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出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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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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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市场化 保险业
一、主要经济形态及演进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形态主要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经过了计划经济。
从原始社会开始到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是大势所趋，但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演进形式又不尽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基于其社会发展的内生需求，从早期的贸易形态和工业革命的相继爆发可见一斑。而中国则是以外来强制输入--侵略的形式被动地过渡到商品经济。由于建国初期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经验匮乏，中国经济不能避免地先迈进了计划经济。崎岖探索之后才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二、经济形态对保险业的影响分析
（一）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是保险产生的必要条件
贸易的刺激。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基于自给自足的需求，主要存在的风险无外乎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这种风险被认为是不可抗的，人们没有产生风险转移和分散的意识；自从有了商品和交换，贸易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更多的是基于人类自身活动产生的，这也就刺激了对风险分散的需求。13-14世纪，西方经济以自由经济制度为主，当时西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贸易频率的升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使得贸易风险的暴露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尤其是贸易发展的需要，保险业应运而生。
产权意识。商品经济下有了买卖方，产品的供、需主体开始分明，促进了人们对财产归属意识的强化。产权的归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核心，保险业实质上是对产权进行保障的一种措施，它通过分配财产权利保障个人或企业的产权不至于因为风险的发生而完全丧失。人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更有保护倾向，不论是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身体因此，基于产权而得保护又引发了对保险的需求。
等价交换原则。商品经济包含了等价交换原则，既保证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又是保险之中一些计算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法律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法律上的规定使得保险合同需要更加完善才能保证等价交换的原则。意大利17世纪的“冬蒂”法案最初是政府带着财政目的强制实施的，由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存在，人们对公平合理的要求使得更多人开始研究保险计算问题特别是人身保险的计算问题。
社会分工。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也使得保险能分化为一个单独的行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并使得保险能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迈进是促进保险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契约关系。市场经济下，社会出现普遍契约关系，它从意识和法律两个角度影响保险。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意味着风险转为损失时可能会承担必须的责任，而责任超出主观承受能力时便是人们主动寻找风险分散机制的开始，这样，对保险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同时，契约让人们对“合同”这一形存在式更加熟悉，而合同是保险约定的形式和重要内容，保险以合同形式的呈现方式使得其更有法律支持，也易于人们主观上的接受。
产权市场化使得风险自担机制增强。产权市场化使得资源或财产更加明晰地归属于微观主体，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得人们对自我利益可能的损失会积极地寻求补偿方式，而保险成为事前预防的合法手段之一。在商品经济下的西方国家风险自担意识本已存在，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产权市场化使得这种机制和意识更为显性，保险的内生性需求也随之持续。
劳动力与雇佣关系。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人力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以此为基础产生的雇佣关系刺激了人身保险的发展。首先，人身意外险起源于黑人奴隶的贩卖，奴隶贩子将奴隶作为货物投保“海上保险”，后来又发展到为航海旅客投保被海盗绑架而须支付的赎金。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要素，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开始普遍，人的身体也成为一种保险标的，这种意识让人身保险有了发展的源头。
市场经济加深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保险业创新和改进。从现实情况来看，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其金融市场也相对发达，不论是从定价技术、费率、产品开发还是资金运用方面，保险业都可受益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发达。首先，越来越多的数理模型等为风险识别、量化和核算提供支持，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催生新险种的出现。其次，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让保险人有了一种新的转嫁风险的方式―证券化。
三、结语
经过上述分析，经济形态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是综合性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除了要充分认识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更要注重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并注重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从监管来说，一方面要注意监管力度的适度性，完善法律法规，同时要加强国民风险和保险意识。中国在市场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保险业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时期，当下要做好迎接利率市场化对保险业影响的准备，逐步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和做好其风险控制等，让保险业在市场逐渐放开的过程中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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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津.论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J].社会科学研究，2011.
