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异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异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形成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1.1受社会背景的影响

众所周知，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因此，华夏文化必然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统治人民，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灌输诸如“普度众生”、“因果循环 ”之类的思想。因此，人们为了能够来世成仙就今世行善，于是就有了对芸芸众生的“大爱”。

而纵观西方文化历史，其开始形成如今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人们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的文化必然会带有其“人文主义”的特征。因此，也就形成了西方社会的“小爱”。

1.2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1.3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2. 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2.1中西文化背景的异同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地区，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追根溯源，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编纂修订的“六经”为其文化的根源和基础，这种文化总的表现为：注重个人修养，注重道德力量，反对武力，注重与他人、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精神的超脱，以“仁”和“孝”为社会架构的核心。

而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思想基础都是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思想，源头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受基督教影响深远，这种文化，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注重实践，勇于探索，富于冒险，跟中国人喜欢对生命本源的哲学思考不同，他们更注重于对自然的探索和求证，从物质层面去考量生命的本源，在社会组织中，以“爱”为其架构的内核。

2.2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3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相对于个人权益，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认为没有国那有家，没有家那有个人，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但也容易忽视个体利益，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经常委曲求全，牺牲自我，甚至付出惨重代价。

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2.4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虽然整个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基本都是封建制度集中制的不断加强，是民主政治的彻底丧失，但从一开始，儒家、道家的思想家们就把民主政治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去认识和看待， 要求统治者爱民、亲民，重视民生疾苦，孔子的“仁”治思想，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老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等等，都包含着“民主”思想，但又推崇君权神授，维护等级制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

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所以，西方人对不能为民服务的政府，通过选票的方式可以给予否决或者改选。当然这中间可能也有许多问题，但无论认识水平上还是制度设计上，无疑都比我们要先进的多。

2.5科学观的异同

相对于科学研究和探索，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所以，尽管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四大发现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所有的现代工业文明，包括现代教育、民主政治都是西方人的成果。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几千人的船队七下西洋，不过为了宣示明王朝的“富有与强大”，当麦哲伦的船队环游世界时， 当西方人使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入侵我们时，我们想到的竟然是在大海边再造一处万里长城，思维的保守与守旧，缺乏创新和探险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尽管中国一度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有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但终究未能形成科学的风气和氛围，建立完整的科学体系，所有的发明创造带有很大的个人性和随意性。

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2.6道德观的异同

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而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2.7法制观念的异同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礼，已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法律只是道德的补充，所以，中国人提倡自我的完善，不提倡用法律法规来约束人，对法律的重视不是很够。在对欲望的约束方面，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控制和压抑一切“不符合道德”的欲望，讲究克己复礼，这种结果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2.8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虽然整个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基本都是封建制度集中制的不断加强，是民主政治的彻底丧失，但从一开始，儒家、道家的思想家们就把民主政治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去认识和看待， 要求统治者爱民、亲民，重视民生疾苦，孔子的“仁”治思想，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老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等等，都包含着“民主”思想，但又推崇君权神授，维护等级制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

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所以，西方人对不能为民服务的政府，通过选票的方式可以给予否决或者改选。当然这中间可能也有许多问题，但无论认识水平上还是制度设计上，无疑都比我们要先进的多。但由此产生的弊端是：过度的自由主义和人权旗帜，造就了今天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不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国，把入侵别国当成了文明的推进，与中国人讲究和平共处，尊重别人选择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2.9待人接物的异同

中国人看重人情、宗族、同门、师生方面的情谊，思考问题不会单纯从一个方面去考虑，而是喜欢整体、长远去考虑，往往使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西方人可能相对想的比较简单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码归一码。以前看过一个故事，某中国人在国外开车违章，被警察拦住，要求处罚，于是，该人根据自己在国内的经验，开始求情说好话，希望警察能网开一面，并表示下不为例，警察也始终在微笑着听他说话，不置可否。该人看警察没有表示反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了，很开心的开车走了，几个月后，该人收到法院的传票，才知道事情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人家对他微笑，只是职业的要求，而该怎么办，警察绝对不会给你下不为例的机会的。

