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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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音乐的内涵

我国是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经验，从而使得我国文化整体上呈现出绚烂多姿的特色。所谓的民族音乐，在广义上而言它是指一个民族在发展中所创作出的所有音乐，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我国56个民族中所有的音乐都可算作我国的民族音乐，包括古代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传统音乐以及现代的新音乐等。而狭义上的民族音乐则是指我国传统的民间音乐，主要可分为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歌、戏曲音乐以及说唱音乐五大类。

（二）中小学校开展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学是中小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教学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有利于了解历史和民族文化民族音乐以音乐的形式体现出的是民族独有的背景文化，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可以使学生对某个时期民族的发展历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以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为例，此曲创作时间为1931年，正值我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忧患时期，内有各路军阀混战，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人民生活之疾苦作为现代人是无法体会到的。而刘天华的《光明行》在当时山河大地遭受蹂躏的环境下，却没有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反而以一种振奋人心、生气勃勃的曲调来鼓舞国人的士气，恰似一首黑暗、绝望中的呐喊高歌。又如古琴曲《精忠词》，表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慷慨激昂的民族之爱与精忠报国的高尚信念；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族英雄岳飞慷慨激昂的国家之爱与精忠报国的决心；通过《阳关三叠》可以淋漓尽致的再现唐朝诗人王维与友人临边时悲愁的情感。作为听众，在学习了类似的民族音乐的同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对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2、有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中小学时期是青少年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性阶段，在当前中西方文化激励冲突、碰撞的复杂文化背景下，学生对于文化的主观辨别能力是很差的，需要有专业的教育家来对其进行指点，引导学生的思想观念向着真、善、美的价值观发展，从而远离商业流行音乐及电影、杂志中的一些庸俗、浮躁的误区。这个过程中，民族音乐作为历史沉淀出来的文化精品，其中的美学元素、价值观念都是经过几代人肯定与认同的，对于青少年思想成长方面而言无疑将会有着积极、健康的影响。如在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中，作者阿炳将长年的辛酸社会生活与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在曲目中形成了统一，使得曲目整体上哀而不伤，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作者的博襟与统一的美学观念。因此在中小学积极开展民族音乐教育，可帮助学生完善正确的价值观念。3、培养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支撑民族发展和成长的基石，而我国的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起到了传承民族精神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当中深入开展民族音乐教育，让学生通过音乐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来认识民族精神，继承团结友善、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信仰，无疑是健全素质教育，培养中小学生高尚道德情操的有力手段，更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下去的保障。

二、新课程背景下的民族音乐教育现状

（一）校方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我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多数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和获得外界的认可，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有针对性的考试教育方面，而对于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教育认识程度淡薄，没有充分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具体体现为：①许多中小学校每周只象征性地开设两节音乐课程，而在音乐教学方面比较笼统，没有专业的民族音乐教学观念；②教师自身的专业音乐知识匮乏，没有经过专业的考核也缺少实际教学经验就可以上岗，这在以老师为主导的课堂上教学过程中效率无疑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广大县城和农村地区，教育部门管理、考核制度宽松，许多学校因资金和主观意识问题，甚至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师，而是以语文教师“客串”，或是社会人员兼职教授音乐，导致教学质量差。③教师手中可利用的民族音乐教学资源较少，主要以音乐教材为主，形式过于枯燥、单一，缺乏对地区性民族音乐文化挖掘的积极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二）教师专业素质问题

多数中小学音乐教师队伍中，表现出的整体专业水平较高，有的教师还在专业性的声乐比赛中获奖，但相比较而言民族音乐知识则了解的有限，尤其是传统的京剧或地方性戏曲多数人都不懂得欣赏，甚至一听到类似的声音就烦躁不已，认为那是过了时的旧文化。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规定有：“3-6年级的学生每学年能够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片段，7-9年级的学生每学年能够学唱京剧或地方戏曲唱腔1段。”如果作为民族音乐教师自身都不会唱地方性戏曲和京剧，则新《课标》根本就无法得到落实，逐渐的我国传统的国粹文化也就会出现年龄断层现象。

（三）教学技巧方面的问题

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过程当中，多数教师以应试教育的理念来给学生灌输知识，这样导致教学的手段只重视音乐技能，而忽视了民族音乐形式下的审美体验和丰富情感，使得教学结果流于表面化而缺乏情感深度。最理想的民族音乐教学，在于既能够使学生把握到音乐形式背后的美学观念，又能够掌握高超的演奏技巧，使学生能自主的通过音乐来表达美，抒发内心的情感。但对于中小学生的教学过程中，无疑是要分清楚主次的，以笔者个人经验来讲，学生在紧张的学习压力之下，民族音乐所表达出的美感刚好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有效的渠道，因此应当先从帮助学生理解民族音乐中蕴藏的文化和美学理念入手，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然后才是专业性的声乐技能教授。但目前许多中小学校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在民族音乐教学方面，不仅没有缓解学生的压力，反而以考试排名、表演评奖等形式在技能方面大做文章，加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这与民族音乐的教学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四）学生心态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经饱受诟病，新的教学观念应当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做起，达到“学生主动学习、老师从旁辅导、解疑”的目的应当是各专业教学的最理想效果。但在目前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学生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对民族音乐保有逆反的心理，认为民族音乐“很土”、难听，唱出来没有面子。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主流的商业化流行音乐的冲击。流行音乐被称作“快餐式”音乐，其主题多为情爱、伤感、叛逆，这也正迎合了青春期中小学生的心理，久而久之便左右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形成，使得中小学生过早地出现功利心强，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浮躁心态。因此民族音乐教学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像是小树苗成长过程中周围的支架，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树苗的茁壮成长，避免被风吹歪或刮倒。

三、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有效途径

（一）加强校方和教师的重视

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学的有效途径，首先应当从校方着手，加强对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加大投入资金完善教学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用少数民族乐器来引发学生的兴趣，采用新型多媒体教学来取代传统课堂讲课等形式，丰富教学的手段。其次，加强专业教师的素质，要求音乐教师必须具备专业民族音乐鉴赏能力和丰富的教授经验，对于县城地区或偏远山区资金不充裕的中小学，可聘请民间艺人入校讲授民族音乐文化和乐器的演奏，还有的农村中小学通过教育部门的协调，实现了与城市资源的共享，即通过远程教育的手段分享城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资源。最后，重视民族音乐教学应从情感、美学、价值观等教学角度着手来予以重视，而并非要制定出严格的技能考核手段来加重学生的负担，从而避免民族音乐教学落于表面形式的现象。

（二）拓展民族音乐课外教育

拓展民族音乐课外教学活动，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拓展课外教学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是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辅助学生对于民族音乐内涵理解，拓展学生知识面的一个过程，其具体形式如：①定期组织中小学生进行经典民族歌曲、民族乐器演奏及戏剧曲艺等才艺表演，对参赛者全部给予口头和形式上的奖励，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带动学习的积极性；②校方可定期邀请知名民乐专家或民间艺人来校内进行音乐讲座，并通过现场表演技能、口头讲授创作典故、学生参与表演等形式与中小学生展开互动，在快乐中学习民族音乐文化；③校方积极组织中小学生有规模的参加当地的民族音乐文化节，民族艺人故居，民族乐器展览会等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广泛兴趣。

（三）优化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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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

0 前言

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关系密切，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需要在音乐教育中逐步渗透。但是，在社会文化形式多元化的今天，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受到严重的影响，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主要表现为：音乐教育重技轻论，流行音乐的发展对民族音乐文化带来冲击。那么，如何在音乐教育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音乐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1 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文化概念界定

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民族音乐通常是指在不同民族中产生的音乐类型，例如，民歌、说唱、器乐、戏曲等不同形式。而“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其中不仅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还包含了人为力量与习惯。文化的基本要素就是传统思想观念以及特色价值观，在文化中价值观最为重要。同理，民族音乐文化就是一种具有特殊符号的思想价值观，该种文化具有一定的规范体系，以及物质产品。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不能通过音乐教育，将其作为一种音乐技艺来学习，而是需要将其精神、内涵以及价值观念传承下来。[1]

