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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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与具体科学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哲学以具体科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时为具体科学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也为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中西方不同科技发展道路的众多因素的探析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哲学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中西方在哲学的词源上有着极为相似的理解，都有使人增长智慧，使人明理之意。然而在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上却相去甚远。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密依存的关系，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具体科学相分离的态势，愈是发展，排斥、分离的趋势愈严重，致使自然科学迟迟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古希腊、古罗马人有较多的关于自然和自然观问题的思索。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特别注重于对宇宙根源的探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显著特点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现象作直观的考察，并提出了元素论、原子论和宇宙论等等。这些探索对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从事过多方面的研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物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创立的对后世的物理学影响重大的原子论。英国自然科学史家丹皮尔认为，原子论在科学上“要比它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学说都更接近于现代观点”。西方的自然观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引发了文艺复兴的自然科学革命，自然科学自此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问。但哲学与具体科学始终保持了一种不离不弃，相辅相成的紧密依存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发展却呈现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是为改进生产技术的一种经验积累和提升。在中国哲学和自然科学是并行独立，互不相干的。二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把人们的思维定向在人生的范畴之内，而以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为立身之道。另外，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的教学内容与越来越残酷的文化专制统治使中国古代科技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微乎其微，普遍不被重视，也缺乏足够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加之儒家哲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使得科学常常成为哲学的附庸。这种情况下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充分发展甚至出现科学与哲学的严重脱节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2中西方哲学关于“天人关系”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其科技发展道路的不同影响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谐，注重人际关系;西方哲学重视天人相争，突显个人英雄主义。以“阴阳”学说和“五行”观念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中国正统哲学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它突出强调了主体要与客体相融合，人要遵循自然规律而行，它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观念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这一理念的形成却是建立在生产力低下，人类还无法掌控自然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天人合一”是出于对自然界的畏惧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一种消极应对自然的反应。由于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内含着人对自然的绝对敬畏和顺从倾向，相应也就制约了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它对人的理解是保守的而非奋发进取的。人对自然绝对的顺从、依附，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宿命的意识。这种价值取向和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和创新是格格不入的，是科学的大敌。相比而言，西方哲学是以“天人相分”作为其天人关系的核心的，它正视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差别。虽然他们也认为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却看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利用和改造自然，相信人的力量，注意研究自然科学［7］。科学主义原则体现于天人关系具体化为主体更有效的驾驭控制自然，导致人天对立的局面。它使人摆脱了对“自在之物”的依附意识，并促使人努力地掌握自身的命运从而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人对自然的积极进取意识。在中国古代虽然哲学和具体科学是严重脱节的，但由于儒家哲学的特殊统治地位，致使其影响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局限性，致使其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中西方哲学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其科技发展道路的影响也就迥然不同了。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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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更多的是强调恩格斯对理论全面而系统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恩格斯对理论体系的贡献中，更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强调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第二，强调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杜林)，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El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西方进入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后黑格尔”的哲学时代，而则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在2O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理论破产之际，以列宁为首的苏联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为首的西方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遗忘的的“哲学向度”问题。第三次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瓦解之后，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问题的原初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理解与哲学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从本质上区别知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哲学的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还提出过一个着名的说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案，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与黑格尔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则说要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要克服具体科学与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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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哲学视是解释世界的哲学

何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所谓解释世界的哲学是指那些把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作为最高的研究对象，并以追求真实的、本真的世界，获得真理、甚至是绝对真理为目的的哲学。这些哲学以它们所提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理论，给我们的世界以合理性的解释，或者以它们对人类认识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正确地解释世界提供认识论的保证。所以，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和近代的认识论哲学都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范畴。解释世界的哲学其核心概念是实体或本体、认知、真理和理性；在解释世界的哲学的角度来看，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人只是世界的旁观者、观察者、思考者和解释者，这样的人已经被抽象为一个和存在相对的思维，而思维智能对存在进行认知、思考和解释。

解释世界的这任务应该由哲学和具体科学来共同承担，具体科学对经验世界进行解释。哲学从世界总体联系的视域来解释世界。并未具体科学正确解释世界提供前提性反思和批判。在具体科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古代，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态包括了具体科学，并独自承担了解释世界的任务。传统本体论哲学在近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具体科学的发展对于解释世界的作用越大了，代科学的发展把对人的认识问题显现出来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就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问题，认识论就上升成为近代的哲学主题。认识论哲学虽然不直接解释世界，但它为各门科学能否正确地解释世界提供哲学前提。

二、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

改变世界的任务应当由哲学和实践活动来一起承担，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哲学只有注意人的存在方式，提出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并以此来反思和批判现实，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儿哲学只有发展到19世纪才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的生存方式上来，从而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19世纪，哲学发生了时代性的转折。因为，首先是由于工业革命使得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人类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历史的总和还要多，因此，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也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突出，然后是“在这其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发生，“新的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了唯物史观；最后是“由于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说明自然界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画面”。因此，对世界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再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正是在这个世纪，解释世界的哲学开始转向改变世界的哲学。

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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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1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分化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当前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图书馆哲学研究是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存在具有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的知识观、学习观、价值观、人文观、科学观、管理观和发展观等问题。这类问题与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与图书馆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探究和解决，因此我们选题为图书馆哲学的问题研究。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在我国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抽象概括，理解图书馆哲学概念及其内涵、明确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组织体系结构、把握相互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合理逻辑论证，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

2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2．1问题研究的特征

问题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图书馆哲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产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动力。问题是新知识的生长点，科学理论始于问题研究，其发展和完善在于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从未知达到已知，又从已知向往未知，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创新，从而获得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

问题研究具有导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似触角伸向研究领域各个方面，探寻前进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扩展研究的范围，进行有序性、相关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活动，具有导向和系统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的进程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展现出问题的问题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系统。

问题研究具有建构性特征。它把研究对象、经验事实、理论观念、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等各种要素进行协调组织，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经验、认识与发展等各种关系进行相互联结，在问题研究中发挥具有组织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项主动建构的认知活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研究，采取观察判断、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反思评价、综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维方法，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实现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2问题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设计程序为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组织有序性、连贯协调性、互动促进性、整体优化性的运行机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和循环优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通过有目标地观察图书馆的现象，发现和提出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进行解析性思维，确立研究的主题，明确其核心概念。假说生成：根据科学原理和已知理论对问题的论题，进行假定性说明。开展理论陈述和逻辑推理活动，经过由抽象到具体、模糊到清晰、高层向低层进行分解、扩展和转化的过程，产生新的观念、理论和模型，是一项富有建构性的思维活动。检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生成的假说进行科学实践的检验和逻辑分析的验证过程。这需要搜集证据材料，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获取分析结果，正确和准确地表述生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形成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达到假说生成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完整性。应用发展：经过验证的假说，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断提高，上升为科学理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并且在应用中发展，以提高理论的高度、广度、精度和系统度，发挥建构和完善科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达到问题研究设定的目标。

