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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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复兴；宗教音乐；人文主义；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最早产生于14至15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时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其他几个城市里，人民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反对教会神学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他们呼唤古典文化的复兴，注重对人的关心和尊重，用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对抗神学思想和经院哲学，以推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文艺复兴并不是要真正恢复古代文化，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古代文化作为反对封建、反对教会的思想武器，从而建立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思想体系，由此可见，人文主义思潮是这个时代突出的思想主题。下面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1 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关系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过：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从这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宗教的一切都是和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仍然是西方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音乐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但是世俗的音乐并不能代替宗教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很注重人文主义，虽然从古希腊罗马精神获得了很多的启发，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基督教信仰，而是从感性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基督教，从中增添了更温和亲切的人情味。虽然人文主义抨击了教会，但并没有完全反对宗教，它只不过更加注重强调了人的尊严，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也没有抛弃他们心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相通性，人文主义者用优雅的古典方式，表达了蕴藏在心底的人性要求，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通过他们的作品，不仅看不出教会旧习，还能反映出古典精神与新时代完美结合。

2 宗教音乐与人文主义精神

2.1 佛兰德乐派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界出现了佛兰德乐派、罗马乐派、威尼斯乐派三大乐派，其中佛兰德乐派是文艺复兴时期复调音乐高度发展的一个乐派。佛兰德乐派分布很广，几乎占据了欧洲各地重要的音乐职位，他们既服务于西班牙、德国、奥地利等地，也有法国、意大利宫廷；从时间跨度上，佛兰德乐派的作曲家从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末，期间经历了几代人。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奥克冈、若斯坎等作曲家为代表的佛兰德乐派，不再仅仅专注于复杂的对位技法，他们抛弃了复杂的哥特式的对位音乐，在简单、明确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模式中，找到了能够充分表达以情感为基调的音乐风格，佛兰德乐派的音乐具有清晰、简朴和真诚等艺术感染力。复调音乐的技法也更精致、更讲究：旋律平滑婉转，灵活多变、更富有艺术性；音乐旋律不再受一些固定因素的影响，开始占据突出地位，旋律上方自由进行；节奏有了可计量的节奏，但在宗教声乐作品中不强调律动感，只是在世俗音乐中拍点鲜明，律动感强，作品中各声部可以通过不同的节奏型表现作品的完整；音乐织体追求和声的丰富饱满，复调音乐中越来越多的采用模仿手法，使得各声部协调统一。除此以外，在经文歌、弥撒曲等宗教音乐体裁中，声部逐渐从三个扩展到四个，三度、六度也作为协和音程被广泛接受。

2.2 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

人文主义对音乐的影响比对其他艺术来的慢，因为音乐是诸艺术中最抽象的，本身无法精确表达自然世界与人类的思维。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乐种和中古时代一样是声乐，从中世纪以来宗教音乐是以歌词为载体的，只有通过为音乐填词，作曲家才能明确表达乐思。由于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歌词内容更加多样化，歌词的意义和内容也更加戏剧性，有抒情的、也有虔诚的，除了歌词外，这个时期的宗教音乐表现力也大大加强了，作曲家们通过深刻动人、富有表情的音乐感染听众，让我们体会到不同的情感力量，感受着音乐的内涵与魅力。

除了宗教音乐以外，这个时期的音乐另一突出的特点就是世俗化音乐。虽然宗教音乐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世俗音乐的素材已经开始融入到了宗教音乐的创作领域中。在音乐作品中，声乐仍然占有最重要地位，复调宗教作品由小型的合唱组演唱，世俗音乐由独唱或独唱小组和小型乐器组表演，同时已有很多音乐是专为乐器创作的。尽管文字描绘、情绪表现和遍布模仿成为宗教与世俗音乐的共同重要特征，两者间没有风格上的重要差异，但是演出形态则有重要差别，宗教音乐是合唱音乐，世俗音乐则常独唱，主要是因为世俗音乐更会反应情感与字句，独唱比较容易表达，世俗音乐也比较会加花装饰。世俗音乐作品中不仅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还能体现出作曲家对爱情及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这个时期的音乐有所倾向，但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仍然紧密相连，宗教音乐依然是这个时期音乐形式中的领导者。尽管受到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与以前时代相比较，文艺复兴时期更注重情感的表达。

3 宗教改革思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在西方，宗教在个人主义的形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各个国家都产生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宗教音乐。在宗教音乐发展的同时，16世纪以后又出现了许多世俗音乐体裁，映射出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宗教改革时期，一方面马丁！路德不但没有宗教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为了应对宗教改革运动也做出了一系列反宗教改革措施。

3.1 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思想

1517年，德国维腾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施罗斯教堂张贴了反对教会的95条论纲檄文，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并引发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这场宗教改革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影响到了音乐领域。马丁！路德的宗教音乐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使宗教礼拜仪式为更多地信众所接受，他大胆地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方式，希望能够使广大的会中参与到教会仪式活动中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核心观点是“因信称义”，按照基督救赎的理论上就是理解为：凭着信仰可以在上帝面前成义人的意思；按照基督教可以解释成：人生来就带有“罪性”，这是一种原罪，是人对上帝的背离。而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着重强调的就是一个“信”，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但也表达出了普通百姓的信仰心声。路德在宗教改革学说中的个人主义因素，主要是从“平等”和“自由”两个方面体现。所谓平等，他认为每个信教徒在上都应该是平等的。一方面，信教徒应该是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另一方面，基督徒又是全然顺从的众人之仆，受每个人管辖。所谓自由，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他一方面否定官方控制人心的逻辑推理式的理性，另一方面有提倡独立判断思考的个人理性。

马丁・路德是个酷爱音乐的人，也是宗教改革的第一位圣诗作者，他采用比较通俗的言语作诗，使圣诗大众化。他认为音乐是对上帝的赞美，它不仅具有打败邪恶的坚强力量，还是医治抑郁的良药。他从未想把音乐摈弃于教堂之外，相反他更希望能够尽力的提高音乐的水准。路德重视个人的信仰经历，在音乐还注重创作民众化的宗教歌曲。虽然路德成立了新教，虽然在教会礼仪中摈弃了罗马教会的因素，让每个会众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咏唱德语歌词、旋律优美的教会歌曲，但是仍然保持了天主教的音乐仪式。路德为了使信教徒亲自在赞美诗中赞颂上帝，他把新创作的新礼拜歌曲称为“众赞歌”，它的歌词通常都是采用分节体的德文诗歌，配上容易演唱的单声部旋律。路德的教会音乐理念不仅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性色彩，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一名神学家、传教士和教师的态度。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对信奉信教的教徒来说，他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们不仅可以参与读经和唱诗，还可以用自己的言语来和上帝交流，上帝成为世上所有人的天父，更有其普世性。宗教改革不仅改良了教会，在宗教音乐作品中还展现出了人类生活的精神世界，充分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

3.2 反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思想

1545～1563年间，面临着欧洲不断滋长的宗教改革情绪与严峻形势，天主教会为应对宗教改革运动也做出了一些列的改革，被称为反宗教改革，主要讨论如何应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在初期的会议改革时期，教会音乐家们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认为教会音乐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纯洁性，如：曲调过于世俗性、器乐过于喧闹、音乐结构过于复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对宗教歌词的理解。守旧派的音乐家们认为应该保存古代圣乐的遗产，坚守堡垒，把一切和音乐改革有关的因素都看做是危机，他们反对一切世俗的、非宗教的因素，反对在宗教仪式中除了管风琴以外的其他乐器。另一些音乐爱好者们则反对对多声部音乐的否定，他们认为音乐再回归到单声部音乐是不现实的。代表天主教会的罗马乐派和威尼斯乐派，从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出发，不仅丰富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音乐内涵，从中也体现出了人文主义精神。

4 结语

文艺复兴时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挫折、有过度、更有发展，它是一个受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的价值、个性、和尊严都得到了肯定，并且从显示的世俗生活中逐渐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宗教音乐从总体上讲是人文主义与宗教定式的交融，音乐形式规范自由，情感表现上既有感性的“情”，又有理性的“悟”，宗教音乐不仅面对宗教与宫廷，也开始面对市民阶层。这时期的作曲家们也更注重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为主，用音乐打动人心，完美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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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复兴；绘画艺术思想；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046-01

