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习惯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风俗习惯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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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俄罗斯；生活；风俗；民间舞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182-01

一、耕作舞蹈

中国民间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各少数民族农耕生活的反映，无论是舞蹈的内容、形式，还是活动的时间与组织形式，都和农耕生活紧密结合，并体现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思想。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特点体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佛、道教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的色彩。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秧歌：秧歌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而我们现在所指的秧歌，即指有一定表演程式的此类民间舞蹈，或踩上高跷表演的舞蹈形式。

俄罗斯民间舞蹈中的耕作舞蹈多以游戏为主，例如舞蹈游戏“我们播种黍”，表演者分为两组相互间进行着歌伴舞的对话。这个游戏主要描绘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种植黍，其中也包括挑选未婚妻的情节。类似的舞蹈还有描绘采啤酒花的舞蹈游戏“雅尔梅里”，劳动和爱情在这个舞蹈里紧密结合，歌曲合唱在这个游戏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舞蹈“列诺克”则讲述了人们如何种植、采集亚麻编织麻布也属于和劳动过程紧密相关的舞蹈。

二、狩猎舞蹈

中国民间舞蹈中的狩猎舞，是比较原始的一种欢庆狩猎胜利的舞蹈。一般在猎获到虎豹等较大动物时方跳，一跳即数日，场面隆重热闹。开始，先将猎物皮剥下，再将锣，象脚鼓等，绕寨歌舞，舞队路过各家门口时，人们不时向猎获物投掷鸡蛋，给舞者献米，表示祝贺。最具特色的是蒙古族猎手在山林中狩猎，每当有所猎之后，照例要载歌载舞，表达其欢娱之情。他们分别扮演猎人和动物，模仿野生动物的动作神态，彼此诘难，相互斗智，在对抗中再现自己的狩猎生活。

俄罗斯民间舞蹈中的狩猎舞蹈也属于最原始的舞蹈形式之一。由于俄罗斯中部地区居民主要从事粮食种植，因此这类舞蹈在此地区没能传播开来也未能流传到现在。但是某些居住在北方的民族还是把类似的舞蹈保留下来。例如丘克奇民族和涅尔茨民族的海豹舞，汉蒂人、曼西人、阿伊内民族的熊舞，这类模仿野兽或是鸟类动作的舞蹈，通常是在狩猎活动的前后表演。

三、宗教舞蹈

中国民间舞蹈中的宗教舞蹈是宗教艺术中一种重要的形式，是与求雨、抗旱、驱鬼、除疫、迎神、送神等各种人类精神生命需求紧密配合的舞蹈。宗教舞蹈采用的是舞蹈的结构形式，运用的是舞蹈的形体语汇，包涵的却是宗教的内核，渲染的是神佛的威慑力量。它以舞蹈的语言，诠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宗教舞蹈既具有宗教文化艺术的象征意义，又包含着各个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着各种宗教舞蹈。这些舞蹈有的直接宣扬宗教教义，有的具有强烈宗教色彩，有的则是为宗教服务的，如藏传佛教中的寺庙舞蹈羌姆、查玛、跳布扎；南传佛教中有傣族的孔雀舞，阿昌族的白象舞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娱乐需求的日益增长，使宗教舞蹈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而强化了自娱与娱人的功能。

俄罗斯民间舞蹈中的宗教舞蹈也同样是原始人因为无法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就把它们奉为神的神秘旨意。在宗教祭祀产生的同时宗教舞蹈也诞生了。与其它地区的原始部落一样，远古时代的俄罗斯人在进行宗教祭祀活动时也创造了宗教舞蹈。多神教在其盛行时每年都要庆祝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的到来。这一习惯一直保存下来。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姑娘们都围绕着白桦树跳环舞，白桦树上装饰着彩带。在圣诞节期间以及冬至日则穿上传统的野兽服装跳怪诞舞蹈。欢送谢肉节和春分有关跳跃篝火、向河里抛花环以及在伊万·库巴雷日（夏至日）跳环舞等舞蹈形式都是宗教祭祀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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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Ⅱ型胶原是该病最关键的抗原之一。在患者的血清和关节腔中，均可发现大量的抗Ⅱ型胶原抗体和自身反应性T细胞。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国际上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新的免疫治疗策略进行了探索，然而，目前国际上的探索仅限于T细胞免疫或T细胞肽疫苗，尚无针对特异性抗原的治疗性疫苗。

最近。307医院免疫学实验室及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免疫分析实验室主任奚永志研究员领衔的课题组，历时10年的攻关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成功研制出第一个基于异种Ⅱ型胶原基因的全新型治疗性基因疫苗，这是我国在类风湿关节炎生物治疗领域获得的重大突破。奚永志研究员原创性地将口服免疫耐受和基因治疗性疫苗两大策略进行充分的融合，在国际上首次克隆成功编码为CCOL2A1全长cDNA和基因组DNA，为研制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性疫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基因》、《分子免疫学》等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

小体积肝移植研究有突破

活体小体积肝移植被认为是解决肝脏移植手术中供肝来源缺乏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业内专家认为，小体积肝移植的损伤机制主要与门静脉高灌注、缺血再灌注损伤、免疫排斥和肝移植物体积过小等因素有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最近完成的“小移植肝损伤机制与保护措施的基础研究”，首次发现多种影响小体积肝移植生存时间的相关因素，为提高小体积肝移植患者的生存率提供了有效依据，获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

项目研究人员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小体积肝移植动物模型和吻合肝动脉模型，在国际上首次将转肝细胞生长因子基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用于小体积肝移植的保护，有效延长了移植肝脏的存活期；同时采取缺血预处理、多途径基因转导和T辅助细胞输注等免疫耐受诱导方法，通过抗氧化作用和降低炎性损伤因子的表达，减轻肝移植损伤。据研究负责人、卫生部活体肝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学浩介绍，该院活体肝移植手术患者的1年、3年、5年生存率分别达到89％、78％和73％。相关成果应用于临床后，还将进一步提高活体肝移植患者的生存时间。

廉价老药羧甲司坦治疗慢阻肺

我国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领衔的《羧甲司坦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的作用：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最近以最高票数被评为国际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2008年度优秀论文。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是以气流受限、肺功能进行性下降为特征的疾病。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4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为8.2％，每年死亡人数达160万。在世界范围内，1990年慢阻肺死亡率居所有疾病死亡率的第六位。钟南山院士的文章提示，在我国23所医院进行的协作研究表明，已上市多年，过去一直作为“祛痰”药的羧甲司坦，可以显著减少慢阻肺患者的急性发作达24.5％，而且成本低廉，使这一疾病的常规治疗费用减少85％。

