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时间:2023-11-10 18: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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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篇1

【关键词】国外施工语言交流语言考量及综合培训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forth company of Sinopec abroad, the support role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s a child of the worker of Sinopec, the author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nd rational thinking of the overseas constructio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of the fourth company of Sinopec in recent years,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and means,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nhance employee skill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employees, especially managers, in today’s Sinopec company of “building a prominent feature, leading at home and world-class energ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verseas; verb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evaluation and comprehensive training

中图分类号:C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近几年,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先后在沙特、阿联酋、马来西亚等中东地区承揽了石油化工装置的施工任务,并在施工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是,语言交流与沟通仍然成为大部分施工人员与管理人员的障碍,虽然在当初选派人员时,公司有意识地选派了一些年富力强,有一定外语(几乎都是英语专业)基础的人员,但是到了国外,与老外的交流仍然成为施工管理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困难。因此,加强职工技能教育与培训,提高职工特别是管理人员的语言交流能力,在“建设特色突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能源化工工程建设企业”的今天,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海外施工人员的语言现状分析

1、对专业文档的识别、了解和掌握困难。一线施工管理人员对施工图纸,与外国管理同行的信函、报批以及指令等一般性的专业文档,由于语言一知半解而引起的歧义等,影响了项目实施过程中,资源的配置、优化,安全管理和质量控制中的风险识别,材料设备的供应,施工网络计划的编制、控制以及费用控制、资金回收等工作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工期的延误或窝工等,给公司在国外的信誉以及工程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经济效益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与外国同行日常的、面对面的交流中的困难。在每月、旬、周定期的联席项目施工协调会议、经营管理会议,施工现场的HSE检查、质量检查、文明施工检查以及工程施工进度检查等,在有关专业知识的表达、交流与对话中,大部分施工管理人员都不同程度的遇到了困难。在国外进行过施工管理的人员都深有体会:与老外日常交流中的口头表达很重要,与这些外国同行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有时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语言障碍,公司的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工作和生活的交流与交往中,很难建立起良好互信的个人关系。

3、不同层次的人员遇到的语言困难有所不同。受个人掌握外语水平、语言交流的能力影响,在与外国人的语言交流中,从学校毕业3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专业知识比较丰富,外语水平较高,在施工方案的策划、编写与执行等方面,在语言口头交流上,能够比较准确的进行表述,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刚从学校毕业3年以内的普通管理人员语言交流有着天然优势,尤其是海外留学的毕业生,语言交流比较出色,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员对施工现场情况不甚了解,专业知识不够丰富,在对施工图纸以及来往信函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会发生表达不准确的现象。而现场施工作业人员由于大部分外语水平较差,基本上与外国人很少交流,有限的交流,也须他人的传递。

海外工程实施管理中遇到的语言交流、沟通问题,并不仅仅是施工人员与管理人员本身的语言问题,国内和海外工程项目在施工管理和施工过程中的知识体系上也存在着不同问题,特别是对工程文档的接受和理解困难较多,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磨练。

二、思考与对策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经过50年的发展,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职工队伍也是一支继承与创新、永不言败的高素质队伍。但是,在科技飞速发展,企业对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输送和培养一大批合格适用的、既懂语言又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既与国际管理惯例接轨又有着丰富的国内施工管理经验人员,仍然是公司各级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首先,要实行应急的人员配置办法。对于海外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选择,在项目组建初期,就不能简单的依赖专业水平的高低,而要有相应的语言考量。对于项目的现有管理人员,在工作安排上,也应该依据项目管理的开展情况,根据语言水平进行适当的调整与相应安排,比如,对于经验丰富、但是语言能力逊色的工程师,可以搭配语言较好的、刚毕业的学生一起工作,起到互帮、互补的作用。

其次,加强平时的语言培训以及综合训练。对于海外工程项目来讲,培训的重要性远大于国内本土项目,大家同时到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进行项目的开展和运作,在很多领域上,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海外项目在平时,就应该注重日常的集中与培训工作,这其中一定要包括语言方面的培训,这种培训并非一定要以语言为主题,可以以专业技术为主题,但同时包含语言方面的互动和训练,从而,促进职工的语言学习兴趣以及专业提升动力。

其三,运用一定的经济措施激励员工的语言学习动力。公司可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员工进行语言的考查、考核和考试,并按照等级,颁发一定数额的语言津贴,奖励数量未必需要多,但会在客观上,起到很好的效果。

