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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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美、法三国高科技产业的产业政策比较分析

1、对目标产业政策的态度

日本是产业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当然，在日本也有少数人对产业政策持反对态度，但并没有形成主流），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政府对产业政策的支持，是日本经济由低技术向高技术转变，由技术追随国逐渐发展壮大为技术领先国的主要原因。因此，日本政府注重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和保护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在选择鼓励发展的特定目标产业时，一般避免某个产业中最尖端、可能也是最著名的宏大的生产计划。典型的策略是从相对简单的高科技产品开始，然后设法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效率。只有在掌握了相对简单的技术以后，日本企业才试图转向更加尖端的领域。因为通产省的开发战略依赖于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意见和观点，因此，日本的产业政策一般不会支持不受顾客青睐的产品，或者日本企业难以生产的产品。

法国政府同日本一样，注重利用目标产业政策发展高科技产业。其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法国的资本市场发育非常不完全，资本不能很容易地流入高科技产业；二是法国企业非常害怕风险，不敢冒险在高科技产业投资；三是相对落后的法国企业无法与技术领先者竞争。

另外，还有人支持用经济手段达到非经济目标的原因，包括国家安全和国家声誉等。法国政府注重发展高科技产业，主要是因为：

一是军事独立的需要。法国希望通过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开发高精尖武器，从而在军事上独立于美国；

二是由于国家声誉的需要。正如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国家声誉一样，法国选择制造超音速客机，也是为了显示法国在技术上是先进的；

三是认为高科技产业会持续快速增长，并引导更多的传统产业增长，从而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美国与日本和法国不同，美国政府不扶持特定的目标产业。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一个能鼓励私营企业和工人去开发高科技产业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能用于开发特定商用产品和流程的基础知识体系。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工程师以及科学家等，都需要政府资助，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可能借不到钱来支付获得这些技巧的费用。同时，投资于基础研究项目的报酬很低，因为收益被广泛共享，溢出效用非常大，所以这种研究需要政府补贴。因此，美国政府注重资助基础研究，很少资助高科技产业的商用开发。

为什么美国对目标产业的态度迥异于日本和法国呢？主要是由于美国与日本、法国等国的资本和劳动市场的差异。美国的证券资本市场相当发达，有好点子的发明者，很容易就能找到私人投资者向新企业注入资金，以便能分享利润。银行也愿意冒险贷款给高科技产业中新的小企业。

此外，美国工人也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流动性更强。一个科学家可能最初在大学里以研究为职业，后来到企业里搞商业应用，最后又辞职建立了一个新企业。这种劳动市场的高流动性，使高风险的高技术企业也能得到大量的资本。由于没有什么障碍阻止资本和劳动力流向新兴高科技产业，把大学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私人部门的商业应用渠道业已存在，所以美国不需要政府资助特殊产业。

2、产业政策措施

日本在选择了特定目标产业以后，采取各种有效的产业政策措施鼓励国内的研究开发、投资和生产。通产省和其它政府机构采取许多措施引导资源投入到特定目标产业开发，如，在银行和外汇政策上向目标产业倾斜，对企业的合并和投资决策进行行政指导以及在产业发展遇到困境时给予帮助的保证等等。日本政府采取研究开发补贴、低息贷款以及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手段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还通过限制进口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前，主要通过关税或配额以及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达到这一目的。现在，这些壁垒大多数已被取消或者降到相当低的水平，但其他形式的保护仍然存在。

例如，NTT（一家政府拥有的电话公司）同几家私营公司密切合作发展尖端通信产业，研究开发协议以及生产合同都仅限于“NTT家族”的国内公司。尽管NTT也开始购买美国设备，但到目前为止，进口高科技产品是受到限制的。健康和安全标准也用于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生产者。例如，在制药行业，日本拒绝接受在他国实验后出具的新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明。这种规定使得外国公司更难进入日本市场。

法国实施的目标产业政策措施与日本相似，主要包括研究开发补贴，直接从预算中拨款，政府要求银行优惠贷款给目标产业以及通过诸多贸易壁垒实施进口限制等等。

而在美国，除了政府采购以外，一般不采用其他国家政府采用的产业扶持政策。除了在保密的国防领域有限制外，对外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以及外国企业的投资，美国市场都是开放的。对大多数高科技产业，政府很少对它们的贷款给予补贴，或者帮助它们制定发展计划，也不对特殊高科技产业的投资给予支持。

3、产业政策绩效

总地看来，法国的产业政策绩效逊色于日本和美国。法国的产业政策在提高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并不很成功。法国政府没有像日本那样找到合适的政策，促使本国企业赶上技术领先的美国企业。例如，法国的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者。法国飞机产业的产业政策也不成功，尽管“协和”和“空中客车”两家公司在技术上都获得了成功，但它们还没有盈利。“协和”飞机是为一个从来都不曾存在过的市场生产的，只是在政府的命令下由国有航空公司购买。法国政府及其英国伙伴已经对“协和”飞机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成本给予了补贴，现在还继续对法航和英航给予运营补贴。“空中客车”也还不能说它是成功的商业范例。虽然它的销售情况不错，目前已对美国公司构成了有力的竞争，但这全靠政府对它的研究开发、生产成本和融资给予大量补贴。

法国实施的产业政策措施与日本的极其相似，但为什么法国未能促进目标产业的发展，而日本却成功了呢？

原因之一是法国缺乏对市场的研究。法国官员有时不考虑对新产品是否有足够大的需求。当然，预测一个尚不存在的产品的未来需求是很困难的。但是，早在1973年能源价格暴涨之前，私人专家就已经预见到像“协和”这样的超音速民用飞机的需求太低，进行投资是无利可图的。

原因之二是法国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似乎还忽视了高科技市场的供给。一般来说，技术追随者应试图先在新技术产业中相对简单的位置上立足，然后再向更尖端的领域扩张。但是，法国的计算机战略却不是先从小型的计算机或者外围设备开始，而是一开始就企图制造大型计算机主机，直接与ibm公司竞争。向最尖端领域的世界市场的领先者挑战，对相对落后的法国企业显得要求过高，因此失败了。

如果法国官员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能同日本政府一样，与私人专家商量一下，就可以避免上述两种错误。这些专家会对需求不足或发展目标过于野心勃勃提出警告。私人专家也会犯错误，但他们比政府官员更重视市场因素，而政府官员则可能过分地强调国家声誉或者其他非经济因素。日本政府在选择目标产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时，注重与私营部门达成共识。日本通产省和大藏省下设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来自大公司、银行、大学、新闻界和工会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包括潜在的生产者、潜在的购买者、出口贸易商和银行家。日本政府真诚地听取这些产业专家的意见，从而使得政府制定的各项产业政策能与私营部门达成共识。而在法国等其他国家，政府经常试图在没有得到私营部门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实施产业政策。虽然私人企业肯定乐于接受有特定用途的政府资金，但他们有时却拒绝把自己的资金投入他们认为不合适的项目。政府引导私人活动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

二、结论性启示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的、但不是全部的结论，这对于刚刚加入wto、国内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发达的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产业政策不应只是政府官员出于政治上考虑的需要，更应赢得各类产业专家和企业家的支持，这是产业政策得以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的必要条件。法国高科技产业的产业政策与日本很相似，但在法国却没有取得像日本那样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的产业政策多为政府官员主观制定，缺乏与私人专家的合作和沟通。这也启示我国政府在制定各类产业政策时，要充分听取各类产业专家和私营企业家等经济领域实践者的意见，以确保产业政策的合理性、适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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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发展机制；资本市场培育；投融资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15-0001-03