《柳叶刀》杂志对论文的评价称：“2003～2033年，预计中国将有6500万人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钟南山和他的同事的研究表明，羧甲司坦能以低廉的成本减少慢阻肺的发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对发展中国家治疗这一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疗法治疗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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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 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一)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

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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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国家如此之多，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英汉之间也是如此，其文化也存在着诸多差异，所以动物习语的使用有时也是不同的。因此，对于动物习语的理解应基于其国家文化，充分理解其文化内涵，对于翻译动物习语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避免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有效途径。

2、动物习语中翻译的不对等现象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方法，它们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是有差异的。所以，同一动物形象的意义可能也是有差异的。一方面，它们的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却不同；另一方面，动物名称在源语中有丰富的语用意义而在目标语中却没有。因此，动物习语的翻译要基于英汉文化差异，即动物习语文化上的不对等。下面，简述几方面导致动物习语翻译不对等的原因。

2.1地理环境差异导致的不对等

不同的社会地理环境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生活经验产物，同一种动物形象可能在西方人和中国人眼中的认同感是不同的。这种文化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处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从而导致看待同一件事物的思维方式或方法不同。

中国主要是一个陆地国家，人民主要从事于农耕劳作，其农耕文化为习语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牛"在农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出现了许多关于"牛"的习语。例如： 牛头不对马嘴， 九牛二虎之力，风牛马不相及，对牛弹琴，多如牛毛等。

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渔业在该国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产生了许多与"鱼"相关的习语。例如： big fish （大亨） cool fish （厚脸皮的人） dull fish （枯燥无味的人）

fresh fish （新囚犯） loose fish （放荡的人） shy fish （羞怯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形容一个人固执于一件事情，即使告诉其会导致不良后果，仍不改正时，汉语中会说“像牛一样倔强”；英语中则说“as stubborn as a donkey”。

2.2风俗习惯差异导致的不对等

风俗习惯是意识文化的反映，风俗习惯的多样性也为习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动物习语都源于风俗习惯。英汉中，风俗习惯的不同体现在多方面。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在地球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例如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钟爱的讨厌的动物。

在汉语中，狗被赋予了贬义的情感色彩。有类似于这样的习语：“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狗眼看人低” “狐朋狗友” “狗仗人势” 等。 这些足以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狗"这一动物的消极情感。而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一种宠物，甚至被视为家庭成员。许多关于狗的习语并没有贬义色彩，例如：“clever dog”（聪明的小孩）“lucky dog”（幸运儿） “a sea dog”（老练水手）。

2.3宗教信仰差异导致的不对等

宗教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人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宗教信仰的不同反映了文化差异。以蝙蝠为例：西方人认为bat蝙蝠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它象征着丑陋和罪恶；而在中国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同音，被中国人看成是幸福吉祥的象征。在中国，"龙"是一种吉祥的动物，被中国人视为一种文化图腾。以"龙"为象征的习语有很多，如"东方巨龙"“望子成龙”等，其暗含了一种积极的文化色彩。而在西方国家中，dragon被看成是罪恶的象征，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怪兽，为西方人所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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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习语的翻译方法

3.1直译法

基于英汉语言中对某些动物的共识，某些动物习语在英汉语中的形象和比喻意义是相同的，我们完全可以采用直译法，既保留了原语形象又体现了深层意义。例如：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披着羊皮的狼

as busy as a bee 像蜜蜂一样忙碌

as sly as a fox 像狐狸一样狡猾

然而，这一方法也存在缺陷。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英汉习语中的动物形象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采用其他的翻译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

3.2形象替代法

由于语言上的文化差异，相同的喻义被赋予到不同的动物身上。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形象替代法，即将一种动物形象转换为另一种动物形象。

汉语中，形容人胆小，没有勇气时，用老鼠这一动物形象来打比方，有"胆小如鼠"一说；然而，在英语中，人们使用as timid as a rabbit来表达同一意义。两个习语有着相同的内涵，却使用了不同的动物形象。

使用不同的动物形象，会破坏原习语中的氛围，损坏原习语中形象的整体性，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3.3直译加注法

有一些动物形象无法在另一语言中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共鸣，其形象直译后不能为目标读者所理解，若采取意译法又会失去原有的形象性2，对此，可以采取直译加注法，即直译出其字面意思后，再解释其深层意思。如：it was packed like sardine（塞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不堪）。

结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语言都能反映出独有的文化内容。在文化的视角下研究语言，本文由收集整理，更有助于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与交流。动物习语作为语言中的一部分，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丰富了语言。在文化视角下探讨动物习语的翻译，更有助于把握习语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陈锡麟.英语成语谚语趣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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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向留学生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课题、更高的要求。怎样适应全球出现的汉语热形势，在留学生人数增加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为弘扬中国文化与构建和谐世界做出贡献，是当今高校一个重要课题。

一、重视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

重视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是中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方针使然。《大纲》明确指出，汉语言专业留学生的培养目标之一，是“掌握基本中国人文知识，熟悉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根据这项原则，决不能为了增加语言学习时间而减少中国文化的课时。虽然中国文化不是其他专业留学生的专业，但是在对他们的教育之中，不能疏忽中国文化的内容。因为接受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与各国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合作，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留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如果不学习中国文化，今后回国之后又如何宣传中国文化呢？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其文化背景、、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社会价值等等，与中国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因素有时会让留学生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文化冲突。尤其是那些刚刚跨出高中校门、第一次远离家庭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时，对留学生活期望很高，充满了憧憬，但是对于如何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新的环境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如今，身处异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衣食住行诸般事情都得靠自己独立处理，这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加强中国文化教育，能够让留学生尽快地熟悉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风俗习惯，从而实现入乡随俗，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

在中国文化课上，留学生能够学到很多知识，增长见识。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其认识作用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提高留学生的人文素养，增长他们的知识。《论语》早就指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加强中国文化教育，进而向世界推广，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和国外友好，是中国的国策之一。文化部长孙家正指出：“了解中国，文化是重要的渠道之一。因为文化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中国文化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频频精彩亮相，对世界了解中国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我们要更多地向世界介绍中国，通过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①

不同国家由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进程、文化风俗、社会制度，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化，影响着其国民的价值观、心理意识、生活方式等。不同的文化本来可以共同存在，互相交流，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增进人民的友谊。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缺少了解、误解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敌视东方中国，否定、排斥中国文化，进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如何才能消除由于文化隔阂、误解而产生的冲突呢？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让留学生在留学中国期间，尽可能地多了解中国，今后发挥促进中国与留学生本国友好交往的桥梁作用。

