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主要矛盾范文
时间:2023-11-10 18:16: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危机的主要矛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电视剧《老公们的私房钱》中的郑大妈丧偶,她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女婿,这一大家子的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突如其来的一段录音,让郑大妈发现已过世的老伴曾经藏有私房钱,“蝴蝶效应”自此产生。为了防止女儿们的婚姻状况不稳,郑大妈郑重其事地叮嘱三个女儿要想把自己的老公看住、守好,就必须从私房钱查起。于是,性格、工作背景、情感经历各有迥异的三姐妹经过缜密筹划,采取了一系列“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灌酒套口供”等麻辣招数,对自己的老公发起了私房钱攻坚战。在追查老公们的私房钱这一过程中,三个原本风平浪静的家庭陷入了各自的情感危机、信任危机,导致大女儿夫妇冷战,二女儿与老公离婚,三女儿与男友分手。透过私房钱这一现象,该剧撕开了婚姻家庭生活中温情的一面,真实而又残酷地透视了夫妻之间既相互扶持、又无端猜忌的矛盾
某网站进行了一项关于“你认为夫妻之间排名前三的矛盾是什么”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0后夫妻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经济矛盾、子女矛盾和情感矛盾这三方面,80后夫妻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情感矛盾、经济矛盾和原生家庭矛盾这三方面,其中,因理财分歧、收入偏差、支出纠纷、婚后财产分配等经济因素产生的双方矛盾分别占据了第一、第二名。由此可见,以情感矛盾为夫妻主要矛盾,婆媳矛盾为次要矛盾的传统婚姻时代已经宣告翻篇了。在商业社会的种种诱因刺激下,夫妻之间的主要矛盾与时俱进地转化到了经济方面,怎么谈钱才能不伤感情,怎么谈感情才能不伤钱,成了很多夫妻或未雨绸缪或痛定思痛的首要恶补功课。这不,热播电视剧《老公们的私房钱》讲的就是婚内男女如何打响经济与情感保卫战的故事,播出后引发了相关话题的热议热潮。在当下这个后婚姻时代,会谈情更要会谈钱,情商EQ与财商FQ要两者皆高,如此,才能让我们手中的幸福既不为情所困,也不为钱所困。关系。这个意料之外的挫败结局让引发“私房钱大战”的郑大妈后悔莫及,痛定思痛的她做起了女儿和女婿之间婚姻矛盾的“消防员”,处心积虑穿梭于三个家庭中百般劝解,一场场婚姻战争才化干戈为玉帛,否极泰来。经历这一系列的波澜起伏,所有人都I悟到感情和经济要双赢才是共同目标,婚姻的真谛是彼此信任。
剧中焦点问题热议篇―
A “七年之痒”中年夫妻之为了争夺经济话语权两败俱伤
郑大妈的大女儿郑楠楠与赵明浩是一对正经历“七年之痒”的中年夫妻,他们已经过了感情的蜜恋期、磨合期,却也步入了中年危机期。这对夫妻围绕经济问题产生的矛盾有以下几点:
矛盾1:管住钱就是管住人PK我的金钱我做主
郑楠楠在老妈的错误提点下,认为管住男人的心就要先管住他的钱,没钱的男人就没有花心的资本,于是她从贤妻变成了严妻,对丈夫赵明浩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不仅要求他工资、奖金全部上缴,午餐只给20元伙食费,买菜还要记账报账等一系列高压管制手段。赵明浩绰号“赵老抠”,一块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排挡吃碗面要求加面加肉,市场买菜专挑死鱼,咖啡厅没喝的咖啡要求退货。赵明浩不但省钱一流,藏钱的功夫更是出神入化,鞋盒、鞋垫、盆栽、衣柜、鱼肚子,处处都是他的战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藏不到。夫妻俩一个查钱一个藏钱,明里暗里PK过招大战N个回合。
矛盾结果:两个人越来越无话可说,渐行渐远。
解决之道:聪明的女人要做明(明智)妻而不是严妻,要明白丈夫不是你的长工而是你的婚姻合伙人,根据家庭经济条件给他设定一个可自由支配的金钱额度,说白了就是把他“地下”的私房钱变为台面上的体己钱。这样一来即满足了他的需求,给足了他面子,也让他的这些个人支出变得透明化、公开化,反而更利于你从旁的督管,也更利于夫妻关系和感情的递进、稳固。
矛盾2:闺蜜卧底PK第三者策反
郑楠楠的好闺蜜汤元原本是丈夫赵明浩单位的出纳,也是她安插在老公身边的卧底,没想到却被赵明浩成功“策反”,由监管变成了帮他隐瞒伙食补贴、藏钱的同伙。郑楠楠眼里其貌不扬的抠搜老公,在汤元的眼里恰恰是一位孝亲敬老、幽默风趣、勤俭持家会过日子的五好男人。渐渐地这两个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在经济和生活上互相帮助,成为了彼此情感和精神的寄托。纸里包不住火,郑楠楠看到昔日好闺蜜变成了老公的帮凶,两个人竟联起手来欺负自己,恨得牙痒痒:“你觉得汤元比我好是不是,那你去找她呀,我不伺候了,离婚!”赵明浩见势顺着杆子往上爬:“离就离,我早就受够了!”
矛盾结局:郑楠楠和赵明浩因为汤元介入他们的婚姻而持续冷战,差点离婚。
解决之道:
*不要把管钱当成解决感情问题的杀手锏,更多时候,经济制裁是恶化夫妻感情的催化剂;
*不要让闺蜜、朋友、同事、各方父母家人介入到婚姻中;
*不要与任何人联手智斗丈夫,你的同盟军很可能变成你的敌军。
B 二婚夫妻之经济保卫战
郑家二女儿郑婷婷与二女婿张涛是再婚夫妻。张涛是个标准的“钻石王老五”,事业成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经历,这让他格外珍惜与郑婷婷的夫妻感情,却也让他对这一段婚姻顾虑多多、步步小心。郑婷婷是个没心没肺、只知道花钱不懂得理财的“傻白甜”公主,虽说她是个任性骄纵的购物狂,但在家庭经济中是个彻头彻尾的依附者。
矛盾1:购物狂超女PK藏钱超男
郑婷婷认为丈夫张涛赚来的钱就是让她花的,所以,她从不节制自己的购物欲,把丈夫赚来的血汗钱变成了一件件奢侈品。张涛虽深知赚钱的艰辛,但因为爱面子和宠妻心理,在劝说妻子无效后,就越斗越勇地藏起了私房钱,从而练就高超的藏钱手段。
矛盾结局:夫妻产生信任危机。
解决之道:高收入家庭最好建立一个完善的理财机制,如果夫妻都缺乏理财专长,可聘请或咨询专业的理财顾问,为家庭收入设置合理的投资增值、储蓄保值、养老保障、教育储备、应酬往来、应急备用和日常花销等选项。夫妻双方最好达成共识,当购物超支达到一定限额时,应采取理性控制手段,这样既能控制盲目消费,又能使家庭账面理性化,省去了夫妻斗法的折腾,也规避了互相猜疑的信任危机。
矛盾2:生娃维稳手段PK公司经济危机
张涛的前妻带着一个孩子说是他的亲生子,一再向他索要赡养、教育费用。与此同时,郑婷婷为了“维稳”婚姻提出要生娃,并开始了各种烧钱的备孕大战,被两个女人搞得焦头烂额的张涛因为公司出现经济危机从而雪上加霜再也撑不下去了,一场大战后张涛和郑婷婷离婚。离婚后不久,张涛公司倒闭,他患上肝硬化生命垂危。张涛前妻良心发现,向郑婷婷承认自己是来骗钱的,孩子不是张涛亲生。郑婷婷决定和张涛一起面对,她把自己的肝换给张涛,两人约定相携一生。
矛盾结局:夫妻离婚,公司倒闭,好在二人迷途知返。
解决之道:再婚夫妻要达成一个共识,任何一方不得把上一段婚姻的后遗症比如感情问题、经济问题、孩子问题等带进现在的生活里。一旦出现问题,要向伴侣有一说一,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而不是互相隐瞒互相猜疑互相伤害。在经济问题上,夫妻双方都要确保自己有独立、成熟的经济收入和支配能力,这样如果一方出现经济危机、健康危机,另一方能及时援助并成为家庭支柱,双方经济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赖支持,这才是健全的婚姻经济关系。
C 预备小夫妻之亲情阻击战
矛盾1:暴脾气傲娇准儿媳PK强势准婆婆
郑家三女儿郑朵朵是模特,有想法、够个性,敢爱敢恨,认为爱情至上物质无所谓。她拒绝了无数大老板的追求,选中了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的呆萌学术海归李文道,小情侣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可性情温和的李文道从小父亲早逝,他被母亲全权管制成了一枚“妈宝男”,身上少了担当与责任感。暴脾气的郑朵朵与准婆婆“寸土必争”,把自己与准婆婆过招的场面称为“武侠片”片场。准婆婆看不上朵朵“露胸又露腿”的模特职业,看着年轻漂亮的朵朵和呆萌老实的儿子,自己时常脑补画面,满满都是儿子的受虐场景,更害怕聪明伶俐的郑朵朵贪图亡夫留下的遗a,因此她想尽一切办法要拆散这对小情侣。
矛盾结局:一边是我行我素、不懂退让的傲娇准儿媳,一边是当家作主、掌管经济大权的强势准婆婆,这二人过招的下场是李文道倍受夹板气,小情侣从甜甜蜜蜜闹到了分居的地步。
解决之道:跟未来婆婆寸土必争的对着干,是一个准儿媳最最愚蠢的对策;拿亲情与爱情较劲、博弈,是一个准婆婆最最糊涂的对策。准儿媳与婆婆的相处之道是礼让三分,宽容加善忘。得知准婆婆对自己的不满意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比如郑朵朵与其与婆婆对着干,不如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着装问题,把模特事业做大做强,让准婆婆看到自己取得的成绩,给老人家派一颗定心丸,以免婆媳争斗,殃及夫妻感情这池鱼。
矛盾2:护女老妈PK彪悍婆婆
李文道母亲为逼走郑朵朵,奇葩招数层出不穷,她堂而皇之地提出房产证的署名问题,要求儿子向郑朵朵提出婚前财产公证。郑朵朵的暴脾气一点就着―“让我做婚前公证,你这是不信任我,这婚不用结了!”眼见朵朵败下阵来,郑大妈老将出马,分分钟戳穿对手的阴谋,战火全线升级,从婆媳大战上升到婆婆和丈母娘的斗法。
矛盾结局:小情侣之间的内部矛盾升级成两个家庭的阵营矛盾,家庭变为战场,家人变为对手,婆婆住院,老妈犯病,姐姐、姐夫搅合进来一地鸡毛,情侣之间感情破裂。
解决之道:
*内部矛盾切记内部解决,切忌让双方家人掺和进来,越帮越忙,越理越乱;
*用感性谈情说爱,用理性经营婚姻,关于婚前财产公正和婚后财产归属问题,与其伤筋动骨地就这些问题吵闹动手,不如冷静下来咨询专业人士,寻求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解决之道;
*恋爱时期可以你侬我侬只谈风月,步入婚姻后还是尽早着手提升个人财商,培养一些必备的经济意识和理财技能,用以应对婚姻状态下共同财产的支配、共同债务的责任、个人支出的划分以及理财盈亏的应对策略等必须要面对的经济问题,以免夫妻双方因为这些经济问题出现不必要的意见争执、情感矛盾,从而出现感情、经济的双重危机。
TIPS:提高情商EQ和财商FQ的几个小妙招
从谋利或者止损的商业角度去寻人觅爱,更像是顶着个算盘珠子脑袋去营营役役,注定感情事是笔亏空多多的糊涂账,怎么得到怎么失去。像理财那样去理情,一时的浓情蜜爱不过是“泡沫经济”产物,势必会陷入一场接踵而来的财、情双重危机。最合衬的爱应该是感性相恋,理性相守,没那么势利没那么自私,繁荣时期保持冷静,危机时期彼此鼓励,不遗余力地提高彼此的情商EQ和财商FQ,让爱情这个GDP,一路坚挺向好。
*不要把夫妻之间的感情矛盾夹带到经济问题当中混为一谈,也不要因为经济矛盾而影响夫妻之间的正常沟通与相处;
*对于配偶出现的情感端倪或问题,切忌使用经济制裁手段,比如克扣他的零用钱,限制他信用卡的消费支出额度,不打招呼划走他的当月工资等。同理,对于配偶遭遇的经济难关,切忌使用感情制裁手段,比如他不还完这个月的卡账就不许碰你,他奖金泡汤了你就取消给他买新手机的承诺,他炒股赔了本金你就用冷暴力对他等。以恶制恶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比起他赚到钱你为之庆祝,你更应该做的是他赔了钱你为之打气加油;
篇2
【关键词】经济形式动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内众多企业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而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也面临重大挑战。从整体上看,众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迎来了“寒冷的冬季”,进而带来的后果就是工作人员频繁跳槽、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纷纷离职等。因此如何提高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经济危机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大规模裁员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企业难免会实行裁员措施。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中型企业也采取了暂时解雇、提前退休和缩短工期等方式。尽管裁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费用,但是还会影响到企业发展稳定性。而且有些企业的裁员举措还引发了多数员工的主动辞职,使企业中管理者措手不及,企业在短时间内进行人员招聘及岗前培训花费的成本要比裁员节省下来的资金还要多,导致企业陷入到了裁员的困境中。
2.大幅度降薪
企业采取降低员工薪资的措施能够直接减少企业人力成本费用支出,进而提高企业业绩。在经济危机形势下,降低和调整员工薪资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据相关资料显示,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多数大中型企业中的中高管理层都出现了15%左右的降薪幅度,普通管理人员的降薪幅度也在10%左右。部分企业实行了冻结薪酬的计划,还有些企业取消了年终奖的发放等等。从中可以发现,众多企业中员工薪资福利管理方面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
3.缩减招聘计划
在经济危机下,大约有80%的企业都缩减了必要的人员招聘计划,就算进行招聘,也只是偏向于具有较高经验的管理和市场开发、销售人员,以便能够快速提高企业业绩,其中房地产和进出口企业受经济危机影响较为严重。面对低落的市场经济行情,企业大大缩减了原有招聘计划,使得各企业在人员招聘和管理中也出现了危机。
4.员工培训机制不健全
企业对于员工培训没有足够重视,在企业内部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文化氛围,导致企业基础文化建设较为薄弱,没有符合科技竞争时代企业发展的需求。在新经济背景下,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知识技能培训学习基地,应该关注员工的学习与成长,同时要把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然而,大多数企业却没有这样做,没有形成员工培训的有效机制,使得企业缺乏一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二、经济形势动荡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1.建立健全裁员机制
为了更好的应对经济危机,企业采取裁员措施必不可少,但是要科学合理进行裁员,防止企业陷入到裁员困境当中。虽然企业进行裁员能够直接减少人力资源成本支出,但是企业应该用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此问题,要建立健全裁员机制。首先在裁员过程中,就要坚持适度原则,根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量力而行,要对裁员数量和裁员质量进行合理把控,注重对各部门裁员比例的分析,从而优化企业内部人力资源配置。其次,在裁员时,应该抓住主要矛盾,加强对企业中核心人才的保护与保留。在经济危机影响下,企业中工作人员普遍惶恐不安。因而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要做好人员的安抚与思想调节工作,通过提高薪资等措施留住关键人才,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2.创建科学管理模式
在经济形式不利的情况下,企业更应该注重对内部管理结合的调整与优化。要明确各个岗位之间的职能与职责,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经济信息的有效流通,减少人员内耗。同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对员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员工责任心与使命感,使员工对企业未来充满信心;提倡员工之间的友爱互助、团结合作,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提高凝聚力。
