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人文教育思想，并且在随后不断地被发展与延伸，人文主义思想对于整个世界的教育实践是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全能型人才一直是我国高校对于在校学生的培养目标，在培养全才的目标下，很多高校将人文主义思想融入了大学生能力的培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一直是我国专家研究的重点之一，专家和学者也有很多非常具有意义的观点，但是，将人文主义思想融入高校的英语教学中来培养学生的研究则显得较少。而笔者将人文主义结合英语教学的观点进行探讨，并且提出注意的要点。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

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的每个发展所处的阶段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还没有雏形，才刚刚产生，其所涵盖的面积相对不是很宽泛，而此时人文主义代表是意大利的维多里诺，这些代表主张以古典语言和古典学科为中心来进行教育活动，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素质全面，综合能力强的人才。人才不仅在智上，也应该注重德、体、美、育全面发展的，精神、道德以及身体应该都是一个完善的人。而到了文艺复兴的后期阶段，人文主义教育出现了许多的不同的地方，教育逐渐走向现实，而且注重对于新人的培养。拉伯雷的主张内容应该更加贴近生活化的东西，学习内容应该有数学、文学、医学、地理以及语言等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唯实主义是夸美纽斯（17世纪捷克著名爱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家）提出的，他主张顺应自然，人类的教育应该以自然为方向，这是一种社会人类的进步对于人类教育所提出的要求。而我们现在所沿用的教育思想理念是注重人的个性发展，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均衡发展，现代的教育理念是在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而今，素质教育在我国的学校正盛行，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学生是专业知识和高素质思想道德水平高的全面人才，各方面全面发展，学生不应该仅仅只有高超的专业技能，高素质的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是在2001年正式开展的，而我国现今所培养的目标是“要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

二、在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必要性

1.在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及实践能力

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一直是理科生的特长，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理科生而言，对于人文知识、人文历史以及对于语言的感知能力会相对的薄弱，所以，尽管现在很多高校有专业英语课程的开设，但是这些课程对于缺乏语言感知力的理科生而言，无法使自己成为科技英语方面的人才，很多的科技英语翻译也无法完成，这就使得英语教育陷入困境，这种状况使得理科生对于英语的学习显得尤为吃力，尤其当教学的内容涉及很多和人文历史相关的知识时，他们会犯难，其中就包括英语国家的概况、政治、人文，甚至于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思维的方式。这些基本的内容将会影响理科学生对于英语的学习。笔者对专业英语学生进行了观察和探究，发现其实很多同学自觉意识很差，主动学习以及深入学习的能力薄弱，近八成的学生只能依靠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来获取自己的英语知识，而只有两成的学生能够在老师课堂内容的基础上自己在课下根据自己内容的薄弱点进行自主学习，而在课堂上，学生对英语的表达与写作能力的锻炼也较少，自身英语所能表达的内容很少，课堂上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学习，很少有自己的对于英语学习的见解与看法，这就使得学生不能把握主动性。在此之上，笔者认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教育必须融入学生的英语教学当中，只有使学生有了自己主动学习和实践的能力，学生才能更好地掌握英语。

2.在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学生只用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这是产通的语言教学的思想，也是传统语言教学所达到的目标，我国正是在这种传统思维的影响之下，所以学生只在自身语言的听说读写以及单词量的掌握和语言流畅上下功夫，缺乏对于自身整体英语水平的关注，这一点在许多方面能够得到体现，教师则更多的是把重点放在学生的听说读写上，会在学生作业中批正学生所犯的语法、拼写错误，而不关注学生整体性的表达，不关注学生使用的句子是否符合使用的情景以及是否能用此语句表达自己的观点、观点是否存在歧义等，教师过分关注基本功，而不重视学生对于英语的整体感知能力。长此以往，学生的英语思维将会出现问题，而且自身的知识结构仅仅停留在句子本身，整体表达能力无法得到进步。由此，我们的英语老师应该以综合能力的培养为重点，这就需要老师在教学中落实人文主义思想。

3.在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能促进学校设置相关课程

我国的理工科院校很多也设置了英语专业的相关课程，而且比较注重英语方面的学习，但是，这些教学更多的是与理工科学生自身专业相关的英语技能的教学，这样就缩小了教学的内容范围，注重科技英语的阅读以及翻译，而把重要的中西文化模块当成可讲可不讲的内容，当然理工科的学生以科技相关的英语教学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操作法，学生就会缺乏人文教育，虽然在这些年，人文主义教学理念的道道很多高等院校的认可并开始实行，但是实际中我们却发现，高校却并没有将人文主义教育理念融入日常的教学中，表面上倡导学生发展自身的个性，但是这些表面并没有对学生的全面塑造起到很好的作用，学生的整体性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基于这个情况，让高校真正实行人文主义教育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并督促学校开设更多相关课程和相应活动，提高学生的整体技能。

三、在英语教学中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途径

1.教师应转变观念，应树立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

让学生找到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充分的使自己发光发热是办教育的根本目标，对于语言，尤其如此。对于教师而言，承担着学生课程学习的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所以，只有教师的观念能够转变，去侧重构建学生的知识框架，这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能自己在学习中有自己的感悟，同时多与学生进行交流，引导学生的思维，开拓他们的思路，使得学生对于知识的感悟和吸收能力得到提升。

2.应设法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学生构建起自己合理的知识体系

对于文科知识非常薄弱的理科生而言，在中学时就很少接触文科内容，进入大学的学习之后，自己仍然是处在理工科的学习氛围之中，没有专业英语学生的感觉，他们对于英语语言感知力以及人文感知力都没有很好地提高，所以，知识结构框架的建立以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和英语感知力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而传统的对于听说读写能力的要求不能用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应该去汲取更多人文营养，广泛对历史、法律、政治等进行学习从而来完善自身的知识面与框架，对于中西方文化及其对比也是自我提升的必修功课，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拥有人文精神。英语专业的学生以后会用语言和别人交流，不仅是书面也是口头上的面对面交流，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对于学生的要求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英语语言以及技能的使用上面。

3.教师应注意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

让学生能够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让老师与学生能够轻松交流以及让学生能欣赏他人，这些都是英语教学应该使学生能够达到的，而对于教学的内容，教师应该抛弃传统的只教授语法词汇的观点，而应该更新自己的头脑，注重对于学生判断和理解力的培养，对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应该在教学中补充合适的素材在教学内容中，这些素材的获取则需要教师做到与时俱进。认为主义的理念是学生应该是精神、身体、道德前面发展的。由此，学校在课程设计上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学校应做到自然课程应与应与教学并重。

4.教师应提升自己的素质，改革自己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尽可能地使学生主动加入到学习中，使课堂生动有趣是人文主义教育的主要观点。传统的英语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围绕着老师的思维，而缺乏自己的思路，所以教师要让学生自发参与学习，可以采用多种有趣的教学方法，小组讨论以及角色扮演和倾情景模拟等都是在英语教学中可以用到的很好的方法。教师在人文主义融入教学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这也要求，英语专业的教师拥有很强的专业素养只是一方面，教师的讲课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要能与学生顺畅交流，这样学生才能懂得上课的内容，而且更好地在课堂上吸取知识。教学老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

篇2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篇3

论文摘要：人类科学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近代以来这种演变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与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波普尔受康德的深刻影响，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完善的科学观。关于波普尔的科学观，学术界意见不一。笔者认为，波普尔的科学观强调科学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在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中处处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辉。研究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科学观及近代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发展

科学观是指一定时期人们对科学及科学发展的整体认识。近代以来。科学观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融合。科学主义偏重于科学理论和语言，强调科学的纯粹性。培根的经验论和笛卡儿的唯理论奠定了这种科学观的基础，休谟则通过否定形而上学将唯科学主义科学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现实中，自然科学在改造世界中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它的推崇，而人的价值和意义被日益忽视。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关注人的地位和价值，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康德看到了科学主义的弊端，并试图建立人文主义科学观，他说：“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康德借助于理性的批判使人重新回归到无论物理世界还是道德世界的中心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对于形而上学解释力的不信任，他的尝试并不成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唯科学主义的发展也日甚一日。但是康德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却为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建立打开了第一扇门。人文主义科学观受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指引，人文主义哲学偏重于理解人(尤其是个人)的生命，倡导人的价值。19世纪中叶产生的生命哲学、唯意志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都是人文主义哲学的代表。人文主义哲学为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文主义科学观表现为反思科学的种种不良后果，重新思考科学理性与人的关系问题，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进入20世纪以后，人文主义科学观的代表人物有费耶阿本德、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

波普尔早年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仔细思索，他发现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的起源归为经验观察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康德作为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波普尔科学价值观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帮助他建立了理论先于观察的思想。波普尔认为，康德“……的故事就是一个借助知识获得解放的故事”，他把康德的伦理学精神概括为：“敢于做自由的人，也尊重别人的自由”。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深深地蕴涵在他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中。波普尔的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以及《客观知识》等，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波普尔的科学观实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科学观。

二、波普尔科学观的人文意蕴

在波普尔的著作中，他一直强调人对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科学的本质是属人的。科学的最终目的同样是属人的，是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

