民返乡农作；③吸引电商人才进乡，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3 通榆县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模式优劣势分析

3.1 优 点

①资源整合高效。通榆县在供应链端不仅联合当地村落、乡镇以及一些有固定基地的深加工企业，而且联合当地合作社组成合作社联合社，从而可以实现运营商通过联合社影响合作社，又通过合作社影响农户的目标，打通了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让产业价值链不断增值。

②品牌化运作，拥有专业的第三方主体负责运营。通榆县为当地的农产品取了一个好名字叫“三千禾”，并直接进驻天猫旗舰店且成立了县域电子商务协会，帮助第三方主体运营。其更重要的魅力在全程产业链上进行标准化运作，统一采购、统一包装、统一运营、统一配送、统一售后等诸多标准化尝试，并且独立的电商运营公司能保证营销的质量，流量的运作，品牌的运营，从而保证整个产业链最关键的环节能持续地创造价值。

③巧妙地借助地域特色找出差异化来体现农产品品质。通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会大大的增加品牌附加值，目前主要售卖来自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杂粮杂豆、葵花籽和具有国家地理标识的草原红牛肉等，通榆县便依托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打造出了“三千禾”这条突围之路。

④渠道建设价值高。通榆县品牌化的战略价值是可以带动产业群的，上游产地可以更加集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下游可以带动半成品、深加工产业及附属产业的发展，产业发展最终收益的还是老百姓。

⑤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主导。要探寻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初期肯定会遇到诸多问题，而政府的参与则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保证了农民在新的产业链之中的利益，政府通过农村合作联社以及农村合作社作用于村民，起到了连接村民与电商公司的纽带作用。

⑥营销效应强。阿里作为交易服务商和农产品电子商务价值网络模式的提供者，是直接与各方进行接触的公司，价值链上的任何一方都是阿里投资的受益者，与各方直接接触的优势是可以为平台带来巨大的流量，并且获取农村消费者的信任感，营销带来的正面效益大。

3.2 缺 点

①融资难。根据《2014～2015年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截至2014年底，我国有各类涉农电商3.1万家，其中涉农交易类电商接近4 000家。但其中仅有1%盈利，另外的7%巨亏、88%略亏、4%持平。虽然通榆县属于1%的部分，但是面对农产品附加值低，物流、保鲜成本却居高难下的情况下如果得不到资本青睐，无法顺利拿到融资的话，那么通榆县涉农电商想要做的久远也实属不易。

②模式难以复制。通榆县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虽然现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其他地区不能简单地模仿品牌化这条路，农产品实行品牌化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需要耕地有一定规模化和集约化，没有集约就没有效率，没有规模就没有产量，并且品牌经营需要特色，而大多数农村的农产品并不具备先天的特色。

③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差。阿里盈利的指标是开店数量以及支付宝交易额，单家第三方运营公司对一个地区的垄断经营与阿里的盈利目标有冲突，并且淘宝天猫的网货下乡，特别是农资产品的下乡与村民的生活习惯有冲突，不利于阿里最终目标的实现。

3.3 小 结

从通榆县农产品电商模式可以看出，涉农电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改善目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榆的“原产地直销计划”减少了流通环节，“去中间化”，因此推动了农产品领域的公平贸易。这样可以更多的让利给农户，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帮助解决农民“卖难”问题。由于农产品进驻网络平台这从终端需求倒逼生产环节标准化，提升农产品品质。但是通榆县的发展模式难以复制，特别是在耕地难以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地方，品牌运作方式难以实行，小规模散户又缺乏信任与竞争力，阿里的可持续盈利能力也被被外界所质疑，所以通榆县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成功范例，整个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还有待观望。

4 发展前景展望与建议

4.1 发展存在的问题

4.1.1 网点分布

现阶段虽然网店建设逐渐增多，但是分布不均，十分分散，都集中在江浙、中国南部地区，并且网点覆盖范围有限，建设成本与发展也是需要长远的期限，再者网点的利用率不可预期，虽然赶街网取得初步成效但是继续的发展态势，农民的接受状态不可预期。

4.1.2 渠道建设

在农村上网购物最大的问题便是取货不方便，各大快递公司都只将站点设立至市镇级单位，因农村基础设施成本过大，若不是如阿里这样资金雄厚的公司都不敢贸然行动，农村的分散却又数目众多的地理分布、相对较小的人口密度、尚未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农村的消费条件都决定了农村电商发展的大成本投入以及较长的资金回收期。

4.1.3 平台利用率

政府政策与市场大势下，虽涌现了许多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与网站，但是实际可操作性很低，真正对于农民有用的信息有限，多网站信息的可信度无法验证。

4.1.4 推广方式

农村单一的宣传渠道实际上减少了各个商家的宣传成本，在相对单纯的营销环境中更容易大面积引爆宣传，但是找到真正抓住消费者痛点的推广方式却不容易，因为越是单一的环境决定了消费者转变消费习惯的心理成本比较大，如何能让消费者放弃原有的消费习惯，就得充分分析消费者心理，在成本和消费者便利之间做一个平衡。

①资源整合。在实现农货进城方面的权威性数据库基本没有，现今农产品的收购方式还是中小经销商收购，往往出现村、镇、市三地三价的情况。并且农民对于农产品的价格信息的变化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也出现同一镇中相隔较远的村都出现不同的价格，所以要改变农产品产销模式，必须得有权威的农产品需求信息库，实现需求信息明朗化，而现今相关网站虽多，但是信息有用性太低，并且相关的定价方式、物流运送等若要明确也是个难题。

②易损易坏品的仓储与配送。近来生鲜物品比较流行，农村的绿色无公害有机食品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但是生鲜物品的仓储与配送成本非常高，不同产品对于配送的需求不同，造成了极大的配送成本，并且采购之后的生鲜类产品储存时间有限，一旦客流量减少便是极大的损失。

4.2 未来可行性分析

①人群接受度：新型交易方式便捷吸引用户，人们对食品安全和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农村网络消费潜力巨大，根据e商网的消息，农民对网购的接受率达到八成。②技术可行性：相关的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己得到大量应用，平均成本显著降低。农产品企业的内部也必须建立必要的信息系统，以适应变化发展的需要。目前还有很多咨询公司提出了实际的解决方案，这些都为农产品企业实施电子商务提供了技术支持。③经济可行性：目前各电商大佬鼎力支持农产品电商，从长期看，新的交易方式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低下及其所带来的回报必将超过技术设施的投资。食品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农产品保质保量的电商模式赢得了政策的大力支持。

