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基本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内涵；区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形式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两种重要模式，有必要对他们之间的区别予以辨析，从而正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

（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不受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导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来说，其就是一种具备很强自主性的经济模式，产生生产的多少、销售的价格、销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场主导的，市场需求多，那么就多生产；市场需求少，那么就少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虽然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滞后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整体把控，不会出现盲目生产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信息复杂，千变万化，再不能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生产盲目或是滞后，最终导致损失。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让市场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促进经济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模式，其是商品生产、交换、售卖的全过程总和。说的直白一点，商品经济就是以直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形式。根据商品经济形式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交换性。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所以交换性就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第二，开放性。商品经济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差别。正因为存在行业差别，才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行业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也逐渐提升，使得商品经济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特征。第三，进取性。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者也是逐利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积极进取，对生产技术予以革新，或是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了很强的进取性。[2]

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市场形式的差异。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市场都是最为核心的载体，没有了市场，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对比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来看，市场形式之间的差异是二者最为显著的一个差别。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形式下，市场的形式是一种多层次多线条的球状化结构，即不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而每个行业内部又会朝纵向和横向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市场形式。而商品经济的市场，是一种单层次的多线条结构，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交互是比较浅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而且存在差异化的行业经济区别。所以对比来看，在市场的形式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就存在差异。（二）市场类型的差异。除去市场形式上的差异，在市场的类型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商品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所以在市场类型上，其只有一种类型，也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除了商品交换市场之外，还具有生产要素市场，这就是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最大区别。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即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形式来获得资源。而商品经济的市场不存在资源配置，只有通过劳动成果才能交换得到。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双方是一种交易关系，也可以说是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中，经济活动双方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一份契约达成当前的经济交易活动，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3]（三）经济发展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的未来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二者在最终形态上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是在经济发展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时产生的，这从商品经济出现的时间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经济规模和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需求，在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一需求的。因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三、结束语

篇2

一、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的区别问题

商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价值，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入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713页。）“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2页。）然而有的学者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货币居间，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所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样两个命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3页。）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逻辑的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在相当多的地方还很不发达，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对于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有条件性”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误解。

二、正确认识价值的决定和源泉问题

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页。）可见，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它是有别于商品学研究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价值是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即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那么，在交换过程中两种使用价值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学者所讲的是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由所有参与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作为依据的吗？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49页。）。它体现两种异质的使用价值背后存在着可以通约的东西，而这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绝不能由使用价值来决定。即“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50页。）。事实上，交换的前提的确是该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毫无疑问。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据，交换所依据的东西是抽去了各种具体形式的人类一般劳动。但有学者认为既然是各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但为什么单单只抽象出一个人类一般劳动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的枢纽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异质的具体劳动是形成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质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其实所谓的异质指的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谓同质指的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在每个商品上是同质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换价值的依据只能是人类劳动一般，只有以此为依据，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将各种要素也参与到交换价值的比较中，交换势必会陷入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循环陷阱中。

而且，马克思指出，“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并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形成价值。这就是说，要把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在一定的物体里面，即一定的对象里，它才形成价值。”（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65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脱离使用价值抽象地谈论价值”，而是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起来谈论价值的。其实仅仅认识到交换价值的依据是人类劳动一般还不够，因为还并没有认识到价值最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是把价值创造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来看待，把价值当作社会关系来看待，商品和商品相交换，其实质是体现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不过在商品社会里，人们交换劳动是通过商品为媒介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无论从交换价值的依据来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属性与价值的属性是无法替代性上来看，商品的二重性都是存在的，是不能划一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使用价值的一种延伸和另一种广义的使用价值而已，商品的二重性实质上还是一重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在价值的源泉问题上，特别强调的是价值的源泉和财富的源泉是两个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生产价值必须以生产出使用价值为前提，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同样也是生产价值的条件，但绝不能混淆生产价值的条件和价值形成的源泉，也不能混淆价值形成的源泉和财富形成的源泉。生产价值的条件和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是同一的，但二者的源泉则是不同的，前者的源泉是人类抽象劳动，后者的源泉是劳动和生产资料。这是因为价值所代表的是人类劳动的交换关系，而财富的生产是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蕴涵着不同的内涵，故不能简单划一。目前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理论界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对此本文不想一一加以评判，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是模糊的认识进行一定意义的探讨，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深化对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创精神的基础上的。故本文拟在若干问题上与同仁们共同商榷，以求澄清劳动价值理论之内涵。