篇2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1999年1月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校长。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非常有意义,正是这种文化间的交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文化具有深刻的魅力。但事实上,西方P于中国的知识总是在真实中参杂着想象,有时这种想象作用甚大,甚至会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今天我想从自身的两则故事谈起,谈谈在我的留学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1999年初,受德国阿登纳基金的支持,我有幸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留学,师从大名鼎鼎的霍耐特教授。众所周知,霍耐特教授是哈贝马斯先生的亲炙弟子,在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传人,霍耐特教授致力于探讨黑格尔“承认”的概念,并深刻继承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范畴。而这样一位专门研究“承认”和“交往”的教授,却在与我的交流中问出了两个看似不可思议的问题。一次课后,我与霍耐特教授到学校附近的小酒馆吃饭。席间,霍耐特教授好奇地问道:“你们中国有铁路吗?”我惊讶于教授的问题,于是很认真地向教授介绍,我们中国不仅有铁路,而且有非常完备的铁路运输系统,在中国,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出行方式。霍耐特教授听完我的介绍,多少有些尴尬而又诚恳地说:“那你们比美国人聪明,美国只有公路和飞机,他们的铁路系统非常落后。”还有一次,我与霍耐特教授在办公室聊天,说起了我的孩子将要到德国探亲。那时候孩子5岁,与霍耐特教授家的小儿子年纪相当,教授便热忱地邀请我的孩子与他的孩子一块玩耍。但随后,他又问出了一个让我啼笑皆非的问题:“你的孩子现在还留着小辫子吗?”我说:“我的孩子是男孩,不留小辫子。”霍耐特教授说,他还以为中国孩子依旧像古时候那样留着小辫子。两则故事发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千禧年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实力已位居世界前列,而这样一位在社会理论领域占据扛鼎之位的专家,却对现代中国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误解,这个现象不得不引起我的深思,一位教授尚且如此,那么在西方普通民众的观念中,中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那时候霍耐特教授的博士讨论班上共有4位亚洲留学生,两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日本,还有一个便是我。或许是在与我们这些黄皮肤、来自东方他者文化的留学生的交往过程中,霍耐特教授受到触动,促使他开始研究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他为我颁授“文学之家―德嘉银行”翻译奖的致辞中,他强调了“文化的中介者”的作用。霍耐特教授说,文化中介者的职责便是致力于在两种文化之间实现思想上的相互交流或文化上的相互接近,让自己的国家认识和理解外面的陌生世界。一方面,为了搭建两种文化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他们不断努力去发掘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共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忽略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分歧和障碍,并且要让人们对这种分歧和障碍有所了解,这样才不会抹杀异域文化所独具的特色。所以在文化交融互动的过程中,文化中介者承担着重要的任务,这对于中介者自身的学识、语言方面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当今时代,得益于互联网和交通工具的发展进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中介者的作用也日趋重要。但反观当下,我国的文化中介者在推动文化互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还未达预期效果,中外文化的沟通有待于加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译介,可以克服语言之间的障碍,帮助西方世界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然而目前我国向外输出的译介作品的质量与数量有待加强,其发挥的功效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正如当年作为留学生的我给霍耐特教授带来的触动,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承担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现在中国每年向国外输送大量的留学生,他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在汲取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向外国民众展示了当代中国的形象。然而,这种输出是不均等的,较之于走出去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引进来”的西方留学生数量则非常有限。只有把他们请进来,让他们深入当代中国的实际生活,与中国民众展开广泛接触和交流,直观感受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才能彻底扭转存在于西方人观念中“梳着小辫、坐着马车”的一两个世纪前的旧中国形象,才能消除西方对于中国存在的文化误解,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现21世纪开放、文明、现代的中国形象。

篇3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20-01

这次敦煌学研究动态暨《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及时把握敦煌学研究动态,引领敦煌学走向,是《敦煌研究》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重要任务。

依个人理解,近十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大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新的趋向:(一)敦煌学研究外延的扩大,过去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及敦煌石窟,现在,将敦煌出土汉简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二)随着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公布,在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出版定本敦煌文献全集成为可能,必将为敦煌学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三)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随着《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发行,首次开启以考古报告记录敦煌石窟的新时代,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全面开展。与此同时,敦煌石窟的研究开始进入探索石窟内容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流派、信仰和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与敦煌石窟相关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相结合的研究也成为主敦煌石窟研究的新趋向。(四)敦煌学研究由微观走向宏观,由分析走向综合,利用交叉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敦煌学新的亮点。(五)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敦煌为中心,西域、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敦煌的文化交流再度成为敦煌学关注的新动向。前面s新江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的发言,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五)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科技支撑。

《敦煌研究》是敦煌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也是敦煌学研究领域无可代替的学术刊物,多年来,《敦煌研究》以其鲜明的办刊特色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国际敦煌学界的认可。关于《敦煌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继续保持《敦煌研究》的独特风格,这是《敦煌研究》期刊立足于学术期刊之林,并获得学术地位的关键所在。其次,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刊发国内外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新信息,推进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第三,根据敦煌学研究的新动态,《敦煌研究》期刊要发挥引领学术发展导向的作用,特别是《敦煌研究》多年坚持设置专栏,组织专家学者参与撰文讨论,引导学术的做法,值得继续发扬。第四,培养作者队伍,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第五,加大投入,做好《敦煌研究》网站的编辑及期刊论文数字化工作。