3.更新管理观念
在新经济形式下,企业要想做好人力资源管理,首先就需要更新管理观念。要把人才作为企业的第一生产力,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提高对员工的关注程度,实行对员工的动态化管理,最大程度的满足员工的需求。要加强管理,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将人力资源管理纳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合理调整薪资,强化成本控制,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员冗沉。
4.加强人才选拔工作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员招聘是基础性工作。在经济形式不利条件下,企业为了减少资金支出,获取更高效益,更应该注重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的招聘。确保在最短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效益。因此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应该严把质量关,制定出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在经济危机中,宁愿多花费一些成本,也要招聘对企业发展有利的重要人才,从而使企业能够积极面对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提高竞争实力。另外,要制定出规范的岗位职责说明书,并把此作为招聘人才的标准,避免由于招聘条件规定不祥,而给招聘工作带来的困难,提招聘效率。要在说明书中,将考核标准,薪资待遇等情况详细标注,避免由于日后出现待遇不公等问题而导致企业部分人才流失。
三、结束语
经济形势的动荡,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中的首要基础性工作,也面临众多挑战。因此,为了更好的应对经济危机,一定要对人力资源管理有足够重视。要在员工薪资福利、人员招聘、流程管理和员工素质等方面加大研究,不断创新,制定出科学的管理策略,建立起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从而更好的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篇3
“一个真正的金融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哲学家。”当今世界,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紧密融合,经济关系、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金融领域的问题往往是社会领域诸多问题的映射,同时又对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以战略的高度、哲学的思维、发展的眼光看待和解决金融问题,方显金融家的大智慧、大才略。
哲学的眼光可以让人更加敏锐。《上下求索─危机观察》中收录了作者对这次危机的起因、发展形态、危机处理方式的观察与分析,有事前的预见、事中的判断,更有事后的反思。作者2007年4月在《认识经济运动规律,警惕经济拐点下的金融风险》一文提出“当前主要金融风险可能来自于外汇储备过高”; 2008年初在“两会”上提出执行货币政策要“贵在有度,重在结构”,以及“现在就要考虑调控过度问题”; 2008年9月提出这场危机的轨迹是:美国次贷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2008年11月《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一文中反思了“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将呼唤新的经济金融理论”,而新的经济金融理论的内核,应该是阐述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即有无“同一性”与谁为“第一性”问题。作者对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敏感性和预见性,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思考的深刻性与前瞻性,体现了对求证与逻辑这两大哲学工具的充分运用,更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力量。
哲学的思维令人更加睿智。所谓哲学思考的基本要求,就是以开放的思维,努力寻求符合统一性、合理性尤其是规律性标准的解决之道。唐双宁教授并不满足于对金融危机表象的思考与判断,他更关注的是,当金融波动已成常态,中国该如何应对。在《60周年:中国的借鉴、机遇与选择》一文中,他提出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阐述了中国的选择特别是金融的机遇与道路选择问题。他由危机引起对我国金融体制、国家“软实力”、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思考,着眼长远,颇有启迪。在《金融家应当树立的八个意识》中,他更深刻分析了金融发展的普遍规律,强调金融家应该具备唯“我”意识、逆向思维意识、分散意识、均衡意识、差别意识、联动意识、超越意识、全局意识这八个意识。这是个人经验的深刻提炼,亦可为金融同仁共勉。
哲学的方法使人更加务实。在《上下求索─光大之道》中,作者详细记载了近些年为光大改革重组奔走呼号、栉风沐雨的实践历程。面对这场“天书式的改革”,他提出谋子更要谋势,谋近更要谋远,谋虚更要谋实,谋业更要谋根;不但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而攻坚克难的法宝仍然是哲学。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高度,解剖与分析光大集团当时存在的“三多三低”困难以及“六个复杂性”,从宏观上给光大的改革圈定了“三大战役、四大战场”,从抓“主要矛盾的角度”把光大银行摆在光大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验田和试水者,光大集团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光大改革的影响已不局限于这家特大型央企自身,其贡献更多体现在对中国金融业发展道路义无反顾的探索上。作者在书中坦陈面对难题的困惑与压力,剖析寻求发展的思路与方法,不但真实展现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复杂性,其解决典型问题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每天面对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学好哲学受益无穷。学好哲学,掌握了辩证法,工作生活中不但是得心应手,而且是其乐无穷……”唐双宁教授在《上下求索》中诠释出金融与哲学交织辉映的双重魅力,其知,其行,其神,对于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颇具借鉴学习意义。开卷有益,希望我们的金融家们也能够多学一点哲学,多懂一点哲学,多用一点哲学。
篇4
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有许多观点,汇率论,储蓄消费论等。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全球失衡的根源,还在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美元本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金本位退出后以后形成的,美联储相当于全球的准中央银行,美国货币政策遂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全球贸易失衡与美元本位有直接关系,因为“美元本位”本身就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产物。“美元本位”直接推动了美国贸易逆差。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体制解体以后,美元发行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某种程度上,是赋予了美国可以“印刷”国际商品购买力的权利。事实上,美国的消费市场也确实被“印刷”出来。
全球储备失衡则与美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全球外汇储备在2000年到2010年10年之内扩大了4.5倍,大大超过国际上关于3个月贸易规模的外汇储备的合理水平。全球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与美国逆差扩大对应其他各国的顺差扩大,出口贸易增长成为各国储备增加的一部分有关。而美国的逆差增长是与美元发行有关的。当然也与新兴市场经历了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特别是亚洲国家在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以后,推动出口导向战略增加外汇储备的危机防动机密切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特别是2001年以来,美国为了拯救IT泡沫危机,13次降息,基准利率从6.5%降至1%,并且低利率保持了近两年之久,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持续高于长期平均水平,全球流动性过剩。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从2002年到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前,面对持续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
资本大规模流入在增加本国流动性压力的同时,大幅推高了外汇储备。韩国外储较2000年增加了43倍,泰国增加了4倍,印度增加了7倍,中国增加了十数倍。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正是美国低利率政策的结果。低利率带来的房价大幅上涨,推动房屋抵押贷款快速增加,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规模危机前达到12.8万亿,其中15%为次级抵押贷款。房屋抵押贷款膨胀刺激了金融衍生品以及相关的风险交易空前扩张。2006年,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累计发行近万亿,结构性产品规模更大,全球出现十倍于实体经济规模的金融虚拟产品的风险交易,最终付出全球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沉重代价。
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也是基于美元本位的支持。首先,买卖美国国债是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手段之一,是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元素。美联储在市场卖出国债就是收回货币,买进国债就是发行货币。其次,美国国债的规模无所顾忌地扩大,高财政赤字造成美国经济严重失衡,因为美国国债三分之一为外国持有,
所以,只要美联储不断发行货币向全球输出通胀,就能轻而易举地抵消外部债务。对于全球各国的巨额美元储备,全球通胀也会降低全球美元的购买力。
全球失衡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过,其他各国作为失衡的另一方,也需要调整。
篇5
【关键词】 控制自然;新诠释;意义;局限性
一、“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根源
人类控制自然的信念力量来源于《圣经》中有关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一说,上帝可以控制世上的一切事物。上帝创造了世间的一切,控制一切事物,人类是除了上帝以外唯一可以利用智慧改造和开发自然的生命体。[1]
文艺复兴时期在各种自然巫术理论特别在炼金术中, 日趋显现出征服世界的意志。探寻“控制自然”的历史根源,培根是一个难以忽略的人物,十六、十七世纪,培根第一个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知识肆无忌惮的开发和利用资源,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不仅不会得到上帝的惩罚,而且利用知识跟胆识来征服自然是与上帝创世类似的光荣事业。每一个时期人们对控制自然所凭借的力量不同,在基督教时代人们认为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是凭借着多宗教的信仰,通过来获取力量。十七世纪以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所改变,影响人们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现状进行不断研究,把原本不被人利用的转变成为能为人类服务的资源,比如说风能,通过风力发电,风力推动水排进行灌溉;比如说可以通过对水利的研究可以水利发电,研究水文规律预防和防止大的洪水等,通过这些研究手段不断的改变和利用自然。而在当今时代并不是光靠意念来控制,而是通过发达的高科技来改变和开发自然资源。人类已经全方位掌握自然界的各种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改变自然现象,来造福人类。比如说可以准确的预测到天气的变化情况,地质地震情况以及对太空资源的探索等。
二、“控制自然”^念的新诠释
威廉・莱斯的《自然地控制》一书,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延续,正是因为这个研究最终延伸到生态问题上,所以,他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生态学的奠基者。莱斯指出通过科学手段不断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现代科学对自然的控制力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控制,而是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世界资源是有限的,人们为了占据资源必然会互相排斥,相互竞争,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为了更好的解决人类冲突,往往采用暴力的方式使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资源短缺的时代很容易造成各国之间的战争和局部地区的冲突。对自然资源控制的能力越强所导致的人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越厉害。这种资源矛盾的加剧是引发战争的根源。
其次,书中这样描述到,在全球过度开采资源的竞争中,人类为了更好的开发自然资源来不断研发和制造新的工具,渐渐地成为制造开发工具的奴仆。有些国家则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研发武器,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未来获取更多的资源,则引起对别的国家的战争,武力控制别国的资源和地盘。对资源过度的开采和控制的实质就是对人的控制。对资源占有的欲望是通过对一部分人的控制来获取的。
三、“控制自然”的应有之义
首先,在于伦理的进步。控制的本质不是要控制自然或者控制人,而是控制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控制人与资源的关系的主要问题是人类对自然资源无限的欲望与贪婪。为了更好的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不断的减少人类的欲望,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好地让自然得到可持续发展,就要人类在伦理方面得到进步。