一、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的区别问题

商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价值，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入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713页。）“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2页。）然而有的学者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货币居间，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所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样两个命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3页。）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逻辑的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在相当多的地方还很不发达，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对于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有条件性”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误解。

二、正确认识价值的决定和源泉问题

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页。）可见，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它是有别于商品学研究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价值是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即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那么，在交换过程中两种使用价值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学者所讲的是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由所有参与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作为依据的吗？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49页。）。它体现两种异质的使用价值背后存在着可以通约的东西，而这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绝不能由使用价值来决定。即“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50页。）。事实上，交换的前提的确是该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毫无疑问。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据，交换所依据的东西是抽去了各种具体形式的人类一般劳动。但有学者认为既然是各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但为什么单单只抽象出一个人类一般劳动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的枢纽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异质的具体劳动是形成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质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其实所谓的异质指的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谓同质指的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在每个商品上是同质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换价值的依据只能是人类劳动一般，只有以此为依据，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将各种要素也参与到交换价值的比较中，交换势必会陷入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循环陷阱中。

篇3

关键词：儒商 精神 嬗变 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大红.儒商伦理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3

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篇4

内容摘要：马克思关于商品二因素的解剖，在价值元素层面为我们明确了商品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使用价值层面明晰了有效商品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二者的矛盾规律总结中寓示了在现实经济实践中遵循科学性与理性的重要性和重大性。理论关于价值量的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现实经济绩效的最抽象、最一般的标准。站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再论的商品理论，必将有助于与启迪我们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智慧。

关键词： 商品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

关于商品理论的选择性综述

商品孕育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分析构建了商品理论范式，并在范式中就系列概念、定义和公式进行系统分析，并在逻辑上奠定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解剖的基础。

（一）商品及其二因素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商品首先是一个外在对象，商品有用性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恩全集》第23卷）。使用价值具有多样性、非同质性和具体性，它体现了商品的自然属性。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是价值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交换价值表现为同他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

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是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的价值具有同质性，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价值的本质是价值作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体现了商品的社会属性（《马恩全集》第23卷）。作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商品内在二因素的对立表现在：对同一主体而言，同一商品不可能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通过交换，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才能得到解决。二者的统一体现在：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则价值无法凝结；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的物品不是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不用于交换的物品不是商品。

（二）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

对商品的价值量的规定性，马克思认为：“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资本论》第1卷）。而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资本论》第1卷）。价值量的规定性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使用的劳动时间。同一劳动时间内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相等；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则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成反比。

（三） 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广义的价值规律是包括价值、价值实体、价值本质、职能、价值形式、价值量、价值规律和作用内涵的规律。狭义的价值规律是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商品价值量决定的价格进行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的基本作用表现为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生产、管理效率的提高和促进竞争。

商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关于商品二因素的解剖，在价值元素层面为我们明确了商品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使用价值层面明晰了有效商品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二者的矛盾规律总结中寓示了在现实经济实践中遵循科学性与理性的重要性和重大性。理论关于价值量的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现实经济绩效的最抽象、最一般的标准。站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再论的商品理论，必将有助于与启迪我们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智慧。

区域经济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其系统的微观层面，值得关注的是构建这种系统的基础元素。马克思将商品比作“财富细胞”，由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划定了起点。

区域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有效的商品建设，商品建设则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点。

商品作为财富的基本元素和商品经济的基本细胞，它的建设本身就具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选择的基础。这种基础性借助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得到实现。显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这种衔接的有效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这种衔接的真正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需要一个“惊险的跳跃”过程。而跳跃的成功与否，则受商品本身建设质量的影响。

商品质量建设有一个广义的内涵，它跨越了商品选择、生产、流通、管理等环节，并集中反映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两个基本面上。从社会再生产过程角度考察，生产是具有决定性的再生产环节，它决定了商品本身的建设质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等基本问题，在这一环节中得到回应，并由此决定了交换环节的价值实现效果（假定交换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商品交换立足于既定产品供给，决定和影响市场需求满足和价值实现的程度，并对商品生产反作用。

有效的商品建设成为有效资源配置、供求关系协调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结论性表现，势必发挥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商品建设自身的调整适应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调整要求，并随着商品及建设本身的发展，体现更多发展性内涵。