篇3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
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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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朝 社会开放 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2-0038-02
一、明朝中后期社会开放概况
（一）政治表现
明朝中后期朝廷中党派林立。万历后期，朝廷中形成了很多派系，主要分为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和昆党。这些派系致力于争权夺利，互相攻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作为。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与同志高樊龙以“致君泽民”为宗旨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得到了在野士大夫和部分在朝官员的应和，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东林党议，随之形成了风靡一时的东林党，并在天启改元后受到重用，盛极一时。然而在此时，宦官魏忠贤为了掌握大权，谋取更多的利益，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形成了客魏集团，而东林党的反对派也和客魏集团狼狈为奸，形成了臭名远扬的阉党集团。他们在政治上党同伐异，排挤东林党人。在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奸恶”，群臣响应，一时间弹章纷纷而来。从此，阉党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对东林党人进行血腥的镇压，两党纷争由此也发展为了党争，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才结束。
（二）经济生活表现
明朝中后期，虽然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但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逐渐扩大，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并且日益繁荣。明朝中后期，白银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法币地位，商人和商业资本也十分活跃，形成了许多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其中最著名的为徽商、晋商。他们资本雄厚，人数多，经营范围广，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集团，如徽商“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商人的活动沟通了南北各地商品经济的流通，繁荣了市场，也推动着小商品生产的增加。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市场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形成了许多都会，如北京、南京、苏州等。北京“四方财货片骈集于五都之市”，南京则“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苏州自“阊门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城市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同区域的特色，新兴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了区域性商品经济体系。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
（三）思想文化表现
思想文化发展上出现了很多的哲学家。王守仁，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自号阳明子，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道、佛三家，被学者尊称为阳明先生。明朝初年，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受到了社会上层的大力提倡，成为维护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武器。虽然程朱理学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明清时期日益走向繁琐和僵化，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自我，否定权威的王阳明心学的出世，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受到了广泛传播。王阳明思想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先秦思孟学派与佛教禅宗对他造成的深刻的影响，二是他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在这两个基础上，王阳明自身的哲学思想体系――阳明心学形成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三大部分是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他提出“心无外物”的哲学命题，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即“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本体论思想。另外，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良知”，“天理”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的本性，是“良知”的本质，是“不假外求”。
二、明朝中后期社会开放的原因
（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社会变化的总根源
明朝中后期，在农业上生产工具日臻完善，耕作技术日益进步，耕作经验越来越丰富， 因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手工业上，工匠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 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高速发展。在此基础上，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商业也日益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也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造成了影响，商人和商业资本活跃起来，形成了不少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其中徽商、晋商人数最多，资本最为雄厚。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出现了经商热潮，不仅商人和手工业者追求盈利，连农民也得“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那些往日自谓“清高”的士大夫们也竞相追逐金钱，贪图财力。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开始变得重利重商，社会风气也不复明初的节俭淳朴，奢侈之风盛行，人们逐利拜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市民文化得到发展，出现了大量倡导自由的文学作品，新的观念也随之产生，阳明心学被广泛的传播，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升。由此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明朝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明朝中后期社会产生变化的总根源。
（二）西学东渐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天主教会大批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以某些方面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手段， 向皇室或地方官吏贡献一些西洋之奇巧物件，受到了中央或地方当局的赏识，敲开了中国上层社会的大门。这些传教士在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同时，自己或与其他人也合作翻译一些书籍，介绍西方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如利玛窦的《几何原本》《同人算指》《测量法义》《句股义》， 汤若望的《西洋测日历》《远镜说》， 应用科学方面如龙华民的《地震解》，熊三拔的《泰西水法》等。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的文化、自然科学等为晚明的有识之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们积极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交流，吸收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希望从中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办法，这也打破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传统观念。