风险投资是一种创新性投资，而高科技产业也是创新性较强，高投入、高收益的行业，二者存在天然的有机的联系，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同时，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对风险投资的繁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形成了特殊的产融结合模式，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快速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1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催化作用机制

风险投资是一种商业投资行为，是通过对具有较大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的投资，在取得成功后获得高资本收益的行为。风险投资定义多种多样，其中，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定义较为宽泛，认为风险投资是在高新技术及知识的基础上，对生产、经营密集型的创新产品及服务进行的投资。而全美风险投资协会认为风险投资是职业金融家对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竞争潜力巨大的企业的股权资本投入。

高新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相互依存，形成了新型的互动关系，为风险投资创造了巨大市场。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风险投资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要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业的技术经济动态过程的经济学特征，并以此作为目标，高科技产业具有特殊性，也决定了融资的特殊性，具有金融价值多元性、投融资结构耦合性及投融资金融工具多样性的特点。由高科技及创新产品高投资风险的特性界定，投资整体成功率较低，一般为20%左右，区别于银行贷款的低风险性目标，高科技产业具有较高投资风险，造成高科技企业从正常金融渠道融资困难，决定了高科技产业化本身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必须通过风险投资资金注入实现。在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风险投资主要针对产业化早起及研究开发后期环节进行投融资，对高科技产业发展既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风险投资的发动机功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功能的实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的筛选市场，进行产业培育，实现风险分散，发挥政府导向性，起到资金放大器的作用；有效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功能的实现。

2　完善风险投资，建立高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1　财务税收的优惠机制

国家税收政策对风险投资者预期收益及风险具有较大影响，由此决定，许多国家及地区政府为促进风险投资的繁荣发展，都制定了较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例如，美国政府为更好的发展风险投资业，鼓励私人投资，政府降低了风险企业所得税比例，由1970年的49%调整为1980年的20%，下调幅度明显。风险投资所得额中的60%不予征收所得税，剩余40%风险投资所得额减半征收。1985年，法国政府对风险投资公司非上市股票获得的收益或资本净收益免征所得税，最高免税额能够达到企业收益的三分之一。英国政府1994年颁布了《创业投资信托法》，为鼓励风险投资业发展，对符合该法要求的“创业投资信托”实行了全面税负豁免及优惠政策，其中包含了基金公司资本利得税、个人投资者收入税、资本利得税及其他税负减免等优惠。

2.2　现代化人才的培养机制

高素质的风险企业家应具备持续的创新精神及良好的企业经营理念，目前我国“应试”教育对学生创新性的发展具有较大的阻碍，所学知识较为单一，学科设置不科学，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脱离，导致教育人才与企业需求存在较大矛盾。因此，应全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努力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并鼓励海外人员归国发展，吸取国外先进经验，促进企业长足发展。

2.3　制度化风险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对制度化创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进行有效的市场筛选，进行产业培育，促进风险分散，发挥政府导向性，起到资金放大器作用，实现要素集成，不断激励创新，促进相互合作、全面降低成本，全面提升创新观念。其中，激励创新及降低交易成本作用较为明显。风险投资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承担了较高的风险，这是一种冒险精神，能够有效地实现激励创新。同时，风险创新对企业风险管理、人员相互协作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4　构建法制保障机制

在鼓励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同时，政府应针对技术开发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部门建设，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支持。现阶段，我国在以风险投资为调节对象的法律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缺失，同时《证券法》、《公司法》中也存在不利于风险投资体系形成的内容，在此方面，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1980年，日本风险投资刚刚发展，政府就出台了《新工业技术大纲》、《高级技术工业密集区开发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日本风险投资在1986年实现了迅猛发展，创造了90亿日元的好成绩，这都是政府支持的具体体现。1986年韩国也相继颁布了《新技术财政资助条例》、《中小企业创立支持法》，全面的促进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目前，韩国风险投资公司已经有58家，整体资本达713亿美元。

2.5　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机制

现阶段，我国风险投资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大力加强政府职能建设，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有效刺激风险投资业的快速发展，发挥政府导向作用，鼓励风险投资行为，制定促进风险投资的相关政策，对风险投资者及风险企业进行无偿补助。英国及新加坡政府在扶持风险投资发展方面成绩较为突出，而我国还存在较多不足。英国政府大力支持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支付款中33%的资金用于高技术发展，高技术产业开发费用所占比例高达20%。新加坡政府出台了关于风险投资政策，向高技术企业进行投资并连续亏损3年者，能够得到50%的政府投资补贴。但从根本上讲，政府不应过多的参与市场，应通过法律法规建设有效规范风险投资业，保障其稳定发展，改善风险投资外部环境，为风险投资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

2.6　经济与科技互动的综合机制

不断促进经济与科技的互动，有效建立产学研全面结合的综合机制。努力实现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发挥作用，发挥企业家、创业者及科学家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有效降低风险投资中的人为风险，发挥资金、信息、政策、国家信用体系、中介服务的综合作用，全面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快速发展，并为高科技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现代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更多的风险、隐患。对此，我国政府机构与企业自身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并完善风险投资，由此才能进一步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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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高科技作为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其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而高科技产业集群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表现。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产业竞争力，因此，研究国内外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比分析国内外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对促进廊坊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高科技产业 集群发展 区域竞争力 创新

产业集群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领域研究权威学者迈克尔•波特创立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受经济发展及投资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从国际来看，美国发达的经济取决于高科技的发达，高科技的发达取决于硅谷等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从国内来看，浙江省产业集群在数量和质量上在全国领先，因此浙江省的竞争力和人民富裕程度也在全国名列前茅。由此可见，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国外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产业集群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西方经济理论。其涵义是：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

（一）美国拥有比较完整的研究与开发体系

美国硅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高科技创新中心，引领着世界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潮流。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历程中，美国硅谷形成了以微电子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其高技术产业集群以小企业为主。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各企业虽同在一个行业，但类型多样、发展重点不同，企业在相互竞争和学习中寻求发展。据统计，在目前全球100家最大电子和软件公司中，有20%是在硅谷创业成功的；美国100家大科技公司有1/3总部设在硅谷。

从研究与发展（R＆D）的投资来看，尽管美国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但研究经费却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开支，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60％，工业部门用于基础研究的投资增加了70％。1989年美国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达1292亿美元，比英、德、法、日、加的总额还要多。由于在高科技制高点竞争地位的变化，使得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总之，在美国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上，美国产业集群发展思路对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再加上政府的有效扶持，成就了美国世界科技强国的现状。

（二）欧洲被称之为“世界科技革命的摇篮”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都发源于欧洲，因此欧洲被称之为“世界科技革命的摇篮”。借助这两次产业革命的浪潮，欧洲一度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独占鳌头。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给欧洲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此前20年的经济繁荣景象犹如昙花一现，欧洲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滞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为了尽快摆脱石油危机给欧洲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普遍重视并加快了在高科技政策领域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建立和协调欧洲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政策，力争改变欧洲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欧洲国家将高新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概念，不作硬性的统一定义，一般而言，它通常是指那些集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为一体的现代科学技术产业和科技产品。