篇2

【关键词】中外社交礼仪;跨文化交际;对外语言教学

一、跨文化交际概述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际，其主要特点是:文化不同，交际者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二、中外社交礼仪文化的对比

(一)称谓语。在汉语中，姓名称谓是不能乱用的。在亲属之间，称谓是由辈分关系来确定的，这种特殊的称谓文化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的。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又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就形成了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等儒家道德观念根深蒂固，这使得汉民族形成了严格的尊卑有序，上下﹑长幼有别的等级观念，所以下对上，卑对尊，幼对长不能直接称呼其名，这是不礼貌的，也是不被允许的。而西方国家大多受到人文主义影响，强调自由平等，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等级之分，所以即使是长幼辈分和上下级关系也可以直呼大名，人们也不足为怪，习以为常，而且认为这样称呼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更显亲切。对于陌生人在中国也有具体的称谓，例如，根据年龄，性别不同称为“爷爷，奶奶，阿姨，叔叔，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以示亲切和礼貌。而在西方国家大多只是“Mr，Miss或是Man，Woman，Boy，Girl或Kid，Child”等泛泛的称谓。再如“先生”这一称谓，在中国“先生”是用于对大教育家、学者、文人的一种尊称，表达一种爱戴和尊敬之情，不分男女，如“杨绛先生”、“鲁迅先生”等。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先生”只是对一般男性的称谓语，而作为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或教授，应称之为“博士(Dr)，教授(Professor)”。

(二)打招呼。打招呼是人们开始谈话最普遍的方法，一是可以自然地引出正式谈话，二是表示礼貌和友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打招呼的方式也不相同，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打招呼如果运用不当，常常会造成一些交际障碍或尴尬，英美人打招呼常说:“Howareyou!”“It’sverynicetomeetyou!”而中国人打招呼常常会问“姓名，籍贯，工资，年龄”等，在路上遇到会说:“干啥去”，“在哪儿上班呢”，“结婚了吗”，这些话语其实也是人情味的体现，并没有多事之意，而在外国人眼里会认为你在打听他们的私事，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中外在体态上打招呼的方式也有不同，中国人打招呼从古代的作揖到现代人的握手，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人谦卑，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而西方人则不然，由于西方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规律的影响，他们的性格更多呈现的是自信，外向，所以他们见面时常常是拍肩，拥抱，贴面，亲吻等肢体较为亲密的方式。

(三)拜访。拜访在人际交往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拜访中也有不同之处，在中国，去朋友家拜访，做客，时间较为随意，有时不需要打招呼就可以去。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去朋友家拜访是要提前预约的，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不好突然去人家拜访，显得不礼貌。告别语的功能之一是维系交谈双方的社会关系，可以采用不同的告别语来结束谈话，在结束言语交际行为上，中西方人采用的语用策略也会有一些差异。例如，在朋友家做客，要离开时，西方人常使用的道别语是:“Goodbye，Seeyou，Goodnight”等，而中国人(主人)常常会委婉地说:“再坐一会儿吧”、“这么着急干嘛”等表示礼貌、客气，当来访者离开时会说“慢走，常来玩啊”，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有时也会说:“开车小心啊”、“保重身体”等寒暄的话。而这些话语在西方人看来，会显得有些突兀或多余。

