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环境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基于其广泛的分布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政府从未停止对其展开积极防治与管理措施，以期研讨出适合我国发展国情与实际需求的新型海洋污染防控体系。本文主要介绍了当前海洋环境污染特征，藉此提出了此类污染防控的治理思路，希望通过与国外先进经验的结合实践能够有效改善我国海洋环境。

 

0引言

 

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多由人类活动给所带来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污染，其中污染危害主要侧重于对海洋内部环境自身产生的破坏，比如污染指标超出了海洋的自净能力而造成水质的下降，水域污染带来的海生物变异和死亡，沿岸固态污染导致的海岸线后退、海洋面积的锐减等现象，且这些污染现象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持久性。由此，积极展开海洋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研究不仅具有极大现实意义，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求。

 

1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特征

 

(1)污染源种类多且数量大，治理措施复杂。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人类生活和工厂生产两个部分，仅这两个部分即已包含各式各样的各种污染源。其中来自生活污染源的数量与形式举不胜举，如生活垃圾的沿海堆积、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填海造陆带来的材料污染、人类沿海实验基地造成的核泄漏等。

 

国海洋污染则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造成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当属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和海洋有机物污染，且这些污染源的数量极其巨大的，所以面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相当复杂，且难度极大。

 

(2)与人类生活相关度较大，根治难度极高。根据近年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统计数据和图表现实，以人类生活为切入点作分析，其生活污水排放和沿岸固态垃圾占据了污染源的相当大比例，然而这些污染的来源都与人的生活离不开。即使努力治理，像生活排污、农药使用、固态垃圾堆放等污染都是在所难免的，极尽所能也只是可以从一定角度进行限制，根本无法完全将其杜绝。

 

同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石油和重金属污染也很难得到有效根治。因石油产业和重金属开采行业是我国重要经济产业来源，对其调整和治理需要更为尖端的科学技术辅助，稍有不慎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国家工业生产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损失或不便。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一定要结合实情，准确把握方寸，慎重而为。

 

(3)污染物危害间接性较大，扩散相当迅猛。由于空气污染会直接促使人呼吸不畅，引发呼吸道疾病;光污染会通过折射和散射直接损坏人的视网膜，造成短暂性失明等严重后果;相对于这两类污染而言，海洋环境污染距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其所产生的危害多为间接性质，故而短期内不会对人类造成直接危害，对工业生产也并无明显影响。

 

究其原因，是因为单凭海洋环境污染还不足以直接、快速地影响人类生活，其可怕之处是在于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带来的附加隐患，如污染源的迅速扩散和二次污染的形成，石油原液、核物质、有机化合物等液态污染源一旦融入水中，就会借助风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散至无尽海域，轻则只是对海水质量和周边环境造成污染，重则会导致海洋生物的种族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

 

不仅如此，二次污染相较于一次污染更具杀伤力，它在破坏环境的同时让人类在无形中麻痹，产生对环境污染置之不理等消极的情绪。

 

2有效控制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思路

 

(1)完善海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少研究海洋环境的学者都存在这样一个疑惑：为何在海洋污染高清洁率的当下，仍有越来越多海域被污染?越来越多海洋生物濒临灭绝?经对比近年各地方官方出具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调查表与实地考察数据得知。

 

两者在环境污染恢复数据报告上存在较大偏差，可想而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症结所在。由此，亟待相关部门端正并强化环保意识，秉持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精神，使之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人民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2)提高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标准。许多公司尤其是一些海外石油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海域出现污染物泄漏等现象时通常会逃避责任、相互推诿，甚至一些国家也出面来维护本国货轮的利益。表面上看这些国家是将货轮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保住了本国的利益，但这种纵容海洋污染而不予以严惩的行为本质上是害人害己。

 

由此，必须建设并完善有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在海洋污染事件发生后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参与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的修复。

 

(3)加强国际海洋环保交流合作。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法体系的建设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因其涉及到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更是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国际友好往来，树立共同的奋斗目标，积极筹办和组织国际交流与合作，早日实现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

 

3国外海洋环境防污的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现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早于我国多年，因而也较早的进入了环境污染带来的困境之中。从宏观上讲，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我国并无实质差异，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有长短之处。以美国为例，该国针对环境的保护与立法不仅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且覆盖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可说不存在显而易见的法律漏洞。

 

因其在最初治理环境问题时，便将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及责任处罚等明确纳入法典，清晰划定了“何种行为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何种污染行为构成了违法”、“违法后如何承担责任”、“由哪些部门来负责追究责任”等问题，这一先见性和涵盖性相当值得借鉴，正所谓“预防永远胜于治疗”，由此，为弥补我国目前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显著问题，首要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制定严谨全面的法律，最大范围展开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4结语

 

综上所述，限于篇幅有限难尽述细末，笔者希望藉此引起社会正视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海洋环境污染投入更多关注，集合众力共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篇2

海洋运输承担了90%的国际贸易量，由海洋运输引起的环境污染主要是船舶污染。为此，国际海事组织先后制定了《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和相关各类补充文件。《1973年国际船舶污染预防公约》是为保护海洋环境，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有关防止和限制船舶排放油类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方面的安全规定的国际公约，是旨在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重要国际公约，也是人类保护海洋环境的主要国际公约。它包括6个技术性附则： 附则i---防止油污规则；附则ii---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附则iii---防止海运包装形式有害物质污染规则；附则iv---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附则v---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附则vi---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基本涵盖了主要类型的船舶污染，包括油污、有毒液体、有害包装物、污水和垃圾等。后来的《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主要是对1973年公约的《附则ⅰ防止油污规则》进行实质性修政和补充，其他几个附则没有多大变化。该公约以其详细和全面的船舶污染防治规范，成为各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的典范。

法案出台背景

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其海岸线长达37521公里，其对外贸易运输主要依靠海运，海洋就是澳大利亚的生命线，因此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海洋环境保护。澳大利亚制定了大量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并不断修改完善，仅仅自2010年以来，澳大利亚就在联邦和州的层次上修订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多次。

2010年11月9日，澳大利亚联邦通过了《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该法修正了《2008海洋保护（船用油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法》和《1983海洋保护（船舶污染预防）法》，给2008海洋保护法增加了一节新的内容---响应者免责，以保护那些在燃油溢出事故中给污染受害者提供了合理帮助，并因此而拥有良好信誉的人员。而对1983海洋保护法则修订了一些条款，如对含硫燃油的使用要比本文由收集整理指定限值更高；要求澳大利亚海事部门同意安排一个在船上以外的地方，专门放置船上燃油供应簿。还要制定相关条款，要求保存关于损害臭氧层物质的记录，并在记录本中规定虚假或误导性条目的惩罚。此外，维多利亚州也在2010年9月28日通过了《2010海洋安全法》，该法修订了1988年的《海洋法》，目的是以一种更现代的安全管制方式改善海洋安全状况，其中包括防治海洋污染造成的安全问题。

同时，这也是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加强环境保护，严格防治环境污染的一个大趋势所致。2011年11月，新南威尔士州通过了《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该法案针对那些有引发污染事件风险的组织应该准备遵守法案所带来的变化，包括增加报告义务，应对增大的处罚，要求制定污染事件应急反应计划和公开环境监测数据等等。

法案主要内容

2012年3月7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通过了新的《2011海洋污染法》，这部法律借鉴了《1973年国际船舶污染预防公约》、澳大利亚联邦2010年刚刚修订的《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和新州刚刚修订的《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法案的主要修订内容是禁止向国家水域排放有害包装物，排放污水和垃圾，如果有这些违法行为，则公司可能面临最高数百万美元的罚款。这部新法律也引入了一种更为全面的紧急计划和海洋污染报告制度，使得海洋污染事故反应和岸上污染事故的反应机制更为一致。

思考和借鉴

对由于海洋运输船舶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加入了《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遣成污染公约》和《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73/8防污公约”，73/78marpol）等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

目前我国最新的海洋船舶污染防治法是交通运输部颁布的《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该规定是中国政府履行《73/78防污公约》，确保公约的各项要求得以严格执行，使现行规定与公约最新要求相一致，与公约全面接轨的具体实施，对提高我国的履约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船舶污染预防制度体系，包括船舶污染物的排放与接收、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及其有关作业、船舶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和违法的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明确了海事机构管理职能和船舶有关作业活动范围。明确了船舶污染防治管理的一般要求。建立了完善的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管理制度。明确了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油料供受作业的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拆解、打捞、修造等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污染防治管理要求。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尽管该法在2010年颁布并在2011年得以实施，但我国的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事故仍然非常严重，考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颁布的最新海洋污染法，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借鉴：

1、程序和实体并重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立法中同样重要

我国船舶污染海洋立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轻程序，重实体。《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均设定了防治船舶污染的相关制度，但没有明确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必须的操作性规定，《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弥补了这些不足，制定和完善了操作性规定，但这些规定多为实体性规定，对程序性规制明显不足。如对船舶污染物的接收，该规定只明确“船舶应当将不符合规定排放要求以及禁止向海域排放的污染物排入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港口接收设施或委托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单位应当落实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进行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规程，并采取有效的防污染措施，防止污染物溢漏。”但审视该条规定，对船舶和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之间的污染物交接程序并未规制，从而可能导致交接上的混乱，以致污染物遗漏。而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要求船舶针对造成的石油和有毒液体紧急污染事故制定应急预案并随船携带。该应急计划的必备条款中就包含报告紧急事件必须遵循的程序、和主管机构合作应对的程序，特别是和船上负责通讯的人。在法定的垃圾处理计划中，也包括收集、储存、处理和处置垃圾的程序，包括使用船上设备来执行这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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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披露：污染船舶负责报告，全程信息公开