西方宗教文化和自然科学的传入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开始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科学技术，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王阳明思想的广泛传播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城市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外来文化带来的冲击，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在要求一个新的社会思潮的出现来解开传统思想对人们的束缚，王阳明的思想应运而生，并且风靡一时，被广泛的传播。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发展成为王门后学，逐渐形成晚明的学术主流，动摇着程朱理学的地位。王阳明的思想对晚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新的四民观念的确立，对商业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成为工商皆本的先声。王门后学所强调的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同时，也对市民文化和小说的兴起产生了推动作用。
三、明朝中后期社会开放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西学东渐出现，王阳明思想的广泛传播，使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政治上，朝廷中政派林立，官员谏言之风盛行，士人公开议论朝政；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思想文化上，王阳明思想的广泛传播，文学小说的兴起和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传统价值观方面，价值观念逐渐向重利、重商方向转变；社会风气方面，奢侈之风盛行，人们逐利拜金。这一切都说明明朝中后期社会的开放。
【参考文献】
篇5
一、城市志要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志应反映的基本规律。城市是历史的范畴，也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分工，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地，还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任何城市，不管它最初的成因是什么，都是商品经济发生、发展的场所，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城市总是从交通比较方便的地点形成，最初是一般商品的集散地，同时还是商贾和手工业者集中活动的场所。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我国城市商品经济被动的发展。许多交通和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形成了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金融、保险、信托、交通、通讯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大量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切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并带动了广大范围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内部，城市和广大区域的联系，都是以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为纽带的。
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城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简单形态发展到极其复杂的现代形态，本质上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城市志要从历史的范畴内考察和记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以反映它的规律性，为当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供历史与现状的可靠依据。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下的商品经济是逐渐发展的，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属于半殖民地的买办性质，是建立在农民与工人、破产与贫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产品分配体制，不但消灭了剥削，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从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经济体制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特别是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运用，各种管理体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记述和反映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商品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内的运动状况，以及城市作为集散地和纽带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开放的曲折道路。开放是发挥城市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城市志应侧重于记述城市开放内容上。几千年来，封闭、分割，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后，我国沿海沿江的城市经济就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城市就成了开放型的。作为一个城市，从行政建制说，按法律规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区域，但从商品经济的要求说，它是没有界限的，应该是对内对外开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换的地方，这种功能决定了它不能封闭，只能对内对外开放。例如：我国沿海城市与青海经济发展对比相差50年。所以，开放才有竟争、才有进步、才有发展。封闭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长期以来的僵化体制违反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条条”和“块块”的分割，“点”（城市）与“面”（区域）的分割，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分割，使城市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狭隘的小系统，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则做到了条块结合、点面结合、内外结合，充分发挥城市开放性的功能。因此，我们应当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解放思想，拓宽眼界，解决城市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我们的城市改变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城市志应以记述本市区域为主，同时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对内对外开放的功能。从点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辐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强弱，又从商业、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来反映同广大城乡的联系，还要看对经济区的辐射力、吸引力的影响深远。从内看外，即从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同国外资源、国外市场的联系上，从国内科学文化和国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综合性的，因此，社会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记述的社会化程度的变化过程应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基础，而且应当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有些城市还是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种功能发挥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种类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而也具有独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广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尔木市已成为青海省西部的经济中心、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及盐化、石油工业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较结果显示出它们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应充分反映这种特色和优势。但是，由于它们之间都具有共性，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劳动分工越细，城市社会生活的内容就越复杂，城市功能也逐渐由比较简单趋向复杂化，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发展。而劳动分工越细，对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个城市在各自的发展中，都面对着由于忽视城市的专业分工和社会化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各种比例关系不协调，包袱沉重，条块分割、城乡分割、内外分割。城市这个块块内部又为若干条条所分割，企业和事业单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体系。这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而且各方面的发展还受其制约的现实弊端。城市志记述时不仅要突破区域的界限，而且应突破行业和部门的界限，着眼于记述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过程结果。