篇4

令人惊讶的发现

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称汉画像石为“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并断言:“这一艺术宝库的价值在未来将更加光辉。”

让时间先回到2002年7月31日。这一天的《江南时报》报道说,中国基督教协会常务委员、基督教神学教育教授汪维藩先生,在对江苏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珍藏的汉画像石研究时惊奇地发现,一批东汉画像石造像竟然出现了圣经故事和早期基督教的图案!经测定,其中有的画像石刻凿于公元86年即东汉元和三年,比世界公认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提早了550年。

汪教授向记者出示了他拍摄的一批汉画像石照片,并且打开《圣经》,逐一对照介绍了以鱼、飞鸟、走兽、牲畜和爬虫组成的“上帝创造世界”等圣经故事。这批汉画像石上的图案表现出伊拉克、中东一带的早期基督教艺术风格,同时又兼有中国东汉时期的艺术特点。

世界公认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进入中国“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开始,尽管以往有少数专家质疑基督教传入中国有可能早在东汉时期,但一直缺乏实证无法确认,汪维藩教授的研究发现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显然,如果要下一个确凿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这里面至少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汉画像石中已经有了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鲜明印记,而传统认为,汉画像石是纯粹中国的艺术。

汪维藩先生的研究发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发现必然会相继到来。2005年初,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从民间征集到了一些风格迥异的汉画像石,这些画像石在雕刻手法上已经接近浮雕,更具意味的是,画像中还出现了一些高鼻深目的人物造型。武利华馆长认为,这些人物造型具有胡人的特征。这又是汉画像石中出现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有力证据。

篇5

摘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的桥梁。但是,文化的个性所衍生出的大量文化局限词给文化间的顺畅交流和翻译造成了障碍。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反映中国独特文化的词汇,也就是中国民俗词汇日益增多,探讨这些词汇的翻译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翻译 文化 民俗词汇

一、前言:文化、语言和翻译。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的共存。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它有一个新的需求,那就是我们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而翻译则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过去的翻译研究一直强调在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比研究,但缺少文化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翻译人士开始走向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文化交流的意义。近年来,翻译研究的重心已经从语言的迁移转变为文化的交流,而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强大的跨文化交际的工具,成为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种手段,翻译的深层活动是一种文化交流。因此研究文化问题,促进跨文化交际翻译是必须的、重要的。

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俗词语翻译的重要性。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中国民俗文化来源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探索和传承,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构成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精髓,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外延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纵观中国翻译史,无论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还是至“五四”的西学翻译,都是以外译汉为主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引进”占据了绝对的强势,而输出明显处于弱势。这与中国这一文化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发展强盛的追求是不相称的,而关于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的翻译更是凤毛麟角。直到今天,尚无一部专门的汉英或英汉中国民俗文化辞典问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应有意识地实现翻译工作重心的调整,在兼顾“输出”与“引进”平衡的同时,侧重向外国传播中华文化,特别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因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我们的民族特色不至于淹没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海之中。

三、中国民俗词汇翻译的困难性。

我们知道,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转移。因此,如何克服文化障碍,把源语言的信息传递到目标语言已成为翻译的中心问题之一。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等等,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的沉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是传达文化负载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有我们独特的文化负载词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俗词汇。因此,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中国民间文化信息方面的研究。由于一些独特的目标语读者可能难以理解的,如何翻译好这些中国民俗词汇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如此。

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游牧、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民俗传承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在经济、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发生变迁,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丰富,使得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人际传播的民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应更加关注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为民俗传播服务,使民俗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下面是有关中华民俗词汇的误译案例分析。前面是字面意义上的转换,后面是内涵意义上的转换。

年饭 the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 family reunion meal on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红包 red bag,red packet,red paper / envelope with gift money

纸钱 paper money,paper coins / ghost money

唐装 dresses of the Tang Dynasty / 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s

王八 tortoise / turtle cuckold

龙凤帖 dragon and phoenix card / marriage certificate

黄道 yellow way / lucky days

黑道 black way/ unlucky days

拜天地 kowtow to Heaven and Earth / perform the marriage ceremony

从以上例句来看,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目的语读者会不知所云,而根据内涵翻译,他们才会充分理解。奈达(1993:110)曾指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汇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四、结语。

任何语言都是与本语言所根植的文化密不可分的。而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负载着该语言的文化。中国民俗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民俗文化词汇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是中国文化个性的体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意识形态、工作和生活方式、价值观、,风俗习惯等,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给当今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跨文化交流带来障碍,如何在汉英翻译中保持其独特性,做到文化的“全真传真”,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