艺术革命的永恒公式是当一种艺术渐趋呆滞死板，不能再表现时代趋向的时候，必须回返自然。穿过中世纪美术的呆板阴暗，人们对自然和人身价值开始重视起来，对人和自然作出了新的评价。从14世纪到16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传播并影响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运动震动了整个欧洲画坛，并且成为西欧近代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开端。 “15世纪初那些佛罗伦萨艺术名家，已经不再满足于沿袭中世纪艺术家传授给他们的那些古老的程式。他们运用新方式和新兴趣使得作品在那一时期看上去惊人的真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看来，艺术中那些新方法和新发现本身从来不是最终目标；他们是使用那些方法和发现，使题材的涵义进一步贴近我们的心灵。”

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思想基础概括来说就是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的出现要求文化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发展人的个性，要把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身依附。人文主义思想的真正核心就是要提倡“一切以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观点在一切以神喻为准则的中世纪则是大逆不道的，那时侯的理想人生就是贫穷、独身和遁世，甚至认为寺院里的一间斗室和从不洗濯的双脚是心灵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人文主义者则认为人在历史中扮演的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不能听天由命地去等待死亡或基督的重现。他们赞扬家庭生活和明智地运用财富，认为适度的物质享受有利于对知识的追求。人文精神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是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它批判了封建教会视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使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和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

约翰・伯格评论：“艺术是一种权利”，“艺术家意志力来自他们对自身经验的信心，以及对他们所认识的社会所抱的一种深度怀疑”。中世纪的绘画是以神为核心的表达，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则开始对神学提出挑战，强调人的现实生活意义，以人性来对抗神性，否定了以神为中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在粉碎中世纪精神枷锁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发现了世界，也发现了自己。有人比喻说，以前，人们的视野在观察世界及认识自己时，都被一层纱幕所遮掩。这纱幕是由信仰、幻觉和偏见组成。而此时，纱幕被撕去了，人们从睡眠或半醒状态中开始清醒：他们有了“个性”的意识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作品中充分体现着这种人文主义思想精神。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热爱自然、歌颂生活、弘扬英雄人物精神的绘画。他们运用神话题材来表现对人间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表现对人的无穷创造力量和智慧的赞美，表现乐观的生活，表现人体美，歌颂自然。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证明人文主义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在这时期的名作中清晰的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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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崇尚人的价值、尊严和高贵。反对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热情讴歌了美好的爱情，纯洁的友谊。充满真善美的人性和人类征服时间、主宰命运的美好愿望。虽然他的诗歌中掺杂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精神糟粕。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渴求美好感情、追求个人幸福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

一、人文主义理想的起源

在英语中，“humanitarianism”一词译作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博爱主义。人文主义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对当时的英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一、关注人性，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反对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束缚和心灵的压抑。二、主张灵肉和谐。肯定现实人生和尘世生活，追求个人幸福和世俗享乐。人文主义思想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神学统治一切的精神枷锁，肯定了个人的崇高和伟大，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与以“神”为本的“神道主义”背道而驰。它注重个人首创精神，提倡全面发挥个人潜能准崇人的自尊自信和人格魅力。

二、莎士比亚诗歌中的人文主义理想

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创造了两首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1592—1593)、《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159411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其中包含了许多以歌颂爱情、友情和真、善、美等人性光辉的不朽诗篇。莎士比亚的很多诗篇完成于其艺术创作的早期。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风格逐渐形成。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经济兴旺，国力昌盛。人心安定。此时的莎士比亚青春年少。意气风华。对人生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对理想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作品中洋溢着乐观明朗、积极向上的主流色调。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优美的旋律和动听的辞章歌颂了世间最为美好的情感——爱情和友谊，征服了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流溢出强烈的感情和深邃的思想，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这些思想无情地抨击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封建礼教，热情赞扬了人的个性。宣称人的平等，赋予了人以崭新的内容和意义。达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

1、莎士比亚诗歌中的“美好爱情”

爱情可以给人带来自信和勇气，希望和快乐。幸福和安宁。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倾倒，为之痴狂。人文主义者认为追求爱情是人的天性，人人拥有享受爱情幸福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纯洁的、高尚的，它不受父命、君命和权命的摆布。也不受金钱、门第、宗教和种族的限制。这种崭新的爱情观念与神权主义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莎士比亚在他的诗篇大胆歌咏爱情。盛赞尘世的，以炽热的情怀谱写出一曲曲爱的赞歌。诗人抒发了爱情给人带来的欢愉与欣喜，悲凉与忧伤。表达了对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海枯石烂誓死不变的坚定信念。在诗人的心目中，爱情是那样的珍贵和美妙，神圣而又崇高。在莎士比亚的爱情诗篇中，诗人使用了一系列的缤纷“意象”。烘托出爱人的娇媚容颜和美好心灵，讴歌了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统一。他把爱人比作“太阳”、“夏天”和“芳艳”等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即使这样。这些自然尤物仍然稍逊一筹，因为它们都有自身的缺点。而他的爱人却是那样的完美无缺。

2、莎士比亚诗歌中的“真挚友谊”

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十四行诗是献给他的一位年轻男友的，这说明在他的生命中，地久天长的友谊至高无上。莎士比亚亲历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丑恶的社会现实，所以他痛切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坦诚相待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赞美人与人之间真诚无私的友谊成为莎士比亚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当然，莎士比亚笔下的纯洁友谊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种渗透着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能兑现的痴心妄想。但是莎士比亚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能够独具慧眼地发掘它、宣扬它。坚定执着地维护它，并全力以赴地力求去实现它。确是难能可贵的。随着他对社会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他的乐观情绪开始泯灭，在残酷无情的现实面前，他的美好畅想皆付诸东流，一败涂地。

3、莎士比亚诗歌中的“人性光辉”

莎士比亚一生执着追求的是一种至真至纯的包涵着真善美的美好感情。对于敏感和多情的莎士比亚来说。至善的美德是不朽的，至真的情义是不朽的。完美的名望也是不朽的。在诗人的笔下，人性充满自尊、自信、仁慈和友爱。诗人毫不掩饰对人性的热烈颂扬。不惜笔墨着力描绘光彩夺目的人性光辉。热烈地讴歌着人性之美。诗人在他的诗歌中运用了的很多美好的字眼，如：“夏日”、“鲜花”、“光荣”、“灿烂”、“忠贞”、“永恒”等来形容人性的本质。崇高而美好的人性与真、善、美交相辉映，人也因此获得了永恒。在那首“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Day”的十四行诗中。诗人用尽人间美丽的语言歌颂爱友。使之成为经久不衰的千古名篇。莎士比亚的诗歌赋予了他所歌颂的美与善以永恒的声名。所以莎士比亚的诗歌能够超越时间而世代相传。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4、莎士比亚诗歌中的“时间镰刀”

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一再提及“时间的镰刀”。我们不禁要问：诗人为什么用“镰刀”作为时间的象征呢?欧洲中世纪的神权主义认为人只有今生受苦。才能在来生获得幸福。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则认为人的价值在今生，而不在来世。因此人在今生就应当及时行乐。因为来世虚无缥缈，遥不可及。人生苦短，时不待我，何不趁早把酒当歌。及时行乐。这种睿思显示了人们渴望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在当时具有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时间的大河汩汩流淌。带走一切的人世沧桑。时间摧毁生命。摧毁容颜。然而人们极其渴望战胜时间，做时间的主宰。这种渴望激励着人们在今生今世不断地奋进以获得光辉的成就。不断地追求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永恒。时间的威胁激励着人们争相成就英雄的业绩，去航海，去冒险，去为自己的国家建功立业。从而赢得不朽，达到永恒。

5、莎士比亚诗歌中的“消极思想”

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它也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诗中弥漫着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恋爱至上”、“个人奋斗”和“人生无常”等消极思想。他的诗中过分渲染了抛开天国的虚幻。追求尘世生活。享受现世爱情的人生哲学。这种对“花开堪折只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悲观态度的过分强调终会使人沉溺于感官享乐。玩世不恭。并导致对生活的极度放纵。莎士比亚以“人类之爱”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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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历经千百年，至今对现代教育有着深远影响。近些年来，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进而也要求教师自身全面、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阐述新时代对教师素质的影响及要求。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文主义的历史界定

人文主义(Humanism)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也是一个广泛使用但含义十分模糊的概念。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直接产生的词，他的产生要比“人文学”和“人文主义者”晚得多。教师所教的有关古典文化的教学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人文学”，而教授“人文学”的老师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人文学”在15世纪所指的科目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但“人文主义者”比教授“人文学”的老师的范围要广一些。正如克利斯特勒所说的：“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于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词，并且，这两个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被使用的词。从这个时期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组学科，它由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组成。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与发展；人文主义对其它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渐渐走出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文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人文主义的特征