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已经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895年春，康有为就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推举儒学大师像基督教教士那样传道全世界，发扬中华优秀之文化，竞争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余秋雨说：“通过文化艺术作品的海外传播，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是我们学艺术人的责任。因为，‘经济可以使人富裕，但是只有艺术才能带来尊严。’”②因此，向留学生传授中国文化，让留学生接受中国文化，把他们培养成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对增进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发展友好关系一定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一定要克服那种以为当今的中国青年人都偏好西方现代文化，外国留学生不会对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片面思想认识。历史证明了中国文化具有自身的价值。“中华民族可不是一般的民族，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王国、古印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都消失了，唯独一个中华民族灭不了，这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魅力。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美德的民族，我们的文明能传承下来吗？”而且，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有优点，就拿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相比，美国的文化其实很多东西很粗糙。”③而且，中国文化无论对东方还是对西方，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在进一步产生巨大影响。韩国文化观光部副部长裴钟信说：“中韩两国的价值观念非常相近，所谓‘韩流’实际上是在韩国文化中重新找到了中国的古典文化。韩国从两千年前就开始从中国传入文字和书籍，并引进了思想、文化和技术。韩国非常坚守自己的传统，尤其重视对青少年关于‘孝道’的教育，‘如何孝敬父母，孝敬长辈，’而这恰恰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非常契合。”④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二、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

文化的包融性很大。举凡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着作、、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都包括在内。它既包括高文典册的圣经贤传，也包括布帛菽黍的制获方式以至于举止言谈的风度等。虽然由于国家的制度、风俗习惯的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并不一致，但是，作为人类，就必然具有某些相同的理念。在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中，必须既要坚持中国的特色，又要追求世界的普遍性。

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和谐理念，对留学生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庄子·大宗师》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认为只有和谐了，自然界才能各得其位，万物有次序；自然界是和谐美好的，应当排斥一切违反自然规律的人为，以免破坏自然状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求“礼之用，和为贵，”⑤主张仁义道德、博爱、“行而宜之”，以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所谓中庸，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以保持事物的均衡协调。台湾作家龙应台指出，中国文化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之中。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尤其在提倡以人为本的大文化当中，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⑥对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和谐特点，做了较好的归纳。

和西方的强调自我不同，儒家提出入世，主张“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强调人生的社会作用。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要求个人服从社会整体，为社会多做贡献。诚如韩美林所言：“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悖的地方。外国的文化讲个性张扬，人性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内敛、自省、小我大公、忠孝仁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准则。”⑦“小我大公”，就是强调人要多为社会做贡献，这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中国文化又非常强调家庭观念，讲究尊老爱幼，讲究孝道。这一点，在家庭关系日渐淡薄的今天，应当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中国文化还非常强调个人素质修养的重要性，对于留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强调了一个人，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崇高的理想，才能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使自己的一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充实了留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了他们的总体素质，才能促进他们的学习成效，事半而功倍。

中国的风俗习惯也是留学生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的风俗习惯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绵延生息而传衍发展的，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其教育作用历来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更是将“辨风正俗”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汉书·艺文志》言：“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中国风俗习惯对于留学生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探讨中国人心理特征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不仅能增长知识，还能养成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的自觉性，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

三、中国文化教育的方法

中国文化教科书的学习目前汉语言专业的留学生，大都采用国内本科生的教材，在讲课时由教师挑选篇目进行讲解，这显然不适合留学生的实际需要。因此，根据《大纲》的规定，按照学科的体系性，编写出适合留学生使用的教材，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学习的中国文化内容，并不需要详细介绍某一门学科的特点、具体内容和演变过程，而是精选那些最有价值、最能反映中国的特点、对留学生的总体素质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汇编成册，以供阅读、讲解，帮助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增长见识。内容要精简、有趣、突出重点，将知识性和道德素质教育性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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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习语 文化 翻译

习语，作为语言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于世界各种语言中，是人类语言文化长河中璀灿的明珠。越是历史悠久的语言，越是存在大量的习语(idioms),汉语如此，英语也不例外。本文所讨论的习语是广义的，包括俗语（colloquialisms）、谚语（proverbs）、俚语（slang）和成语（idioms）等等。习语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语言，许多是劳动人民对长期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表达了民众普遍持有的见解和信念，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是智慧的结晶，是生活的指南，闪耀着人类思想的火花。习语一般具有结构简练、构思新颖、言简意赅、语言幽默、音韵和谐等艺术特点，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英汉两种语言在发展环境中，地理位置迥异，民族习惯不同，但都存在大量习语，并且因地域、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使英汉习语各具特色。但是习语有它自己的语言特征和语言范畴，即：在语言中可复用性、在语义上的整体性、在组成上的可切分性和在结构上的定型性，所以翻译时可以利用这些特征，同时保留这些特征。例如英语中的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见真情)，“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以牙还牙)，汉语的“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等。这些习语，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成为现在语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纵观英汉两种语言发展，虽然属于不同语系，并且在地理位置、历史发展、民族习惯、发展环境都有所不同，但从大量的习语对比中不难发现它的产生存在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习语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语言，许多是劳动人民对长期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表达了民众普遍持有的见解和信念，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生活的指南，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质朴，饱含哲理，凝聚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同时，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英汉习语存在大量相似的平行结构，从而证明，言语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的各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核心是一样的，思想感情是相同的，对事物的真善美的态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在教育孩子方面都主张从严要求，英国人说：“The best horse needs breaking and the best child needs teaching ”(好马要人驯，伶俐的孩子要人教。)，这与汉语的“不打不成器”如出一辙。中国谚语有“光说不练空把式”，英国也有类似说法“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行动胜过空谈），“Graveyards are full of afterwisdom”（墓地里全死圣贤），讲的是“死后诸葛亮，与事无补）等。

其次，英汉习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常采用押韵、对偶、比喻、比拟等各种修辞手段，达到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目的。如“红红火火”(重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仗）。英语习语如“as busy as a bee”(像蜜蜂一样忙碌)（双声），“buy book by crook”（不择手段）（用的是韵脚） 、“far and near”（四面八方）。

然而，汉英习语也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我们在翻译工作中，有必要把这两种语言中的习语产生的根源加以对比、研究，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书中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尤其在翻译这种字义时最不易应付。”因此，本文也对英汉习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做下归纳。

第一，由于国家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以及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因此两种语言中的习语在产生上出现不同方面。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岛国，所以很多习语来源与海有关。如“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all at sea”（不知所措）、“a fish out of water”（像离水之鱼）、“tto rest on one’s oar”(歇一歇) ；二中国是内陆的农业国家，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国人说“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则是“挥金如土”。英语中和船、水有关的习语，在汉语中完全没有相对应的习语，反之，汉语中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早下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农夫不种田，城里断火烟”，在英语中也找不到对应的英语习语。