理论启示下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商品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概括地反映了商品建设本身在经济发展中的系统地位，并使得如何实现有效的商品建设成为研究的必要，而理论的抽象恰为现实实践提供了依据和必要的启示。

（一）对生产的启示

1.产品市场定位与结构组合。有效分析、判断和预测市场需求，以确保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保证供需初始的环节协调性。而从使用价值多元化中折射出来的需求的差异性和多样化，反映了产品结构建设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着力打造差异化产品的重大意义。

2.重视商品质量。商品质量也称商品品质，是指商品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商品质量的核心是满足消费者需求；商品质量是与商品用途有关的属性参数的综合；商品质量具有针对性、相对性和可变性。生产环节影响商品质量的因素则涉及原材料、生产组织、管理控制和物流过程管理等（郭洪仙，2007）。商品质量实质上便是商品满足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从商品使用价值导出的一个范畴，商品质量是人们在实践中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尺度，反映了商品使用价值在量上的大小，反映了社会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可程度，是商品使用价值评价和实现的前提（赵苏，2006）。“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价值实现的根本前提，而商品质量水平则体现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反映这种前提得到自由的程度。

由此，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和建立质量保证体系至关重要。通过全面质量管理，组织全体成员同心协力，综合运用组织管理、专业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经济地开发、生产和销售用户满意的产品和提供优质服务的管理活动，通过全体职工的工作质量保证产品质量，达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目的，以满足服务性、全员性、全面性、预防性和科学性的要求。通过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从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的全过程，建立起来一套严密、协调、高效的管理系统，明确规定各部门、各环节、各人员在质量管理中的任务、责任和权限，订立各类标准，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和信息反馈系统，形成质量管理的有机工作体系，以保证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3.积极提高生产过程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一定时间内，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的效率，“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内容”，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时间内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增长，促进财富在量上的积极累积。由此，理论的意义在于凸显提升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实践意义。通过组织实施现代企业管理，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组织运作的效率，推动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的运用等，将是理论启示推动组织必要进行的一些现实选择。

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降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反向运动，并产生成本和营销意义上积极作用。

（二）对交换的启示

商品交换是“价值实现”的过程，成功的商品交换立足于商品供求关系的有效协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建设不仅仅体现在生产过程商品二因素的有效形成，更进一步体现在交换过程商品内在矛盾是否能够得到成功的化解。商品理论对商品内在矛盾的揭示，及价值形式发展过程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的阐述，提供了营销学意义上的启示。

市场营销是通过交换过程来满足需要的人类活动，是为了创造达到个人和机构目标的交换，而规划和实施的理念、产品和服务构思、定价、促销和配销的过程。不论对交换过程理解的角度如何迥异，商品本身始终是交换过程不可或缺的载体。营销根源于消费者的需要、欲望和要求，通过能够满足需要和欲望的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达到效用、价值的实现。

特定发展阶段使流通上升为商品建设的主导面，区域经济增长对商品建设的基础性依赖，也就更为集中体现在交换环节。当然，无论是区域内部的供求还是区域间的供求协调，都势必引导成功的商品交换，并都会对区域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理论对商品价值形式及其发展的历史分析，反映了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如何现实地解决商品交换内在矛盾，促成成功的价值实现，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并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则提出了一个因理论启示而被认识，但同时需要结合客观现实加以解答的任务。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成功的营销。

交换的发展使我们需要以系统的和联系的观点看待这一过程。对交换（营销）环境的分析成为商品建设在该环节的起点，并决定供求关系的协调性；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则是准确把握供求的关键；市场细分、战略制定、策略运用和过程管理则是职能和组织保证。

结论

关于商品的理论论述，形成了一种解构商品问题的理论范式，并提供了在区域经济建设中应对商品问题的线索。区域经济的发展依赖有效的商品建设，商品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点。马克思关于商品二因素的解剖，在价值元素层面为我们明确了商品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使用价值层面明晰了有效商品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二者的矛盾规律总结中寓示了在现实经济实践中遵循科学性与理性的重要性和重大性。理论关于价值量的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现实经济绩效的最抽象、最一般的标准。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5

3.赵苏.商品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郭洪仙.商品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熊亚君.企业管理概论[M].西南财大出版社，1995

6.吴世经，曾国安.市场营销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7.赫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胡佛[美].区域经济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1990