2 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的缺失

2.1 重技轻论

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民族音乐文化需要在实际的教育中得以传承。但是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大部分音乐教学环节中只是关注音乐技巧，而忽视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知识的教学。这种重技轻论的模式，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带来严重阻碍。就陕北民族歌教学来说，经过练习学生能够掌握好陕北民歌的演唱技法，但是却对艺术作品中所展示的陕北地区丰富的异域风貌和人文特色了解甚少。

2.2 流行音乐的发展对民族音乐文化带来冲击

随着社会生活逐步进入现代化，传统民族文化中所映射的劳动形式、生活方式等都有了崭新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民族音乐文化原有的传播形式。多元化的文艺形式，使得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音乐取材是人民劳动、爱情和生老病死的生活元素，这些都满足了农民的需求，人民对民族音乐文化比较热衷，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人民不能在民族音乐文化中找到生活的缩影，导致民族音乐在民间传播受到阻碍。[2]

3 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3.1 改革音乐教学体系

在学校的音乐教育中，存在着忽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现象，以此为例将我国的音乐文化精髓流传下去，从音乐教学方向入手，将改革音乐教学的体系。在传统的音乐课程安排上，其专业课以及选修课程安排不合理。因此，需要将传统音乐课程体系、中国音乐史、民间音乐以及中华传统音乐论文精选作为音乐教学中的必修课。将教学的重点转移，转移到培养人的音乐思维方向上。学生的音乐思维得以培养，就会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观有所理解，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来说具有重要意义。[3]

而在民族音乐作曲专业中，需要设置作曲技法课程，作曲技法在民族音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音乐质量提升，以及创作都不能脱离作曲技术而实现。民族音乐中应用作曲技术的关键就是将和声、复调、曲式以及配器四种作曲技术与民族元素之间相互结合。这四部分是音乐作曲的灵魂，因此将这些应用于民族音乐中，需要做到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民族音乐民族元素挖掘；第二，作曲技术与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底蕴不同，在音乐艺术上的呈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尤其在民族音乐作曲上更是千差万别。对不同民族进行民族元素挖掘，首先需要根据民族历史，分析历史对作曲的影响。[4]

3.2 民族音乐教材编制

为了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建立学校对音乐教学大纲进行修改。在《音乐课程标准》中，中国民族音乐所占比重比较少，由于学生在平时学习中接触到民族音乐比较少，那么对民族音乐文化了解到的就更少了，为了将民族音乐文化渗透到学生学习的日常中，需要增加民族音乐在音乐教学大纲中的比重。目前，音乐教学内容一般都是以歌唱教学模式来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但是却没有通过音乐本身所蕴含的教育意义，来对学生进行教育。例如，音乐教材中的爱国歌曲比较多，教师引导学生在歌词中，感受爱国情感。教材中的现代歌曲比例比较大，虽然很多作品很优秀，但是在教材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这些现代歌曲中，模式创新，虽然创新精神对于学生很重要，但是在学生学习音乐的初级阶段，还需要以民族音乐为主，民族音乐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当没有民族音乐这一扎实的基础，再好的音乐创新，也是空中楼阁，根基不稳。因此，在音乐教育中，可以通过改变音乐教材编制的方式，提升学校以及学生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视。[5]

3.3 创新民族音乐文化，促进传承

如何在开展音乐教育环节中，促进对音乐文化的传承，是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首先需要对民族音乐形式进行创新，获取民族音乐中的精华。而创新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并不冲突。创新是创新其形式，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但是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以及价值观依然还在。

以陕北文化的传承为例，创新是一切艺术发展的保证，陈旧的文化传播只能在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中被淘汰。陕北民歌的创作中，动员专业作词作曲人，改编陕北民歌。虽然陕北民歌库非常的丰富，但是在民间广为传播的只有寥寥几十首，在陕北民歌推广时，新曲风的改编很重要。为了更好地对陕北民歌进行宣传，艺术家应该对陕北的劳动号子、信天游、秧歌调等进行深入了解，在保持基本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对音乐基调进行合理整合改编，使得音乐听起来朗朗上口，旋律吸引人。

4 结语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音乐教育来实现，但是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存在着明显的缺失。为了将民族音乐文化这一文化瑰宝良好传承下去，需要将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缺失的情况弥补。因此，在本文中，通过对民族音乐文化教学的现状分析，提出以下对策来促进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首先对现有的音乐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其次，将民族音乐教材进行合理编制，并创新民族音乐文化，促进音乐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 张黎红.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研究――问题与对策[D].东北师范大学，2012.

[2] 李松，樊祖荫，张欢，萧梅，谢嘉幸.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反思――“第三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J].中国音乐学，2013（01）：12-23+1.

[3] 陈雅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04）：163-167.

[4] 舒畅.试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体现[D].首都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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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遵国外音乐学研究的新成果，为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其学科建设的理念、理论基础、架构模式、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分支学科的设置和建构等都需要从欧美地区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引进范式、经验，以资借鉴，所以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界或者是有大量的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学成归国，在实际研究、教学工作中传播欧美各国的音乐学学科理论，或者是大量译介欧美学者的音乐学研究成果，运用在教学、研究工作之中。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54年成立以来，在译介欧美学者音乐学研究成果方面的贡献是显著的。

建国初期，在“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人民音乐出版社主要译介的是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的音乐学理论著作，如苏联的A.康津斯基等《西洋音乐通史（第一、二册）》、IO.凯尔第什《俄罗斯音乐史》、克列姆疗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玛采尔《论旋律》、加拉茨卡娅等《外国音乐名作（1-4）》、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曲式学》、斯克勃列科夫《复调音乐》、瓦西连科《交响配器法》、阿拉波夫《音乐作品分析》和匈牙利的B.萨波奇《旋律史》、波兰的丽莎《音乐美学问题》等。为对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作曲技法理论、旋律学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i为音乐史和作曲技法理论的教学提供了相关的课程教材，有利于专业音乐学校和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频繁，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国外音乐学名著的译介不仅地区、国家增多，而且领域、品种也日趋丰富。出版了美国的H.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P.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E・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N.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D.柯克《音乐语言》、萨姆・摩根斯坦《作曲家论音乐》、佩尔西凯蒂《二十世纪和声――音乐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莫・卡纳《当代和声――二十世纪和声研究》，米盖等《理解后调性音乐》、艾伦・帕・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贝内特・雷然《音乐教育的哲学》及《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第六版）；奥地利的E.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E.托赫《旋律学》；法国的郎多尔美《西方音乐史》、R.罗兰《贝多芬传》、查・柯克兰《对位法概要》、TH.杜勃瓦《赋格与对位教程》、维多尔《现代乐器学》、科尔托《钢琴技术的合理原则》：德国的H.迈耶尔《音乐美学若干问题》、F.魏因伽特纳《论贝多芬交响乐的演出》；英国的D.F.托维《交响音乐分析》、温奈斯特朗《二十世纪音乐精萃》、布克《音乐家心理学》；匈牙利的Z.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日本的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星旭《日本音乐简史》、属启成《音乐史话》、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加纳的J.H.克瓦本纳・恩凯蒂亚《非洲音乐》；朝鲜的文河渊《朝鲜音乐》；埃及的哈菲兹《阿拉伯音乐史》等。这些译著从不同视角介绍了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作曲技法理论、各相关国家的音乐发展历史，为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中，《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哲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音乐学术界了解、理解和研究该两门学科及其理论、方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该两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西方现当代作曲技法理论的译介，开阔了我国音乐创作界的视野，引起了音乐界的普遍关注，有利于音乐创作界打破思维定势，追求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二、大量出版高质量的中国学者写作的音乐学专著，大力支持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

在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借鉴国外的科学方法，致力于中国人的音乐学术研究工作，已经和正在出现一批优秀的成果。在这60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对这些成果是十分珍惜、爱护和支持的。