3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3．1本体论问题

图书馆哲学本体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属于认识论范畴，这是关系到图书馆哲学命题自身成立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图书馆哲学产生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关系作用。图书馆哲学生成是这两种需要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及其研究内容等问题，是解决本体论根本问题的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图书馆哲学思想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经过认识的飞跃、理论化、抽象化和系统化而逐步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我国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联系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中，寻找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源头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清其思想观念，发挥其时代价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同时，哲学也需要各具体学科提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并且给予指导和关怀，出现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部门哲学学科群，这是哲学和具体学科互动发展、共同需要的结果。图书馆哲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同属一类，都是哲学的部门哲学，具有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是各自具体学科及其含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在科学体系的层次上，它们都低于哲学层次而高于各自具体学科的层次。在学科功能上，它们对各自的学科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发挥特有的应用作用，并在应用中自我发展和完善，同时为哲学母体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图书馆哲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动促进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3．2价值论问题

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物质价值、图书馆精神价值和图书馆人的价值关系作用的问题，它属于价值评价范畴。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满意程度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的标准。图书馆价值论是图书馆物质、精神和图书馆人的价值转化及其图书馆整体价值生成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图书馆人指具有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从事图书馆实践和科学认知活动的主体。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研究中，发挥着图书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转化和促进的中介作用，其价值具有潜在性特征，体现在开发组织文献知识和促进文献知识利用，转化为现实的个人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中。同时，树立图书馆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的取向，体现个体与群体、图书馆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物质、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统一，形成图书馆价值转化运行机制，产生和提高图书馆整体的价值性，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3．3发展论问题

图书馆发展论是关于图书馆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发展论是根据图书馆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状况，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和思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图书馆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图书馆发展论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观是图书馆发展论的重要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图书馆发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策略，逐步认识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和正确方向，逐步建立图书馆发展的科学理论。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图书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动力。图书馆发展要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保持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趋势表现在图书馆文献以藏为主的“书本主义”向以用为主的“人本主义”观念发展，局部范围开放向社会全面开放发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协调化、资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务平等化、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应用化的方向发展。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知识与载体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问题，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关系问题，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图书馆发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树立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做好可持续发展策略准备，以保证图书馆进入最佳的发展状态。

4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4．1理论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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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哲学的现代性，以及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传统的观点实际上奉行双重标准：根据意识形态标准，只有哲学才是现代哲学，因为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只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呓语"。这种观点显然不理解西方哲学转向的大势，不理解现代哲学的真谛；根据哲学范式的标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才是现代哲学，以唯意志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滥觞的哲学，实现了哲学话语、问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人们通常称之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如何看待哲学的现代性？人们往往避开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把哲学划归传统哲学之列。这种观点没有把握哲学的现代意义。有趣的是，这两个表面矛盾的观点又都建立在两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一是把哲学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二是把哲学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抽象出来，孤立地看待，忽略了哲学在否定西方哲学传统、实现哲学转向这一大方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致性。

针对这两种倾向，笔者想指出两点：

第一，诚然，斯大林化的哲学具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并使哲学重新落入传统哲学的窠臼。但是，哲学并不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原本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否属于现代哲学？是否开启了现代哲学？它在现代哲学转向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

第二，哲学是自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合乎逻辑的产物和思想总结，它正是在解决哲学史中的问题、把握思想演进的运势中发展起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在扬弃传统哲学开创现代哲学方面，哲学究竟有那些独特的贡献？它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如何？

本文试图通过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完成哲学的现代转向方面的一致性，来重新检讨哲学的现代意义，并从中揣摩它对我国哲学发展的某些启示。

二

为了讨论上述问题，我们先简要说明一下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哲学的现代转向究竟做了什么？

由柏拉图奠基、亚里士多德完成的西方传统哲学，是以"绝对本体"为前提的形而上学。所谓"绝对本体"，即一种超验的、永恒在场的、作为具体事物"本原"、"始基"的实体。建立在这种始基上的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以实体主义为基础。传统哲学把世界从本质、本原或根据上理解为某种实体的集合。这些实体是一些外在于观察者、参考系和任何显现方式的"东西"，是绝对的形上之物；是既定的、始终如一的，外在于时间的。换句话说，传统哲学看到的是"永恒的在场"：存在物没有由微入显的过程，时间只是存在的背景，而不是内在的"时间之矢"；存在物也不是由多种潜在因素结合并显现的，而是自足的、自因的，它自身完满，自己构成自己存在的根据；每一物的存在是绝对确定的，界限分明的，适宜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哲学的使命就是无限追溯下去，一直分析到"宇宙之砖"--原子、以太、"物本身"、"最后的载体"，等等。这种思维正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

第二，形而上与形而下分离。传统哲学相信，流转变幻的经验世界背后有某种"本来状态"的世界，经验世界来源于它，或是它的异在的表现形式。作为万物本原的这个"一"派生万象，万象又归诸"一"。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传统哲学建构了许多玄之又玄的、抽象的和绝对的本原、实体。这些本原、实体超经验、超现实、超具体事物；它们既不可实证，也不可证伪，却是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和宇宙规律的最高根据。

第三，场外观。主体不是与客体对立统一的一环，不是"在世者"，而是与对象分离，在世界之外；人仿佛上帝一样，是这个世界的绝对旁观者。他可以把握一个绝对外在于自身及其活动方式的"世界本身"；人的行为至多被理解为从外部改变这个既定的、"本来如此"的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作为对象世界生成、"出场"、"澄明"的主体因素。

传统哲学的这种视角、维度和思维方式使得它包含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形而上与形而下、唯理论和经验论、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抽象与具体、物质与精神等的分离和对立。它无法说明世界的不断生成过程，看不到事物内在的"时间之矢"，不理解事物共生和互为缘起的关系，也无法解释主体因素在世界的对象化、现实化中所起的作用，无法真正从主体角度、从永恒变易着的"在"来把握世界--这样的一幅世界图景，恰恰是现代科学和人类行为方式所展示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哲学差不多都从反形而上学开始：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拒斥既不能实证也不能按严格的逻辑规则推出的命题，分析哲学断言哲学只是语言治疗，实用主义否定抽象的综合和"到手了"的摹写观念，存在主义否定人的先天的、绝对的本质，科学哲学放弃科学的确实性理想，等等，实质都是否定"绝对本体"，亦即"拒斥形而上学"，并以此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

第一，从以实体主义、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本体论向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世界、立足于实践和感性生活的存在论转变。现代哲学大都否认超验的、绝对的存在物，强调经验世界、感性具体和现实生活本身，强调当下的、正在"在"的现象本身的实在性。

第二，从"场外观"向场内观转变。现代哲学普遍存在重新发现主体的现象，把主体因素（语言、符号、实践、行为、本质直观）视为显现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因素。我们总是通过我们的言说、直观、诠释、做或"在"，实际地进到存在与世界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把握"世界本身"。

第三，从既定的、始终如一的思维向生成、显现的思维转变。存在、事实不是实体的堆积、事物的集合，而是不断生成着、演化着的"流"，是由可能到现实，由潜存到实存的无限转化系列，是过程的总和；万有是在过程中生成为"有"的。

第四，从重实体向重关系、重过程的观念转变。任何一存在者本身都不是自足的，它深深根植于其他的要素之中。任何一潜在的要素只有与无数其他的潜在要素结合才能显现为现实；每一"是"和"应当"都以其他的"是"和"应当"为前提，它深深根植于与他物的关系中。

第五，哲学关注的重心是"是"，是"在"，而不再是"什么"；是"如何是"、"如何在"，即怎样成为其所是者，而不再仅仅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那个"存在者"。