所以为了帮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增长其见识,我们应该多加练习,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恰当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努力地译出忠实通顺、优雅的译文。这对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具有深远意义。(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项目论文

项目名称:从Nida的功能对等看中国民俗词汇的翻译(以鲁迅小说选为例)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1993),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篇6

2012年7月14日至15日,德国石荷州国际音乐节。

浙江慈溪青瓷瓯乐团演出的《越风瓷韵》音乐会深深地吸引了德国观众。越瓯、编钟,编磬、瓷埙、鸟哨、瓷笛……这些带着青瓷清脆特质的乐器与美妙动听的古风清音,博得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当瓯乐演奏德国民歌《春天来了》时,台上演奏的音乐声与台下观众哼唱声连成一片,气氛热烈而动人。全部曲目演奏完后,迎来了德国观众持续不断的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这是最美的中国原生态音乐。”许多德国观众激动地称赞道。

受浙江省文化厅组派,慈溪市青瓷瓯乐团赴德国参加石荷州国际音乐节。这是由德国政府主办的音乐盛会,也是德国传统音乐领域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音乐盛会之一。

青瓷瓯乐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星空奏响了天籁之音!

夺得千峰翠色来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代陆龟蒙描绘越窑青瓷的诗句,从中可见越窑青瓷的冰清玉洁,而这份清丽温婉,也正是青瓷瓯乐的独到之处。

千峰夺翠的上林湖,因是青瓷的发源地而载入史册。曾经的辉煌在一千余年之前,这里生产的青瓷器物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贡品而被列为皇家专用。光亮而青翠的釉色,典雅而别致的造型,在当时曾有“秘色瓷”之称而享有盛誉。上林湖越窑是最富盛名中国瓷窑之一,它以其青瓷产品之精美独特,在中国前期瓷史上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可惜的是,到了宋代以后,越窑渐趋衰落,昔日里炉火熊熊的龙窑,从此逐渐冷却。

其实,古代先民创造的陶质吹奏或打击乐器起源极早,在《诗经》、《易经》中已多有记载。自秦汉至两晋,此类乐器在宫廷中更是广泛应用。到了隋唐年间,上林湖越窑开始生产青瓷乐器,并逐渐向民间流传。为获得良好的演奏效果,此时的青瓷乐器已开始出现“八缶”、“九盏”、“十二瓯”等名称,每件器物以盛水的多少来区别音阶,并由此而创作了很多经典曲谱。

1998年底,慈溪的寺龙口窑址考古发掘顺利结束。在整理出土瓷片时,考古人员发现了越鼓、越埙、越钟、越铃等一批古代乐器,共计有31件之多。这批青瓷乐器的出土,不但在古陶瓷领域引起了轰动,同样给音乐考古界的人士以极大的惊喜。以前在各类史籍中记载的青瓷乐器,如今有了铁板钉钉的实物佐证,它在为青瓷乐器的恢复提供了扎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让见于文献记录的青瓷打击乐器不再是纸上谈兵。正是这一原因,寺弄口窑址的考古发现成果被评为当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奏响中外文化交流的天籁之音

2002年11月,原任法国驻澳大利亚文化参赞、时任法国新奥尔良爵士乐团领队的西蒙先生来慈溪考察访问,作为彼此间的交流节目,慈溪民族乐团为法国客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青瓷瓯乐演奏会。当一根根筷子以快慢不同的速度打击碗、盘、杯、盏等青瓷器物时,其美妙的旋律如山泉滴洞,既洪亮又余音袅袅,声虽轻却悦耳动听。演出结束,酷爱音乐的西蒙先生不但对青瓷瓯乐赞赏有加,还热心地当起了“红娘”,在他的推荐下,慈溪民族乐团于2003年初接到了法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法国沃黑沃国际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函。这一年的8月16日,当地时间晚10时,作为沃黑沃国际艺术节首场演出的压轴大戏,慈溪的青瓷瓯乐首次登上了国际舞台。这次演出的时间原定45分钟,因观众持续不断的热烈鼓掌而增加了25分钟。他们为青瓷瓯乐的神韵所陶醉,甚至在演出结束后纷纷走上舞台,对青瓷乐器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想对美妙乐曲的发声原理一探究竟。