首先，对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音乐研究家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视，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以出版物的形式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予以继承，既出版他们自身的研究成果，又出版对他们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的研究成果。如：出版韩立文、毕兴编的《王光祈年谱》、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二种）》、本社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故事》，陈伯吹、沈家英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家故事》、育辉《刘天华音乐生涯》、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河北定县管乐曲集》，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查阜西编篡《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缪天瑞《律学》《缪天瑞音乐文存》、傅惜华编《古典声乐论著丛编》、邱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吕骥《吕骥文选（上、下）》、李焕之《音乐创作散论》、李凌《音乐漫谈》、吉联抗译注《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论音乐》、李纯一《先秦音乐史》、[明]朱载口撰，冯文慈点注《律学新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等，对以上这些为我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著作进行出版具有音乐文化传承保存的意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音乐文化财富，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和后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经典性参照。

第二，及时关注各历史时期各研究者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出版给予支持，使之得以传播、推广，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例如：在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方面，出版了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许健《琴史初编》，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论》、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在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曾遂今《中国乐器志――气鸣卷》，王同、丁同俊、温和《汉魏乐府新考一汉乐府相和大曲及魏晋清商三调研究》、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庄裙华《音乐文学概论》、郭树群《中国乐律学百年文论综录》、王耀华《音乐中的中国人》，王耀华、郭小利《文明古国的历史回响》，王耀华、王州、刘富琳《中华民族的心声》等。其中的《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国音乐美学史》等，代表了当代中国音乐学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起了树立研究标杆的样板作用，无论是在研究视野或者是研究方法方面都给读者予以深刻的启示，引领着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

第三，以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组织编撰多部音乐学系列丛书，进行文化积累。其中，比较重要的系列丛书有：1.祖振声、袁静芳、王耀华总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系列》，含田青《佛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史新民《道教音乐》、王耀华《20世纪新兴学科卷（上、下）》、袁静芳《传统器乐与乐种论著》、肖学俊《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吴晓萍《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70-1989），张伯瑜、谷雅《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90-2000），李诗原、齐柏平《音乐表演艺术与作曲理论》，汪毓和、胡天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01-1949）》、梁茂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0-2000）》、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樊祖荫《中国民间歌曲（上、下）》、姚艺君《中国戏曲音乐》、杨民康《民间歌舞》，冯光钰、李明正、周来达《曲艺音乐》等，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体裁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发展状况的研究角度，来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的成果，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综合性历史记录。2.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含：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京剧唱腔研究》、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粤剧唱腔音乐概论》、武兆鹏《晋北道情音乐研究》、路应昆《高腔与川剧音乐》、黎建明《湘剧音乐概论》，张九、石生潮《湘剧高腔音乐研究》、王基笑《豫剧唱腔音乐概论》、时白林《黄梅戏音乐概论》，刘荣德、石玉琢《乐亭影戏音乐概论》、何为主编《评剧音乐概论》、高鼎铸《山东戏曲音乐概论》、韩溪《唐剧音乐创论》等，各书分别对各剧种音乐、唱腔的渊源、流变、发展、音乐结构、旋律特点及其唱腔创腔规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此外，还有《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系列》《音乐文集、传记系列》《西方音乐经典译著文库》、建国10周年纪念《音乐建设文集（上、下集）》等，均对相关领域的音乐文化积累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创办和办好各种音乐期刊，及时发表音乐学学术研究成果，促进音乐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音乐出版社在经过“”的停办于1977年恢复后，共出版7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期刊，包括：《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音乐译文》《音乐创作》《歌曲》《儿童音乐》和1980年创办的《词刊》。其中，除《音乐译文》于1983年停刊之外，其余6种期刊一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到1986年底，1987年初转交中国音乐家协会杂志社出版。至1987年9月，《音乐研究》又再次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1988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办了《中国音乐教育》，1996年2月创办《钢琴艺术》，2011年1月更名为《歌曲艺术》并于2014年1月改为《歌曲世界》，现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共有四种期刊，分别在综合性音乐学术研究、音乐教育研究、钢琴艺术研究与声乐艺术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尤其是《音乐研究》以其所刊载学术论文的高质量水平，审稿、编辑、出版的严谨规范，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和业界的崇高评价，现已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成为国内外音乐学术期刊的佼佼者，对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四、重视教材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为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基础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人民音乐出版社从成立开始，就重视对音乐教材的编辑、出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李重光的《简谱乐理知识》《基本乐理简明教程》《五线谱入门》等乐理、识谱教材，几经修订、数10次重印，已经被几代人使用了几十年，成为一致公认基础音乐教材；吴祖强《曲式与作品分析》、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张洪岛《欧洲音乐史》等，已经成为专业音乐院校的基本教材，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集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界之力编撰的《民族音乐概论》，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第一部有关民族音乐理论的教材，具有重要的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的开拓性意义，几十年来，被全国各音乐学院、师范院校音乐系（科）采用为大学本科、研究生教材，它所创用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五大类分类法，至今仍然被民族音乐界广泛使用，对民族音乐理论的学科建设起了开拓促进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教学用书，如：[苏]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茅原、庄曜《曲式与作品分析》，姚恒璐《作曲的基础训练》、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段平泰《复调音乐》、陈铭道《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施咏康《管弦乐队乐器法》、樊祖荫《歌曲写作教程》等。另有：《音乐自学丛书》19册、“音乐赏析”系列丛书、《伟大的音乐》10套、《国韵华章》10套、《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53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教材》20册等。

人民音乐出版社对中小学音乐教材的重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且逐渐往数量多、种类丰富的方向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已包括：地方性音乐教材6种、统编的全国通用音乐教材4种、中小学音乐教师用书12册，《全日制初级中学教育小学五六年级课本・音乐》（简谱、五线谱版）及相关配套的教师用书若干册，以及中小学音乐教学卡片、音乐教学挂图等。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音乐出版社组织团队主持、参与《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和《“课标”解读》的编写，出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教材》（简谱、五线谱版各18册），并且以居于前列的编撰、出版质量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对提高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教学的质量水平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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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唱练耳的传入及初步发展(20世纪初)1902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在音乐教育方面，“西学中用”理念的提出及国人对国外文化知识的渴求使得国内掀起留学热潮。回国之后，他们致力于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产生了对中国近代音乐理论及音乐创作有重要影响的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大部分采用日本和欧美的通俗歌曲的曲调加以填词而成，少数由中国作曲家填词作曲，但也有极少数用中国民间曲调填词。”音乐教师通过“教唱”的方式把这些填词或作曲填词的乐曲传授给学生，传授的内容及方法则被认为是中国视唱的雏形。随后出现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视唱教材──《新学制唱歌教科书》(萧友梅、易韦斋合辑)，为以后专业视唱练耳教材的编写打下了基础。1927年，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学院。在音乐课程设置上，视唱被制定为一门音乐基础必修课程，为中国视唱练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视唱练耳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30、40年代，中外交流频繁，一方面国人出国留学热情高涨，从国外带回了大量音乐教材以及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引入法国视唱教学体系和苏联视唱练耳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国内也积极聘请国外教师讲学，了解国外音乐发展状况吸取教学经验。20世纪50年代末，在“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倡导下，开始注重国内民族音乐发展，并在视唱曲中加入民族民间元素。如马思聪的《视唱练习曲》就是目前最早以中国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的视唱教材。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受“”影响，视唱练耳学科发展举步维艰。3.视唱练耳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后(1978)，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教育领域呈现勃勃生机。视唱练耳学科在以西方音乐大小调体系为主导的基础上也开始注重民族音感的培养，国内的音乐学者在翻译国外视唱练耳教材的同时也致力于中国视唱练耳教材的编写，填补了中国没有专业视唱练耳教材的空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时展、社会进步，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提出使得视唱练耳学科内容得到不断完善。