篇5

关键词：插画; 油画; 卡通一代

      插画作为现代绘画视觉艺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更确切地说作为应用美术中的一种风格样式，以其直观的形象性，真实的生活感和美的感染力，在现代应用美术中占有其特定的地位，有着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功能。插画作为现当代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插画与绘画艺术不仅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是水乳相融。在我国，最早的插画应该是以版画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应用范围从医药书、历史地理书、考古图录书、日用百科书等书籍中，欧洲的插画历史与我国的基本相似，最早也是从广泛使用在宗教读物之中，再到后来，被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书籍、文法书籍和经典作家文集等出版物之中。插画在当今的商品经济时代，插画的概念已远远超出了传统规定的范畴，如今，插画从他的母体——书籍，发展到信息技术时代的电脑美术行列，传播的方式也无限扩展到，电影、电视媒体、游戏等等多种产业。

      卡通一代风格油画的兴起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随着全球流行文化的兴起和交融，特别是日韩式，美式、港式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卡通文化通过漫画、电影、网络游戏、各类杂志等多种方式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中国青少年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花样繁多的卡通文化对70、80年代出生的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认识产生极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整个生活已经完全融入到卡通文化中。虽然学术界对于“卡通绘画”的批评从未停止，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卡通油画展览表明了，卡通油画已经成为油画艺术中的一个新的表现方式和艺术走向。2004年，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少年心气——中国新锐绘画展”，2005年“下一站，卡通吗?”；星空间艺术中心的“一卡通”，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自我造局”中国当代绘画展，;星空间艺术中心2006年“坏孩子的天空”，2007年，上海美术馆“果冻时代”大型展览，都充分说明了卡通油画已经在油画界占据了一席之地。通过分析卡通绘画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卡通一代油画”具备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卡通特性通过图像的方式表现出来，另一个是卡通背后所反映和体现的当今的流行文化趋势。

插画与卡通一代风格油画在现阶段都是受全球商业经济的影响，在题材方面都受游戏，CG动画的影响，重图式，轻内涵是现当代插画和卡通一代风格油画的共同特征。我们如今的时代已经脱离不了数码时代给我们的多重冲击，插画也通过数码技术重新焕发了生机，插画曾受到摄影技术的冲击，插画几乎被摄影所取代，然而今天，数码时代带给插画以翻天覆地的变化，创作手法不断创新，风格样式多元化，艺术形式的丰富和画面形式的多变满足了人们对艺术的创新要求。插画与电脑的完美结合，使插画的表现形式和涉及的范围超级广泛，像二维、三维的图形，都可以用来表现，可以使用的图像设计软件也是越来越多，常见的如；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draw、Painter、3Dmax、MAYA等。插画艺术与其他绘画艺术相比较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插画的应用性这个问题上，从书籍应用到宣传海报插画，应该说插画与商品经济社会联系的是最紧密的，商品经济在数码技术时代为插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符合现阶段我国大力发展动漫产业，并将文化产业作为今后的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奋斗目标。卡通一代油画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卡通图式实践的作品正被流行图式、广告所影响，呈现广告化的趋势。这种画面虽然赢得了一些观众的关注和目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作品中绘画性的缺失，商品经济下，卡通一代艺术家过早的接触市场，迎合市场的需求，跟随审美的大众风潮，大部分的画家习惯了当下的流行观念、绘画语言和技法套路。油画语言的异化甚至是消失，提醒着我们，油画语言有着其自身的特质，油画艺术发展到今天，表现形式在变，但油画艺术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当今，特别是有些画家，将绘画作品用电脑进行制作后，运用喷绘机喷绘到画布上，再进行填色，这种制作性的确使画面多了几分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但是，作为绘画作品最基本的感受力，画面情感大打折扣，完全手工制作已经是油画失去了绘画性这个最基本的特性。

篇6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篇7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参见前引[16]，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5]参见乔新生：《法律分类，费力不讨好？》，千龙新闻网（网址：）。社会。警法速递。法制争鸣，2002-1-6.

[6]参见前引[2]，刘瑞复书，《经济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页。

[7]参见《法律部门的划分》，网址：/lawpart.htm.

[8]参见洪恩在线：《法律硕士复习指南。综合课。法学基础理论辅导》，网址：/proedu/flxy/flss/fd/zhk/fl060102.htm.

