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的启示和教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债务危机的启示和教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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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社会公平 社会效率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无疑让一直奉行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欧洲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一次新思索的热潮。使我们认识到建立健全的但又不阻碍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重要性。我国要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需要借鉴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教训，欧洲债务危机曝出的欧洲“高福利”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其进行研究，能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获得重要的启示。

一、欧洲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

（一）欧洲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导致高税收

欧洲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必然以高税收为前提，由于希腊是欧洲这次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便以希腊为例进行说明。希腊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16.47%，之后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到2007年增长到21.33%。而希腊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惊人的几乎相同的变化趋势。1990年，希腊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为26.18%，到2007年，达到了32.33%。也可以说明越高的社会保障支出会导致越高的税收。

高税收会通过减少投资和降低储蓄率来影响经济的增长。从宏观角度来看，过高的税收会增加投资的风险，但税收却不能为投资者承担风险，所以税收过高会减少投资。同时过高的税收会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居民储蓄，降低社会储蓄率。从微观角度来看，税收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而过高的税收将会使得人们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使得人们减少劳动供给，继而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影响经济的增长。

（二）欧洲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失业率

根据希腊失业率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它们的变化趋势也相似的。从1990年开始，希腊的失业率随着希腊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到1999年上升至最高点，达到11.7%，远远高于世界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水平。虽然到1999年有所回落，也是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并且仍然维持着一个较高的水平，实际上到2009年和2010年有开始大幅度上升，一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2.5%。纵观欧洲的平均失业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和学术研究的课题。

欧洲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会通过影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劳动力成本而使得社会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效率。首先，由于高福利制度的存在，一定会从整体上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自然提高失业率。其次，欧洲的高福利政策会使得劳动力成本高，企业往往会雇佣尽量少的工人来减少生产成本，这也是高福利政策会提高失业率的一个原因。高的失业率会造成产量的损失，影响社会经济效率。

（三）欧洲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造成政府财政负担

希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异常的高，并且呈现增长的趋势，最高达到了147.32%。巨大的债务压力，导致政府根本无力偿还，这也是这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延长，老龄化人口比重越来越高，到20世纪末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都非常快，意大利和德国老龄化率达到20%，希腊、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人口老龄化率都超过了16%。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欧洲高福利制度的刚性，使得欧洲国家福利财政支出难以下降，各国政府需要花大量资金来维持其高福利政策，财政支出持续扩张，进而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只能靠举债来度日。欧洲高福利政策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甚至出现财政危机使得国家高负债，由此对社会经济效率性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影响。

二、欧债危机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欧洲债务危机暴露出欧洲国家过高福利政策的弊端，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强调了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却严重影响了社会效率。将“兼顾公平与效率”作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进揭示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效率体现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公平则蕴涵在生产关系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力，所以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从这点出发，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要彻底转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将效率与公平等量齐观、统筹把握。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定要谨循在十二五计划中提出的建立“适度普惠型”养老保障制度的目标，并且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建立“适度普惠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扩大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逐步缩小农村与城镇保障水平的差距。广泛的覆盖率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达到社会公平的一个前提条件。第二，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法律体系。统一的制度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才是养老保障制度彰显公平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证。第三，建立“低水平”的养老保障，可以从制定适度的养老金替代率等方面，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注重社会效率相联系起来，不造成国家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3]郑成功.中国社会保障3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丁建定.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王群.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D].吉林：吉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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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成因；启示

一、欧债危机概述

欧债危机，其导火索为希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债务危机。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在这个过程中，其为了尽可能的达到欧盟的财赤率要求，大幅缩减自身外币债务，并与高盛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这份协议是以希腊必须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偿还给高盛高额的回报作为前提。但是连续多年整个欧元区经济都不很景气，因此加剧了希腊国内的经济危机。由于无法偿还债务，在2009年的时候就形成了债务危机。

2009年10月初，正当全球经济艰难地摆脱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初冲击，步履蹒跚地走向缓慢复苏之际，希腊政府公告称，预计希腊2009年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大大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了希腊的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浮出水面。之后，危机迅速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希腊债务危机向欧元区蔓延后，其余几个欧猪国家首当其冲，均遭遇了信用评级降级、债务利率飙升以及政府更迭。

二、成因分析

（一）欧洲国家长期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拖跨了经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多年来实行高消费高福利政策，不重视储蓄，通过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把未来若干年的钱提前花掉，只顾眼前享受，忽视可持续发展。如果经济高速增长，高福利或许可以维持，但希腊经济已连续5年负增长，陷入严重的衰退。希腊政府已无力偿债，只能以债养债，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二）其“导火索” 是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出现后，各国政府在应对中陆续推出了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私人领域的去杠杆化和政府领域的加杠杆化，这些措施虽在短期内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却大幅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希腊以及其他一些南欧国家，之前处于一种财政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受国际宏观经济冲击，削弱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陷入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愈加沉重，并导致最后出现危机的局面。

（三）欧洲只有共同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但却没有统一的经济政府。当希腊国内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其政府没有能力来改变目前的状态，欧盟也没有共同的经济政府来对其提供援助。因此，各方投资者都担心希腊政府出现违约现象，故而放弃其在希腊的投资。除此之外，当欧洲爆发金融危机后，欧元区各个国家虽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但其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不能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就造成各成员国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缓解危机，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旦出现不顺利，后果将更加严重，只会加剧欧债危机。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社保障制度要与国情相适应

欧债危机教训深刻，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盲目追求高福利的社会保障，终将加大政府负担，对国家的全面健康发展不利，最终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社保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更要考虑对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进覆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并已取得积极的进展，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要覆面广，如何做好已有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政策空间相当大。保障制度应保持劳动力市场充分的弹性，同时应防止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和低效的福利制度，实现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接续。

（二）继续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被我国政府所依重。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进出口受到严重打击，消费市场更是萎靡不振，我国政府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功扭转经济下滑的风险， 2007年我国是财政盈余，近两年变为财政赤字。因此，如何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放缓，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可喜的是，党的十已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三）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防止盲目扩大，要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措施，分类管理，逐步偿还，将地方政府债务统一到中央政府的管理支配范围之内，也就是“妥善处理存量，严格控制增量”；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税收体制，适度地放权，盘活地方财政；三是在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上，应坚持多给予少索取的原则，加大社会投资力度，扩大财政收入的增值空间，避免地方政府因财政的不足而无难以有所作为，也减少大量举债，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之，要妥善处理地方债务，绝不能让地方债务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障碍。（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参考文献：

[1] 周茂荣，杨继梅.“欧猪五国”债务危机及欧元发展前景[J].世界经济研究.2010（11）

[2] 郑联盛.欧洲债务问题：演进、影响、原因与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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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债务；福利制度；危机；经济；借鉴