(四)自谦与尊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礼”的文化从古至今对中国人的言行举止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反映在谦敬语的使用上，对自己的父母称之“家父，家母”，对他人父母称之“令尊，令堂”，对自己妻子称之为“内人，贱内，糟糠”，对他人妻子称之“令妻、佳配、令室”，自己之子称为“犬子”，对他人之子称之“令郎”，自己的女儿称为“小女、犬女”，他人之女称为“令爱(媛)”等人称的谦敬词。而西方国家就没有这样的称呼，只有“你”“我”的区分，没有这些谦敬词。中国人还经常会说一些如“给您添麻烦了”、“讲的不好，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人习惯于说“这要归功于上司的领导，同事的配合”这样的客套语。有时候使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谦虚产生误解，认为“太虚伪，不真诚”。其实，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礼貌原则造成的文化冲突。中国人认为“谦虚是人最大的美德”，谦逊，含蓄的文化习惯就表现在言语中、行为上，总是尽量贬低自己，抬高别人，经常考虑别人的反应，注意照顾对方的情感和自尊心，使对方不至于在两个人的对照中感到自己不如别人而不快。这与西方崇尚的“自我主义”，提倡表现自我，肯定自我的价值观念和直接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将这些文化差异带入到教学中会对学生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五)恭维语和道歉语。恭维语是一种积极的言语行为，它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恭维语的使用频率中国要远低于美国，使用对象和内容也有一些限制，在美国文化中，恭维他人的外貌和所有物是很普遍的现象，任何人都可以恭维其他的任何人，例如一个女性穿了一个新裙子，她的男同事就可以说“Wow，Youlooksohot”，而在中国，当一个男性这样恭维一个女性时，很可能会被认为轻浮无礼，别有用心。如何回应恭维语，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中国人对恭维语的回应往往是“否认”或“自贬”，如:用“哪里哪里”来回答，以表示被夸赞者的谦虚有礼。西方人则习惯“接受”，习惯用“Thankyou”来表示对恭维者的赞同和谢意。由于受不同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中外的道歉频率和对象都有所差异，美国人的道歉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在一些像公交车，商场等拥挤的场合，中国人很少会因为自己撞到了别人而道歉，而美国人无论自己有意还是无意冒犯了别人，都会道歉。对于美国人来说道歉可能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即使是一些小事他们都会说一句“Sorry”，美国家长会因给孩子带来不便而向孩子道歉，在中国，父母是很少向孩子们道歉说“对不起”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典型的家长制为基础的，以伦理为核心，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等级或差序格局的，这种等级关系影响着人的言语行为，诸如道歉语，恭维，问候语等。在西方文化中，社会结构是倾向平等的，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长或幼，只要冒犯了别人，都是要道歉的。

(六)社交礼仪中的禁忌。何为“禁忌”，东汉学者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到“禁，吉凶之忌也;忌，憎恶也”。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下，禁忌方面也有差异。1．数字禁忌。西方普遍禁忌“13”和“星期五”，日本人忌讳“4和9”。这些数字给人以消极的心理印象，所以很忌讳。2．动物禁忌。在中国，人们习惯把猫头鹰看做“凶鸟”，但在西方人心中，它是智慧，勇猛，刚毅的化身。在汉语中，“狗”有许多贬义意味，常常指坏人和坏事，如“狐朋狗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西方人把狗看做是家庭成员，自己的朋友，在英语中“dog”不但不含贬义，反而有亲切的意味，如“luckydog(幸运儿)”。“龙”对于中国人具有很深的寓意，是一种图腾，是权势、高贵、成功的象征，中国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中国人也常自称为“龙的传人”。而在一些西方国家“龙”常被视为凶悍的动物，是不祥的。3．词汇禁忌。(1)死。中西方文化都忌讳说“死”这一词汇，所以会用些代替语，在汉语中，代替语会因阶级、地位、身份不同而不同，如古代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之死分别称为“崩、薨、卒、不禄、死”，还有现代的“逝世、归西、升天、老了、走了”等。西方人也不会直接说“Hedied”会用“passaway”等代替。(2)老。“老”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很典型的词汇。中国人经常在熟人，朋友的姓前冠以“老”字，如“老赵、老白”以显亲切，对有地位，有声望的人称为“钱老、汪老”以示尊敬。在中国“老”象征着一种权威、资历、尊严，因此与“老”有关的多表达尊敬之意。还有“知识渊博、技能纯熟”等褒义色彩，如“老先生”、“老资历”。在许多西方国家是不喜欢“老”的，在西方文化中“老”有无能、不中用的意思，所以不能称呼年长者为“oldmen，oldwomen”。