吴式颖，任钟印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中总结了人文主义的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发展自身，从而获取各种优秀品质，不断向完美接近。人文主义对人的赞颂与中世纪都会对人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观，重视人的能力而非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人文主义反对消极悲观、无为的宿命论，认为人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命运，人的能力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能力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更加乐观和自信，认为个人的能力及其发展是获得成功、荣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靠。

第三，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中世纪神学宣扬人对都会的教义教规的绝对信仰和盲目服从，而人文主义与这种权威主义做法相对立，要求把人从都会的教义、教规和其他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四，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传授古典学问，让学生接受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头脑发达、能写善辩、风度优雅、体魄强健的经世致用之才，以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三)人文主义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诠析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北欧人文主义倡导者伊拉斯谟认为好教师应当年长、有高尚的品德、有渊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懂得教育艺术。与伊拉谟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维夫斯认为教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具有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学问；具有教学技巧和才能；具有纯洁的品格。教师应懂得教学技巧，应具有关于教育教学的“实际的智慧”。另一位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马尔卡斯特要求教师有良好的素质，建议对老师进行严格的职前培训。他认为教师不仅应掌握知识，还应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懂得教育和教育的方法。法国的哲学家蒙田认为教师的素质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第二，教师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判断力和道德；第三，教师有高于父母的权威；第四，老师要学会因材施教；第五，教师要有好的性情。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强调教师要有工作热心和敬业精神，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以热情感动学生，使之发生情感变化。

不难看出人文主义学者和教育家所提倡的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了广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品德、丰富的教育经验、教育教学知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工作热情、工作精神等，具备这些专业素质的教师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师，只有这样的教师培养出的学生才有可能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系统的科学论证，但一些学者和教育家对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已经做了深刻的论证，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对当时的教育产生大面积的影响，但对后世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思想，这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对教师职业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现代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

(一)教师专业素质的定义

现代科学证明，素质是一个人通过环境影响、教育和内因作用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通过气质、言行、修养、品格和风度等表现出来。教师的专业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特质。林崇德、申继亮教授将教师专业素质定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二)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分析

叶澜教授认为，新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有：专业精神、教育观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教育智慧。李瑾瑜教授认为，应当包含专业知能、专业道德(伦理)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朱宁波教授认为，理想的教师专业素养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专业理想、专业知能、教育智慧。中国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笔者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无论是哪一位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论述，它都包含专业知识、专业道德这两个基本方面内容，这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教师可以立足教育领域的根本所在，它们也决定一个教师是否是一个合格教师的至关重要的方面，也决定着这个教师能否在教育领域里继续成长。当然教师专业素质还包括专业精神、教育观念、教育智慧等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介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中专业知识与专业道德的影响。

专业知识是一个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另一个专业及其他人员的本质特征。舒尔曼认为“一个专业既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熟练的工作，又是一种根植于知识的专业行为”。在舒尔曼看来，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表现在教师有能力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形式，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特别重视理解和推理、转化和反思的功能与作用。叶澜教授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三个层面。第—个层面是，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最基础层面的是有关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第二个层面是具备1-2门学科的专门性知识与技能；第三个层面是主要由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构成。

专业道德即指教师职业道德，一般认为师德是指教师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是调节教师与他人、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与概括。在人格上，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师德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师德的影响不但广泛地作用于在校学生，而且通过学生和家长对社会产生影响。高尚的师德会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几十代人。因此，在道德水准上，对教师要求更高、更全面。

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影响

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历史时期，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不同。在我国古代，道德伦理的人文知识，是每个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在欧洲古罗马时期，教师则首先要拥有辩论术；进入中世纪，宗教学说成为最重要的教师专业素质之一。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

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分别提到过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教育的学问”、“掌握知识”、“有学问”，虽然他们的“知识”、“学问”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同程度上包括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教学法知识、有关学生身心健康的知识等。

叶澜教授对教师专业知识的三个分层中，最基础的层次中就指出教师要掌握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其中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就是指，教师不能只片面地掌握人文知识或科学知识，而是要全面掌握人类的优秀文化，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那么教师首先要具备这样的才能，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同样倡导的是即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又不能失去人文精神。单纯地掌握科学知识或人文知识。并不能得到人们预期的全面发展的人，人文主义教育教育不仅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学。主张通过人文科学的教育向学生提供关于人的精神领域心灵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且重视自然学科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具有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注重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智潜力的自由运用和个性的和谐发展。与科学进步相伴的是文明的进步，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所以，这就需要老师不仅要掌握人文知识还应该掌握科学知识，在传授知识的时候更要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不能忽略了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养成。

另外，教师还要掌握能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蒙田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第一点就提出了“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可见教育心理学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重视。有了这些辅知识教师才能更好地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才能培养出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道德的影响

道德教育在古代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孔子要求子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德修养为主，学习文化知识及技艺只是“有余力”时的事情，道德修养可以说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而且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所以对现代教师来说热爱祖国、献身教育、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精心育人、钻研业务、团结协作、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一直以来对教师专业道德基本要求。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维夫斯说“一个教师应该既是个好人，又是学问的爱好者”，可见一个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就明确指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这恰好与人文主义的教育观相一致。从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指导思想也可以看出，要求教育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文教育思想主张培养和谐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这与我国主体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教师要具有优良的品德、崇高的理想，在讲授科学文化的同时，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思想品德教育融化到教学实践中去，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陶冶学生的情操，真正做到言传身教。

篇5

二、启蒙运动：从审视人生到审视社会

三、俄国民主运动：唤起了改造社会的责任感

自从地球上产生人类以来，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就开始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宗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神”统治人的哲学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生哲学。

人类认识的对象从来都是三部曲：自然、社会、人。人们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也就逐步认识了自身。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

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点燃了无数哲学家智慧的火花，而且也萦绕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的心灵中。古人思索过，现代人在思索着，未来的人也将会思索。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得好：“未经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思索和考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人生哲学。

正如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进步，都伴随着一场人生意义的论战，并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一样，在世界近代史上，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三次关于人生意义的论战。而且，随着近代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日益加深，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人开始认识自己

这个时期关于人生意义的论战的焦点是：究竟是上帝主宰人生还是人主宰自己？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机智地批判了基督教神学，大胆地肯定了自我的自然本性，竭力说明人的幸福不在“天国”或“来世”，而在现实之中，论证了个人幸福的合理性。

在中世纪，在神学家笔下，人生被描绘成这样一副可怕的图景：人是生而有罪的，所以必须匍匐在上帝的面前，虔诚地向上帝祈祷、赎罪。现实的生活算得了什么呢？仁慈的上帝为他的儿女准备了“幸福的天国”；热情、智慧、力量算得了什么呢？信仰是进入天国的门票。

十四世纪以后，一些工商业城市兴起了，攫取实际利益的愿望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生，证明尘世生活的合理性，砸碎人们的精神枷锁。意大利文艺复兴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在人文主义者的笔下，人不再是那样的渺小，他们同神一样伟大而高贵。被誉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的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中宣告：“我实实在在敢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

人文主义者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生观：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追求现世的幸福，因为“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一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快乐、爱情、荣誉和自己所欲的一切。

——人们为什么要追求幸福呢？这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本性决定的。本性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人们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获得幸福呢？通过个人奋斗，而个人奋斗需要有热情、智慧和力量，所以，就应当把扔在一边。

总之，和极端蔑视人的价值的宗教相对抗，他们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宗教桎梏。世俗的一切都被神圣化了，它们再也不是邪恶，而是合情合理的东西。“神”统治人的世界被冲破了。

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恩格斯语）。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新人生观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初的呐喊。尽管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们不可能了解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不懂得社会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这个道理，但对人的肯定和对尘世利益的肯定为资本主义发展在思想上开辟了道路；强调个性解放、崇尚热情和智慧，则造就了一代巨人。“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但丁的这句名言被一代又一代的革新家当作了座右铭。

二、启蒙运动：从审视人生到审视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过后二百多年，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优势的资产阶级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于是，以此为背景的启蒙运动，引导了一场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人生观，从审视人生走向审视社会，把个人命运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进展。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还不得不给自己的思想披上宗教的外衣，那么许多启蒙学者就连这外衣也焚毁了。他们宣布：现实中的一切，都必须站在人的理性面前受审，不被理性认可的东西，便没有存在的权利。一方面，他们进一步把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宣布为“趋乐避苦、自我保存”。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了人生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保障个人幸福的前提，而一个丑恶的社会环境却是埋葬个人幸福的坟墓。要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就必须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是保证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