综上，农产品电商发展潜力巨大，但是正确经营才是发展之道，在依据现有平台和政策的情况下提炼自身品牌价值，完善服务体系，才能摆脱政策依赖性，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4.3 发展建议――以AARRR模型为基础

AARRR（Acquisition、Activation、Retention、Revenue、Refer）模型适用于产品的营销，本分析旨在以通榆县的模式的成功为基础分析农产品走出乡镇应采取的思路，给其他农产品电商的未来提供可行的建议。

①获取用户（Acquisition）。依靠“淘宝”、“京东”等知名互联网平台引流，以政府信誉、地方特色为吸引，减少中间商，将当地农产品以短渠道、高效率的方式直接“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而且支持农产品也就是对农村扶贫的支持，有了这一口号也能激发消费者的同情心。

②提高活跃度（Activation）。以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沟通工具可以直接与用户进行实时沟通，从而增加用户的参与感，吸引用户的“点赞”或“吐槽”。

③提高留存率（Retention）。以信息平台的数据汇集与分析优势，及时获取用户的满意度数据，针对用户口碑改善服务，从而增加顾客复访率。尤其对于店家的长期粉丝级用户应予以优惠。

④获取收入（Revenue）。品牌的建立可以大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且由于缩短了渠道，也就使得更多收益留在农民手里，真正帮助农村扶贫。

⑤自传播（Refer）。正向反馈网络效应的作用可以使用户数量呈指数型增长。

参考文献：

[1] 吴珍，邹义勇，王天武.通榆全面开启电商扶贫战略[N].中国县域经济报，2015-04-20002.

[2] 吴珍，高大伟，尹雪.借力电商“淘”脱贫困[N].吉林日报，2015-04-19002.

篇2

一、城市志要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志应反映的基本规律。城市是历史的范畴，也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分工，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地，还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任何城市，不管它最初的成因是什么，都是商品经济发生、发展的场所，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城市总是从交通比较方便的地点形成，最初是一般商品的集散地，同时还是商贾和手工业者集中活动的场所。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我国城市商品经济被动的发展。许多交通和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形成了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金融、保险、信托、交通、通讯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大量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切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并带动了广大范围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内部，城市和广大区域的联系，都是以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为纽带的。

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城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简单形态发展到极其复杂的现代形态，本质上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城市志要从历史的范畴内考察和记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以反映它的规律性，为当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供历史与现状的可靠依据。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下的商品经济是逐渐发展的，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属于半殖民地的买办性质，是建立在农民与工人、破产与贫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产品分配体制，不但消灭了剥削，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从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经济体制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特别是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运用，各种管理体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记述和反映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商品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内的运动状况，以及城市作为集散地和纽带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开放的曲折道路。开放是发挥城市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城市志应侧重于记述城市开放内容上。几千年来，封闭、分割，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后，我国沿海沿江的城市经济就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城市就成了开放型的。作为一个城市，从行政建制说，按法律规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区域，但从商品经济的要求说，它是没有界限的，应该是对内对外开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换的地方，这种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对内对外开放。例如：我国沿海城市与青海经济发展对比相差50年。所以，开放才有竟争、才有进步、才有发展。封闭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长期以来的僵化体制违反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条条”和“块块”的分割，“点”（城市）与“面”（区域）的分割，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分割，使城市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狭隘的小系统，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则做到了条块结合、点面结合、内外结合，充分发挥城市开放性的功能。因此，我们应当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解放思想，拓宽眼界，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我们的城市改变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城市志应以记述本市区域为主，同时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对内对外开放的功能。从点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又从商业、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来反映同广大城乡的联系，还要看对经济区的辐射力、吸引力的影响深远。从内看外，即从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同国外资源、国外市场的联系上，从国内科学文化和国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综合性的，因此，社会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记述的社会化程度的变化过程应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础，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种类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而也具有独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广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已成为青海省西部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及盐化、石油工业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较结果显示出它们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应充分反映这种特色和优势。但是，由于它们之间都具有共性，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劳动分工越细，城市社会生活的内容就越复杂，城市功能也逐渐由比较简单趋向复杂化，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发展。而劳动分工越细，对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个城市在各自的发展中，都面对着由于忽视城市的专业分工和社会化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各种比例关系不协调，包袱沉重，条块分割、城乡分割、内外分割。城市这个块块内部又为若干条条所分割，企业和事业单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体系。这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而且各方面的发展还受其制约的现实弊端。城市志记述时不仅要突破区域的界限，而且应突破行业和部门的界限，着眼于记述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过程结果。

城市社会化和商品经济是同步发展的，改革促使现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专业化、社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越来越成为高度分工、又密切协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系统。所以，城市志在内容上应从城市的这一特点出发记述，反映出它的现代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专业分工越细，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开发都有单独条目。如保险业、旅游业；生活资料、商品、金融、技术、运输、劳务市场等；各种所有制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并行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电子计算机、光导纤维通讯等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对外开放口岸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设等等。二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和联合是形成新的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应充分记述。这种协作和联合的发展是由点到线、到面，由近及远、由市内到跨省、市，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个行业到跨行业，由单一经济成份到多种经济成份，由松散到紧密，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发展的。这种以横向联合为主的新型实体现已大批兴起，方兴未艾，这个大趋势标志着社会化向高程度发展。如：工农贸结合、技工贸结合，教学、科研、设计、生产、经营结合的联合体；企业群体，以龙头产品为主的跨行业、跨城乡、跨城市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城市群体，中心城市和周围城镇的联合体，大流域的城市联合；国际间的联合，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联合，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业的开设等等。三是城市各产业、各部门、各行业既是各有细密的专业分工，又是在为协作而互相联系、影响和制约，并互相服务。因此，城市志在记述每个部门和行业时，都必须考虑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标，及同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促进还是制约，是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还是限制和束缚了它的发展。