正是由于这些转变，现代哲学把自己与传统哲学区分开来。

三

那么，哲学是否具有哲学转向的这些基本特征呢？或者说，哲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哪里？笔者以为，它同样表现在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表现在它实现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表现在它以实践、以现实的感性生活为基础的新的哲学视角。

过去我们把哲学与古典哲学的关系理解为简单的取舍关系，似乎马克思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一下，并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糅合起来；没有看到更深层的意义：哲学在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转向。实际上，象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一样，哲学同样从解决传统哲学导致的困境开始，亦即从拒斥形而上学开始①，使哲学视角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赞许的口吻总结了法国唯物主义对以笛卡尔为首的17世纪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里的"形而上学"一词还是它的本义：抽象的玄学、以超验的绝对物为本的思想）。这一总结的实质和意义在于"拒斥"抽象的和绝对化的实体，"拒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使思想从"天国"回到"人间"，使哲学问题具体化，即关注物质自身的能动性、人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关注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本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则对以黑格尔为首的思辨神学和绝对理念进行了批判。他们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决不止是将他的辩证法颠倒一下，而是要拒斥他的形而上学，以实现哲学视角的根本转换。因为"绝对理念"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预设，是"绝对地说不出什么来"的超验的怪物；黑格尔体系是形而上学的顶峰--这里"形而上学"一词兼有本义（抽象玄学）和衍生意义（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哲学思想）。诚然，德国的唯心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把自然、历史和思维描述成一个过程，这为突破形而上学的抽象和绝对思维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个历史过程仍被塞进一个绝对的框架里而窒息了。马克思恩格斯否定黑格尔的思辨神学，根本的是否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

我们再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这两个批判的关系的，其拒斥形而上学的用意就更清楚了。马克思、恩格斯说，思辨的形而上学是17世纪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所以"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象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②。显然，这两个批判是密切相关的，都是要否定从现实世界中游离出来并且脱离现实世界的绝对物--无论它是理念，是神，还是抽象实体。

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分别批判了笛卡尔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他们是否完成了哲学的现代转向呢？没有。他们虽然否定了绝对的、超验的（精神或物质）实体，但他们不懂得实践的中介意义，找不到通向现实生活的途径，因而还是摆脱不了传统哲学的直观性和抽象性，不能实现哲学视角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所以马克思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什么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理解？就是绝对撇开主体与实践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假设与主体绝对无涉的、从来如此"世界本身"（实际上是人们常识所把握的世界）。这一视角不理解，是主体以实践的方式把外部世界作为对象、客体显现出来，因而"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④。

四

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唯心主义都未能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共同根源都是不懂得实践。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只是从他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唯心主义也"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⑤。而要克服传统哲学的缺陷，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关键是要建立以实践为中介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就是要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从主体的角度去看世界。这就是哲学新的视角、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套用"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我们可以称这个视角转换为"实践转向"（practicalturn）。实践转向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彻底抛弃各种"绝对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从现实出发，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具体历史性思维。与传统哲学相反，不承认超验的绝对物，不承认作为万有之本的绝对物，它把现实的感性生活当作唯一的实在，把主体能动的实践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石。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人，反对被抽象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世界；恩格斯强调整个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他们强调哲学从天上回归人间，回归感性的生活、感性的自然界；要求抓住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看世界。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直观的角度理解世界，他主张从人的感性活动、从主体、从实践角度理解世界。马克思不是把世界理解为绝对与人无涉的"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显现的世界。"世界本身"离不开主体以实践方式介入世界，把握世界。通过实践建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主体的人、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是显现这个世界，使抽象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必要条件。"自在世界"借助主体的实践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个交往和转化过程中，"世界本身"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现实的世界还是人本身，都是实践的结果。整个所谓世界史不外是通过人和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而已；人是怎样的，这和他们的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一致的。

当然承认世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和自在性，但我们是以实践为手段介入世界，才把握到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的。易言之，自在世界只有转换为对象世界，才是现实的，也才把它的先在性和自在性展示给我们。离开了实践说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⑥。

第三，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统一的。否定了旧哲学的"场外观"而转向"场内观"。在它看来，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我们面对的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⑦我们周围的感性的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未来的科学就应包含人学，正如未来的人学包含科学一样。可以说，马克思最早从哲学角度否定经典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场外观，而这个观念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自然科学广泛接受，那就是：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第四，存在就是不断生成、演化和显现。马克思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对象世界，而对象世界是以实践为中介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用现代哲学的话说，世界是一个显现、澄明和出场的过程。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而是过程的集合。"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变化中。"⑧"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⑨。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说，我们只承认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可见，早在自然科学没有完成"从存在到演化"（普利戈津语）的转变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在哲学上完成了这个转变。

总之，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通过上述视角、维度和方法的转换，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

五

从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或二者的一致性看，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哲学的现代性。

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以及它实现的哲学转折，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所回应和放大。现代西方哲学或者从不同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理念，或者其思想发展理路与有某种默契。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和先声。

以实践为起点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开启了"实践转向"的先河。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验证必须诉诸人们的实践和行为，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他的"做"或"在"中不断生成的，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解成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提出的释疑方案，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诉诸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来寻求人的解放道路，这些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惠于。

从主体的角度把握世界的"场内观"，成为现代哲学的共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思想，都把人、人的本质直观、人的言说方式等当做显现存在的前提，视主体因素为现实存在得以澄明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参数，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把主观因素当作唯一真实的，客观外界要么不真实，要么是由主观派生的，这种通常称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但它与从主体的角度理解存在的"场内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往将二者混为一谈，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弄懂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否定既定的绝对本体，把世界、事物看做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也奠定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大方向。过程哲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等，无不否定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把事物、存在看做在多重关系中的显现，看做由潜在到现实、由抽象到可能的"出场"，看作历史的和生成的过程。生成性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普遍的思维方式，在这点上，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还是哲学，都是一致的、相通的、默契的。

哲学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复归为宗旨，开创了关怀具体境况中的人的哲学传统，进而启迪了形形的和人本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等。回归现实生活、关注生活在具体境况中的人，是哲学的主旨，也是20世纪哲学的重要倾向。

应该承认，到20世纪，哲学的现代性特征才更明显，哲学朝各方向的转向也更深入。从局部、侧面和细节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比要深入和细致得多；但总体上看，20世纪西方哲学大都缺乏的那种宏大气势，那种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

拿普遍认同的"语言学转向"来说。哲学关注语言是必要的，但语言毕竟是人把握世界、显现存在的手段之一；而且，语言本身还是实践和行为的结果，是人在生活中创造和发展的。正是在实践中，语言的界限才得以拓宽。随着语言的拓宽，被语言"言说"的世界也被拓宽。逻辑的格、语言的生命力、词、句法、命题等，无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无不在实践中、在实际生活中，在人的"在"中，才有生命力。如果撇开不断创造着的实践，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语言就会成为抽象的和固定的教条，成为另一种"形而上学"。

语言哲学以语言为"本"，为"元"，这就使得哲学无法克服事实世界与逻辑世界、可说与不可说的矛盾，以至把无限的世界限制在语言的框架里，得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之类的命题。许多哲学家的理想是创造一种人工语言以取代"模糊含混的"日常语言。但是日常语言为什么无法取消呢？就是因为它来自生活和实践，只有生活和实践才是活生生的、发展的；而脱离了生活和实践的人工语言（假使它能创造出来）必然是静态的和抽象的。这说明，语言的生命来自生活和实践的创造。由于从语言里找不到哲学的潜力，所以有的哲学家干脆说，哲学的最高使命就是让人们明白哲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就是取消哲学--这正反映语言哲学的无奈和语言转向的黯淡前景，正说明实践才是真正的"本"和"元"，只有回归实践，语言才有真正的力量和前景。