其次,在于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实质是人类实现权力扩张、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这加剧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倘若不加约束,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产生的成果将会被摧毁。因而要依据实际,改变科技使用方式,这样控制自然的美好前景――和平的社会环境、充裕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
四、“控制自然”观念的新诠释的科学价值及其局限性
通过对莱斯提出的观念进行总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提出的理论框架构想过于理想化,并不符合实际操作,但是他提供的理论观念对以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但价值非凡。
1、科学价值
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来看,依据我国国情、社会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将莱斯的生态学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学,以此来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这一诠释敲响人类生态警钟,人们接受莱斯的观点,开始采取措施来挽救正在恶化的生态。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状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也不容忽视,新诠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有:
首先,加强人民的生态伦理道德修养的提高。例如,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喊24字口号,而是通过各种有吸引力的公益活动把价值观灌输到人民的内心中,并积极引导他们将其外化为正确的行动,例如抑制人民的非理性思想和形成正确的消费方式等,以此来形成正确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意见。
其次,加强科技创新,保护生态环境。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合适的使用科技才能既创造经济效益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因此,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例如,在前段时间国家呼吁的“供给侧改革”的四则混合运算中减法和除法方面,就要求企业清除过剩产能,既“轻装上阵”又节约了发展资源,保护了生态环境,其中需要政策的督促,更需要技术的创新支持。
2、局限性
(1)过于依赖伦理的进步而具有乌托邦色彩。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莱斯提出的这种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他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归于道德教化,使得解决方案成为乌托邦式空想。
(2)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认识不够全面。莱斯认为历史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重大转变――资本主义社会趋于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胜利。莱斯还错误的判断了两个对立的社会矛盾已经结束了,他的主要观点是人与资源的矛盾已经成功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占据矛盾的主要部分,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本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莱斯之所以在这种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仍是经济危机,而我们看到的所谓生态危机只是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既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对这一基本矛盾的反映而已。
四、小结
控制自然、戡天役物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既然外在自然不可控制,可控制的只有人的意识。控制了人无尽的欲望就控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我们也要看到莱斯的关于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有着伦理决定论倾向。在当今世界,空泛地要求节制欲望难有成效。后来的生态从资本的本性来探讨生态问题,从崇尚道德的改良转向对国家制度的变革要求,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的解放道路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威廉・莱斯著, 岳长龄、李建华译: 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
篇6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周期;经济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5-0051-0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可以说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对这一阶段进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进而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对解释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深刻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经济周期,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鸦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地更替。”[1]109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长度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周期的长度进行过描述,如“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2]554“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3]694从这些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时长为五年或者十年的结论,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周期长度的判断并非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五年或者十年一个周期针对的是当时已经发生过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周期长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4]207“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3]695所以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周期的时间间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而变化的。
(二)关于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如“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是因为在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两个选择,破产或者转型。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倒逼资本家去增加投资改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如此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因此,这里说“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4]207。第二,“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这也就是说当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新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带来产品的大规模改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满足社会新需求,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需求的不断改善,当社会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的时候新一轮危机就会再度出现。
(三)关于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
恩格斯(虽然标题里只列出了马克思,但考虑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极大重合性,在引用马恩全集时,也会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内容,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旨。)曾经这样论述:“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5]626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中,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会不断的扩大生产,但是由于人们的购买力落后,消费力不足,限制了市场的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生产与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使得生产扩大的同时又破坏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出现了繁荣和危机的交替。而这种供求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这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马克思具体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三方面解释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1.消费动力不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家势必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产品的剩余价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之外,资本家会将积累的财富更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其个人消费需求的财富减少。同时广大雇佣工人的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差。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局面。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全部实现。如果出现社会总产品的大量过剩就会出现危机。所以,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了生产的边界,一旦没有需求支撑的生产盲目扩大,就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甚至发生危机。
2.投资比例失调。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他指出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只会投向利润更高的部门,而不会在意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各部门比例失调,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3.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2]270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家雇佣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这就造成社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失业没有收入就不能进行消费,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就会造成总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润率的下降会使得资本家对投资失去信心,转而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数量,导致资本过剩。这样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甚至爆发危机。马克思在这里还指出资本家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出现违约,大量的违约使得信用系统出现紧张甚至引发经济崩溃。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周期产生的根源。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仍然存在着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和物质基础。首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货币的作用使得买卖可能完全脱离,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可避免。同时,货币信用关系得到广泛利用。因此,从经济关系的本质上讲,我国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次,我国同样存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改造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大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业的发展需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大规模投资和大工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国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所以说经济周期波动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与社会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7%的高速发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发展的过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图1所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动,当前正处于第四个周期波动当中。我们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我们认为此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1982年到1990为第二个周期性波动阶段,1991年-1999年为第三个周期性波动阶段,2000年至今为第四个周期性波动阶段。这里我们将1987年和2010年两次经济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长收缩期内的一个反弹,而不是新周期的开始。因此,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增长速度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