四、城市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标志，又是现代化的依托，城市志在记述时应反映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我国进入近代社会是从城市的现代化开始的，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尽管我国城市现代化的起步较晚，进程较缓慢，底子薄。但是相对地说城市是沿着现代化的轨道发展的。城市志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记述反映：1.生产由体力劳动密集向智力劳动的转化，逐步向智力密集发展。这就要充分反映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的变化，设备技术的逐步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管理水平的提高。2.城市功能由单一功能向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3.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4.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向现代化发展。5.城市建设由无政府盲目发展向有规划、有目标的现代化方向发展。6.城市管理信息化、科学化的发展。7.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劳动人民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及提高，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等等。

篇3

关键词：宋代 商品经济 城市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时期，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商品经济这这一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逐渐繁荣，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数量增多，品种日益多样化。尤其到北宋中叶,大都市的商业极为繁荣,商业种类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从市场上购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场活动的增强、海外贸易的发达等都表明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了的繁荣和发展，并渗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历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实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区的“坊”与商业区的“市”是分区而设的。居民不能在坊内开设店铺，不能临街开店，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废除坊市分隔制度势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开设店铺，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当时，不管是繁华的大街还是偏僻的小港，都设满了店铺，居民和一般街道两旁设店摆摊，商业区延伸到坊内，出现了“侵街”的现象。到宋仁宗庆历年间，连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废除。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宋代出现了热闹的夜市。王建的诗句：“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营业时间允许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楼甚至全天营业。

2、市场活动增强

市场是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和买卖交换的场所，市场的繁荣程度与商业的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随着商业城市的形成和数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市场活动呈现空前的运营状况。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证了市场的运营时间和地域自由，带来了买卖交易活动的异常繁荣。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昼夜运营，“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稍远静去处，夜市亦有”。[2]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无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铜铁金银都以数百万计，茶酒矿产品作为一种交换为目的产品也投入到市场交易中，还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贸易发达

宋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还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贸易港也大大超过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温州、秀洲华亭、山东密州板桥镇、秀州通惠镇及江阴军等处。随着港口的增多，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凡大食、古逻、占城、勃泥、麻逸等与宋都有贸易往来，而且，宋代与阿拉伯海、红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开展了直接贸易。两宋市舶贸易的货物种类也非常丰富，《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就有30余种，如金银、缗线、瓷器、市香药、犀象、番布、水精、玛瑙、乌、苏木等物。

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宋代商业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业大都市的形成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当时的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急剧增多，除了当时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临安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有学者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其中，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在当时世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城市。[3]伴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像开封、成都、临安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市场上商品分工细致，万物所聚集，会通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态势，商业活动也更加繁荣。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昼夜开放夜市，取消了时间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周邦彦《汴都赋》是这样描绘开封商品贸易繁荣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舱吴艚，官艘贾舶，讴闽楚语，风帆雨楫，联翩万载，钲鼓镗翰，人安以舒，国赋应节。”[4]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全国各地许多商业性集镇的形成。

2、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宋代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最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具有堡垒要塞的性质，但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军事职能逐渐被经济职能代替了。可以说，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到北宋时,像汴京、洛阳、杭州、扬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为集政治、手工业、商业、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纵横交织,店铺楼馆、舞榭歌台鳞次栉比,商业、娱乐活动通宵达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渐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区。这不仅是因为避免战乱，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逐渐扩大。这一情况，到宋朝时已经愈来愈明显了。而且，“草市”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大多数场合下即是指城镇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练成一片的市井了。[5]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环城草市不断涌现，使处于交通中心枢纽或重要农产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断发展扩张。宋代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这些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从事中转贸易，使许多草市逐渐转变成贸易场所固定的市镇。如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渔业草市，到南宋末年，已发展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6]草市进而发展为县城城市，如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县，就是以原昆山县东部的练祁市作为治所的。[7]市镇发展到后来，逐渐兴起了一批专业性的以手工业为主的市镇，如陶瓷、纺织、制糖等。市镇已经由单一的商业贸易向生产、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综合性市场发展，并发展成新的商业市区。南宋，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区，由于发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称。许多城门之外建立的交易场所，直接越过“草”的阶段而称之为市。[8]如江阴城门外的草市成为江下市。环城草市的出现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城市空间不断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兴的城市的出现，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新城区并不是简单的居民点，而是工商业生产比较密集的地方。所谓“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之人”。[9]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还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诞生，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宋史・王安石传》载，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民户达20万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万左右。至于中小商业性城镇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的镇市总是达到了1817个。[10]泉州石井镇，是随着海外贸易而兴起的一批市镇的典型带代表“于宋全胜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于座，盖四方射利者所驱。”[11]仙游县的凤亭市也是因海外贸易产品的集散而发展为市镇的。黄岩孙《仙溪志》“凤亭市”条载：“凤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旧又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海口镇也因船舶来往而兴盛一时。“递年常有舶船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告人将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药等。”[12]以陶瓷著称的景德镇也是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的产物。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城市居民也随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与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他们提供谋生的机会。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在全国已经很普遍了，随着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许多的固定商业店铺，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利润的刺激下，弃农经商。许多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正是是这些农民，他们大部分是从事工商服务业。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业从业者也随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如宋代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政治和综合城市，主要居民为官吏、士人、地主和军队，工商业人口只占少数。但随着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业店铺的增多，以及大量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涌入城市，弃弄从商。于是，以工商为业职业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渐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定为坊敦户而单独列为户籍。工商业从业者构成了坊敦户的主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户的人口。坊敦户的出现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3、城市娱乐生活丰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冲击，呈多元性、丰富性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宋代社会是比较开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实际，逐利求富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逐渐滋长，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宋人首先打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经商的现象也很普遍，如开国名相赵普,官高位重,仍“营邸店,夺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甚至连民间百姓也纷纷卷人经商的浪潮中来。宋代的官僚、农民、士人经营商业，反映了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休闲娱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娱乐场所呈现出兴荣的趋势。瓦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了场所。瓦舍，据宋人解释：“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此种瓦舍，主要是娱乐场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当盛行, 汴京城内有50多家瓦子。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子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东京梦录华》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史称当时是“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茶坊也是系娱乐、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茶坊遍布全城，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场所。宋代茶坊的兴盛不仅体现在数量之多，而且种类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还张挂名人书画，悠闲饮茶，开设娱乐活动。绍兴年间，茶坊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论“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论量计价。

综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现商品化、平民化、娱乐性的特点，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全唐诗》．王建《夜看扬州市》．《寄汴州令狐相公》．卷三.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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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抄本《安平志》．转引自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278 页.