城市社会化和商品经济是同步发展的，改革促使现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专业化、社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越来越成为高度分工、又密切协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系统。所以，城市志在内容上应从城市的这一特点出发记述，反映出它的现代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专业分工越细，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开发都有单独条目。如保险业、旅游业；生活资料、商品、金融、技术、运输、劳务市场等；各种所有制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并行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电子计算机、光导纤维通讯等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对外开放口岸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设等等。二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和联合是形成新的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应充分记述。这种协作和联合的发展是由点到线、到面，由近及远、由市内到跨省、市，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个行业到跨行业，由单一经济成份到多种经济成份，由松散到紧密，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发展的。这种以横向联合为主的新型实体现已大批兴起，方兴未艾，这个大趋势标志着社会化向高程度发展。如：工农贸结合、技工贸结合，教学、科研、设计、生产、经营结合的联合体；企业群体，以龙头产品为主的跨行业、跨城乡、跨城市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城市群体，中心城市和周围城镇的联合体，大流域的城市联合；国际间的联合，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联合，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业的开设等等。三是城市各产业、各部门、各行业既是各有细密的专业分工，又是在为协作而互相联系、影响和制约，并互相服务。因此，城市志在记述每个部门和行业时，都必须考虑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标，及同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促进还是制约，是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还是限制和束缚了它的发展。
四、城市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标志，又是现代化的依托，城市志在记述时应反映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我国进入近代社会是从城市的现代化开始的，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尽管我国城市现代化的起步较晚，进程较缓慢，底子薄。但是相对地说城市是沿着现代化的轨道发展的。城市志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记述反映：1.生产由体力劳动密集向智力劳动的转化，逐步向智力密集发展。这就要充分反映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的变化，设备技术的逐步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管理水平的提高。2.城市功能由单一功能向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3.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4.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向现代化发展。5.城市建设由无政府盲目发展向有规划、有目标的现代化方向发展。6.城市管理信息化、科学化的发展。7.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劳动人民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及提高，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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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艺术领域 审美文化 商品经济 人类文化活动
进入21世纪商品经济社会，审美文化作为人类全部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也逐渐融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审美需要与物质利益的矛盾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认为文学的精神价值与商业利益的追求是对立甚至不相容的，这基本上可说是经典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的再度发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到了90年代前期，在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发生的关于“抵抗投降”的号召和“人文精神”讨论，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涉及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业利益追求的矛盾。在艺术领域中,作为人类文化活动整体中的两个方面，这二者之间相互发生联系和影响应当说是很正常的，并且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一、商品经济的市场化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以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总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产品交换的双方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成为经济利益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双方的交换只能是等式的，即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经济运动的一种形式，由于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所以，伴随大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就逐步扩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商品经济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从特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计划和市场都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二者均只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以达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二、审美文化的商品化
认为，事物的本质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具体地说，美的本质由表及里、从浅到深，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美的本质论意义、美的根源论意义和美的中介论意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人们需要审美，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取舍，找到适合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指挥发现世界上存在的许多美的东西，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以达到愉悦自己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自己。通过一代代人对周遭世界的评判，不断进化，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对事物的看法，剔出人性中一些丑陋的东西，发扬真、善、美。在当今社会中，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尤其是对人性中存在的友情、亲情、爱情的审美，不断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们提供心灵的慰藉，满足他们因为物质丰富而带来的心灵空虚。
人们对审美文化的界定也各有不同，如姚文放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现在习惯把当代审美文化称为“大众文化”，但就其内涵来说，当代审美文化恰恰只是一种“小众文化”，它的生产者、制作者恰恰不是“大众”而只是“小众”，只是在人口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的制作人、策划人、广告商和经纪人，而大众只是其推销和牟利的对象。虽然大众在市场上作为买方常常倍受奉承，但在文化上恰恰不具主动性和支配权。只有审美文化发展到了商品化，社会需求才能达到审美的高标准。
三、艺术审美文化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和谐化