欧盟先后了七个科技框架计划。这一系列科技框架计划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与开发计划之一，具有投资规模大、研发领域宽、参与机构和人员多等特点，是近20年来欧盟实施其科技战略和行动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作为欧盟科研活动的主体，科技框架计划已经发展为欧盟最重要的发展战略计划。随着科技框架计划的发展，欧盟的研发投入规模显著增加，由最初的32.7亿欧元上升到第六框架计划的175亿欧元，翻了近6倍。金融危机后孕育的“欧盟2020战略”，将在未来10年为欧盟国家实现在科技上赶超美国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政策基础。在欧盟看来，如何在全球高能源价格时代保持欧洲国家竞争能力，关键在于：迅速从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结构转变，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高新、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帮助欧盟国家迅速摆脱经济衰退、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巩固欧洲国家高新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利用低碳节能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来实现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这些思路应为我国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日本更重视“技术立国”战略

日本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筑波科学城就是一个典范。筑波科学城的建设与发展受到世人关注，并在1980年名噪全球。科技进步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0%左右提高到60%。20世纪90年代，日本推出新的“科技政策大纲”，其发展重点都是放在高科技产业上。为了实现提出的目标，政府通过信贷、税收、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扶植高技术可获低息贷款，若开发成功，按低息还本付息，若开发失败，则免付利息。政府还规定对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实行优惠税制与折旧制，对企业的高技术研究开发给予补助。由上不难看出，日本高科技产业集群属于资本与技术结合型的产业集群。研究日本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现状，我国最好能借鉴的是其兼并收购方式。这有利于加快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降低我国高技术产业前期研发风险。

（四）大德科技园是亚洲最大的产、学、研综合园区及韩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大德科技园是韩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产、学、研综合园区，被称为韩国科技摇篮和二十一世纪韩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为发展高科技事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仿效美国、日本等国家，建立起一批集科研、教育、生产一体化的高科技园区。韩国大德科技园规划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现已成为与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相媲美的科学城。大德科技园从一开始就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当首批院所迁入后，特别强调为科研人员提供优厚待遇和配套服务。此外，在引进人才方面，他们也注重从旅外本民族科技人员中吸引人才的引进战略，这些成功的措施可为我国科技园的发展提供借鉴。除此之外，大德科技园紧密配合韩国骨干产业的发展，从重化工的技术开发，逐渐转向电子通信等高技术工业，带有较明显的阶段性，而且在园区规模和产学研联系方面，也是先由小区起步，然后根据需要向周围地区扩展，逐渐发展成为目前规模的科学城。而且大德科技园为使产品更快的进入海外市场，还努力加强与国外的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联系和协作，开设科技市场，进行科技成果的展示和营销。在研究新兴市场国家―韩国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思路的启发下，我国最好借鉴的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建立科技园区应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内而外的规模化发展，继而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基地。

我国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产业集群的发展也逐渐从民间层面进入政府视野，从低技术、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的集聚发展到高技术、创新型产业集群崭露头角，从东南沿海向内地蔓延滋长。目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规定我国未来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战略目标是：到201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0%；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

（一）我国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代表当属北京中关村

以高新技术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基础，依托强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专业服务资源，以及以创新型企业、行业协会、产业技术联盟为代表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关村形成了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结构最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协同创新的转变。中关村拥有以联想、方正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40多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院所130多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9个；各类孵化器50余家，大学科技园14家；以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中科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为代表的技术中介机构上千家；企业自发设立、自主管理、职业化运作的新型协会组织超过30家。

近年来，中关村出现了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的多种模式，一批企业与大学院所成立联合实验室；36家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企业开放，提供研发检测服务，并挂牌为“中关村开放实验室”；由企业牵头、围绕核心技术和标准成立的产业技术联盟达到22个；形成了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园、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等10多个产业特色明显、集聚效应突出、创新活跃的国家级专业园和产业基地。

（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享誉世界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自1992年成立以来，一直被国际同行称为“The Silicon and Medicine Valley in China”而享誉世界。经过近二十年的开发，园区构筑了生物医药创新链、集成电路产业链和软件产业链的框架。在科技创新方面，园区拥有多模式、多类型的孵化器，建有国家火炬创业园、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一批新经济企业实现了大踏步的飞跃，目前的张江正向着世界级高科技园区的愿景目标阔步前进。2010年园区经营总收入达到1100亿元，年总收入增速达15%左右，成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化的龙头区域。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透露，“十二五”期间，张江物联网产业将设立百亿元级产业基金，成长为千亿元级产业集群。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上海浦东软件园承办的“2010年上海软件外包国际峰会―中国软件园区高峰论坛”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举行。本次由上海浦东软件园承办的“2010年上海软件外包国际峰会―中国软件园区高峰论坛”，是首次将全国知名软件园区管理者聚集起来，共同探讨关于我国软件园区如何建设、经营、发展的大型论坛。各软件园区代表在论坛上沟通运营经验，并就“园区发展形势、软件产业特点、品牌向外输出、集成服务体系以及园区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从而探寻软件园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基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特殊要求，北京、上海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都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突出体现在都把挖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资源潜力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突破口，都努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都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社会化科技中介服务，培养及吸引各类创新人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开展科技风险投资服务。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使京沪同时被公认是我国发展高新科技的二大板块。上海提出在2020年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着眼于这样一个跨世纪宏伟战略目标，上海市作出了加快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进程，发挥高科技产业集群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作用这一重大战略抉择。

结论

综述国内外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可以发现高科技集群发展的可持续性核心在于企业的技术自主创新力。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在我国，我国应以国情为出发点，以企业为本创新出适合我国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既要学习借鉴又不完全照搬才是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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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投资 钻石模型 竞争力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又称为钻石模型，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麦克波特提出的。该理论是针对特定地理区域（国家）的分析架构，其所思考的是在特定区域内的企业，如何透过国家的特色、政府政策及该国企业特点，以创造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有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变量所构成的菱形关系。本文将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和风险投资业的特点，结合各国在发展风险投资各阶段的共性和个性，从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生产要素、需求要素、关联和辅行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政府――国家政策环境五个因素出发，搭建风险投资业的“钻石模型”。

一、生产要素分析

风险投资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上。风险资金投向领域多是计算机生物技术、通信等高科技领域。发展风险投资，不仅需要众多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这些精通技术、管理、金融等多方面知识的“通才”，还需要众多计算机、生物工程、通信技术方面的技术人才。因此，对于风险投资来说，与其他行业最大区别在于其第一生产要素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如一国或地区能汇集众多的各领域的高技术人才、众多科研院所和完备高端人才机制基础上配合在一般生产要素方面优势等条件可以有力地支撑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需求条件分析

风险投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它是一种高风险、组合、长期权益性专业投资，在支持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和推动高科技术产业化方面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是金融业功能扩展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风险投资的出现是微观经济主体在投融资方面的各种现实和潜在需求，并且表现为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工具和创新金融制度的不断产生。风险投资作为创新的金融制度，体现了潜在需求，满足现实需求和创造新需求的丰富功能。它促使生产过程提前到技术创新与理念创新阶段，并且还将中小型成长企业的培育和壮大独立出来运行，从而使金融业内部的分动更加细化，分工的拓展同时也提高了资金运行效率。

三、在相关和支持性产业方面

高科技产业在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高科技相关产业，如计算机、生物技术、通讯工程等产业发展过程对资金有较大需求，但其融资需求很难通过传统渠道获取，这就需要金融在科技创新行为在新的层次上结合，风险投资在这些行业和领域飞速发展背景出现。同时，一国的风险投资来源渠道拓宽还依赖于养老基金、基金、私人投资保险公司、基金会和外国投资等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这些产业与风险投资业之间形成互相扶持关系。各国风险投资实践已反复验证一国风险投资发展是建立在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及金融业基础上。