[8]周珠宝．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史学月刊．1998，（2）.

[9]《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

[10]漆侠．宋代经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36――937页.

篇4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

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

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

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

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5

1.监督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

2.监督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企业登记方面，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

3.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改变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监督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篇6

关键词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有形力量无形力量新元素

随着经济形态从原始经济形态演变成商品经济形态，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向更高更新阶段的演变，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时代的演变，国际语言便成为科学﹑技术﹑人力技能﹑环境等经济竞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并成为新的﹑潜能巨大的推动和制约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在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以其有形力量——本国与它国的语言教育相对成本和绝对价值加强其现代经济竞争力；以其无形力量——在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1经济形态演变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和条件

1.1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第六”元素的前提

商品经济形态是一门语言可成为国际语言的前提和条件。在原始经济形态，出于对部落﹑社会形成的需要，产生了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只是在区域内交流，被地域和区域原始经济所分割，其远远未达到国家的语言标准，更不用说是世界语言。这些语言的典型如中国当时春秋战国的各国文字，如：秦国文字﹑齐国文字﹑楚国文字﹑韩国文字等。在封建经济形态下，由于封建国家的形成和统一，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多种语言逐渐被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语言取代。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态下，即使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其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其原因正如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一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语言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如当时的中国，其唐代，元﹑明﹑清以及罗马帝国，古印度等当时的大帝国，其经济势力在当时雄霸世界，但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当时都没有成为世界语言。只有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寻找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区域界限被打破，使得最有经济竞争力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成为可能。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英语成为了国际语言。随着商品经济的演变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一些新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如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因此，商品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

1.2商品经济形态演变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包括了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在自由竞争阶段，语言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贸易的前提和条件。在垄断竞争阶段，跨国公司的出现，学习﹑培训和使用国际语言是从事国际经济的重要内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阶段，为国际语言服务于经济向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其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元素转变质变做准备。

2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论

2.1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析

(1)经济学原理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对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分析也要从生产领域来分析。在从生产领域来分析要明确几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语言不是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而只有成为了国际语言的语言才是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就目前而言，只有英语等少数几门语言才是生产力的因素。因为其他语言还未参与语言的国际分工，因此还不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其次，在分析生产要素的时候，学习本民族语言与学习国际语言其比较成本要归结到生产的成本中；再次，学习它国的国际语言与它国学习本国的语言（如果本国语言成为国际语言）的收益差，是分析的关键。

(2)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要素中，国际语言首先成为培养劳动者的新要素。对劳动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接受教育培训中，接受国际语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花费在这其中的成本，变成为产品的成本。因此，此成本的花费与国际平均成本（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习同一国际语言的成本的平均值）相比，花的成本越少，产品价值实现后的绝对剩余价值就越多，企业或者国家在贸易中就盈利。反之，则亏损；其次，国际语言转化成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人们使用生产工具生产，不可避免的使用语言，从信息要素来说，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要素。使用语言生产比较抽象，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观念的大变革。

(3)从购买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到产品产出流通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货币充当了核心，语言充当了桥梁。如果采取了非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和价值实现则还是要选择国际语言。如果生产采取的是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实现则无须再选择其它的语言，本身不需要桥梁，可实现价值的实现。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便成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基本内容，其学习的成本比构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成本比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语言，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学习英语成本是其它国家学习英语成本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而且向那些学习英语的国家输出师资和学习资料，并组织各种英语考试，其成本比和语言产品输出，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新要素，也是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同等条件下的比较成本优势。

2.2生产新要素分析

(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赋予了生产要素以新的内涵，并扩展了生产要素的外延。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还包括技术﹑人力技能﹑研究与开发﹑信息﹑规模经济与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但是也忽视了国际语言对经济的作用。笔者从生产力新要素中分析国际语言对经济竞争力的作用，并从新要素角度说明国际经济和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格局变化。

(2)技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所积累的技术，可以提高社会和个别生产率。国际语言作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载体，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和桥梁，是技术要素实现的载体和桥梁。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惊人，用于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应该为全世界服务。承载这些科技的语言总是而且是必须要通过国际语言的传播和传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力。因此，要获得先进的科技，必须学习承载这些科技的载体，即国际语言。在学习国际语言的过程中，学习方作为消费者，国际语言国家作为生产者，双方以语言这一特别的商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进行交换。因此，国际语言便转化成商品，这种商品也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的作用下，有其生产成本和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这种商品是极其特殊的商品，其生产和消费比一般商品更容易掩盖其实质。有关理论，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商品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全部内容和生产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语言成为商品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

(3)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人力技能的差异。技能劳动即进行专门培训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进行的技术性劳动。对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成为人力技能要素的最重要元素之一，评价标准和重要内容，是企业和国家用人的标准之一，是定义和评估人力技能要素资本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4)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信息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有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信息时代来临的观点。不管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多高，国际语言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语言是一种能创造价值并能进行等价交换的无形资源，由于其历史原因和语言学的特点，使得这一要素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传统意义上与一般商品相异，其交换价值取决于知识市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在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下，密码形式的语言是国际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好比商品中的古董和历史遗迹。

2.3价值分析

(1)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前提下，学习和使用国际语言成为人们生活和贸易的重要内容。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的各种形式：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的岗位培训；合理的人员配置以及修养生息等内容中，外语尤其是国际语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内容，且成为评价人力技能的基本内容和标准。在那些把国际语言当作第一外国语来学习的国家，开设的各级外语学校和外语培训机构，生产的外语学习资料，聘请的外国教师以及组织的各种考试和考核的费用总和，一般被认为是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的资本。或者以成本计算，或者以收入报酬计算，这两种方法都是以工资差异来反映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这在非国际语言国家显得更加明显，那些能够使用国际语言的人从事涉外事务，其工资是从事其他行业，那些不懂国际语言的好几倍。而且，这些国家还把国际语言作为学校学习和考试的基本内容。如中国﹑日本﹑泰国﹑阿根廷等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和员工工作的内容。

(2)从比较成本论和相对成本论来看，国际语言是融入产品的生产要素。国际语言不仅本身是一种商品，在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充当特殊的商品，形成特殊的语言产品和语言的加工生产部门：各级学校，涉外公司和机构，驻外大使，海外机构和学习途径等，有其特殊的消费群体：所有使用和学习该语言的人和民族，国家。而且国际语言是产品的构成要素，在生产领域构成生产要素；在流通领域构成流通要素；在销售领域构成销售要素。它已经从过去服务于经济变成经济发展的要素，与经济的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经济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商品，加速了语言的国际化发展。而语言的国际化又参与了经济的发展过程，或促进，或抑制着经济形态的演变。