(一)借助于康德——“第一个清楚地认识自然科学之谜的哲学家”的理论，波普尔重新树立了人在科学知识增长中的主导地位

波普尔说“一个哲学家所能做的……可列入他的最高成就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出前人未曾看出的一个谜，一个问题，或一个悖论”。波普尔分析说，作为牛顿的先驱，哥白尼曾经清楚地认识到，从历史或发生的观点看，观察并不是一个人的观念的源泉。观念先产生，并且它对于解释贯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观察必须根据这些观念解释。观念是观察的前提。因此，康德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他看到，那种认为牛顿的理论是从观察推出的观点是荒谬的。波普尔从直观上、逻辑上以及历史三方面分析了康德对于牛顿的批判。康德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和天文观察一样，甚至物理实验在发生上也不先于理论。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只能理解它按照它的设计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强迫大自然答复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拖住大自然的裙带，让她牵着我们走”“……未经事先周密计划作出的纯属偶然的观察，不可能……与规律相连接。而规律正是理性所探寻的东西”。

从康德的论述中，波普尔认识到我们必须从问题出发，让自然面对假说，要求自然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回答，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自然回答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科学知识得以形成和增长。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属于人的问题是科学知识增长的起源。很显然，问题恰恰是人的精神、意识积极能动的活动的结果。从问题出发这种认识是唯科学主义的禁忌，却是人文主义科学观的生动表现。

波普尔对于规律的认识与康德的态度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却从康德那里找到了对假说、观念和理论的肯定。波普尔把康德那句名言，即“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稍加修改，变成了“我们的理智并不从自然界引出规律，但试图(成功程度不同地)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加于自然”，这就使我们不难把握这一点，即：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即是人对于科学的设想，科学源于猜想使得我们的宇宙带有我们心灵的印记。同时，波普尔还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感觉材料不再是“客观的”，“非人属性的”，我们在消化我们的感觉材料时总是主动地把我们的理智的秩序和规律加于这些材料。可见，从科学发展的一开始，它的价值就在于为人服务。

(二)错误之于科学的重要性，是科学的人性方面的重要表征

波普尔建立了科学知识可错论。即：科学源于猜想和假说，而猜想和假说是充满非理性因素的，是可错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我们不难理解，科学知识的可错性是人的可错性的外延。在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中，人的错误往往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可证伪性的基础，即是科学分界的基础。波普尔在《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中说，“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波普尔认为，“先是人，然后才是人创造了科学。既然人会犯错误。那么这种特性就会反映到科学中来，因此，科学家是会犯错误的”。由于人是可错的。我们可以不再将不可认识或者认识的错误归咎于我们之于上帝或者其他主宰者的罪恶，并彻底与权威决裂，真正从人本身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批判科学理论。波普尔认为：“夸大科学的权威性是不对的，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从波普尔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对错误的认识是对人性特点的全面把握，他始终在理解人性，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

(三)批判理性的建立使人的理性能力成为科学知识增长的动力

“构建科学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是唯科学主义的一大特征。康德对于形而上学是失望的，因而他诉诸理性，“他的哲学目的是通过对人的理性能力详加探讨，研究知识的起源、范围和界限。以便最终回答批判所关心的两大问题即自然必然性的原因和人的自由的原因”。虽然波普尔本人对于哲学同样不抱过多的信任——尽管我们发现波普尔的科学观是人文主义科学观。但他依然认为哲学是有意义的，他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哲学，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且我们的哲学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它对我们的行为和生活的影响却常常是破坏性的。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通过批判来改进我们的哲学”。波普尔深刻地认识到，“人文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不是“人文科学”，即我们不能把人文主义狭隘地局限于历史、哲学和文学等学科。他继承了康德的批判精神，他的科学增长模式强调要充分运用人的批判理性来推动科学发展。波普尔反对自然科学必须接受来自第一哲学的原理的学说。他认为，同纯粹数学或应用科学相对立的自然科学属于人的意见领域，因而是可以批判的。

人文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关注人的精神的成长，而这正是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的终极价值导向。波普尔说人的精神成长归功于其他人的批判，因此合乎理性就是准备倾听批判。反之。理性的批判的目的之一就是人的精神的成长。同时可以使我们超越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从而使人避免陷入极端的、近乎唯心的人文主义。波普尔说“如果说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类精神的成长，那么，人文主义的传统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传统，又会是什么呢”理性是人性的重要内含，是人的独特性表现之一。批判理性则强调人的批判精神之于理性的重要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普尔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

(四)波普尔的“世界3”是以人的精神自由为前提的

波普尔把知识区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所谓主观知识是“预期”和“信念”，指那些天生的意向和意向的获得和改变。包括具体的精神、气质。客观知识是由各种已知陈述组成。包括人类语言表述的理论及思想内容。客观知识被波普尔称为“世界3”，所谓的客观不是指唯物主义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指可以被主体间相互检验。“世界3”在波普尔那里是相对“世界1”和“世界2”而言的，他把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称为“世界1”：把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或许包括行为意向的世界称为“世界2”。“世界3”不是孤立的、纯粹的，“世界2”一经表述或者形成文字——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就纳入“世界3”。科学的分界完成于“世界3”。不难看出，波普尔的“世界3”中即包括了所谓的纯粹的科学。也包括那些科学观念、方法等等。波普尔认为。归纳或者演绎等规范性的方法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人的批判理性——是批判理性，而非科学理性才相对可靠。科学不是纯粹的经验积累或者方法的演绎，而是存在理论架构的变化。这种理论架构的变化是人渗透着人的精神的。

波普尔认为知识的白板说是错误的，他的理由是在生命进化和一个有机体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必须假定具有倾向和期望形式的某种知识存在，即背景知识的存在。从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背景知识的实质是人的精神成果的积累。波普尔的“世界3”存在的前提是“世界2”，并且“世界2”与“世界1”能够互动，即依靠精神、意识的力量来完成“世界3”的建构。波普尔强调精神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根据波普尔的逻辑，如果失去精神的这种联系的作用。“世界3”的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把倾向和预期归为背景知识，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肯定。与此同时。强调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继承性，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对于科学的重要性，这是人文主义的要求之一。

持反对意见的人或许会说。波普尔的“世界3”是对科学与人性的割裂。事实上，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根据波普尔的思想，“世界3”的内容不仅仅是科学。“世界3”的增长必须依赖人的意识和精神。波普尔的“世界3”如果失去了“世界2”的支持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把“世界3”作为单独的世界加以区分恰恰是对人的创造性精神的尊重，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

综合来看，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具有如下特征：强调科学活动中人的主观精神对于科学知识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把人的自由作为科学知识增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不能从属于科学，科学是属人的，认识的目的在于向真理的逼近并最终使人能够认识；打消科学的优越性，一切理论都是猜测性的，是可以批判的。可见，波普尔的科学观深深地印有人文主义的烙印。

三、波普尔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当代价值

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不同于传统科学观，他反对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化、纯粹化。反对将科学的功能无限扩大。科学的起源就是“问题”以及对解决问题的期待和预见。同时，波普尔的科学观又有别于传统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他反对过分强调哲学的功能和人的中心地位，更不同意将科学与人文人为地分裂。那样既不可能也无益处。波普尔没有简单地将科学与人文糅合到一起。而是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以及增长方向，让我们切实地看到，无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特征还是外在表现上，科学与人文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之所以说波普尔的科学观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在波普尔的所有关于科学的思想中。都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对于我们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强调人文主义科学观，有助于培养和理解完整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最深层表达。科学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方面，涵盖了理性、求真等基本原则，但却不能完整地进行反思，科学精神的目的性中缺乏对自由与发展的追求。因而科学精神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作用更多是功能性的，缺少终极关怀。波普尔的人文主义科学观，使人在追求真理中实现自我，而不至于使人在科学中失去自我。波普尔的科学观恰恰可以使人和人的属性充盈在科学内部以及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这既保证了科学的属人性，又使人尊重科学，不至于丧失科学性。

第二，用人文主义引领科学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科学发展的脉搏和方向。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唯科学主义将导致科学的失控或者不可知论；而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的极端形式)又使我们失去了认识能力，不利于认识的进步和对世界的改造。人文主义所包涵的东西，如果用波普尔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更多的是不可反驳的价值标准性的东西，因而，它无所谓科学与否。然而，毕竟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科学认识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类精神的成长。因此，在科学认识问题上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用人文主义精神引领科学认识。波普尔的科学观把人的价值深藏于科学结构内部，让人的精神与科学一道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篇4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素质教育；启示

中国分类号：G4

科学主义教育思想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历史上经常表现为互为消长的发展形式，“在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认识和情感、科技知识和人文修养以及教师和学生关系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各执一端的不同观点和主张。”[1]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明显有各自的优点和偏颇，都是构成完整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只是完善教育的一半，只有加强和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沟通，既给学生科学知识，又给学生人文知识；既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又培养学生求善、求美的人文精神，才有可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一、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

科学主义教育思想侧重于人的社会化，为生活生存做准备，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侧重于个性化，重视知情意的发展。事实上“人格的教育和为生活作准备二者事实上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人格的世界不过是一架无生命的危险的机器，而处在真空中的人格不过是一些幽灵而已”。[2]科学与人文整合的教育就是要求从现实的社会发展和个体自身需要出发，使人最终成为一个多方面健全发展的人。