卢校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在原始人类那里，个人是充分自由的，没有任何束缚。当人们结成社会之后，人并没有失去自由。理性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社会决不扼杀人的自由，它只是把个人自由变为公民自由罢了。所谓公民自由，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挑选社会的管理者，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社会只不过是大

家的一种“契约”，是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的组织形式。所以，要保障社会不被少数人操纵，就应当承认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干涉政府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表现形式就是民主。

篇6

达芬奇属于佛罗伦萨画派。

佛罗伦萨画派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形成的美术流派，13世纪末已经形成，早期代表画家有乔托·迪·邦多纳、马萨乔、安杰利科、乌切洛、波提切利等，盛期代表画家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

佛罗伦萨画派绘画标志着中世纪美术向文艺复兴美术的过渡，其风格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虽然以宗教题材为主，但较多的表现世俗生活的情景，注重空间关系与人物的立体表现，杰出的表现了文艺复兴美术的基本特点即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完美结合。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本书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先生所撰写的，这也是我阅读关于该作者的第一本书，与《清代地方政府》、《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关注与地方政府的总体运作与宗族作用相比，其落脚点放在了更为细微的环节，即偏向于中国基层社会司法运行的方面。再进一步说，即民法的实践和表达。

（一）清代法律官方表达的迷雾

正如黄宗智在导言当中所说，本书的出发点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清代法庭是不是真的很少审理民事纠纷？好人是不是不打官司，而法律诉讼的增多只是由于奸诈之徒和邪恶的衡门骨吏的无中生有，挑唆渔利？再如，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一个法官？

作者以一一否定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并进而提出了“清代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既矛盾又统一”①这一中心论点。他认为正是我们单纯的理解官方表达的条文及官方意识理念，因此才会产生这些疑问。那么理解这一论点，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所谓的官方表达以及实际运作究竟蕴含了怎么的一副画面。

从官方表达来看，构成这副画面的正是书中所提到的国家的两幅面孔，即严父和慈母，这是国家一开始就摆出的自我形象。这个父母官的形象正是中国传统法制深受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影响的一个融合体。在法律制度上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精华而塑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法律体制。

当国家在作为严父出现时，体现在国家官方的表达中便体现为所具有的法家的严肃一面，君主总揽大权，人民没有独立于君权的权利，表现为一套犯禁惩罚的条规中。并将一切儒家社会理想都付诸于作为载体的条文之中，从而成了这个社会最高理想的集中体现。当然这些条文体现在有清一代的律例中也并非完全是理想化的道德说辞，也包含了比较实际的一面。

此外，清政府认为，相对于刑事而言的民事，是中央政府根本就不关心的“细事”，完全不应诉至公堂，民事诉讼不仅不多，而且是不应当有，即使有，也是受了不道德的讼师讼棍的唆使，良民是不应涉讼的。而倘若遇到这样的景象，县官采取调处的方法，也应主要是用道德教化，而不是以法律断案。这种宽容的举措自然离不开其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文化渊源也使中国自古法律制度的实行都有别于西方，而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或者说是某种背离性。使官员在治安管理的过程中有了更大的走展空间。这种教化的宽容带有一种历史的特殊性在其中。展现了儒家理念中仁慈的一面。在基层社会主要体现在县官担任的父母官的角色，特别是在处理案件中“断之以情”的一面。

但是否地方官真的很少过问民事？事实上，黄宗智在本书第四章中便阐明了这一事实，即清代的审判制度是根据法律而频繁地并且有规则的处理民事纠纷。他用巴县、宝坻以及淡新档案，都说明了这一点，在二百二十一件经过庭审的案子中，有一百七十件（占百分之七十七）皆经由知县依据大清律例，对当事双方的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明确的胜负判决。这种情形在三个县中无一例外。②因此作者认为以律而断的事实实际上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本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对清代官方表达与实践操作一致性的肯定。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清代法律实践过程中不仅大量受理民事案件，而且大都是依律而断的。

（二）清代法律制度的补充：第三领域

此外，作者认为有清一代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并不只是官方审判，儒家教化思想仍然贯彻其中，只是这个主要的贯彻者交给了民间社会力量，譬如基层自治社会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宗族社会调解体系等，同时，清代这种宽严并济的国家统治政策事实上为社会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契机，从而引出了其另一个主要的观点，这就是“第三领域”在司法审判中的存在。

在理想状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代表“国家”（或官方） 的州县，虽有囊括一切的职责，但许多领域的实际管理却是交给“社会”来操作的。③这是一个由国家法庭和民间调解相互作用组成的互动空间，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介于国法与审判，妥协和调解之间的这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区或宗族的民事调解发挥着主要作用，其为自发的，并得到县官默认并秉承其基本意志的主要民事调解机构。承受政绩考核的县官不可能将精力完全投入纠缠不清而又连续不断的民事诉讼中，因此县官也有受理与否的决断权，而宗族社会中，其自发的运作体系又恰能包容所谓民事的范围，因此，官府有时候更宁愿小事化了，让官司止于调解阶段。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政绩考核的压力，也符合“调之以情”的儒家所倡导的对人民的教化。更何况，民间调解其妥协之上的特点，其“情理法”的运用，最终也是为了在一个朝夕相处，紧密组织起来的社区内维护族人和邻里之间和睦的关系。因此，二者也是存在目的上某方面的统一性的。相信了解这样的前提让我们更易于了解第三领域存在的合理性。

但我们应明确，有相当数量的人仅仅是把告状当做在纠纷中向对方施压的一种手段，而官府所采取的立场则成了达成调解方案的部分底线。但在第六章中，作者也提到了两种不同的调解形式，其文提到相对于宝坻――巴县型而言，在社会分化更高的淡水――新竹型中可能民事调解更为繁复，往往对于官府的判决一再申诉，因此被视为不稳定的因素，有“南省刁黠最多，无情之辞，每出意料之外，据事陈告者不过十之二三。”的说法。当然调解并不总是双方的妥协，如果是非对错显而易见，调解可能像是判决，是对的一方得到明确的“胜诉”但又会对败诉的一方保留一点面子。

那么第三领域的存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地方的低诉讼率，而这与对腐败诉讼体系的望而却步又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从个人而言，我认为作者从已知材料所得出的结论是肯定了第三领域在降低诉讼率的效用的，而对诉讼体系的腐败却作出了反驳，地方事务的管理者们的无能以及衙役胥吏营私舞弊都被认为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反而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将其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妥协的目的。

二、书评

一本好书的诞生，犹如一块石子被投入湖中，总会激起许多波澜，《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也是如此。其出版后所引起的争议不断。再此我将就我感兴趣的几个问题做简单阐述。

（一）“情理――法律”之争

事实上，就清代法律审判准据的研究长期以滋贺秀三和黄宗智为代表。但我认为他们二人的判断都过于绝对。受韦伯“卡迪式”审判的思想的影响，滋贺秀三认为清代法律实践是以“情理法”为准据的，而且是非实定性的，他认为在“国家的法律或许可以比喻为是情理的大海上时而可见的漂浮的冰山。”④ 平心而论，滋贺秀三以欧洲诉讼形态为参照系来为法设定标准并不客观，黄宗智虽然通过他的论述阐明清代法律社会依律而断的事实，纠正了滋贺秀三对于情理法运用的夸大，但由于将法律与情理截然分开，忽视了律例不能涵盖超出且超出律条之外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交往原则也陷入了某种狭隘的立场。

针对二者的争论，里赞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他认为理解州县审断的关键既要看州县审断使用了何种依据，更要看州县为何会如此灵活地运用依据。⑤如果把州县审判视为地方官“治理过程”的一部分，那么这种依据就是以化解纠纷，维护地方稳定与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根据具体需要综合、灵活运用具文之法，情理之法，以及经义大法进行纠纷裁断的政务性活动。因此他认为“律例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利器罢了”。⑥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我们不应当将州县审断以西方理论生搬硬套，而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实际，州县审断在当时的社会中可能只是政务而非司法。黄宗智虽然尽力想摆脱西方中心论，但在竭力寻找类似西方司法中依法而断的事实中却又陷入了西方中心论，因此他所参照的也仍是西方诉讼体系。