四、在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同业竞争方面

风险投资高回报高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风险投资产业对经济的“发动机”作用和对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和美国风险投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巨大成功对各国起到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各国争相发展本国的风险投资业已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风险投资业已经形成了一定格局，亚洲的中日韩、北美的美加等国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风险资本的国际流动，在世界金融和高科技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此外，各国内各行业和部门之间进行了广泛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政策和产业发展环境，发挥政府作用和财政资金支持，对风险投资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机会因素和政府决策

成立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导企业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等。一般情况下，可能形成的机会有时候会因为基础科技的发明创造、传统技术出现断层、全球金融市场重大变化和外部需求剧增等因素对一个国家的相关产业很可能意味着一次难得的机遇。当前各国均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为抢占未来科技的制高点，各国均重点扶植清洁能源、环境生态等行业创新投入，新一轮金融危机同样预示着新的科技革命诞生，这些对风险投资的发展来说都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政府是最后一个变量，波特认为在钻石体系中，政府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和加以引导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氛围。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发展最为鲜明的特色是政府积极进行早期干预、成立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导企业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等。以色列在1993年正式启动风险投资市场，政府投资8千万美元，吸引到了1.2亿美元建立了十个基金，以色列政府采用的“私募的专门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为主，辅之以“公共基金”和投资公司等其他形式发挥了风险基金的市场催化作用，加快了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

波特的钻石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供需、相关因素和各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全面深入的系统探讨，因此一直被尊称为当代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波特理论对于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启示而言，要素禀赋对一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形态已经不起主导作用，基本要素的重要性逐渐被高级要素所替代。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的比较优势尚不具备的，完全可以通过选择、培育和扶持逐步形成竞争优势，并且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竞争阶段推行合适的竞争策略。该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风投业利用政府干预方式重点发展及开发新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何琼隽著.国家竞争战略[M].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08.

[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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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科技产业　比较研究　启示

1 国外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典型模式

1.1美国模式

美国以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主要模式。科技园和咨询服务是美国模式的两大特色。

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日本在各方面的严峻挑战，美国政府特别重视产、学、研合作，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产学研合作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大学设立“技术革新中心”，承担了企业的革新任务；有的大学设立咨询机构，教授兼任企业顾问。咨询服务是大学与企业间形成更高级合作的第一步，美国大学有三分之一的教师从事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以大学为主要力量共同创建研究中心。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心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针对长远的、对国家未来工业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程技术问题另一种是针对实用性很强，能促进高校的科研成果向工业产业转移的研究项目。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开发新产品，把基础研究、产品试制、生产和市场连成一体。

美国的硅谷是个典型的高科技园区。斯坦福研究院、斯坦福大学等硅谷的研究机构始终把握高科技发展方向是硅谷成功的重要前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硅谷科研工作者获得的技术专利数目每年约为3500项，比美国东部波士顿地区多50％，是其余其他美国高科技中心获得专利数的三倍以上。在硅谷早期发展当中，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对园区企业进行直接资助，但一直对诸如研究所，大学等高科技研究机构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使高科技研究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随着硅谷的发展，硅谷企业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那些见效快，与企业经营业务相关的应用技术类型，而对于开发周期长的基础性科研项目，企业很少进入，因为这些项目前景不明，很可能会使企业遭受损失，而美国政府填补了这项空缺，其对基础科学，边缘科学和超前技术等领域进行了长期大量投资，正是由于有了高科技前沿领域的带动，硅谷的各项应用技术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很多中间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资金。风险投资无疑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由于硅谷有大量的智力资源，新想法，新技术不断涌现，风险投资也大量集中于该区域。目前，硅谷集中了全美国1／3以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总额也由5亿美元上升到34亿美元。风险资本对企业的创建，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同时，由于风险资本的介入，风险投资企业从组织领导班子，参与管理、实行监督等几方面对所投资企业进行监控，加速了中小企业向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成熟企业的转变。

1.2德国模式

德国政府自1982年起先后建立了60多个具有本国特色的科学园区与80多个类似科技园区的科技中心。创办风险投资公司是德国政府加快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德国政府在组建风险投资公司的初期采取了相应的扶持政策，除了要求国家银行与风险投资公司为企业技术创新进行资金投入外，政府还积极鼓励私营金融机构为新建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并承担80％的风险担保。

德国政府特别注重专利的申请，并制定了相关行动计划，指出大学有权对本校科研人员的发明申请专利，大学教师可以从其发明的成果转化收益中获取30％。此外，德国的中介服务机构在高校科技产业化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且帮助各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促进研究成果尽快在实际中应用。

1.3加拿大模式

加拿大模式的特点是服务型政府始终贯穿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整个过程。加拿大政府设立了具有“创新系列”功能的计划和管理机构，它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给予扶持。其中包括：针对技术开发阶段，科学研究及实验开发税收优惠计划(SR&ED)、工业研究辅助计划、加拿大技术伙伴计划(TPC)，针对资金需求量大的生产阶段，加拿大实业开发银行(BDC)；针对涉及市场营销业务的加拿大出口开发公司(EDC)、加拿大商业公司(cCC)。加拿大商业公司是国有出口机构，主要职能是帮助企业赢得外国政府合同。

2 国内外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比较研究

2.1发展类型比较

从国外实际情况看，高校产业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很少，第一产业几乎没有；另外，从技术方面看，高校产业主要以技术周期短，技术秘密较高。以技术服务为主要业务的高科技企业居多。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科技型企业2355个，占全部高校企业总数的51.61％，其他类型企业2208个，占48.39％。从经营性质来看，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为1 893个，占41.49％，从事商贸的企业425个，占9.31％；从事其他经营方式的企业2245个，占49.20％。由此看出，我国高校产业中第三产业比重和高科技企业的比重与国外高校产业都还有一定的距离。

2.2发展形式比较

国外高校产业的主要形式包括参与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校主要是以参与的形式进入；吸收社会风险投资企业家兴办高科技产业，以大学的研究成果为条件，直接分流人员兴办企业，企业与大学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体，大学直接投入部分资源，并以高科技成果估价参股的形式加入社会企业，大学直接投资独立兴办企业，但是这种方式很少。综合可见，国外绝大多数大学并不直接兴办企业，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积极以高新技术成果、人才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参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吸引社会风险投资企业家。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目前学校独资企业3044个，占全部高校企业总数的66.71％国内联营企业1 478个，占32.39％外资合营企业41个，占O.90％。由此看出，我国高校选择独资形式占据绝大多数的比例，而在国外却是相对最少采取的形式。

2.3管理体制比较

目前我国高校产业中由学校管理的企业为4031个，占88.34％，由校内院、系、所管理的企业532个，占11.66％。高校以事业单位法人的身份直接参与科技企业的创办和经营，高校对科技产业的管理主要还是采用原来的行政管理模式。

国外高校一般不直接参与对企业的管理，而由职业经理人员进行。在高校产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上，采取了彻底与高校脱钩的“分流”的形式。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校企业的主要职工多数是高校的在编人员，这种做法不利于形成职业经营管理者队伍，不能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最终影响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规范和发展。

由于国外高校投资的多元化，高校在创办产业中可以将用于办学的资源进行多元化配置，并且利用市场机制在适当的时机退出以获得高校资产的保值。增值。目前我国高校企业大部分是独资企业，并且多数还没有完成改制工作，因此高校产业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清、校企不分等问题，加上我国高校企业目前还缺少与市场相联系的制度安排和企业经营的