穿越千年时空,还原天籁之音,2005年9月,青瓷瓯乐团赴香港演出,璀璨的历史,迷人的旋律,让过惯了快节奏生活的香港市民领略了祖国传统文化的精湛和美妙。在一阵阵惊叹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他们完全迷醉在精美瓷器发出的古韵之中。2007年10月和2012年4月,青瓷瓯乐团两次赴台湾演出。第一场的演出在台北的亲子剧场,看到各种天青色的编钟、排瓯、管钟在台上整齐排列,其气度和阵容就让台下的观众叹为观止。这场名为《越·瓷风》的音乐会以其和谐的音韵、明朗的节奏,获得了岛内音乐界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第二次赴台的首场演出是在桃园县的展演中心。当天晚上大雨如注,但丝毫没有影响观众的情绪,在此起彼伏的喝彩声中,呈现出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烈场景。在台中地区演出之后,高雄玉皇宫董事长许文良先生在会见民乐团全体演职人员时说:“我为中华民族有这样一朶音乐奇葩而由衷高兴。台湾的历史文化大多来自大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多作贡献。”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青瓷瓯乐成了文化交流的平台、沟通手足之情的桥梁。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青瓷瓯乐在北京海淀区剧院隆重登台。大幕开启,一曲《越·瓷风》带着历史的沧桑感,于薄雾缭绕中向观众缓缓走来,由瓷瓯、瓷钟、瓷埙、瓷笛等组成的器乐演奏,在时而激昂、时而平静的变幻中再现了唐宋遗韵。幽然响起的清冷瓷音,婉转而悠扬,在浓郁的古风中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瓯乐的魅力。

为了让瓯乐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慈溪市专门成立了青瓷瓯乐团,特聘著名作曲家何占豪教授兼任艺术总监,宁波市艺术研究院杨浩平兼乐团常任指挥。乐团对以前演出的节目、曲谱、乐器的配置以及舞台的效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优化,除保留以前成功演出的如《九秋风露越窑开》《梅花三弄》《月下笛》《越·瓷风》等曲目外,还着力于历史渊源的挖掘和新节目的创排,努力做到使瓯乐在演出时既能保持古风古曲的神韵,又能追随时代步伐,不断融入新的元素。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性项目,青瓷瓯乐于2012年7月赴德国作交流演出。这次演出除15个保留曲目外,还专门改编了德国民歌《春天来了》等。首场演出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之后又在石荷州国际音乐节展演。每当青瓷瓯乐的节奏响起时,语言不通的德国观众先是仔细聆听,随即会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石荷州国际音乐节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连续谢幕三次观众依然不愿散去,直至艺术节组委会代表上台做了说明后,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去。对于观看的感受,他们都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我们欣赏到的最美的中国原生态音乐。”

传承与创新双翼齐飞

借问瓯乐何处来?那是15年前在上林湖寺龙口窑址发掘出众多的古代青瓷乐器。有了真实的历史参照物,就为重新复制带来了可能。经过数百次的反复试验,2002年6月,越窑青瓷瓯乐在慈溪第十三届杨梅节上正式向公众亮相。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越窑青瓷瓯乐如何传承?为此,慈溪市多次邀请国内音乐、艺术领域的专家,共同研讨越窑青瓷瓯乐的传承与发展,并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

越瓯音域宽广,音色清脆,有钟磬之韵味,金石之音质。著名作曲家何占豪教授曾多次赴慈溪考察上林湖越窑遗址及青瓷瓯乐。当他第一次踏上上林湖土地时,就深深地被上林湖越窑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吸引,他坦言:“瓯乐以青瓷乐器为主,因此要认准乐器特色,使其具有尽可能丰富的表现力。”他还激动地断言:“若能把唐宋时代的青瓷瓯乐与‘海上陶瓷之路’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创作一批音乐作品,定能引起国内外考古界、音乐界的轰动。”

台北市立民族乐团郭玉茹团长说:“你们在现有民乐基础上,挖掘、发展唐宋青瓷瓯乐,看了听了令人振奋,耳目一新。这种具有民族特色音乐,全世界音乐爱好者都会喜欢。你们一定要继续探索,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艺术风格。”

中国歌剧舞剧院音乐家杨春林说:“我看了瓯乐《越·瓷风》,整个作品非常完美,乐曲编配也有新意,首先是乐器把大家震惊,其次是乐音美妙动听,虽然是古乐器演奏,但它同时体现现代气息和现代风格,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将来要走的一条路,要把传统的文化艺术与现代风格、现代人的审美有效结合起来,然后让大家喜欢它、推动它。民族的东西一定会走向世界,让全世界人民都能了解你们这样的乐团。”

随着目前青瓷瓯乐的发展,简单的击瓯在审美层面上已不能满足中外观众要求。目前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所用的青瓷乐器,有一些是根据出土文物烧制的,但有一些乐器有了新的创制。有的乐器组合也更契合现代,比如现有青瓷编磬采用十二平均律排列,演奏更加流畅。上林湖越窑遗址出土的瓷 埙为三孔埙,现在复制的有九孔埙,可演奏十三度音域内的所有半音。同时,他们还研制了一批新的青瓷乐器,扩展青瓷乐器系列,提高和丰富其音乐表现力。