杨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影响了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并且最终扩展到整个欧洲，而西方的史学同样要求摆脱中世纪的宗教色彩，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之下追求新的发展、新的突破。本文主要要讲的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及其特点，和它对欧洲传统史学的超越和影响。

关键词：文艺复兴 西欧史学 特点 超越 影响

中图分类号：G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翻越阿尔比斯山脉和远渡重洋之后，不但影响了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德国，还影响到了英国，并且最终扩展到整个欧洲，其影响遍各个领域。当中世纪的大幕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之下谢幕时，西方开始步入近代，而西方的史学同样要求摆脱中世纪的宗教色彩，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之下追求新的发展、新的突破。

一、文艺复兴前的西欧史学。

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欧，基督教笼罩了社会上的一切，宗教与政治结合，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和教会的腐败等对西欧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学也不例外，“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了”，基督教神学史观的制约与束缚，使得史学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迟缓”②。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

14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与发展，不仅要用火与剑为自己开拓道路，也要用笔和舌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从意识形态上向封建主义旧文化发起挑战”，这就是文艺复兴，欧洲思想家“冲破了天主教神学的牢笼，抛弃虚妄的、禁锢思想的宗教史观”，批判《圣经》，“狠狠打击一犹太教和教会史为核心”的史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从现实出发，把‘人’和‘人的历史’记载下来，撰写出大批的战争史、政治史、建筑艺术史、人物传记以及文化史等等”。③

1、意大利。“以意大利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史学突破了基督教神学的牢笼，开拓了史学世俗化道路。史学家们用人的观点考察历史，从社会现象的因果联系上来解释过去”、“他们摒弃了基督教史学以上帝为起点历史分期法，代之以前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的分期法”， “改变了借历史宣扬教义的治史态度，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关心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历史研究和编撰不复为教会和封建社会上层任务所垄断”。④

2、法国。“16、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扩展到阿尔比斯山脉以北欧洲地区，宰相西欧诸国辐射过程中，纯粹意义的‘古典学术复兴’特性逐渐消弱，相反，君主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改革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形态，人文主义与上述思潮碰撞、重叠、融合后，失去了主体性意义，仅弱化为其中一个元素”，“具体表现在，历史学科学意识的崛起、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结合、疑古精神与文献校勘学的兴盛”⑤。

3、德国。15世纪德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大学，成为古典研究队伍的集中之地，一部分历史学家开始以新的思路重构德国过去。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对德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宗教论战中，历史学未能置身事外，导致其仍然在宗教框架内徘徊，德国的历史学仍未摆脱神学。

4、英国。英国离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意大利也相距甚远，文艺复兴的浪潮波及英国较晚，玫瑰战争之后，都铎王朝实现中央集权，英国的文化事业才在国家的倡导和扶植下发展起来。尤其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为人文主义者活跃的中心，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传统的原因，英国人文主义者对于复兴古希腊罗马的辉煌不太感兴趣，反而更有兴趣致力于英国自己的起源和发展。

三、结语。

在文艺复兴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欧洲史学，是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与中世纪的史学传承与发展，有背道而驰，也有一脉相承，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并且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对古典史学和中世纪史学的超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否定神权，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把矛头对准基督教史学观中的神本思想，不再以上帝史观作为撰写历史的准绳，重新将“人”摆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古典的人本史观经过一次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回到了历史著作之中。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史学对古典“人”的超越表现在：一、对人的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眼里“人并不象古代哲学所刻划的那样根据自己的智力作用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创造自己的命运，而是像基督教思想所刻画的人，是一种具有激情和冲动的生物”⑦，对“人”的理解实现了超越，大有追求人性永恒的气魄；二、突破命运的“束缚”，人不但可以了解自己的命运，并且可以改变，甚至征服它；三、史学“实用主义”上升到了新的台阶，当史学脱离宗教改变奴隶的命运后并没能正真的遗世独立，时代赋予了它新的作用，政治与历史的紧密结合，使史学的工具化更加严重；四、“世界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地理大发现，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重新的认识世界，世界史的概念更加清晰的展现在历史学者们面前，如波丹在《理解历史的便捷方法》中就指出人类史应以人为主体，他把整个世界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试图创立以人为中心的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学说。⑧

2、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的特点。首先，史学的世俗化。史学的世俗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史学创造不在为宗教垄断，有条件的人，无论你富裕或是平穷、高贵或是低贱，都可以进行历史创作；历史学基本脱离神学（除德国外），不在处于奴隶地位；人本精神渗入史学，神学史学观遭到了抨击，代之的人本主义史学观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其次，史学方法及理论的进步。在史料方面，开始注重史料的考证和辨伪；在理论方面，从横向上看“世界史”成为一种时髦的写作方向、区域史流行起来，从纵向上看对于历史的分期开始打破四分法，古代、中世纪、近代史的概念被明确的提出来。最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出现新的问题。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使我们看到历史的一部分社会作用，更重要的是历史学与哲学的结合与渗透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发展。

3、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首先，丰富了历史学的内涵。这种丰富包括由理论和技术的两方面。其次，开创了“工具历史学”。纯粹的历史学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在文艺复兴之后很多时候历史学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作为最后的目的为人们所用。最后，历史哲学的滥觞。培根将哲学和历史放在一起后形成后世历史学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历史哲学。

注解

①本文简单介绍的是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这几个西欧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

②张广智著：《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96页。

③李红著：《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浅析文艺复兴时期萌法的当今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思想》，《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9期，第54页。

④谭英华著：《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出版社、出版日期及年代不详，来源于中国知网，第28-29页。

⑤张井梅著：《嬗变与转型：文艺复兴后期法国史学析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来源于中国知网，第43页。

⑥冯英著：《人文主义历史观对古典人本主义的超越》，《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1月，第20卷，第6期，第58页。

篇8

关键词：神话；文学；古今中外；人文主义；精神；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2-0026-04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愈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愈是有彪炳千古的神话故事代代相传，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基因，生生不息地传递着这个民族独有的精神圣火，并濡养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气质。无论是被称作“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代中国，还是被称作“西方文明策源地”的古希腊、古罗马，抑或是被称作“上帝的选民”的古希伯来，都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孕育和栽培了最古老的神话。可以说神话是人类在漫长的自身进化过程中，自然生发的一条人类文明的原根，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条古老的根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因而神话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具有了更宽广的人类文化蕴涵，表现出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充盈着沁入人类骨髓的人文情怀。无论各民族神话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流传体制上有多少差异，但它们在放射人文主义光芒的这个基本点上是具有通感性和同质性的。

一、神话即是“人话”

什么是神话？历来都是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神话就是“话神”――讲神的故事。也有人说神话就是“人话”，表达人的心声。其实无论是讲神的故事还是表达人的心声，它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都决定了它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神，而这个客体同时还是一个载体，即“神”只不过是由“人”创造出来替他们发声的一个工具而已。神话故事中讲述的神奇世界其实都是人类社会的缩影，是人类对自己童年时代深情的回忆和拙朴的解释。因而，所有的神话都是人的生命历程、情感体验的最真实描述，都是人类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最真实抒发，都是人类愿望希冀、梦想追求的最真实表达。

用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方法来横向地梳理各民族神话的同质性与感通性，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你会惊讶地发现，虽然各民族起源和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同，各自的文化土壤也完全迥异，但从精神维度来考量各民族的文明史的话，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海洋文明抑或是草原文明，都孕育了非常相近的早期文化形态，表现出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无论是表现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的神话还是表现人与自然关系、远古战争的神话，纵然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外神话确实也存在着很多差异，比如中国的神都高大无比而且外形迥异于人类，尤其是他们的道德境界都是人类不可企及，而西方的神则和人类同形同性，道德水准几乎等同于人类甚至还不如人类。但这种差异性却恰恰表现出神话共同的人文主义内核。只不过中国神话表现的是人文主义的理想状态，希腊神话表现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状态。归根到底都是通过神的故事表现人的情感、人的意志和人的希冀。更何况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外神话的相同、相通和相似点。人类睁开眼看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时都会本能地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为了回答这些疑问，生活在不同文化土壤的各民族先民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了几乎相通的猜想：比如都认为世界原本是个宇宙卵，因而宇宙卵成为世界文学的最原始母题；都认为是泥土造人，于是人与自然既对垒又休戚与共的爱恨交织的关系就这样生生不息地难解难分了，即人类一方面要战胜自然，一方面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于是人与自然也就成了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正因为此，中外神话中都有大洪水的灾难描述，可见洪水在古代社会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生死攸关的巨大灾难，而人类战胜洪灾的共同愿望和智慧也都从这些神话中表现了出来；几乎在远古时代，各个民族的祖先也都幻想着可以飞向天空，表现出人类共同向往自由翱翔于宇宙的高远志向，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充分证明了古人的这种浪漫情怀实际上是人类作为天地间最高级生物的与生俱来的共同自信。所以无论是神的故事还是英雄传说，无论是东方民族的神话还是西方民族的神话，无论是高大异形的道德崇高的神还是跟人类同形同性的有着各种天然缺陷的神，实际上神话所表达的都是人类在自身进化过程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最真实的生存状态、生命历程、情感体验和希望诉求。而这些用绚烂神奇的神话故事包裹着的都是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只是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学还没有产生，人们当时的智力水平还无法解释自身和周围世界的一切现象，只能“用想象和借助于想象以支配自然力，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而随着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这些神话也就消失了。”①