不确定性，使高校资产不能很好地退出市场，实现保值，增值的难度极大，影响了高校对科技产业工作投入的积极性。

2.4激励机制比较

国外高校对于科技成果的奖励十分重视，将它作为创新活动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例如，美国高校对专利许可费的分配政策是“扣除15％的管理费后，其余按学院，系，个人各占1／3的比例分配”。相比之下，我国高校对于科技成果的奖励则普遍偏低。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的政策是“上交学校1 5％，奖励发明人或设计人10％，专利单位酬金30％，专利单位事业发展基金45％”。显然，这对于调动科研人员参与科技产业的积极性是非常不利的。

2.5服务体系比较

国外高校产业的服务体系包括五个方面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信息服务体系；风险投资的支撑体系，与相关部门联合建立金融服务体系：高校技术产权交易体系：全国高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等。

对比国外相对完善的服务体系而言，我国高校产业的发展还急需有利扶持与全面服务的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还包括高校产业的融资渠道不畅、产权交易市场滞后、高校科技产业化的风险投资体系及其完整的退出机制尚未建立等。

3 国外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如上比较，我国应从国外的高校产业发展中吸取如下的经验

3.1高校应主要发展高科技产业

高校的第二功能是进行科学研究。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高科技产品或技术，特别是在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研究与开发，以促进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

3.2高校应主要以“参与”方式创建科技企业

高校科技产业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企业行为，现代企业是高校科技产业化的主体。因此，高校应主要采取“参与”方式创建科技企业，具体包括利用高校研制的高科技产品，吸引社会风险投资；利用自己的周边优势和优惠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到校园的周边兴办企业组建高新技术的工业化中试基地；以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研制，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工业化试制为主，与国家以及地方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作建设等。

3.3国家的宏观调控加速了高校科技产业化进程

美国政府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加强对高校科技产业的宏观调控。美国国会于1 980年和1 986年先后通过了“史蒂文森一威尔德勒法”和“联邦技术转移法”，鼓励高校与工业界合作并提供多种多样的特别激励。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自1 973年开始，陆续推出了7项旨在促进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计划，即：大学一工业合作研究计划(1 973年)，大学一工业在生物技术和高级计算机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1 983年)i工程研究中心计划(1 985年)等。尤其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加强了科技重点向商业领域的转移。布什政府于1 990年正式启动了“先进技术计划”。该计划“旨在支持民营企业开发具有竞争力的通用技术，并将参与若干行业的开发实践”。克林顿政府还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发展工业科技竞争力的计划，如高性能计算机和通信计划(HPCC)、制造业推广合作计划(MEP)、生物技术计划等，由此形成了一个相互接力，功能互补、目标明确的计划体系。德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加强科技立法，即法律导向与政策导向等措施促进高校科技产业化。美国和德国都拥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专利申请和专利使用做出明文规定，从而提高了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加拿大政府通过设立6个新的计划或机构，使创新系列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政府的扶持。

3.险投资是高校科技产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高校科技产业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和高风险的特点使得许多传统资本对之“望而生畏”。风险投资能够以其独特的运作方式满足高校科技产业化对资金的巨额需求。据统计，美国90％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是按照风险投资模式来运作的，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中80％以上是高新技术企业，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等均是借助风险资本而发展起来的。目前国外的风险投资主要由投资者共同出资组建创业投资基金，实行专家管理和运作，或者对高科技项目由多个投资者共同投资来运作。这种分散股权的投资方式是分散投资风险的主要形式。高科技投资业的兴起，必须以形成其风险规避机制为保障。否则，投资者将因此动力缺乏，热情消减，所以退出机制是推动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国外一般利用第二板市场以及证券交易市场收回风险投资，达到风险投资资金的良性循环。

3.5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高校科技产业的必然趋势

国外高校科技产业化主要靠市场机制，市场引导科研向应用研究倾斜。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经济实体目前绝大多数都是事企不分的混合体，学校资产以事业单位的模式管理，致使校企双方产权不清，企业经营受到学校干预，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发挥企业的特点。高校科技企业只有理顺产权关系，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校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从而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走上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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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投资对台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风险投资对台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风险投资是台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融资渠道。1979年，台湾地区设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吸引留学美国的台湾地区专业人才返台创业，同时这些专业人才也带回了成熟的项目和技术。这些产学研要素有效聚集，促进了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些高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资金投入，但由于企业处在初创期，一般缺少固定的抵押物，产品产业化和进入市场具有较大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意满足处在初创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虽然政府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对初创期企业提供一定的扶持资金，但是单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而风险投资恰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这些障碍，满足种子期、成长期高风险项目的资金需求，正是由于风险投资有效解决了高科技产业的融资问题，从而有力推动了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二，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根据美国学者Lemer和Kortum的研究数据，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同样的资金投入，风险投资的贡献率要明显优于研发的贡献率，前者是后者4倍左右。由此可见，风险投资极有可能成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倍增器”。对于台湾地区来说，正是由于台湾地区风险投资的存在与投入，才使台湾地区光电、半导体、电子工业、生物科技等产业快速发展。被誉为“台湾硅谷”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就是台湾地区风险投资与高科技发展成功运用的典型。台湾地区高科技新兴产业中，电脑产量及市场占有率、电脑外设和配件的市场份额、集成电路设计及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等均居全球领先地位。第三，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促进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产权的快速交易与变现是风险投资运作的重要基础，台湾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变现市场，为风险投资退出与循环投资创造了条件，使风险投资能根据产业发展变化不断进入新兴的高科技创业型企业，推动产业不断转型与升级。第四，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分散企业投资风险。风险投资机构拥有一批专业的风险投资家，他们既擅长风险投资又是企业经营管理的行家里手，对于企业来说，在获得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时，更应利用风险投资专家的专业视野与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帮助企业迅速提高专业化的管理水平。其次，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型企业进行投资时，会进行市场调研与可行性论证，对项目进行严格筛选。如尽职调查、分阶段投资、定期拜问、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据席位等办法，可帮助企业有效控制和规避投资风险，促进企业发展。

二、浙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及风险投资发展情况

(一)浙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近几年来，尽管浙江经济总量、人均GDP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作为制造业大省，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看，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仍较高，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瓶颈约束不断加大，因此浙江经济发展中产业转型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当前，浙江产业转型升级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受土地等资源制约，开始出现高端产业外移，省内制造业低端化倾向。一方面，由于粗放型经济结构的特点，土地资源等要素快速被占用，耕地锐减，使浙江经济发展缺乏土地空间等要素，没有土地空间，资金落不了地，投资项目上不去，同时还存在劳动力、水电及原材料供应紧张等资源瓶颈的约束。另一方面，其他省、市政府创造更好的土地等要素条件，保障环境以及规模经济发展本身要求产业链配套等因素，浙江省内一些传统产业出现了“抱团”转移省外的现象，一些企业甚至将高端环节转移到省外进行生产与经营，生产质量与档次更高的产品，使浙江省传统产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因此破解土地等资源要素瓶颈的制约，为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土地等要素保障，成为浙江各级政府要努力破解的难题。第二，资源要素在各产业中配置不合理，传统实业缺乏资金等要素的有效支持。随着近十几年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许多制造企业受利益驱动纷纷进入房地产行业，导致许多企业减少甚至个别企业不再投资实业，资源要素大量配置在房地产等领域，传统实业缺少资金，部分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失衡。第三，公共产品保障能力不强。由于浙江地处我国东部沿海，长期以来国家投入建设不足，其公共产品保障难以满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公共产品保障能力更加不足，对产业转型升级制约作用日益明显。第四，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目前，浙江6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近90%的企业几乎没有研发能力，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很低，不足主营业务收入的1%，仅10%左右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企业生产中需要引进关键核心技术。第五，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弱。目前浙江大企业占比不高，中小企业占多数。中小企业虽然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但存在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浙江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更为迫切。