语言批判是哲学批判的必要手段，"语言学转向"对探索人类把握存在的话语系统、逻辑系统功不可没。但语言学的那种"零敲碎打"的方法、还原的方法，总使人觉得它缺少哲学应有的"大家风范"，而有"雕虫小技"之嫌。实践智慧、历史洞察力、元批判功能、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等哲学的品格，从语言学中领略不到。

六

总之，哲学的现代性体现在它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体现在它回归现实、回归生活的问题转移，体现在它从实践、从主体的角度看世界的视角，以及由这个转变引起的哲学思维全面的变革。

篇6

    怎样理解哲学的现代性，以及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传统的观点实际上奉行双重标准：根据意识形态标准，只有哲学才是现代哲学，因为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只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呓语"。这种观点显然不理解西方哲学转向的大势，不理解现代哲学的真谛；根据哲学范式的标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才是现代哲学，以唯意志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滥觞的哲学，实现了哲学话语、问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人们通常称之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如何看待哲学的现代性？人们往往避开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把哲学划归传统哲学之列。这种观点没有把握哲学的现代意义。有趣的是，这两个表面矛盾的观点又都建立在两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一是把哲学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二是把哲学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抽象出来，孤立地看待，忽略了哲学在否定西方哲学传统、实现哲学转向这一大方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致性。

    针对这两种倾向，笔者想指出两点：

    第一，诚然，斯大林化的哲学具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并使哲学重新落入传统哲学的窠臼。但是，哲学并不等同于斯大林化的哲学。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原本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否属于现代哲学？是否开启了现代哲学？它在现代哲学转向中的地位和意义如何？

    第二，哲学是自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合乎逻辑的产物和思想总结，它正是在解决哲学史中的问题、把握思想演进的运势中发展起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得问：在扬弃传统哲学开创现代哲学方面，哲学究竟有那些独特的贡献？它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如何？

    本文试图通过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完成哲学的现代转向方面的一致性，来重新检讨哲学的现代意义，并从中揣摩它对我国哲学发展的某些启示。

    二

    为了讨论上述问题，我们先简要说明一下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哲学的现代转向究竟做了什么？

    由柏拉图奠基、亚里士多德完成的西方传统哲学，是以"绝对本体"为前提的形而上学。所谓"绝对本体"，即一种超验的、永恒在场的、作为具体事物"本原"、"始基"的实体。建立在这种始基上的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以实体主义为基础。传统哲学把世界从本质、本原或根据上理解为某种实体的集合。这些实体是一些外在于观察者、参考系和任何显现方式的"东西"，是绝对的形上之物；是既定的、始终如一的，外在于时间的。换句话说，传统哲学看到的是"永恒的在场"：存在物没有由微入显的过程，时间只是存在的外围背景，而不是内在的"时间之矢"；存在物也不是由多种潜在因素结合并显现的，而是自足的、自因的，它自身完满，自己构成自己存在的根据；每一物的存在是绝对确定的，界限分明的，适宜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哲学的使命就是无限追溯下去，一直分析到"宇宙之砖"--原子、以太、"物本身"、"最后的载体"，等等。这种思维正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

    第二，形而上与形而下分离。传统哲学相信，流转变幻的经验世界背后有某种"本来状态"的世界，经验世界来源于它，或是它的异在的表现形式。作为万物本原的这个"一"派生万象，万象又归诸"一"。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传统哲学建构了许多玄之又玄的、抽象的和绝对的本原、实体。这些本原、实体超经验、超现实、超具体事物；它们既不可实证，也不可证伪，却是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和宇宙规律的最高根据。

    第三，场外观。主体不是与客体对立统一的一环，不是"在世者"，而是与对象分离，在世界之外；人仿佛上帝一样，是这个世界的绝对旁观者。他可以把握一个绝对外在于自身及其活动方式的"世界本身"；人的行为至多被理解为从外部改变这个既定的、"本来如此"的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作为对象世界生成、"出场"、"澄明"的主体因素。

    传统哲学的这种视角、维度和思维方式使得它包含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形而上与形而下、唯理论和经验论、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抽象与具体、物质与精神等的分离和对立。它无法说明世界的不断生成过程，看不到事物内在的"时间之矢"，不理解事物共生和互为缘起的关系，也无法解释主体因素在世界的对象化、现实化中所起的作用，无法真正从主体角度、从永恒变易着的"在"来把握世界--这样的一幅世界图景，恰恰是现代科学和人类行为方式所展示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哲学差不多都从反形而上学开始：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拒斥既不能实证也不能按严格的逻辑规则推出的命题，分析哲学断言哲学只是语言治疗，实用主义否定抽象的综合和"到手了"的摹写观念，存在主义否定人的先天的、绝对的本质，科学哲学放弃科学的确实性理想，等等，实质都是否定"绝对本体"，亦即"拒斥形而上学"，并以此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

    第一，从以实体主义、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本体论向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世界、立足于实践和感性生活的存在论转变。现代哲学大都否认超验的、绝对的存在物，强调经验世界、感性具体和现实生活本身，强调当下的、正在"在"的现象本身的实在性。

    第二，从"场外观"向场内观转变。现代哲学普遍存在重新发现主体的现象，把主体因素（语言、符号、实践、行为、本质直观）视为显现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因素。我们总是通过我们的言说、直观、诠释、做或"在"，实际地进到存在与世界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把握"世界本身"。

    第三，从既定的、始终如一的思维向生成、显现的思维转变。存在、事实不是实体的堆积、事物的集合，而是不断生成着、演化着的"流"，是由可能到现实，由潜存到实存的无限转化系列，是过程的总和；万有是在过程中生成为"有"的。

    第四，从重实体向重关系、重过程的观念转变。任何一存在者本身都不是自足的，它深深根植于其他的要素之中。任何一潜在的要素只有与无数其他的潜在要素结合才能显现为现实；每一"是"和"应当"都以其他的"是"和"应当"为前提，它深深根植于与他物的关系中。

    第五，哲学关注的重心是"是"，是"在"， 而不再是"什么"；是"如何是"、"如何在"，即怎样成为其所是者，而不再仅仅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那个"存在者"。

    正是由于这些转变，现代哲学把自己与传统哲学区分开来。

    三

    那么，哲学是否具有哲学转向的这些基本特征呢？或者说，哲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哪里？笔者以为，它同样表现在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表现在它实现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表现在它以实践、以现实的感性生活为基础的新的哲学视角。