二、神话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

当历史进入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如马克思所说的产生神话的土壤和空间不在了，那么神话也就应该消失了。但是很奇妙的是，无论是欧洲的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神话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一度成为文化的主流。比如欧洲中世纪，《圣经》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上帝创造世界并严厉而仁慈地统治世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中国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以及充满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也广为流传。也就是说到了封建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神话都发生了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

在欧洲，神话从人本到神本的演变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而产生流变的。作为基督教渊源的东方犹太教中关于上帝耶和华创世的神话原本也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正是它的人文主义内在特质才会在传播过程中能够与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特质相碰撞、渗透和圆融。但是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国教，在使基督教走向巅峰的同时也完成了它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在从公元45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一千多年中，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一统天下万流归宗，所有的文化形态包括政治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都无不在基督教神学的统辖禁锢之下，成为基督教神学驯化人心桎梏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神话这种原本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文学样式，这种自然生发于人类童年时代，随着人类的成年原本可以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学样式，却被迫充当起了基督教神权愚弄人民、驯服大众的教化工具。一旦成为僵死的工具，它原有的活生生的人性的内核就被可怕的冷冰冰的神性所取代了。于是希伯来的《犹太古代故事集成》也就蜕变为欧洲基督教的《圣经》。

与西方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从进入商周之后，文化的神本色彩逐渐减退，人文色彩逐渐增强。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诗歌以及汉代的辞赋等等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使远古神话一度退出了中国文化神圣的历史舞台，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这些神话也就消失了”。可是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传播，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将几乎已经绝迹的远古神话故事的文学样式加以改头换面之后重新续上了香火。但是从志怪小说的内容和主题看，无论是干宝的《搜神记》还是颜之推的《冤魂记》，都极尽神鬼怪异之能事，为诡异而诡异，已经不再延续远古神话那种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这种文学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现象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果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来看待这一现象的话，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人为宗教成为某一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流，那么它的强盛就使文学不得不沦为宗教的附属物，而宗教本身的神本性决定了它需要利用神话的表现形式来宣扬神本宗教思想。因而神话就在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后，又被人为地“呼唤亡灵”，不得不成为宗教神权的宣传工具。在那个宗教神权万流归宗的时代，人们处于一种人为造成的蒙昧状态，无法接触其他知识和真理，充满神秘玄奥的神话成了人们唯一可以汲取营养的精神食粮，神本思想也便随之深入人心了。因为“历来文学作品都是最形象的生活教科书。”②

三、神话从“神本”到“人本”的复归

我们纵观文学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完成从人本到神本的蜕变并不是神话的终结，就像事物的发展不会是直线轨迹而是螺旋轨迹一样，神话也发生了从神本到人本的复归。只是在东西方它的表现形式和发展历程略有不同。

在西方，神话的人文复归必须要说到文艺复兴。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用复兴古代神话的人文主义思想，去反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权。因为这个时代欧洲新产生了一个工商阶层，即后来的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它迫切想登上历史舞台，可是它不足以跟它的天敌――基督教神权组织（教会）相抗衡，于是就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用神话反对神权。聪明的资产阶级深谙古代神话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核，就利用神话的外壳来宣扬人文主义的内核，在不知不觉中就用古代神话的内核取代了基督教圣经神话的内核。以此为突破口，人文主义思想逐渐蚕食了教会一千多年建构起来的神本主义文化的领地，使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普照欧洲大地。在完成了文学和艺术的复古壮举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力量也羽翼渐丰，终于在18世纪的又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启蒙运动后，武装夺取了政权，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应该说，文艺复兴是欧洲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拐点，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乾坤大挪移。也就是从那时起，东方文明开始衰落，西方文明开始崛起。而源自古代的神话所固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东方文明的代表来说，中国的神话也发生了从神本到人本的复归。只不过这种复归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那样明确直接，而是渐变式发展。这种渐变主要体现在民间传说中。中国的民间传说无不打上神话的烙印，而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无论怎样具有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都是人的愿望和情感的表达，和远古神话的人文情怀一脉相承。无论是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的传说，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传说，甚至是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以渲染后形成的唐玄奘西天取经的传说，都是在神话的外壳下宣扬人文情怀的内核。这些神话色彩浓郁的民间传说将人的愿望希冀、人的感情意志、人的价值取向、人的是非判断用这种神奇的叙事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表现出一种含蓄的意蕴和拙朴的智慧。中国民间传说的这种叙事方式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唐传奇、宋话本、明清传奇剧、明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从中汲取了创作经验，或者从神话传说中“移植”甚至直接“复制粘贴”情节内容，进行二度创作。

欧洲和中国，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产生的神话，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流传体制上都不同，但是他们的精神维度却具有同质性和通感性。所以它们在被宗教神权人为地神本化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实现了人本的复归。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有意识利用古代神话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中国的民间传说则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利用神话的人文主义情怀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愿望。因而笔者个人认为，中国的民间传说所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怀更加深切，更加纯粹。

四、现代神话的湮灭与苏醒

狭义上的神话原本只是特指产生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代的一种口头文学样式，它的黄金时代只在原始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当一切社会和自然现象包括人类自身的奥秘都能够被科学道理所解释的时候，人类也就创造不出绚烂神奇的神话了，现代文明湮灭了神话。但是我们从广义上看，其实直到现在，神话也没有彻底销声匿迹，而是发生了变异：童话故事、神魔小说、志怪小说、志异小说、科幻小说、如今流行的穿越小说、修仙小说以及后现代派的一些文学流派（诸如魔幻现实主义、新新小说派等）都应该算是神话的变异或者叫变种。也就是说，神话产生的时代虽然远去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神话还在继续，或者说神话已经在苏醒。《哈利・波特》风靡世界就是一个例证。只是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论断是特指远古时代产生的狭义上的神话，是真正自然产生自然发展的神话。而近现代的神话则是人类有意识利用神话的表现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某种特殊的精神需要和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神话的精神本质仍然是人文主义的。也正是因为神话的内在精神本质是表现人文情怀的，所以它才会被现代人类这样珍惜，不抛弃不放弃。正如马克思所说“历来文学作品都是最形象的生活教科书，它能够为人类提供的诸如生产关系、生产力……乃至风土民情等方面的资料是任何其他学术著作无法取代的”③神话的人文主义精神也是其他任何学术著作无法取代的。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学记录生活表达情怀，那么，神话这种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文学形式就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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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正先.简明外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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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宗义.外国文学史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篇9