二、从多元文化角度审视视唱练耳学科发展

20世纪以来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在世界各国得到高度重视。由于多元文化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个界定分明、一致公认的概念，本文故此引用百度百科名片上对多元文化的界定:“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随着多元文化浪潮的涌起，各国开始致力于多元文化方面的研究。多元文化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我国，为中国的音乐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在2004年举办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学家与国外音乐学家积极商讨，共同为多元文化下音乐的健康稳步发展出谋划策。江苏省副省长王湛在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理解、尊重和学习显得越来越重要。不同文化音乐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既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音乐的繁荣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故此，视唱练耳学科的发展应该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给予重新考量。音乐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传承文化，作为音乐基础学科的视唱练耳应该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思维，课程设置也应该体现传承文化的内涵。但是，当前中国视唱练耳学科以传统西方大小调体系为中心，重视技能忽视理论知识学习和人文素质培养的教学模式显然不符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要求。因此，视唱练耳学科应该转变教学理念，从过去单一技能研究转向对音乐多元文化内涵的整合。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视唱练耳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策略

(一)培养多元文化听觉，训练民族特有音感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说过:“各种文化需要交流、碰撞、融合，文化在交流、碰撞、融合中传播，并得以壮大。”因此，在新世纪视唱练耳课程建构时，一方面通过对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体验与了解，熟悉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实际的课程设置使学生重新审视、了解本民族丰富的民族文化与历史底蕴，增加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视唱练耳通常包括听辨、听记、视唱三大部分。由于音乐声音的非自然性、非语义性及流动性属性，学生通过听、辨、唱的练习了解它的旋律、音调及节奏等音乐要素的特点，对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因此，训练多元文化听觉成为学习多元文化的主要手段。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要求对国内外音乐有所认知了解，要通过听辨音乐基本要素(节奏、节拍、调式、调性等)的差异性来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音乐形态，拓宽音乐视野，积累丰富的音乐语言，培养多元文化音乐的审美取向。各国音乐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而风格的体现往往取决于某些特有音乐元素，视唱练耳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反复听辨、听记，领会总结其特有风格。同样，各国音乐风格的形成都与其滋生的社会背景有关，视唱练耳通过对相关曲调、节奏的听辨，总结风格特征，从而深入了解风格形成的社会背景，继而了解相应的社会文化。具体可按照“两步走”策略:一是按照时间轨迹听辨不同音乐作品分析音乐风格的变化，透视音乐文化的演变。二是根据地域的不同划分音乐风格，熟知各个地域的特有音乐文化风格。总之，多元文化理念要求视唱练耳教学以各国音乐为对象，学习各国音乐文化，培养多元文化的音乐听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流变与传承问题一直是音乐界学者关注的问题。民族的多元性决定了文化存在的多元性，而文化的多元性又使人们重视各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文化。只有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才能够在世界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我们的教育中，就整体而言仍然是以欧洲音乐体系为重，中国音乐为辅，对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音乐则更是缺乏研究，更少纳入音乐教育的基本课程，而缺失中国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对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而言，不仅仅是极其不完善的，而且可能对中国音乐带来负面影响”。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对于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民族音乐源远流长、风格迥异，积淀下的民族音乐文化价值不可估量。近年来音乐界“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教育观念屡屡被提起，大家都为发展本国民族音乐努力，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杜亚雄《中国民族音乐学文集》、王耀华《民族音乐论集》等学术前辈的论著都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探索研究，提出重视和发展民族音乐的理念，铺就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之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编写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提出:“民族民间音乐的数百问题已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它涉及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建构问题。如何使民族民间音乐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如何保存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统，如何以现代化的需要来发展民族民间音乐，如何以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民族独特性进入世界艺术之林，是摆在音乐教育工作者面前需要认真思考和付诸行动的严峻课题。新形势下要找到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来实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视唱练耳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学科，民族文化传承工作任重道远。依据视唱练耳的学科性质和教学特点，应把加强对民族特征节奏、旋律及调式、调性音感的训练，形成民族基本音感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国音乐基本音感训练包括对以地区风格为基础的音色语音、强弱法、句逗、句法、腔调、衬腔、演奏的形态及方法的学习以及对不同地区打击乐锣鼓经的听、读、写……”。五声调式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调式，通过五声调式的视唱练习可以更有效地训练学生的民族调式调性音感，这与中国传统语言音调也是相适应的。进行训练时，要涉猎各民族音乐作品的特殊节奏型、音程、音调和特殊乐器色彩，采用多听到精听，感性到理性的模式，培养学生民族音感的敏锐性和感知民族音乐文化的能力，引导学生学习、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精髓，重塑审美观、价值观。

(二)转变教师教学观念、发挥教师教学职能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师是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角色，教师是导致课堂产生差异的重要因素，没有专业的音乐教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就无法施行。因此，培养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视唱练耳教师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要。由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涉及大量不同文化的音乐教学，视唱练耳教师应首先意识到视唱练耳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学科对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作用，摆正视唱练耳的学科位置，依据多元文化教学理念的要求，制定视唱练耳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明确视唱练耳教学的目的、价值与意义。多元文化的视唱练耳教学一方面要有意识的讲授各国家民族音乐，分析各国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引导学生理解不同国家音乐文化，除文本讲授形式之外可通过视频教学让学生感官体验欧洲、非洲等民族音乐特点;也可以通过课堂实物(非洲手鼓、爱尔兰风笛等)亲身体验。另一方面提升学生民族音乐文化涵养，“将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扬与提高社会音乐素养为己任;立足于传统，树立民族音乐的本位意识，力图在对音乐作品的认知操作中培养高尚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教师不仅仅是音乐知识的传授者，认知、思维技能的训练者，而且是非智力、学习方法、乐感的开发者，思想品德的培养者，高尚情操的陶冶者。21世纪的视唱练耳教学应是四化的教育，即教学目标科学化、教学过程心理化、教学方法艺术化、教师素质学者化。”21世纪的视唱练耳教师应该遵循当代先进教学理念，顺应多元音乐文化发展趋势，在这“四化”的基础上应该再增添教学内容的多元化，丰富视唱练耳的教学内容，提高视唱练耳教学质量。

(三)促进科研发展、加强学术交流

进入21世纪，视唱练耳学科发展的研究也渐显深入，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多元文化知识的推广，进行学科的科学研究和广泛的学科知识交流成为目前视唱练耳学科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视唱练耳学科应以培养学生多元文化修养为己任，加强对多元文化知识的研究和探索:编写适于发展多元音感的视唱练耳教材，撰写专业论文，发表专业评论等。为了提高视唱练耳学科建设的总体水平，要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交流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培育良好的科研素养和氛围，促进新思想的萌发、新领域的开拓。”视唱练耳学科要得到全面发展必须加强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共商视唱练耳多元文化教学策略。组织全国性，规范性的视唱练耳学术会议;加强各音乐院校(师范类、非师范类)视唱练耳教学内容与教学经验的交流;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策略，邀请各国知名专家、学者讲学，及时了解国外视唱练耳学科发展的新动态和多元文化教学新方法;派遣留学生收集、整理国外优秀的视唱练耳教学素材、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逐渐形成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为指导的视唱练耳教学环境。

(四)应用数字化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益

篇5

音乐时空：据资料显示，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与曲艺音乐集成的编审工作是您由作曲专业转向音乐学领域的导火索。

樊祖荫教授：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本科学的是作曲，工作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教的也是作曲与和声学。和声学的教本采用的是【苏】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教程》，其主要内容是欧洲古典乐派与浪漫乐派时期的“共性和声”，既没有涵盖古典乐派之前和浪漫乐派之后的技法，更没有与中国音乐相关的内容。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并能将和声学与中国音乐实际相结合，我制定了向传统和声学两端扩展的研究计划：第一步是研究以多声部民歌为主的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第二步是研究与近现代音乐相结合的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为此，从1980年春节开始，我都会利用每年的寒暑假及赴各地开会、讲学的机会，深入到听说有多声部民歌的各民族、各地区去进行田野考察。开始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收集多声部音乐，但是研究各民族多声部民歌所碰到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形态本身，还必然会涉及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语言等与音乐生成背景相关的属于音乐学范畴的问题，所以我由作曲转向音乐学领域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跨界。对于我本人来说，自己的专业仍是作曲技术理论，但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撰写了不少多声部民歌方面的文章，有人就认定我是搞民族音乐学的，也被“集成”编辑部看中请我担任了中国民间歌曲、器乐曲、曲艺音乐三个集成的全国特约编审。参加各省（区）“集成”卷的编审过程，使我补上了民族民间音乐的课程，学到了许多东西。