(二)经济新常态下将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既是产生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从根本上说就是新一轮社会生产的开始,在更新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将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新意味着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供求结构、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变化。因此,进行有序的依次递进的固定资产更新将会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一级发展转换,进而逐渐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将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将会发生变化。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想走出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低速的阶段,重新实现高速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而这种更新将会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升和促使发展动力向创新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我们从产业结构来看(如图2),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达到了46.7%。而之后的两年,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了50.2%。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这轮调整正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在城乡结构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51.27%。之后的几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了56.1%。这说明,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改善,区域发展将逐渐趋于平衡。
按照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这种更新会带来社会生产质的飞跃,使得社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想实现质的飞跃,解决供求之间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必须突破我国之前一直延续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长模式,借这次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开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增长动力向创新转变。
(三)经济新常态下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来扩大生产,但是要想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扩大的生产要有对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将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因此,在当前我国出现明显生产过剩的新常态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当务之急。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这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消费的很少,而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收入很低,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将会小于社会总供给,进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6]我们从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延伸思考下去,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绝大多数人收入较低,而只有较少数人获得高收入,将会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而这部分高收入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不断扩大生产,进而导致社会总供给过剩,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经济出现周期波动。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9,到2016年已经达到0.465。如图3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开始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并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最高0.491,此后在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标准。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拉大。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来拉动的,而消费这架马车在劳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发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而这种持续的高投资如果没有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撑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2001年我国加入WTO,广阔的国际市场很快缓解了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但是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一直呈现低迷的状态,我国的外部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到如今我国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开始凸显。因此,当前我国要想走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选择。这个时期的有效需求应该主要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因此,要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首先要不断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助力实现供需平衡。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以供给测改革为引领,保持宏观经济比例协调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保持两大部类的生产的均衡是实现总供需均衡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而且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我国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房地产和汽车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以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均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二是居民的消费形式发生变化,我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费转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第三是居民服务需求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我国居民对于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第四是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技术研发和物流等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变化滞后,明显与需求结构变化不相适应。首先表现为各种无效的和低端的供给过多,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传统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给不足。国内商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居民对于高品质的追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去采购日常用品。三是体制机制改革落后,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难以从无效供给领域转向有效领域。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是我国走出新常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中要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比例的协调,主要包括生a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7
【关键词】凯恩斯;弗里德曼;通胀理论比较
凯恩斯被誉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之父,主张政府是经济的领航者,采用干预的手段治理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最为有效;弗里德曼是美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资本主义。两位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在理论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与财政政策上,形成了新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两个派系,对全球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等问题具有指导和实践意义。两者之间在治理通胀的理论上,既有分歧,也有共识,各有高下。尤其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二者的争论与应用成为了经济学界以及政府的热点。
一、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概述
1.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利息率、流动性、成本的变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都是与有效需求不足有关,从而产生了通货膨胀。政府在采用紧缩和膨胀政策的选择问题上,应选择温和的通胀政策,刺激企业家投入资金,实现利润的增长,以利于经济繁荣和就业增长。
2.在如何治理通货膨胀的主张上,凯恩斯认为,政府使用补偿性的政策可以扩大需求、增加经济发展动力,解决财政赤字和低失业率。
二、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概述
1.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设计最深的是对通货膨胀理论的创新治理的思考,他对于财政政策的观点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前者为主导;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作用不到位时,物价无法衡量高低,应配合财政政策以维护稳定;政府不应对货币政策做过多干预,只需通过法律或者行政规定提供稳定环境即可,一切由市场本身按照规律进行。
(1)弗里德曼认为,单一的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原则,具有公开宣布和稳定人心的效果,而且采用单一货币政策是提高货币政策稳定性的不二首选,可以避免其他因素,如政府的择机政策等对货币政策长期固定实施的干扰,使之长期在稳定物价、控制通胀中发挥预期的效果。
(2)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一书中,弗里德曼认为,正确的货币政策具有4个特征:首先,能够有效防止货币引发的经济波动,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次,降低货币政策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保持经济良好稳定运行;第三,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尤其是稳定公众信心;第四,使现行经济体系免受其他因素干扰,保证经济稳定运行。