三、中外社交礼仪文化差异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一)更新教学理念，重视文化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师要认识到教授一门语言也是在传授一种文化，要采用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教学。教师也应该掌握一些中外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了解目的语与母语文化的异同点，引导学生在使用目的语时能够排除母语干扰。(二)树立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文化相对论的观念，意识到中国文化与他们的母语文化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没有对与错，高贵与低贱之分。(三)采用多种文化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化差异意识。要摆脱传统传授法教学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弊端，采用角色扮演法，提问法，小组讨论法等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教学。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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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礼仪文化；罪感文化；起源；作用机制；文明交流

东西方文明因有着文化本源差别，产生了“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的不同。东方儒家“礼”的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原罪”对礼仪文化罪和感文化的发展有着根源的影响。“礼仪文化”一直被东方文化所传承，注重向善性，“罪感文化”根植在西方文化中，强调原罪性。两者的本源差异在各自文明中不断被推演和延续，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影响着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为人处事、教育理念、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也给当今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借鉴。

一、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定义阐释

1. “礼”和“礼仪文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对“ 礼”的一种解释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而“礼仪”则被解释为“行礼之仪式”。现代社会的“礼仪”从传统社会演变而来，已经成为是一个多维度的范畴。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礼仪则是“礼”德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公德和行为道德的统一。因此要把握东方的“礼仪”文化，首先要领会“礼”。在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中，“礼”既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又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总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意识和制度规则，长久以来成为约束社会成员、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与准则。

中国俗称礼仪之邦，自古重视礼仪文化建设。“礼仪”最早的起源与祭神有关。《礼记・标题疏》中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即，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祖先崇拜的一种祭祀仪式，具有强烈的神秘感与敬畏感。孔孟之道将“礼”的情感基础与“仁”的精神内核作了沟通，使社会规范的外在性与道德主体的内在性相接轨。“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连词惯语，都体现出“礼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起着突出的精神支撑作用。《荀子・礼论篇》中还写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强调了欲与争、乱的关系，隐含了人以礼为善的行为准则。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礼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其追求性善的根本思想传承至今。

2.“罪感文化”阐释

西方“罪感文化”成为确定的文化概念之前，“罪（Sin）”就己根深蒂固。基督教的原罪始于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恶之果被逐出伊甸园。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有缺陷的，人需要有忏悔和悔悟之心。《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天主教是广义的基督教中的一部分，其教义将“罪”解释为：对理性、真理和良心的冒犯，是由对特定物质的放纵的追求而导致失去对上帝和邻居的爱。简单地说，罪即对上帝的不服从。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支柱，受其传统的影响，人们认为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会给人的善恶打分，也就是审判。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宗教文明滋养下成长的。在罪感文化中，基督徒常把自己看作罪人，其目的不在于放纵自己、否定善的存在，而在于摆脱罪恶、向善靠拢。“罪感文化”一词则首先由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提出。《菊与刀》中她将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总结为“罪感文化”，即“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

二 “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异同比较

“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虽然根存于不同的地域和文明，两者的最终目都在于抑罪扬善，只是前者侧重于“抑罪”，后者更加突出“扬善”；两者的劝善的方式都是促使人在社会生活中遵从各自的“道德标准”，使得人们一旦违背了那个标准，便会产生心灵上的不安或者懊悔、羞耻或罪恶的感觉，进而又促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但在中西文明的交流与思想碰撞中，其不同点则成为文化冲突的重要研究对象。

1. 文化发展根源差异

基督教是西方罪感文化的支柱，罪感文化从中而来；“礼”虽最早起源于祭神，但并没有固定的神的形象，而发到到儒家文化推崇的“礼”“仁”思想，则已成为强调“人”性本善。即，罪感的文化聚焦于人性的否定的一面，礼文化则更加注重人性中的肯定的一面，体现了中西想文化的根本差别之一。