[9]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0—432页。

[10]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2—433页。

[11]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2]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3]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3页。

[14]转引自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5页。

[15]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6—17页。

[16]参见范健等主编：《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见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11页。

[18]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9页。

[19]参见前引[7]，《法律部门的划分》。

[20]参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篇8

[关键词]民商合一;民商分离;民法典编纂;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它不但影响到我国民商法学科的发展前景,而且也决定了我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试从民商关系的角度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传统民商分离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离的涵义及其历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就立法体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单独商法典;二是就法律运行机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商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仅由于传统,而且还有某些理论依据"。[1]

如果追溯民商分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商事习惯和商事规则很早就已出现,但商法真正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独立存在却是近代的事情。商事关系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罗马法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确定了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面对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关系,以民法为基本内容的罗马法开始有捉襟见肘之感。对此,伯尔曼认为:"无论是重新发现的罗马市民法,还是仅仅残存的罗马习惯法,包括万民法,都不足以应付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出现的各种商业问题。"[2]由此产生了对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构建和商法体系的完成方面,商人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商人们在长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规则,即商业习惯。商业习惯在商人们之间有类似于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团体按照已经发展起来的商业习惯解决商人间的纠纷,并发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统---参与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为最早出现的意大利商人习惯法主要根据的是罗马法,运用了罗马法的法律术语和权利义务观念,并吸收了教会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观念,它构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础。中世纪末,特别是16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欧洲的一些国家封建势力逐渐衰落,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开始被废弃,统一民族国家逐步形成。随着国家干预商事事务的强度不断增大,商事习惯法逐渐被国家的商事法所取代,从而导致在欧洲大陆相继出现了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17年的《卢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腊商法典》、1838年的《荷兰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时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意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等,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民商分离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离的历史功绩

民商分离既是一种科学的法律体系划分,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说,将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体例,是一种符合经济生活对法律调整的不同需求的体例,这不仅使民法与商法各自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及其特有的立法技术全方位地为人们所了解、知晓并加以应用,这对树立重商扬商的法律观念具有重大意义。[3]具体说来,民商分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商分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巩固和加强。商法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与民事主体不同,市场经济主体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经济人--商人。经济人必须具有理性,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营利是商人据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商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商法调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也是评判市场主体经营活动是否合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而且必须考虑商事行为的营利性这一要求,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实践来说,整个商法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商事主体的营利性要求。整个商法的运行过程也表现为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选择和取舍,并通过权利和义务对各种利益进行规范和调整。如果说民法对商品交换的一般性调整为商事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商法则对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关系予以专门性调整,营利调节机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营利视为自己的宗旨,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4]

第二,民商分离促进了整个社会立法技术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规范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的行为规则,这些一般行为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果,一般较为合理也较为稳定。正是基于这种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以及调整手段的特点所决定,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不仅如此,自罗马法特别是德国民法典之后,民法非常注重对概念的使用及对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却具有相当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典型的如作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判断行为效力的善意和恶意、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的过错等概念,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商法则不然,商法规范则要求所使用的概念应具有明确肯定性和不可产生歧义性。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从它产生伊始就具有专门性及职业性,而后虽经多次进化,"商人法"发展成为"商行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变化。商法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构成了商法规则。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并且这些技术性规范不能简单地凭道德伦理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可以说,若没有大量技术性规范的有效调整,商法的营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难以实现。

第三,民商分离促进了法律规范的国际化运动。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早期商法在西欧中世纪商人习惯法时代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商法本属于国内法,它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商事法。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的加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许多商事关系中都涉及到国外主体或其它涉外因素。不仅如此,商法所调整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显著的跨地域性,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它国经济的发展,任何一国要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依赖其它国家而独立发展几乎已不可能。因此,国内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于本国的领域内,而要顾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与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国际统一性要求有着较好的客观基础。一是商法的大多数规定都是技术规范,既不像刑法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样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伦理色彩,这就为实现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术基础。二是商法的内容大多源于中世纪的商人自治法,这些自治法主要来源于在商事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商事惯例,而这些惯例在各国制定成文商事法时都曾广泛地加以借鉴,即各国商法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个部门法在具体操作上都具有易于统一性。从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制现状来看,商法中有关票据、海商、国际货物买卖和商事仲裁的国际一体化发展实际上已经是无法逆转的趋势。