在澳大利亚新州的海洋污染法针对船舶污染的防治规定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开的法律规范非常多，特别是关于污染紧急事件应急反应中的信息公开。如对船舶污染海洋事故的报告义务：不仅要求污染船舶报告涉及石油污染和有毒液体污染事故，还要求船舶必须报告涉及丢弃废弃包装物，或者大船舶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或失灵，导致未经处理或者未充分处理的污水排放。污染船舶报告的时间要求从“一旦有条件就报告”转变为“无条件的立即报告”；而且必须把污染事件从始至终的最新信息告知最高可达6个相关的主管当局；同时，设定政府的通告义务。如该法案授权部长发出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通告，包括：海洋污染清除通告、海洋污染预防通告和海洋污染禁止通告。

我国虽然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任何船舶和民用航空器对海上排污或污染事件的报告义务，并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应当立即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其后又专章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其中也专门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制度，交通运输部的《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重复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船舶污染的报告义务，但这种表面上宽泛的报告主体范围，实际上导致报告主体的不明确，同时由于没有明确报告的污染物种类，也造成善良的可能报告人无法确定是否属于该报告的污染。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是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尤其是在污染的处理阶段，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成为主要的信息公开来源，这也是我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中，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立法缺位。

3、法律实施：对污染船舶的处罚力度和对政府的监督

船舶污染海洋防治法的有效实施，主要依靠命令-控制手段，即一方面依靠政府严格公正执法，另一方面依靠强有力的处罚。然而，政府是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组成，政府官员也可能权力寻租，或为机构俘获，因此，对监管者必须设立有效的制约，同时要有力震慑潜在的违法者，处罚必须充分引起被处罚者的充分重视，这只能依靠加大处罚力度。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为保证政府的监管效率，在立法中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如通知义务、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再如对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监管内容公开，以接受公众监督，即环境保护机构必须在其公报上公布与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相关的数据内容：包括强制性的环境审计内容，污染研究和污染减轻方案，和/或发给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处罚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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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陆源污染 海洋环境 法律对策

一、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界定

分析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首先应当明确陆源污染的概念。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涉及控制陆源污染的公约已有不少，例如 1974 年《防止陆源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5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准则》，但截至目前，国际上对于陆源污染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

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第三款"从陆上来源、从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或由于倾倒而放出的有毒、有害或有碍健康的物质，特别是持久不变的物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释义"陆地污染源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指从陆地向海域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种场所、设施。陆源污染物，是相对海上污染物而言的，是由陆地污染源向海域排放的污染物。 "中关于陆源污染的阐述，笔者认为陆源污染应当是在陆地上产生通过直接或经由河流、大气等间接方式最终进入海洋对海洋环境造成危害的污染。

由于海洋水体具有流动性，经由一国沿海产生的陆源海洋环境污染随着水体的循环很容易污染他国领海，一国内部的陆源污染很可能会演变成他国的海洋灾难，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由此产生。

二、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分析

1609年近代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格老秀斯发表了《海洋自由论》，阐述了"海洋自由"的思想，表明各国都有合理利用海洋的自由，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合理利用的自由"不应当等同于污染的自由，一旦陆源污染损害事实造成，对他国的侵权也就开始了。

每个国家对于本国的领海享有，范围内，各国都有权向自己的领海排放污染物，即享有排污权，但是由于水体的流动性，一国的陆源污染不但会影响到本国，同时也会对水循环过程中流经的国家产生污染损害。这便对他国造成了一种侵权，实际上无论是哪个国家，在国际法上都无权在使用本国领海时使他国水域蒙受污染损害。也就是说一旦一国在行使排污权的同时，给它国的生态环境、国民正常海上作业或者生命健康造成危害，即可视为排污权行使不当，可以向造成污染的国家提出补偿。这种补偿不仅包括损害赔偿，还应有民法上对侵权行为的其他救济方式，例如停止侵害、排除危险和消除妨害等。

依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针对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污染方理应承当治理的责任，但由于陆源污染的排放主体的复杂性，在实践中一国本身都很难确定责任主体，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受害国就更难以确定诉讼主体，这就给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带来了极大地难度。

三、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对策

目前在国际范围内，虽然相关的国际公约、区域性公约、国内立法已有不少，但是国际公约大都着重加强国际合作，仅针对陆源污染中部分有毒有害物质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设定禁排规范，例如在《防止陆源污染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中，第4条第一款规定，"各缔约国保证消除本公约附件一第一部分所列的陆源物质对海域的污染，并保证严格限制本公约附件一第二部分所列的陆源物质对海域的污染"。

国内立法上则强调各排污单位排污指标，以量化规制，同时辅以经济手段，例如征收排污费用等。以我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确定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放控制数量。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从我国关于治理陆源污染的法律条文中不难看出，针对陆源污染我国主要是以宏观调控为主，且其立法的落脚点放在了严格控制各排污主体排放陆源污染物的数量指标上，针对造成陆源污染的单位以处罚金为主要惩罚措施。这对于一国内部或许是可行的，可是若将这一系列措施应用于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上，其执行力度恐怕就大打折扣了。

基于目前对于防治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法律对策的现状，笔者认为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内立法，其都将解决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对策重点放在了"防"上，即通过限制排放达到减少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目的。但是对于已经造成的污染如何处理，对于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怎样补偿，却缺乏相应的措施。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一点建议：

从国家的宏观角度来说

第一、确立排污权指标，实行排污权交易制度。所谓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的条件下，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从而达到减少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的。国际法上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主体，都享有排污权，想要保证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做到零污染排放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应当依照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实力确立各国享有的向海洋排污的指标，超过指标的数额，可以通过交易买卖的方式向有结余的国家购买，通过这样的经济手段可以督促各国严把陆源排污关，减少不必要的陆源污染物进入海洋。

第二、建立全球陆源污染环境基金。针对各国每年造成的陆源污染，由各国依照本国每年实际排污指标按比例向基金存入一定款项，用于全球每年对于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考虑到各国经济实力的差异，想要仅凭一国之力治理所属海域的陆源污染，不仅会对本国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从法律层面来说作为陆源污染的受害国这也是显失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的。建立全球陆源污染环境基金，集合各国的力量，用于治理陆源污染，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治理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资金流。

从公民角度来说

首先，应当完善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制度。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侵权，应当承担严格的民事责任，即对污染环境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事故的，不管当事人有无过错，都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当一国的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害已经不仅对另一国领海水体造成损失，并且对该国居民的健康以及生活造成实际损害时，法律应当赋予他们追偿的权利，这才不失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其次，国家代位追偿制。考虑到公民相对于国家的弱势地位，以及公民在针对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诉讼中诉讼主体，举证责任的困难，国家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在公民蒙受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举证不能或难以确定诉讼主体的情况下，如果损害事实确定，可以由国家先代为赔偿，再由国家取得追偿权，由国家向造成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当事方追偿。

四、结论

根据联合国、环保组织和我国的相关数据显示，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全球海域污染的污染物当中，陆源污染物占到50%至90%，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迫在眉睫。各国除了应该在本国立法下确立完善的防治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机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公约加强国际合作，防污与治理并行，同时建立完善的损害赔偿机制，才是处理跨国海域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应有之法。

参考文献：

[1]黄徐晶《.防治陆源污染保护海洋环境》

[2]梁芳《公众参与防治陆源污染的法律制度研究》

[3]辛秀明《陆源污染防治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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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垃圾“岛”

经历了9级大地震和强烈海啸的日本，城市建设严重受损，大量的房屋、汽车和各种残骸被卷入太平洋，并形成了一个长约111公里的“垃圾岛”。其实，在日本地震和海啸将大量垃圾卷入海洋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海上垃圾向地球发出了“蓝色警报”。

2007年，美国科学家发现，太平洋上漂浮着一个巨大的“太平洋垃圾岛”，其面积有两个美国德克萨斯州(该州面积约69万平方公里)那么大，主要由生活垃圾构成，其中80%以上都是废弃的塑料制品。

中国海洋局南海分局环保处副处长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一直以来，人们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时时刻刻都在污染着蓝色的海洋，威胁着海洋的环境。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世界会产出超过2.6亿吨的塑料垃圾，它们散布在地球的每个角落，但会被雨水或大风吹刷，然后悄无声息地流走：最后的终点是海洋。

垃圾入海，污染海洋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矛盾。对于我国来说，这一矛盾其实同样十分严峻。据2007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在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测的573个入海入海排污口中，约87.6％的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

同样，在2010年的《2009年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指出，2009年广东近岸海域污染总体形势依然严峻。近6年的监测表明，珠江口通过口门每年携带上百万吨的污染物入海，致使珠江口近岸海域严重污染。广州市、东莞市、中山市近岸全部海域、深圳市西部海域、珠海市部分近岸海域被严重污染。珠江口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健康状态，海水富营养化、生物群落结构异常、渔业资源衰退和生态改变等严重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刘告诉记者，入海陆源污染物仍然是广东省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约占总量的70%。2009年的入海排污口监测结果表明，实施监测的95个入海排污口中，有43个向海超标排放污染物。实施监测的11个入海排污口临近海域中有10个生态环境质量处于差的状态。此外，2009年广东省近岸海域污染程度也在不断加重，其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约达3800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11.8%，且海域污染范围有扩大趋势。

失衡的海洋生态

海洋污染，严重影响着海洋的生态。近日，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1)》披露，目前，我国珊瑚礁环境丧失十分严重，分布面积在近40年内已减少80%。

报告分析称，影响我国海洋生态安全的因素很多，直接的原因有大型围填海、过度捕捞和海水养殖、陆源排污等。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围填海总面积从8241平方公里增至1338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新增围填海面积285平方公里。围填海造地是影响我国近海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如广东大亚湾沿海岸线由于围海造地、海水养殖、码头舶位等因素，造成约80%的海岸带完全改变了属性。大亚湾沿岸天然的红树林面积稀少，已不成林。