篇7

暨独墅湖高教区校园歌手大赛

策划书

——为梦想扩音,让青春盛放

主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

承办:共青团独墅湖高教区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学生事务部

2013.09.30

一、 活动意义

1 增进独墅湖区域内各单位交流

作为苏州市发展高等教育,大力培养创新人才,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建设项目,建设好独墅湖高教区已是打造苏州经济和科技强市的重要途径。每年高教区歌手大赛也是一个促进高校区各单位交流的极佳平台,可以很好的推动校企间、高校间、留学生与国内学生间的思想、文化以及生活上的交流。

2013年是高教区成立以来的第十一年头,在这十一年中各高校团结一致,建立了深厚友谊。让同学们得以一展歌喉,是各选手也更是各高校亮相的绝佳机会,使高校间各高校可在比赛中展现自我,联络彼此,增进友谊。除了平时学术上的交流外,各高校间在文化方面的交流略显逊色,而这次歌手大赛就为学校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使今后各高校的文化交流更加丰富多样。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好独墅湖高校区的文化繁荣。十佳歌手大赛成功举办还使高教区在苏州市打出一个品牌,让人们看到,在苏州市的南部,有着这样一群充满活力的大学生,严谨治学的同时,培养自己的艺术情怀,陶冶情操。让独墅湖畔奏响天籁之音,让苏州古城洋溢青春旋律,是我们共同的愿景。独墅湖高教区十佳歌手大赛定能成为江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独墅湖高教区也必将在全国众多大学城中脱颖

而出。

2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

独墅湖高校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教育区,除了聚集了国内众多优秀学子,也还吸引了众多的海外留学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些海外留学生主要集中在人民大学苏州校区,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为了更好的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也为了让外国学生能够有机会展示各自的民族特色,此次大赛专设留学生组,保证独墅湖“十佳歌手”中有留学生的一席,既调动了留学生的积极性,也让观众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在活动中让留学生体验中国江南文化,扩大独墅湖高校区的国际影响力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所以我们将在比赛过程中竭尽全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带领留学生们参观孔学堂、游黄果树,增进中国和东盟相互了解。做到用心交流,用情展示,用景增情。

3 推动高教区内文化发展繁荣

为了助推独墅湖高校区文化繁荣发展,努力建设富有创新活力和独特魅力的文化强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这次大赛就以此为契机,使高校区呈现出文化产业硕果累累、文化事业惠及全校、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文化大繁荣局面。同时也打造了文化新品牌,扩大了高校区影响力。

凭海临风,广纳百川,独墅湖高校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拥有着独具魅力的文化渊源。以文化为载体,彰显高校区人文气息,从而逐步扩大高校区的影响力。真正把独墅湖高校区推向全苏州、全中国、全世界。 二、活动主题

大赛名称:“梦想舞台” 2013科教创新区青春歌手大赛暨独墅湖高教区校园歌手大赛

宣传语:为梦想扩音,让青春盛放。

青春是最美的年华。独墅湖高教区的学子们正值青葱岁月,胸中无不激荡着即将盛放的梦想。给翘楚学子一只话筒,让他们为了心中梦想,震憾发声!站在荣耀的舞台,绽放出最夺目的光芒!

三、 活动时间、地点

海选:“让梦发声”于11月9、10日在月亮湾星艺城KTV举办;

复赛:“触梦十强”于11月17日选出“十佳”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图书馆报告厅

决赛:“逐梦之夜”11月30日冠军赛在独墅湖影剧院举办 四、 赛制

经海选(选手各准备一首歌曲(2分钟),现场演唱,由专业评委直接淘汰晋级制)选出36名左右选手进入复赛由复

赛(分三轮,第一轮分组,每组分别有直接晋级、待定和淘汰选手,第二轮从待定选手中评出晋级选手,第三轮从晋级选手中评出十佳歌手)评出10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以评分、投票等形式排序)。

注:复赛决赛现场,每场涉及三轮抽奖环节,奖励在场观众。

五、 参赛对象:高教区14所高校及各企业 六、 主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 承办:共青团独墅湖高教区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学生事务部 七、 预算单:

篇8

泉州博物馆是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见题图),成立于1985年,旧馆位于泉州市中心的府文庙,新馆址位于泉州清源山下西湖公园北侧,于2005年元旦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新馆是一座具有闽南建筑风格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所在地。占地面积80余亩,建筑面积16000多平方米。馆藏文物藏品总计在3000件以上,其中陶瓷器是主要部分,不同时期不同窑口的精品引人注目。现介绍几件具有代表性的珍品,与同仁共赏。