音乐时空：坚实的作曲理论为您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帮助？

樊祖荫教授：这个问题要从对音乐学的理解来谈，我对音乐学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是研究音乐的学问，第二是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学问。因为这个学科的性质是音乐学，因此首先需要认清研究对象的音乐构成，如果没有坚实的音乐技术理论基础，就无法将音乐本体搞清楚，这样会为音乐学研究带来诸多困难。我因为是学作曲的，对技术理论比较熟悉也比较重视，事实上，我国的很多音乐学家都是从作曲理论出身的，比如西方音乐史专家于润洋先生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家汪毓和先生等等。然而现在有些年轻人，不重视音乐本体，不懂得技术理论，写文章时只好回避音乐，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谓是“不谈音乐的音乐学”，为了扭转这种局势，目前国内很多音乐院校的音乐学系都增强了对音乐本体的教学。当然，音乐学包括了很多方面，音乐形态学也是其中之一，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不能止步于音乐形态的分析，还要进一步了解音乐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步――追问，音乐为什么是这样的？它是怎么产生和形成的？这些问题涉及民族、民俗、语言、宗教等诸多领域，都需要对音乐与其生成背景（包括自然地理、文化历史等）的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阐释。

音乐时空：您曾经提出“音乐无论被视为一种文化，还是将音乐作为载体，通过音乐来研究文化，都不能脱离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应当把文化因素与音乐的产生、形成、发展以及音乐风格等特征相联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该如何把握文化与音乐的关系？

樊祖荫教授：这也是做音乐学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首先需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提问题。比如我在研究刀郎木卡姆的时候，发现它的切分节奏特别多，唱腔旋律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几乎都用切分，于是提出“刀郎木卡姆的节奏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并请教了我的老朋友、新疆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周吉先生。他给出的答案是语言的影响：刀郎人采用粘着语，重音后置，促成刀郎木卡姆中的切分音节奏。这个答案当然是对的，但对我来说并不满足，因此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世界上有多少族群使用粘着语？”，得到的答案是所有阿尔泰语系的族群全部使用粘着语，包括分布在中国、蒙古、土耳其、朝鲜等多个国家的数十个民族。于是又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既然阿尔泰语系的族群都采用粘着语，那为什么其他民族，甚至刀郎地区以外的维吾尔族的音乐，却没有像刀郎木卡姆这样多的切分节奏？”为了寻找答案，我进一步考察了刀郎人的语言、舞蹈等各方面的因素，因为音乐形式的生成往往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音乐形式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继承性。总之，音乐形式的生成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因素，这就需要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层的思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最近发表于《音乐研究》上的文章《音乐形式的生成背景追问》里面有较多阐述，可以参考。

音乐时空：您既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名誉会长，又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顾问，我们想请您进一步谈谈中国的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关系。

樊祖荫教授：上世纪80代成立两个学会是有历史原因的，由于过去长期对少数民族音乐重视不足，传统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音乐领域，因此在1984年之后成立了两个学会，将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作为两个研究方向，目的是为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力度，但是两个学会的宗旨是一样的，都属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范围。两个学会成立之后，各自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即是其中突出的成就。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编纂完整的中国音乐通史，将少数民族音乐和汉族音乐融在一起，而不是单独分离。事实上，尽管目前传统音乐学会比较偏重汉族传统音乐研究，但是并不排除少数民族音乐，比如区域音乐的研究，很多区域中都包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青藏高原地区的传统音乐研究排除了少数民族音乐还能剩下什么？因此，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不能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分离，而应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来做整体性的统筹考虑。

音乐时空：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您担任了侗族音乐分会场的评议专家，我们希望您能够对对侗族音乐的研究现状做一些点评。

樊祖荫教授：侗族大歌是我国音乐学家参与研究最多的一个音乐品种，以前的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础。最初受到关注的是侗族大歌的形态层面，此后研究思路不断拓宽，例如侗歌与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侗歌与侗语关系、侗族大歌一词的意义等等都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也有了很大转变，居住式的田野考察成为主流，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比如中国音乐学院的赵晓楠副教授、四川音乐学院的杨晓副教授等等。同时，贵州当地的学者对侗族音乐的研究也在逐渐深化，各方面都在进行开拓性发展，张中笑先生的《侗乡音画》就颇具代表意义。《侗族大歌研究历史五十年》对侗族大歌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现在学者们对侗族大歌的研究并未止步，而是在继续拓展与深化。

音乐时空：您近期对侗族音乐有哪些关注？

樊祖荫教授：目前我比较关注侗族大歌功能的转移问题，现代唱侗族大歌与过去相比，有些功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侗族大歌第一个传统功能是繁衍种族，在过去，青年侗族男女想要恋爱、结婚都需要会唱侗族大歌，现在的侗族大歌基本上已经失去这个功能。不过，人际交流的功能尚在，只是发生了明显的功能转移，成为侗族与外地人、外族人交流的工具。1985年我去小黄寨，全村男女老少都围在一起唱歌，这就体现了它的交际功能。同时，那个时候听大歌是免费的，现在要钱了，他们组织歌队到旅游点、到北京等地的大饭店演出（“文艺打工”），这说明侗族大歌的经济功能在上升。此外，民族身份认定的功能得到了保留，每个侗寨的大歌（尤其是序歌）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分辨出演唱者来自哪个侗寨；由于侗族大歌不断参加国内外的比赛并获奖，促使歌队更多地关注自身的艺术功能，也为整个侗族赢得了荣誉。因此，现在侗族大歌的功能更多地转移到身份认定、人际交流、发挥艺术功能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以前的百科全书式的传承历史、传承知识的功能逐渐消失，因为这些知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传承机制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前侗族小孩出生前后妈妈就要哼、教歌谣，四、五岁开始学唱大歌，十三四岁学唱情歌，年岁大了参加老年歌队，这一整套传承机制现在几乎没有了。所幸的是贵州现在很重视学校音乐教育，尤其在榕江、从江、黎平三地做得更好，但是学校教育的方式远比不上原本的自然传承。老师担心谈情说爱的内容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很多歌词以及旋律都重新编写，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是不完整的。综上所述，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要注意功能的转移和变化，对它们的研究涉及到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的问题。

音乐时空：实践方面，您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田野考察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樊祖荫教授：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田野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到目前为止，国内我只有没去过，留下印象深刻的经历很多，这里只举一个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过程。我到云南考察藏缅语诸民族的音乐，发现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怒族、藏族等基本上都有多声部民歌；后来赴四川考察羌族，却没有发现多声部民歌的存在，走访了多位研究羌族音乐的专家，得到的答案仍然是羌族没有多声部民歌。我认为这种现象从文化传播学上来说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操藏缅语的各个民族，在族源上大多与羌族有关，都是羌族在迁徙过程中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而形成的，作为“流”的各民族保存了多声部民歌，而作为“源”的羌族却反而没有留下多声部民歌的痕迹，这是为什么？是在历史进程中消亡了？还是隐藏在什么地方没有被发现？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了《羌族史》，方知道羌族在从大西北向西南地区转移时，第一个落脚点是在四川的松潘县，随后再次转移时在松潘留下了部分羌民。我当时猜想，在那时留在松潘的羌族的后裔中可能还留存有原始文化中的多声部民歌。刚巧这时四川阿坝州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帮助做民歌集成的记谱工作，我当时抽不出时间，便委托作曲系师生代为留意松潘县上交的民歌录音带，看那里是否有羌族的多声部民歌。结果有个学生带回一盘磁带，里面有两首被刻意洗过，但是没有完全洗掉的合唱歌曲，这正是我要找的多声部民歌。第二天我就动身前往松潘，找到采集这些歌曲的人，问他为什么洗掉这两首歌曲，他说因为唱得不齐，我说我就要找这样唱得不齐的民歌。于是他带我爬山来到海拔2500多米的大耳边村，吃晚饭的过程中，附近几个山头的羌族群众都聚集在外面唱歌，我饭都没吃完就跑出去采录，他们一整晚所唱之歌都是重唱或是合唱，没有一个人的单声部歌曲。后面几天我到这些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当地还保留着羌族早期的许多风俗，他们的活动，包括劳动、祭祀都是集体的，甚至谈恋爱都是在休息时集体唱歌。由于居住之地山高坡陡，很少与其他民族交往，也很少受到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因而包括多声部民歌在内的早期文化得以保留。后来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交给四川省文化局，请他们继续调查，最终收录在四川民歌集成中。对于这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从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这一经历之中也可以看出，做音乐学研究不是纯音乐形态的问题，除了音乐之外，还要具有民族学与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音乐时空：您的研究涉及四十余个少数民族，您是怎样看待“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