（一）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概念

科学人文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叶，是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相互对立之后的高度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把科学人文主义称为“科学人道主义”，并解释道：“它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关心人和他的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还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不断地做出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充实。”[3]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合流，既给学生科学知识，又给学生人文知识；既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又培养学生求善、求美的人文精神。”[4]引导和满足人的两种需求和追求，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哲学基础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有着一定的哲学基础。首先，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既要提升人认识、适应和改造社会的发展，又要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其次体现培养人的内在价值，又要体现社会的外在价值。“社会的发展并不必定促进个人的发展，手段价值的实现未必能满足目的价值的需要。因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据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主张教育的个人价值或者内在价值与社会价值或者外在价值的统一，使科学主义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实现有机的整合。”[5]

二、对我国提倡的素质教育的认识

（一）对素质教育概念理解

素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相接班人的教育活动。”[6]素质教育“是以树人，育人，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形成人的健全人格、提高主体意识、发展良好个性为根本目的的教育”。[7]

（二）对素质教育的重新认识

我国已经围绕素质教育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但是对素质教育的认识还存在误解。其实素质教育不是全方位开课的代名词；不是取消学生作业，少做作业甚至于不做作业；不是仅仅加强音、体、美的艺术教育；不是自由放任的取消考试的教育。素质教育涵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是开放的，是多元的，充满智慧的教育。它倡导教育要使每个学生都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而和谐的、富有个性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所关心的是整个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产品的人，教育所关心的是富有创造性的生活，而不只是物质生产的生活。”[8]这些恰恰与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

三、科学人文主义对我国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启示

（一）科学人文主义在教育目的方面，培养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人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当代素质教育改革的目的都是要成为既重做事又重做人的教育，教人有方向感、有信仰。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使学生学会理解、学会宽容、学会学习、学会认知、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我国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也将以追求人的终身发展效益，对学生一生负责，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审美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德育中将表现为理与情的结合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归根结底是真与善的问题，真与善的关系具体化为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想的关系问题。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道德教育，在培养人关心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社会和人类利益。既尊重科学的价值，强调科技教育；又关注学会关心，学会负责任；培养人的自我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培养德才兼备的综合型人才。所以，我国的素质教育只有发展学生的各方面的素质，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

（三）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育内容方面，既重科学知识、也重人文知识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会在理工学科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人文的精神，引导学生明确科学技术是用来造福人类，人文学科教育中有意识的穿插科学精神，培养学生既懂专业技术，又有人文精神，既能够有效地工作，又能更好地生活的新型人才。这样的教育正在成为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为人类本身服务的科学知识，促进人和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

（四）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过程中把智力因素和非致力因素结合起来，促进人潜能的发挥

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不会因重视非智力因素，而忽视智力的发展与能力的培养，而导致影响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形成。也不会因重视智力因素而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发展，而导致人格的缺失。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把非智力因素引入教学工作，完善教学理论，转变教学观念，明确教学目标，改革教学内容。把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结合起来，使学生得获得理性的、情感的、精神的、审美的、体格的多方面健全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了完美的人格，使人的巨大潜能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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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226

[4]张娜.杨兆山.简论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地位[J].江西教育科研，（2003）12

[5]陶志琼.新旧之间：教育哲学的嬗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195

篇5

斯宾塞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人文主义

埃德蒙•斯宾塞和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领域的两大杰出代表。两人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基本都属于伊丽莎白时代，斯宾塞因其诗作音律优美、美感充沛被后世誉为“诗人的诗人”，莎士比亚的成就虽然主要在戏剧方面，但是他的154首十四行诗也广受赞誉。有观点认为，斯宾塞的《爱情小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西德尼（PhilipSidney）的《爱星人和星》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三大十四行诗组。⑤下面选取斯宾塞《爱情小诗》第75首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55首试作分析。斯宾塞的《爱情小诗》共包括89首十四行诗，是斯宾塞写给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博伊尔小姐的，记录了他的求爱过程。其中第75首：诗歌从两个情人在海滩上谈情说爱写起，斯宾塞把伊丽莎白的名字写在海滩上，海浪打过来冲掉了写在沙滩上的名字。他再把名字写在沙上，海潮再把沙上的名字冲掉。伊丽莎白劝他不要枉费力气，妄图把尘世间的东西变为永恒，就是她自己也会像沙滩受到海水冲刷那样，终将不留痕迹。斯宾塞答说：不然，诗歌可以使人永生。他相信自己的诗篇能够传世，伊丽莎白的美德将永远受到人们的赞美，她的光辉名字将像圣徒们的名字那样受到崇敬。

这首诗表达了斯宾塞对爱情的力量所抱有的乐观信念和坚定理想，更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即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爱情是美好的，爱情是不朽的，兼具理性和情感的诗篇是不朽的，因而人可以在诗篇中获得永生，可以和神一样永存不朽。无独有偶，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组诗第18首和第55首也都表达了相同的主题。时间虽然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青春、美貌和爱情都受到时间不停地侵袭，战争会毁坏雕像，战火会烧尽建筑，但是这个诗篇，将把你的光荣的名声记录下来，永存于一切后人的眼里，直至永远。诗篇的不朽即人类理性的不朽，爱情的不朽即人类情感的不朽，通过这首诗歌，莎士比亚充满自信地宣布：理性不死，情感不死，人类不朽。这些宣言都打上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烙印。

文学的不朽和人的不朽

斯宾塞的《爱情小诗》第75首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55首可谓异曲同工，两位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告诉后人：时间可能会夺去一切，青春的朱颜、柔膝，皇皇的碑石、建筑，都会随着时间凋零破败，但是诗歌是可以永生的，成为纪念人的不朽的丰碑。两首诗在表达这一主题的方式上稍有区别，斯宾塞以和情人的对话入题，告诉情人她的想法是错的，因为这诗篇会是不朽的，他们的爱情也将会是不朽的；莎士比亚一上来就搬出气势宏伟的说理，用了一系列的对比，否定诗歌之外的其他人们用以纪念和缅怀的方式的短暂和浅薄，进而说明这诗歌才是可以使人获得永生的。我们知道，十四行诗作为一种诗歌形式，是从意大利传入英国的，诗歌的最初作用就是用以互诉衷情，所以诗人在诗歌中讴歌爱情不朽不会给人意外。⑨

但是这两位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诗篇的不朽和人的不朽，这就和人文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了。人文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讴歌人，赞美人，称赞这个俗世。在这两篇诗作中，两位诗人以蓬勃的人文气息和乐观精神，非常自信地表示自己的诗作将会永存于世，并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和娴熟的诗歌技巧写下：因为这不朽的诗篇，“你”也将永存于世，活在情人的眼里，活在不朽的诗篇里。这里诗人们要强调的显然是人的不朽，而这正是人文主义的一大特点：欧洲人发现自己首先是“人”，而人是值得称颂和赞美的。通过对爱情的歌颂，两位诗人都表达了对美对真的艺术追求，而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艺术的不朽，从而使人达到不朽，获得与神一样的永生地位。

篇6

关键词：文艺复兴；绘画作品；人文主义

不同时期的社会因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生产力、政治、经济、民族、、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会影响到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这一伟大的运动是以“文艺复兴”为代号、“人文主义”为旗帜、“文学艺术”为先导而展开的。这一时期的艺术在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大量的绘画创作都以“人”为中心，重视人权，肯定现实人生及世俗生活。

一、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温情主义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这一千多年被称为“中世纪”，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宗教，是此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有力统治手段，是人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精神文明的垄断控制，使得欧洲人民生活在封建集权和宗教神权的压制下。文艺复兴前期，随着手工劳动中技术的不断革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城市人口明显增加。“城市市民比农村农民的生活愈显富足而开明，农村封建自然经济渐渐以市场交换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经济所压倒。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领域的大变革……”[1]。生活上逐渐富裕的欧洲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关注人生享乐和生活美好，人文思想开始萌芽，人们走出了黑暗漫长的“中世纪”阴影。

与此同时，新的科学技术、思想认识不断地更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新秀们的科学成果，使人们更加理性的认识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特别是航海家麦哲伦、哥伦布等成功的环球航行以及发现新大陆，证实了地球是圆的，使中的一些邪说无法站稳脚跟，给宗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文艺复兴的形成不是突发式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积淀下逐渐形成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是新资产阶级的思想，以人为中心，号召人们把思想、感情、智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提倡“人权”“人性”“个性自由”。“概括起来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1.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才能和自我奋斗，赞扬英雄史观；2.肯定现实世界，鼓吹享乐和名利，反对禁欲和修行，批判经院哲学；3.否认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服从，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4.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和技术，重视实验科学，探索自然，推崇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2]人文主义充分表现了对人本身，对世俗生活，对现实社会，对自然空间的一种温柔的感情，体现出一种关注，这样的感情这种关注即是一种温情主义，在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们常通过绘画作品的内容来表达自身的这种感情和关注。

二、人文主义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世俗生活的关注都注入到了绘画艺术中，冲破了神学桎梏，唤醒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宗教绘画作品中，讴歌人性的崇高，表达了艺术家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真实性的理解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肯定，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后来启蒙思想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乔托的《哀悼基督》，这幅画是乔托为意大利帕多瓦的阿雷纳礼拜堂所作的装饰壁画之一。这是一副结合了人性与神性的画，通过这幅画通过复活表现一种对未来的期望，人性固然软弱但终会屈服于神性，善的必将成为至善，而死亡是获救的缘由，因为我们的罪已与基督一起被埋葬了。如此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坚信天主，满怀希望不断悔改，爱天主及爱人如己。