2.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产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英美等国家的政府背负了巨额的财政赤字,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达到了滞胀阶段的背景下,他的经济理论给出了合理的治理方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控制了通货膨胀,保护和鼓励自由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规律进行自我恢复,政府干预力度较弱[1]。
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理论之比较分析
1.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理论相同之处
(1)二者的理论皆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应对经济危机,研究如何通过货币供应等政策来解决生产和就业问题的时期。凯恩斯生活的时代,经济萧条、高失业率和低产出是主要矛盾,弗里德曼生活的时代,政府由于过分使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手段导致了滞胀。因此时代背景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侧重点不同,但是在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分析上,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2)在对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的分析步骤上,二者的理论是一致的,认为通货膨胀致因问题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货币供应增加,政府支出增加;第二步是需求扩大;第三步是通货膨胀。凯恩斯在这三步的分析中,认为通货膨胀原因虽然多样,但货币增加是主因;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增长是导致通胀的过渡桥梁,是总需求的变化推高了货币增长,最后提高了通胀产生过程中的动力。
(3)二者的理论中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作用都是认可的。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起到辅助作用,例如当需求被刺激扩大时,货币流动的需要将增大,因此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准备;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为王,在市场失控的时候通过财政政策可以快速有效地调整经济,但在政府使用财政政策时,应该对财政政策的使用掌控好度。
2.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治理通货膨胀理论的差异
(1)由于两位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因此他们各自的理论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凯恩斯生活的年代,英国正处于衰落阶段,失业人口剧增,因此他更多考虑的是财政政策的效果。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实现充分就业,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因此凯恩斯理论在当时必然被接受并肯定。弗里德曼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年代,经济危机始于石油危机,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位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工业生产总值一落千丈。凯恩斯理论的政府干预措施对这一问题收效甚微,因此新自由主义就成为当时的崭新经济理论走入主流社会的视野。主张自由的经济哲学,通过自由贸易和关税的减少促进社会产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解决矛盾。这一理论满足了当时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理论需求。
(2)在流动性偏好陷阱上,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不同的。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陷阱会导致货币政策失效,人们以现金为王的理念主导着投资和消费,货币政策无论如何干预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利率的下降是有限的,不可能通过利率无限降低来刺激公众将持有货币抛出,因此也就不存在无限下降利率的可能。因此二者在货币政策的主张上,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应保持重要的稳定市场的作用,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预期的额外通胀加速,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应是独立的,他只肯定公开市场业务工具的有效性。而凯恩斯认为公开市场业务、自由准备金等工具都有作用,货币供给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对经济起刺激作用。因此二者在货币供给量控制和政府干预力度上,存在分歧。
(3)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原因,认为只有货币性一种,他认为,价格水平的短期变化各有原因,只有货币增长总量超过了经济总量而导致货币量发生改变之后,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凯恩斯对通胀的看法则集中在固定汇率发生变动等上。
(4)在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上,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是应被制止和反对的。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是合理有益的,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而凯恩斯曾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水平三者联系,力导政府不要实行通缩政策,而是通过引起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企业家加大资金投入,刺激经济利润空间的增长,扩大就业,实现经济繁荣。从上述观点看来,二者在通货膨胀理论上的萧条与通胀之间的选择存在差异,凯恩斯选择的是温和通胀之路,弗里德曼采用的是忍受萧条的痛苦,耐心等待的观点。
四、对比分析之后的反思
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的追随者,都曾经对我国的经济和改革充满了兴趣和期待。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经济成果,曾经被西方媒体誉为奇迹。如今,全球经济变化也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针对我国经济现状,结合两位经济学家的治理通胀理论,笔者认为,我国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先要优化生产结构,通过合适的货币政策推进经济结构的改革和技术创新,忍受经济结构改革带来的阵痛,让经济自我调整,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一定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同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减轻税负,变政府干预为政府服务,不仅可以减少经济波动,还能刺激经济发展,给市场以广泛的发展空间。
五、结语
通过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的差异性的分析,笔者有如下结论,由历史数据证明,弗里德曼的理论在菲利普斯曲线上的表现更为完整和准确,但短期通胀的作用又刺激了产出,说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有道理。因此,要有效控制和处理通货膨胀,二者的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当今政府采用的处理方法实际都是将二者结合的方法,经过这一轮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复苏的周期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朱成全.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财经问题研究,2015,(4):10-16.
[2] 阮加.货币内生的需求、供给与分工收入[J].管理世界,2015,(7):8-16.
篇8
此前,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均未被归类于新兴市场板块的最脆弱国家之列,但政局不稳及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使两国股市在3月3日开盘即大幅下挫,最终均跌收10%以上。针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债务违约的保险成本跃升了15%,小麦、石油和欧洲天然气等严重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宗商品则价格飙升。
市场形势随后陡然急转,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撤军,市场迅即做出正面反应:3月4日,俄罗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股市升逾5%,卢布反弹,欧股也相应大幅回升;美股全线大幅反弹,不但一举收复了此前因乌克兰上空战云密布而录得的跌幅,并走出了多头吞噬的强势形态。财务顾问公司deVere Group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奈杰尔·格伦认为,政治和军事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资本市场的动荡,但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颠簸,市场会迅速复原,尽管更多的担忧会指向新兴市场,但相信在尘埃落定后,这更多的是一个区域问题。
即便如此,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政治风险给新兴市场的周期性下滑带来更多挑战。与此同时,美国2月制造业活动自八个月的低点反弹,1月消费者支出增速超过预期,汽车销售增加、建筑支出也意外扩大,种种经济回暖迹象表明,继近几个月经济突然放缓后,美国经济正重获上升的动能。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预计,与其他工业国相比,美国经济前景乐观,有理由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达到3%左右。
美国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好转与新兴经济体持续下行的风险相对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龃龉也在加深。一方面,金融一体化正使得危机的发展更具有破坏性;另一方面,全球宏观层面的协调合作却不尽如人意。
芝加哥国际事务委员会前执行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托马斯·莱特对《财经》记者说,金融危机塑造的新现实是,尽管仍有支持全球经济的意愿,但让美国来支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几乎不可能,而涉及到应对危机的具体国际合作行动,包括二十国集团(G20)在内的全球治理工具都缺乏前瞻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在应对全球及区域的经济、金融安全的问题方面。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未来几十年起支配作用的“两大涌流”,一是全球相互关联性增加带来的紧张关系,二是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紧张关系,而解决这些新出现的全球紧张关系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际合作框架,简言之就是为21世纪创建新的多边主义。 歧路扬镳
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在贸易、银行业与FDI几方面联系紧密,而全球相互关联性增加带来紧张关系的一个表现。莱特说,就是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是两重天地。而美联储在缩减量化宽松时是否考虑到溢出效应,则是一个至今都打不清的官司。
新兴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官员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在2月23日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得以释放。2013年因卢比不断贬值的经济危机而走马上任的印度央行行长拉詹就指出,美联储在缩减QE时应当考虑到溢出效应。拉詹表示,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均普遍认为,所作的决定需要经过周密的思考而得出,应该担心溢出效应。受美国货币政策退出影响而遭受投资者撤出的南非官员也有同样的呼吁;而发达经济体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官员则支持美联储根据美国情况作决定。
G20上演的这一幕只是显象,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近来的一次调查显示,对美联储缩减QE的政策决定存在观点的截然对立。对OMFIF的问题:美联储此决定应当完全按美国经济的需要还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希望,53%的人认为应以国内经济为指引,47%认为应当考虑溢出效应。
美联储主席耶伦强调,只有美国经济展望严重恶化的情况下,美联储才可能考虑暂停缩减购债。格伦对《财经》记者说,全球市场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运转,尽管各差万别,但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互关联。而美联储缩减债券购买的举动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美联储政策影响下,新兴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疑,彰显了和发达经济体相较偏高的政治风险和偏低的政策可靠性。认同美联储如此决策的经济学家强调,美联储紧盯美国经济并依职责行事无可厚非,除非G20及其央行行长们形成一致观点,加强全球制度化的货币合作,否则大家除了抱怨之外无计可施。
此时G20更多沦为一个聚会场所。悲观者如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执行主管安迪·霍尔丹指出,新兴市场的不安因素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没能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不能更有效地合作,国家都为了自身的利益各自为战,而不顾及更广泛的金融系统的利益。