樊祖荫教授：这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由于很多少数民族暂时没有具有研究水平的“局内人”，导致大量课题都是“局外人”在做研究，包括国外学界也是如此。多年来，汉族学者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不懂语言等许多客观困难，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因此，要重视对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的培养，中国音乐学院是教育部少数民族高层次音乐人才培养计划的培养单位，每年招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20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以后还要争取增加名额。对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音乐人才，要求他们回到本地区从事本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等方面的工作。若干年后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才会积累到一定规模，这届年会上我们看到贵州、内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音乐学者群已经逐步建立、壮大起来，他们为当地的音乐事业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我们不能否定“局外人”的作用，更期待 “局内人”的加强，希望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研究队伍为了同一个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

音乐时空：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音乐受到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的重视程度不一，以本届年会的“贵州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专题报告”为例，发言主要集中于侗族、苗族、布依族音乐研究领域，其他民族鲜有涉及，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否会导致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失衡？

樊祖荫教授：是的，这是当前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扩大研究视野，尤其应当关注无文字的、人口较少的民族的音乐现状。从“非遗”保护层面来说，语言问题更应提到议事日程，民族语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语言的音乐就会消失，老人们去世后，语言和音乐都会随之消亡。因此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保护。现在受到重视的少数民族音乐基本上都是有卖点的“非遗”项目，比如前面提到的侗族大歌等，对于其他不受重视的少数民族音乐种类的研究与保护问题，需要我们学会的全体会员主动关注与参与。

音乐时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话题，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您认为非遗保护工作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有哪些重要意义？

樊祖荫教授：少数民族在我国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他们的音乐文化却十分丰富，这是无法用百分比来形容的，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缔造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在我看来，保护“非遗”首先是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是在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我们提出的“原生性”就是在强调基因，因为保护的极终目的是为了发展，但发展要依据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不能盲目照搬外来的文化。我在不久前完成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即将出版，里面专门讲到了“非遗”保护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非遗”保护与开发等重要问题。

音乐时空：您曾说“民歌被搬上舞台后，它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原生态了。我理解的原生态民歌是社会生活中自然存在的、与生活环境紧密相联的民歌。”那么，利用高校教育资源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也面临着破坏其原生态的问题？

樊祖荫教授：是的，原生性的音乐搬到舞台上与进入院校课堂里都会变成次生性，因为脱离了原来的生态环境。但是从传承的角度，学习民歌还是要原生性的。诚然，所谓“原生”，也只是现存的“原貌”，而音乐诞生时的原貌早已无处寻觅。除了原生性与次生性之外，还有一个再生性的问题，它们涉及到民歌的传承和传播两个方面，传承一定需要本真的东西，传播相对来说就放宽了很多，因为很多原生性的东西很难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宾改编的歌曲，他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民歌记录下来，将歌词翻译为汉语，对旋律也进行了某些加工，所以才能够在全国范围传播。我作为原生民歌大赛的评委已有多年，发现很多歌手唱的已经不是原生民歌，于是我们在今年的第七届原生民歌大赛上主动将比赛分为原生组和改编组，这样对民歌的传承与传播都十分有利，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歌手来参赛。

音乐时空：在您看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在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樊祖荫教授：作为音乐学的发展方向来看，首先是对现有的研究的仍需继续深化与开拓；其次是对新音乐学的思考――追问音乐与人类、与社会、与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是对一些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补白；第四是学习和领会我国社会学家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问题，这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我们做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不仅要着眼多元，也要把握一体，研究少数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篇6

流行歌曲在音乐教育的用途

音乐是一种艺术,蕴含丰厚的文化在内,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工业文化的进步,人们对音乐的要求也不断变化着。以前人们偏爱西洋音乐的高雅脱俗,但那已是十九世纪,离我们太远;民歌是音乐文化的积淀,虽然经典,现实生活中却也逐渐消失。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各方面的压力巨大,高中生对那些高雅的、艺术性强的音乐认识不够,难以理解。而流行音乐歌词浅显易懂,贴近生活,便于掌握,有些流行歌曲就是现实生活的原形,如《一封家书》,在歌词上的创作方法采用的是书信体,容易被大众接受。

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和鉴赏能力除歌词外,流行歌曲的旋律节奏、人声、音箱等因素共同产生的感性效果,有利于挖掘人的表现能力,是另一种音乐美学。沉溺在流行音乐中,人们的身体是活跃的,精神呈”本我“状态,身心都能得到极度放松。而在欣赏音乐时,由于全身心地投入,能净化心灵,缓解紧张和劳累,心跳和节奏融为一体,不仅缓和了情绪,还能扩大学习音乐的空间,有利于提升音乐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而这种表现力和创造了都具有很高的音乐美学价值。例如《朋友》这首歌,不仅易学易唱,还能让学生们从中领会到友谊的可贵,加深他们之间的团结。而陶喆的《Susan说》借用了传统戏剧《苏三起解》中一小段,可以经此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增加他们的素养。

接触多元音乐,拓宽文化视野在21世纪这个多元化时代,音乐教育也应该更新换代,建立多元音乐的理念。学校音乐教育已有部分把流行音乐引入到课堂上,提高了高中生的对音乐的兴趣,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而音乐教育者应对流行歌曲的形成原因和发展历史作总结,对每一种音乐形式的产生及其文化背景都进行论述,这样学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音乐的价值和期间的差异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国文化学习去接触全世界的音乐。流行歌曲在放松身心的作用下,还要承担一些责任,让高中生在认识了解音乐文化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音乐表别能力、创新能力和鉴赏层次。

篇7

关键词:采风;实践教学;民间音乐;传承

采风,在我国古代主要是指采集民歌,也包括民谣、谚语等。采风活动可以追溯至三千年前的周代,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就是一部采风得来的民歌总集。隋•王通《中说•问易》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可见我国的采风活动起源之早,历史之悠久。这种传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中一直中断没有。“五四”后,“采风”的含义扩大了,它泛指采集一切民间的神话、传说、歌谣、故事、谚语、小戏、说唱、谜语等口头创作和风俗。到了现代,其他民间文学艺术种类的现场采访也都称之为采风。

多年来,我国高校音乐专业为了开阔学生艺术视野,增加学生民间音乐文化的积蕴,普遍在实践教育课程中开设了田野采风内容。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到考察对象锁处的生活环境中去,了解特定区域民族的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考察、学习和感受民族民间音乐,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底蕴,增加社会生活体验,田野采风已成为高校音乐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艺术实践教育内容。