“欧洲是现代福利制度的发祥地，英国则是这一制度的先行者。从英国伊丽莎白女皇1601年颁布《济贫法》到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出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英国率先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1]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50年代，福利制度被广泛应用到欧洲其他国家。西方福利制度是人类20世纪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成果，但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保护机制在范围、程度方面均在发生变化，也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西方福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到削减的这样一个改革过程。这几年随着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债务危机加重、经济滑坡而发生危机，导致不同程度的债务危机。审视西方的福利制度，对我国处理福利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西方福利制度危机的表现

1、政府高支出

繁杂的福利项目是财政的一大负担。据报道，从20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然而，即使经济不景气，社会压力大，欧洲的大多数公众却不愿改变高消费、高福利的格局，个别欧盟成员国政府不顾本国财政情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寻求与发达国家同等的高福利。其中欠发达的希腊和爱尔兰较为突出。2010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而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的占比更是高达41.6%。从长期来看，如果这种福利制度不加以变革，经济发展效率不高而福利趋同，则整体社会负担趋重就会导致债务危机。

2、政府高税收

政府的高支出必然导致较高的税收水平。西方各国都是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负越重。而随着维持整体福利制度的开支越来越大，政府对中高收入者所征收的税赋也水涨船高。调查显示，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1倍。税收负担的加重自然会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过高的税收也使得大量精英人才流失，各大公司也纷纷在海外设厂，这也使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失。“高福利所需的高额税收不仅减少了企业利润，更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纷纷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国家，进一步导致本国实体经济规模缩小。” [2]

3、生产高成本

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和实行的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对企业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并不仅仅是月工资，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各种社会分摊金，这也就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为维护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许多欧元区国家依赖举债。同时，福利水平的提高也拉升了单位劳动成本，使希腊等国在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4、社会高失业率

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尽量减少雇员人数，以节约开支，这样就导致许多人失业。同时，高福利政策也养出了一批“懒人”。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甚至出现失业救济金与工资差不多的怪现象，许多失业者也不急于再就业。“激励机制的欠缺使劳动者面临“动力真空化”，从而进一步使得劳动者缺乏劳动积极性，不努力和不愿就业，导致失业率高涨，经济发展萎靡。” [3]所以，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有利于降低失业率，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利于解决在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二、西方福利制度危机的经济发展原因

西方福利制度危机的出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1、对外界的依存高的经济发展

据统计，发达国家GDP增长值中的70%-85%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管理体制创造的，并且全球80%-90%的科学密集型产品及其出口贸易都被西方国家集团所垄断。从全球分工体系来看，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贸易和科技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下，欧元区的某些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在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上的能力相对比较缺乏。例如，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对较低，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受外部影响较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容易出现致命弱点，受到较大影响。

2、相对较弱的转嫁危机能力

美国的负债情况实际上也非常严重，但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即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使国内债务高企，美国还有最后一招即开动印钞机，通过遍布世界的美元把损失均摊到世界各国头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财政赤字即使增加，对老百姓的福利影响并不大。而欧债危机的解决则是侧重于增加其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而各国出于其对本国利益的考虑上，救援问题就难以达成共识，统一的欧元使其各个成员国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的灵活性，而分散的财政使欧盟并没有支配各国资金的权力，欧债危机的关键是债务偿付性问题，而各国又面临举新债困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两大难题无法解决，这必然导致危机爆发。

3、畸形的财政与社会政策

据《经济日报》2011年12月19日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考察了全球98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状况之后表示，北欧国家财政状况最优。其中最突出者当属挪威，没有一点净债务，其他主要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不错。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实行高福利的同时采取高税收，而不是借债消费。通过税收的调节杠杆，北欧国家保证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不至于扩大到危险的地步。事实上，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在收入平均方面要远优于其他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最高的10%和最低10%之间收入的差距，在北欧国家是最小的。这样，即使福利有所削减，贫困者阶层也不会觉得难以忍受。而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也向北欧国家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由于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超过国家财政能力。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给欧洲高福利的国家制度敲响了警钟。

欧债危机发生后，有人对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大加抨击，并以此作为其他国家不能“过度福利化”的证据。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未免失之片面。同样是西方，欧元区国家与美国、北欧之间就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不能简单地从前者的教训就得出“西方高福利制度不行了”的结论。总的来看，高福利本身不是错，它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追求更高经济社会水平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对一个国家来说，问题是有没有实现高福利的基础与能力，以及在基础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如何创造条件实现之。欧元区国家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不是高福利不可取，而是应该把高福利置于一个健康可靠的基础之上，不能采取寅吃卯粮、借债消费的办法。

三、西方福利制度危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自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发生原因的各种看法满天飞，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欧洲国家长期实行高社会福利政策，各类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连年攀升，而经济却没能同步增长，高社会福利导致欧洲劳动力市场日益僵化，产业创新近乎停滞，各国政府只能不断举债。而陷于危机的国家，为了争取欧盟和国际社会的援助，不得不实行财政紧缩计划，减少在福利方面的开支，从而引发了其国民的暴力骚乱。但这并不能以此作为其他国家不能“过度福利化”的证据。高福利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随着经济社会水平提高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的最关键之处，就是你的经济还可不可保持高速的增长。发展福利一定要依据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于此思考，以下三个方面需特别重视：

1、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国家有限干预的市场运作下，让所有人可以发挥其才干，先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的政府现在正从发动机型政府向引导型政府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产业资本发展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需要很多人的合作才可以奏效。比如说以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今天的比尔盖茨等等，都比较容易体会到自己的财富，其实是由公司里面的上万员工的协作，才可以财源滚滚。所以做好员工的福利是公司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不能走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之路，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其国民提供了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社会福利待遇。而且高社会福利易于造成福利依赖，养成人民好吃懒做，缺乏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竞赛场中没有足够竞争力。

2、通过国家的递进性税收政策，实行多赚钱，多交税，少赚钱，少交税来做到分配公平

从巴菲特呼吁对富人征税可以看出，美国的分配不公是非常严重的，富人其大部分所得由于是资本利得、红利和“附带权益”形式的非劳动所得，享用15%的优惠税率，而美国中产阶级纳税人一般按25%的税率缴税，所得额越高，适用的税率也越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这是中国所不能去“接轨”的。而这次债务危机中北欧国家风平浪静，没有发生社会动荡，原因除了国家财政没有债务以外，其税收杠杆的作用非常重要，事实上，通过税收调节，北欧国家在收入平均方面要远优于其他西方国家。这样，即使福利有所削减，国民也不会觉得难以忍受。