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权力在古罗马时期登上欧洲主流历史的舞台，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取得统治地位，主宰欧洲政治文化生活上千年，尤其是在中世纪，其地位已经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欧洲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浓重的一笔。直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的南方萌芽时，基督教才遇到了实际的挑战，而其作为绝对主导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宗教机构的地位才逐渐瓦解。基督教从绝对地位向相对地位的过渡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和纷繁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复兴的洋洋春潮、宗教改革的疾风骤雨和启蒙运动的智慧闪光纷至沓来，使欧洲思想文化演进与嬗变的舞台上流光溢彩，万象纷呈，而作为欧洲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基层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其现代转型，在光与智的闪光中、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找到了其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形成了其现代形态。透过种种思潮和主张的层层迷雾，可以看到，此时期欧洲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尽可以还原为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而这种范式更替则应归因于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变化构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自从人类的主观思维能力与客观世界遭逢之初，信仰与理性就成为了人类主观世界的两根柱子，支撑着人类的精神大厦。随着精神大厦结构的改进与内容的演进，信仰与理性这两根柱子的受力情况与历史使命也处于变化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变化即构成了人类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理性是主观与客观之契合性映照的影像，是人类现世进步的直接动力与现世成就的直接表现。然而，理性的历史有限性与人类趋真诉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精神大厦的另一根柱子———信仰的必要性。两根柱子之间的平衡与合理的力量分担保障了人类思想的平衡，而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微妙变化也会在意识形态的世界里爆发出新的智慧火花，为人类思想的不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随着基督教的现代转型，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理性的权重增加了，信仰的权重相应缩小了。基督教，作为以信仰为基本凝聚力量和核心要素的观念体系与社会体系，对于理性的兼容性提升了。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教派别之一自然神论很明显地揭示了上述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信仰———理性关系的变化，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和讨论的切入点。美国学者奥尔森在其著作《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中引述了英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兰塞(IanRamsey)对自然神论核心观念的论断:“自然神论者中，托兰德和廷得尔是最著名的代表。他们辩护基督教合乎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基督教的独特性完全删除而已。只有合乎理性的地方，基督教才是可信的，并且基督教只有重复简单无比的信念和道德格言的地方才是合理的;这些信念的格言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得到的，如果他们有能力和时间独立研究一个哲学观点的话。再说一次，他们辩护基督教合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它稀释得面目全非。”［1］574可见，自然神论已经把理性和信仰的比例增大到了基督教可以容忍的最高限度，如果继续提高，它就不能再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了。自然神论对在理性环境中可以自证的命题的强调，以及其对基督教信仰的高度精简表明近代西方思想家在理性主义的理论影响和科学技术的现实力量的作用下，在其基督教文化传统不致割裂的前提下，被动接受同时也主动参与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可以说，包括自然神论在内的基督教近现代思想流派联动于建诸理性权威和自然科学新成就之上的现代文明进程，参与实现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促成了基督教现代转型。

莎士比亚悲剧式人文主义———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象牙塔之镜

上述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集中表现在自然神论的理论和实践，却远远不仅限于此，而是发生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漫长和曲折的整个戏剧性历史进程中，在此时期几乎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宗教、哲学主张中表现出来，成为基督教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和重要实现形式。在上述社会思潮与宗教、哲学主张中，集中表现于悲剧艺术里的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本文以莎士比亚悲剧为主要资源，希冀挖掘文学遗产中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资源，因而不着重对上述历史时期基督教各教派的思想进行探讨，而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与莎士比亚悲剧正面和全面相和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并以此为中间途径探索体现于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希图获得最大限度展现莎士比亚悲剧宗教内涵的思想切面。在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人文主义则是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最夺目的一面大旗。肖四新先生在《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中论述了人文主义的四种主要形态:“一般而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主要以四种形态呈现出来:一是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形成的人文主义，主要以意大利为代表，具有意大利式的感性色彩，可以称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欧文•白壁德称之为‘自由扩张的人文主义’。二是指在意大利萌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形成的人文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它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启发下，主张通过回归原初基督教教义改造教会，一般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圣经人文主义。三是在文艺复兴晚期出现的人文主义，具有怀疑、忧郁与内省特征，主要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一般称为怀疑论人文主义。因为蒙田是怀疑论者的代表，所以也可以称为蒙田式人文主义。而莎士比亚以戏剧的形式，对两个多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反思，意识到意大利人文主义带来了泛滥与道德堕落，试图用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内涵来矫正它所带来的危机。同时又意识到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对上帝的本体论依恋，而试图对其进行矫正，所以莎士比亚最终成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2］43-44信仰与理性，作为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的两个主体，就像人类智慧的两把利剑，而二剑的争锋则是人类思想以及人类文明得以在斗争中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上述人文主义的四种表现形态实际上是信仰与理性在斗争与合作过程中击打出的四朵智慧火花。火花的微光虽然无法完全照亮中世纪宗教蒙昧的黑暗，然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莎士比亚式的人文主义，作为四种形态中最晚出现和最成熟的一种，从前发思潮的失误与偏颇中吸取了教训，在理论的反拨与再反拨中获得了裨益并发展出了比较合理的思想形态。可以说，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2］44。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并非完全排斥基督教，也并非完全尊奉基督教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基督教的成分，同时也清晰地显示出革新的因素。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体现了理性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而莎士比亚基督教思想本身也体现了理性地位的上升。可见，作为莎翁思想整体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形成于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其两个基本组成部分都显示出了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显示出了以这种关系变化为主要方面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悲剧是莎士比亚获得很大成就的文学体裁，集中反映了作为莎翁思想整体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莎士比亚悲剧构成的象牙塔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文人世界，而是玲珑剔透洞见思想奇葩的人文世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以及全欧洲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

希望明灭在疑云中间———困惑于哈姆莱特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哈姆雷特之困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乃至其全部戏剧作品中最富盛名的。该剧的地位与声誉既来自于其娴熟优雅的文学语言，来自于其对人类内心世界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微妙传神的再现，更来自于其对欧洲基督教现代转型期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状况的领悟与表现。忧郁王子哈姆莱特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各国观众和读者的喜爱，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赋予其不消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多舛的命运和悲苦的境遇促成了哈姆莱特的悲剧，而决定他灭亡的，正如对于绝大多数将亡的人和事物一样，必然是一股来自内部的力量。在哈姆莱特疑云遍布、愁思难释的心胸间，何种因素或者说何种心理现实在造化的巉岩上镌写下了他的宿命之符呢?要探究某种心理事实，需要首先探究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思想意识环境。在哈姆莱特生活的时代，基督教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训诫的光彩，透过中世纪的迷雾，仍然照射在包括哈姆莱特的所有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欧洲人的心中，因而基督教思想是哈姆莱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环境。有学者结合前人论述，分析了在哈姆莱特身上体现出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因素:“第一，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认为，上帝应该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第二，哈姆雷特(笔者注:即哈姆莱特)性格上的孤独感也是我们阅读全剧后的最大印象，这一点也与加尔文教所宣扬的预定论有极大关系……这‘必然给笃信其宗教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个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3］66-67可见，哈姆雷特浸染于基督教思想的大环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思想倾向，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倾向。宗教改革是基督教适应现代需要而进行内部改良的结果，在局部强化了理性的作用而削弱了信仰的作用，给予了个人更多合乎普适理性与普遍情感的关怀;然而，改革后出现的新教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信仰相对于理性处于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思想体系。可见，这种内部改良造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但变化的幅度不大。相对于内部改良，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的外部改良更加引人注目;而基督教从其外部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从人文主义思潮，则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现代转型动力，促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较大程度上的变化。哈姆莱特的基督教观念，无论是天主教观念，还是新教从天主教继承和改造的观念，抑或是新教从原初基督教重新发现的观念，都是以信仰这一思维样式为主体的，理性要么缺失，要么只是起着调剂和连缀的作用。只有当他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思考和行动时，理性才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来。按照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哈姆莱特“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3］66，矢志不渝地执行父亲亡魂的复仇谕令。信仰要求他遵循现世的理性去完成现世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与理性是并行不悖的。然而，在他寻求复仇的过程中，痛苦却变幻着形态向他袭来。首先，如前所述，哈姆莱特是孤独的，他承受着一种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他的结局，不管是悲剧式的还是悲喜剧式的，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他无法洞悉，却要默默接受，在幻灭的亲情中挥泪舞剑而前行。没有人能帮助他，母亲不能，朝臣不能，甚至霍拉旭也不能，而他们本身也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哈姆莱特的烦忧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的处境是比他最终的死亡更大的悲剧，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悲剧。如此，哈姆莱特现世努力的意义在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氛围中被解构了，作为基督徒的哈姆莱特，虽然体现了宗教改革中理性地位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以及相应的对于现世责任的关注，仍然更多的是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哈姆莱特在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立身处世的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作为一种世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形态，人文主义提倡理性，将理性置于信仰之上，或者回避信仰与理性在权威上的比例关系。理性肯定现实世界中的因果性，认为某种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因而是动力之源，而这种动力之源在理性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具有原发性和根本意义，不再附属于某种既定的与先验的安排。按照人文主义和理性的要求，哈姆莱特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宗教的预定论欲使他成为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他在巨大的孤独与无助中冥思和延宕，踟蹰前行。母亲是他在人世上最亲的亲人，然而母亲背叛了父亲而嫁给了弑君者，亵渎了一位妻子、母亲和王后的尊严。他对母亲既爱又恨，连同现实世界中的其他痛苦，似乎在冥冥中召示着他预定的悲剧结局。对于他而言，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把握的幸福本身已经是苦难，他不能用可能得救的明灭希望给自己以有效的安慰。然而，理性的力量仍然在争取着他，他本身的踌躇与寡断显示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艰难性与反复性。痛苦中的哈姆莱特独白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去了;睡去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4］330不堪折磨的哈姆莱特痛不欲生，考虑自杀的可能性，然而他又犹豫了。或许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摆脱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得到永久的解脱，这是理性从现实因果性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信仰的世界中，现世是短暂的和过程性的，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彼岸的永福才是人类最完美的归宿。自绝意味着背叛上帝的谕令，藐视上帝的权威，得到的只有永劫。这是信仰与理性的又一轮较量，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信仰救了哈姆莱特的命。然而，信仰不能彻底拯救他。从整体上看他只有充分发挥理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在信仰与理性的角力中表征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才能像在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为基督教的现代转型昭示一条路，为现代西方人描绘一条得救之道。