(3)从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分析。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是通过它成为特殊的商品形式，通过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国际语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体促使世界上的每一个参与经济的国家都学习使用国际语言来最大限度的获取其使用价值或者实现国际语言的价值。国际语言的无形力量是它部分的转化成生产力，部分的转化成产品的要素以及其独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或抑制经济形态的演变。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作用于具体到国家化的经济，便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掩盖下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对经济形态的演变的关系，值得经济学家去研究。

参考文献

1PaulR.Krugman.InternationalEconomics[M].BergermanUniversity，German，1998(1)

2Curry，J.E.InternatInternationalEconomics:Understandingthedynamicsoftheinernationalmarketplace[M].Amercia，2002(7)

篇7

商法的本质，首先表现在他是“商”法，即它是规范营利性主体营利的法律。“所谓营利性，即企业以追求经济收益的增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营利性的价值追求是商的基本特征，自然也是商法的基本精神所在。“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1商法的这一本质，我们可以从商法产生的必然性、调整对象、调整原则及调整方式中得出这一结论。

首先，从商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尽管他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不同法系国家的表现形式于具体内容有着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它的相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一一各国的商法调整对象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即今天我们说的商事关系。商法正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于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代商事法的产生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应运而生。简单的商品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交易范围上看，原先与简单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民法已经不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了，尽管，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而营利主体要营利，就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安全、公平的属性，而商法的产生也就成为了必然，于是，适应这样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一一商法便应运而生。

其次，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营利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了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商法集中体现了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一是我国商法指调整营利性的主体，在现代商法中，这样的主体包括商主体、商法人和商合伙。而对于非营利性的主体，如民事主体，商法不作调整，即使是对非营利性主体偶尔从事的营利，商法也不作调整。二是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由其他的法律，例如，民法、行政法、经济法来调整。在市场经济主体参与下，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因此，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

再次，既然是对于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进行规范，那么，就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必须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规范。商人从事商事交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是为了追求营利的最大化。商法首先要保障营利的实现，从而才能创造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而经济效益的好坏、营利的多少取得与交易的简便和迅捷，所以，商事原则如公示主义、形式主义、短期时效主义、交易定型化等原则，也体现了简便和迅捷的要求。这反映在商事制度上，例如，在商事上，通过不署名的方式避免了一系列的中间环节，简化了交易程序；在时效制度通过短期时效和交易形式的定型化；权利的证券化制度等等。

最后，商法是靠营利调节机制进行规范营利性主体的营利的。这也就是王宝树老师所说的：“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是表现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2商法作为关于营利性主体从事营利性经营行为的基本法律，其内容或是与营利性主体的组织有关，或是与主体从事的各种经营行为有关，他都允许商人作为商主体自由经营，并充分利用市场、合同、票据、股票、债券、保险等手段达到营利的目的，从而体现所以，“商事法的营利调节机制并不是保证每个商事主体都获利，而只向所有依法经营的商事主体提供公平获利并将其合理的分派与投资者的一般性条件。”1

二、商法的本质一一商法之所谓“法”

商法视营利性为自己的宗旨，其法律效力侧重于经济效益。但是要营利就要遵循其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通过规范以现代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市场主体及其营利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要保障交易的平等、自由效率、安全与秩序，这是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前提。这就体现了商法之所以为“法”的存在价值，就是说，商法的本质还体现在“法”这一点上，即商法是：为营利性主体的营利建构自由秩序的法律。

“秩序，它意味着某种协调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他使得人们能够和平共处和互惠互利而又不必认同他们各自追求的个别目的。它是守卫社会的卫士和社会动荡的减震器，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协调发展的基础。”2而作为秩序最经常表现形式的法律成为连接秩序和自由之间的桥梁，法律规制了人们的自由，同时也赋予了人们应有的自由。商品经济的开放性，商人追求营利的最大化，要求建构自由的经济秩序，一方面要求商人能够自由的选择交易对象、交易方式、交易内容、交易时间，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在商法的庇护之下，最大的限度地保障市场交易中自由自在。而另一方面，自由的追求利益也是被规制在有限的自由内的，事实上也是为创造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努力，即是有利于他人的利益的实现一一这两者的结合在商法里得到了综合的体现。对于商法保证商事主体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我已经在上述的商法之所谓“商”一节说明，不再赘言。在此，我重点讨论一下商法的秩序保护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有关商法的自由秩序的一些观念：其一，即为这种秩序不是人为建立的，社会的这种秩序是自发存在的，人们只是通过商法对生活中的营利性主体及其营利行为进行调整，从而建构符合生产生活需要的社会秩序；其二，这种秩序不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相反，就商法而言，他恰恰是为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服务，根植于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是由商品经济的本身的开放自由属性所决定的，所以，它是一种自由的秩序。

其次，我们来看商法是怎样来体现其为建构自由秩序的法律这一本质的。

第一，我们从商法的特点来看。商法是组织法与行为法相结合的法律。组织法如公司法的规定、证券法、海商法、保险法的部分规定，它主要是实行严格主义，其规定原则上是属于强行法规范。例如，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条件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予以变更。这些组织法正是通过对市场主体及其形式、种类做出选择，对市场主体的活动内容和程序加以设计，来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对营利主体的营利行为的安全加以保证。超级秘书网

第二，从商法的多种商事法律制度来看。商业的营利行为，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安全性，商人讲究交易的简便与迅捷，更加看重的是交易的安全，如果离开了交易的安全，利益的目的也无法实现。自由秩序的建构，正是为商事主体的交易提供安全保障。因此，保证交易的安全、顺利、可靠进行，商法规定了许多商事法律制度。（1）交易的公示主义。体现在公司登记的公示，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的公布，船舶登记的公告等等。（2）交易的要式主义。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股票、债券应记载事项的规定，票据法关于汇票、本票和支票应记载事项的规定，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应记载事项的规定，海商法关于提单、定期租赁合同、光船租赁合同、海上拖船合同和海上保险合同应记载事项的规定等等。（3）交易外观主义。如各国商法上规定的不实登记的责任，字号借用的责任、表见经理人、表见代表董事、自称股东和类似股东者的责任、拟似发起人、票据的文义性与要式性、背书连续的证明力等规定。（4）严格责任主义。如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发起人的严格责任规定，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违反法律造成他人损害的，与公司一起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等。以上的这些法律制度都减少和消除了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