3、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来做好社会关怀

中国古代社会有丰富的福利思想，大都是建立在民本思想、重民思想基础之上的，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安定状况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稳定。《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虽然儒家文化有许多糟粕，但是鲁迅在杂文《拿来主义》中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拿来主义”，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此等社会福利，那么中国的维稳任务就会比较艰巨。

综上所述，欧洲债务危机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不是高福利不可取，而是应该把高福利置于一个健康可靠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社会福利支出应在GDP中有一定的比例，至少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情况范围内，更不能采取寅吃卯粮、借债消费的办法。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福利模式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开盛，张冬林.欧债危机与西方福利制度的再审视[J].学习月刊，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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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泡沫化严重可以说是引发西班牙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泡沫的破裂不仅对经济冲击巨大，而且使西班牙银行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坏账率飙升。而西班牙政府为了救助银行，债务规模大幅增加。

房地产泡沫是导火索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欧洲经济形势不断恶化。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引发始料未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货币市场面临流动性短缺、资金外逃、银行业危机等问题，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相继陷入债务危机之中。

西班牙是欧盟的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形势也迅速恶化。2009年，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西班牙经济呈现负增长；2012年，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全面爆发。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债务规模不断增长，2012年债务总额达到8844.16亿欧元，占GDP的84.1%，比2011年增长14.8%。

二战结束后，西班牙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直到1986年加入欧共体，才重新融入欧洲社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十多年里，西班牙经济曾维持多年的快速增长，1999-2007年年均增长率达到3.7%，在处理政府预算收支平衡问题上也表现良好。

但2008年后，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不同于希腊，西班牙债务危机并非由于常年赤字、不断举债引致，其导火索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西班牙人过度热衷房地产，房屋拥有率为82%，2004-2008年西班牙房价上涨了44%。危机发生前，由于欧洲一体化程度较高，欧洲市场内资金充足，融资成本较低，导致西班牙出现购房热现象，房地产泡沫化严重。泡沫破裂后，西班牙建筑及房地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西班牙失业人口已超过600万，失业率达到26.6%，高居欧盟之首，在这之前，西班牙失业率仅8.5%。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领取失业救济大军，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导致政府负债无形增加。

银行业危机推波助澜

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西班牙银行业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坏账率飙至10.5%，且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政府出面救助银行迫使西班牙政府债务大幅增加。

西班牙银行资产中国内贷款占主导地位，达银行资产的58.9%，主要放款给地方政府、建筑业、房地产业等部门，家庭消费主要集中于按揭贷款、购房贷款等方面。在银行资产类项目下，占比较明显的是政府债券，其主要来源来自国内部门及欧元区成员国，分别占到银行资产的12.6%和8.1%。

通过分析其负债结构发现，西班牙银行债务主要依赖于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其中63.8%来自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小微金融机构。欧洲各国银行有相互持有债务的习惯，作为主要债权人，英、法、德持有债务危机国债务总量的一半，同时西班牙也大量持有他国债务。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这样的负债结构极易使得银行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出现流动性问题。

西班牙政治体制特殊，自治区政府拥有部分自治权，国家政府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约束力相对较弱。地方政府为扩充自身实力滥用财政款项，通过公共设施建设获取暴利，并唆使地方银行大量投资房地产业谋取利益。

西班牙政府债务主要由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部分组成，中央政府债务占79.48%，主要集中于长期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占25.18%，主要集中于长期贷款。长期贷款占地方政府债务的65.4%，并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债务危机爆发后，地方政府无法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无力偿还债务。至今，已有8个自治区向中央政府申请救助，使得西班牙政府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实证研究

根据指标满足客观性、完整性、可操作性和敏感性的原则，本文选定政府债务率、财务赤字率、GDP增长率等共15个四大类财政指标作为初选指标进行实证分析。鉴于分析整个经济周期变动有助于掌握债务危机的深层影响，本文选取2001年-2013年季度数据（50组）作为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通过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及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西班牙债务危机的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子的识别程度较高，拟合程度非常好。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4个有效公共因子，分别为：替代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政府贷款占GDP比例、国债利率、建筑生产指数，反映西班牙债务积累情况的因子变量；代表短期利率、欧元区同业拆借利率、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政府贷款占GDP比例，反映银行业活动与西班牙债务之间联动关系的因子变量；集中载荷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例、指数、股票价格指数、HICP、房屋价格，解释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因子变量；以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例、GDP增长率作为主要因素，反映政府财政指标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因子变量。

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影响因素识别后，得到以下结论：因子变量在变量中解释力最强，主要反映了西班牙债务积累与西班牙发生债务危机的正相关关系；因子变量解释力稍弱，与债务危机负相关；因子变量在3个公因子中解释力最弱，与债务形成正向关系。

实证检验的结果明确指出了，银行业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包括西班牙本国在内的欧元区众多银行，其资金多以贷款或债务形式流向西班牙政府；二者属于相互作用，在债务危机发生后银行业反应剧烈，解释了为何西班牙债务危机引发了银行业危机，波及整个欧洲金融市场；检验了“欧元区一体化程度较高，各国银行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债务持有率较高，各成员国之间互为债权人”的说法，间接表明欧债危机的迅速传染，与欧元区高度金融一体化导致银行业成为主要传播媒介有很大关系。

综上所述，对西班牙债务形成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国债利率、政府贷款、地方政府债务、建筑业生产能力、房屋价格、股票价格、广义货币量、经常项目余额、通货膨胀、政府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经济增长、银行利率、欧元区同业拆借利率，其影响程度依次减弱。

对中国的启示

短期内西班牙应解决国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避免导致银行业全面崩溃，引发大规模银行业危机。从长期发展考虑，西班牙应控制债务规模、调整债务结构，维持债务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强偿债能力；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出台金融监管及惩罚政策，防止投机者扰乱金融秩序；积极配合欧元区建立金融稳定机制，共同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

作为经济共同体，欧盟应加强成员国的财政协调，提供资金援助，短期内可直接缓解债务国压力。从长远考虑，应完善欧洲央行等金融职能部门，明确其职能，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并赋予相应权利；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以弱化信用评级机构对成员国经济环境的冲击。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西班牙的产业结构存在失衡，经济主要依赖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及旅游业，虚拟经济发展过快。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进而引发了债务危机。

回想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样也存在相似的问题。中国近年来房地产业泡沫化严重，金融业高速发展，而实体经济相对较弱，若出现不对称冲击，中国也很可能重蹈西班牙的覆辙。所以，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应尽可能的扩大内需，防止因过度依赖外需而受到的冲击，保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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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权；债务危机；体制缺陷；地方政府；透明度