第二，风俗习惯的差异。风俗习惯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是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如狗在汉语中地位卑微。与狗有关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狗腿子”等等。而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非常多，且大部分没有贬义。在英语中常用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像“You are a lucky dog” .(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出头日）、“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 as a dog ”，“累极了”用“dog tired”，“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Barking dogs seldom bite ”(咬人的狗不叫)、“Fight dog ,fight bear”(一决雌雄)等等。

第三，的差异。中国人信仰佛教已有 一千多年，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英美人多信仰上帝，所以有“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是上帝帮助自助者）、“诅咒某人”会说“Go to the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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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翻译 中西文化 差异 影响 对策

英语和汉语在翻译时，有很多的不同，这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有关，不同的语言总是有其独有的特点，语言是实现双方沟通的桥梁，而翻译就是实现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工具，因此，对于翻译者来说，做好本职工作对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实现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沟通。

一、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1、历史文化差异

受战争，殖民统治以及地壳变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其历史发展进程存在很大差别，历史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别，而历史文化对于语言差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俗语和成语中，比如项羽破釜沉舟译为burn one’s boats，只将船翻译出来即可，这些词的翻译都可以找到历史的背景，与历史息息相关，假如没有对历史深刻的理解，就会使翻译出现偏差，再比如granite，这个词原意为花岗岩，但是在翻译Yang was a despot with a heart of granite.受漫长的历史文化的影响，这个词在这里译为坚硬或铁石心肠，即杨广是一个具有铁石心肠的暴君，如果译为花岗岩则明显体现不出其真正的含义。

2、风俗习惯文化差异

每个地区的人，其生活方式不同，因此就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水平等多方面有关，而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使对民族风俗习惯最好的体现。如The die is cast，可以译为木以成舟，或者事以至此，这种翻译就是因为罗马时代长期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一些附加词受风俗习惯的影响，与其本身的原意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对习俗不了解，那么就无法了解真正的含义。比如Between us译为你知我知，而不是单纯的空间上的在我们中间。

3、的差异

中国几千年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很深，而欧美国家基本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有很大的差别，这对英语翻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要求翻译者在工作过程中要时刻注意的影响，丰富的知识量使翻译准确的前提。英文和汉语在表达上有很多的区别，英语和中国的桃园三结义，卧薪尝胆等典故，在翻译时一定要结合历史背景，如秃鹰常被中国人认为是一种凶残的或者丑陋的动物，但是确实美国的国鸟，对当地人影响深远，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注意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

1、词汇空缺

词汇空缺即被翻译的语言中不存在要翻译的意向，比如对于中国的菜名，宫保鸡丁在英文中并不存在，有时候会让读者不能理解，这样的词很多，像如来，春节，刺绣等，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英文中也有很多的意向，如西方人特别喜欢喝的咖啡，是直接音译过来的，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其共通性越来越强，所以在英语翻译中，要坚持以交流为目的，对一些被翻译的语言中不存在的意向要尊重词语在原有语言中的翻译方法。

2、词义不对等

词义不对等是指在翻译时，某个单词翻译与原意毫无关系，比如Keep the wolf from the door译为勉强度日，而与狼没有任何关系。英文和汉语中始终存在这样的不对等现象，如果在翻译时不做深层次的理解就会出现错误，比如中国曾经有位著名的记者，他为了赞美中国的扫大街妇女的品质，所以他用了这样一句话，The street girl in China is so beautiful.但是却引来当地人的质疑，他们很幽默和奇怪的问：“Why they are so old？”这里不言而喻，实际上street girl是的意思，而不是扫大街的女性。

三、对英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方式

1、直译法

直译法能够保持语言在原有国家的特定意义，语言的最终目的是沟通，所以对于一些特有的意向采用直译法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有效的保留了英语或汉语有的文化基因。比如对于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直接译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可。

2、附加注释

对于一些特有的现象，词语，无法理解时，这时候除了直译以外，要对其进行一些相应的解释，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是原语语言特有的文化现象，必须加注才能说清楚。

3、用文化意义相近的词代替

受英语和汉语的不同文化差异，意义相同的词或者句子在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时候，就需要用译文中文化内涵比较相近的词或句子来替换，或者取其引申义，从而实现交流的流畅。例如，有些句子不需要把所有的单词都翻译出来，而是要省略掉，Everybody just like an apple has been beaten by the god.译为有缺陷的才是最美的。在比如As poor as a church’s mouse.译为非常穷，而不需要译成像教堂的老鼠一样。有时候需要改变，转移或者不翻译出来，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委婉的细微的变化，总之在英文翻译中，要注意单词或句子本身的含义，一定要进行正确的表达。

4、意译法

意译法对英文的翻译十分重要，需要翻译者掌握很深的翻译文化，词汇量，以及对英语国家和汉语文化的充分理解，意译法是指翻译人员在翻译一些句子时，利用直译法表达不准确或者无法翻译出一些词语时所用的方法，在英文中，许多词语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内涵，翻译者在翻译句子或单词时一定要尊重句子最准确的意思，体会作者最真实的表达，不能带有个人色彩和不正确的个人感情，而对于很多词来说，与本身的翻译具有很大的差别，这时候，翻译者就要放弃句子或单词原有的意思，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并且在深厚的翻译功底和知识量的指导下，对其做出正确的翻译，比如说Dog这个词在汉语和英文中往往代表了不同的意向，或者翻译时不能完全的对照着翻译，比如lucky dog 在英文中药译为幸运儿，而不是狗，dirty dog 则被译为流氓，这些词都必须靠意译法来翻译，否者根本无法翻译出句子本身的含义。

四、总结

总之，英语翻译对人类沟通交流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其翻译过程需要注意很多问题，需要翻译者在长期的工作和学习中，不断的积累经验，从而使其翻译更准确，生动，实现翻译的目的，实现文化的传播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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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种族；宗教；国际人权公约；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81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7―0050―07

引 言

从世界范围看，当今或历史的主要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紧密相关。此三者牵涉面广，对人的行为影响大，且三者之间关系千重万叠，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成为许多重大社会冲突的导火线。历史上的更是说明宗教问题对人类进程的重大影响，而二战史实足证错误的民族、种族立场导致的危害。鉴于此，二战以后，联合国机构致力于解决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的公约频出，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准则和方向，也为各国处理国内的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确立了原则和标准。

中国的历史、疆界、人口、文化等因素，决定中国是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虽然从总体上，我国现阶段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处理得比较得当，但是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危险。现代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加剧，文化冲突机会的增多，势必使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增多。因此，对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的刑事立法进行完善，从刑事立法上预防民族、种族和宗教方面的犯罪，实为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我国已于1981年1月29日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82年1月28日对我国正式生效)，并且正在考虑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国际人权公约的角度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也是承担国际义务的一种形式。本文即旨在从这两个与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有关的国际公约的规定出发，审视我国刑法在这几方面的现实规定，找出其中的差距，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