刘指出，在广东省海域实施监测中，有64.2%的海洋功能区海水质量还不能完全满足要求，而且近岸海域海洋生态较为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受监测的18个生态监控区中，约78％的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水体富营养化、生境丧失或改变、河口产卵场退化、生物群落结构异常等。

根据近几年的监测结果，广东省污染最为严重的几个区域均位于河口海域，如汕头港、珠江口、湛江港等。其中，珠江口一直是广东省污染最严重的海域。近10年的监测表明，珠江口通过口门每年携带上百万吨的污染物入海，致使珠江口近岸海域严重污染。广州市、东莞市、中山市近岸全部海域、深圳市西部海域、珠海市部分近岸海域被严重污染。珠江口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健康状态，海水富营养化、生物群落结构异常、渔业资源衰退和生态改变等严重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国家战略下的屯海

一边是海洋生态面临着考验，一边却是国家在大力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2008年1月，国务院通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的海洋开发正式开始。截至目前，国家已经相继给9个省份正式批复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沿海二次开发”已经全面火热地进行着。

刘告诉记者，时下，各省的沿海开发规划，围海造地是共同的主题。沿海地区经过第一轮的大开发以后，土地红利已消耗殆尽，尤其是18亿亩耕地红线划定后，缓解建设用地紧张的唯一办法就是填海造地，这也是各省频频将发展规划上报国家批复的重要动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被国家相继正式批复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的9个省份均已有填海造地的行动。其中河北省曹妃甸的围海造地规模为世界最大，预见到2020年，其围海造地面积将达到310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澳门的面积。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看指出，这一个个“国家战略”已经将之前的一个个经济圈连接成片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的是福建海西和浙江，而长三角和环渤海之间的是江苏和山东。”沿海将再无方寸宁静之地。

刘也指出，海岸带既不同于陆地，又不同于海洋，最大特点就是生态环境相当脆弱。

他强调，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如何做到“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加强海洋污染治理”十分重要，这也是目前国家海洋环保部门面临的一大难题。

未脱离掣肘的保护力量

然而，沿海开发被列为“国家战略”，但环境保护的力量却从未脱离体制掣肘。

据刘介绍，目前我国在海洋管理方面存在“五龙治水”的情况，环保部不下海，海洋局不上岸，而海岸带恰恰就处于陆海交界。由于管理部门多，各个部门更多是着眼于权利的争夺，而忽略了“治水”的研究，使得海洋环境治理处境十分尴尬。

他指出，截至目前，与海洋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和我国法规包括：MARPOL73/78防污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等；同时，各地方政府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管理条例等。但对于目前的海洋治理来说，除了要能真正发挥公约、法规及条例等作用的同时，还要不断修正法律法规，这样才能真正有效保护海洋环境。

他分析认为，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原有法律法规未曾涉及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的法制工作者和管理者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如此，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才能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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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关键词？演海域污染；渔业经济；EKC；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31；F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4-0090-08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都开始加大对海洋的投入，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经济利益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域水质污染、海洋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并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海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更加严峻。作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我国四大海域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近年来不断上升，近岸海域水质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所占比重偏高，海水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重金属和石油类等影响渔业水质的污染物含量严重超标。据《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近岸海域2014年未达到一类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比2013年增加约0.5万平方公里。其中主要污染物无机氮在全国海域点位超标率为31.2% ，超过二类水质标准限值10.5倍，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率为14.6%，超过二类水质标准限值3倍。与之对应，日本海域水质清洁度远超中国，2013年日本河流近半水质达标，湖沼海域水质达标率更是高达90%。我国海域水质环境恶化直接对海洋渔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阻碍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渔业经济不仅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海洋战略重点实施对象之一。研究海域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发展问题，对综合治理海域污染，积极改善近岸海域环境，实现海洋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I综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 EKC）是描述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收入变化关系的几何曲线，[1]通过模拟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动态演变，解释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2]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对EKC和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包群等[3]对我国经济增长与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EKC曲线关系进行了检验；刘耀林等[4]从渔业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杨卫[5]概述了在海洋渔场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大背景下日本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增殖的具体措施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继平等[6]通过对中日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日本的政策执行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付雁华[7]以日本海洋环境监测调查结果为依据，对日本周边海域海洋污染现状进行考察，并分析了日本海洋污染的防治对策。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应用广泛，但已有文献主要分析典型的环境污染物或能源消耗等与人均GDP的关系，研究海水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增长间关系并借鉴发展良好的他国经验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文章通过分别研究我国不同污染程度海域面积与渔业经济产值间动态关系、不同海域水质污染程度与渔民人均收入间动态关系，模拟EKC曲线的形状并确定转折点位置，对比海洋经济较为发达的日本的发展模式，分析我国黄渤海海域、东海海域与南海海域的水质污染状况和渔业经济发展状况，总结日本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与海洋保护措施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为实现海域环境与渔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EKC曲线有多种函数表达形式，参考已有文献，借鉴文（2015）[8]的方法，选用对数线性三次方程来描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体的函数表达式如下：

ln（Wit）=αi+β1ln（Yit）+β2ln2（Yit）+β3ln3（Yit）+

β4ln（Zit）+εit （1）

其中Wit代表i地区在t年的海域污染指标，Yit代表i地区第t年的渔业经济指标，αi代表截面效应，Zit代表影响海域水质的其他控制变量，εit为扰动项，αi、β1、β2、β3、β4为待估参数。模型（1）中，当解释变量系数（β1、β2、β3）取值不同时，海域污染和渔业经济之间的关系曲线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①如果β1>0，β20，则为三次曲线关系或者说呈“N”型曲线关系；②如果β10且β30，β2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从3个层面分别分析海域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总量上整体估计全海域水质污染面积与渔业经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选用的经济指标是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环境指标是严重污染海域面积，数据区间是2003～2014年。其次，重点分析沿海11省近岸海域水质污染状况与渔业经济增长的EKC曲线关系，使用沿海各省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域所占比重（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的代表指标，以沿海各省渔民人均收入作为经济指标，数据区间为2001～2014年。最后，考虑到海洋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陆源排放，特别是沿海11省直排入海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其中主要污染物（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重金属等）的超标率与渔民人均收入分别作为污染指标和经济指标，具体分析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超标率与渔民人均收入的EKC曲线关系，选用数据区间为2001～2014年。

文章重点研究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的关系，选择海水养殖面积为控制变量以消除海水养殖规模对渔业经济的影响，同时借鉴熊德平（2014） [9]的方法，选用人均渔船总动力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渔业机械化程度对渔业产出的影响。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02～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

三、模型检验与估计

为了分别分析不同海域水质污染与沿海各省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借鉴王光升（2013） [10]的方法，首先将沿海11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沿海11省渔业经济产值之和作为经济指标数据；其次将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和江苏5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渤黄海地区的经济数据，将上海、浙江和福建3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东海地区的经济数据，将广东、广西和海南3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南海地区的经济数据。

1.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数据的大幅波动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而给实证检验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标准化处理，记严重污染海域比重、渔民人均收入及其平方项、立方项、海水养殖面积和人均渔船总动力为lnp、lni、ln2i、ln3i、lna和lnr，再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为相同根情形和不同根情形两大类（高铁梅等，2009），相同根（即同质单根）情形下的检验方法包括 LLC（ Levin-Lin-Chu）检验、Hadri检验和 Breitung检验；不同根（即异质单根）情形下的检验方法包括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11]本文借鉴张兵兵（2016）的方法，选用同质单位根检验中常用的 LLC检验和异质单位根检验中的 Fisher-ADF检验方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12]检验结果（见表1）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平稳，即可以认为：能够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数据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通过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即同阶单整后，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Pedroni（1999）提出了基于Engle and 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高F梅等，2009）[11]，该方法的零假设为在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以协整方程的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构造 Panel vStatistic、Panel rho-Statistic、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Group rhoStatistic、Group PP- Statistic、 Group ADF-Statistic7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13]本文借鉴 Pe-droni的检验方法，[14]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所有变量的 Group PP、Panel rho、Panel PP统计量均在9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可以认为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即我国近岸海域水质污染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模型设定检验

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信息，其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的设定形式，因此需要通过检验来确定模型的设定形式，即根据 F-test判断选用混合模型或者变截距模型，同时根据 Hausman检验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15]。两类检验统计量构造如下：

F-test统计量：

F=■～F[（N-1）k，N（T-k-1）] （2）

其中S1、S2分别为变截距模型和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T分别为截面数和时期数，k为解释变量个数。在给定置信度下，如果F值小于相应的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反之则选择变截距模型。[11]

Hausman检验：

H=（b-■）' [Var（b-■）]-1（b-β） （3）

其中，b、β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Var（b-■）为两估计结果之差的协方差矩阵。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统计量H服从自由度为k的χ2分布，其中k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个数，在给定置信度下，如果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反之则建立固定效应模型。[11]

运用Eviews6.0软件，对我国全海域、黄渤海海域、东海海域以及南海海域的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由于F检验与Hausman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并考虑到沿海11省的渔业经济发展状况差距较大，区域特征较为明显，因此选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四、各海域EKC曲线结果分析

1.总值EKC曲线趋势分析

总值EKC曲线模型研究的是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与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其总体变化趋势如图1。由海域污染面积与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关系曲线可知，二者关系在起伏中大致呈现“N”型，在2004年沿海11省的渔业经济总产值为5 421.65万元后海域污染面积开始减少，海域污染状况有所减轻，但2008年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8 114.82万元后严重污染海域面积逐渐扩大，且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虽然在2011年渔业经济总产值为11 747.54万元时，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略有减少，但幅度较小并在之后又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海域污染范围在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有沿岸化工园区、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等陆源排污以及海岸工程与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等造成的海域污染，大量含有化学元素的废水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而直排入海，导致赤潮灾害多发；近年来，船只泄露事件频发，大量柴油等污染物进入海洋，严重影响了海水的自净能力，使得海水质量进一步下降，直接威胁到依赖大海生存的海洋渔业的生存环境安全。另外，现有海域污染管理措施效果甚微，应该予以重视，可将沿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全局的观点统筹规划，制定统一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政策。