审美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建筑、音乐、舞蹈、服饰、陶艺、饮食、装饰、绘画等等。审美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走在路上，街边的风景就需要我们去审美；坐在餐馆，各式菜肴需要我们去审美……当然这些都是浅层次上的审美现象，我们需要审美，研究审美，更应是从高层次上进行探讨，即着重审人性之美。我们不断叩问自己的心灵，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
商品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市场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商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都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从小的范围上说，商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人们对审美的认识,而人的审美观念随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例如：大众高尔夫是大众在欧洲畅销几十年的车型，此车型为两厢在欧洲市场上已经有四代，而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后的几年，高尔夫却怎么也精神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的消费者比较热衷于三厢汽车这也是大众普桑畅销中国20余年的原因。同样是大众的经典车型因为审美观念的不同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就有着不同的结果，这种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我认为就是所特定的审美文化。商品经济与审美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审美文化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影响着商品经济。
在当今时代，艺术所显示出来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自然是一种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不仅是指雕塑、油画、国画、舞蹈、展厅、园林等可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的种种形式，它能通过商品经济来反映某一国家某一时间的历史再现，也就是审美文化。
比如通常所理解的大众审美文化主要是同各种大众传媒相联系的，如广播、电视、通俗读物、广告、互联网等等，一般都具有传媒的商业性、技术性、消费性、视觉性等特征，可以称之为传媒审美文化。在艺术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明显的审美生活化趋向，这种审美生活化是直接受大众传媒引导和制造的，主要渗透和体现在大众的物质消费生活里。而这种审美生活化是在大众的物质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在大众真正拥有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的时候，审美的因素才开始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审美文化的出现正是体现了大众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审美真正成为生活的衔接、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大众“审美生活化”与历代所追求的“生活审美化”不一样，后者是力图把生活提升到理想的审美境界，前者则是将审美世俗化，将审美拉低到日常生活。只有把二者适当的联系在一起，大众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和审美真正交融在一起。
艺术家艺术创新的重点在于给人从感官到心灵的和谐享受。著名的古典艺术家对人类艺术潜能创造性地发掘、发现或运用，几乎达到了令人的叹为观止的完美水平，并且借助这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人类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交响曲便是人类古典艺术的颠峰。艺术审美文化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和谐，造就了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反应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水平，也就达到了人类强化艺术的文化社会价值的内涵。
在如今的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审美文化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大多数人对商品的要求不仅限于商品的实用上，对商品的“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这种 “大众文化”的艺术品位，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向21世纪，我们将会迎来新的追求和谐复合美的现代艺术。
参考文献：
[1]《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数字化时代的城市生活》米切尔、W J.伊托邦，吴启迪等译，上海科技出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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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管理是对社会主义农村生产总过程的经济活动的管理，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生产越发展，技术越先进，管理越重要。经营管理工作搞好了，就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明确新任务，把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 农村经济管理面临的新形势
1.1 经济体制的变化
目前农村的经济体制由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合作化经济体制，替代了大锅饭式的集体化经济体制，农民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经营方针、能够处理自己的产品和市场直接挂钩，为了发展生产，他们还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农村经济中生产关系的这一重大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2 产业结构的变化
目前农村产业结构已由单一的种植业格局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应运而生，蓬勃兴起，已将逐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这样，农村经济管理的内容就成为面向多产业的服务了。
1.3 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
目前农村生产中引入了市场调节机制，由过去的统购派购为导向转向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来引导生产发展的方向。生产经营方式的这一深刻变化，使农村经济管理的过程成为从生产到流通的再生产的全过程。
1.4 农村和农民的本身条件的变化
作为农村经济管理主体的农民，目前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时期中，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和商品生产不适应，需要我们在经济管理工作中注意和重视的问题：一是农民比较缺少商品生产知识，虽有了经营权，但缺少决策能力;二是农民科学文化技术水平较低，劳动专业化技能较差，虽有积极性，但缺少科学性;三是农村信息手段落后、传递慢，因而经济信息量少，虽有自主权，但应变能力差;四是农村交通运输条件差，严重影响商品流通，进而影响商品价值的实现，所以农村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但要变成全面的经济优势也并非容易，要针对目前农村经济管理面临的这些新形势、新特点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课题。
2 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水平的任务和方法
我们要根据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科学地组织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目前，我们就是要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努力把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1 切实加强乡镇企业的经济管理
一是在管理体制上不能搞一刀切，允许各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自行决定自己的经营方式，存在多元型的经济结构;二是必须搞好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放手让企业真正独立自主地经营管理;三是在企业内部管理上要推行层层承包制和岗位经济责任制，以提高经济效益;四是对经济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通过行政的、法律规定的、经济的等手段及时解决和正确引导，保证乡镇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向健康发展。
2.2 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促进产销的良性循环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日益提高。如何使农村的各经济成份之间、各产业之间、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之间保持平衡、协调发展，也是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同步地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也就是说，要在经济规律的指导下，积极支持各类从事供销活动的组织，充分发挥有组织的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逐步在农村中形成一个以中心集镇专业市场与众多农村集市相连接的市场网络。农民可通过市场反馈的各种信息来确定自己的市场经营，产品生产和产品价格策略以及自己产品的营销方式。根据市场需求指导生产方向，改变生产结构，使生产和需求自发地调节。互相适应。