乔托是刻画人物感情的能手，画面中的各种形象不仅处于不同姿势和动态之中，脸部的细腻表情、身体动态和手势，因身份、性格等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应，但他们却能共同的流露出悲痛之情。前倾凝视耶稣的圣约翰，在绝望与悲痛中向后伸展双臂，表示心中的绝望。女圣徒们的手轻轻地握着耶稣带着的双手和双脚，神情充满哀伤。这种写实场面所流露出来失去亲人的悲情更深刻感人。

“乔托绘画主题更多是传奇人物的生活本身，想要唤起观看者本身的内心体验，让他们参与神圣历史的情感体验。以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来体现对人和世界的新看法，以展示人本身和现实生活之美，来反对宗教神学贬低人性的观点。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乔托艺术的现实主义表现同时也揭示了新艺术的现实主义手法和人文主义思想内容的紧密结合。”[3]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非常重视艺术的精神内涵，把技艺、精神、形象、情感相柔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探究对象是人，而且是对人的灵魂和人生更加深层意义的探究。这种对人自身进行深入认识和探究的行为，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虽然以宗教、神灵以及虚无缥缈的天国为出发点，来探讨神和人的关系，但实际上却落脚于现实社会，探究的仍是现实中人。神灵不过是理想化了的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在宗教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内容是把实现人理想化了，体现行善、互相帮助、不偷窃、不妄语、不贪、言行一致等戒律，这些都是与社会道德标准相一致的，是对现实人生的思考。艺术家的这种思想感情与意志愿望常常寄寓在具体的形象之中。在宗教绘画中形象性将教义、人物、故事融为一体。这种宗教艺术为非的欣赏者们也同样提供了广阔自由的想象空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复活》，画家描述的是基督的复活，画家把在画面中直挺站着的基督形象画成一般人的样子，让基督融入到本不是很协调的主题之中，克制的姿势带有一种紧张感，仿佛已经准备好自己走出坟墓，去唤醒沉睡的世界。天空飘着清晨的条状卷云，这是一天的清晨时刻，四个守护者和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沉睡中。基督超脱的表情，毫无审判之意，似乎有意让世人来评判自己。他按理想的人体形象来表现基督，在背景中呈现出一种优雅的美感。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作品精彩地诠释了艺术、几何、神学、哲学以及社会现实等。弗朗切斯卡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中，都彰显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和精神价值，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人文、理性与美学等社会多方面因素对他的影响。

人文主义思想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广泛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本文简单举例分析了人文关怀在绘画作品中的体现，剖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的特点，该时期的绘画作品不仅奠定了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而且还以其深厚的精神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该时期的绘画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艺术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范梦.世界美术通史[M].（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493.

篇7

关键词：儒家人文哲学；三才之道；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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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ttempt of reinterpret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omparis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Departing from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hree Powers”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embraced in Yi jing， and through examining the inter action and mutual perme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Yi 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smological basis and thinking mode of originality of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hen， by comparing the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aper generalizes four concepts of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virtuous rationality”， and analyzes and reveals the uniqueness and spiritual value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to supply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foundation for a reasonable appraisement for the modern significances of the Confucian humanistic resources.

Key words: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the Dao of three powers; organic humanity; clan group; subjective initiative; virtuous rationalism

一、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课题

就儒家哲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而言，其内在的人文意识和深沉的人道精神无疑是突出的一项内容。这里讲的人文意识和人道精神，主要是指儒家在哲学上思考人文、人道问题而展开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集中体现了儒家极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此，本文用“儒家人文哲学”一说加以概括。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持续和“传统文化再评价”的深入展开，关于儒家和儒家哲学的研究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尤其于儒家人文主义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应该承认，首先由于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在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汉学界似乎成了一门专题性显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次，大陆学者所做的积极回应、辩析探讨，更使这项研究通过国家课题、团队协作攻关以及个人治学等多重途径，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健康的发展，进而为我们立足时代、反思传统、繁荣学术，推进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但综合来看，关于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我以为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探讨和价值发现，往往确认其有与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人文主义相似的东西，并完全转换成西方人文主义者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来体现，如称儒家亦有其人格平等、个体独立等观念，这不仅容易产生儒家人文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时代错位，而且导致了对儒家人文主义之精神特质的误解和民族特色的忽视。二是大都局限于孔孟一系发源的儒家传统来考察其人文精神，而缺乏对儒家人文主义之所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内在基因的探讨，因此而弱化了对儒家人文主义内容上的丰富性、发展中的多样性及其价值两重性的理解。

钱穆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论点：“我们与其说孔子与儒家思想规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却更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1］对于孔子与儒家思想来说，其所处“古代文化的传统”的基本面在书、诗、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而就哲学思想传统而言，更以《易经》为最。

有鉴于此，我主张从《易经》哲学意蕴的剖析和揭示入手，通过易学与儒学思潮互动、渗透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儒家哲学人文精神的形成机制，深入揭示其思想内涵，并和西方人文主义作差异比较，以重新诠释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

二、宇宙论思考：儒家人文哲学之原创

哲学上的原创性思维，一般是在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展开过程中确立的。原创性思维体现着哲学形态的灵魂和精神气质，是维系、保持哲学生命力、独特性的支柱和基因性要素。所以，探讨和理解儒家人文哲学，需要以把握其原创精神为契入处。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文哲学思潮的形成和展开都不是孤立的、单向性的，一般是在人与宇宙（上帝或神）的关系结构中实现的。正因为这样，西方人认为，“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中文版第761页）［2］。但关于人与宇宙关系思考的发生机制及模式，在中国尤其是儒家那里却有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特色。

在西方思想史上，如何看待人与宇宙的关系，曾经出现过神学的（或称超越宇宙的）、科学的（即自然的）、人学的（即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人学的模式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强调以人的自我觉醒、独立人格和主体价值为中心来审视和判断人对自然、对宇宙、对上帝的关系，使信仰上帝和确认人的价值相协调。其所谓人文，既不同于那种视人为上帝奴仆的中世纪的神学模式，亦有别于人力掌握自然、战胜自然的近代科学模式。

当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通过“走出中世纪”来追索人文主义的确立和展开时，儒家则要回归“五经”制作的年代，寻觅人文哲学的源头活水，并通过《周易》与儒学的互动来塑造其原创精神。和西方相比，儒家的人文哲学是早启的。在孔子开创儒家以前，其先导们就表现出对宗教神学的反思和分辩：周公的“敬德保民”以配天，《易经》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等观念，正构成了古典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并通过这种“宗教改革运动”，生发出人文意识的觉醒，促使儒家哲人们能以理性的态度思考人文和人道问题，探求如何“明于天人之分”，终于得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传·贲》）的结论。其所讲的“人文”，实针对“天文”而言，又突出了“教化天下”的功能，内蕴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内容。

事实上，儒家哲学的人文思考，从一开始就是纳入天（道）人（文）关系结构展开的。但在这种天人关系结构中展开的人文思考，并没有出现西方那样多种类型模式（神学、科学、人学）的分野，而往往是消解了神学的或科学的建构，将其因素融入人学的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儒家关于天人关系思考的包容性和综合型特点。其原因，显然和儒家喜好探求天人之“际”来发展人文思考有关。“际”，是就天人关系讲的，有交往沟通、融汇之意。《郭店竹简·语丛》提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的命题，被视为可能是最早说明天人关系存在着内在沟通、融汇的一个例证对此，汤一介先生曾有《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专文详论。见《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以后，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可以概括先秦诸子（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旨的。董仲舒称：“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对策》），虽凸现了儒家的思维观念，但其“通（观）天人之际”的原创思维，仍然是和“易，所以会天道人道”的思想相通的，而且其源头就在《易经》关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建构。

喻示于图式、卦象，表述于爻辞、卦辞的《易经》，首分阴阳二爻，次列上、中、下三位，分别对应天、人、地“三才”及其相互关系，才据此展开八单卦、六十四重卦的卦象体系。《易传》对此作哲理的诠释，强调“《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传》下）以六爻重卦、三才两之解释三才之道，不仅指出了天地人三者的空间组合，更揭示出正是阴阳、柔刚、仁义之“两”，分别贯之于天地人而成天道、地道和人道，集中表述了人与天地“相参”的道理，确立起宇宙论的核心观念。“相参”，不仅说明了人与天、地并立为“叁”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而且揭示了人参与天地之化育、促成宇宙演化、运动的实在过程。比较起来，与西方人发展了机械论的物质主义的宇宙论不同，《周易》的宇宙论思维是有机主义的、人文化的。

正是《易经》关于天、地、人“相参”的观念，启发和影响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宇宙论思考的基本路向。战国时大儒荀子确立“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观点，还是一种“三才之道”思维格局的展开。而《中庸》又以“天人相参”观念作诠释的依据，申明：“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汉代，大凡有影响的思想家鲜有不以“人与天地相参”观念阐述其宇宙论的。陆贾曾引《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以为“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新语·道基》）。王符作《潜夫论》，以《易传》揉杂儒家、道家思想，其中称：“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本训》）。显然是以人为中心，依据“三才之道”，构建了人文化宇宙论的基本框架。