对于G20的功能,莱特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一种把它当作危机解决机构;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G20是全球经济现实的体现——新兴势力已经超过了G7或G8所能涵盖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极力推动G20在全球经济之外,承载更多的议题,如外交政策。
不管以何种诉求为主,以G20为平台的合作都进展缓慢,不仅金融危机之际的众志成城烟消云散,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能力也未能充分展现出来。莱特将此归因于国与国之间巨大的差异。
以刚刚结束的悉尼G20会议为例,新兴市场指责美国的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外逃,美国指责新兴市场自身基础不牢;同时,美国与德国关系也紧张,美国强调德国应采取更多行动扩大投资并提振国内需求,以贸易为经济支柱的德国也反击美国货币政策不当。
G20及非政府组织网络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和IMF都属于全球治理工具,这些都是解决全球问题的载体,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杨盼盼看来,全球宏观政策协同中,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同相对较好,而在经济向好之后,这一协同将会更为乐观;与之相对,新兴市场之间的政策协同仍然较弱,多边合作领域的实质性进展较小。
杨盼盼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政策协调存在三个主要矛盾: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新兴市场国家多有怨言;发达国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批评主要体现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速度过慢,拖累经济增长;全球及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建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呈现各自为阵的局面。 谁主世界经济格局
俄罗斯军队一进一退似乎局势峰回路转,但事件对两国的经济、对欧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未由此柳暗花明。而普遍的猜测是,制裁俄罗斯会使俄罗斯在贸易和银行业方面受到较大损失。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截至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危机之际,今年从俄罗斯股市出逃的资本已经高达20亿美元。而去年全年的总流出不过42亿美元。
相对而言,欧洲主要国家在贸易和金融系统上受到的冲击较小,较小的国家可能损失出口和旅游业方面的部分收入,但其能源安全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比尔·威尔森对《财经》记者说,俄罗斯在冬奥会举办前经济就近于停止增长,现在俄罗斯经济正在陷入衰退,而全球的经济并不强劲。也因为同样的担忧,G20的重点首次从倡导紧缩变成了促进经济增长。G20联合公报中指出,将制定雄心勃勃但切合实际的政策,目的是在今后五年使GDP总额比现有政策形成的轨迹高2%以上。
杨盼盼赞同其背后的政策主张,但对这个促进经济增长的行政指标性要求,则不敢苟同。她说,产出的增加,如果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恶化,则对长期增长有害,危机之前的发达国家和危机之后过度刺激经济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教训并没有消失,因此,以刺激带动增长的方式不可取,而如果希望进行结构改革,就不应当制定增长目标。
拉詹在出任印度央行行长前,引用地壳构造板块挤压冲撞形成的断层线为喻,试图解释六年前的金融危机,书名亦叫《断层线》。而莱特发现,在全球经济秩序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断层。
尽管包括IMF在内的全球治理层面的机构都在运转,但它们不能解决全球经济秩序的基本面存在的断层。从长期角度看,世界经济格局挺过了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引发危机的高油价因素、金融失衡、天量的资本流动、金融创新与去监管化等制造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却未能解决。
有趣的是,世界经济秩序存在缺陷被世界广泛接受,却基本上被美国忽略。威尔森说,美国过去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发挥引领作用,现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角力及美国的经济挣扎伤害了美国的能力。在美国模式或华盛顿共识受质疑之际,中国能起到什么作用仍不明确。
杨盼盼认为,危机后的欧洲和日本的复苏疲弱、美国的再工业化、TPP/TTIP为代表的世界贸易规则重塑,都使得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趋势的脱钩难以为继。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对外走出去的战略,将在需求端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大市场机会,在供给端通过直接投资改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速水平。中国将有望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良性趋势脱钩中扮演关键的历史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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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危机爆发前,2003―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连续5年的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在6%以上。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各国经济活动迅速减速,金融危机从多方面、多渠道对各国经济产生了重创。2009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由深度衰退到艰难复苏的转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0.6%,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整体经济下降3.2%。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影响较小,保持了3.4%的增速。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达到了9.1%的增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迅速上升。特别是在支撑全球经济复苏增长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受到重挫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市场需求全面萎缩,国际贸易急剧下降,跨国资本流动骤减。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23%,从2008的15.78万亿美元降至12.15万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报告,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锐减39%,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降至1.04万亿美元。尽管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逆转,但其进展的速度将受到较大的制约。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恢复将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及区域经济的恢复能力及活力。
(三)全球经济再平衡充满矛盾
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之中。这场危机带来的深刻创伤,将影响未来数年的全球供给与需求。而要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持续增长,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金融结构重塑的方式、国际储备货币的未来等问题,都将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各自的发展理念及发展模式更加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在认识上各主要经济体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将充满矛盾,发达经济体如何逐步改变高负债下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而新兴经济体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这种调整的方向在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在现实的操作上是有难度的,目前的关键是各国要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做出共同的努力,通过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给各国经济复苏提供动力,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四)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东西方在全球经济平衡和理论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频频向中国施压,企图使中国按照西方的理念,推动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尽管在G20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认为应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却有所抬头,美国率先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使贸易保护主义呈进一步蔓延趋势。美国、欧盟、印度和加拿大日前分别对华进口部分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措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现集聚上升的趋势。仅2009年中国遭受的“两反两保”案例就达116起,涉案金额127亿美元,金额增长约1倍。
(五)经济发展理念面临新的选择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带来严峻的、破坏性的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全力刺激经济,促进增长和就业;另一方面全力支持金融机构,提升市场信心。截止目前,各国政府大规模的、同步的全球刺激经济政策已取得了初步的效果,经济处于复杂的回升过程。但在产业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作用方面,在市场功能和凯恩斯主义作用方面形成了新的矛盾。如何加强产业竞争力,或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如何择机放弃政府的刺激手段使经济回归到以内生增长功能为主导的正常运行。对此,缺乏新的经济理论的支撑,经济发展理念面临新的选择。
二、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矛盾
(一)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随着经济复苏进程的确立,经济刺激政策将逐步退出,但过早退出有可能导致经济复苏进程夭折,而过晚退出有可能诱发通胀风险,因此审慎把握和选择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将是各国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为抑制通胀预期,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已先后加息。但主要经济体仍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为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复苏,各国需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退出战略”,同时,要继续加强相互的政策协调。
(二)债务危机与财政负担风险凸显
全球经济虽在复苏,但债务市场的风险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持续上升。以希腊为重点的欧洲一些国家债务危机正在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并成为全球经济的风险核心。经过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多个国家的债务已逼近甚至超越了警戒线,或被严重的公共债务问题所困扰。为此,审慎控制债务风险至关重要,尽管欧债危机还不至于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但发达国家的债务风险可能会冲击正在恢复的经济复苏局面,至少会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各国政府需要设计可靠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以遏制债务负担加剧,防止信贷危机步入新阶段。
(三)失业和通胀风险并存
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各国就业形势日趋恶化。2009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8.8%。今年上半年,美国失业率持续保持在9.5%左右;欧元区失业率已接近为10%;日本的失业率上升至5%。IMF预计,尽管许多发达国家2010年的就业增长将转为正值,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形将至少持续至2011年,2011年发达国家平均失业率将维持在9%左右。一旦各国政府刺激措施退出,私人需求能否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动力,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至关重要。因此,创造就业机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关键性的政策挑战。
(四)国际协调机制作用受到局限
在过去10年,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协调机制日显乏力,特别是WTO新一轮谈判的艰难进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功能的日益减弱,充分暴露了国际化过程中协调性滞后的矛盾,所以解决和加强国际协调机制是当务之急,是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在加强和发挥国际协调机制方面仍存在着众多的矛盾:WTO新一轮谈判的进程艰难,国际货币和世行的改革充满矛盾,G20会议的作用仍有待于加强。