三、结语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商法正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于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商法以营利性主体营利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靠其特有的营利调节机制规范营利性主体的营利。并且，采用组织法与行为法相结合的方式和多种商事法律制度，建构保证商事主体最大限度的追求利益的自由秩序。综上所述，商法的本质是规范营利性主体营利，为其建构自由秩序的法律。

参考文献：

1.《中国商事法》王宝树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p.2。

2.《中国商事法》王宝树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p.22。

篇8

[关键词] 商品经济 体育文化 娱乐 市民化

宋代体育是宋代风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体育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也将引起两宋之际体育文化嬗变的根本原因归结到经济方面，但却没有具体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手工业在制作技术、品种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发达的商业使得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这些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引起了体育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嬗变：宫廷逐渐市民化和体育活动商品化化；受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在宋代陆续出现了。诸如马球在宋代民间已十分普及，南宋还出现了“打球社”的民间组织；蹴鞠也在市民阶层普遍开展，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商业机制，吸引游客；相扑在两宋也深受市民欢迎，南宋临安还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专门组织，风靡一时；瓦肆更是成为各种异事杂技等文体活动的表演场所，成为城市的娱乐中心；武艺活动也逐渐走向商品化道路，临安出现了“角抵社”、“锦标社”和“英略社”等结社。两宋体育的这些新特征，正是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之，它又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

一、两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两宋之际，由于商业逐渐兴盛，农业产量大大提高，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导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国出现许多几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据陈振先生统计，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约11万户，每户7人，约为77万人；禁厢军134 000万人，军属约67000户，每户4人，约为268 000人；城内与近郊的僧道以2万人计，四项合计119万多人。此外，开封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开封是一个有120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据《梦梁录・户口》载，到宋度宗咸淳年间，临安城已有120多万人口。其实，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南宋时，大体上维持在6000万左右，都远超汉唐时期的人口数量。除开封和临安外，建康、苏州、江陵、广州、成都等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宋达的商业导致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跟着发生变化。工商业的发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严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顺应了这一经济发展的趋势，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到北宋后期，这些店铺甚至开到了皇宫附近的御廊边上，《东京梦华录・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就许市人买卖于期间，自政和间官禁止”。南宋时“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业，也有交易批发和零售行等。市坊杂处后，居民坊巷内也出现了零散的商店，而诸如瓦舍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更是遍布全城。“集中制度”和“坊巷制度”的瓦解，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功能，日益趋向多样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大都市经济发展，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闲暇时间日益增加，为消费活动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闲生活。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开始商品化。两宋时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内容除了阳春白雪之类的诗词书画外，也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里记载的瓦子栏勾看，宋代都市的娱乐内容丰富多彩，如话说、杂剧、影戏、杂技、相扑、武术等文体表演。北宋东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终日局此，不觉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无比。南宋时，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又是“军卒暇日娱戏之地”。由此可见，宋代体育文化中的市民参与感是比较强的。

二、两宋体育文化的嬗变

1.宫廷体育活动逐渐市民化、商品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体育项目逐渐突破了为宫廷和军旅独有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会。比如，马球运动在宋以前主要在宫廷和军旅中开展，平民百姓难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马球运动已经平民化了。北宋东京宴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南宋时，马球更加普及，民出现了“打球社”等组织。史载“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蹴鞠也在宋代市民阶层普遍开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样性、观赏性，不仅有街头表演，还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将其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游客。《武林旧事・放春》有载：“将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相扑是一项军事色彩浓厚的体育活动，其先主要在军旅中开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开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扑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小儿相扑”深受市民的喜爱。相扑在宋代深受市民欢迎。《水浒传》之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生动地描述了浪子燕青与任原的对垒，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可为旁证。南宋时，杭州出现了“相扑社”、“角抵社”等组织。除瓦肆艺人的相扑表演外，南宋还出现了水平较高的“打擂”比赛，也即所谓“露台争交”。这种比赛是由政府组织。另外，两宋时女子相扑也开展得很普遍，同样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武艺、杂技等活动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开创古代体育性组织的先河。受到工商业行会等商业组织的影响，宋代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性组织。由于城市商业特别旺盛，行会普遍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时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汇集了拥有各种手艺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场的繁盛，各种职业相继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有许多属于休闲活动方面的消费活动，如酒楼、勾栏、瓦子等相应而生，形成了各种职业组织的行会。

就宋代体育而言，由于社会上出现大量的体育专业表演艺人，所以体育性组织应运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团“圆社”（或称“齐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时，这类组织就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旧事》记载有“英略社”（使棒）、“锦标社”（射弩）等。这些组织自发承担组织比赛及表演的职责，如圆社举办的足球比赛、相扑社组织的“露台争交”，在当时影响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体育组织，可分为几种不同的性质：一为体育专业人员的同行组织，如角抵社、齐云社、英略社等。这类是为确保表演人员自身的利益，入社有严格的规定；二为兴趣爱好者的组织，据《梦梁录・社会》：“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为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习也”。这类组织是为了交流技艺，休闲娱乐，在适当的场合表演。但是这种体育性组织的产生，开创了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组织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可谓是现代职业运动的滥觞。宋代民间体育组织的产生，不仅加速了当时体育活动市民化、娱乐化，而且还为中国古典体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体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宫廷和军旅走向市民，其属性正在由宫廷典雅文化和军旅文化走向目的为平民精神娱乐的市民文化，这是体育的本质在原始社会后，又一次回归。体育在根本上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下平民大众逐渐远离了体育活动，体育被统治阶级独有，平民百姓很难从体育活动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愉悦。宋代体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地合理发展。种种习俗、节会、艺事活动表明，尽管封建礼教被有意地强调为天理的载体，而大众生活事象又何尝不是与天理沟通；尽管士大夫们超然追求着自然的极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尝没有自然的乐趣。” 通过宋代体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会已进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蕴含着虚弱。政治的色彩在减退，因此市井杂曲反倒体现了生活的本真和体育的本质。