宋明理学在天人关系上果然有认同“天人合一”的一面，如程氏兄弟提出“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第20页）［3］。张载直言“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离）人”（第183页，《横渠易说·系辞上》）［4］。但不能因此将理学的天人思考归结为“天人合一”论。恰恰相反，理学更多的仍是讲人与天地“相参”。究其原因，往往与理学家力主“以《易》为宗”，把人文思考归“源”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密切相关。理学开山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提出“所谓易也，而三极（才）之道立”的命题，据此展开为理学以太极、阴阳、四时、五行为架构的宇宙论体系，肯定所谓人道者“于是乎在”［5］，重开宋学纳人文于宇宙论思考之模式。至于程氏兄弟，朱熹指其所言“性与天道”，实多出于周氏《太极图说》。张载也称：“盖尽人道，并立于天地以成三才，则是与天地参焉。”（《横渠易说·系辞》）朱熹则撰《太极图说附解》，指出“此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断言：“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5］，从而以“成象”、“成质”、“成德”范畴为中心，依循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框架，阐发出宋代“新儒家”的人文哲学体系。

事实证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思维可以说是源于《周易》，立基于“三才之道”的宇宙论，又通过易儒互动过程展开的。对此，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有过概括总结和展开说明。

首先，他指明：“所谓‘天地之间’者，只是有人物的去处。上而碧落，下而黄泉，原不在君子分内。”强调“只是有人物底去处，则天地之化已属于人物，便不尽由天地”（第928页，《读四书大全说》）［6］。旨在揭示中国君子们所关注、考察的“天地之间”，只限于人生活其中、参与活动而能自觉感应到的“宇宙”。至于“上而”之有天堂、上帝，“下而”之有冥狱、阎罗，皆不属“君子分内”，应剔除于视野之外。这种排除了宗教的、神学的因素又纳入宇宙论框架的人文思考，和孔子注重“仁”道，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大学》张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君子之道，是一脉相承的，正集中呈现了儒家人文哲学的原创精神和民族特色。

其次，以既不相易又不相离的“相容相受”观念解释人与天地的“相参”，揭示了人文相对于天文的辩证统合关系。在王船山看来，“夫《易》，天人之合用也。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易之则无体，离之则无用。”是讲天地人之“已成”为不可替代，互相区别，而其“所以成”则不相离而可合。这就叫“彻乎天地与人，惟此而已”（第157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对此，他又通过诠释“易道”作发挥，说“道一成而三才备，卦一成而六位备。六位备而卦成，三才备而道成。天地有与来，而人有与往。都往来之通，凝天地之交，存乎其中，人乃以肖道而主天地”。“故天地之际甚密，而人道参焉。相容相受，而人终不自失。别而有其三，同而统乎人”（第239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下》）［7］。强调只有人参与天地交通往来，才能效法天地之道并最终主宰天地。故宇宙虽别而有三，仍归统于人。由此才构成了“悉备乎广大”的易道。

第三，王船山还引伸《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路，指出“继者，天人相接续之际”，认为天人之间“形异质离，不可强而合焉。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哉？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第34页，卷一“皋陶谟”）［8］是举子继父者惟志为例，着重说明人文思考的基点在效法天地，其所效者非以形、质，而在“继道”。显然，王夫之虽看到了人与天地间的“异形离质”，但他对此并无深究的兴趣，倒是更关注“继”天之“道”，以为这是人趋善成性的前提和关键。他申明：“惟其有道，是以继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从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为性焉，善者性之所资也。”进而断言：“成乎人之性，惟其继而已矣。”（第181、182页，《周易外传·系辞传上》）［7］以图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说的阐发，进一步从宇宙论的角度揭示人性、人格形成的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王船山的总结和诠释，相当程度上是继承发展易学的思路和儒学的理念，是可以反映古代中国正统派人文哲学的一些原创性思考的。令人深省的是，这种原创性思考以宇宙论的形态出现却很少追求对宇宙的实存性、形上学的把握，也缺乏认识论的、科学理性的考察理解，它所注重的所谓继天地之“志”，循天地之“道”，主要在领悟和掌握天地宇宙的精神和境界。如《易传》所言：“天行健”、“地载坤”，以为君子应明白天地精神的刚健和敦厚，就可效法而承继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找到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明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条件下，中国虽有悠远发达的宇宙论传统，却何以发展不出西方那样系统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也缺乏西方那样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

三、比较中的考察：儒家人文哲学之精神特征

特征，总是相比较而言，有鉴别而发展的。

据于宇宙论上的原创性思维而展开的儒家人文哲学，当然有其特定内容，但要拿它和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相比较，首先就得面临比较双方的对应性和层次性问题。毕竟，儒家的人文哲学发生、发展于古代，属传统性范围，比照对应西方的原本应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人文主义。问题在于，当西方人走出中世纪、发展出近代人文主义时，儒家哲学却仍然停滞于传统人文模式的巢臼。所以，当我们主要以儒家传统人文主义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作比较时，在时限上似乎有对应性，但在发展层次上却有阶段性的差异。有鉴于此，我们进行比较考察，果然有通过异同鉴别揭示儒家人文哲学之内容特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和西方人文主义的比较参照、诠释和理解来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精神特质。为此，本文特地提出有机人本主义、宗法群体主义、主观能动主义、道德理性主义四个方面，展开扼要的分析、论证。

（一）有机人本主义之确立

从《周易》与儒学互动、发展的线索看，儒家哲学中那种以宇宙论为基点，通过天地人三才关系展开的人文意识，首先表现为针对天文讲人文，以“人为天地立心”命题立论，采用宇宙人生的一体化、有机性思考来确立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人本观念。

和西方人针对神文讲人文、针对上帝主宰性而强调人作为个体的本位性、独立性不同，儒家哲人肯定的是人在天地面前的高贵、尊严和独立，以昭示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确定人本性原则。孔子已提出“未知人，焉知鬼”的人文思考，断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礼记·礼运》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荀子以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董仲舒则肯定：“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而摇荡四海之内”（《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更引入周易的阴阳思维，论证“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太极图说》）。认为：“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胡五峰《知言》）又断言：“人能穷理尽性，与天地参”，“然后范围天地之化”（《张子正蒙·三十》），据此主张“建人极”，“为天地立心”。显然是把人纳入天地自然的有机系统中，来说明人的高贵性和本位性，形成了和西方人文主义不同的人本观念，可称为有机人本主义。

儒家人本主义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相对于制度、政体，人也是个本位性因素。 《中庸》引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进而指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断言“为政在人”。又解释“为政在人”要在“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由外在的政制环境和内在的道德修身的相互联系中，确立人本的原则，仍然是体现了有机性特征的。

在明清之际前启蒙思潮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已通过对专制、集权意识的批判和对传统儒学反省、审视，提出了某些类似西方启蒙理性的观念，但毕竟没有形成中国的启蒙运动，故以“前启蒙”名之。涌动的背景下，这种有机人本主义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凸现。王船山就申明：“天地者自然，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复卦》）断定：“天地之生也，则以人为贵。”（《周易外传·无妄》）又认为：“天地之灵，以人而灵之”，“大荒之外，有天地焉。人所不至，礼所不行，则亦恶知其有天地”（《船山经义》，更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的依存性互动关系，展现出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高贵、灵性和“主持人”地位，侧重于价值论的角度，拓展、掘深了有机人本主义的内涵。

（二）宗法群体主义之提倡

在儒家人文哲学的传统中，我们很少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立论的人本观念，也难见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那样从生物学角度看“人”、视人为“机器”或“理性生物”，而是重在厘清人与禽兽的区别，主要通过群己、人我关系结构展开，并在趋善成性的意义上肯定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突出了人本原则的群体性特征。在此，可以儒家的“圣人”为本观念作个说明。

我们知道，原始儒家对“人”有个基本要求，就是“明哲”，明哲加以德性化和神威化就能成圣。但儒家讲的“圣人”，不是对现实个体人格的美化和规定，而是通过对远古民族酋长代表尧舜禹的理想化追忆，寄托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诉求加以设计和塑造的。孔子问学，讲“学者为己”，却是以“复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据，要求学者下学人事、上达天道，主张通过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的完善实现体道成圣，其成圣就不在发展个体的自我特性，而在自觉适应礼仁制度下的人伦秩序。这恰恰是消削个性而使人格合于群体人伦。所以，到了孟子提出“途之人皆可为尧舜”时，就直接以“人伦”讲圣人，称：“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强调：“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儒家以圣人观念阐发人本原则，侧重在群己、人我的人伦关系组合，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者张扬个人主义的人格独立不同，而更倾向于认同群体人格和人际间的协调。

其实，孔孟儒家的这种“人本群体”观念，在后来的《易传》中还获得了宇宙理论的支撑。《易传》讲人与人伦是宇宙自然的产物，但它不像基督教圣经那样讲人如何“被造”，而是以“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立论，阐述人类起源及人伦秩序的形成，皆体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试图以一种理性的、历史的思考方式和话语系统来说明人类起源的客观性、必然性，确认人总是处于人伦关系结构之中，以穷理尽性、体道成圣为目标，而不采取个体化的存在形态和功利性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人本、人伦观念的价值导向应该是社会化的、群体主义的。