希腊的主权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开始，2009年底，希腊政府突然宣布希腊政府债务余额已经超过其GDP的110%，财政赤字超过了GDP的12%以上，这些财政标都早已超过欧盟规定的标准，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危机随即越演越烈。除开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爱尔兰、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也相继陷入债务危机中，一场欧元区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正在冲击着整个欧元区，并逐步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导致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加以分析和总结，从而有效避免危机带给我们的冲击，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理论依据

从冰岛主权债务危机开始、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国债风险，债务危机像“肿瘤”一般席卷了全球！据有关金融机构统计，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已达到36万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主权债务危机涉及多国，成为全球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欧洲债务危机即欧洲主权的债务危机。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2013年12月16日，爱尔兰退出欧债危机纾困机成首个脱困国家。所谓的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国家信用，是指主权国家将主权当做担保，面向国际社会以发行债券的形式所筹集的资金。大多数的主权债务是以外币为单位，向国际金融机构或者外国政府借款以自己的主权作担保，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向国际社会所借的款项。由于主权债务大多是以外币计值，向国际机构、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但由于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导致债务国家的信誉评级被调低，就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指标：清偿率是指债务国还本付息总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重。通常不应超过20%。负债率：一国当年外债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比率。通常不应超过10%。）如希腊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时导致居民消费降低，导致经济下滑，货币高估抑制了出口量，无法掌控利率和汇率工具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举债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由此赤字不断累积。赤字与收入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2010年起欧元区其他国家也陆续陷入危机的泥潭，欧债危机已经波及到整个欧盟。

二、欧债危机起因

（一）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过度举债

在欧盟中各国经济结构并不尽相同，尽管都是欧元区国家，但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财政政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为了扩大组织规模，已经有27个加盟国的欧盟依然在极力拉拢一些希望加入欧盟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算发达的国家。正因为这一举措，使得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存在的劣势逐渐显露，例如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极力与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导致支出水平远远超过GDP增长水平。加之，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的特征，上调后再进行调整是相当困难的，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导火线，这些深层次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在欧元区一体化后，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由于各国不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联盟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偏好没法满足，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法有效利用货币贬值的契机使本国的出口量快速增加形成对外有效经营增加本国净出口。无法增加收入的背景下，财政赤字问题自然也就不得得到有效解决，于是经济逐渐开始呈现结构性的衰退趋势，并且还面临债务膨胀，这使得国家之间差距越拉越大。同时，欧元区的救助机制希望成员国之间形成一种最优的模式，但是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却导致这种期冀事与愿违，搭便车行为就是最好的佐证。

（二）统一货币的制度性缺陷

就如欧元奠基人前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格尔所言：欧元区仅建成了货币联盟，缺乏财政政策协调机制是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欧元创建后缺乏统一机构对各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予以监督，理应确保各成员国遵循统一经济发展标准，但这一点没有做到。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经济衰将欧元区体系问题这一制度性缺陷暴露无遗，即在欧元区内欧元有欧洲央行统一发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货币政策则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主权国家掌控，实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分离的制度。这使得主权国家没有办法有效的将这两种手段有效的结合起来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主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无法使用利率和汇率这两大工具，为了复苏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各成员采取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举债来加大投资，政府加大政府购买等方针来完成。加之，这些国家的债券也会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机对象，债务规模进一步加大。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中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都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处于失控状态。但是如果这些债务不能被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也会有导致债务危机的可能发生，从而对市场以及经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一）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从国民经济大范围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和与国际比较同口径的赤字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内，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为此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量化GDP的增加，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或社会举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从公开披露的数据看，截至2011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是30多万亿元，债务率为37.8%。2012年债务数量比2011年增加了几万亿元，债务率基本在40%左右。这些地方债务多数质量不佳。再加上中央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放松了对地方政府的管控。中央政府在战略上允许地方政府绕过限制它们从银行借贷的政策，使它们可以通过创造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获得贷款。这种做法造成了贷款的隐性累积。在这种债务规模增加，不确定性风险放大形势下，势必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予以高度的重视，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加大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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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经济发展历程

拉美是发展中世界最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地区，纵观其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00～1945年）。这段时期是拉丁美洲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拉美大部分国家在18世纪逐步脱离西班牙、葡萄牙统治，走向独立，在受殖民掠夺的同时，欧洲等地大量移民进入拉丁美洲，带来农业、矿业等需要的劳动力和技术。独立后，拉美各国政府为初级产品投入了更多土地，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如运输、通信和储藏技术，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创造了条件。而此时，工业革命促使拉美宗主国急需大量原材料进行工业生产，拉丁美洲以丰富的自然资源换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逐渐形成了以自然资源划分的鲜明区域分工。

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阶段（1945～1980年）。在这一阶段，拉美各国纷纷走上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拉美大部分国家基本保持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发展战略上，拉美各国转向国内市场，走内向型发展道路，此时经济发展特点主要是：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以取代制成品的进口；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带动国内外私人投资；建立高关税和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工业化发展中增加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

债务危机阶段（1980～1989年）。在这一阶段，拉美先后爆发了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经济从高速增长迅速陷入“失去的十年”。其爆发的主要原因：其一，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变化。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涨，1973年的两次石油大幅度提价使得大量石油美元流入西方商业银行，造成国际资金市场供过于求。实际利率大幅度降低，种种变化诱使拉美国家放手借贷，大量借入以浮动汇率计息的商业贷款。到80年代初，国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迅速上升，拉美各国债务形势急剧恶化。其二，是拉美国家没有合理利用所借资金，很大一部分通过借债获得的外资被投放在周期长和收效慢的基础建设上，而同时忽视了出口产业的重要性，出口产品结构仍停留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水平。

“边改革、边发展”时期（1990年以来）。80年代，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各国为恢复经济尝试进行新的改革，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但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将拉美地区经济拖入泥潭，GDP增长率低于“失去的十年”水平，被称为“失去的五年”，直到2004年拉美才开始了新一轮经济复苏。但好景不长，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到来，拉美经济再次遭受重创。不断的危机促使拉美持续进行改革，不断调整经济政策，拉美步入“边改革、边发展”时期。但纵观80年代危机后各国改革的方向，可以发现：拉美各国纷纷由“内”再次转向“外”，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拉美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拉美经济曾一度快速增长，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1000美元，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后来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以来，相对东亚经济的缓慢发展，拉美暴露出发展中的不少问题。