(二)浙江风险投资发展及投资情况浙江的风险投资发展是在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大背景下进行的。在1993年，浙江省就成立了国有独资的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尝试风险投资运作。根据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与产业发展的要求，浙江省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先后设立了创投引导资金，加强与商业性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支持初创期科技型创业型企业的发展，并制定颁布了《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从引导基金投资对象、组织架构、投资管理及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推进风险投资的健康稳定发展。具体来说，浙江风险投资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起步期(1986—1996年)。这个时期，中国政府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出国家火炬计划，由此催生超过80家的创业中心，同时商业性风险投资公司开始起步。在浙江杭州，1988年成立浙江省杭嘉湖技术开发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1993年先后成立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和杭州市杭嘉湖科技投资中心，注册资本金分别为3000万和750万。另在金华、宁波和湖州分别成立了几家小公司。当时所募集到的资金主要投入到收益比较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兴高科技公司虽具有高成长性但由于高风险，当时投入资金占比不高。制度建设期(1997—2002年)。国际上，美国互联网风起云涌，风险投资快速发展。在国内，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提案建议政府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时期，浙江省的重点是制度建设和改善区域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2000年浙江省政府制定《鼓励发展风险投资的若干意见》，2001年杭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等，营造良好的风险投资政策环境，完善制度体系。快速发展期(2003至今)。根据前两个时期风险投资的发展情况，我国对《证券法》、《公司法》及《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修订，并调整和完善了相关政策。全国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快速增加，风险资本总量不断扩大。2008年浙江省首次调查了省内32家风险投资管理机构和投资机构，收集了风险投资发展情况的有关资料和数据，汇编了《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

近几年来，浙江省一直是全国风险投资热点地区之一，根据2009年至2012年《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的数据，浙江风险投资项目数及投资金额逐年迅速增加(见表2)。投资项目数、投资金额均居全国前列。从单项投资金额分布上看，2010年和2011年创业投资机构的单项投资金额最为集中的区间是1000万～2000万元，占比分别达到了29．03%，31．45%。与2008年和2009年相比，占比最高的单项投资金额区间提高了两个档次，但是5000万以上的大项目仍然较少。从风险投资项目数主要行业分布看，能源环保、狭义IT、IT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一直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传统制造业的风险投资也占较大比例，文化与传播产业风险投资关注度有较明显提高(见图4)。此外，网络产业、光电一体化、生物科技产业虽有起伏，但总体上受风险投资关注度比较稳定。从统计数据与资料上看，近几年浙江省创投业发展迅速，有力地促进了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但是目前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创业风险投资与新兴产业发展计划对接度不高，如何保持传统产业风险投资力度的问题，风险投资退出通道建设完善的问题，创业风险投资大项目的投资比例不高及行业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

三、借鉴台湾风险投资经验，推进浙江产业转型升级

浙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省份之一，2011年统计数据表明，浙江省人口只占全国的3．97%，而生产总值却达到3．2万亿人民币，占全国GDP的6．8%左右。尽管如此，浙江较长一段时期以来，由于粗放式增长模式、土地等资源禀赋的制约、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导致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滞后、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在区域竞争加剧、要素资源争控、贸易纠纷不断的背景下，浙江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浙江必须借鉴台湾地区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结合浙江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投资发展趋势，推进浙江产业转型升级。

(一)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机构，解决产业转型升级资金需求台湾地区的风险投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高速成长的经济需要巨额的风险投资资金，因此必须加快发展风险投资机构，按照高科技产业成长的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多方投入”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实现风险投资机构快速发展。为此，第一，政府要建立一个协调管理机构。协调和平衡行政部门之间、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效保障风险投资各方的利益和风险规避，为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政府要创建优良的政策环境，鼓励和引导大型投资机构、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等，组建较大规模的商业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发行债券、招股等形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创投基金，最终形成以商业性风险投资机构为主、政策性引导基金为辅的风险投资格局，解决产业转型升级的资金需求问题，特别是科技型创业型企业初创期的资金需求问题。从风险投资的单项投资金额区间分布情况看，资金投向区间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应引导风险投资加大对大项目的投资，提高风险投资在大项目中的投资比例。第三，在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机构的同时，积极引进和培养风险投资专业人才，提升风险投资机构资金运作能力。企业在吸引风险投资资金时，更需借助风险投资家等专业人才，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规避企业投资风险。

(二)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首先，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其行业领军企业往往能够迅速整合全球高端资源要素而崛起，带动整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的高速成长。例如，阿里巴巴集团只用了不到1/3义乌小商品城发展的时间，就再造了一个规模与其相当的网上贸易市场平台;Google公司从创办到跻身世界500强仅用了六七年时间。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迅猛，颠覆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这种以产业关键性技术突破为重大特征的新兴产业发展，是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所以，浙江各级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大力引导商业性风险投资进入新兴产业的关键性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实现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其次，政府职能部门(如科技部门、环保部门等)经常性组织各行业专家学者对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型企业及时进行技术、产品、商业模式、专利、环保等方面的评估与认定，然后政府从税收等方面对高科技新兴产业制定优惠政策，促进风险投资进入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再次，政府应帮助搭建风险投资机构与企业对接的中介服务平台，使处于初创期(种子期、起步期等)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或政府重点扶持发展的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及时得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支持和商业风险投资机构的青睐。从台湾地区产业发展经验看，浙江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除近几年一直最受浙江风险投资青睐的狭义IT业、IT服务业、能源环保产业和关注度明显提高的文化与传播产业外，浙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需重点关注光电产业、半导体产业和发展前景良好的生物科技、文化创意、观光旅游等产业，助推浙江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加强引导风险投资进入传统产业，推进浙江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台湾地区风险投资发展经验看，近几年虽然风险投资进入传统制造业的投资项目数、金额占比不高，但传统产业是难以完全取代的。对于浙江来说更是如此，传统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还具有较大的比重，其作用更不可能被新兴高科技产业完全替代。一些浙江传统基础性行业，如纺织与服装、皮革化工、建材、五金等行业还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或在更大的区域间进行产业转移。产业转型除了在区域间进行腾笼换鸟外，更应重视地方传统产业集群发展及产业内的转型升级。首先，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地方传统产业集群发展，如温州的制鞋、皮革等产业集群，绍兴的纺织品、服装等产业集群，慈溪、永康等地的建材、电器、五金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具备错位竞争和低成本的优势，浙江省可将这些局部优势整合集成研发、质量、营销、品牌等整体优势，打造“总部经济在地化，生产基地省外化，研发机构国际化，营销网络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新型区域产业集群格局。其次，通过产业内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牌、改善企业管理和提高产业加工度等有效途径，实现浙江经济产业内结构转型提升。因此，近几年尽管风险投资在浙江传统制造业方面投资占比不低，但仍应保持和加大力度引导风险投资进入传统产业，推进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发展与产业内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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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汉 科技金融 创新 对策 建议

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科技与金融的结合，通过金融创新加速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回顾中关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金融创新是支撑其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站在新的历史时点上，武汉要实现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应当首先致力于加大金融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创新科技金融。本文将立足于武汉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客观分析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武汉加快科技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武汉科技金融创新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1、金融规模小，金融供给不充足