2. 作用机制差异

根源的差异，也使得“罪感文化”和“礼文化”的“导人以善”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前者倚重内部力量，后者更多依靠外部力量。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观念，“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通过该标准发展人的良心，其向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即强调内因：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中国礼文化注重集体主义观念，“礼文化”之“礼”，一方面也要求节欲存理，控制本能欲望，另一方面，“礼”更表现为具体的集体行为规范，如一整套制度仪式，是德的保证。《荀子・修身》写到：“礼者， 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颜元曰：“身有礼则身修。”礼就是要端正人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要是通过学礼、用礼、保礼的礼教来熏陶人们的道德品质，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保证社会道德准则的实施。即“礼仪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外部的促醒和推动，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制度、规则或舆论压力来促其向善；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自然而强大。

三、“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影响下的中西文明交流

中西文明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即异质文明。对中西方文化的本体作比较，就会发现其差异表现为“人本”与“神本”的不同。东方礼仪文化首先崇尚个体世界的道德操守，弘扬个体心性，认为个体完善的追求是需要社会来验证的；西方的罪感文化中有神的存在，神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审视、督促人们坚守良知，神引导人们向善，人们甘认自己是不完善的。文化根源不同、导向机制的不同等，使得“礼文化”和“罪感文化”生发出不同的意义，影响着东西方的文明理念和对话。

如发生在明末清初中西教会内部、后扩展到罗马教廷和清朝康熙皇帝之间的“中国礼仪之争”，让中国人和欧洲人首次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礼制问题，即关系到儒家的“敬天”、“祭祖”、“祀孔”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判断中国礼仪是否是一种宗教：如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偶像崇拜”，是“异端”，严格神教教义的天主教是不能接受其兼信另外一种宗教中的“上帝”的；如果不是，则可以宽容。争论持续了三百多年后，1714年罗马教廷禁止了其教徒行中国礼仪，同时康熙皇帝也驱逐了传教士。直到1939年，文化环境逐渐改变，双方宽容精神提高，罗马教廷才废除了禁令，在中国和海外的华人天主教教徒被重新允许举行中国礼仪。这场“礼仪之争”在18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表面上看是中西宗教之争，而实质则是中西文化的冲突。

另一方面，异文化中的特质因素总是能导致一些非同寻常的思想解放，这是文化交流和比较的真谛。“中国礼仪之争”的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的，非宗教的，伦理型的，是值得启蒙运动中的西方人仿效的。这使当时欧洲人了解了神秘的“东方大帝国”，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同时，这一争论深深影响了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鸡、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尤其是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也促进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变革。由此，这场根于“礼”的文化争论成为18世纪以来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对中西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其深刻的社会影响至今尚存。

进入21世纪，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中国的“礼仪文化”在未来应该怎样发展以适应新的需要已经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话题。笔者认为，在个性解放的国际化大背景下，应逐渐淡化“礼”作为社会政治秩序或国家机构模式的功能，突出其作为人际交往及品德修养的规范准则的功能，通过批判性道德教育，使其渐进地成为一种广泛适用于国际交流、社会交往的道德约束与精神原则，同时肯定和弘扬“礼文化”倡导民本、主张“内省”、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观念，以进一步推进中西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

四、结语

“礼仪文化”和“罪感文化”虽然根植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自然地域环境，两者最终理想都是要追求善的世界，但在劝善方式、导向机制方面各有不同。西方文化中罪感的产生是“我”犯了罪，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礼”在旧时原是群众共同生活必须遵守的外在生活原则，但作为维系道德人心的观念，是现有法文化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也是“礼”在当今中国寻求新发展的重要伦理依托之一。随着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入。无论面对“礼仪文化”还是“罪感文化”，我们首先要认清其文明移植性，汲取两种文化中赞赏勇于承认错误、真诚悔过的行为理念，不断加强沟通、增进了解、相互吸纳，才能为各自注入新鲜血液，使双方获得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刘宗坤. 原罪与正义[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天纲.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45.

[3]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日本文化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5.

[4]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起源及宗教分析[J].中国文化，2007， （2）： 51-60.

[5]彭林.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 北京：中华书局，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