一、标准――国际人权公约关于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的规定

(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

该公约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订立公约是“鉴于人人在法律上悉属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以防止任何歧视及任何煽动歧视的行为”等等，因此“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形式及现象，防止并打击种族学说及习例，以期促进种族间的谅解，建立毫无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的国际社会”等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该公约第四条对于缔约国的义务方面明确规定：“缔约国对于一切宣传及一切组织，凡以某一种族或属于某一肤色或人种的人群具有优越性的思想或理论为根据者，或试图辩护或提倡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及歧视者，概予谴责，并承诺立即采取旨在根除对此种歧视的一切煽动或歧视行为的积极措施，又为此目的，在充分顾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原则及本公约第五条明文规定的权利的条件下，除其他事项外：(子)应宣告凡传播以种族优越或仇恨为根据的思想，煽动种族歧视，对任何种族或属于另一肤色或人种的人群实施行为或煽动此种行为，以及对种族主义者的活动给予任何协助者，包括筹供经费在内，概为犯罪行为，依法惩处；(丑)应宣告凡组织及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与所有其他宣传活动的提倡与煽动种族歧视者，概为非法，加以禁止，并确认参加此等组织或活动为犯罪行为，依法惩处；(寅)应不准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当局或公共机关提倡或煽动种族歧视。”

那么上述规定具体包括哪些行为呢?也就是说公约要求缔约国将哪些种族歧视行为规定为犯罪呢?这里首先涉及到“种族歧视”概念的界定。对此，该公约第一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从这里可见，该公约对“种族歧视”的概念取其广义解释，种族的外延不仅包括肤色、世系等，也包括民族。因此，对民族仇恨的任何鼓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该标准不能被限制在一个国家国民的不同族群中，而是涵盖了鼓吹对外国人的仇恨以及煽动针对外国人的歧视和暴力。据此反观该公约第四条的规定，结合中国在该问题上的语言环境和语言习惯，可以认为至少下列行为应被认定为犯罪：(1)煽动种族或民族歧视(煽动种族或民族仇恨包括在内)；(2)对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暴力；(3)煽动对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暴力；(4)对种族主义者提供任何协助，包括经费协助；(5)参加提倡和煽动种族或民族歧视的组织或活动。上述行为不仅可以针对国内民族或种族关系，也可以针对外国人。也就是说，对于上述行为，各缔约国必须以刑事制裁的形式作出规定，而对于其他种族或民族歧视行为，应该“概予谴责，并承诺立即采取旨在根除对此种歧视的一切煽动或歧视行为的积极措施”，从法律规定上来讲，笔者认为至少应该规定行政法上的制裁措施。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

虽然我国还没有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生效，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批准无疑将成为事实。因此，以之作为标准检视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途径也是完全必要的。

在民族、种族和宗教方面，该公约第20条第2款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11号一般性意见(第会议，1983年)，“鉴于第20条的性质，缔约国必须采取必要立法措施，禁止第20条所涉行动”。也就是说，该条规定为缔约国设立了以立法形式禁止任何形式的构成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的歧视、敌视或暴力行为。至于是否需要通过刑事立法来禁止，则存在不同意见。在人权委员会的讨论中，有代表认为该条规定危及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的表达自由，而其他一些代表则强调，“考虑到有关现代宣传的操纵力量的经验，必须从根源上打击这种邪恶，而这只能通过广泛深远的刑法上的禁止来达到”。学者也认为，尽管“这一条(即第20条第2款)并不要求刑事的制裁，至少不针对形式上不严重的鼓吹仇恨”，但是人权委员会“基于第20条第2款禁止种族主义观点和行为与保护发表自由的权利相一致的理由，支持立法的合法性，并且授权进行刑事立法的权力”。综上，笔者认为，由于民族、种族或宗教关系，对国际国内的关系处理，实为大事体，对鼓吹和煽动其仇恨和歧视者的立法制裁，当然包括甚至可以认为主要包括刑事立法的形式。当然前提是这种鼓吹和煽动足够严重。

具体对哪些行为应该以刑事立法形式加以禁止呢?主要明确以下几点：

(1)根据上述第11号一般性意见，“第2款则直接反对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构成煽 动歧视、敌视或行动的主张，不问此类宣传或主张的目的是针对有关国家内部还是外部”。从这个意见的阐述可以明确，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的歧视、敌视或的行为，不管是针对国内还是针对国外，都应该从立法上加以禁止。

(2)该款规定“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也就是说，只要实施煽动歧视、煽动敌视和煽动暴力三种行为之一的，即必须以法律加以禁止。对于煽动歧视、煽动敌视的行为，即使未涉及暴力，也要加以禁止。当然，是否要以刑法加以禁止，则要看具体情节严重程度而定。

(3)煽动和鼓吹行为被限定在民族、种族或宗教的领域，而不包括煽动或鼓吹歧视妇女或煽动对妇女暴力。

(4)从该款的订立目的和宗旨出发，“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的代表们心中所想到的是从根源上消除法西斯和人民的公开煽动种族仇恨和暴力的行为”，因此，对于该款的理解，学者认为“尽管其措辞表述不清晰，但缔约国根据第20条第2款没有义务禁止私人圈子中鼓动非暴力的种族或宗教歧视行为的对仇恨的鼓吹”

总结上述几点，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第2款的规定，结合中国法律用语习惯，下列行为如果足够严重，应该通过刑事立法途径予以规制：(1)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2)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歧视；(3)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敌视；(4)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暴力。当然，对上述各种行为，有学者认为相互之间存在包含关系，“非常难以想象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任何鼓吹不会同时煽动歧视”。

另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第1款规定：“人人应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保有或采奉自择之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表明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2款规定：“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其保有或采奉其自择之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第3款规定：“表明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限制”。从这里的规定可知，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包括国家机关和普通公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以强迫形式损害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公民表明宗教和信仰自由只受法律规定的和其他必要的限制。因此，这里的国家义务就包括通过刑事立法的形式保障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

二、差距――我国刑法关于民族、种族和宗教犯罪的规定与公约存在的距离

(一)我国刑法关于民族、种族和宗教犯罪的规定

中国1997年刑法，在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上，一共规定了四种犯罪，即：(1)刑法第249条规定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2)刑法第250条规定的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3)刑法第251条规定的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1)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是指向不特定多数人宣传、鼓吹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行为。具体而言，其行为包括煽动民族仇恨，也就是鼓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煽动民族歧视，也就是鼓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歧视，包括鼓动汉族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汉族、某一少数民族对另一少数民族的歧视。在主体上，本罪为一般主体，主观上是故意。