2.3 积极开展经营管理咨询，全面提高经济效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面前，生产者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努力改进生产，取得盈利。这既给农村经济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也使每个生产者得冒一定的市场风险，因此，我们一定要搞好经营管理咨询工作，帮助每个独立经营者制定正确的经营方针、决策和计划;寻求最佳方案，搞好合同管理。同时，还要把国家计划指导的要求，对经济的客观要求的信息也传递给他们，这样就把局部的利益和全面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以实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原则，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和流通获得统一，求得最佳的全面经济效益。
2.4 加强经济联合，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不断改革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建立以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经济组织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另一重要任务。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时期，面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发展，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的激烈的竞争，每个商品生产者要求得发展并在竞争中取胜，必然要求联合。因为只有联合才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使资源、资金、劳力、人才、技术等条件都各得其所，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联合可互相取长补短、拾遗补缺，把各方的优势集中起来形成更大的优势，以便产生系统效应，起到放大生产力的作用;联合容易抓住经济发展中的生长点和适应社会需求而组织生产，能获得高的经济效益;联合可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的局面，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观念，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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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物一直以来是农业经济中最基本的农作物，粮食生产自古以来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据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五册记载，珠江三角洲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和旱粮两类，其中旱作粮又包括麦类、薯类、豆类和粟类四大类作物。[1]珠江三角洲的稻谷栽培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是我国稻作起源地之一。栽培作物的起源，是由野生稻的逐渐驯化而来。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于1926年在广州市东郊犀牛尾发现野生稻，以后陆续在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增产、从化、三水、清远及开平等县都有发现。[2]野生稻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栽培稻作起源地之一。周晴对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北部的的低塱区的深水稻和水生植物进行讨论，指出16－20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低塱区分布着面积广阔的湖沼湿地资源，这里的作物栽培及水生植物群落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3]珠江三角洲历来都是以稻谷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直到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步有所发展，稻谷生产的发展，逐渐为其他作物代替，稻谷开始出现紧张以至供不应求的状态。除水稻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开始普遍种植番薯、玉米和木薯等旱粮作物。实际上，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改变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王双怀认为，明代中后期，华南地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密切，从海外引进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4]吴建新等讨论了明清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在广东的引进和传播情况，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作物结构及种植制度，由于外来作物的引进及其广泛的传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对于粮食作物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粮食生产与贸易的角度进行讨论。谢天祯、潘燕萍对宋元明时期广东的粮食生产与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宋、元、明三代，广东曾是我国一大粮食产区，每年均有大批商品粮运往外地，接济闽、浙及东南亚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的主产区，也是广东米粮贸易活跃的区域之一。[6]吴建新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农业商品化过程中，粮食生产并没有像经济作物一样快速增长，相反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相对减少，以至于出现了明中叶以后广东的长期缺粮问题。[7]乃至到民国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依然严重。曾伟对民国广东的粮食状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民国时期广东出于缺粮状态，尤其是抗战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更为严重，各地出现严重的粮荒，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8]对于清代广东的缺粮问题，陈春声认为，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广东人选择了种植更多的高价值的非粮食作物，使单位面积耕地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使其收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需粮食则从市场上获得的方式来解决。
二、关于经济作物的研究
经济作物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经济作物的种类包括甘蔗、蒲葵、茶叶、花木、蔬菜和水果等。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其中第四本关于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发展史，第五本关于珠江三角洲主要作物和畜牧、林木历史，第六本关于珠江三角洲果木业发展概况和荔枝龙眼、柑桔、香大蕉、菠萝四大（笔者认为是“五大”）水果生产发展史，这些都涉及到了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种植的历史。[10]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主要经济作物专业区。据叶显恩等人的研究，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逐渐形成甘蔗、茶叶、蒲葵、蔬菜、花木和水果等专业种植区。例如甘蔗的种植，至明末已经形成以番禺、东莞和增城为中心的甘蔗产区。[11]刘正刚等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果树栽培进行了讨论，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对果树的认知、分类更为细化，通过接枝、驳枝等技术培育果树的新品种，在实践中注重气候、土壤、防护等对果树栽培的影响，对果品贮藏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进一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商业化发展。[12]陈伟民对宋代岭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经验进行了讨论，经济作物论述主要分副食作物、纤维作物、辛香作物、果树作物、糖料作物、花卉作物和林木作物七大类分述。