    过去我们把哲学与古典哲学的关系理解为简单的取舍关系，似乎马克思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一下，并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糅合起来；没有看到更深层的意义：哲学在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转向。实际上，象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一样，哲学同样从解决传统哲学导致的困境开始，亦即从拒斥形而上学开始①，使哲学视角发生了根本的转向。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赞许的口吻总结了法国唯物主义对以笛卡尔为首的17世纪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里的"形而上学"一词还是它的本义：抽象的玄学、以超验的绝对物为本的思想）。这一总结的实质和意义在于"拒斥"抽象的和绝对化的实体，"拒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使思想从"天国"回到"人间"，使哲学问题具体化，即关注物质自身的能动性、人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关注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本身。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则对以黑格尔为首的思辨神学和绝对理念进行了批判。他们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决不止是将他的辩证法颠倒一下，而是要拒斥他的形而上学，以实现哲学视角的根本转换。因为"绝对理念"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预设，是"绝对地说不出什么来"的超验的怪物；黑格尔体系是形而上学的顶峰--这里"形而上学"一词兼有本义（抽象玄学）和衍生意义（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哲学思想）。诚然，德国的唯心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把自然、历史和思维描述成一个过程，这为突破形而上学的抽象和绝对思维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个历史过程仍被塞进一个绝对的框架里而窒息了。马克思恩格斯否定黑格尔的思辨神学，根本的是否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

    我们再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看待这两个批判的关系的，其拒斥形而上学的用意就更清楚了。马克思、恩格斯说，思辨的形而上学是17世纪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所以"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象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②。显然，这两个批判是密切相关的，都是要否定从现实世界中游离出来并且脱离现实世界的绝对物--无论它是理念，是神，还是抽象实体。

    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分别批判了笛卡尔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他们是否完成了哲学的现代转向呢？没有。他们虽然否定了绝对的、超验的（精神或物质）实体，但他们不懂得实践的中介意义，找不到通向现实生活的途径，因而还是摆脱不了传统哲学的直观性和抽象性，不能实现哲学视角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所以马克思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什么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理解？就是绝对撇开主体与实践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假设与主体绝对无涉的、从来如此"世界本身"（实际上是人们常识所把握的世界）。这一视角不理解，是主体以实践的方式把外部世界作为对象、客体显现出来，因而"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④。

    四

    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唯心主义都未能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共同根源都是不懂得实践。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只是从他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唯心主义也"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⑤。而要克服传统哲学的缺陷，实现哲学的现代转向，关键是要建立以实践为中介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就是要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从主体的角度去看世界。这就是哲学新的视角、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套用"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我们可以称这个视角转换为"实践转向"（practical turn）。实践转向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彻底抛弃各种"绝对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从现实出发，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具体历史性思维。与传统哲学相反，不承认超验的绝对物，不承认作为万有之本的绝对物，它把现实的感性生活当作唯一的实在，把主体能动的实践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石。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人，反对被抽象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世界；恩格斯强调整个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他们强调哲学从天上回归人间，回归感性的生活、感性的自然界；要求抓住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看世界。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直观的角度理解世界，他主张从人的感性活动、从主体、从实践角度理解世界。马克思不是把世界理解为绝对与人无涉的"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显现的世界。"世界本身"离不开主体以实践方式介入世界，把握世界。通过实践建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主体的人、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是显现这个世界，使抽象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必要条件。"自在世界"借助主体的实践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个交往和转化过程中，"世界本身"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现实的世界还是人本身，都是实践的结果。整个所谓世界史不外是通过人和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而已；人是怎样的，这和他们的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一致的。

    当然承认世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和自在性，但我们是以实践为手段介入世界，才把握到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的。易言之，自在世界只有转换为对象世界，才是现实的，也才把它的先在性和自在性展示给我们。离开了实践说这种先在性和自在性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⑥。

    第三，自然史和人类史是统一的。否定了旧哲学的"场外观"而转向"场内观"。在它看来，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我们面对的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⑦我们周围的感性的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未来的科学就应包含人学，正如未来的人学包含科学一样。可以说，马克思最早从哲学角度否定经典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场外观，而这个观念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自然科学广泛接受，那就是：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第四，存在就是不断生成、演化和显现。马克思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对象世界，而对象世界是以实践为中介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用现代哲学的话说，世界是一个显现、澄明和出场的过程。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而是过程的集合。"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变化中。"⑧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⑨。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说，我们只承认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可见，早在自然科学没有完成"从存在到演化"（普利戈津语）的转变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在哲学上完成了这个转变。

    总之，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通过上述视角、维度和方法的转换，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

    五

    从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或二者的一致性看，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哲学的现代性。

    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以及它实现的哲学转折，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所回应和放大。现代西方哲学或者从不同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理念，或者其思想发展理路与有某种默契。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和先声。

    以实践为起点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开启了"实践转向"的先河。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的验证必须诉诸人们的实践和行为，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他的"做"或"在"中不断生成的，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解成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提出的释疑方案，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诉诸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来寻求人的解放道路，这些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惠于。

    从主体的角度把握世界的"场内观"，成为现代哲学的共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思想，都把人、人的本质直观、人的言说方式等当做显现存在的前提，视主体因素为现实存在得以澄明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参数，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把主观因素当作唯一真实的，客观外界要么不真实，要么是由主观派生的，这种通常称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但它与从主体的角度理解存在的"场内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往将二者混为一谈，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弄懂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否定既定的绝对本体，把世界、事物看做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也奠定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大方向。过程哲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等，无不否定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把事物、存在看做在多重关系中的显现，看做由潜在到现实、由抽象到可能的"出场"，看作历史的和生成的过程。生成性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普遍的思维方式，在这点上，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还是哲学，都是一致的、相通的、默契的。

    哲学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复归为宗旨，开创了关怀具体境况中的人的哲学传统，进而启迪了形形的和人本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等。回归现实生活、关注生活在具体境况中的人，是哲学的主旨，也是20世纪哲学的重要倾向。

    应该承认，到20世纪，哲学的现代性特征才更明显，哲学朝各方向的转向也更深入。从局部、侧面和细节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比要深入和细致得多；但总体上看，20世纪西方哲学大都缺乏的那种宏大气势，那种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

篇7

摘 要：马克思为我们所提供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结论，而是一种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的特点是：以人的生成为出发点和最高诉求，以回归现实生活为致思趋向，用生成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它为的发展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马克思；生成性思维；特色

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也许会过时，但作为一个整体是科学的。具体而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什么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甚至是哲学的结论，而是经由这些结论所展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理论中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也正是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与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基本一致的思维，即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有三大特点，也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哲学显现出与其他现代哲学派别的不同。

一、 以人的生成为基础和目标

近代哲学对人的弘扬是以对人的抽象化为前提的，其考察人的思维是本质主义的。此种思维在人的存在、生活过程之前，先在地设定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早已存在，人的命运已然注定。而既然本质先于存在，命运早于过程，那么存在和过程便无足轻重。人只剩下一个或一些抽象的规定（如感性、欲望或理性），活生生的人反而沦为这些抽象规定的奴隶，人被贬低或异化了，近代人本主义因其本质主义思维走向其反面。

然而，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便不会被泯灭，人在事实上的主体地位也不允许对人的任何贬低，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哲学由此出现。一般把现代哲学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对人的存在和自由问题的关注有目共睹。表面看来，分析哲学所关注的科学或语言问题与人无太大关系，但一方面，与近代的心理主义所研究的内在的意识过程相比，科学、语言问题更为贴近生活；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科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人的生活；科学分析哲学由逻辑实证主义转向注重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的后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由语义学转向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即人的关系的语用学。也就是说，现代哲学也是一种人文主义。

虽然同为人文主义，但现代哲学对人的观念与近代哲学却有了根本的不同，近代哲学把人看作本质既定、千人一面的理性实体，而现代哲学却视人为无限生成、一人一面的关系性存在或共在；近代哲学追求的是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或实体性目标，而现代哲学关注的却是人的生成过程。