2.渔业经济相关EKC曲线实证检验

渔业经济相关EKC曲线模型研究严重污染海域比例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确定了变截距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图2～图5为各海域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关系图，由此模型估计结果及关系图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全海域的严重污染水质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曲线关系整体大致呈现“U”型，全海域污染状况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9 513.45元前不断改善，之后开始恶化，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海洋排污监管松懈，随着海洋渔业规模的扩大和渔业经济的增加，治理和控制污染的投资并未随之增加或增加力度不够。

第二，渤黄海地区和东海地区海域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曲线关系大致呈“U”型，并分别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9 843.2元和10 465.67元后污染状况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东海海域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阶段，污染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为全国四大海域水质最差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近岸海域严重污染水质比例长期居高不下，多年出现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比例为100%，其余年份该比例也均在70%以上，是东海海域水质污染状况加剧的主要原因。

第三，南海海域严重污染水质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大致呈现倒“N”型关系，严重污染水质比例虽然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8 011.67元后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11 484.11元后呈现出再次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其中海南省近岸海域水质较优，污染状况改善良好，近几年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比例为零，广西省该比例也在较低水平趋于平稳。

3.主要超标污染物EKC曲线回归分析

运用上述模型对影响海洋渔业水质的主要污染物（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和重金属等）的超标率与沿海各地区渔民人均收入的关系进行简单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

综合上述五类海域水质污染物超标率指标与渔民人均收入的数据估计结果，可以总结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海域各污染指标与渔业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致，因为EKC模型的估计结果依赖于指标数据的选取以及估计方法的选择。第二，超标污染物无机氮、石油类和重金属汞等与渔民人均收入呈倒“N”型关系，并都在2008年渔民人均收入为9 513.45后超标率增加污染加剧，在2011年渔民人均收入为12 472.11元达到转折点位置后呈现下降趋势，但超标率仍在较高水平上，说明上述污染物超标情况2011年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仍不容乐观。第三，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与渔民人均收入呈现“U”型关系，均在2008年渔民人均收入为9 513.45时达到转折点，并在转折点之后呈上升趋势（化学需氧量虽在2011～2012年略有下降但不明显且随后又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我国近岸海域水质污染情况仍然比较严重，进而影响了海洋渔业的健康发展。

五、日本渔业经济发展及海洋环境保护

1.日本海洋渔业的发展

日本四面环海，自然灾害多发，国土面积狭小仅有 38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61位），陆上资源匮乏，但拥有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面积则达到了447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6位），蕴藏着巨大的海洋开发潜力。日本所处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是世界著名渔场之一，具有发展海洋水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让日本的海洋水产业历史悠久，并成为海洋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16]。

日本m然是世界上渔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却也不得不面对由于过度捕捞，海洋渔场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等原因，使得全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都共同面临资源衰退的问题。日本通过增殖放流、设置人工鱼礁、保护海底藻场、设立全国性节日（如富海节）等方式在全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都面临资源衰退问题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增殖，并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渔业法》、《水产基本法》等）来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增殖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日本每年都会举行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增殖渔业会议，对渔业资源情况、增殖放流实施情况、放流效果评估情况和相关研究等进行交流[5]。

2.海洋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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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联合国 全球治理 自主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从联合国自身发展情况看，1945年世界各国签署的《联合国》并未包含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相关内容，环境问题并不在联合国议程范围之内。除了一些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环境问题的研究之外，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环境问题的多边计划。然而，这种情况自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环境问题此后在联合国体系范围内日益重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等专门机构相继建立，联合国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逐渐形成。本文主要关注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行为的自主性和局限性。

一、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行为的自主性

所谓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了以联合国为主导，各国政府参与、全球市民社会广泛予以关注的全球环境治理网络；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为代表的环境立法机制；以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会议、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为代表的全球环境会议机制。联合国并非最早、也非唯一关注全球环境治理的机构，众多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运动（Green Peace）、地球之友国际（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对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各类非政府组织就在污染、核试验、捕鲸等环境问题上游说相关政府，但收效甚微。只有联合国能够汇聚国际社会的预期，形成共同的偏好。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提出了《行动计划》，建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问题才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自然科学议题转变为国际政治议题。

那么，环境治理中的联合国如何体现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呢？按照委托—模式的解释，国际组织具有集中性、独立性等特征，能够保证成员国获得通过其他方式难以获得的收益。因此，成员国会授权给国际组织来执行各种政策任务。但由于国际组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机构，其内部的职员关心组织的存在、希望获得更多的预算、更多的组织机构以及更多的执行机会。所以国际组织具有自身的机构利益。由于成员国在监控国际组织上存在巨大的成本问题，因此，国际组织能够产生自主性的行为。

委托—模式能够解释联合国为什么是具有自主行为的国际组织，但很难解释联合国为什么通过自身的自主行为建构了环境治理这个议题。这种解释模式将国际组织自主性的根源归因于国际组织具有自身的结构利益，这并不符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1972年后，联合国发起和主持的旨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会议超过1000多次，促使成员国缔结了众多的环境公约，主要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缔约方的《京都议定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的概念、原则和规范。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环境问题治理的思考。可以说，正是联合国的自主，建构了国际社会全球环境治理的议题。联合国的这种自主很难界定在仅仅是国际组织自身的结构利益上面。因此委托—模式与其说能够有效地解释联合国的自主行为，不如说仅仅赋予了国际组织一种行为自主的身份。

迈克尔·巴特尼和玛莎·芬尼莫尔将国际组织作为官僚机构加以考察，在他们看来，国际组织作为一种官僚机构，被赋予了理性—合法的权威。然而国际组组织也从授权过程、道德诉求和专业知识中获取权威，这些方面联合起来给予了国际组织行动的权威，并且提供了自主性的基础。正是由于国际组织在创建时被授予的理性—合法权威以及具有的授予性权威、道德性权威和专业性权威，使得国际组织能够运用权威以及知识和规则来管制（regulate）和构建（construct）世界。豍国际组织的自主主要通过三种相关机制来进行：对世界加以分类，把问题、行为体和行动分成不同的范畴；确定社会性世界中的意义；表述和传播新的规范和规则。豎

作为一种官僚机构，联合国先天具有理性—合法的权威，这种权威的获得来自各成员国的授权。1972年113个国家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和推进联合国环境计划的目标。联合国拥有环境治理的整套机构和工作人员，有来自成员国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授权。此外，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还具有道德性权威和专业性权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联合国通过协调与成员国政府、其他国际组织、市民社会的行动和合作来推广历次全球环境会议通过的各项原则和规范，提出了不少环境治理的创新性概念，如代际权利（intergenerational rights）、“第三代”环境人权、“共同空间”等。在确保环境的过程中平衡国家的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如《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 国家拥有开发与它们环境相一致的资源的至高权利”，但是附加了限制，即必须“与它们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责任相符合”。因此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具有的道德权威是其行为自主性的来源之一。此外，联合国还具有专业性的权威。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策者在环境治理中不得不求助于相关专家。科学知识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提出了通过“认知共同体”豏来进行环境治理的理念，而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国性的特点，联合国在协调各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构建“认知共同体”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中海行动计划》和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及《蒙特利尔议定书》便是联合国推行“认知共同体”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成功典范。此外，联合国通过对全球环境信息和环境状况的搜集、解释和评估，掌握了大量单独国家难以掌握的专业信息和知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环境规划署建立了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涉及人口和陆界环境、越界资源问题和自然灾害等领域，在针对新的环境议题和新近出现的环境威胁作出早期预警方面作出了贡献。豐

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采取的自主包括：（1）完成了对发展和环境的概念界定，提出了《行动计划》这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文件，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讨论了为环境质量而规划和管理人类居住地，自然资源管理的环境问题、对污染物及其危害的辨别和控制、环境问题的教育、信息、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问题，发展与环境等与环境治理紧密相关的内容。（2）建立了新的机制框架。新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负责协调各成员国和联合国内部系统内环境问题的机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规划署每年发表的《世界环境状况》年度报告明确了国际社会目前的环境状况以及如何采取行动。（3）促进了大量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对环境保护起到宪法作用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环境立法都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和实施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环境会议。除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外，联合国主持召开的重要的国际环境会议还包括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发现，联合国主要通过管制和构建两种方式来实现行为自主的。联合国通过建立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公布，使成员国遵守相应的环境公约。此外，联合国通过环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建立渠道、提供场所来管制成员国的行为，通过经济措施、资金援助、技术转让、建立信息知识网络、监督评价等约束各行为体的行为，引导国家的行为和偏好与现存的规则和授权一致。由于联合国在全球环境领域中具有的多样性权威，对构建全球环境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联合国通过全球环境会议和各种环境规约所确立的原则、规范，构建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社会现实。

二、 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行为的局限性

从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视角分析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行为，有助于我们理解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意义。毋庸置疑，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无可替代。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增强了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提高了人们的意识，促进了国际社会在环境治理上协调立场，达成规约，为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全球环境问题的善治奠定了基础。

然而，国际组织的自主行为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并非总是积极的，联合国在实现全球环境善治目标的道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的。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陷入了僵局，以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谈判最终度仅达成无约束力的协议并为取得预期的成果为主要代表，国际社会在反思之余，要求改革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处于全球环境治理中心的联合国在治理中的局限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首先，国际组织的系统失灵和功能紊乱制约着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行为自主性的发挥。