(五)大国博弈日益上升
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随着经济份额和各自作用的变化,矛盾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的矛盾以及“金砖四国”之间的矛盾将日趋复杂。在世界经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凸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交织在一起,传统思维和合作发展模式相互碰撞。如何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并使本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是当前各国之间的一场博弈。
三、我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的挑战
我国外贸自2000年以来在各种有利条件的支撑下,一直维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长达26%。这种增长主要受三种因素的支撑:一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使国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又为扩大出口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二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各种经济成分十分活跃,国企、外资、民营均处于高增长发展阶段,形成强大的出口阵容。三是规模效益递增掩盖了产能过剩和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通常情况下,产能的持续扩张会导致边际效益的递减,但我国的情况是,在发展经济热情的驱动下,在各种有利政策的支持下,形成了强有力的低成本优势,从而维持了一个较长的增长阶段。而目前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作用正在递减,国际市场相对萎缩,三大出口生力军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低成本扩张优势正面临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而制约我国外贸出口的中长期因素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外贸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如何保持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成功地推进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对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对内实行市场化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而进出口贸易又是体现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出口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同时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及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目前,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各国都把促进出口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甚至有的国家还把出口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标志,把出口发展提升到战略地位的高度。而我国国内却有不少观点认为,我国出口的依存度过高,顺差过大不仅带来对外部的贸易摩擦,同时还造成资源浪费且破坏环境,结论是应适当限制出口,鼓励扩大进口。在当前出口刚摆脱危机的阴影并出现恢复增长之际,有不少人甚至提出要减少对出口的支持力度。应该承认,我国的外贸发展的确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方面,但改进和提升是为了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作用,而不是持否定的态度。当前的首要问题不是出口多了,而是如何尽快提高外贸出口的质量和效益。
(二)制造业竞争优势变化因素
随着劳动者对尊严和幸福指数的追求日益上升,劳动力工资上升已成大势所趋,近来部分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说明了这一趋势。特别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虽然是结构性的矛盾,但它预示着劳动力成本面临上升压力。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土地紧缺,地价上升,环境治理投入增加,资源成本价格高涨,煤水电气价格面临上调压力,这一切都预示着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负担将会日益加重。外贸低成本竞争的方式已难以持续。
(三)贸易结构调整滞后
我国外贸结构矛盾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发展快,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产能过大,出口比例偏高,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比例低,结构不甚合理。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设计产品,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比例较小。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弱,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发展滞后。目前的状况是,外资企业以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出口为主,国有企业以部分高端制造业和大型机电产品出口为主,民营企业则多数以轻纺和日用品出口为主。出口规模虽庞大,但出口质量和效益一直是困扰外贸企业的主要矛盾。
(四)贸易理论定位不明确
长期以来,我国外贸的发展主要受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即不断扩大优势产品的出口,庞大的产能压力形成严重的低价竞销,自相竞争的局面。与此同时也损失了出口效益,影响了产业升级,这种现象恰恰是贸易理论所描述的“制造业出口陷阱”。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扭转出口被动局面,通过政策引导和企业的努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出口和研发,提高营销网络的经营能力,全面提升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加大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达到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尽快摆脱比较优势理论的束缚,应借鉴竞争优势理论或战略贸易理论,通过制定配套的实施政策加以推动。
(五)贸易政策同产业政策衔接不够
出口产品结构的状况是一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外在表现。出口结构的变化受制于国内的产业结构。但由于我国存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长期脱节现象,其结果导致出口结构严重偏离国内产业结构的发展。出口产品结构不能完全反映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从而制约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如在我国的产业振兴计划中,很少把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到突出的位置加以扶持。而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内重要产业采取保护和支持的策略,通过支持和保护国内的战略产业发展以实现维系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企业的应对措施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一国竞争力的强弱关键在企业的组织形式及竞争力。未来,我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如何加快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的环境,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一批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这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政府转变观念,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而同时企业自身的发展及战略定位也十分重要。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要高度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加强对形势的研判,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矛盾和变数,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仍处于困难的抉择之中,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调控的动向亦将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企业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竞争策略,包括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变化及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尤其是大型企业更要把握好外部环境,否则将处于被动的发展状态。
(二)坚持国际化的经营方向,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坚持国际化的经营方向,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事关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竞争力都是国际竞争力。没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企业,无法形成强势企业。企业应高度重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发展理念。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一些机遇,一是西方有些产业面临重新洗牌的问题。二是跨国公司无暇顾及一些市场的重新布局。我国企业要抓住机遇,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形成全球市场的战略布局。以货物出口为基础,加强向销售网络和物流方面的延伸,寻求海外投资机遇。资源型、加工组装型以及合作研发和共建营销网络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突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延伸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在扩张中,经常追求做大做强,甚至形成行业的龙头老大,但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坚强基础,将难以支持企业维持行业老大的地位。从企业发展的经验看,不外乎三种模式: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包括跨业经营;突出主业,全产业链覆盖;保持在某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从最新的发展动态看,后两种形式发展成功的案例更多。这需要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做出选择,关键是要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加强产业链的覆盖和延伸发展。
(四)提高经营能力,加强风险防范
中国企业的整体素质仍存在较大差异,管理型人才较多,经营型人才较少,创新人才更少,特别是国际型、复合型人才更是短缺。全面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加快经营队伍建的培养和投入是十分必要的。金融危机后,西方企业普遍面临发展的困难。这对我加强对外投资形成了有利的拓展机遇,特别是在资源、能源市场,高端制造业等领域,这些恰恰是我们发展的需要,但也存在着较多的投资风险。企业应注意把握风险,如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方面、投资环境、文化背景及汇率风险等。
(五)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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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公允价值视角的金融危机机理分析
(一)美国准则片面考虑信息有用性使公允价值有放大金融危机的嫌疑从金融危机实质来看,公允价值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相对于历史成本来说公允价值片面强调相关性及有用性而缺乏谨慎性基础,其顺周期效应会导致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巨额波动。这种波动无疑会降低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在账面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无法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巴塞尔协议以后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加苛刻,使得使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更不适合银行业使用。其次,账面价值的巨额下降进一步引起市场的不理性恐慌,瞄准市场的公允价值此时便失去了公允性与客观性。再者公允价值不符合盈余稳健性的要求,容易导致盈余的大幅波动,引起管理层的厌恶甚至成为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工具。金融危机从其根源来说是华尔街银行家以及券商的贪得无厌的金融创新,从其根本来说是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离,是美国社会各阶层过度消费资金断裂带来的灾难。片面强调价值相关性和有用性的公允价值助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并不是金融危机的主要矛盾,公允价值成为金融危机后各方推卸责任的替罪羊并不合理。