（1）金融资源存量少。从银行金融资源的绝对量来看，截至2009年底，湖北省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相对较小，总量仅有2.1万亿元，仅相当于北京市的26.19%，金融资源相对较少，这直接限制了武汉地区科技金融的发展。

（2）融资规模小。从上市融资的增量方面来看，湖北省2009年A股和H股上市融资规模仅为109.1亿元，位于各发达省市之后，仅为北京市的7.23%，甚至比四川等西部省份的直接融资额小。

（3）科技金融机构实力弱。在清科的中国创业投资机构50强中，80%以上的机构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东湖高新区只有华工创投上榜，且排名相对靠后，且华工创投管理的资金只有10亿元，投资能力无法与国内大的创司相比。

2、金融结构单一，金融的需求主体实力弱

（1）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滞后。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等机构的《2009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研报告》的资料的典型统计，北京地区无论是案例数量还是规模都是最多的，规模占比达18.97%，58.77亿元，案例数量占比达17.70%，120个项目；投资规模居第二位的是上海地区，占比为11.43%，35.41亿元，案例数量占比达10.47%，71个项目；投资案例数量居次位的是江苏省，占投资案例总数量的14.45%，98个项目，规模占比达7.39%，23亿元；湖北的风险投资规模占比达1.38%，4.27亿元，案例数量占比达3.83%，26个项目。

（2）直接融资力度不足。2009年，东湖高新区企业上市数量与前几年相比，势头较猛，共有6家企业在海内外上市，上市企业数量26家。2010年上半年，东湖高新区仅有1家企业上市，而中关村和深圳各有20多家企业上市。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东湖高新区的上市企业数量、上市储备企业、上市势头明显不及国内先进地区，差距还是很大。

（3）融资对象实力不足。特别是从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企业上市后备资源的潜力来看，东湖高新区尽管为智力密集区，创新创业比较活跃，但是与中关村、深圳、杭州、苏州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与示范区的要求较大。东湖高新区的龙头企业、主导产业仍然是一些老企业、老产业，新面孔不多，符合上市的后备企业大约有100多家，整个高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企业上市的后备资源无法与先进地区相比。2009年，武汉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均创造收入位列各主要城市之后，这表明武汉高新技术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还较弱，整体实力亟待加强。

3、科技创新投入不足，金融创新环境有待改善

（1）科研经费投入需进一步加大。据调查，湖北省研发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仅有1.64%，低于各发达省市水平，仅相当于北京市的29.87%，并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5%），这表明湖北省对研发投入不足，这严重影响了湖北的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

（2）市场环境需加强协调。虽然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进步明显，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武汉地区的金融市场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武汉的各类企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仍占绝对比重，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规模所占比重较小，企业80%以上的融资来自银行贷款，对银行的依赖性大，企业风险对银行风险构成了显著影响。这种融资结构状况不仅不利于分散金融风险，而且会弱化市场本身对金融风险的调节功能，特别是弱化公众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二、武汉进行科技金融创新的良好机遇

1、国家级的实验区和示范区为科技金融创新的提供政策扶持

当前，武汉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国家对武汉提出了新的希望和更高要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建设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东湖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重大战略聚焦武汉，武汉可以便利地获取多项先行先试的政策优惠，这将有利于提升武汉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同时也给科技金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2、武汉固有的科技和金融基础为科技金融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武汉是全国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科技金融具有区位优势、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技术创新优势等多方面的优势。到2009年底，武汉市内已有银行业金融机构22家、外资银行5家、保险公司39家、证券公司总部2家，银行密度居中部第一。此外，合众人寿和交银国投的总部也位于武汉。已初步显现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雏形。在后台服务中心建设方面，已有十多家金融机构在武汉兴建或拟筹建信用卡中心、客服中心、灾备中心等后台服务总部，还有8家金融机构有意将后台服务中心选址落户在武汉。在金融主体建设、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也有一定成绩。

篇8

――方正科技总裁 祁东风

由财政部制定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管理办法》近日开始实施了。这是我国首次出台促进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具体政策。这两份文件的出台显示出国家对国内产业，尤其是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培育和激励又有了重大的、实质性举措。

去年年底，我参加了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电脑系统分会会长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们几位业界操盘的人都呼吁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国内企业的发展。与会者包括国内主要电脑厂商和评测机构的代表，财政部的代表也在。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政府采购对国内企业的扶持作用，表示愿意和企业一起探讨有效的途径。政府主管部门不仅关心投资的数额，也很关心投资结构，以前主要是从研发投入端支持国内企业，现在更关注市场层面。

经济发达国家都有一些扶持本国自主创新产品的做法。美国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已经实施了70多年。该法规定政府要优先购买国内的商品。还记得2006年3月，联想刚刚获得向美国国务院提供逾1．6万台台式机的政府订单，就受到美中经济安全调查委员会中个别委员以及少数美国议员质疑。他们认为联想是一家中国公司，这一交易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尽管联想接受了调查和对话，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仍然促使美国政府终止了交易。

财政部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和实施，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落脚点是准确的，导向是清晰的。我认为，政府效率还是很高的，也相信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出来。因为必须有连贯的、包含具体实施细则的政策，包括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才能够产生圆满的结果。除了欣慰之外，我也感觉到了压力。因为能否抓住这个机会，还得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积累和释放，国内企业只有具备核心竞争能力，才能不辜负国家政策扶持的苦心。

篇9

作为中国高新技术园区的后起之秀，天津京滨工业园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自从2009年8月被纳入天津市31个市级示范园区之后，不到3年时间，京滨工业园已汇聚了阿里巴巴、蒙牛乳业、大禹节水、一汽大众、当当网、都市丽人等一大批知名企业，集聚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人才，以及大量创新企业、技术和金。截止目前，京滨工业园累计引进内外项目280余家，实现招商引300亿元，已初步形成了主导产业清晰、大项目龙头带动、小企业科技含量高的高速发展新格局。

高起点规划

促进产业专业化集聚

同一类企业在特定空间上的专业化集聚是形成优势产业集群的必然过程，也是新经济时代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规律。京滨工业园顺应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紧紧围绕某一细分产业领域加快专业园建设，推动产业上下游企业、同环节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从而实现不同企业在信息、公共技术平台、市场和人才等高端要素上的源共享。

2010年以来，京滨工业园紧跟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步伐，调整招商思路，按照区域和行业深化招商分工，成立2个驻外办事处和4个招商部：一部负责北京区域并针对全国上市公司、预上市公司、股权投企业招商；二部主攻华南市场并针对互联网、物联网、动漫、电子商务、服务类外包企业招商；三部主攻西北市场并针对金融服务、大型商贸、文化、广告类企业招商；四部主攻华北市场统筹楼宇经济并依托科技创新园引进科技项目，在行业上分包大型物流、运输及服务类项目。目前，京滨工业园已引入科技型中小企业114家。例如，2011年12月引入了投30亿元的阿里巴巴、投10亿元的大禹节水；投超亿元的一汽大众、当当网、AMB物流、麦特、都市丽人、世侨大厦等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

京滨工业园还积极探索专业园与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模式，形成在专业园发展高端产业、在周边区域提供配套服务的合作机制，并适当加强和提高企业进入专业园的门槛，在技术水平、产业定位、能耗指标、产出效率等方面严格要求企业，推动专业园可持续发展。

2011年初，应对土地源紧张的严峻形势，京滨工业园及时把招商重点从传统工业型调整为总部基地型、科研孵化型、产业链延伸型、现代服务型，通过招商引和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两项工作使区域经济质量和数量得到大幅跃升。