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在拉美独立前，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全社会90%的财富被10%的人占有。尽管19世纪初拉美各国相继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少数家族和利益集团仍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生活。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1世纪初，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4%；同时，10%的富人与10%的穷人分别占有国民收入的48%与1.6%，差距极大。近年来，拉美各国都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大都处在0.4的国际警戒线以上，仍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的地区之一（见表1）。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自20世纪40年代起，在拉美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拉美发展主义”指导下，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大力实行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但受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这种内向发展模式的制约和政府政策导向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工业部门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工业体系在国际上不具竞争力，没有支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均衡体制和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中，许多国家发展出现倒退，存在“逆工业化”现象（见表2）。

过度依赖外资。拉美地区具有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开放的市场等比较优势，而内部资金积累严重不足，依靠外部力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拉美国家长期以来资金上在外债和直接投资方面都严重依赖外部力量，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金，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在拉美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外部资金占拉美国家内部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加，1970～1981年，阿根廷该比重由3.8%上升到31.7%，智利由7.9%增加到71.6%，墨西哥由4.7%上升到23.7%，巴西由14.9%增加到26.8%。20世纪60年代，拉美外债总额由59亿美元增加到161亿美元；70年代，外债总额翻了13倍，达到2303.6亿美元。由于外债总量过大，还本付息任务艰巨，1982年，拉美地区债务危机爆发，经济陷入长期困境。进入21世纪后，虽然拉美地区各国大力进行改革，债务比重有所减轻，但目前仍有不少国家相对保持高位，超过国际上30%的安全底线，阿根廷、萨尔瓦多和乌拉圭甚至一度逼近50%（见表3）。

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拉美国家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不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没有考虑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拉美的资源和环境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为谋求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拉美各国过度开发宝贵的自然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能源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拉美的工业化进展，拉美石油产量1960年为13.74亿桶，1980年增加为21.23亿桶，20年间增长了54.5%。1950～1970年，拉美地区锰矿石开采量从25万吨飙升到201.6万吨，硫磺的开采量从6.2万吨增加到154.3万吨。伴随经济发展，气候变异和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相互叠加，使拉美地区的生态环境状态越来越脆弱，人民生产、生活和经济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制约。

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特别是我国在21世纪初加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不少类似的问题和挑战：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大、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独立发展能力弱等。借鉴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应在以下方面继续加强。

坚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以年均9%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虽然2011年和2012年增速降至9%以下，但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结构不平衡仍很严重。此外，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尤为尖锐。因此，必须继续坚持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完善社会公平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由于资源、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不同区域、不同阶层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80年为0.32，处于国际警戒线之下，1984年曾一度下降至0.257，随后在1990年攀升到0.355，2003年上升到0.458，超出国际上0.4的警戒线。在世界银行2011年发展报告所列出数据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基尼系数位列第27位，与很多拉美国家的水平接近。贫富差距悬殊会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我国应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中吸取教训，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政府公共职能、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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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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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政府的宏观干预进行反周期调节，是有效应对当前经济调整的重要保证。国外近年来在危机应对和周期性调整中采用过诸如改革金融体系、实行扩张性财政、保障农业增长、实行结构性减税、改革公积金制度、刺激中小企业增长等措施，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应对此轮周期性调整，具有重要借鉴。

1 金融体系:改革现有体系还是解决流动性

经济调整时期最明显的表现是银行不良资产的爆发和流动性不足，为避免衰退，刺激增长，西方国家首先要做的是稳定银行体系，逐渐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刺激其释放流动性。政府可以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或次级债券，直接或通过官方清收机构购买不良债权，以及用政府债券置换银行不良债权等形式注入公共资金等。以美国为例，对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环境进行配套改革和调整的措施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危机时对不良资产的处理方式，通过在银行体系内自行消化、对不良资产存量的形式进行非中介化改造，以及将其从总资产中剥离出来转移给新的回收机构、债权拍卖等方式进行;二是对金融业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三是对银行体系外部经济环境进行的全方位改革。

和美国不同，中国的银行业风险主要在于外部危机的输入性风险、实体经济增长滑坡和外汇敞口风险。因此，政府在以增长为取向的金融体系的干预中，审时度势的调整货币政策并积极完善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建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企业经营风险，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金融干预上，我国需要采取适合自身的调整路径和举措，在迅速补充流动性确保实体经济金融需求基础上，密切关注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严防金融干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稳步推进包括衍生业务在内的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2 扩张性财政政策:如何避免“挤出效应”和“政策失灵”

作为萧条时期运用最普遍的政府干预手段，扩张性财政因见效快而备受重视。但是财政政策的运用需要复杂的集成条件和时机把握，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赤字和债务危机。日本20世纪90年代巨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如扩大基础部门投资、促进民间设备投资、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等。然而，财政支出没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日本陷入财政危机之中。到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4%，国债依存度为28.8%，长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64.4%，成为西方国家扩张性财政的深刻教训。日本财政政策失灵的教训在于:一是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适用环境是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相协调，金融自由化扩大了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导致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增加并没产生长期影响;二是过分依赖财政支出来扩大有效需求，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解决体制导致的需求委靡;三是多重政策目标的竞争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因此吸取日本的教训，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保增长时，首先，特别注意财政政策的综合配套使用，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短中期过程拖入到中长期过程。其次，财政投入是拉动投资需求的引导者，但并不是唯一参与者，它是拉动内需的先锋而不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再次，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财政扩张—债务扩张—过度赤字—财政危机”的陷阱，确保财政政策的推行建立在充足的财政支付能力和有效的赤字限度内。

3 农业增长:选择就业导向还是科技导向

宏观经济调整时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既表现在确保经济下滑期间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供给，也表现在通过提高农业就业创造能力，吸引工业产能不足所造成的劳动力分流就业问题。在全球滞涨的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劳工组织推行了一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就业导向发展战略”，主旨是通过把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和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农业部门连接起来，以提高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发展农业对非农企业尤其是位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企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来加强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联系。二是推进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迅速提高农业产出的国内需求。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中，应认识到农业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导向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导向，既要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也要关注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引导，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和育种技术、温室技术、提高单产的技术。进一步优化投资主体和投资结构，及时调整升级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结构，积极推进有助于大幅度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流通体制建设。

4 结构性减税:如何保持减税效果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计划。2008年，加拿大政府将该国的商品与劳务税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此次税率下调，使加拿大消费者减轻税负60亿加元。墨西哥降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税率，同时小公司所有者和自雇者如果通过网上申报纳税，可以获得1000比索的抵扣，全年的减税总额约为131亿比索。美国则是延长对住房抵押贷款保险费用的税收扣除期限到2010年。

但是，减税对宏观层面的影响是复杂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作为一个处于战略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还很重，政府职能不可能调整到“守夜型”，保持税收负担的相对稳定是一种必然选择。另外，各有利益取向的税务阵营本不愿意放弃更多可征税项以及相应的征管职权，全面减税不仅意味着他们可能丧失一些利益，更意味着他们的职权将受到相应压缩与裁减。当税负被结构性削减，由于税外收费的无限扩张，又可能抵消掉减税的实际效用。这给政府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要求，就是必须尽可能地逐步清理体制外收费以及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