问题在于，马克思接受的是近代的人文主义还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早在撰写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显现出与古典哲学家的差异：他不再把劳动看作外在于人的异己物，而是视为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我的生成；与此相应，自然也不是外在于人的、 始终如一的自在存在物，而是随着人的生成而生成着的、 人的对象性存在物。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观念随着他对费尔巴哈哲学（也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而得以更为系统、 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在这两个文本中，他对人的生成性、关系性的论述随处可见。换言之，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所以，要讲马克思的人文情怀，单纯指出他的哲学以人为最高宗旨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生成的人或以自由个性为指向的人，是指他人、人的大多数或人类，如此才能把马克思哲学与同样是人文主义的近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区别开来。

二、 生成性的思维方式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批判费尔巴哈虽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类，而不是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称赞费尔巴哈承认世界的感性存在和人也是感性对象的同时，进一步批判他对人和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而没有将普通直观提升为能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没有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没有把世界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的此种批判决非无关紧要，而是他对整个近代思维方式的清算，标志着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的形成和思想的成熟。

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它主要表现为：1.预定主义： 先在地设定对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2.客观主义：世界是纯客观的、自在存在，人作为旁观者只能以这个自在世界为对象，作为判明对错的标准；3.实体主义：把对象看作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单子式的存在；4.理性主义：理性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是那个自在存在的世界的本质，其根本特性是广延性，遵循机械的力学法则。近代哲学，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不论是唯物论，抑或唯心论，均持此种思维方式。黑格尔哲学虽然具有强烈历史意识，但历史在他的哲学中只是流，而没有变，因为所谓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固有本质的展开。费尔巴哈虽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但他只是不满意于其唯心论性质，而并未触及其思维方式，他自己仍然沉湎于本质主义思维中。

反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是现代思想界的共同特征，马克思只是此种潮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或派别。不这样看，马克思就不再是人，而成为了既超越了近代、又超越了现代的神。当然，由于生活在一个唯心主义盛行的时期，由于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马克思的哲学直观与他身后哲学家的直观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大异其趣。这主要表现在，前者不仅看到生活世界的过程性、创造性，而且承认其历史性、继承性和客观性；不仅关注精神生活，而且把物质生活作为基础性的生活样式。而后者却由于不程度地否认生活的连续性、 客观性和物质生活而堕入相对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主要遗产。当然，存活着的、对 20世纪发生重大影响的并不限于他的思维方式，还有他的一些具体论断。比如，他的历史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等。但是，一方面，所有这些论断都是他的思维方式的副产品；另一方面，当把马克思的遗产归结为他的思维方式时，我们心里真正想的是如何消除各种条条框框、繁文缛节的限制。对于哲学家来说，回归现实生活并不是沉湎于具体的生活中，也不是直白地讨论具体的生活问题，否则，哲学与日常话语和其他学科便无区别，哲学就有可能沦落为注释。（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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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经历了以下阶段：

（1）古代时期，科学内含在哲学之中。古希腊哲学是第一科学，当哲学家得出自然界的最初认识时，哲学与科学是一同发生、互相掺和在一起的，它具有哲学思辨性和科学实践性的双重特征。面对自然现象，古代哲学家先有经验判断与实际观察，同时，他们又不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的认识，力图通过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去认识它们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认识它们必然如此的情况。正如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所言：“希腊科学家通过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寻求定义，他们相信那些描写普遍形式或结构的定义，而且他们并不把这种结构看作是一定现象变化不已的实际情况。”因此，古代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几乎完全融于哲学之中，其既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又有哲学的思辨特点。正因如此，现代科学的古代知识才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流传至今。

（2）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学诞生时，人们已经从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援引神力（天启）洞悟自然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仍从属于自然哲学。一方面，大的哲学家兼有科学家的身份，甚至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也是哲学家制订的。像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也写过《宇宙发展史概论》，特别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顿和拉马克的论著都是标着自然哲学题目的自然科学著作，他们还都把自然科学隶属于哲学或自然哲学之中。同时，自然科学中所体现的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机械图式都深受哲学精神的影响。另外，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也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

（3）启蒙运动后，哲学与科学开始分离。近代自然科学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显著标志，逐步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如果说17世纪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还有某些积极的、实际的内容，如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他们都曾有过发现，那么18世纪的形而上学连这种仅有的世俗内容也消失了。因为实证科学已脱离了形而上学，有了单独的活动范围。自哥白尼开始，经过伽里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的成熟标志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包括力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相继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在15～18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经过斯涅尔、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维萨利、塞尔维特和哈维等人的努力，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经过波义耳、拉瓦锡等人的努力，化学逐步走向科学轨道。正如沃尔夫［15］所言：“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自然知识领域还是逐渐地分离了，尽管这种分离并非总是在这两种名义之下进行的，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

2近代科学与哲学分离的原因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称：“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而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时，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同时当代科学也就很快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近代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和旨趣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对象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质，而其它科学则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属性。同时，哲学与科学的旨趣的确并不相同。哲学作为思辨的知识，其首要目标是探索关于本原、实体和本质的原则，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结果却是必须反求诸己，或者必须以思想自身为对象，揭示其构造和原则；或者必须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鹄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学自从走出哲学母体之后，便开始直面由经验和事实所构成的自然现象，寻找可靠的手段，以获得有效的结果。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范式和公认的原则，它的基本概念已经足够清晰，从而排斥了其它类型的科学，明确定义了知识的涵义，划定了知识的范围，以至于在科学之外的“知识”都不成其为知识，不再具有“真”这一属性。科学的统一预示着哲学的分裂，预示着科学与哲学以及哲学内部的紧张关系。

（2）科学与哲学活动中心的错位是哲学与科学分离的重要原因。据日本汤光浅朝统计，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若干次转移。16世纪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20世纪在德国。而世界哲学中心16－17世纪在英国和法国，18－19世纪在德国，20世纪在美国。科学中心与哲学中心的这种错位，某种程度上使哲学脱离了科学的基础，也使科学远离了哲学的直接影响。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结论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上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特别是黑格尔曾企图运用思辨理性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束缚实证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企图使自然科学服从于这样的哲学。当然，这些哲学家所构造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他们的作为也产生了一种恶劣影响：从此使哲学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视。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直截了当地把当时德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原因，归咎于谢林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流行。

（3）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的职业化发展是科学哲学分离的客观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诧异，学习哲学的条件是闲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学家并未把哲学作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为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近代之后，哲学家从事哲学已有了明确的功利目的，他们积极谋求经世济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学来解决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个人思辨与建功立业、满足好奇心和对人类事业作贡献是一致的，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研究的东西越来越专业。同时，科学也由古典时期非专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演变为近代以来职业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或一种事业，科学家有独立资产或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科学研究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特定的圈子内进行。科学家逐渐对没有工具价值的东西失去兴趣，现在科学专业的细分使每一科学家都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不同“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学领域内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由于阅读书目和交流范围的不一致，导致互相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有哲学那种宏观的图景式思考。在哲学内部亦是如此，现代哲学也由于研究的细分，连哲学家之间都不可能再沟通，罗蒂曾批评哲学已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活动，谈不上对科学的影响。在知识学科化和知识分子专业化的要求下，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至18世纪，自然科学在知识领域内赢得支配性地位，同时表现出它对哲学的挤压和吞噬。自然科学更是不满足于以往哲学对其合法性的论证，于是实证主义应运而生，从孔德、穆勒到斯宾塞，从马赫主义到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标准意识形态，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至此，哲学与科学彻底分化。