但是，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太短，典雅的文治终难抵挡蛮横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发生转型，古典体育文化的繁荣期就此中断。

参考文献:

[1]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2]张维青 高毅清:中国文化史[M] 第三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3]陈 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J].中州学刊，1982，1：129～138

[4]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J]. 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25），5：99～105

[5]崔鸿飞: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发展、演变的时代特点[J]. 体育文史，2000，2：42～43

篇9

2。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是：商品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和条件；商品二因素及其关系；劳动二重性及其关系；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商品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表现形式和作用。

难点：价值的本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劳动二重性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式的发展及货币的起源；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3.讲授时间：8学时

第一节商品

一、研究资本主义关系为什么从分析商品开始

这是因为：

1.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

2.商品中的矛盾隐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胚芽

3.建立中商品分析上的劳动价值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4.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抽象的经济范畴

二、商品和商品经济

（一）商品

1.什么是商品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2.判断一个物是否商品的两个标准

第一、必须是劳动产品

第二、必须用于交换

3.商品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条件

第一、社会分工的存在

第二、劳动产品属于经济利益不同的生产者

（二）商品经济

1。什么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统称。

2。商品经济的类型

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3。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时叫市场经济。

三、商品二因素

（一）使用价值

1.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方面需要的属性。

2.对于使用价值应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3.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4.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5.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6.交换价值的概念

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二）价值

1.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又叫价值实体

2.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3.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三）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独立统一体

1.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统一的，二者缺一不可

2.使用价值与价值又是对立的，二者互相排斥

四、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1.具体劳动又叫有用劳动，是在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劳动的具体形式是由劳动对象、生产工具、操作方法生产目的等决定的。具体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久性条件，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

2.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的特定性质和具体形式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商品经济

特有的范畴。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反映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生产关系。

3.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二者既不分先后，也不分主次，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4.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五、商品的价值量

（一）商品价值量是指商品价值的大小或多少。它的测量尺度是劳动时间。

（二）商品价值量不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1.什么是个别劳动时间

个别劳动时间是各个商品生产者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同而生产商品所实际耗费的时间。

2.商品价值量为什么不能由个别劳动时间来决定

如果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就会造成谁的主客观条件最差谁的商品的价值量就最大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同一商品没有统一的价值量，不能进行商品交换。

3.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生产者的重大意义

（三）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必须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1.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概念

简单劳动是不需经过特殊培养、正常人都能从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必须经过特殊培养，具有一定技能和专长的劳动者的劳动。

2.商品价值量最终由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

3.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简单劳动创造价值小，复杂劳动创造价值大。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若干倍或自乘。

（四）劳动生产率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

1.什么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效率或能力。它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单位时间中的产品量；一是单位产品中的劳动量。

2.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形式；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的优劣等。

3.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看，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的商品量就越多，从而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大。所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

此外，如果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只有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那么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则不变。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同时，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商品价值总量则不发生变化。

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含义

私人劳动是指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什么个人决定，产品自己支配；社会劳动是指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每个商品生产者互相提品，彼此互为条件，互相依存。

（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的原因和表现

原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要求劳动产品在数量和品种上完全符合社会的需要；而劳动的私人性质却使生产的商品往往不能与社会需要直接相一致。

表现：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或不能完全卖出去，从而私人劳动不能或不能完全转化为社会劳动。

（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为什么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这是因为：

第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内在各种矛盾的根源

第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第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学习私人劳动和社会流动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商品和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们交换商品，事实是相互比较和交换劳动；价值不仅反映同一生产部门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反映不同生产部门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一、价值形式的发展及货币的产生

（一）价值形式的概念

价值形式就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

（二）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

1.简单的、偶然的或个别的价值形式。

（1）简单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在萌芽状态的商品交换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和它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1只绵羊＝2把石斧

（2）简单价值形式的两极及其关系

第一，在简单价值形式中，互相交换的两种商品处于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

绵羊是被表现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地位；石斧是表现价值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

第二，处于价值形式两极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存在着互相依存和对立对关系

一方面二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离开一方另一方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二者又彼此对立和相互排斥，同一商品不能同时处于价值形式的两极。

（3）相对价值形式的性质或内容

第一，表明价值形式两极的商品都具有共同的质，都凝结了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价值内容。（因为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的价值通过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相交换得到表现）

第二，表明按一定比例相交换的两种不同的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相同的。（因为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的相对价值量通过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来表现）

举例：在1只绵羊＝2把石斧中：

若斧的价值不变，羊的价值提高1倍，即1只绵羊＝4把石斧

若羊的价值不变，斧的价值提高1倍，即1只绵羊＝1把石斧

若二者的价值都变，且方向和比例相同，即1只绵羊＝2把石斧

若二者的价值都变，但比例相同而方向相反，即1只绵羊＝8把石斧

（4）等价形式的特点

第一，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第二，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三，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5）简单价值形式实质上是商品内在矛盾的简单外在表现形式

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是作为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私人劳动而存在的

处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是作为价值、抽象劳动、社会劳动而存在的

（6）简单价值形式的缺点

对商品价值质和量的表现都是不完全、不充分的，看不出价值在所有商品体上的一致性看不出一种商品的价值在量上能否与所有商品相比较。

2.扩大价值形式

（1）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就是一种商品的价值不是简单的表现在一种商品上，而是表现在其它一系列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见课本）

（2）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优点

第一次把商品价值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第一次真正表明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3）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都是不完全的，系列都是不相同的，没有众所公认的一般等价物，从而造成商品交换的困难。

3.一般价值形式

（1）一般价值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一般价值形式就是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统一地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某一种商品上。用等式表示即：（见课本）

（2）一般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的本质区别：

第一，商品价值的表现是简单的

第二，商品价值的表现是统一的

第三，出现了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是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并能与其它一切商品直接交换、表现其它一切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

（3）一般价值形式局限性

一般等价物在时间上不固定，在地区间不统一，不利于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

4.货币形式

（1）货币形式的含义及表示式

货币形式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固定地用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贵金属来表现的价值形式。其等式式：（见课本）

（2）货币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的区别

一般等价物固定在一种特殊商品上，最后固定在贵金属黄金或白银上。

（3）金银等贵金属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它们也是商品，具有价值；其次是因为它们的自然属性最适合充当货币材料。（三）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1.货币的产生