5 调整公积金制度:如何平衡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公积金制度是保障员工福利的重要措施，其缴存比例的高低对于企业的财务绩效有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加坡长期高积累以及过快提高公积金比率，给实体经济在短期造成过重负荷。短短的六年时间，新加坡政府将个人公积金交纳比例从37%提高到50%，从而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利润，同时也抑制了个人消费，导致经济衰退。面对危机，新加坡政府从降低雇主交纳比率，降低企业成本入手，在陷入衰退的两年内将雇主的交纳比率从原来的25%降为10%，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微观经济实体的流动性与活力，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但是，降低公积金比率却抑制了个人的住房消费和贷款，又造成个人消费的抑制，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从而造成政策效应的对冲和抵制。

从新加坡的改革可以看出，特殊时期对公积金制度进行调整，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可以有效促进反周期调节，但为应对由此带来的消费抑制，必须通过系统性政策来平衡与协调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另外，适当增加我国公积金的灵活性与流动性，增加公积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力度，采取各种便利措施，适当扩大公积金在房地产之外的使用限制，鼓励和促进居民使用公积金满足和改善居住条件，是促进当前内需的必要选项。

6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性资金如何充当“放大器”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支柱，也是调整时期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部门。经济衰退时期的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各种鼓励创办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政策，目的是减少失业并提高生产率。德国主要通过税收政策刺激中小企业增长。德国在1984年就开始实行对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1986年又开始税制改革。目前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提高中小企业营业税起征点;提高中小企业设备折旧率;降低所得税下限等。法国重视通过财政补贴使中小企业拥有充分的资金。其地方优惠计划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政府采购的报价、信息披露方面，为中小企业降低竞争门槛，并扩大信息网络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二是降低政府采购项目的标的，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三是制定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目标。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核心是帮助中小企业取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策性资金在弥补中小企业金融缺口中主要是充当“放大器”，以有限的政策性资金去孵化出更多的其他资金，并在市场环境和交易平台等方面进行扶持。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借鉴经验，在政策性资金上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和倾斜，并在中小企业政策性资金发放、项目可行性审核、资金使用监管、资金利用效果等方面强化专业化的运行机制，避免造成政策性资金的浪费。同时，更应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尤其是要提供交易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担保机构运行机制和可循环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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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福财，黄彬云.促进就业增长的国际经验与教训[J].改革与战略，2007(5):41.

篇9

对美债危机的危害性要有充分认识和准备

美债危机的危害首先在于“失信”。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基石是信用。2008年下半年，源于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大量违约和金融衍生产品泡沫破裂，就引发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美欧等国长期负债消费、透支未来的发展模式的弊端。然而，3年多时间过去了，美国“借债成瘾”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更加严重，不得不“印票子”、依靠财政赤字的扩张来减少和转移自身困难。因此，美债危机是对目前美元主导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从以前的企业经营危机，演变为目前的美欧财政危机。势必严重挫伤投资者信心。

美债危机具有“连锁”效应。受美欧债务危机影响，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黄金升至历史高位，人民币升值加速。始于希腊的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最近，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亦卷入漩涡之中，又传出法国将被信用降级，引起市场恐慌，大有火烧连营之势。而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受挫，危及当前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使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更加严峻。美国为免于经济二次探底，必将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剧流动性泛滥和全球通胀化压力，使正在艰难复苏进程中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美债危机的危害性还表现在“远虑大于近忧”。8月2日。奥巴马签署了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暂时解除了美债违约风险，但美债危机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大隐患。目前美国的债务上限已经从9年前的6.4万亿美元增加到16.7万亿美元，而未来10年美国的赤字仅承诺削减3万亿美元。美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这种承诺，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我国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约三分之一投资在美国国债上，假如有朝一日美国在削减债务时遇到国内政治的阻碍，面对违约和转嫁债务的两难选择，我们的处境将会比现在糟糕。对此，必须认识美债危机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充分准备，妥善应对。

美债危机对浙江的影响不可避免、不容轻视

浙江经济外向度高，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贸活动。美国是浙江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也是浙江的第三大进口市场。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的10年间，浙江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6.9倍，年均增长21.4％。美国也是浙江主要外资来源地之一，目前已有23家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浙江投资了32家企业。近年来，浙江企业对美投资发展迅速，截止今年4月，我省经审批和核准在美国设立的境外企业和机构计710家，占我省境外企业数的15％，美国已成为我省境外投资企业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今年7月，赵洪祝同志率浙江代表团在美国盐湖城以及印第安那州、新泽西州签约项目32个。协议金额40，5亿美元。开展更加紧密的经贸交流与合作，需要稳定、诚信、平等的经贸环境。

当前，我省经济下行和上行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相互掣肘。美债危机对浙江影响虽不直接，但它将给全球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也必将给浙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考虑到美国经济复苏前景黯淡，财政增收幅度有限，同时削减财政开支之路布满荆棘，最终结果是美国政府依然要靠举债过日子，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因美债违约而大幅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我省出口和经济增长很难独善其身。具体分析，美债危机对浙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低增长”。目前，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中长期低速增长的时代。除了德国、日本等几个国家保留占GDP不到20％的制造业外，大多数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多少工厂，却拥有很多财富，这些财富主要来自金融业。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金融业仅占美国人薪酬总额的3％，而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4％。如果美国债务危机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将从需求方面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其影响可能不会亚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浙江而言，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民间创造活力明显增强，但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问题突出。全省年产值超10亿元的312个特色产业区块，大多处于供大于求的竞争性领域，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利润十分微薄。今年7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30.5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2，5％，为近三年来最低。美债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增长将会低于预期水平，浙江在全球经济“弱增长”格局中实现自身平稳较快发展任务艰巨。

二是“高通胀”。为了弥补财政支出削减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美国必然采取低利率政策，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使我省输入性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稳定物价难度更大。价格是经济活动的主轴。过去几十年，我们持续推进工业化，从农业吸收了大量社会资源，造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和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而“投资饥渴症”在各地工业化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这种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极易产生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工业化同步推进的城市化，导致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上升而推动价格上涨。资源供给总是有限度的，而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资源消耗无穷无尽，供需基本矛盾决定价格走高将是一种长期趋势。今年7月份。浙江CPI同比上涨6.3％，PPI同比上涨6.4％。价格水平继续高位运行。美债危机发生后，将使我省经济政策调控处于“内忧外患”的地步。高物价，抬高企业成本，降低企业利润，“高成本+微利”成为常态现象。