总经理郭新华透露，在下一步工作中，京滨工业园将进一步整合载体源，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科技创新园载体的引领作用拉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园区的快速发展，同时全力打造科技型中小企业融平台，加强与孵化器专业管理团队紧密合作，不断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高标准建设

加强整合创新载体源

在区域经济三年振兴计划和五年建成京津冀“金三角”产业新城的战略目标指引下，京滨工业园制定了一系列实现跨越发展的举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战略性打通了园区与廊坊市连接的区域发展通道――京滨大道，缩短了到京津塘高速口的距离，使京津冀“金三角”的区位优势得以显现，在园区土地增值、项目引进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京滨工业园，占地面积750亩（60万平米）的科技创新园正在紧张地建设中。其中占地3940平方米的会展中心已经投入使用；占地22727平方米的科研孵化楼主体工程已完成；占地28775平方米的厂房也已投入使用。

2年来，京滨工业园基础设施及城市功能建设累计投入11亿元，所有地块全部达到“十一通一平”：道路、绿化、景观渠等设施全部高标准建设，智能安防系统实现园区道路节点全覆盖，路灯、信号灯全部采用新型节能灯具，园区整体环境体现现代、大气、美观；为加快园区发展同步规划建设了招商中心、科技创新园、总部大楼、蓝白领公寓等一系列产业配套设施；按照“建筑风格别致、源集约利用、环境布局精美”的城市化建设标准，启动了邮政、消防、银行、公交车站建设等功能性设施规划建设；启动了四、五星酒店、餐饮配套区、超市和娱乐功能等一系列生活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

与此同时，园区还成立京滨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孵化器的专业服务，引入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2011年4月与中关村合作，在原有的京滨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基础上，共建中关村科技产业转移（京滨）孵化基地，借助成熟孵化器管理团队的源优势和影响力，为园区引入科技型项目。

高效能管理

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

设施管理主要是指围绕一定空间内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和产业)的个性化需求、以提高客户对象工作效率为目的、引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新型工作手段的硬件环境建设与管理服务，是新时期提升专业园区综合竞争能力的一种有效模式，也是园区升级发展的重要推动工具。设施管理主要服务内容包括不动产管理、基础设施管理、公共服务设施管理和物业管理。

京滨工业园通过专业管理提升园区设施管理水平，把设施管理与生态工业园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按照“企业单点管理、产业循环管理、园区系统管理”的要求对企业、产业和园区进行分层实施。

京滨工业园深入践行“服务他人就是发展自己”的理念，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成立项目服务领导小组，园区总经理郭新华任组长，公开服务质量监督电话，建立重点项目快速通道，杜绝一切干扰项目建设因素，确保引进项目及时落地；定期发放企业意见征求函，汇总问题，针对性举行与职能部门的座谈会，为企业排忧解难；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引进高素质、高学历、创新性人才，定期举行“激情、责任、创新、沟通、严谨”等不同主题的室内外培训课程，保证发展活力。

为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京滨工业园积极联系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企业搭建合作桥梁，与中科院化学所、中国石油大学、中关村等顶尖科研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联系。

篇10

关键词：出口退税；贸易出口；深化改革；对外依存度

一、现阶段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

1985年，为了扩大我国的开放程度，鼓励企业“走出去”，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1994年开始，针对税收制度进行全面的调整；2003年，对生产型企业实行免、抵、退的税收办法，并下调出口退税率，缓解财政的压力；2007年，对32%的商品总数约280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把出口退税率分成六等；2009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把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调高；2013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41600亿美元，出口额为22100亿美元，进口额为19500亿美元，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大，我国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的国家，逆差额为1184.6亿美元。总之，通过一系列的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可以看出退税、免税涉及的商品范围再次扩大。

二、当前政策对外贸企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1.退税政策对外贸企业的积极影响

（1）促进贸易增长，改善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大，增速快。据统计，我国出口产品中，占世界产量第一的产品有172种，拖拉机、集装箱甚至占到了80%以上。可以看出，外贸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政府对于外贸的调控政策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有利于转变外贸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减少贸易摩擦，促进贸易平衡。另外，出口外贸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的增长，有利于企业出口积极性的增加。

（2）减少企业出口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国家通过把企业在流通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等间接税率返还给出口企业，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形成出口的价格优势，打开国外市场，企业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扩大生产的规模，产生规模效益，使厂商形成外部经济效应，降低出口的边际成本，吸引更多的厂商企业加入，增强出口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企业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出口贸易中立于不败的地位。国家在随着出口贸易的不断成长，及时调整贸易退税政策，逐步降低某些产业的退税率，改善依靠价格竞争的方式，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

（3）减少企业贷款，增强融资能力。实行出口退税的鼓励政策，有利于企业减少信贷，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减少国外的反倾销调查，为企业出口提供更多渠道和便利。

2.对出口企业的消极影响

当前，外贸出口退税改革的最大举措是降低了出口退税率，相对于退税政策在前几年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出口企业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1）不同行业间政策差异大。当前，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改革调整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大，重点扶持的出口产业退税率高，保护性的产业不鼓励出口，如石油化工、金属、木材等资源能源型产业取消退税，因此，退税政策的波动对价格弹性低、技术含量低的商品会产生更大影响。

（2）短期内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势必影响那些出口附加值小的产品，使其的生产成本在短期生产规模小的情况下增加，由于我国目前出口的商品大部分是服装、纺织等非加工贸易产品，退税率的下降在一定时期内会抑制外贸出口的发展。

（3）征退分离，影响出口发展。当前的改革中，对于退税基数超过25%的部分，有地方承担退税，但是由于商品流通的加快，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征收的增值税很可能并不是地方政府征收的，这就在无形中加重地方政府的负担，打消出口积极性和当地鼓励出口的政策扶持。

3.出口企业的应对措施

（1）提高产品价格，降低生产成本。由于退税率下降，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受到了一定削弱，外贸企业可以适当的减少购买价格，增加销售价格，扩大价格空间来弥补退税下调带来的影响。据调查，90%的出口产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因而企业可以与采购上进行磋商，进一步压低采购成本，同时，由于出口的产品价格相对有很大优势，适当的提高售价也无可厚非。

（2）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发展加工贸易。我国目前的高科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低，大多数产品的技术含量小，高科技产业的平均利润远远低于制造业，仅为3%。据统计，2006年，在高科技产业出口的比重中，外资企业占到了88.1%，我国出口企业主要依赖数量和价格的优势，没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企业应该努力提高产品的核心技术含量，增强附加值；当前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在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中的产品的高科技含量高达87%，远远大于一般的贸易方式，我们必须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不仅要从微观角度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而且要注意加工贸易的区域产业转移，合理布局。

（3）调整贸易、经营方式，合理采取不同征税办法。此次退税改革，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一般贸易方式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后两者的计算方式相似，都是按照免、退税政策进行计算，差额由企业自行负担；因而，在当前降低退税率的情况下，鼓励企业采用来料加工的贸易方式，免征进口的增值和消费税，减小退税率降低的损失。

（4）转变企业经营方式，及时适应退税政策。企业应及时调整经营方向，发展政策扶持产业，对于国家不支持或限制的行业，应该尽量减少出口，同时抓住清理欠税款的机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出口效益。

参考文献：

[1]兰宜生，刘晴.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及反思[J].财贸经济，2011.

[2]贾绍华，林志民.出口货物退（免）税操作实务[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

[3]王旭.浅析出口退税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J]企业导报，2013，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