坚持国际组织中心视角的学者也认识到国际组织发挥行为自主性的局限，迈克尔·巴特尼和玛莎·芬尼莫尔在论著中专门分析了国际组织功能紊乱的行为，将其称作“国际组织的病症”。豑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吉乌利奥·加拉罗蒂在《国际组织的局限性：国际关系管理中的系统失灵》一文中论述了国际组织系统失灵的状况。豒指出同经济学中存在“市场失灵”和管理学中存你在“政府失败”一样，国际组织也会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产生系统失灵。加拉罗蒂认为国际组织自身存在着四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系统失灵，即管理复杂的、紧密耦合的体系、不良的替代效应、争端激化和道德风险。国际组织系统失灵的存在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或不稳定的影响。巴特尼和芬尼莫尔则更加关注引起国际组织功能紊乱的内部文化上，指出常规性（routinization）与官僚机构的专门化和部门化石导致国际组织病态行为的构成性特征。前者可能导致整体的使命和更大规模的社会目标模糊起来，后者则能够限制官僚们的视野，官僚机构对规则、专门化和部门化的强调，在很多方面产生了病态行为。主要包括理性化的非理性、普遍主义、越轨行为的正常化、组织隔离和文化争执。

在全球还击概念治理机制中，联合国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国际组织，存在着系统失灵和功能紊乱的危险。联合国自身的机构、计划与众多的委员会之间，专门机构之间以及他们与联合国之间缺乏协调，以至于帕特里西·波妮感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像其创立的那样能够成功地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协调环境计划的想法很早就被抛弃了”。如何降低联合国的系统失灵和减少功能紊乱，成为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进行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

其次，联合国内部环境治理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也制约着联合国行为自主性的发挥。

在联合国内部存在着环境问题多头治理的现象。作为联合国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成立以来在环境领域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除了环境规划署外，联合国其他的部门性专门机构也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如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拥有在环境领域进行治理的广泛权力。甚至一些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在提供资金援助方面的特殊地位，近年来也不断强化对环境治理的权力。这一方面说明了全球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难度之大，需要跨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另一方面也表明联合国内部机构在环境治理领域存在着功能重叠、冗员等现象。由于联合国在设定目标和环境规划时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构成了影响环境治理的制度障碍，进而对联合国在环境治理中的自主行为形成了局限。

最后，国际社会政治结构的现实也制约了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自主行为。

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危机及由其引发的国际环境治理使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传统国家受到制约并相对弱化。豓这种观点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国家按权力分配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构仍然是制约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行为自主性的最大制约因素。即使在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密切联系的生态环境领域，权力斗争的阴影依然存在。一些发达国家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当作权力斗争的武器和场所，以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例，发达国家在会上极力否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废除《京都议定书》，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甚至分化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导致气候变化会议陷入僵局。这表明权力斗争的阴影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依然存在，制约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深入发展，也影响了联合国在环境治理中，行为自主性的发挥。

三、结论

联合国对当今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提高了全人类对全球环境保护的意识，建立和完善了国际社会和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的原则、规范、立法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在多边主义下协调环境治理的立场、付诸行动，为人类社会实现全球环境“善治”的目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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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民环境权内容，有的学者认为：它包括实体权和程序权两方面内容。所谓实体权，是与公民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利，具体有：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眺望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等。所谓程序权，主要指公民有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等。

公民环境权是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项新型公民权利，它独立于公民财产权，人身权而自成体系，应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人身权、物权、债权和继承权并行写入民法，其价值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它顺应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人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环境的损害，常伴随着一时物质利益的出现而产生，这与人们日益追求舒适、健康、优美的生存空间相悖，也不利于后代的持续发展和权益公正。因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是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最集中体现之一。

其二，它有利于提高公民环境权利意识。当前，侵害公民环境权的现象比比皆是，而由于公民环境权意识普遍薄弱，侵权行为得不到应有制止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应有恢复或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侵权势头，明确公民环境权，对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至关重要。

其三，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证公民享有和追求高质量的生存空间。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状况直接决定着法制进程。当前，我国因无系统的公民环境法而使环境权的保护无法可依，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势在必行。

其四，有利于预防、遏制、惩罚侵犯公民环境权的行为。

其五，有利于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促进法治建设。公民环境权法是传统民法和环境保护法交叉形成的新型法学分支，属于民法调整范畴。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公民环境权法相对发达。例如美国的《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综合环境影响赔偿和责任法》等。我国应结合自己的国情，尽快出台《公民环境权法》。

公民环境权所受侵害及其保护研究

在我国，对环境权损害的分类一般根据环境损害的因素进行，诸如大气污染损害、水污染损害、噪音污染损害、固体污染损害、海洋污染损害、放射性污染损害等。并且立法上也遵循这种思路，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但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有很大局限性，表现在：

（一）在侵害公民环境权的事件中，由于法律关系主体类别或地位不同，从而使损害事由，侵权特征，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及其影响产生很大差异，为更好保护公民环境权，可能导致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不同，传统环境分类与此很不适应。

（二）环境损害因素多样，且常常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仅按上述分类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十分不利。

（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环境损害因素不断涌现，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许多原先不认为是环境侵害的行为，现在可能为人们所无法容忍，依上述分类，造成法律保护的严重滞后。

综上，笔者试图对其作如下分类：按侵权主体不同，分一般自然人的侵权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侵权两大类：理由：①前一种侵权行为，加害人和受害人在地位上可以互换，更具平等性；后一种侵权通常在经济地位及经济实力上非普遍公民所能及，当事人双方很难对等抗衡。②前一种侵权行为，侵害对象一般是单个主体或有限主体，影响面小，危害消除较容易；而后一种侵权则侵害的是社会群体，危害性较大，波及范围广，潜在性持续性较强。③前一种侵害的损害结果、损害经过、损害程度一般较明显，而后一种侵权，案情通常十分复杂，且涉及复杂的科技问题，损害原因损害结果的发生、过程往往模糊。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这两种侵害的行为在处理过程中有很大差异，所以这种分类方法，更符合一般分类规律，同时，这也避免了单纯靠枚举侵害事由而引起的局限性。

关于侵害公民环境权的处理及其保护，笔者想就如下问题重点探讨。

（一）归责原则。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深入，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公害事件频频发生，人们对权利的保护要求日渐提高。许多国家诸如日本、韩国、英美等国家均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侵害公民环境权的归责原则。而在我国，无过错责任原则仅仅适用于特殊民事侵权，而一般情况下，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十分不利。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作如下处理：对于自然人的侵权行为，除《民法通则》上列举的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外，一般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侵权，则应一律适应无过错责任原则。原因①这种侵权由于影响面广，潜伏期长，持续性长，危害性大，必须加重加害人责任，遏制其侵权行为。②它们是危害的制造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他们能防止和控制这种危害。③这些法人及其它组织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且常具有盈利性，获益即应承担风险，体现了民法的公正原则。

（二）同其它国家一样，针对环境之严重损害，我国制定了许多环境污染防治标准，诸如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海水水质标准等。当公平环境受侵害时，加害者能否以环境损害未超标为事由对抗公民环境权和保护人请求？笔者认为回答是否定的。理由：①这些标准是国家为预防、遏制环境损害而制定的，是管理环境和征收污染费的标准，而非判断侵权与否的界限。②标准的制定常受时空的局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对环境损害的容忍度常不一致。③否认上述标准之抗辩效力，有利于加强自然人、法人及其它团体组织的环境责任感，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实际上，许多国家如日本等，都以社会一般公民对环境损害的容忍度来衡量侵害事由。环境的自净力是有限的，人对环境的损害的忍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当环境损害超此界限，则加害方无疑应承当相应责任。

（三）公民环境权受侵害时，能否附带请求精神赔偿？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但对公民环境权受侵害能否请求精神赔偿未作规定，其他法律也未涉及到。但笔者认为，同传统侵权行为一样，环境侵权常给受害者的身心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如噪音污染、大气污染、观瞻权受侵害等，对人精神方面的影响较大。然而，由于我国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公民环境权保护很难全面落实。

加强我国立法，加重政府职能

（一）我国公民环境权立法现状。目前，各国普遍重视环境立法，我国也相继出台了许多法律。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可以说，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在世界上并不落后，然而，可惜的是，至今，保护公民环境权的立法还很薄弱，表现在：

1、我国的一系列环境法带有浓厚的公法性质，它们主要针对国家对环境的管理和对破坏环境者的处罚而言，即使偶尔涉及到民事争议条款，也显得很粗陋。而《民法通则》除第83条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第123条、第125条、第126条对特殊民事侵权有所规定外，基本没有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另一方面，公民环境权的侵权与传统侵权无论在特征，还是在处理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异，故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极其必要。

2、我国环境法多是有关对环境损害的处罚性规定，以“治”为主，缺少“防”的思想。而环境损害因其潜伏性|长期性、扩散性的特点，若待损害事故发生后再治理，未免过于滞后，所以应转变立法思想，从源头抓起。

3、我国处罚的多是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重保护环境的安全、卫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追求舒适、优美的环境，这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处理规定，明确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至关重要。

5、保护公民环境权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大政府职能，扩大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监督权的过程。而我国环境法对公民环境程序权规定较少。

（二）政府在公民环境保护中应扮演的角色。保护公民环境权，不仅在于公正有效地处理关于侵害环境权的民事纠纷，还在于治理环境，优化公民生存空间。然而，由于环境治理是一项投入很高，收益很慢的艰巨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力量都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由于环境的治理、改善属于复杂而系统的公益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当此大任。在这里，政府是真正的管理者、协调者和引导者。

在国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但法律明文规定政府有维护国民良好生存空间的职责，而且在实际中，政府不惜投入巨资，用于环境治理。政府同民间组织开展广泛合作，为保护公民环境权而共同努力。有的国家还尝试建立“绿色国家帐户体系”，以取代传统的所谓“灰色国民帐户体系”，目的在于增强国民的环境观念，引导经济科技朝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篇8