三是“多难题”。美债危机将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继续下降，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3991，升破6.40，而176个基点的单日升幅也创下逾9个月新高。按浙江现有出口体量测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升值0.1元，浙江出口汇兑损失约16亿元。事实上，今年以来我省经济在平稳发展中，也已出现一些值

得警觉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用工荒、电荒、钱荒现象愈演愈烈，一些企业处于开工不足的状况。随着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企业从季节性招工难演变为常年性用工缺口，人口“未富先老”问题和企业用工问题日益突出。去年以来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银行利率，个别行业遭遇银行停贷。今年，浙江又遭遇7年来最严重“电荒”。预计最高统调用电负荷需求5000万千瓦，比上年增长18.9％，缺口比例将达总用电量的1／7左右。美债危机发生后，新的不确定性增加，推动浙江发展面临新的难题。

把“防胀、防滞、防缩”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经济工作的重点

这次美债危机也给浙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美债危机的根源在于投资与消费、实体与金融严重背离而形成的结构性“失衡”，导火线在于“失策”。传统上，美国经济靠技术进步、产业创新、刺激企业活力等手段拉动。而2008年美国政府为应付金融危机，出台的政策只靠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产业上没有进行创新，所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力度过大，政府举债过多。通过提高财政赤字来推动经济，在政策上是失败的。我们要吸取教训，着眼于趋利避害推动转型升级，加快政策调整，进一步深化“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经济工作思路，把“防胀、防滞、防缩”作为浙江经济工作的重点，努力把美债危机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一要缓解“通胀”压力。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浙江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城乡收入差距是全国最小的省份之一，对物价的承受能力总体较强。但也要看到，浙江正处于结构转型期，节能减排、资源价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资标准等转型政策，都将带来成本性涨价压力。美债危机发生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传导性增强，随着PPI向CPI传导，物价上涨演变为通货膨胀的隐忧凸显。无论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还是前阶段“菜贱伤农”和最近的“猪价飞涨”，都由原材料价格波动在产业链逐步向下传导而引起，无孔不入的游资炒作起到放大作用，都会增加产业链下端的经营难度。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价格调控措施，抓好“米袋子”和“菜篮子”建设，科学合理调节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努力缓解价格矛盾和通胀压力。

篇10

【关键词】西班牙；欧盟；经济危机；房地产泡沫

引言

从1997年到2007年，是西班牙房地产市场“疯狂的十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价成倍上涨，供大于求，导致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甚至触发了西班牙经济危机。

1、危机的背景及成因

1.1欧洲方面

自2009年起，欧洲的一些国家陷入了危机，这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加深和延续，主要是由于债务超出了政府可承受的范围。早在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爆发时，冰岛的债务问题就已浮出水面，紧接着，欧债危机又在中欧及东欧国家爆发，由于国家小，加上邻国的援助，还不足以引起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赤字比例将超过12%，比欧盟规定的限额高出3%，接着，三家评级机构下调希腊评级，欧债危机在希腊爆发。在2010年的头几个月，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找到解决希腊危机的办法，但欧元区的成员国担心他们的纳税人不满对希腊的无条件帮助，同时，欧元区管理机构不能很好的运作，对希腊的救援计划无法快速进行，因此，欧债危机继续恶化。此外，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西班牙也被卷入欧债危机。

1.2西班牙方面

从九十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增长迅速，很快成为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西班牙房地产行业却过度发展，形成房地产泡沫。相对于欧盟其他国家来说，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影响，西班牙经济危机更为严重。

美国、英国、希腊、爱尔兰及一些其他国家都经历过房地产行业的繁荣时期，但是他们相比，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影响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从1995年到2008年，西班牙房价增长率高达190%，平均每年增长15%。同一时期，美国房价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4.2%至6.1%。相对于其他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平均房价与人均收入的比例及国民负债水平的比例都是最高的。从2000年到2008年，西班牙的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以平均每年14.5%的速度递增，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房地产投资。截至2008年底，西班牙的债务总额达到4.9万亿欧元，这是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42%，这个数字远高于美国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房地产的数量和价格同时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情况在英国和爱尔兰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原因是住房的供求不平衡，新建住房的数量跟不上需求的增长。西班牙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新建住房和房价同时上涨。从200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60万套住房，其数量超过了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个国家的总和，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都有几套住房，甚至还有大部分住房无法出售。

房地产占GDP的份额过大。从1995年到2006年，建筑业占GDP的比例由7.5%上升到12%，到2007年，这一数值高达15.7%，而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来说，建筑业占GDP的比例仅为9%。从2000年到2007年，西班牙20%的就业机会都是由建筑业提供，即五分之一的就业机会都来自于一个单一的行业，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失业率将会激增。

出现的严重后果：金融危机过后会出现信贷紧缩的情况，利率较高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地产业、建筑业、银行和相关行业都处于危机中，西班牙经济正经历5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到20%，其中45%为青年。未出售的房屋大部分归属于银行名下，银行不想让损失变为现实所以不愿低价出售房屋。

1.3出现危机的经济原因

移民的增长导致住房需求的增加。近年来，西班牙成为接收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西班牙的人口增长了18%，劳动力增加了25%，其中98%的移民来自于东欧或者拉丁美洲，在十年之内，移民人数从50万增加到了500万。

利率的下降降低了贷款成本，刺激了人们对住房的消费。在1999年欧元出现后，西班牙的实际利率急剧下降，银行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贷款变得越来越便捷，贷款利率呈下降趋势，在1991年到1996年期间，贷款利率由17%下降到10%，2005年下降到3.5%。

买方接受浮动利率增加了信贷风险。由于贷款的低利率持续了很长时间，买家预期未来的利率会更低，所以大部分的西班牙买家选择接受浮动利率买房，这会导致西班牙对贷款利率的变化更加敏感。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信贷环境变化很大，贷款利率提高到5%，在2009年上升到9%，购房者需要归还的贷款增多，这增加了贷款违约和银行金融风险。

更多的家庭愿意投资房地产。西班牙和一些北欧国家相比，社会保障能力较弱，家庭需要累积足够的财富来抵抗疾病、失业、退休等未知的风险，所以房地产成为家庭最偏好的投资方式。

大量空置住房成了政府、银行和交易商最担心的问题。据西班牙最有名的房地产中介机构tinsa的估计，仅在马德里就有5万套住房尚未出售。此外，2010年有11万套住房被退回，增加了未售出房屋的数量。据政府估计，如果三年内不能卖出所以有的空置房屋，西班牙的经济状况将比美国更糟。