第四,民商分离强化了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民法比较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较多的涉及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规范,这些规范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性。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具有优先效力,这种优先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单纯的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不构成行为合法的当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可以排斥私法规范而单独发生效力;三是对于带有公法性的规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或章程而改变其内容。就商法本身来说,为了突出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商法在商行为的法律控制方面实行了强制主义和严格主义。通过商业登记、消费者保护、不正当竞争之禁止、商业垄断之限制等一系列规则调整商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商法还比较注重商事行为的独立性,强调每一行为的有效与否仅仅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而与其它行为的效力无关。与此相关联,商法非常强调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强调行为的外观效力,公示于外表的事实纵与真实的情形不符亦确认其行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为人的内心真实想法。以上这些制度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离扩大了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在商法制度创立的初期,为了有效调整商人之间的商事关系,特别是跨地区、跨国境的商事关系,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商人们根据商事交易的实际需要,创造出一些习惯做法和惯例。即使在现代社会,习惯仍然是各国商法的重要渊源之一。交易习惯由于反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为交易主体所主动遵守,并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形成必要的约束,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确信性。交易习惯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场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运行成本;可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解释法律的含义,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离的历史局限性

民商分离虽然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的形成。但由于商法从一开始便带有商人习惯法的局限性,是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产物,其立法过程缺乏类似于民事立法那样的理论准备,因此在缺乏理论准备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商法体系,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其内容被不断修改和补充,从而成为发展最快、变化最为迅速,但同时又缺乏必要理论指导的法律部门。[5]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对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确界定,其原因在于:(1)民商法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包括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平等价值、诚实信用价值等;(2)都是以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3)都有赖于现存的相同经济基础和经济实现方式;(4)在法律属性上同属于私法范畴等。

其次,商法的内容和原则要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制约。由于民法和商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都属于私法范畴,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则上具有相通性。不仅如此,相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原则更具有基础性,在性质上属于根本性规则。民法基本原则的根本规则属性有两层来源,一是其内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围的广阔性。由于"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为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基于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统性。就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规则,商法提供的是具体规则,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则是特别私法。民法是纯粹私法,有着完备的自治体系;商法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通常可以适用于商法规定。

最后,商法的产生存在先天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商法的体系来说,商法本身的体系纷纭芜杂,难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则,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充分的内在联系。从德、法等国商法典形成的历史因素来看,商事规则本来就是民法的"弃儿",商法典是对游离于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内在联系性远远不如民法。不仅如此,商事法律规范本身还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构造,而只是历史的产物"。[7]商法规范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调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权利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它的对象仍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商法内容主要是对民法规范的变更、补充或排除。[8]从历史发展来看,法、德、日等国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远不如民法典完美,无论是商法典的结构与内容,还是商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都不能与民法典同日而语。由于商法没有民法那样坚固的基石和传统,没有一套严密精深的商法理论和商法学说来影响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动,因此注定了它的出现不但不能动摇民法的传统地位,而且面对民法强大的扩张性和包容性,还有逐步丧失自己独立的危险。[9]

二、民商合一与商法的民法化

为了弥补民商分离的理论缺失,在理论上主张民商合一的呼声渐趋高涨。民商合一论者的主张按其含义不同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张"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较之于民法是个性小于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决所有商事问题为由,主张将商事规范纳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后者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商事活动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与思想已逐渐成为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由,主张构建以商法为主要内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统帅民法,将民法制度融于商法之中。[10]在这两种观点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从实行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随着近几年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研讨的深入,民法学界有人明确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张。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使用的共同规则集中制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和商事特别法。就立法实践来看,瑞士是首先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现代国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过了统一的债务法典。原先采用民商分立制的意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内的综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体例。泰国、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罗斯等国也相继采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学者断言:"民法法系的现代趋势是朝着法典统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统一方向发展。"[11]

民商合一论的主要理论是建立在对作为传统商法立法基础的商人和商行为的否定基础上的。即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导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导致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融合,因此商法应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导致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的融合,因此商法应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颇有牵强附会之感。所谓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过是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后,绝大多数人都被卷入了市场和参与市场交换,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为的本质在于资本的营利活动,因此,商人仅仅应当界定为资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认为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诸多的民事主体都卷入了市场、参与了商品交换,就认为民事主体已经与商事主体相融合。商人仍是独立存在的与一般民事主体不同的主体,商法仍然表现为现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过传统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权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现代民法的具体人格基础上的。商事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的显著表现是商事主体将其范围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现不但使主体范围由单纯的自然人扩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维能力的社团组织,使主体资本的筹集超出了单个自然人的能力和财力的限制,使主体人格不再依附于自然人的寿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续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12]不仅如此,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只表明作为商的资本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但并不表明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融合。现代意义的商法已不再是单纯的属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动和商事关系为调整范围的法律部门,商事行为并非只有职业商人才能为之,相反,任何实施了商事行为的人,都会受到商法的管辖,如公司行为、票据行为、证券行为、破产行为、商买卖行为等。商法尽管脱胎于民法,却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法律原则、制度,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理论依据,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调整方式,而决不是民法基本原则、制度在商事领域的具体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动的营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则经过商法的改造,变成为具有新的内涵的商法原则。