当然，就思想史意义而言，《易传》并非专属儒家，而有综合、总结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阴阳家思想的特点。所以，《易传》对人文、人伦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先秦哲学人文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特征。事实上，墨家就曾立论于“义即利”观念，力倡“兼相爱、交相利”，以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中》）。进而断言，平治天下关键在“唯能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上》）。这种关于人伦规范和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体性思考，和《易传》所论也有相通互补之处。可以说明，儒家人文哲学的宗法群体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具有了多元融通和普遍性影响，表现出和社会结构秩序的有效契合。同样，荀子有著名的“明分使群”之说，他说明“人有其治”，要在“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又据此断定：“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荀子·荣辱》）所以，这种以礼义节制下的群居和一之道所阐发的儒家人伦观念，很容易和传统中国的宗法文化、集权理念相结合，发展成兼有人性说、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管理思想的人文学，对以后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如果从“寻源溯流”的角度看，这种“深远影响”实际上又是儒家宗法观念、人文哲学的泛化和延伸。

这说明，儒家人文哲学价值导向上的群体主义是宗法型、伦理性的。当然，这种宗法群体主义虽据于血缘亲情，但在发展中又突破血缘亲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转化过程中，添加了地域性、社会化的色彩了。就此而言，宗法群体主义不是僵固的，而是处在变动发展中的。只是总体上讲，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群主义，也不宜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作简单类比的。

（三）主观能动主义之阐扬

承认和肯定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是人文哲学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莫不如此。问题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作为及能力。

需要指出，近代西方固然有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分流，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本身就包涵着科学态度和认知意识，注意发展科学理性和功利主义，由此催生了“役天”、“胜天”的能动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能动主义精神的激励和引导，促使人意识到在天地自然面前的作为和能力非偏重于主观夸张，而要有客观性、科学性依据。应该说，这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一大长处。

对于儒家来讲，类似西方那样于客观性、科学性基础上讲人的能动性，不是没有。荀子就是一例。他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肯定天地自然的实存性和客观性。又指出：“明于天人之分（职分），则可谓至人。”认为“天有常道（规律）矣，地有常数（法则）矣，君子有常体（行为规范）”，主张人应“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由此可实现“天地官而万物役”（《荀子·天论》）［9］。这就颇为清晰地表述了儒家哲学中人文主义和古典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

但遗憾的是，像荀子那样的能动主义思想后来并未得到很好的引伸、发展，这恐怕也是儒家人文精神中难见西方那样悠长深远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那末，能否就此断定儒家人文主义缺乏合理的能动精神？！显然不能。

恰恰是《周易》和儒学，曾相当集中地阐扬过人作为主体相对于天地自然所具有的能动性意识。《易传》以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宣称：“《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系辞传》）这个追求“极深而研几”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活动过程，就体现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积极作为。而孟子则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确认了人在宇宙间负有“知天”、“事天”的使命。不过，孟子倒不是从认知理论和科学主义的进路来说明人何以能“知天”、“事天”，而是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立论，力主人应“反身而诚”，通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至“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的途径实现的。这当然是从主观主义、先验主义的角度阐扬主体的能动精神的，和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主义是不一样，但后来对宋明新儒家尤其是陆王派新儒家产生过很大影响。王阳明曾引伸孟子的“良知”观念，称“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主张“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认为正是这个“致良知”，才促成“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下）［10］。显然，王阳明讲的“致良知”、“灵明”、“主宰”等，无非是一种夸大了的主观能动精神。就认识论而言，这种思想观念当然是片面的，易导致荒谬的唯我论，但在价值论、意义论上，那就另当别论了。所谓“主观能动主义”的名称即指此而言。

从比较角度对这种主观能动主义作新的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其价值合理性。明清之际思想家王船山曾以“扩张”、“承担”、“宰制”等观念诠释过先秦延续至宋明的主观能动主义的内涵和意境，颇发人深思。他指出：“孟子言‘皆备’，即是天道；言‘扩充’，即是人道。”（第996页，《读四书大全说》）［6］又指出：“所谓‘塞乎天地之间’，也只是尽天下之人，尽天下之物，尽天下之事，要担当便与担当，要宰制便与宰制，险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简，无有畏难而葸怯者。”（第928页）［6］主要在说明人道的、人文的精神就是要人发扬“尽物”、“尽事”的能动性，要有“担当”意识和“宰制”能力，克服畏难消极情绪，积极去“扩充”天道，促使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掌握到主动权。

王船山虽意识到人的这一主动权有天赋权利的一面，但他强调人更要在后天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和发展，并因此把这种主动权称为“自取而自用”之权。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与人，则固谓之命矣。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尚书引义·太甲二》）［8］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命过程，通过自己的权衡和选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获取生活所需，发展自己。在此基础上，王船山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断言“人定而胜天，亦一理也”（第587页，《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11］，就显示出是以朴素辩证的思考来阐述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

（四）道德理性主义之建构

指出传统中国哲学内蕴有理性主义的思想因素，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17世纪的耶稣会士在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经典《中庸》时，就以“天赋予人的是理性”来解释“天命之谓性”句，引西方的理性观念，附会儒家传统的“性”。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茂树称：“宋儒和理性主义二者在说法上虽有不同，然也有酷似之处。”［12］而梁漱溟则断言：“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进而认定理性主义为二千年中国人“在儒家领导之下养成的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第七章）［13］。

问题在于，要合理分析儒家传统理性主义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实质却颇为不易。因为，理性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思潮。理性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又分析为形上理性、工具理性、目的理性、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而这样的思潮和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很难直接找到。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使用“理性”一词，形成理性观念应该说由来已久。汉代学者在解释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命题时就说过：“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仰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后汉书·党锢传序》）是说人有理性，就在“慎其所与，节其所偏”，使人的内在要求和外在秩序适度协调，思想行为应该有合“理”性的根据。

当然，汉代人所说的理性，既不属形上学范畴，也不是从认知角度讲的，其意义不在一般地对主客体关系作事实的判断，而侧重于对人的理性能力作价值论的定位。不仅是对先秦儒家观念的某种概括，而且对《易传》、墨家的思想亦有所总结。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称这种理性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是开中国人文传统中道德理性主义之先河的。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往往以理、性、命三者合而论之，例如，朱熹在解释孔子“性与天道”思想时指出：“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第79页，《论语集注·公冶长》注）［14］又居明代钦定编纂的《性理大全》性理篇记载，程子就强调“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并顺着“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的思路，论证了性与理相通为一。可以说程朱派理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把正统儒家的道德理性观念发展了、完善了，由此所展开的论述，则意味着在性理学、心性学的标帜下初步建构起道德理性主义的体系。

以上所说，只是以论纲形式，提出了重新探讨儒家人文哲学的契入点和思路，对其思想特质、精神价值作出概括和评析。其实，儒家人文哲学是一份深厚的传统资源，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个可以常做常新的研究课题，不应该让它流为一个“文化热”中加以炒卖的学术快餐。尤其是从易儒互动渗透的角度把握儒家人文哲学的演变，由中西比较考察剖析其精神特质，重新诠释其价值和意义，还有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要做。本文只是又一新的开始，愿以此和诸位学界同仁共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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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山田洸.近代日本的理性思想［J］.哲学译丛，1986，(2).

篇8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杨小微.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83-284.

篇9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专题研究”（“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的子课题）（编号：12JZD041），主持人：张桂春。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0-0012-06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了一份最新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这是继《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年）和《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年）这两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之后的又一创举。《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是为适应新世纪全球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发展，“在人文主义教育观和发展观的启迪下”完成的，“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的责任为基础”[1]。在这一报告中，UNESCO重申了人文主义教育，并期望通过人文主义教育方法，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实现新的发展模式。这一期望既对我国目前强调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指导思想、基于社会效率的职业主义教育观、崇尚专业化的职业技能训练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挑战，又为我国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了解人文主义教育的历史流变，理解UNESCO重申人文主义教育的旨意，不仅有利于看清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中因人文主义教育这一灵魂的丢失而出现的种种问题，回应职业教育对人文主义教育的呼唤，更有利于激发对我国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践行UNESCO“反思教育”的倡导，逐步解决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出现的内源性问题、本质性问题。

一、人文主义教育的流变与重申

人文主义教育是指为培养理想“人”、理想“人性”而进行的教育。理想的人性观直接决定了人文主义教育，而人文主义教育直接服务于理想人性的构建[2]。尽管人文主义教育随着宗教、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较大的变迁，被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是关注人、“以人为中心”的核心并没有变。在新的发展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文主义教育的重申正是对人文主义强调用人的眼光来看人，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等核心内涵的再次申明和重视。

（一）人文主义教育的流变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旨在摆脱中世纪神学对人的控制。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发明创造的日益增多，19世纪近代西方国家教育制度开始确立，但科学教育却占据了统治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开始没落，这激发了近代新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二战后，受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影响，既信奉科学又崇尚人道的科学人文主义教育逐渐成为了主流。

1.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文艺复兴的实质是要利用古典文化中反映人性的思想去对抗以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和世界观。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从批判经院主义教育出发，反对用体罚和严酷的纪律去约束儿童，提倡使用新的教育和教学方法，强调人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这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它扫荡了中世纪经院主义教育的阴霾，在教育理论上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2.近代新人文主义教育。十八、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的成就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遍信仰。在欧洲一些国家，崇尚物质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派与功利主义派将职业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心。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主知主义教育思想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和“静听”的教学模式。针对这一现象，以德国教育家洪堡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兴起，旨在强调教育应该促使整个人的发展，注重人性的自我表现和人格的自我完善，拒绝任何只讲求实利而降低人生标准的价值观，坚持文化的功能应超于机械和功利之上。