鲜血洒落在至亲侧间———迷失于李尔王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李尔王之惑

莎士比亚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李尔王》是一场关于亲情与政治的悲剧。在《李尔王》中有两个话语权力的轴心。一方面，李尔王笃信亲情，把女儿的爱看作高于其他一切现世诉求的珍宝。这本没有错，但是李尔王对于亲情的理解和处理具有看重直观设定、拒斥理性分析的特点。在该剧起始部分，李尔王完全从直接表达亲情的一时的话语，而不是从间接表达亲情的长期的行动来判定三个女儿的亲疏孝逆，注重客体呈现的直观性而忽视主体鉴别的可靠性。如此，心肠狠毒的戈纳瑞和里甘被视为孝女而获得大片国土，而温良孝顺的科迪利娅却被视为忤逆不孝的女儿而失去了全部的继承权。李尔王对于亲情的态度本身不涉及宗教，却带有着信仰这种思维方式的特质———一步式思维、拒绝理性推理、将主体意向的盲目坚定性视为一种形而上之美和伦理美。然而，理性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势头攻入李尔王的心扉。“孝女”的忤逆使他无法拒绝对于原有“信仰”的怀疑。他申斥，他争辩，他竭力修补其原有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漏洞，然而左支右绌、于事无补。伴随着暴风雨的嘶鸣，李尔王也在怒吼:“吹吧，风啊!吹破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直到淹没我们教堂的尖顶和房上的风信标吧!你思想一样迅捷的硫磺电火，劈开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我的白发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粗壮的圆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一下子散尽摧毁制造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吧!”［5］54-55李尔王的怒吼从表面上看是破坏性的，他呼唤大雨淹没尖塔和风标，淹没原有的心灵制高点和价值尺度;他呼唤电火和霹雳毁灭自身甚至也毁灭人类。实际上，这种破坏性中也寓含着建设性，李尔王的暴怒体现了他对于他固有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强烈依恋。他希望重建信仰主导的价值体系，希望重建他所深信的亲情的真实性，然而他的希望在现实中被击得粉碎，他的“孝女”的“亲情”在理性的阳光下丑态毕露;他只有以毁灭性的呼喊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悲戚。他的痛苦不仅仅源于信仰对他的背叛，更源于他对于信仰的眷恋，他不能接受戈纳瑞和里甘忤逆不孝的现实，只能在暴风雨与疯癫中逃避。信仰与理性的斗争是世界观的斗争，具有深刻的剧烈性，而新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建设是一个伴随着破坏与幻灭的痛苦过程。上述深刻的剧烈性与痛苦体验正是在李尔王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后，李尔王终于意识到了科迪利娅的仁孝，理性获得了胜利，这体现了新教伦理中理性地位的上升，更体现了这也是人文主义尊重真实人性与理性关照的伦理观的胜利。在另一个层面上，虽然李尔王和科迪利娅遭遇了悲剧性结局，亲情作为一种精神却获得了胜利，这是一种沐浴在理性阳光中的亲情，象征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中信仰与理性的和谐关系。如同之前那种虚妄的亲情表征着一种缺乏理性兼容性的信仰，这种笃实的亲情也表征着一种信仰，一种允许理性发挥更多作用的开放式的信仰;如此，同时，信仰也以一种转化了的形式得以延续。总之，在《李尔王》中，信仰与理性的斗争以亲情的隐喻方式得以再现于文本。然而，科迪利娅毕竟不免一死，走向不可知之维，全剧在悲戚与宁静中终了，似乎对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演进的前景欲说还休，余韵无穷。

结语:戏剧文本中的宗教哲学———文学沃土中的思想奇葩

篇10

斯宾塞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人文主义

埃德蒙•斯宾塞和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领域的两大杰出代表。两人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基本都属于伊丽莎白时代，斯宾塞因其诗作音律优美、美感充沛被后世誉为“诗人的诗人”，莎士比亚的成就虽然主要在戏剧方面，但是他的154首十四行诗也广受赞誉。有观点认为，斯宾塞的《爱情小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西德尼（PhilipSidney）的《爱星人和星》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三大十四行诗组。⑤下面选取斯宾塞《爱情小诗》第75首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55首试作分析。斯宾塞的《爱情小诗》共包括89首十四行诗，是斯宾塞写给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博伊尔小姐的，记录了他的求爱过程。其中第75首：诗歌从两个情人在海滩上谈情说爱写起，斯宾塞把伊丽莎白的名字写在海滩上，海浪打过来冲掉了写在沙滩上的名字。他再把名字写在沙上，海潮再把沙上的名字冲掉。伊丽莎白劝他不要枉费力气，妄图把尘世间的东西变为永恒，就是她自己也会像沙滩受到海水冲刷那样，终将不留痕迹。斯宾塞答说：不然，诗歌可以使人永生。他相信自己的诗篇能够传世，伊丽莎白的美德将永远受到人们的赞美，她的光辉名字将像圣徒们的名字那样受到崇敬。

这首诗表达了斯宾塞对爱情的力量所抱有的乐观信念和坚定理想，更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即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爱情是美好的，爱情是不朽的，兼具理性和情感的诗篇是不朽的，因而人可以在诗篇中获得永生，可以和神一样永存不朽。无独有偶，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组诗第18首和第55首也都表达了相同的主题。时间虽然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青春、美貌和爱情都受到时间不停地侵袭，战争会毁坏雕像，战火会烧尽建筑，但是这个诗篇，将把你的光荣的名声记录下来，永存于一切后人的眼里，直至永远。诗篇的不朽即人类理性的不朽，爱情的不朽即人类情感的不朽，通过这首诗歌，莎士比亚充满自信地宣布：理性不死，情感不死，人类不朽。这些宣言都打上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烙印。

文学的不朽和人的不朽

斯宾塞的《爱情小诗》第75首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55首可谓异曲同工，两位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告诉后人：时间可能会夺去一切，青春的朱颜、柔膝，皇皇的碑石、建筑，都会随着时间凋零破败，但是诗歌是可以永生的，成为纪念人的不朽的丰碑。两首诗在表达这一主题的方式上稍有区别，斯宾塞以和情人的对话入题，告诉情人她的想法是错的，因为这诗篇会是不朽的，他们的爱情也将会是不朽的；莎士比亚一上来就搬出气势宏伟的说理，用了一系列的对比，否定诗歌之外的其他人们用以纪念和缅怀的方式的短暂和浅薄，进而说明这诗歌才是可以使人获得永生的。我们知道，十四行诗作为一种诗歌形式，是从意大利传入英国的，诗歌的最初作用就是用以互诉衷情，所以诗人在诗歌中讴歌爱情不朽不会给人意外。⑨

但是这两位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诗篇的不朽和人的不朽，这就和人文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了。人文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讴歌人，赞美人，称赞这个俗世。在这两篇诗作中，两位诗人以蓬勃的人文气息和乐观精神，非常自信地表示自己的诗作将会永存于世，并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和娴熟的诗歌技巧写下：因为这不朽的诗篇，“你”也将永存于世，活在情人的眼里，活在不朽的诗篇里。这里诗人们要强调的显然是人的不朽，而这正是人文主义的一大特点：欧洲人发现自己首先是“人”，而人是值得称颂和赞美的。通过对爱情的歌颂，两位诗人都表达了对美对真的艺术追求，而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艺术的不朽，从而使人达到不朽，获得与神一样的永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