1.唐 长沙窑青釉执壶(图1)。高22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2厘米。方唇,口沿外折,直腹,直颈,平底,足外撇。短直流在颈肩结合处与对称双系呈垂直配置,流上有三道内凹的弦纹。双联泥条板状执柄。酱褐釉施釉不及底,与灰白胎交界处有一圈白釉,自然随意。灰白胎胎色略深,在器身釉面上轻妙地点缀出黄褐色的菱形纹,器身对称两个倒形“山”字,字体呈黄褐色。足底刮釉露胎,呈土黄色。整体造型修长庄重,给人以天然造化、变化莫测之感。

2.宋 磁灶窑绿釉军持(图2)。口径5.5厘米,高16厘米,底径6厘米,盘口立沿,口沿内敛,凸起,细长颈,鼓腹,溜肩,直流(残),无柄。肩腹处有一道凸起的弦纹,腹部有5匝内凹的弦纹,下腹内收成平底圈足。釉下施褐彩,釉色青绿,有剥落的现象,器身有零星散落黑色斑点的痕迹。军持亦称君持、捃稚迦。梵语“Kundika”的音译,为佛教徒饮水和洗手用具。唐代有白瓷、青瓷制品。宋代亦用于插花。军持在东南亚一带屡有发现,特别是菲律宾发现的军持与磁灶窑出土的军持造型、釉色、表面印纹装饰极为相似,为晋江磁灶窑烧制的专供外销用的产品无疑。1991年,美国何翠媚博士到印尼访问,其带回来的照片中,就有爪哇发现的磁灶窑绿釉军持、黑釉小罐、曾竹山小口陶瓶等不少泉州产品。军持的外销一方面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生活和宗教活动用品;另一方面,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因此,磁灶窑军持是中外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实物见证。

3.宋德化窑青白釉执壶(图3)。口径6.5厘米,高20厘米,底径6.7厘米。盘口立沿,细直颈,圆肩,颈、肩处有一对对称凹面2槽竖向耳,圆腹,矮圈足,内凹,长弯管流,凹面3槽宽带曲形柄。通体施釉,足底刮釉露胎。器面阴刻缠枝花纹,刻划线条流畅,纹饰清晰。釉色白中泛青,质莹润有光泽,细腻温润,抚之如小儿肌肤,手感柔嫩。整体造型圆润,丰满大气,令人心醉神迷,美不胜收,显示出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及艺术欣赏价值。

4.明景德镇青花杂宝纹菱花盘(图4)。口径38厘米,足径20厘米,高6厘米。撇口,宽折沿,浅弧腹,阔平底,矮圈足,里外满釉,仅足底刮釉露胎,盘心满绘杂宝图,器壁八开光内绘杂宝,外腹也绘八组杂宝图。从器物形制、青花呈色、纹饰、布局等分析,该器物应为明江西景德镇窑生产的克拉克瓷。克拉克瓷(Kraak)原是荷兰人1603年对在海上俘获的名为Kraak的葡萄牙货船所载中国外销青花瓷的一种称呼。由于这种外销青花瓷在装饰上普遍带有多层次的开光,在陶瓷史上把16世纪末至17世纪生产的这类外销青花瓷称为克拉克瓷。造型有盘、碗、瓶、军持等,在盘、碗内心的主题纹饰有珍禽瑞兽、花卉、人物故事、杂宝等,底足不少粘有砂粒,口沿器壁内外多为六或八开光的辅助纹饰,开光内普绘杂宝、折枝花等。克拉克瓷的出现,源自中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发展繁荣,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该器物以蓝色为主要色调,其胎质之细薄、纹饰之丰富、釉泽之莹润可堪称克拉克瓷的上乘之作。

5.明德化窑白釉“何朝宗印”弥勒坐像(图5)。通高22厘米,宽18厘米。呈趺坐式,露顶大耳,浓眉张目,笑口常开,耳垂至肩,肩至左脚有一道明显的裂痕,赤脚,双手置膝,左手掌已残不见五指,右手残至小臂藏在衣袖里。袒胸露腹,衣褶飘拂流畅,坐像后背钤有“何朝宗印”四字方章款,是明代“瓷圣”何朝宗的传世佳作。整个塑像造型生动优美,神态匀称逼真,使人爱不释手,堪称德化窑中的珍品。

白瓷雕塑是明代德化窑白釉器中的珍品,它与象牙白一道并列为德化窑瓷的代表,在中国和世界瓷业史上独树一帜。特别是何朝宗的白瓷雕塑,在国际上深受赞扬,享有“东方艺术”和“国际瓷坛上的明珠”之美誉。该塑像釉水洁净匀厚,与胎骨结合紧密,浑然一体;呈色温润如玉,剔透光滑,其釉质莹厚细腻、如脂似玉,衣纹清晰,衣裙飘然欲动,线条优美。富有动感。纹饰简练豪放,制作十分精细,虽有残缺的痕迹,但不失其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线条流畅,刻划细腻,形象传神,动静相乘。既保留了神话的色彩,又蕴含着美好、健康的意境,给人以艺术享受和感染力,显示了其高超的雕塑技艺。其独特的纯净莹润釉质和典雅可爱的形体,是现代雕塑所难以比拟的。