一、田野采风的实践教学性质

实践教学课程是高校音乐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不可缺少的方面。田野采风作为专业实践教学中的一个内容,它的教学目的主要是让学生零距离地接触民间音乐,在了解、学习和收集民族民间音乐的过程中,感触、体验和认识其中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我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和形成了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在人类衍育、发展过程中与生来的情感文化,有在生产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作文化,有在社会融合与民间交往中形成的社交文化,也有对自然现象与各种灾难迷惑不解而产生的宗教文化。音乐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最普遍的文化形式,紧紧地依附和融合在这些社会民俗文化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根植于民间、积淀于历史中的珍贵民族文化财富,既保留了朴实而单纯的原始人文因素,又体现着凝重而精深的民族历史沉淀,它反映了当地民众独特的生活情趣、审美观点与精神品质,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系统地学习了现代音乐理论体系,掌握了音乐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田野采风组织学生深入民间基层生活,通过接触色彩斑斓的民间音乐事象,体验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活动,领略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民间音乐文化特质,感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民间音乐的原生环境,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在感受原生态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提高了民族文化修养,激发了艺术创作灵感。在采风中所收获的考察成果,必将成为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及开展科研的重要素材与题材。田野采风是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学生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其收获也将是一笔有益学生终身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来看,田野采风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感情,甚至对他们艺术观念及民族文化认同思想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田野采风活动的实施

我国疆域辽阔,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各有不同,其文化形态的存在与发展千差万别。一方面大多数民间音乐存在于各种社会生活与约定俗成的节庆活动中,具有很广泛的群众性与广场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在传播的方式上多数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特别是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历史的推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少稀有乐种已经后继乏人,甚至濒临失传,其对采访进行有一定难度。因此,田野采风应首先对采风选题进行前期调研,制订周密的考察计划,让学生了解采风活动的目标、内容、作用和基本要求,通过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使学生提高田野采风的调查采访能力、拍摄记录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只有坚持执着的求索精神、细致的工作态度,作好必要的物质准备,才能持有较好地完成采风任务。

(一)田野采风考察内容的选题

田野采风的目的,就是客观深入地考察、体验、了解和学习民间音乐文化。那么,在采风中考察什么内容,是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田野采风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民间音乐文化现象考察

民间艺术是民族的母体文化,是民间围绕着人类生存与发展主题产生的精神文明,是地方民族文化与审美意识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人类远古时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在与凶猛野兽的抗争中形成了强烈的群体意识,从原始部落狩猎捕获的狂欢到现代社会各种民俗活动的喧闹,无不体现了群娱群乐的广场文化特征。民间音乐文化现象主要是指在各种民间活动中,与音声有着直接联系的形式和内容。如民俗节庆活动中的歌会、歌节、歌圩以及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各种民间宗族、家族仪式中的音声;各种寺庙、道观及民间宗教活动中的音声;各种农事,务工活动中的音声等。采风可从这些民间音乐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行程式,产生渊源、历史衍变、文化内涵、流传区域及传承方式等方面进行。

2.民间音乐文化形态考察

我国民间音乐艺术种类繁多,古往今来与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审美,民族的风情。民间音乐文化形态就是指民间音乐艺术的类型,有演唱类、演奏类、舞态类、曲艺类以及综合艺术等种类。在演唱类民间音乐形态的考察中,主要了解其歌种特征及产生渊源,演唱形式及声部组合,旋律特点及曲式结构,演唱方法及传承方式,流传曲调及各种谱本等;在演奏类音乐形态考察中,主要了解其乐器种类及相关文化,乐器构造及演奏技巧,乐器产生或传入年代,乐种类型及组合形式、传统曲牌及流传曲谱等;其他艺术种类则是重点考察其民族文化内涵与民间音乐表现方面的艺术特征。

3.民间音乐文化载体考察

千百年来,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音乐,以绵绵不断的生命力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承载着这些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各种民间音乐事象中的群体与个人,包括民歌演唱群体与歌手,民间音乐演奏乐社与乐手,民间歌舞表演群体与艺人,以及其他民间艺术种类表演群体与个人。田野采风应重点了解地方各种民间音乐表演组织的创办时间和背景,主要成员与活动方式,组织结构与活动内容,班社的艺术风格与表现特色,技艺特点与传承方式,收藏实物及音乐资料。民间艺人的采访主要了解其从艺历史及师承授徒情况,掌握技艺的门类及技艺特长,个人表演风格及艺术成就,主要历史贡献及社会影响,艺术生涯代表作及保留曲目,收藏传谱及艺术器具,重要演出与获奖情况等。

(二)田野采风的采访方式

强烈执着的求知欲望,敏锐科学的观察能力,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田野采风的行为要求。只有不辞辛苦、不畏艰难深入采风地,真诚地以传统为师,进行认真细致的实地考察,才能获得真实、生动的第一手考察资料,达到采风活动的目标。

我敫髅褡宥嘧硕嗖实慕谇旎疃往往带有强烈的人文因素与浓厚的文化色彩,而最具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民间音乐就生成在这些民俗活动之中。集体考察是采风活动最常用的方式,它能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既节约经费又能获得最好的考察效果。学生身临其境,零距离地体验民俗活动的感人场面,感受乡土音乐艺术的无穷魅力,更能体会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激励他们努力探索民间音乐的热情。

面对五彩缤纷的民间音乐文化,考察者的关注视线与兴趣是不一样的,要满足采风者的不同要求,小组采风是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可在总考察项目中分出若干子考察项目,进行分组并成立相应的组合机构,拟出子考察项目的采访内容与采访计划,达到深入探究、各得其所的采访目的,共同完成采风考察任务。

三、田野采风成果的整理与展示

经过田野采风,学生对民间音乐的了解与感受,对采访对象资料的采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收获。要很好地整理与总结采风成果,以便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使用,这是采风活动重要的后续工作,也是高校音乐专业艺术实践课程教学成果的体现。

(一)采风资料的梳理与建档

采风资料的梳理与建档要经过整理资料和处理资料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整理采风现场采集的各种原始资料与档案;后一阶段将这些资料进行技术性处理,以便整理成终端性的档案材料。

民间音乐文化的文字资料是采风成果整理、建档的基础,包括采风中收集的原始材料及采访笔录资料。要按照民间音乐类型分门别类进行建档,并按乐种事件产生的年代、历史记载、社会背景、传承方式、发展现状进行整理和造册登记。对尚欠缺部分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再行补足。

民间音乐乐谱的收集是田野采风的重要内容,包括民间保存的乐谱手抄本、复印件和拍照图片。可根据乐种分经典曲目、一般曲目、失传曲目来整理,收集表格填写内容有乐种类别、记谱种类、演奏要求、采集地、流传区域、传谱人、抄本年代、收集人及收集时间等。在整理中尽可能将乐谱中的速度标记及各种演奏技巧符号重新订正并标注准确。为保证收集资料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可使用音高测定器或电脑记谱软件进行测定和重新记谱。

田野采风中拍录的图片和音像也是珍贵的收藏资料,它客观地记录了采风的实况,特别对一些老艺人或濒临失传乐种的录音录像尤为重要。要注意整理音像资料的技术性问题,尽可能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能够长期保存。可存放教学单位的资料室或电子阅览室,让更多的师生得以资源共享。如能长期持之以恒,势必成为学校甚至地方不可多得的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之库。

实物也是采风活动材料收集的内容,在民间音乐文化活动中使用的乐器、道具等都是采风实物采集的重要物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乐种与其特有的乐器是分不开的,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把乡土乐器原件收集上来,以供日后研究使用。如收集确有困难,也可详细了解其乐器构造、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以便仿制。对采集的乐器、道具、服饰等实物应进行消毒、除霉、保洁,使之能长期保存。

(二)撰写民间音乐文化考察报告

认真做好考察总结是田野采风后续工作的重要任务。采风结束后,应按照采风计划上的具体内容,在认真整理采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考察总结,其中包括总考察项目及子考察项目的总结。对民间音乐文化个案的考察分析,应从其民间音乐形态的历史与现状、传承与流变、挖掘与保护、发展与利用等方面的情况撰写考察报告,事件要求真实,数据要求准。对民间艺人个人调查可从其从艺生涯与艺术成就,社会影响与历史贡献进行专题考察报告。学生也可对采风活动的体会与收获进行总结,作为个人参加采风教学实践活动评价的依据。