在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我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面对这刻不容缓的局势，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也逐渐发展起来。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各方面的立法和规定都不太健全，想要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十分匮乏，在发展环境责任保险方面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因此分析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安排的规范，借鉴德国先进的发展经验，完善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责任保险成为治理环境风险的主要金融工具，发挥该保险的社会救济作用，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达到分散企业环境风险，减轻政府财政及监管负担，使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损害赔偿的目标。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概述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及环境治理保险

环境责任保险在德国的发展历史并不久，但是鉴于德国多层次的环境责任方面的法律的完善，在十几年的发展中该保险在德国已经日渐成熟。在2007年德国又推出了环境治理保险，丰富了环境保险的内容，提高了社会关于环境的保障程度。两种保险各有特色，相互补充，共存与发展。以下为两种保险的发展情况。

1、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责任保险是在一般的责任保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属于生态保险。该保险是以私法范畴的法定保险为基础建立。因为一般责任保险条款将环境责任作为除外责任，所以只有通过特别条款才能对环境责任进行承保。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只存在一些特别的环境责任保险，如依据《水资源管理法》而产生的水域污染责任险，涉及的范围很窄。然后在1991年出台的《环境责任法》看来，进一步扩充了德国环境责任险的承保范围，扩展到土地、空气及水的污染都能够承保，大大地丰富了其内容。环境责任保险中将环境损失视为通过物质材料、震动、声音、压力、辐射、蒸汽、热量或其他形式造成环境影响，并在土地、空气或水中散发开来的损失。环境责任保险根据投保人拥有的不同设备情况来进行不同的承保，但都是以设备取得了符合环境法律标准的牌照为前提。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设备范围：（1）承保与《水资源管理法》第20条规定一致的贮藏设备，以不低于存储容积和能承受的危险程度的标准为前提。（2）承保《环境责任法》附录一中所列的设备。（3）承保所有符合环保标准并拥有牌照或得到相应批准的设备，只要不与《环境责任法》中的规定标准相悖，他们所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分别限定在《德国民法典》和《联邦排放保护法》中。（4）承保废水处理设备。（5）承保《环境责任法》中附录二中的设备，只有在这些设备符合了该法第19条中规定的强制提供保障的方式，才能与附录一中的设备被同等地在保险条款中对待。（6）承保以上5点中的设备的计划、制造、交付、组装、分解和保养的过程。环境责任保险是一种新型保险，与传统的保险相比其改变有：（1）统一承保对于地面、空气及水造成污染的赔偿责任。（2）承保所有私法范畴的环境损害责任，不仅包括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害，还包括特定的经济上的损失。（3）只承保合同载明的设备。在保险期间，对于新增设备的第一次使用，必须经过保险人的同意。(4)预防损失所发生的费用同样能够承保，只要他们是为了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发生或扩展。（5）依第一次发现损失发生的时间为准，不考虑损害的程度、性质和预计损失可能发生的大小。这样能够避免纠纷，确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间，为被保险人索赔提供便利。德国现行的环境责任保险基本上都是依照《环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而实施的，因此除了保险条款上附加特殊的承保条件，基本上都应该符合该法的要求，包括对设备、保证责任及因果推定关系等原则。该保险具有“长尾期保险”性质，损害实际发生和损害发现之间存在一定时间差，因此采取期内索赔制度，规定了一定保单的索赔时效，即若在保单失效之后三年内发现的损失，该保险单仍然应该对该损害负责。这是为了应对损害实际发生和损害发现的时间差而产生的条款，然而在现实中，被保险人往往不满足于三年的期限，会要求有所延长。

2、环境治理保险

2004年，欧盟《关于环境损害的预防和补救方面的环境责任》正式通过，标志着欧盟长达20年环境责任统一立法暂时告一段落。该项规定针对的是环境本身的损害在法律上的一种预防和救济责任，这区别于传统的环境责任带来的民事损害赔偿。该法案将民事赔偿制度与行政救济方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其中还规定，欧盟成员国应该在2007年4月之前完成国内法的转化。当然迄今为止，还有一些国家未达到该项规定，正在制定当中。于是德国于2007年依照欧盟的2004年欧盟指令而推出一种公法范畴的保险——环境治理保险，旨在避免环境损失、治理已造成的环境损失和赔偿由此造成的费用，这是其与环境责任保险最大的不同之处。其实这两种保险有很多类似之处：都是以第一次确认损失已经发生为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正常经营造成的损失为除外责任；都限于对意外事故造成的环境损失负赔偿责任，企业正常经营时造成的除外。但针对的损失对象上有很大的差异，环境治理保险是基于环境本身受到损害的治理责任的保险，其所涉及的环境治理的高风险性，是给保险业的另一挑战。然而这两种保险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相互并存。为满足客户的需要，环境治理保险主要承保对土地、水域及生物物种等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的治理责任，承担环境恢复至污染前状态或重新取得与发生前同等质量水平的自然资源而应当支出的费用，该处环境损失的概念为受保护物种及生态环境的损失、水域损失及土地损失。该保险可以要求对自己的损失治理部分及对第三方的损害同时承保，完全是承保公法范畴的保险，其中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是环境治理保险的除外责任。解决了环境污染无责任人处理之难题，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同时体现了公共利益的保护原则。随着保险认识的不断加深，法律的不断修订，这种全新的保险险种将大大的适应这个社会的需求，同时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险种相继出现。

——环境再保险业务的支持

再保险机制是一项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当保险人根据自己的偿付能力难以承保一项风险之时，倾向于选择再保险来提高自己的偿付能力。在高风险性质的环境风险中，再保险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德国，再保险人同样地参与了环境责任保险业务的制定，尽管他们对其中的一些规定有所保留，但是大体是支持该保险的正常运营的。由于环境责任的间接性、复杂性、潜伏性的特点，往往造成民事损害赔偿风险大大增加，这就需要再保险业务的支持。在德国，为了改变现有的风险组合来适应环境责任保险的实施，再保险人在再保险合约中嵌入了一些条款，如声明从1994年或者1995年以后生效的保单中，任何新投保的业务或者是续保的业务都应该单独的购买环境责任保险。另外其再保险中有个特别的规定：在保险保额不超过2千万马克的环境责任保险承保部分能够分保，而对于超过2千万马克的部分，再保险人只能负责因故障或运营中断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再保险能够承保运营中断的损失。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评价在欧洲，德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加受到关注，严格的立法、执法和高科技的投入，使得其环境法制体系已经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欧盟立法,其中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之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不足。#p#分页标题#e#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优点

1、强制责任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提供了三种企业可选方式，相比财务保证和担保，更多的企业会选择购买环境责任保险来履行自己的责任保证原则。对于高风险的企业要找到信誉高的担保人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相对来说，购买一份保险，既能给企业提供方便，又能给社会环境提供一份保证。因此，换个角度看，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可以看成是对于那些存在高风险设备的企业实行了强制的环境责任。

2、多层次的环境保护制度完善的环境立法，给了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治理保险一个安定的发展平台，保险的实施有法可依，争议处理也能高效的完成。不仅一般法中有关于环境责任的规定，还有特别法中规定具体的赔偿限额和责任限定。完善的法律同时能够鼓励更多的保险创新的完成，使保险的发展更加规范化。

3、高风险设备的详细规定德国的《环境责任法》中附录一附录二中有关于高风险设备的详细列明，明确规定了由于这些设备所造成的人身伤亡、健康受损或财产损失，设备所有人必须负责赔偿责任。这明确了赔偿损失的责任限定，减少了理赔时的繁琐程序和有利于争议处理的进行。

4、公法与私法的全面涉及环境责任保险是私法范畴的保险，承保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伤亡、健康受损或财产损失。而环境治理保险是属于公法范畴的保险，承保环境媒介本身，即大气、水、土地本身所受的污染的治理责任。这样进一步全面了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更多地满足了投保人和整个社会的保险需求。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不足

1、承保范围未涉及持续性、累积性的污染虽然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但是毕竟发展仅仅只有十几年，现阶段环境责任保险仅仅对非故意的、突发性的环境责任侵权事故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承担保险责任，而对于持续性的和累积性的污染损害不予承保。而环境侵权行为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聚才能逐渐形成，后果也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累积才能体现，因此随着环境保险的不断成熟发展，也应该把该类风险纳入其中。

2、承保机构模式较为局限由环境风险的特性可知，在事故发生之时，往往带来较大的损失和破坏力，往往企业都难以承受这样的环境责任，即使是企业投保了环境责任保险，保险公司也难以承受特别大的环境风险，因此再保险的发展尤为重要，这一点上德国已经在不断的发展了。然而还有另一种联合承保的方式，在德国却是很少见到。当赔付能力面临挑战之时，保险公司之间的联合承保集团和联合承保方式能够很好的推动赔付的顺利进行。不断创新承保方式，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其次可以建立环境救济基金，完善救济机制，多方面保障保险的偿付能力。