3.当代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二战后，各国都在进行经济的恢复建设，科技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人们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工业技术社会创立的制度所带来的压迫，不仅精神受到种种压制，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教育上，表现为主智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大行其道。首先对此进行反思的是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存在主义教育，这一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强调个人意识，强调人文学科的教学及其作用。紧随其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人本主义教育注重情意教育，强调个性化教育，是对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一种回归，但却忽视了科学教育。因此，在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提出了既信奉科学又崇尚人道的科学人文主义观。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是以科学精神为骨架和基础，以人文精神为灵魂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教育观，是科学主义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的整合。

（二）人文主义教育的重申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谈到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时指出，“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并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未来教育要以人文主义为基础”[3]，应将以下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教育的基础和目的：“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4]。

这样的人文主义教育观要求采用马丁?布伯和保罗?弗莱雷鼓励人们使用的“对话方式”进行学习，“摒弃异化个人和将个人作为商品的学习体系，弃绝分裂民众和使之丧失人性的社会做法”，“采取整体的教育和学习方法，克服认知、情感和伦理等方面的传统二元论”；要求培养“批判性思维，独立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信息和媒体素养”；要求重新解读和保护教育的四大支柱；要求重视“软”技能、“可转移技能”、“非认知技能”等；要求“反思课程编排，提倡在尊重多样性和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形主义课程”[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文主义教育的重申，不是对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简单重复和回归，而是根据现时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学习和教育背景提出的。因此，为使我国适应全球化发展，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申的人文主义教育观为基本立场，反观我国当前教育，尤其是反思与普通教育相区别的且与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则实为必要、更为迫切。

二、我国职业教育中人文主义教育的丢失表现

我国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同于普通教育，主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突出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应用性、实用性、技术性等特点，但却使其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导致我国职业教育中人文主义教育严重缺失。

（一）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6]。而在现实中，职业学校关注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但却将其窄化为对行业甚至企业规则的“遵照”；传授职业知识，但却将其演化为对职业理论知识的过度推崇；培养职业技能，但却将其异化为对“技术人”的技能训练；进行职业指导，但却将其简化为“就业指导”。职业教育中丢失了人文主义教育，表现为有职业道德教育，但却缺少对职?I人应具有的“工匠精神”、职业信念的培养；有职业知识传授，但却缺乏对人文知识的必要补充；有职业技能的培养，但却缺乏对“多重职业能力”、“可转移能力”、“软”技能的培养；有职业指导，但却缺乏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职业教育以这种不健全的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单向度的人，而不是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7]。“单向度的人”最先由马尔库塞提出，指代生活在当代工业社会，但却对这个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而成了“与人性不相容的‘病态社会’”缺乏分析与批判的人，这种“单向度的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摧残[8]。在科技化、工业化中发展起来的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免刻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又因职业教育实用性、技术性的特点，使得学生不仅缺乏对技术原理的反思，更缺乏对相关技术技能等的批判，成了一个个发育不全的“技术人”、“工具人”，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个“单向度的人”，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申的人文主义教育宗旨背道而驰。

（二）职业教育中职业培训的“影子”不断闪现

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但职业学校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却突出强调后者，更有甚者，将职业教育简单理解为就业教育，将职业能力的培养简化为对技能的训练。主要表现为对单一技能的反复训练，对顶岗实习的过度推崇。这样的教学和实习只能满足职业培训的需求。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本质的差别，首先，职业培训主要是获得某一产品、工种或岗位的相关知识，而职业教育则不仅重视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获得，还注重传授人文知识，重视人文涵育；其次，在职业培训中，受训者需要习得的主要是某一种技能，而职业教育则要培养学生获得跨专业、多功能和不受时间限制的“关键能力”；最重要的是，在职业教育中不仅要教“技”，更要教“道”，而职业培训则只求技不讲道，“由技悟道”的过程通过高效率的培训得以简化。而当前，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追求速度和效率，过于功利化，教育目标定位低端化，教育内容选择简单化，教学评价指标外显化，职业教育中本应有的“技术体悟”过程也随之消失，“由技悟道”的教授效果大打折扣，这些在职业教育中不断闪现的职业培训的“影子”，使得人文要求与教育实践成了两张皮，使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有趋同之嫌。这种培养“人力”的职业培训使得职业教育越来越缺乏人文精神，远离人文文化，忘记了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目的。

（三）职业教育中技术异化现象“遮蔽”了职业人中的“人”

在现代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们对技术的认识采取的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形成了对科学与技术的信奉，唯科学与技术马首是瞻。技术最初诞生于人文世界，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却慢慢远离了人，成为了人文世界的异化产物。其表现有二：一是随着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流行，斯内登、普罗瑟的基于社会效率的职业主义教育观开始盛行。在职业学校中，技术性、经济性等功利化的特征越来越凸显，人文性被迫退居幕后。职业学校不再强调学生的通识知识、通用技能，甚至专业知识也只是为了技术技能服务，只教授具体的技术知识，忽视技术中的文化，认为学生只要“会操作”、“会制作”、“懂流程”即可。二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职业学校中的专业划分也越来越细，为满足专业精细化的要求而降低了原来作为人的教育的总体要求，学生只能掌握单方面的知识和具有局限性的技能。在某些专业中，职业学校用狭窄的专业所要求的统一的技能水平来考察学生，职业教育沦为外显的技能与技术的教育，“这意味着强调技能或技术方法会以牺牲所包含的意义为代价”[9]。在实习中，学生无需对技术知识领悟，无需经历“模仿、调整、会通、创造”四阶段的认知过程，只要按照要求对机器作出程式化的操作即可。正如杜威所说，“这种狭隘的职业教育也许能培养呆板的、机械的技能，但是它将会牺牲人的敏捷的观察和紧凑、机灵的计划等理智方面的能力，使人呆板、僵化”。这一预测已被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所证实，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好奇心和求知欲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机器、技术所奴役；学生不仅成了一名机械的“技术人”，更成了科学主义和知识技能的奴隶[10]。职业教育中的诸多技术异化现象使学生无法感受到作为一名专业人员、一名职业人所具有的崇高的职业精神、职业操守和职业自豪。在芒福德所指的由技术带来的“巨机器”下，人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而职业人中的“人”被技术的异化完全“遮蔽”了。

职业教育首先是为“人”的教育，其次才是为职业的教育。但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却离这一本质渐行渐远，丢失了人文主义教育这一灵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文主义教育重申之时，我国职业教育中人文主义教育的缺失显得更为严重，而对人文主义教育的呼唤则更为急切。

三、我国职业教育对人文主义教育的急切呼唤

人文主义教育是为培养理想的“人性”而进行的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基础，缺少人文主义教育的职业教育会沦为职业培训、就业教育，会被技术控制、奴役、“遮蔽”，所培养出来的人也必将是只有“单一技术”的“单向度的人”。我国处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已由数量转向质量，急切需要借助人文主义教育提升自身质量，加强内涵发展。

（一）职业教育需要借助人文主义教育达到“返魅”

马克思?韦伯用“世界的祛魅”概括工业时代的特征，大卫?格里芬提出了“世界的返魅”以对应新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新时代中，职业教育中的技术异化现象需要通过“技术的返魅”予以遏制。而“技术的返魅”是一种将技术与人文相结合的现象，即将技术纳入到人文世界的关怀或将人文因素融入到技术之中[11]。因此，职业教育需要通过人文主义教育达到职业教育的“返魅”。职业教育不只是技能的教育、技术的教育，也是人文的教育、文化的教育。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只教给人一种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专门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人一个和谐的人格。通过人文主义教育，使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成为一名技工、制造商或商人之前首先是成为人，他们会寻求并有能力理解他人、理解文化，而不仅仅是将自己的记忆里塞满具体的操作细节，仅仅是会简单、机械地操作；通过人文主义教育，“使工人（多数职业学校学生未来的职业）从盲目的辛苦劳顿中解脱出来，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丰富他们的心灵”[12]；通过人文主义教育，努力将人文与技术达到融合，实现“做人”与“做事”的平衡，真正帮助职业教育达到“返魅”。

（二）职业教育需要借助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生命技术”

从起源上来看，技术是与人性整个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life-centered），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更不用说是技术指向了。因此，芒福德针对就业指向、技能倾向提出了一种生活指向的“生命技术”概念[13]。相反，缺乏生活意蕴、高度分化、指向生产与岗位的技术被称之为“单一技术”。“单一技术”在以下两个方面改变了“人”的概念：其一，压抑那些不适应有组织的工作的人性部分；其二，将人类活动的处所从有机环境和人群纳入巨机器，人也成为巨机器的奴隶。正如前文所述，将职业教育狭隘理解为职业培训、就业教育甚至技术培训，学生习得的就仅仅是岗位技能，仅会进行技术操作，而机械地“做”就意味着“生命体将会萎缩、无节制、变得晦暗不明和无知粗俗”[14]，使学生成为承载“单一技术”的“机器人”、“工具人”，无法获得具有终身性、永恒性特征的核心能力、行业能力、典型专业能力。当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有岗位被机器、工具所替代时，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将失去立身之本。因此，职业教育在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急需借助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生命技术”。