[13]王双怀讨论了明代华南的棉花、蚕桑、诸麻、甘蔗、茶叶、芝麻、油菜、油桐、乌桕、荔枝、龙眼、槟榔、杉树、诸竹、诸菜、香料、染料和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经济作物的生产具有较大刺激作用,而经济作物的增长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4]司徒尚纪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和手工业分布的特点，认为明代广东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业是最发达的商业性农业，其中蚕桑、甘蔗、水果、鱼苗、蒲葵、种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产区，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理特征。[15]唐森、李龙潜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认为由于粮食作物品类的单调，水稻所产又不足供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在明以前肯定受到极大的限制。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出现了新的趋向，诸如明清广东经济作物品类繁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专业化的农作物区的出现；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种植的目的，已不单纯地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求，而是作为商品生产投入流通领域去获取交换价值。[16]李华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认为广东农村种植经济作物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作物大面积生产，农产品的商品化，则是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到了清中叶，广东有些府州县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
三、关于农业商业化的研究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农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可以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外一方面，农业的商业化也带来了经济作物更大范围的种植。叶显恩对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化发表了系列论文，讨论了农业商业化的兴起、增进,及其发展水平、性质，认为明代晚期，珠江三角洲的各种经济作物陆续形成各自的中心产地，商品性农业专业区域逐渐出现和扩大。[18]在农业商业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中叶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墟市所呈现的繁荣景象。[19]蒋祖缘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发展的原因、状况及其影响，认为自明代嘉靖以后，白银流通更为广泛，珠江三角洲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专业区域开始形成。[20]姜守鹏讨论了清代前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认为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及其加工业的商品化和迅速发展。[21]平比较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农业生产上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单一的自给性粮食生产，形成了以经济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商品化种植业生产，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22]程明讨论了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在明末清初曾遭受重大破坏，自康熙朝起，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品性园艺作物的大量栽培、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专业化趋势和墟市的普遍繁荣。[23]刘志伟指出，清代广东的粮食贸易，主要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等地农村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大量发展经济作物，从事日益专业户的商品生产，形成了广阔的粮食需求市场。以国内外贸易为基本内容的商品流通形成的市场刺激，是清代广东商品生产发展的直接动因。[24]
篇9
第一，从经济形态的发展历程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商法调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商法学研究的起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商法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商法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科学地探索并界定商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简单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产生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制，即民法、商法和经济法。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法，即后世所称的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定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交易空间、交易时间、交易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民法，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虽然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即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比如，在商事行为的形式上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商事中，进一步简化交易程序；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定而非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商法不作调整，这是其前提条件。其二，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篇10
隋大运河作为连接中国两大地区的运输纽带，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长江流域的开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并最终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战略性转移。如何看待隋大运河对唐经济的影响，关系到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作为连贯南北交通的动脉，它沟通了长江、黄河的水运交通，全国各地的大商巨贾，弘舸巨舰，往来不绝。唐代统治者执政以后，对隋代修筑的水上交通设施又进行了整修，使之更适应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虽然旨在运输漕粮及各地搜刮来的财富，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水运交通的发达，使得沿岸一带商业发展迅速。运河之上，贩运物品的商船，穿梭往来，一派繁荣景象。运河所经之州，如运河和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都成为繁盛一时的都会，成为物资和人文荟萃的地方。在一些新兴城市中产生了柜坊、飞钱等早期汇兑的新方式。当时，“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代的商业性质这时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由过去的偶然交换和土特产品的贩运，过渡到固定的城市商业。城里的商人不再游踪不定，有了固定的经营点，并出现了“行”这种组织。
杭州是隋唐之际兴起的商业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荣富庶，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户数由贞观中(627―649)的35071户增至开元时(713―741)的86000余户，人口有几十万之多。
唐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的重心。然扬州兴起以后，已居“益”之上。扬州与成都为东西两个商业中心，同位于长江流域。扬州既居江河运道之通衢，又为海泊到达之终点，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渐居成都之上。当时的官僚富豪多在扬州置邸开店，经商营利，使得扬州“商贾如丝”。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曾引沈括语：“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也以扬州为治所，领盐铁转运，整理漕政。同时，许多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麇集于此，开店置肆， 因此扬州亦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兴起的商业性城市，无不欣欣向荣。汴州，其地位仅次于扬州，“舟车辐渎，人庶浩富”，“没入死商钱且千万”。