6.清德化窑堆贴八仙花觚(图6)。口径12厘米,高22厘米,底径6.5厘米。敞口,圆唇,细长颈,中间有凸起的带状缩圈,饰一周八卦纹,顶部堆贴一圈八仙人物图,栩栩如生,千姿百态。腹下部堆贴两枝盛开的梅花,近底处稍外撇,二层台足,平底,通体修长,内外壁施釉。胎体凝重结实,胎质细腻洁白莹润,造型典雅优美,纹饰简洁明亮,使器物显得特别清纯,能陶冶人的情操,让人心旷神怡,是德化窑中的珍品。画面所反映出的宗教意味比较浓厚,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和思想理念,体现出自然和生活完美、和谐、统一的思想境界。

7.清德化窑青花山水三足炉(图7)。口径27厘米,底径12.5厘米,高11厘米。厚唇,口沿外翻,敞口,丰肩,鼓腹,平底,外底刮釉露胎,三个三角形扁足,口沿至壁面有一细细的裂痕。颈饰一周青花璎珞纹,腹部绘青花山水图,有绵延起伏的山峦,蓬勃生长的树木,小桥流水人家,宛如世外桃源。纹饰层次分明,釉色莹润,胎质坚硬,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青花呈色鲜艳,釉色白中泛青。青花瓷萌生于唐、宋,成熟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各朝代青花瓷器因青花用料不同,故呈色也不一样。该炉的青花色泽鲜艳,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造型浑厚,显得深沉、含蓄,是清代德化窑青花瓷中的珍品。

篇9

关键词:外来文化;中国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27-0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要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无疑是解决中外文化关系、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

一、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创造主体、来源、内容、风格、精神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本土文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外来的文化是可以通过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所谓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文化建设主体通过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转化等过程,使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与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和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文化建设主体对外部文化做出的自主、自觉的选择。中国化的对象是外来文化,但并非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我们把哪一种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哪些文化成分中国化,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根本标准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要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我们就可以把它中国化,否则就没有中国化的必要了。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以中国文化模式为框架改造、转化外来文化的过程。外来文化中国化是国人出于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其目的在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来文化的创造及其传承主体也积极参与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并且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目的是在于传播、推广外来文化,让中国人接受和认同其文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复杂的文化创造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不是单纯引入一种异质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对接、拼凑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而是以外来文化为文化资源,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借鉴、改造、吸收的创造性过程。在内容和形式上,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过程,外来文化的外在性得到真正地克服,而内化为中国文化的要素;在文化功能上,通过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得以逐渐消除,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创造性体现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深层本质。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包含着多层次的丰富内容。概括地讲,外来文化中国化包含着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的内容。理论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实践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文化结构、理论结构和实践结构都是多层次的,因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包含着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既包括了对外来文化的理论批判、借鉴、改造、吸收,也包括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引起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解决文化矛盾、使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过程。外部文化一旦传入中国,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特别是外来文化处于强势的情况下,矛盾更加突出,两者存在相互同化的趋势。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自觉地、主动地解决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引起的文化矛盾问题,使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外部矛盾转化为中国文化的内部矛盾,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把它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建设实践活动。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是文化建设的一种表现方式、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作为文化建设的表现方式,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将之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以促进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为目的文化建设实践。

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外来文化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这项关系当前和今后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工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课题。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包含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包含着把外来文化不断地中国化的实践,如古代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中国化,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强弱对比关系的差异,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外来文化必须进行中国化;不是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在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有所选择;文化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外来文化是否需要中国化,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的需要而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来考虑。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其他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认识以及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实践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

当代中国,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应注重总结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其他民族在外来文化本土化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从实际出发,尊重外来文化和注重选择、坚持辩证转化、重视实际效果的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引进、批判、借鉴、吸收、结合等方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工作。

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段论述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明确指出了外来文化中国化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核心和实质就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来选择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必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充分体现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主体性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总的指导原则,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还要遵循尊重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的客观性原则。外来文化的价值及其价值的大小,应以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大小来衡量和确定,但是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是影响对其中国化的范围和程度的重要因素。依据文化属性及其与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不同,有些外来文化只可以允许其在中国存在,有些外来文化是可以中国化的,有些外来文化是不可以中国化的。对外来文化要有所区别和外来文化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并不是在文化上搞民族歧视、多重标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首先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促进中国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篇10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