（4）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现实原因。自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以来，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被认为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类是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它不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至于其它学科，除非能够满足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否则不在考虑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强，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便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1663年，托马斯•虎克［16］在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章程时，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尤其强调皇家学会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无涉，简言之，与哲学无涉。这种认识不仅导致了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隔阂，还在20世纪演变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3现代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反思

“科学与哲学有过一段分离时期———一边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一边是多少有些玄妙的德国唯心主义。在这段分离时期过后，科学和哲学又重新携起手来，最先是在各种各样的进化论思想中携起手来，后来又通过更深刻的分析，依靠数学和物理学的新发展而共同迈进”［14］。因此，新的时代背景要求科学与哲学产生新的恰当关系。

3．1哲学包办科学失去效力

近代初期，科学继承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取得了巨大胜利。同时，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理性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和存在体系，它应当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然而，由于这种哲学与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相脱节，哲学家无法根据客观事实进行研究，只好依靠理性的独断和思辨去思考自然科学问题，其结果是只能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历史上看，科学是从哲学的母体中逐步脱离出来的，因此科学离不开哲学。但历史上的从属不代表未来也存在必然关系，新的实践催生新型的关系。近代以后的哲学对具体科学只起到宏观指导和监护的作用，一方面批判地考察诸科学所建立起来的前提、逻辑性和认识论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对科学的存在论和价值论基础进行督察，反思现代文明和科学所涌现的各种哲学问题，力图恢复古典哲学的本来意义。

3．2科学“拒斥形而上学”误入岐途

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是主流，科学发达了，哲学各个领域都让给其它领域，它的地盘越来越小，传统西方哲学的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逐渐被宗教、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侵入并占领。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有些哲学家试图使哲学也成为科学，特别关心哲学的科学化问题。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17］在其《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曾强调：“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而成为科学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成立的，它将注意力转向科学本身，研究所应用的概念、所使用的方法、可能的结果、命题的形式以及运用的逻辑类型等。但哲学的科学化是不可能的，哲学科学化的结果可能是取消了科学本身。后来，科学哲学中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以库恩、费耶阿本德为首的历史学派肯定了形而上学的作用，各派都对形而上学有了一定范围的默认，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企图归于失败。

3．3科学与哲学同构人类文明

随着各种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19世纪，“科学的研究，至少在这一时期里和哲学探讨分了家。许多物理学家在考虑科学的基本概念时，没有时间从哲学角度表示怀疑”［14］。仿佛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它们不需要建立在某种绝对哲学原则的基础上，更不需要哲学代替行使其职能。但是，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18］指出：“一个对他的科学从不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顶多也就是一个打下手的、只会模仿的、熟练工匠式的科学家。一个从未从事过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哲学家，不可能对之进行哲学思考，除非他自我欺骗。”同时，科学本身并不能自己确立独立价值，科学从属于社会系统，现代科学都是在国家名义下进行的，科学只有在哲学长久的拷问下，才能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状态。胡塞尔指出，近代科学忘记了它的基础和起源，忘记了它与人的理想和价值、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可供选择的对象原本是众多的生活世界，但自伽利略始，近代科学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模式仅仅选择了理想化的单一模式。通过考察近代科学的起源，他认为欧洲科学面临的危机是自然主义的科学不能面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把价值规范与自然规律等量齐观。已有现实“是怎样”的是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哲学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究竟是怎样”的问题，而且要探寻“应怎样”的价值问题，并且要进而将“是怎样”和“应怎样”统一起来，解决“要怎样”的实践问题。由此，只有科学与哲学联合起来，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4结语

篇9

〔关键词〕 诠释学，科学，实践，科学哲学，后经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N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48-04

〔收稿日期〕 2013-11-23

〔作者简介〕 杨秀菊（1981-），女，辽宁营口人，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经就实践智慧和应用科学作出区分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种区分使我们明辨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实践智慧。哲学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行为主体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只有在人类繁衍和实践同步的基础上，人们才可以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以及世界的物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纵观科学发展历史，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征表现出忽视实践智慧的趋势，以实践智慧为本质内容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几乎丧失其科学合理性，而诠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独立的方法论也面临着消失殆尽的危险。于此，伽达默尔提出了重新恢复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精神科学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家们认识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诠释学不仅适用于精神科学，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

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思想溯源

德语中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的词尾ik本身就含有方法与实践的意思，而在早期的诠释学中，特别是在神学与法学领域，诠释学更多地是指向理解、解释与应用，诠释的技艺就是一项实践的活动。

19世纪，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着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将人的生存特征描述为“在生命中存在”（Darinnensein im Leben），意旨生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被动的客体，是生命意欲与生命关系的复合体。由于人类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生命是联系人类与世界的内在纽带。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关系，〔1 〕 （P31 ）狄尔泰的诠释学观点探讨了科学与实践生活的关系，认为理解是从人的实践关怀中产生的。

之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行的关于此在的诠释学分析更是直接针对人类日常实践的，他认为只有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科学实践才是诠释学的。人们在世之存在的方式体现了对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解释，在对科学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中，人们从对人类日常实践和科学研究的解释中领悟到在世之存在的方式。因此，科学研究中解释实际应用的意义与实践应用本身都是诠释学的。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看，实践与应用具有同一性。

继海德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更是对实践的诠释学分析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其实践的诠释学观点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基础上，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普遍知识和具体应用做出明显的区分，所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使伽达默尔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做出诠释学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从道德行为现象中的实践智慧角度出发，分析论述了适合于科学的诠释学之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

伽达默尔阐述到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其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他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关于实践与应用的分析也将二者处于同一层面之上，伽达默尔认为浪漫主义学派的诠释学观点包含的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忽视了应用技巧，而应用与理解和解释一样，同属于诠释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且诠释学就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种要素构成的，缺一不可，诠释学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及应用的统一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诠释学中关于应用的重要问题也是由理解和解释的互通与共融所引发的。所以，伽达默尔称之为交往实践技艺的诠释学，是与古代对本质沉思的理论相互对立的，诠释学是代表着高度技巧的实践。〔2 〕 （P4 ）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可以说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伽达默尔开始，诠释学产生了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哲学诠释学到科学诠释学的转向。科学诠释学顺延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诠释学在当代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具体应用。

除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基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形成还得归功于约瑟夫·劳斯。劳斯认为，在具体科学研究中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人们经常忘却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且这种“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3 〕也就是说，科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实践的重视，它将科学活动视作人类实践活动，而人类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下进行的。首先，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是科学理论的形成与进行科学实验的基本条件，其背景预设构成科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其次，科学活动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从而合理地实现科学研究。〔4 〕 （P169 ）

由此看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理解是以人类实践经验为基础而发生的，研究者摒除不了纯粹无我的主体状态，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也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为了彻底把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必须从与科学完全对立的语境中脱离出来，这种科学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通过意义概括得到的意识再重返实践中去。只有将诠释学应用于整个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科学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功能。