2、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发展

西班牙财政赤字在2009年上升到了11.2%。比欧洲稳定公约设定的赤字上限高出很多，西班牙政府保证在2013年使其恢复到正常标准，但标普预测2013年西班牙财政赤字仍会超过5%。

西班牙经济下滑后，西班牙出现大批的失业者，失业率高达24.4%，接近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去工作。西班牙统计局后公布的数据显示，失业人口上升到了1873万，失业率高达26%。对于年龄低于25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50%左右。目前这代年轻人被认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他们却面临着欧洲最严峻的失业问题。大约有68%的年轻人想离开西班牙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因为西班牙青年人失业率为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并且还有增长趋势。

房地产危机导致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对于西班牙银行系统来说，地方储蓄银行存在的问题最大。不同于其他商业银行，西班牙地方储蓄银行大多有上百年历史，股东多为对方政府。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地方政府鼓励银行发放贷款以刺激地方经济，而不注重贷款者的实力，有些贷款甚至发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地方储蓄银行成为重灾区。几年前西班牙有40几家地方储蓄银行，由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许多地方储蓄银行都破产了。近年来，西班牙央行通过收购股权或合并的方式，使地方储蓄银行的数量减少。相较于地方储蓄银行来说，各大银行的状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的业务比较分散，不依赖于房地产行业。例如，桑坦德银行就拥有很多海外业务。对于大型商业银行，国家会制定计划来帮助他们，此外，欧洲央行可以购买国债或提供国际援助，但情况并不乐观。

2010年4月，评级机构标普下调西班牙长期评级至AA，标普认为西班牙经济仍在遭受房地产泡沫的冲击，分析师在报告中写到，本次降级还考虑了西班牙公立和私营领域借贷成本有居高不下的可能性，劳动力市场停滞不前和出口能力较低都将进一步阻碍西班牙经济的复苏。

由于西班牙经济前景的恶化，西班牙国内银行系统又急需大量资金注入，2012年6月7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下调西班牙评级至BBB级，评级展望为负面。惠誉认为，西班牙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西班牙在国际市场筹集资金为银行融资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3、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3.1欧元区应对措施

面对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欧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维护金融稳定。首先，向本国的问题金融机构注资，如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共同注入64亿欧元到德克夏银行，英国国有化北岩银行，暂时缓解了银行危机。其次，爱尔兰、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典、丹麦、冰岛等国家都宣布对银行个人账户提供担保以稳定储户的信心。第三，欧洲央行、英国及其他国家央行联手美联储注入流动资金到欧洲银行系统。但是，由于欧元区的货币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特点，欧盟不能采取统一行动，很难应对已经蔓延到整个欧盟境内的金融危机。

首先，欧洲央行的首要职责是维持欧元区的物价稳定，而不是承担贷款人的角色，因此，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央行只能向整个银行系统注入流动资金，难以解决银行单独的偿还问题。其次，欧元区的各国央行并不是货币发行银行，财政政策只能由政府来执行。特别是，政府对本国纳税人负责，对外资银行却难以救助。最后，从技术层面上看，一些欧洲大银行因为跨国经营，所以很难得到某一个国家的援助。这些大银行在各国都有独立资产负债表的子银行，同时，银行总部对子银行的事务及资本有高度统一的管理。一旦银行被国家分割管理，银行业务将无法继续开展，只能由国家暂时接管出售，但在此情况下，很难找到买家。

在2008年举行的巴黎峰会上，德国和意大利反对法国提出成立救助基金的建议，会后联合声明，各国共同致力于确保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但应对危机的措施仍由各国自己决定。但是，如果欧盟不实施统一的措施，解决方案只会事倍功半。

3.2西班牙应对措施

在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向欧盟提出援助请求后，西班牙也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因此，政府和银行都尽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试图阻止债务危机的蔓延。

西班牙央行加强监管措施，督促银行公布房地产市场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和不良贷款量，特别是对于隐瞒呆账坏账的银行，增强资产透明度。西班牙政府还致力于银行的兼并和重组，推动资产整合，储蓄银行的数量从45家减少到17家，从而节省了大量财力和物力。2011年2月，西班牙政府批准的监管体系，旨在促进地区储蓄银行的重组改革。根据这项法律，西班牙银行监管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要求所有银行把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其中未上市的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以迫使储蓄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从而转化为常规商业银行。对于一些无法完成市场融资的银行，西班牙政府通过成立银行重组基金向其注资，使银行国有化。银行重组基金已在2010年向部分储蓄银行注资110亿欧元，西班牙政府还准备以发行国债的方式继续向部分储蓄银行注资，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2012年7月13日，西班牙政府提出了2012下半年的自改革计划，其总体目标是积极应对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放缓，继续收紧财政支出和经济结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按照欧盟和欧元区的建议，将继续改善西班牙公共财政的不平衡。具体内容包括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服务的效率，促进财政平衡和金融稳定，提高西班牙经济的竞争力。

3.3最初的效果

在2013年初，西班牙的融资计划已经全面启动，马德里政府计划发行5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最终发行了58亿欧元，但收益率却较上次发行同类型债券低得多。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政府国债的成功发行进一步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并证明他们的决定有效，使得不再申请欧洲央行的紧急援助。最重要的是，在调整和重组西班牙银行资本后，银行的数量从50减少到12，分支数量减少14%，员工数量减少13%，并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计划以降低成本。西班牙银行业再次击中债券市场的大门，这有利于尽快偿还部分从欧洲央行的贷款。

4、与日本经济危机的对比

西班牙的情况与1996年的日本大致相同，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增长，直到2003年3月，日本银行债务大幅减少后，国内生产总值终于开始上涨。

在许多方面，西班牙的情况比日本差。首先，日本有自己的货币，在1997年到2002年的六年间，日元贬值了20%，导致了日本的经济调整。其次，除了本国货币，日本也有自己的货币政策，被广泛称为零利率政策，而西班牙的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决定，近年来欧洲央行适当放宽了货币政策，相对适应了西班牙的情况。第三，日本拥有独立的财政政策，巨额的财政赤可以通过调整私营企业的盈余资金来偿还债务。而西班牙必须遵循欧元区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最后，当日本试图摆脱经济危机时，全球经济属于扩张时期，而西班牙却没有这样的条件，西班牙处于经济危机时期，也正是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在欧洲体制内，西班牙可能会降低资产价格以应对金融危机，与其同时，经济可能陷入停滞或萧条。

5、西班牙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

明知道风险越来越大，西班牙政府依然没有下决心解决经济过于依赖房地产的问题，最终导致楼市的彻底崩溃和银行危机。事实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从而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也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正是由于经历了危机，西班牙在法律、会计和银行监管上才有了巨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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