(三)举行采风成果汇报展演

田野采风收集的资料经过整理后,以汇报展出的形式向广大师生展示,是一种很好的总结方式,一方面让参与者重新回顾采风活动过程,加固学生在采风中引发的民间音乐感受与情感;另一方面能扩大采风活动及收获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共享采风成果。将拍摄的各种采风照片整理编辑后,加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出版采风活动宣传版报;将采风中采集的民歌、民间舞蹈、民间器乐、民间曲艺等民间艺术,经过重新编排,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原生态地展示,使采风者通过自己的表演加固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感受,也让更多未能参与采风的师生分享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

四、田野采风的后续研究

(一)积极围绕采风题材开展科研活动

经过田野采风,许多关于民间音乐的问题必然会引起学生们的关注,其中一些具有探究价值的题材也会让他们萌发研究兴趣,因此,要引导学生田野采风结束后积极开展科研工作。音乐论文是音乐学术研究的主要载体,是传递和储存信息,传播与普及音乐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的流通形式。学生的专业理论与学术水平的提高,是通过论文的写作得以实现的。在田野采风活动中,学生零距离地接触民族民间文化,无论是民间音乐的表现艺术或文化内涵都在感动着他们,不少历史悠久、深藏民间的地方音乐需要人们去挖掘,去研究,因此,选择采风活动中引发的研究问题,是高校音乐专业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很有价值的题材。

(二)充分利用收集素材进行艺术创作

挖掘学生艺术潜质,启迪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是高校音乐人才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构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采风活动结束后,学生把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带进专业课堂教学,将采风活动中采集的民间音乐素材充分应用到歌曲写作课程的实践中去,将会拓宽学生艺术创作的题材,激活了学生创新思维的灵感,使他们的音乐作品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民族气息,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我国许多民间艺术形式本来就是歌与舞联系在一起的,在歌中舞,在舞中歌是不少民族民间艺术的特点。经过田野采风,琳琅满目的民族舞蹈艺术还给学生的舞蹈学习与创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其鲜明的舞蹈特色、丰富的舞蹈语汇为专业舞蹈形体教学带来了艺术借鉴,也为师生的舞蹈创编带来了创作的启迪与题材的拓展。

结语

田野采风是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四年大学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走出校门、亲近大自然、触摸民间音乐文化的实践活动。它在拓展学生艺术视野、转变学生文化观念、树立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信念、加固对民族母体文化的认同、增强自身艺术素质与民族文化素质底蕴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田野采风给他们的大学生涯留下难忘的印象,使他们带着被唤起的全新信念走向未来的人生。田野采风活动也给高校实践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给音乐专业的学科建设与课堂教学带来新的动力,从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朝着学科专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静芳. 乐种学〔M〕.华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廖群. 周代“采风”说的文物新证〔J〕.民俗研究,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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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小戏音乐探索 文章 来 源 3 e d u 教 育 网

1.唱腔特点

二股弦唱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语言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用武陟本地方言演唱,多使用大本嗓(真嗓)。结合假嗓送腔的形式,唱多念少,唱腔以清板、二板为主,声调粗狂淳朴,新腔绚丽花俏。其中加入当地的俗语和土语,根植于当地的风土文化。如当地最受欢迎的剧目《借髢髢》里的唱词:恁借啥,俺都依(同意),恁不该借俺花髢髢(新媳妇带的新头饰)。恁舅家大门高、二门低,碰着俺的花髢髢。让恁包(赔偿),包不起,不让恁包俺卡(吃)亏。

2.剧目特点、剧本情况

二股弦小戏被称为“庄稼玩艺”,剧目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其特点朴实真切,生动活泼,乡土气息强烈,所唱内容多以反映普通的家庭悲欢离合、儿女情长见长,被当地的农民称之为“针线筐戏”,深受当地妇女们的喜爱。目前,大司马二股弦剧团剧目有:《彩楼配》、《对绣鞋》、《借髢髢》、《张廷秀私访》、《双合印》、《杭州失印》、《裴鸾英推磨》、《安安送米》、《吕蒙正逃犯》、《双开堂》、《抱灵牌》、《劈山救母》、《私访昆山》、《鸿雁传书》、《雷公子投亲》、《刘全砍柴》、《卖苗郎》等100多本,有些甚至是连台戏,一唱能连续唱六七天。二股弦戏也参照和改编其他剧种,如:《寻案斩子》是由曲剧改编;《痴情状元》由豫剧改编;《割肝救母》由豫剧改编等。这些改编的剧目主要借用了被改编剧目的故事情节的具体内容,将唱腔改编成二股弦的唱腔而成。笔者问及改编是否有难度时,老艺人们告诉笔者:“像这移植改编的剧种,要改成二股弦的唱腔,原来的唱词与唱腔的韵辙并不能完全融合,有的唱词会多,有的会少,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对原来的唱词进行减字或添字来让这唱词与二股弦的韵相贴合。我们主要通过学习人家的光盘,同时二股弦剧团请武陟县豫剧团的副团长苗向阳教我们动作。”当然,二股弦的剧目剧本等因素也被其他剧种所吸收和改编,如:武陟县豫剧剧团,在1988年秋天移植二股弦剧目《雷公子投亲》,由大司马的艺人周汝德、任老虎去教的,大约历时三个月,吃住都在文化馆。刘敬道老艺人告诉笔者:“这《雷公子投亲》是连本戏,这一本戏能顶他们六本戏,原来我们唱是14场戏,能唱7天哩。温县豫剧团移植二股弦剧目《张庭秀私访》,大概于1964年,周汝德去教的。”

3.词体结构基本格式

常见的二股弦戏词体基本结构有:两句结构、三句结构、四句结构、多句结构,其中以两句结构居多。两句结构两句结构的齐言唱词多为上下句结构,其叙述性较强。谱例1:《对绣鞋》【二板】(任全演唱)荆贝贝根据录音整理上述唱段旋律为四个乐句组成的单乐段结构,其唱词通俗易懂,每句都停在韵脚上,与谱例1的相比乐句更简洁短小,唱起来更押韵。三句结构上述唱段是在上下两乐句的基础上扩展成三乐句的结构形式,给人一种强调感。歌词中用了武陟方言,句句压韵,唱起来朗朗上口。四句结构四句结构一般以四句为一段,句式上比较灵活,有齐言句形式也有长短句形式。谱例4为二股弦的曲牌黄连苦,也叫闹五更,是在当地流传的一种民间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同时四句结构也有在三句结构的基础上扩充为四句结构的形式。如谱例5:《张廷秀私访》(思夫)月英唱段周卷演唱以上四句结构是在三句结构的基础上扩充为四句结构的形式,三句结构本身给人一种不稳定感,通过扩充句子,从整体上,更给人以稳定感。多句结构多句结构多为长短句,其唱词字数灵活多变,结构比之上述结构内容更丰富,从而增强了戏曲的戏剧性和抒情性。如:一针扎玉皇爷,那是凌霄宝殿。二针扎杨二郎,把住了灌江口,放出了咬仙犬捆仙绳,他要把那孙大圣拿。三针扎,金吒木吒哪吒三家太保。四针扎,四大天王托着塔、降着龙、执着剑,怀抱琵琶。五针扎,五谷丰登年年有。六针扎,青是山绿是水峭壁悬崖。七针扎,七条龙七只凤。八针扎,上八洞下八洞中八洞,三八二十四活佛家。九针扎,九里山前、九里洞中,九里娘娘头戴凤冠身穿霞披。十针扎,十帝阎王君,牛头马面,小鬼小判,他只把那生死簿拿。

4.句式结构特征 5.衬词特点与作用

衬词在戏曲中很常见,丰富多彩的衬词对戏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股弦中衬词的运用同样如此。有的衬词在句中有加强腔词语气的作用,如语气衬词:“啊”、“呀”、“哎”、“那”、“嗨”、“哈”等等;也常常加入嘘字“这是”、“那是”,用于叙述情节,抒感等。二股弦作为一个民间剧种,曾经在豫西北地区盛行,但由于各种原因,二股弦并没有得到相关研究人员及国家的重视,目前发展情况并不容乐观。正如薛艺兵先生所言,我们需要通过田野走进历史,重拾历史的碎片,通过历史事实、历史文本、史学文本以及口述历史来再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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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