(2)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是指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客观方面，不仅整个出版物都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内容的行为构成该罪，而且只要刊载内容中包括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构成该罪。在主体上，本罪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也就是出版物的编辑、审稿人、作者等。主观上只能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

(3)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自由，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行为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迫他人退出宗教或进入宗教，强迫不信教的人信教，强迫他人信某一种特定宗教，或者对信教或不信教的人进行打击迫害等等行为。在主体上，本罪只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如果其行为触犯其他刑法规定的犯罪的，以其他罪论处。在主观上，本罪只能由故意构成。

(4)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以强制手段干涉、破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客观上，主要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或利用权力、行政措施等，强迫少数民族改变、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有学者认为，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客观行为必须具有强制性和非法性。强制性，指如果采用宣传教育的方法，促使少数民族自愿放弃、改革自己的落后风俗习惯的，不构成本罪；非法性，指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干涉不具有合法根据。本罪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犯行为不构成本罪，如果触犯其他刑法规定的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

(二)我国刑法与国际人权公约之间存在的差距

对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刑法在民族、种族和宗教方面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公约规定，存在三种关系：

1、基本契合于公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自由的保护上。如前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作了规定。从公约与我国的关系看，如果我国批准该公约，必须履行保护公民自由的义务，对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进行规制。对此，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对破坏、胁迫自由的行为进行打击。因此，在自由问题上，我国刑法的规定与两个人权公约的规定是基本相契合的。

但是，基本契合，也说明还存在不太契合的地方，那就是我国刑法在该罪主体的限定上与公约的规定不一致。如前述，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但是，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第2款的规定，侵犯公民自由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人，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尽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该罪的危害性更大，但是实践中也不乏普通公民实施非法剥夺公民自由并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把我国刑法第25l条规定的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的主体扩展为一般主体，而不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超越于公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上。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对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没有涉及，更没有要求缔约国采用刑事立法方式给予保护。但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侵犯了宪法赋予的“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严重影响我国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等原则，在我国这样多民族的国家，有必要用刑法手段来保护少数民族的保持和改革风俗习惯自由。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我国的刑事立 法走在国际人权公约的前面，是超越于公约的。当然，从与“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的协调上来看，将该罪的主体也扩展为一般主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不妥之处。

3、落后于公约的关系。这就是主要差距所在。主要表现在对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歧视、仇恨、暴力以及煽动这种歧视、仇恨、暴力两个方面，同时涉及对这些行为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对这些活动的协助、参加煽动民族歧视、种族歧视的组织和活动等方面。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比，我国刑法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调整：

(1)在行为对象上，应该包括民族、种族和宗教。从我国当前规定情况看，只规定针对民族的煽动仇恨、煽动歧视行为。尽管国内很多关于针对民族的犯罪和针对种族的犯罪将民族和种族概念混杂着使用，或者认为两者相差不大，但是毕竟两者指的是不同的范畴。按照王联博士的观点：“民族所指范围较大，侧重于全体国民，政治性较强；种族所指范围较小，侧重于一国内部的某一部分国民，文化性较强”。但是，根据上述《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种族歧视的界定，民族的概念或范围是包含于种族概念或范围内的。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认为，种族更倾向于人种学、生物学上的区分，而民族更倾向于文化上的区分。因此，应该对与民族和种族有关的问题作出分别规定。

另外，宗教问题虽然和民族问题紧密相连，但是两者差别是明显的。我国公民的比较多样化，因此，在各个宗教的教徒之间，随着交往的增多，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同时，也不能避免有人利用教徒的心理煽动各个宗教之间仇恨或相互歧视。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把宗教作为各种煽动行为的对象，才能与国际人权公约相一致，履行我国的国际义务，也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各个宗教的相互友好关系。

(2)行为方式上应该增加煽动暴力的情况，包括煽动民族、种族、宗教之间的暴力。从国际人权公约的用词看，煽动的目的包括煽动民族、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仇恨、歧视、敌视和暴力。尽管对于仇恨、敌视、歧视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包含关系，．学者有不同看法，但煽动相互之间的暴力是两个国际人权公约都作了明确规定，而且学者之间也意见一致。笔者认为，尽管敌视、仇恨、歧视往往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暴力也往往由相互之间的歧视、敌视和仇恨引起，但相互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煽动暴力预示一种有形的冲突或加害，而且这种冲突或加害是紧迫的；而煽动仇恨、敌视或歧视，史多是造成一种不平等的心理倾向或一种态度上的贬损，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冲突或加害，但这种冲突或加害是无形的、非紧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煽动暴力的行为对民族、种族和宗教之间关系危害更大，更应该进行刑法规制。

(3)增加“组织、参加提倡和煽动种族、民族、宗教仇恨、歧视、暴力的组织或活动”的行为为犯罪行为。这种行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没有包括宗教在内。笔者认为，根据前述第(1)点阐述的理由，结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有必要把宗教也包括在内。

(4)对其他民族、种族或宗教的暴力单独规定为一种犯罪。这里主要指基于民族、种族和宗教的仇恨、歧视或敌视，专门针对某一民族、种族或宗教中的不特定人实施暴力行为。这种行为是各种民族、种族和宗教歧视、仇恨、敌视心理的外化，与一般的故意伤害行为存在重要差别，因此，应该单独规定为一种犯罪。

(5)最后，增加民族或种族隔离行为为犯罪行为。这里指的是国家内部的种族或民族隔离。种族隔离由来已久，危害甚巨，有的国家长期深受其害，典型的如南非。虽然我国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种族隔离作为种族歧视的极端表现，也并非没有出现的可能。因此，从立法的前瞻性角度，和与国际人权公约保持一致性从而履行国家义务两个角度出发，有必要增加民族或种族隔离行为为犯罪行为。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一般只能由政府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才有能力作出，因此，在犯罪主体上可以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

(6)增加上述行为的协助行为为犯罪行为，包括经费协助。《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规定了为种族主义者提供协助的行为，这里的种族，包括民族。这里的种族主义者，指极端地采取种族隔离措施、煽动种族或民族仇恨、组织种族或民族歧视活动等等行为的人。只有为实施诸如上述严重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人提供协助活动，才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行为。另外，笔者认为，如果是为实施或煽动实施宗教歧视、仇恨、暴力提供协助，危害同样很大，也有必要采用刑事立法的刑事加以规制。我国刑法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个空白。