二、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表征

之所以提倡将诠释学作为方法论基础适用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是考虑到当代的科学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 〔5 〕 （P35 ）事实上，科学哲学家们理应意识到，科学研究单纯用任何一门单独学科所做出论断都是片面的。特别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仅靠传统理论的研究与逻辑证明是远远不够的，而科学诠释学强调的自我理解就是把科学蕴含在文化与历史现象之中，在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科学实践及其过程做诠释学的分析。

首先，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最先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科学观察与科学发现阶段中。因为实践性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原初经验的获得方式，以知觉为主的实践性经验的获得与积累更是在整个科学进程，特别是科学观察与发现的阶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知觉本身就具有诠释学的特征，通过知觉等实践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客观性知识”荷载着文化与实践的双重因素。从研究者自身的感官限制、教育背景、认识旨趣、科学素养、心理结构等个体性因素到政治、经济因素等社会性因素，无一不对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科学诠释学基于上述因素的思考正好能够补充以往人们对非客观性因素的忽视，基于科学整体基础上的诠释学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更宽阔的思考领域。

其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体现在科学理论的生成中。例如几何学的观念化和形式化就是通过古埃及人的测量实践积累而最终形成的。古埃及人懂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简单的几何原理，他们运用一些朴素的手段来测量土地及金字塔与神庙等建筑，正是这种看似日常的重复性的测量活动构成了几何学的实践过程。在远古时代，从这种实用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科学活动虽然没有呈现精密化的形态，却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特征。因为科学研究通过数学的计量与几何证明等方式与观察实验、分析的方法及实践的具体操作同样重要，特别是带有猜想性质的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具有思想的纯粹性特征。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实践性知识与客观性知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话，实践性知识必优于客观性知识，因为不仅由于客观性知识大多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且科学的客观性知识仅以客观性为研究主旨和前提，而实践性知识则加入了主观能动性作为考量的因素。科学的客观性知识本质特征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把研究主体人为地划归在所考察的客体的对立面，从而避免其对所考察客体产生的影响而使其失去客观性；而实践性知识则重视主客体之间的关联，因为它不以静态知识获得为目的，而将知识置于历史条件下动态的、变化的环境中，以此来考察主、客体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有关自然与生命世界的体系愈发完善，科学进步的无限制与无终止性势必产生更加精确、完善的新科学体系，这样，自然科学便不能囿于对传统科学研究中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经验性的描述，而应该将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到日趋严密、科学的与合理的解释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实践的具体应用上来。

除此之外，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还体现在语言的分析上。脱离了科学诠释学的语言分析角度，人们也无法严格甄别日常生活实践与科学研究实践二者在推动科学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难以把其意义来自经验的观察术语与猜测性的理论术语区分开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术语不是作为孤立的单位（如观察术语可与自然实体相对应），而是作为更大的语言学框架中的要素而具有意义的。既然观察脱离它所从属的更大的概念和命题框架就没有实践意义，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去分析构成科学知识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的不同类型的事实陈述。” 〔6 〕

所以，无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阶段，还是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应用的阶段，我们都可以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诠释学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等多重角度对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批驳，从而把科学认识置于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努力恢复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7 〕

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特征

我们知道，早期的诠释学是作为一门关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技艺，以一种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之后诠释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海德格尔本体论分析与伽达默尔基于诠释学应用基础的哲学诠释学的思考，诠释学进入了实践哲学的发展阶段。而建立在科学与诠释学双重基础上的科学诠释学的建立，就是要表明科学诠释学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中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论述，更多地是强调科学诠释学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辩证统一。即科学诠释学的实践界域同哲学诠释学一样，都将人类的全部生活世界作为整个研究对象，摆脱了早期诠释学发展忽视实践基础这样一种缺陷。

首先，关于科学诠释学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识做出的双重分析，是分别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和诠释学的实践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科学真理的获得既不是逻辑上前后相关的系统，也不是作为因果关系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组物质与认识的实践，科学的实践也表现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特性，并且，理性的科学分析只有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一种实践结构，才能在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与飞跃。〔5 〕 （P35 ） 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诠释学具有科学、诠释学的双重实践基础。

其次，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科学实践，科学实践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特征。这是由于科学实践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人类所处的外在环境、社会制度、信仰等因素都会影响或干预科学实践活动；另外，科学实验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不是独立的、抽象的逻辑推理与演算，而是科学团体之间关于科学的相关因素的协同一致；再者，科学研究者实践活动的主观意旨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者从事的科学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由认知旨趣与个人兴趣所导向；最后，科学实践的主体具有社会性。综上所述，科学诠释学不仅具有实践性的理论特征，甚至可以这样说，实践性就是科学诠释学的基础特征。

第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有着广泛的理论支撑。越来越多的学派论点与学者思想中都蕴含了科学诠释学的关于实践性特征的因素，尽管他们对科学研究中关于实践的重要性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例如，新实验主义者对实践的肯定将研究重点从理论转移到具体的科学操作之中。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经在《表征与干预》一书中强调了实验的基础性地位，并通过对隐含在实验结构中的实践性特征的论述，呼吁从表征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验。与此同时，富兰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奥（D.Mayo）、巴滕斯（N.B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罗伯特·阿克曼（R.Ackermann）等人，也都深入科学实践的具体形态，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8 〕可以说，新实验主义者对实验实践的关注，反映出科学实践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人类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哈金批判了传统逻辑经验主义将实验数据完全独立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构成以实验表象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实验观、以及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哈金认为实验不只是局限在观察的范围内通过实验操作得出数据，而是涉及操作过程中各种技能。另外，由于很多实验先于理论，所以，观察渗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很好地概括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与实验的截然二分是片面的，人们应该着眼于寻找特殊的实验实践，使其能够促生观察报告获得合法性与可靠性。

如果立足于科学诠释学的观点来分析，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将科学使之可知的事物带入人类生存的背景之中，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任务不仅要解释适用科学的程序，还要在科学应用之前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9 〕 （P93，137 ）不仅如此，科学的诠释学反思也是从对科学进行操作的具体实践中归结出来的，并且依靠实践的帮助，人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近代科学关于概念、技术等因素在自我理解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困扰。

总体来讲，在科学诠释学的视野下，“科学研究是一种寻视性的活动，它发生在技能、实践和工具（包括理论模型）的实践性背景下，而不是发生在系统化的理论背景下。” 〔5 〕 （P101 ）科学诠释学的主张是科学哲学前进的方向，它对科学所做的一切发生在他控性的网络互涉中。所以，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除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之外，也必须全力避免诠释学作为方法论的普遍使用而过于宽泛。就像劳斯对其进行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涵盖有关实践的种种探索——通过这种探索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转译和扩展”， 〔5 〕 （P320 ）正是由于诠释学与实践的交织使科学、诠释学及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明朗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反思已经表现出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与传统诠释学的汇合。〔10 〕 （P40 ）

总之，无论科学家们如何避免，科学及科学研究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实践的科学诠释学角度去审视科学。同时，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也理应避免对科学进行研究分析中的过分自负，务必要意识到在实践的——经验的事实基础上上升到科学理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尽管像兴趣、直观性、社会因素等非客观性因素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无法捍动各学科客观知识的本体论预设在整个科学研究系统中的核心地位，过分追求科学研究中的非逻辑性与主观因素的作用，人类繁衍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将成为空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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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 彤.郑金连.新实验主义：观点、问题与发展〔J〕.学术月刊，2007（12）.

篇10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