三、民法商法化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实践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现为民法对商法内容、商法原则和商法规则的吸收和借鉴。所谓"民法商法化",其意义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为民法逐渐采用;二是原属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关系,后渐归商法所支配。这一理论并不主张商法复归传统民法规则,而主张相互吸收。我国在制定合同法时就采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确立了以商事合同为常态、以民事合同为例外的立法格局。从而实现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机结合,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商合一的典范。当然,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

(二)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应当是: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商品社会的"宪法"。民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生活诸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创造法律同创造历史一样,"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21世纪民法将在20世纪民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它将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更具挑战性的难题。世纪之交的民法无疑正处于一种统一化与多元化、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立发展的态势中。[15]我们应对传统民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适应整个现代社会,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当然,采取民商统一立法,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一是商事活动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须在未来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满足,统一不能漠视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活动的差异性;二是要追踪新时期商事活动的变化,使我们的法律不至于与现行的商业条件不相关联,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法律。[16]

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要采取民商统一立法体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对象上具有不可区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调整市场主体及其活动。市场经济必须有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以承认和实施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为条件。商业行为与一般的民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明确的界限,都会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民商分别立法可能引起适用法律上的困难。其次,法律性质和属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质上都属于私法范畴,在规范内容上都属于权利法。完全实行民商分立有人为割裂同一法律关系之嫌,既有害于私法体系的统一性,也不利于私法理论的深人发展。最后,民商分离的立法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在我国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商人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主体而存在,现在的商人仍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中国缺乏民商分离的主体基础。不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须以民法的高度民主发达为条件,是在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有的民法规范无力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时才产生对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扬,民法观念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民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实行民商分离,无异于在沙滩上修建摩天大厦。

笔者始终认为,民法虽然是主要调整财产(经济)关系,但民法就其产生和演变来说,对人(其别是公民)自身的价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权利的关注远胜于对财产的关注。这也是民法区别于商法的表现之一。因此,对民法来说,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财产仅仅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规范财产关系作为民法的主要着眼点和核心内容,而不注重对人类理性的提升和确认,那么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对民法本质的歪曲和异化。[17]因此,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主要应当是由商事法律规范来实现的。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虽然具有灵活、简便等优点,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于缺乏一部总纲性的法律协调,使各个单行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体系内在应有的联系,致使商事法律杂乱无章,缺乏统帅,不成体系。这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的全面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18～19]由于没有一部总纲性的商事立法,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论,没有形成系统的商事法律理论,没有实现商法学体系和内容的科学化。通过商法编的方式对商法内容进行疏理和整合,明确规定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并把单行商事法规中带共同性的东西以商法原则和商法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不但有利于我国独立商法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对单行商事法规的统一理解,更有助于其有效实施。

由此可见,民商统一立法并不是简单地将商法并入民法,或是将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认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独立的调整内容为条件,在充分承认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础上,将民法内容和商法内容进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称民商法典)为载体,分别以民法编、商法编、知识产权法编和家庭法编为各自所属法律类别的统率,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的一个系统完整的民商法规群,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法和商法对经济的共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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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价值论是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具有合理的科学内核和重大理论价值的一个科学范畴。本论文力求对劳动价值论做一个总结性的归纳。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 商品 使用价值 价值 劳动 价值量 价值规律 价值形式

劳动价值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理论的科学成分，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根本上改造了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它的历史性质，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后来的利润、平均利润理论，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矛盾和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

一、“劳动”：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具体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它强调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游泳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说明了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商品，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劳动。因此，是劳动为现代社会打开了财富创造之门。

二、“价值”：商品的二因素

（一）价值和使用价值

首先是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同人取得它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我们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并且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价值又是什么呢？马克思首先讲到了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马克思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得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的结论。那么决定这种比例的，就是价值。价值是商品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任何有用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只有种有用物品是劳动产品并作为商品时，它才具有价值。