至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可以保留现在的规定，作为一种单独的犯罪。

上述行为，可以针对中国人，也可以针对外国人实施。

三、出路――我国刑法对相关犯罪的修正

由于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牵涉面广，影响力量大，处理不当即可能造成重大的冲突，甚至某一区域的动荡，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对我国来说，在当前外来势力渗透、内部因人口流动加剧而冲突机会增多的形势下，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更加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对于那些恶意煽动民族、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仇恨、歧视、敌视甚至暴力的行为，以及相关的一些行为，应该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对我国刑法进行修正，从而对这些行为予以有力打击，采用刑事方法对这些行为进行制裁，保护健康的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和宗教关系。

在具体修正思路上，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两点：

一是对现有有关犯罪的构成进行修正。主要是把“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主体，由当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扩展为一般主体。理由已如前述。

二是根据前述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确立一些新的罪名。主要针对前面所述的几种行为。为了法条的节约，笔者认为采用选择性罪名的方式比较恰当。具体可以把上述我国刑法规定落后于国际人权公约的部分归结为以下几种犯罪行为：

(1)煽动民族、种族、宗教仇恨、歧视、暴力罪。我国刑法第249条规定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包含在该罪中。煽动敌视行为包含在煽动仇恨行为中。

(2)组织、参加提倡和煽动种族、民族、宗教仇恨、歧视、暴力的组织、活动罪；

(3)对其他民族、种族、宗教实施暴力罪；

(4)民族、种族隔离罪。本罪主体应仅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5)协助民族、种族、宗教犯罪分子罪。主要是为上述有关民族、种族和宗教的犯罪提供各种协助的行为。

上述犯罪，在主观上都是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

在犯罪对象上，主要是针对中国人，但是也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

对于刑法第250条规定的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建议给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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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民族特色；法律精神；现代化

一、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基础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对地方稳定、区域发展以及民族关系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在国家法制建设与少数民族社会追求自身法律文化品质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基因，它并不仅仅拥有适用于少数民族特殊社会的法律功能，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族社会高度呼唤平等、民主与秩序价值的法治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呈现出现代社会所必备的和谐价值观，它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保持优秀特质，冲突自身固有障碍，实现法律文化转型的基础所在。首先，“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是以习惯法为主体，法、伦理、宗教与禁忌并重的多维法律文化体系”，[1]尽管当代主流社会伦理与禁忌同样辅助着法律调控社会秩序，但少数民族将自身融入自然与鬼神的深厚信仰传统使得伦理道德、生活禁忌、宗法乡规成为民族社会运作的主流形态，它的缺陷明显，优势也同样突出，即凭借民族意识的神圣权威确认了一种“无讼是求，调处息争”的族群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与主流法律的差异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中国现代法治需不需要民族性？西方法律现代化进程所强调的便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体现，“我国宪法、刑法、诉讼法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2]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法的移植，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现代法治建设如果埋没或隔断“亲亲相容隐”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系统，将丧失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根性联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民间法特色的合理利用可促使国家法制既紧跟时展的先进性面貌，又能有效反馈民族范畴内的具体制度框架，因此，基于法的民族性是法律文化的内在需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其次，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受风俗习惯影响深远，“主流社会中风俗习惯与民族关系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3]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却是跨地区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往来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家族、村寨、氏族共同维护的习惯法具有风俗习惯的本质特征，例如拉祜族、普米族禁食狗肉，傣族禁食羊肉是源自饮食习惯；摩梭人实行走婚制度是“抢婚”习俗的法律由来。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构成了民间法律的内容性质和表现形式，也使其成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不得不观照的对象。现代法律价值观所强调的民族平等团结具体表现为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及保障民族文化权利，对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发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保守在于法律意识的形成源自民族风俗习惯的域内移植，开放则来自民俗习惯天然具有民族关系互动的生成机制”，[4]可以不断地促进地方法律吸收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同时国家法律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大量从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挖掘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个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风俗习惯引发的民族关系越少，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越健康，而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是现代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良性互动。综上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国家法治建设所倡导的法观念具有相通之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要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民族风俗习惯与现代化的冲突，化解国家法律与习惯法体系的矛盾，正确认知少数民族法律思想的滞后与不科学、不健全之处。

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分析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既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也同时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主要体现为薄法重教、乡土色彩浓郁以及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十分突出，许多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教义、教规固化为外在制度形式的现象占绝大多数，是一种以禁忌性权威来代替法律的价值取向，处于宗教权威中的少数民族“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行为习惯”，[5]当这种被排斥的思想行为习惯恰好被国家法律认同，或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被少数民族宗教精神所不容便会产生严重的民族冲突。现代法治建设尊重少数民族，但不推崇以禁忌服从为中心的原始法律观，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决定个体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条件的服从国家意志还是服从氏族、家族或村寨意志”。[6]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亟待与现代法律体系接轨的并不是文化内容本身，现代法律文化的自由、平等、守法、自律思想以及个体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缺乏“公民”概念，才会导致法律主体指向与最高行动规则的边缘化，因此，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7]才能促使民族群众的内心信仰对象与外在的守法、执法行为及其监督机制相互统一。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浓郁的乡土色彩，乡土色彩本身并不是法律思想文化落后的表现，但乡土色彩往往是“村规民约”的产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寨规”、“村规”与禁忌、习惯法相类似，都是村民自治的表现方式，如果仅仅是一种村民自我约束的法律形态，我们不能将其摒弃，但事实上它恰好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与国家制定法相互妥协的产物”，[8]直到今天，仍然有民族地区组织各户村民学习村长或乡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一些落后山区张榜公布的“寨规”、“村规”甚至可以每个月修改一次，少数民族村寨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促使人们可以依靠为数不多的人际交往来维护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村寨人群的社会分层并不明显，无论是距离还是社会地位都清晰可见，因此，其法律文化是“内发型”的，而现代法律模式却是“外发型”的，要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制定法，有赖于民族经济交往机会的增多，民族融合现象有助于消解一部分封闭落后的法律观念，但同时也会让民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使得一些有益于少数民族道德行为确立的习惯法退去、隐没或淡化，因此向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法制文化类型出现。另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由来已久，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器物文化发达，相反是源于少数民族器物法律文化的不发达。由于少数民族地处偏僻地带居多，实施法律活动的工具相对有限，例如，苗族习惯法中对于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者“罚打扫村寨十天”；[9]对偷摘他人农田玉米者“罚喊寨一百声”；[9]对破坏公物者“罚一周不得与同村人共同煮食”，[9]此类惩罚手段的原始性特征覆盖施法人员的服饰、审判地点、方式方法等各个领域，与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不相适应，这涉及到如何合理地保留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民族特色，即少数民族法律活动的器物性层面怎样与现代化接轨。现代法律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权利，但其中有个关键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国家与少数民族共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双重主体”，[10]这有利于我们区别哪些是有助于国家法实施的文化内容，哪些是无助于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的文化内容，贯彻民族文化自治的文化选择原则，不仅意味着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的权利，还在于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不损伤其他文化主体的权利，在民族性与法律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既是当前国家法律保障民族文化权利的难题，也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