大运河开通后，不仅带来了水运交通的发达，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巨大水域网，这便极大促进了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兴修，许多荒废的土地被开垦成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城市郊外，商人往来之水陆要道或津渡，也出现了商业活动，自发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们只是临时的买卖场所，不同于城内正规的市，其存废与否，与政府的法令无关，不要经官府批准，更未设市场官吏对其进行管理。它们都是应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农村中的“草市”、“墟市”开始可能是农民出售草料、购买平常所需用品的场所。为了搬运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贩卖一般都在城外进行，日久便成草市，于是别的商品也到这种市场出售。也可能由于市场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城镇。除此以外，唐代农村中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定期集市，如“村市”、“药市”、“蚕市”、“马市”、“亥市”等。介于城乡之间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现，是唐代商业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标志。不但城市商业繁荣，农村商品经济也更为活跃了。
农村中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农村中市场的发育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若没有外在的催化剂，能否达到那样的水平，值得斟酌，而这其中，隋大运河的开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运河的开通，给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得长江流域很快成为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并最终取得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
汉朝时的长江流域，人口极为稀少，农业原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严重。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过这个地区的特征：“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桉镣瞪，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修建，使长江流域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经丛林密布、极为原始的南方，已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在这一时期，由于朝廷重视，大运河的引导，及地区本身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规模、数量比历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长。据省地方志资料统计，浙江在以前各朝中，有规模的治水活动是很少的，在汉朝数量最多也是四项，而到了唐朝，治水活动空前增长，为四十四项。两项数字的巨大差异，明显表明，唐朝时浙江已被大幅度开发，农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他南方各省除了云南外，亦急剧地向前发展。《新唐书》揭示道：“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京师对南方依赖程度的发展是很快的，以至到了伟大作家韩愈的时代，江南田赋已经达到了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的惊人比例。
长江流域如此肥沃，它的潜力一旦得到发掘，便飞速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从而取代泾渭流域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地位。尽管后来各朝曾考虑到政治基地与经济基地相隔遥远，想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但一系列发展海河流域的尝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想无需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再也未实现过。作为农业生产中心的长江流域，其重要性增加了。
这时，经济重心已经向南方转移，然而自隋朝到清朝，或许由于传统习惯与政治上的惰性，首都总是定在北方。这种异常状态，使得联系生产的南方与政治的北方的运输系统一一大运河，更加必不可少了。
二、隋大运河对唐朝文化的影响
大运河，促进了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运河开通后，与南方发达的海运交通遥相呼应，使得南北各地在地域上更紧密地连为一体。地域上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打破；同时，地方民族狭隘主义也随之削弱，对异域文化，亦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它所带来前所未有地理上的开阔，使人们的眼界豁然开朗，相互间交流不再局限于一村一闾，与外界的联系愈加密切，这极大影响了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心态。再加上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统一，这一切造就了唐朝文化的磅礴气势，艺术的异彩纷呈，唐人的宽广胸怀。
，正因为唐人有如此宽广的胸襟，他们才能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统统纳入华夏文化这一庞大的文明体系，而不遵从一个模式，一个调子，体现了中国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才敢于打开国门， 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异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充满活力、百花齐放的文化局面，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学者言：“有唐一代，为文学美术最盛之时，而其他学术亦有树立……而南北之学，以之统一。”运河绵长广阔，流经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带，连接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加强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唐文化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交融、整合中，变得更为广博精深，已有革新气象，体现了唐人追求创新、自由的心态。
经学的变化在唐代已出现先兆。汉魏六朝之风一直传承至唐代初期，倡导古代传下来的学说，重家法和师法，但不允许改变师承，另立新说。然而到了唐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流，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关《春秋》的新说。啖助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借孔丘之名，实际上在批判《春秋三传》，企图成一家之言。其中已有变革气象。
就文章来说，六朝至唐中叶流行骈文。这种作品，四六对仗，注重形式，束缚人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而在唐代这样经济政治极为繁荣的时代，骈文已不能担负起表现这伟大时代的任务。故到了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等发起了古文运动，复兴古文，提倡散文，文章由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
唐代的诗歌更是光彩夺目。隋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便为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诗歌的思想内容亦更为丰富。到了唐末，词又发达起来，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格局。这无不体现出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精神。唐代在艺术、音乐等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在这里不再赘述。
唐朝统治者对外来宗教是一概欢迎的。由于交通更为发达，所以，除了本土宗教道教，及当时极为盛行的佛教外，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在唐朝时相继传入。同时，与宗教有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大大影响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宋学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
由于大运河的贯通，交通更为发达，经济更为繁荣。这不仅为唐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使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异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华夏文明的体系，形成一种奔放的情调，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安城内有着极浓的胡化色彩，中央官僚集团内有大量的“胡人”，从宰相至守卒，都有少数民族的身影。当时人们追求功名的风气很盛，既重边塞、科举，也希望举荐、献赋的成功。那时妇女的开放，是后代妇女望尘莫及的。她们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十分活跃，敢于抛头露面。那时的僧侣、道士、儒生、诗人也并不看轻自己的地位，他们与达官贵人自由交往，出入豪门，高谈阔论，没有太多地位悬殊的约束，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当时的社会，无不显示出开放的气息，这在其他朝代是少见的。当时的娱乐活动也极为丰富，如游戏、杂技、乐舞、戏剧等，引进了许多外来的节目，充满了生动而奔放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