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后结果。

2.货币的本质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的经济关系

3.货币产生后，商品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

如何理解马克思指出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

（一）价值尺度

1.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就是以货币为尺度来衡量其它一切商品价值的大小。

2.货币之所以能够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是因为货币也是商品，也具有价值。

3.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是观念的或想象货币，不是现实的货币

4.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结果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价格

（1）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2）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与货币价值成反比

（3）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5.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要求具有价格标准

（1）什么是价格标准

价格标准是包含一定重量贵金属的货币单位及其等分。

（2）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区别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衡量其它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而作为价格标准是衡量货币本身大小的。

（二）流通手段

1.流通手段就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叫商品流通。

2.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不能是观念的或现象的货币。

3.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关系

4.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具体形式

金银条块、铸币、纸币

纸币是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或货币符号，只能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5.影响一定时期内社会所需货币量的因素

待售商品量、商品的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

6.货币流通规律：一定时内社会所需货币量与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表示即：

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商品价格水平×待售商品数量

货币流通速度

7.纸币流通规律：纸币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或者说，只限于由货币流通规律所决定的金属货币需要量。

8.通货膨胀的概念

由于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叫做通货膨胀。

9.流通手段职能造成买卖脱节、产生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三）贮藏手段

1.贮藏手段的含义。

2.执行储藏手段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或金银制品

3.贮藏手段的作用：能够自发地调节货币流通量，起货币“储水池”的作用。

（四）支付手段

1.支付手段是用货币清偿债务、交纳赋税或欠款的职能。

2支付手段经使济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进一步加深

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引起货币流通规律的变化

（五）世界货币

1.世界货币是指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市场上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2.世界货币的作用是平衡国际贸易差额：购买别国商品；作为社会一般财富的代表支付赔款等。

3.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

第三节价值规律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以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二、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一）价格作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不仅以价值为基础，还受供求关系影响

（二）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三）价格偏离价值不是对价值规律的破坏与否定，而是价值规律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

三、价值规律在以所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1、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2、刺激商品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篇10

近年来，为探究明朝社会经济性质，论述封建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演进，江南市镇经济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于宋元时代，是一种范围小、流动性大、赋于宗法烙印的市场。自明代起，江南市镇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比重也逐渐增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萌芽。然而，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依托什么存在？许多学者片面地将明朝时期手工工厂和手工作坊雇佣劳动力的规模和数量状况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单一标志，认为劳资关系的兴盛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产生独立而成熟的资产阶级，这显然不符合明朝的制度变迁路径。笔者在赞同劳资关系的出现是考察资本主义萌芽一重要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江南市镇经济结构及资本主义萌芽条件的研究，深入探讨市镇经济发展状况与资本主义生产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局限性的研究。

二、明朝江南市镇经济孕育早期资本主义

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市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且由零星、临时性的集市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这一现象在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基础深厚的江南地区尤为显著。马克思提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明朝江南经济的特点以商业化和城镇化最为显著。首先，商品化必然带来城镇化。从江南市镇的发展来看，新增加的市镇绝大部分是随商品贸易和商人活动发展起来的。其次，城镇化又促进了商品化。大小通商口岸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江南市镇，使其具有特殊的商品集散功能，促进了江南市镇与开发中地区的交流合作，逐渐形成全国性市场。除此之外，江南的重赋制度对经济转型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江南市镇的封建基础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

1.小农经济的历史局限性。江南市镇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农村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步瓦解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减少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削弱了地主的权利，家庭手工业逐步与农业分离，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江南市镇是从带有封建性质的农村发展过来的，其封建主义色彩浓重，封建关系牢不可破。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市镇经济的负面影响。江南市镇经济处于封建经济的附庸地位，封建小农经济依旧占支配地位。在地主制经济结构下，农民艰难维持基本的生活资料，很少能产生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这就导致了农民的购买力极低，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商品经济也就很难渗透。

2.地主集团对商品经济的侵蚀。市镇资本主义的萌芽，系孕育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这种新生事物在萌芽之初便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嫉视。地主集团肆意的剥削与压迫产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反抗，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尖锐。此外，鉴于江南市镇商品交换活跃，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颇高，不少商品手工业发达的地区成为了地主集团谋利的风暴眼。不少地主不满足于农业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将剥削延伸到了发达的市镇，进行商品生产，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短工和忙工。

四、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和特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1.运用博弈论解释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利与财产所有紧密相关，国家与商人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在纳什均衡博弈中，统治者与商人之间的收益矩阵。1.1统治者与商人都选择不合作，他们所得的效用最低，都为-1。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动荡时期，政府疯狂压榨商人阶层利益而商人阶层负隅顽抗。

1.2商人选择合作而统治者拒绝合作，这时商人的效益为0，而统治者效益为1。这一般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治权利强化对商品市场的干预，商人阶级处于成长阶段，力量较为弱小无力反抗。

1.3统治者选择合作而商人拒绝合作，这是统治者的效益为0，而商人效益为1。这一般出现在封建制度的没落时期，统治者为保住政权而妥协退让，商人革命情绪高昂。

1.4统治者和商人都选择合作，效用最大化，都为2。这往往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后期，统治者与商人这两个利益集团彼此让步，形成双赢的局面。假设这个博弈过程是完全封闭的，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博弈规则，纳什均衡是第四种组合，即商人和统治者为各自利益互相妥协，社会财富增加。

2.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性和长期性。从明朝制度变迁的角度，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的产权制度阻碍了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严苛的中央集权制度限制了产权私有，工业革命无法内生于中国的手工业作坊。这样，我们不能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萌芽看作是劳资关系的出现，而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并结合明朝商贸史变迁的路径来解释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性与长期性。

2.1“两田制”弱化资本集聚效应。“两田制”的经济结构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损害农业自身积累，导致地租资产分散而不集中。一方面，明朝时期人口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土地增长速度，在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约束下，土地占有权缺乏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而是相对分散。另一方面，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导致要素价格的上涨，迫使土地向生产力较强的自耕农集中。

2.2货币制度的不成熟延缓资本市场的革新。中国的货币经济出现较早但很不成熟，绝大多数人还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作为商品交换发展的纸币，一开始便被封建政府所控制，失去其经济作用，成为国家财政的一种手段，每随着政治的变动而变动，造成通货的不稳定性，这说明中国通货的使用和发展是早熟而又不成熟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