在央行低息、流动性强的宏观环境下,美国政府为了推行其扩张的资本主义政策,通过吉利美(Ginnie Mac)和房利美(FannieMae)以及美国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向信用评级比较低的购房者发放贷款。这种激进的房地产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同时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刺激着整个市场的神经,助长着消费者、投资者的预期。次级抵押贷款公司为了获得更大的流动性,与投资银行一起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次级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MBS)出售给投资银行,并协议要求抵押贷款公司在个人贷款者拖欠还贷的情况下回购抵押贷款。此时根据FASBl57号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计量要求,有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以及较高的市场评价的MBS公允价值不断高升。为了分散风险,获得更大的流动性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投资银行进一步将抵押贷款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出售给保险基金、养老基金或者对冲基金投资者和银行。各方的极力吹捧使得次级资产市场价值脱离现实,有用性主导下会计准则这种非理性的疯狂输入了资产负债表,更是通过持产利得虚增了经营者的业绩,会计计量已经完全偏离了稳健性原则。
当美联储开始紧缩银根,调高基准利率时,市场流动性开始下降。由于90%以上的次级贷款是以浮动利率签订,攀高的利息给次级房贷者带来不可承受的压力,市场开始出现抛售房地产以还贷的情况,强大的供给压力冲击了整个房地市场的价格,房地产开始崩盘。当房地产市场价格不足以支付房贷,次级贷款不得不降低评级与价格。MBS公允价值开始出现巨额减值,造成投行、基金公司面对巨大的亏损以及资本充足率压力。投行和基金公司为了补充流动性,选择出售大量金融资产,大量被低估的金融市场如海啸般冲入了金融市场,至此,次贷危机传递向金融市场,公允价值进一步减值。减值后的金融资产价值本身又成为其他金融机构计量金融资产的参考反作用于公允价值减值。在整个经济危机传导过程中,公允价值的确有放大金融危机的效应,从公允价值本身来说,在市场受到巨大冲击波动时不仅失去了稳健性更失去了本身的价值相关性以及有用性。公允价值放大金融危机逻辑如图1所示:
(二)我国限制性使用公允价值体现了稳健性原则2006年11月,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做好与新会计准则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就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将产生影响的12个环节进行要求,再三强调“谨慎适度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而具体准则中公允价值的使用也都加入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根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这样划分的动机是减少盈余的波动。这种内在的稳健处理方式有效遏制了公允价值带来的巨额利润波动。正是对衍生工具创新及公允价值的限制使用为我国建立起了一座有效的物理防火墙,降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二、公允价值内在特征稳健性分析
(一)目标一致 稳健性一般指盈余稳健性,稳健性原则又叫做谨慎性原则。Bliss(1924)将早期会计稳健性思想明确表述为“不预计利润,但预计所有损失”。Basu(1997)认为所谓稳健性是指财务报告中会计师要求对好消息的确认比对坏消息有更高的可证实程度倾向。Watts认为稳健性是指对利得和损失要求不同的可证实性,从而导致对净资产的低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作为会计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1998年6月我国首次在债务重组准则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引用公允价值。我国会计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财政部,2006)。IASB目前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交易情况的有意愿的各方交换资产、清偿债务和被授予的权益工具可以被交换的金额。FASBl57号则将其定义为在价值计量日,假设在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进行资产销售或者债务转让所能收到或者支付的金额。支晓强和童盼认为公允价值的逻辑起点包括了市场基础和主体基础,价值起点包括了买人价格、脱手价格和在用价值。公允价值是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一种新式的计量方式,强调的是信息有用性,体现的是动态时态观,反映的是资产或者负债的现时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内在逻辑是遵从财务信息内在的质量要求,主动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报表信息更加真实公允。张荣武与伍中信以产权保护为逻辑,考察发现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若即若离;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彻底悖离;而在当前混合会计模式下,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之间适度耦合。公允价值相比历史成本很大程度的提高了相关性,但客观性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以更合理反映资产负债的价值为目的的
公允价值与稳健性在目的上达到了统一。
(二)有序交易客观要求稳健性 公允价值要求有序交易。所谓有序交易的报价是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交易并非总是报告主体所实际发生的交易,而是最有利市场或主要市场中的参与者之间发生的交易。有序市场不会存在贱价急售的情况,也不会存在题材性暴涨时脱离资产负债内在价值的报价。即使是实际交易,报告主体在交易中的身份也是市场参与者中的一员。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时,报告主体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在上述条件下观察到或计算出的数额才是公允价值。有序交易中,报价具有公允的特点,不仅符合信息有用性,更符合稳健性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从财务信息内在的质量要求看,需要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报表信息真实公允,这样更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要求公允价值参考有序交易从经济实质观来讲也规范了公允价值的信息质量,稳健了公允价值的经济后果。
(三)最有利市场的选择需要兼顾稳健性 假如被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存在多个市场,报告主体应选择其能够利用的出售资产可以取得最多收入或转移负债支付最少支出的市场上的价格。这个市场被称为“最有利市场”。但首先要澄清最有利市场并不代表关联交易的内部市场。关联交易的市场虽然可能有更有利的报价。但缺乏公允性且价格的确定缺乏稳健性,在此最有利的市场针对公允价值必须是具有公允客观性的第三方客观报价的市场。经理层对最有利市场的选择与判断往往以牺牲稳健性为代价,获得的参考价格往往是脱手价格,而这种价格对于公司经营必须的资产来说往往缺乏实际意义。
公允价值是与活跃市场密切相关的。活跃市场的报价才是最公允的价格。而活跃市场并不与最有利市场矛盾,二者从公允价值的信息有用性来讲只有活跃市场的报价才能作为信息有利的客观依据。活跃的市场通过多方的高频的报价与竟价博弈使资产的市价回归资产的内在价值,这样的价格才客观公允。由此从综合收益观来看,公允价值波动确定的持产损益才是稳健客观的及真实有效的。最有利市场的选择与稳健性对于公允价值的信息修正和要求在此逻辑耦合。
(四)估值模型的参数以及输入信息必须平衡相关性与稳健性当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应该采用估值技术估计,在估计时应该考虑所有的市场参数,如无风险利率(可以参考国债利率)、信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价格、股价或股票指数等。其次,还要考虑资产未来的净现金流量。在缺乏适用于我国的估值模型的情况下依靠估值技术本身确定的公允价值,很难使生成的数据完全真实公允。FASB认为依靠估值技术所确定的公允价值被定义为Level-3,markt0 estimation,相当于Level-1,marktomarket,它最缺乏客观可靠性,这样的估计值并不符合稳健的内在逻辑。估值模型的建立是理论进步的标志,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估值模型才具有有用性。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计量稳健性的改进
(一)加强准则建设,暂时保持多种计量方式并存我国准则建设正处在与国际趋同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建立我国市场机制的重要环节。建立成熟的市场机制,进一步争取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重中之重就是不断改革我国目前的准则体系。现存准则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准则限制性地引入了公允价值,但依然没有单独的准则来系统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笔者认为在参照FASBl57号准则的同时还应该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公允价值与稳健性更加耦合,从而达到真实、客观、公允。
保持多种属性共同存在的现行准则。我国的现行会计准则保持了多种计量属性共存的方式,既采用公允价值又不放弃历史成本。资产负债观下资产负债反映的是企业未来经济资源流入流出的信息,从信息有用观来讲,经济信息必须承载持产的目的和未来带来经济流入和流出的方式。这种非统一处理的方式在表面上牺牲了内在逻辑一致性,其实从单个资产和负债来看选取不同的计量方式符合持产的经济目的,这样的计量从其层次来讲其实更稳健有用。
(二)谨慎应对市场信息,增强盈余稳健性为走出经济危机,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我国政府投资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随之证券市场开始回暖,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各地的房价甚至出现了一路飙升的态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后经济危机时代。笔者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谨慎使用公允价值是符合市场规律,满足盈余谨慎性要求的。
稳健应对市场好转,谨慎处理市场信息以免再次造成账面和真实情况之间的脱节。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分置造成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不仅有向股东披露信息的动力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成为了现代公司制成立的基本要求,信息真实可靠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管理层对资产负债所选取的会计政策和估计,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管理层的估计又会直接影响经济后果的大小。提高会计的稳健性也就是提高了信息的稳健性,稳健的信息更有利于缓解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矛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减少管理权和所有权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但对于股东来说,会计信息稳健和会计信息激进同样有缺陷,股东需要的是准确的信息,所以,会计准则有必要从稳健性向公允价值计量适当靠拢(姜国华、张然,2007)。
综合收益观下,公允价值变动本也应该计入综合收益表,但我国现行报表体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综合收益表,基于稳健性的考虑,一部分公允价值变动依然计入资本公积,不列报在损益表中。这种有差别的处理方式的依据是两类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但依据字面意思很难准确划分两类金融资产,实务中,分别两类金融资产更多的是依据盈余稳健性选择的需要。综合收益是未来会计报表体系改革的方向,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内的持产利得将全面计人综合收益表,此时盈余的稳健性不仅联系到可靠性更直接影响到信息的相关性及有用性。增强盈余稳健要求对市场信息的处理过程稳健、客观。
(三)改进公允价值披露方式目前公允价值的使用主要是反映在表内披露,当公允价值相对于历史成本或者其他计量方式缺乏相关性以及稳健性的前提下,表外披露公允价值在兼顾了表内资产负债的金额更加稳健可靠的前提下,表外的价值信息补充地提高了报表的有用性。在市场本身波动较大,市场报价起伏不具有规律性,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持有资产的市场价值与为公司带来最大利润并不相符,换言之,市场价格严重偏离了企业经营此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时,公司应该以稳健性为基础,选择资产的账面价值或者以历史成本为依据,对于其他的信息在表外进行充分披露。当然,表外披露有可能超载了报告的信息,但却提高了稳健性与有用性,这无疑又为公允价值的使用提出了―个平衡性的挑战。
(四)加强我国估值模型的建立,注重引导非活跃市场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加强估值模型的建立,解决模型的内在问题。理想化的模型往往简化了市场因素,降低了假设条件的约束性,这样公允价值很难真实反映内在价值。目前,适合我国市场特色的估值模型的缺失是公允价值缺乏理论支撑的又一缺陷。加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允价值估值模型是我国学术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必须加快突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估值模型应该在充分考虑市场因素、资产现状、未来经营状况等多项输入因子后输出最客观公允的价值。加强模型的建立对于实务界增强信息有用性和稳健性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可以借鉴动态减值准备理论,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我国长期贷款分类管理的经验。公允价值会计中引入动态减值处理能降低顺周期效应,同时也能提升我国银行业会计制度在资产证券化背景下的信息透明度,增强金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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