3、索赔时效难以满足受害人的索赔需求保险条款中一般规定了三年的索赔时效，即保单失效之后三年内发生的损失，该保险单仍然应该对该损害负责。而由于环境风险损失发生的长期性和损失发现的长期性的特点，三年难以满足需求。应当将索赔时效根据发展情况，适当延长，如延长至10年，甚至可以到达30年（美国的“日落条款”）。同时由于“期内发生制”往往会增加保险人的财务不稳定性和风险的难以确定性。因此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采取“期内索赔制”来平衡保险人的财务稳定和方便经营。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在长期的发展中循序渐进的改进。结合我国国情，归纳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德国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提出改进的策略方式，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发展概况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方面发展还不成熟。我国在部分国际公约，部门和地方规章中都有关于环境责任保险的规定，但仅仅集中在船舶运输，核能利用和石油勘探开发等领域，这些并不能覆盖各个省市，且不能满足各方面环境高风险地区对保险的要求，尤其是环境风险高的区域和行业，只有完善我国的立法，才能全面地规范环境保护责任。1991年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后来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随着政府宣传力度的不断增强，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加。然而此过程中，赔付率过低，保费过高的现象，使得环境责任保险产品市场逐渐萎缩。直到2008年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联合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正式确立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路线图，才慢慢有所起色。起初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仅仅在几个少数的城市进行，投保企业较少。2009年，沈阳出台《沈阳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据此，沈阳成为首个以地方立法形式推进环境责任保险的城市。截止2009年9月，全国共有湖北、江苏、辽宁、上海、湖南、深圳和宁波等省市的近400家企业投保，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达9家，总承保额近60亿元。2011年，试点不断地推进到重庆、昆明、山西、浙江等省市。政府力量的推动，使得该保险的普及城市越来越多，由此可见，政府力量与政府支持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发展必不可少的要件。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绿色保险的法制建设，深化公众的保险意识保险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要使绿色保险的发展有法可依，才能使其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乱中求稳，公平公正的处理保险事件。我国如今在环境责任保险方面的立法处于空白阶段，可以借鉴德国的多层次法律系统框架，在一般的环境专门法的基础上，制定关于环境损害的特别法律，应当进一步确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增加保险法中关于其的规定。同时在有关环境专门法律中，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明确环境污染责任者对于清污费用、第三方损害赔偿的经济责任以及其他内容。为了鼓励企业投保也可规定企业的投保费用税前列支等优惠政策。明确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有利于保险公司的事故鉴定、损失评估、责任界定、细化操作等内容。保险业应该联合政府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宣传环境责任保险理念，加强企业的风险分散意识，使投保人自动投保，向社会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2、依法建立强制性保险为主，任意性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德国的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作为环境损害的保障制度，已经相当于实施强制保险。同样在我国，如果仅仅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运作，完全由投保人自觉选择是否投保，往往会带来负面的效应，因为没有强烈的环保理念加上没有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的经验，很多企业往往会选择自留风险，使该保险形同虚设，从而使市场作用丧失。因此，我国应该借鉴机动车辆强制保险的理念，对于污染严重的行业，规定其实行强制责任险。而对于污染相对较轻的行业，企业自愿购买绿色保险。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即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有增加了广大群众的安全性，保护了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力。#p#分页标题#e#

3、制定科学合理、浮动制的保险费率不合理的费率会导致这个保险的供给需求失衡，只有符合双方利益的费率水平，才能算合理的费率。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当保险费率较高时，排污企业和监管部门的行为处于纯策略纳什均衡，不管监管部门是否会对企业进行环境合标方面的检查，排污企业都会选择不购买保险。当保险费率较低时，处于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可知，当费率越低时，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将增加。从中可看出，保险费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排污企业是否购买保险的行为决策，一个有效的费率杠杆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决定性因素。结合我国保险行业的具体情况，我国可以区别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制定不同的费率。这样既可以公平地对待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又能够使保险公司有足够的盈利可能性。

4、逐步扩大承保范围我国现在对于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已经实行强制保险。主要针对的是船舶、石油钻井等方面，造成内容比较单一的现象。应该增加对不同程度的污染事故进行承保，如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等事故。对于德国的环境治理保险，现阶段我国还没有能力去实施此项制度，等到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步入成熟阶段之时，我国同样能开展此类保险，并且拥有更多的保险创新。相对德国环境责任保险的不足之处，现阶段我国也存在很多相同的问题。我国只能对一些非故意性的突发性的环境责任侵权事故进行保险，在将来，当我国保险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以考虑对持续性和累积性的环境责任侵权事故进行保险，适当增加保险事故的索赔时效。

篇9

关键词：城市化；产业结构；循环经济

河北省社科联课题：现阶段我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080300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目前，关于城市化定义的观点有很多，总的来说认为城市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二是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即原有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和新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三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即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大力发展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经济、教育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增加就业机会、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河北的城市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生态环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但由于城市人口的逐渐增加、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承载能力逐渐降低，城市环境污染变得日益严重，阻碍了河北的可持续发展。

一、河北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由于河北的产业主要是以矿产资源和钢铁等重工业产业为主导，对一次性能源消耗严重，并且这些能源的使用是造成河北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另外，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城市规划不合理、政府环保措施执行不力等原因，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

1、空气环境。近年来，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空气呈煤烟型，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这也是导致河北酸雨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表1）

2、水环境。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困扰河北水环境的两大难题。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河北地下水位一直呈下降趋势，地下水蓄存量正逐渐减少。与此同时，水环境的总体污染程度正逐年增加，2004～2007年河北省废水排放总量分别达到了20.6、19.6、22.23、22.29亿吨。

除上述水环境污染外，河北的海洋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近年来，河北赤潮现象一直发生，并且面积越来越大，2006年发生的第四次赤潮面积就达到大约1，600平方公里，而2007年在秦皇岛附近海域海洋发生赤潮4次，其中有3次被确认为有毒赤潮，在秦皇岛海域尚属首次。

3、农业环境。由于河北水资源的匮乏，导致部分地区的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农田，且面积正在逐渐扩大，再加上农药等化学药品的使用，使得耕地质量降低，农业污染事故频频发生。从2004年到2006年，河北省发生农业污染事故分别达25、35、36起，污染耕地面积分别达938.5、2，121.5、2，583公顷。

受污染耕地面积的扩大和耕地质量的下降不但使河北遭受了不少的经济损失，还使本已逐年减少的耕地资源显得更加紧张，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人均平均水平。

二、环境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河北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无法否认的是，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环境的损害为基础的，明显与环境保护之间不协调，这无形中又增加了经济的支出。

1、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指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如，由于污水灌溉、工业废气的排放、劣质农药的使用造成的耕地污染、水资源污染，导致农产品产量减少形成的经济损失；由于矿业开采造成的地面塌陷、公共设施破坏、地质灾害等形成的经济损失；由于酸雨造成的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房屋建筑的腐蚀等形成的经济损失；赤潮对水产养殖业、海洋旅游业的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于耕地污染引起的农产品产量减少，造成的经济损失。

2、环境治理支出。主要是指对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的投资。比如，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废弃物的处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等。这部分的支出金额是较大的。河北2004～2006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分别达到了147.61、191.37、167.03亿元。对于环境治理的支出能够起到改善环境污染的作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我们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就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就会减少这部分的支出。所以，环境治理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补偿性特征。

3、预防性支出。这部分支出主要是为了避免、预防环境污染而做出的。比如，环保部分的管理费、环境监测支出、环境保护的培训费和环保宣传的支出，等等。预防性的支出不但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还能够帮助政府和企业减少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补偿性支出。

4、机会成本。这主要是指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其他产业发展受阻的机会成本。比如，因为生活垃圾侵占土地，导致土地无法用于耕地、建筑等其他用途的损失等。

5、健康成本。由于环境污染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恶劣影响，由此导致疾病的发生所引发的经济支出。如因患病引起人们的收入损失和包括药费、检查费在内的医疗费用等。

三、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1、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产业结构的演进，即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变。而河北由于以重工业为主，成为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资源的消耗大户，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能源的大量消耗是造成河北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以此推进河北的城市化进程，改善河北的城市环境。

（1）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河北具有优秀的旅游资源，自然风光秀美，是全国唯一兼有海滨、平原、湖泊、丘陵、山地、高原的省份。除现在已有的秦皇岛、承德等较为著名的旅游资源外，河北还有很多尚未开发的乡村旅游资源。比如，历史古城卢龙、玉田等。通过乡村旅游业的开发，有利于加快农村交通、垃圾处理、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原来依靠种植、养殖为主变为发展旅游业为主；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促进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旅游业的管理，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2）大力发展食品业。河北有许多的土特产品和风味小吃享誉中华，很多在国内外市场都是供不应求的。比如，坝上高原的口蘑、京东板栗、昌黎的葡萄酒等。河北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食品业。借助旅游业，大力发展旅游食品，带动地方经济。

（3）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近年来，河北的新能源产业发展不错，如保定的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太阳能电池200兆瓦。河北有很丰富的新能源。如作为农业大省，河北小麦的种植面积大，产生秸秆多，通过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就能实现变废为宝。另外，河北省地处环渤海地区，有着丰富的海洋能源资源，可以利用潮汐这种洁净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进行发电。

（4）大力发展体育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问题日益重视，逐渐加强了对体育的要求，而且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秦皇岛作为足球分赛场已经具备了承接国际赛事的能力和条件，可以说河北的体育业有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体育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进步，创造再就业的机会。比如，体育场馆的建筑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发展，体育赛事的举办可以带动广告业、食品业、服务业的发展等。

2、发展循环经济。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经济模式，即“资源―产品―污染物排放”，而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路式的反馈流程经济模式，强调资源的减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环。这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的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1）通过科技创新，大力推行清洁生产。依靠科技创新，改变高能源、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率的生产模式，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或淘汰有害原材料的使用，减少产品使用对环境的污染，尽可能地使用可再生资源，有效地进行废物利用，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等。

（2）倡导绿色消费。消费的增加往往会增加对资源的索取及对环境的破坏，因此人们应该树立节约、环保的消费模式，减少污染。提倡消费绿色产品、绿色能源。这些产品不但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主要的是他们可以回收利用，是可再生能源，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

3、以预防为主，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城市化的发展应改变过去那种先开发后保护的方式，改为以科学规划为前提，以预防环境污染为主的发展模式。科学地确定城市的性质和规模，充分考虑城市性质、规模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立足实际情况，依靠相关条件，合理进行城市的规划和布局。这不但能够有效地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也可以降低对环境破坏的补偿成本。在规划时，我们要尽可能地按照循环经济的模式，将可以进行循环生产、相互利用的企业集中在一起，实行生态工业链园区布局，实现污染的少排放或零排放。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丽欣，刘云.河北省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思考.生态经济，2006.2.