三、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路径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转型基础是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从民族性法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法治需要民族性，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但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村规民约以及器物文化层面的滞后要坚决地贯彻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公民”思想，“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互动”。[11]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以经济的发展推动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什么人们会坚持选择落后的民族法律成俗？当一个家族、部落或村寨以产生纠纷为耻，以无争、无讼为序，以调和共融为德，一方面是因为群落所在的亚法律文化系统能够完全胜任与稳定封闭区域内较少的人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该族群失去了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主体权利意识，从而使国家法律失去了功效。因此，现代化法律的飞速进步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内在要求。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树立少数民族的公民思想，最核心的手段是以民族地方经济的开放去引导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心理，当现代法治的全新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能对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产生普遍影响的时候，少数民族的社会价值理念将发生巨大的变迁，一部分保守、落后、封闭的民间法律文化自然会面临着失灵。尽管破除旧有法律文化权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同样可以在保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上依托宗教权威与现代科技来进行普法教育和惠民宣传。从民族关系和谐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放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可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对此，少数民族“熟人社会”所催生的“内发型”法律模式与国家法律的“外发型”法律模式相冲突，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有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型法制文化类型出现，简而言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不能从半封闭的“村规民约”跨越式进入现代法律系统，创造其间的文化连续性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例如，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法律文化、传承适用可行的法律制度、传承可保留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器物等等，如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是“由村庄族长和全体村民会议共同制定村风民俗、公共道德以及社会治安管理条例”，[12]其中的寨心、寨门建设必须按照“圈寨”仪式完成，村口连接佛寺的大道也不允许兴修公路，还制定了“机动车辆不准入寨”的地方制度，认为那样会触犯和玷污寨神。以上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布朗族原始宗教内容，是将原始宗教内容上升为村寨习惯法的表现，但它并没有威胁现代法治的公民权利，当地政府和其他民族公民都应宽容此类规则的存在，维系民族关系和谐。反之，利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能有效降低现代法律文化系统所导致的对抗性人际关系，例如，少数民族“赔命价”在早期民族社会起到了减少死亡、避免仇报的积极作用，而现代“赔命价”已经演变为一种“以资源交易方式去替代社会纠纷的法律解决手段”，[13]可见，少数民族从自身文化出发，也能实现矫正犯罪、追求有效补偿、规避破坏性复仇的现代刑法目的，归根到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息讼宁人”的义务本位与国家法律以秩序为中心的责任本位是民族性法律文化权利实现的双重主体，把握好法律文化与法的民族性关系，便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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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惊海．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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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勃．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

[7]征汉年．浅析中国现行法律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冲突[J]．民族研究，2015，(3)．

[8]白洁．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之间的博弈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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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曹诗权．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中国民法法典化[J].法学研究，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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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田艳．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障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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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人们所处地域不同，文化也会有差异，每个人都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多方面的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使得翻译过程中对某些词汇的理解大相径庭。中西方对“狗”（dog）这一词语的理解则最为突出。西方把狗看做是最忠诚的朋友、最忠实的伴侣，有关狗的习语也大都是褒义的。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得意时。）而在汉语中，狗是一种相对来说较为低级的动物。“狗”这一词条往往作为贬义词来用，那些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大多表达了贬义。如：“狐朋狗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走狗”、狼心狗肺、鸡飞狗跳等。另外，中西方在生活习惯方面也大不相同。就餐点而言，西方人喜欢面包加牛奶，而东方人喜欢米饭。在翻译成汉语时，带有“bread”的词组完全失去了“面包”之意。例如：“breadandwater”译为“粗茶淡饭”。再如：“Onecannotmakeanomeletwithoutbreakingeggs”意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在日常翻译工作中，译者要尤为注意此类风俗习惯的差异，否则会产生很多翻译曲解，甚至是错误的译文。

（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思维方式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也会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实际上就是内在的文化差异。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比较抽象是因为西方的思维方式重视抽象思维。而汉语则比较具体，这是因为中国人在语言上重意合。例如，在Thereisawhitebirdbetweenthegreenoftheforest中，“green”是典型的抽象词，它是用抽象的表示颜色词语来形容具体的森林的植被样态。所以译为“翠绿的森林中”比较合适。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研究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然后用符合各自思维方式的语言将原文作者的意思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

（三）生存环境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息息相关。航海业在英国十分发达，一度领先于世界。他们通过航海认识了世界，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生活中有许多习语源自航海业。如allatsea（不知所措），drunkasasailor（烂醉如泥）。汉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亚欧大陆，人们的生活和土地密切相关。用“挥金如土”来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则是“spendmoneylikewater”。可见,英汉两个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他们观察事物,反映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并不一致。所以翻译切忌照词典上的词义逐词逐句对译,不合习惯的词使会使信息出差错或觉得美中不足。（四）宗教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也都有不同的，翻译时把宗教差异因素考虑进去是很有必要的。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者居多，因而有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的说法。在中国，人们多信仰佛教，这使得在汉语中涉及到宗教的词汇多与佛教有关。比如借花献佛、菩萨、佛祖、玉帝等。所以在翻译含有宗教的句段时就要特别注意，以免引发错译、漏译，而使翻译失去了其文化交流的作用。

二、中西译论的相异性

中国强调人对事物的往往无法“言传”、只能“意会”的领悟；而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人的理性思维，强调人对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应当、同时也能够作出理性的认识，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释。

三、中英句法的差异

英语句子常常由好几个从句和复句构成，将不同的主体粘连到一个长句中，即化零为整。但是汉语句子通常不长，邻近的句子之间通过不同的主体分开，也就是化整为零。例如：“Thehuntforthepumabeganinasmallvillagewhereawomanpickingblackberriessaw“alargecat”onlyfiveyardsawayfromher.”（L.G.Alexander，1997）在这句话中有好几个主体，第一层面：“huntforthepuma”beganina“village”，“awoman”saw“alargecat”第二层面：The“woman”livesinthe“village”.通过“where”引导的定语从句，两个层面的句子连在了一起，第二个层面成为修饰语。如果不调整结构直接按照这个复杂结构翻译的话，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对美洲狮的搜寻在一个某采摘黑莓的妇女看见离她五码远的地方有一只‘大猫’的小乡村开始。”不用说，这个版本对中文读者来说很费解，他们更希望看到化整为零的句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目标语言对源语言句子的结构进行解构，更合适的译文应该是：“对美洲狮的搜寻从一个小村庄开始。那里的一位妇女在采摘黑莓时看见离她五码远的地方有一只‘大猫’。”

四、人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