（三）职业教育需要借助人文主义教育创造“整全的自我”

维柯在其演讲中讲到“文育”（liberal education）的作用时指出，“它真正地对从事它的人和国家有用，而与那些寻求物质利益、囤积财富和占有的职业相对立”，“人性需要通过人文教育使其自然本质得到发展”[15]。学校不能只教给学生实际有用的知识、技能，只提供就业准备，更为重要的是教给学生文化观念和道德规范。如果学校一味地强调知识、智能和技能，只能造就出一批缺乏情感、缺乏意志、没有人生趣味的“现代机器人”[16]。专业知识加关键能力能够构成一个人完善的综合职业行动能力，能够摆脱“单向度的人”，但只有通过人文主义教育，加强人文涵育，才能将获得信息、认知、技能、价值观和态度的能力圆融统一于学生自身，才能把?W生作为一个整体提升到人的文化层次，才能真正使学生成为“整全的自我”。

我国职业教育缺乏人文涵育，急需通过人文主义教育使职业教育中的现代技术技能的传授凸显人性化、社会化，达到“返魅”状态，使职业教育中的“单一技术”逐渐走向“生命技术”，使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成为一个“整全的自我”。职业教育对人文主义教育的这种呼唤需要通过对人文主义教育重拾路径的探索得到回应。

四、我国职业教育对人文主义教育的重拾路径

（一）职业教育的定位要从“就业导向”转为“生涯导向”

适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文主义教育的重申，我国职业教育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中“人”。职业教育虽然不同于普通教育，但教育的对象并没有变。以“以就业为导向”为办学定位的职业教育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只顾学生毕业时能够就业。学生作为就业者的身份首先是以人的形式存在，而人的存在是终极一生的而非就业一时的。再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学生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急剧加大，工作变化更加频繁。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对此有预示，他指出，“不应培养青年人从事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而应培养他有能力在各种职业中尽可能多地流动”。“就业导向”的定位将无法使职业教育获得长远发展。早早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时代、知识时代的美国已通过系列《帕金斯法案》将职业技术教育改为了“生涯与技术教育”，注重职业教育的生涯导向。这不仅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举措，更符合人文主义教育对人性的、人的发展的关注和宣扬。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应重新定位，变重视学生的静态的毕业就业为重视人的动态的持续发展，使职业教育为人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发展服务，关注学生未来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后的发展前景。

（二）职业教育的目标要从技能培养转向“能”“人”并重

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定位决定了其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目标。但职业教育的对象是人，因此其目标应该是首先“成人”，才能“成才”，才能“成技能型的人才”。只有“才”，没有“人”，就如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所说的“丢掉了另一半的教育”。而丢掉的正是人文主义教育这一灵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人格的塑造和精神的培养。因此，职业教育的目标首先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在掌握普通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人文教育来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合作精神，加强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其次，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软技能，以及可转移能力、核心能力，即能把技能、知识和理解从一种背景转换到另一种背景的能力。最后再根据需求培养学生的岗位技能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文主义教育的重申，要求不仅要使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更要求学生学会关心、学会做人。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技能，得以生存；更要使学生具有综合能力、创新能力，能够更好地生活；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整全的自我，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三）职业教育的教学要从“单向的线性模式”转为“双向的集合模式”

职业教育“能”“人”并重的培养目标必然要求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原有的职业教育是基于斯内登、普罗瑟的社会效率的职业主义教育观，因此职业教育的教学是按照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模式进行的。在这种模式下，其一，学生需要掌握的是专业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岗位所需的岗位实践技能，因此，在教学和实习中，学生只能接受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的单项指导，只有一味学习和埋头操作，缺乏师生、师徒之间的双向交流和互动。学生对于机器也只是机械地操作，而无任何创造性地发挥。这样的教学遮蔽了人的本质，在以后的工作中，学生逐渐被“物役”，成为机器的奴隶。其二，为适应职业教育的就业为导向，教学的内容是按照生产线中精细化的分工培养学生的技能的，因此，教学是线性模式的。人文主义教育重申视野下的职业教育要求使用保罗?弗莱雷倡导的“对话式”教学，不仅强调师生、师徒之间的双向对话和交流，更注重生生之间的合作与配合。这也是为适应后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需求。目前，国际上很多跨国企业用“生产岛”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生产线”的生产组织模式，建立了弹性化的生产系统，“学习岛”也随之产生。这就要求原有的线性教学模式，转变为集合教学模式，即教师、师傅需要围绕专业的核心能力，传授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集合能力。同时，学生在“学习岛”实习、工作都会有一个团队，通过团队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和创新，完成工作任务，获得自我发展。因此，我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必将走向适应国际生产需求、满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申的人文主义教育的“双向集合模式”。

（四）职业教育的课程要从突出职业性转向注重多样化

职业教育看不到教育的核心是“人”，学生仅仅出于找到工作的目的选择课程，学校提供的课程也以职业类为主，职业性十分突出。这虽然反映出了职业教育的特征，但这样的课程设置和课程选择使得学生在提升生命质量以及意义方面，正面临异化终身学习的危险。因此，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申人文主义教育的立场，职业教育的课程不应仅仅突出职业性，而应从课程的整体设置出发考虑，通过人文艺术的熏陶打开人的视角，从而滋养自信、对主流观点的反叛精神等。这需要通过多样化的课程实现。在课程内容上，既要开设文化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技能课等，还要开设各种人文教育类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在课程类型上，既要有保证学生获得核心能力的必修课，也要有满足学生多样性需求的选修课；在课程的基本形式上，要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开设学科课程、经验课程，同时注重潜在课程对学生的影响。

篇10

关键词：外语教学；人文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其中外语教育的发展尤为迅速，但这种跨越式大发展已引起了学界普遍的忧虑。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外教学实践如何在“人文教育”和“技能培养”之间找到平衡点，另外，如何摆脱传统教法的束缚，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应用到英语教学实践中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从2004年3月开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在全国180所高校轰轰烈烈展开。如今，改革已经进行了近11个年头，但是全社会对大学英语教学仍然褒贬不一。蔡基刚教授于2010年6月间对8个省（市）16所本科院校的近1 300名在校非英语专业的大二和大三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60.1%的学生认为自己进入大学后英语水平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48%的学生对大学英语教学勉强满意甚至不满意，41.33%的学生认为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不多。

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其价值取向从纯语言教学走向语言教育，已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然而，实际教学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偏离语言教育的思想观念，如教学中的应试取向，较浓厚的狭义应用语言学教学取向等。在外语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和社会文化能力。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学习语言的符号系统，而是要学会用这门语言获取信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实践中运用听、说、读、写、译等技能来了解这门语言其背后的人民、国家、社会、文化等等，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其文化素养的提升。在外语教学中，许多学生虽然掌握了所学语言的语音、语法知识和一定数量的词汇，但进入难度稍大的学习阶段后，或用外语进行交际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在阅读过程中只能看懂文章的表面意义，却不能对文章的语言、思想内容和文体手法进行分析、推论和评价，不能领会作者的真正意图。尤其是在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时，有些表达方式或词句往往用得很不得体，甚至违反了语言的文化规则。在学习与交际时，出现上述障碍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与所学语言有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而要想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和社会文化能力离开人文教育无疑是纸上谈兵。

汉语中的“人文”可拆分成“人”和“文”两部分，前者指理想的人（人性）和最好的存在方式，后者指达到这种理想人性的方式，即文而化之的培养方案。英语中以“人文”为核心的系列词汇，与“human”（人的，人类的，有人性的等）和“humane”（仁爱的，人道的，使人文雅的等）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就是说，人文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强调人性，人道，仁爱，强调对社会的教化，涉及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价值判断，研究人怎样完善和发展自己。关注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及其价值，正确对待自己、他人、社会、民族。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要体现着我国古代思想中对于人类与自然之间本质区别的理解。强调人的本质是具有礼义忠孝等品质，因此对于“人文”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人道”精神。在西方“人文”主要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主张人权、反对神权，要求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因此人文更重要的是强调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人文和西方的人文所体现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融合，因此，我们对于“人文”的理解也更加全面和深刻。

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教育思想认为学生接受教育是为了他（她）个人的发展需要，学生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故人文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之本。纽曼曾提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强调文法、古典文学和哲学等传统人文课程应为训练智力服务。鉴于此，当代西方的很多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除了重视专业教育之外，还加强了通识教育。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人文教育，不断促进对人文素养的培养。但是在我国外语教学中，一直以来过于强调其工具性，过分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从而忽略了外语教学的人文性。外语是一门工具性很强的学科，但更重要的是外语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外语的本质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工具性着眼于英语课程培养学生运用能力的实用功能和课程的实践性特点；突出对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知识的积累运用，厚积薄发，体现能力为主；因为英语是公共交流工具、学习工具、思维工具，由个人掌握，可以共同使用。英语教学的人文性着重于英语课程对学生思想感情熏陶感染的文化功能和课程所具有人文学科的特点；加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英语课程中的渗透，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心智发展，人格升华，体现德育为首；人类文化中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是重视人的文化。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基础与途径，人文性是工具性的载体与灵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就具有更重要的作用。通过外语教学进行人文教育，有其独特的作用，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同时加强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塑造完整的人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