篇10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强制保险；承保范围

中图分类号：X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046-03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指以排污单位对第三人造成的污染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内容的保险。这种赔偿责任有时大到排污单位无力承担。正是为适当分散赔偿责任，使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从而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才应运而生。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据此代为承担赔偿责任，直接向受损害的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

环境责任保险可以使投保的侵权行为人将其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再将损失转移给成千上万的投保人，即潜在的侵权行为人集团。因此，在有责任保险的场合，加害人除了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外，实际上并不负赔偿责任。企业的经济负担得以减轻或免除，避免了因巨额赔偿使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风险。同时又能给环境污染受害者迅速、确实、有效的救济，加上操作成本低，赔偿效率比较高，实施效果也比较好，因此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一国相关制度的安排，须与法律、政府政策有机结合。因此，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应汲取上世纪90年代初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大连、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工作的教训，并参考国外成功做法，发挥后发优势，推动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

国外环境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1 建立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的环境法规不够健全，尤其缺少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对排污者客观上形不成压力。虽然污染环境造成了损失，却很少承担赔偿责任。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法律的健全与执行的力度。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部分体现了环境责任保险的相关规定，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一直缺乏针对环境责任保险的系统规定，可以援引的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1986)、《环境保护法》(1989)、《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水污染防治法》(1996)、《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如《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决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运载2000t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上述法律法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没有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做出全面、明确的规定。对此，首先应抓紧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完善现有环境污染责任立法，切实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严格责任制度，并增加环境责任保险的内容。其次，在时机成熟时可制定《环境问题的处理、赔偿和责任法》，促使污染企业积极承担赔偿责任。

2 明确承保方式

环境责任保险可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自愿环境责任保险。自愿保险是指投保人和保险公司通过协商一致，完全自愿订立保险合同，建立保险关系。强制保险是指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凡是在规定范围内的单位或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参加的保险。强制保险方式是发展趋势。随着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污染责任者往往无力承担损害后果，受害者的权益也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为了充分保护双方的权益，许多国家都在加强强制性责任保险。

美国、德国和瑞典等属实行强制保险的国家。美国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处理所可能引起的损害责任，实行强制保险。如美国1970年《清洁水法》规定，所有进入美国的船只必须投保责任保险，用以支付可能造成的水污染。1980年的《综合性环境响应、赔偿和责任法》规定，危险物质运载工具的所有人或经营人，都必须建立和保持保险等形式的财产责任。《固体废物处置法》也有类似规定。

瑞典是世界上环境管理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依据瑞典《环境保护法》，政府或者政府指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条件制定环境损害保险单，从事需要许可证和需要审批的活动的人，应按照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制定的价目表按年度缴纳保险费；缴纳通知发出30天后，义务人仍未缴纳环境损害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将该情况向监督机构报告，监督机构可以责令义务人履行义务，并处以罚款。

德国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方面，起初采用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方式，但自1990年《环境责任法》实施之后，德国开始强制实行环境责任保险，要求其国内所有工商企业要投环境责任险。

法国和英国采用自愿与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法国在一般情况下，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则应依法投保。英国实行的强制环境责任保险有：油污损害责任保险、核反应堆事故责任保险。

我国环境压力大，环境突发事件频发，环境投保意识普遍不高的现状。因此，如果单纯推行任意的环境责任保险显然无助于保护受害人的赔偿利益。反之，若全面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则剥夺了部分污染较轻企业的选择权，加重了企业负担，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我国最好实行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投保方式。一方面对高危行业(如石油、化工、造纸、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采取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使之成为其在财政经济上必须遵守的法律条件；另一方面，对其它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如城建、公用事业、商业等)或已采取清洁生产等有效环保措施的单位则由政府利用自身的威信积极加以引导，促使企业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

3 合理的界定承保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差异很大，各国对保险范围也有不同要求。在签订的具体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往往针对具体的物质、设施、风险类型等，详细界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因此，环境责任保险适用范围的最大特点是其“差异性”。随着社会、科技和法律等诸多因素对环境责任及其后果产生影响，有限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不能满足企业转嫁风险的需求。因此，保险范围逐渐在扩大。如法国承保范围由偶然性、突发性的环境损害事故，扩展到因单独、反复性或继续性事故所引起的环境损害。

美国环境保险在1966年以前，主要承保事故型公众责任保险，其后开始承保因为持续或渐进性的污染所引起的环境责任。

德国起初一直对“渐进性污染引起的损失”责任不予保险。从1965年起，保险责任范围逐渐扩大，保险人开始对水体逐渐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承保。1978年后，保险人又同意对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承保。

印度1984年发生博帕尔农药厂污染后，于1992年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险法规《公共责任保险法》，要求“危险物质”的经营者都必须购买保险。为了明确环境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印度环境部于1992年公布《适用公共责任保险法的化学物质名录和数量限值》，具体列举了5大类共182种“危险物质”的种类和各自的数量限值。

有鉴于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及企业保险意识等方面的现状，并出于环境责任保险公共利益性的考虑，根据我国环境侵权的现状，可以开办以下一些责任险：(1)核事故风险责任险。即以核泄漏、核辐射、核污染、核爆炸等核风险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核风险在一般的财产险和责任险中，都是作为绝对的除外责任，但在环境侵权责任保险中，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险种。(2)海洋环境责任险。即以海洋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环境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本险种也是我国开办较早的环境侵权责任险。(3)水污染责任险。即以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水体污染或所排放的污水所造成的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4)大气污染责任险。即企业的生产者对其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所造成的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5)声震污染险。即以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噪音以及震动所造成的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6)辐射责任险。即以计算机、移动通信工具以及其他辐射源的生产者，因其产品辐射所造成的损害为责任范围的责任险。

4 科学组建承保机构

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主要有三种模式：(1)美国式的专门保险机构；(2)意大利式的联保集团；(3)英国式的非特殊承保机构。1988年，美国成立了一个专业承保环境污染风险的保险集团――环境保护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人渐发、突发、意外的污染事故及第三者责任，并于同年7月开出了第一张责任限额为100万美元的污染责任保险单。

从目前发达国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际运行来看，环境责任保险承担的赔付金额过大，承保的范围又过窄，加上发展历史较短、经营管理方式还未成熟，经营此类保险的风险大大高于其他商业保险，需要政府的扶持。为了使环境责任保险稳步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要由专门化的保险机构来承担，而且需要得到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的有力支持。

我国幅员辽阔，责任保险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不同行业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频率也高低不一，对环境责任保险宜采取就地承保、分散风险的策略而由不同的保险机构来承办：对于风险高的行业建立政策性的专业保险机构，或是在一般保险公司内部设立专门环境责任保险部门，政府对上述机构和部门进行政策上、资金上的支持；对于风险较低的行业由当地的一般的保险公司承保。对于突发、意外的环境损害，可由现有财产保险公司直接承保，并由政府出面引导保险公司建立共保联合体；而对于渐发的环境损害，由于其运作极具风险性，现有财产保险公司对此类环境责任保险并不热心，因此，可考虑借鉴美国做法而组建专业的保险机构来开展相应的业务。依法设立的环境保护保险机构应定位于非盈利的政策性组织，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设立，受政府控制并接受政府监督。

5 保险费率的个性化和赔付限额制

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企业污染环境后的损害赔偿责任，其价值没有客观依据，无法预计赔偿金额大小，保险金额难以确定。而且，企业因污染环境而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为清除污染物而支出的费用一般都相当巨大，因此对保险的技术要求高，而被保险人的状况千差万别。因此，保险人要对每一承保客体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单独确定保险费率以降低风险，每一份保险合同的内容均具有特定性。同时，保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设定一定的保险金额，以限定自己的最高赔偿责任。在法定强制保险中，也往往有赔付限额的规定。

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限额主要分为两类，即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和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前者以约定的限额为基础，承担被保险人因其污染环境造成邻近土地上的任何第三人的损失赔偿责任；后者以约定的限额为基础，承担被保险人因其污染自有或者使用的场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费用。

德国《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保险金额不得低于5000万马克(约2556万欧元)。若干特定种类的营运设施，因其危险性高低有别，联邦政府可以规定不同的最低保险金额，但最低不得少于1000万马克(约511万欧元)。

现阶段我国保险机构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十分有限，如不对环境赔偿实行限额，其结果要么使部分保险人不愿承保，要么使部分保险人陷入困境甚至走向破产。显然，这种结果无疑不利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最终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因而，我国也应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给予严格的限定。实行“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的弹性保险费率体系。具体可视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风险率来设定弹性保险费率，对那些从事污染程度较高、污染事故发生率较高的行业和企业课以较高的保险费率。这样一方面可刺激保险机构的承保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和引导这些行业和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加强环境治理，走循环经济的经营方式。反之，对于从事污染成度较低、污染事故发生率较低的行业和企业则课以较低的保险费率。现在我国的保险费率普遍较高，限制了企业参保的积极性，应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企业承受能力的保险费率。

6 明确规定索赔时效

环境侵害具有潜伏性、累积性等特点，其所引起的损害一般要在几年或几十年后才会爆发。这一不确定性往往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发生在保险单有效期内的污染而造成的损害无法把握其未来的赔偿责任。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即在保险单中使用的“日落条款”，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的期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的最长期限；在此期限内，对保险单有效期内发生的被保险人环境侵权索赔事件，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而超过这一期限向被保险人请求环境侵权责任赔偿的，保险人不再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为了平衡受害人和保险人的利益，我国应对环境责任保险采取相对较长的索赔时效。可将最长索赔时效延长到50年。

总之，全面实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依赖于环境制度的健全，公众参与，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及学者对这一制度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别涛.国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J].求实杂志，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