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这二因素相互排斥，不可兼得；但作为商品所同时具备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寓于使用价值之中。一种物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是无用之物，急事人们为它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也没有价值。一种物品尽管具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不是劳动产品，也没有价值。

（二）价值量与价值规律

马克思在他的书中明确提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形成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贯穿于整个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它既支配商品生产，又支配商品流通。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商品的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它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会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自发地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地调节社会收入的分配。

（三）价值形式

马克思从简单价值形式出发，经过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到达货币形式，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价值的本质，说明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商品的一种社会属性；另一方面，阐明了货币产生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性，指出货币和商品生产是紧密联系的。货币的出现，有利于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小结

通过对商品关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起源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根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基本概念基本情况的分析，充分地向人们说明社会劳动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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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诞生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代经济生活并未超出劳动价值论涵盖的范畴，反而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拙，而且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依据;不仅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而且成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刻阐释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运行规律，赋予了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人类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因此，有必要结合现实问题，加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重要价值与当代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一、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一百多年后，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和中国社会现实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人类已经进人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提升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创造出新型的生产工具，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生产工具的发展使现代经济呈现出全新的生产模式。

在这种新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人的劳动形态由此而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是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生产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二是管理劳动在规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这种对生产进行科学组织与管理的劳动同样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三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社会产品中，活劳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物化劳动的比重却逐渐增加。知识、信息、科技等日益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相比，现代劳动的内涵与形态所出现的巨大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疑问，为此，只有对现代劳动形态下劳动创造价值的机理以及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与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活劳动创造价值。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活劳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而物化劳动则是指包含在过去劳动中的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在价值形成的过程中，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作为生产要素的物化劳动只能依靠活的具体劳动转移价值，其本身并不增加价值量。而且，这些物化劳动在转移自身价值时，也需要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尽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优化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促使不变资本在产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学技术并不创造价值，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人类活劳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活劳动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在商品生产中，新技术和新知识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人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也就是说，不是新技术、新知识本身在创造价值，而是掌握和运用了新技术、新知识的劳动者把人类的简单劳动变成了复杂劳动，而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简单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总之，劳动创造价值的形态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发生变化，因为劳动价值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劳动创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开始创造价值。

在当今社会，知识经济越发展，人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具有更高创造性的科技劳动必然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均日益加大了对各种高素质人才引进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由此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理论的科学性。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诞生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代的经济生活并未超出劳动价值论涵盖的范畴，反而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劳动价值论在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显示着其当代意义: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阐述了价值来源于劳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论所阐述的商品经济规律与规则为商品生产与经营制定了行为准则。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产品的私人劳动性，商品生产者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使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要求生产者努力去改进技术，逐渐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此外，劳动价值论还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社会分工，存在着各个企业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使社会经济自然地发展成为一种商品经济。如果按照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商品的价值要转化为价格就必须依靠市场，即价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努力建设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以及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求各种商品生产和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循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一个有序的市场环境至少应当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在商品交换中充分体现价值规律，严格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要拥有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因此，为了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严格依据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而超额价值则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由于“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样社会平均劳动要多，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生产利润，必然要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获得超额的价值。所以，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会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巨大效用。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尽管是以简单劳动作为其研究商品价值的基本劳动形态，但马克思对含有科学技术因素的复杂劳动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过程中的独立要素，与生产力中的各个要素密切相关。同时，他在阐述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可以说，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诸多因素中，许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科学技术相关。由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激烈市场竞争的经营活动，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商品生产者必须在生产中积极追求科技进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以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同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复杂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大多数商品生产者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识，就会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并促进全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

(三)合理调整收人分配关系的指导思想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劳动价值论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据。一些研究者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支撑来探讨收人分配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分配与价值生产没有任何关系。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尽管物化劳动是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它们在劳动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价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时，应当充分尊重和维护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不仅应当通过劳动的付出来获得必要的产品，而且还应当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他产品利润的分配。

当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劳动形态与价值的形成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的范畴，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按劳分配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所公认的分配原则，因此，在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把两种分配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与调整分配政策的重心应当始终放在尊重和维护劳动者的整体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过分倾向于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造成了劳动收人与非劳动收人的严重失调，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人的差距，加剧了贫富分化。为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深人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劳动在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亲身体会到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在实际分配中理顺劳动收人与非劳动收人的关系，既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又允许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来参与分配，适当调整高薪阶层的收人，积极扩大中等阶层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阶层的收入。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