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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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规划 葛沽

我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提出对“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予以保护”，拉开了我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序幕。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主要采用物质空间保护的模式，对历史文化街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不够，造成了许多历史文化名镇感觉像仿古的建筑群落，缺乏精神文化的内核，难以再现其曾经拥有的旺盛生命力。本文从葛沽镇实际情况出发，在历史文化遗存破坏较为严重的现实条件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核心，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引导物质空间的复原，以此达到延续历史文化名镇旺盛生命力的目标。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征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义化遗产公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005年，中国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对其定义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从以上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与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这三个方面，而其内涵包含了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多样性价值等，外延扩展到“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特殊的遗产，它特殊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它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特征，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是以一种变动的、抽象的和依赖于人的观念和精神存在，物质形式只是其外在的、必要的载体，而不是非物质文化的内核；其次，非物质文化具有过程性， 它的生成和传承直接表现在人类具体实践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也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具有动态性的；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其存在形态而言，不仅有着不同的形态，就是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形态也不相同；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其文化内涵基本上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直接传达给受众（或物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是其最重要特征之一。

2 葛沽古镇现状与特色

葛沽镇位于天津市津南区东北部，地处京滨综合发展轴与东部沿海发展带的交汇处，是连接天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的枢纽地带。在历史上，葛沽曾以海防重镇，海漕码头，文化昌明，名胜繁多，景色宜人而闻名遐迩，有“北国小江南”的美誉，2006年葛沽被评为天津市市级历史文化名镇。

2.1 历史格局

葛沽于宋代建镇，距今已有千年，是中国北方古镇之一，根据文献考证及清代道光廿十六的镇区图纸可知，镇区历史格局可以概括为：①水流三带，柳影九桥；②九桥十八庙；并分布巡检署，千总署，税局等官衙及大量民居建筑。然而在期间大量历史文化遗存给损毁，虽然80年代中对部分遗存进行了重建和恢复，但由于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的保护，造成古镇风貌破坏较为严重，历史格局已基本不复存在，仅有药王庙、郑家大院、张家大院、津东书院、苏家五号院、万字会、邓岑子贝壳堤、康熙行宫、碧樾行宫遗址等历史遗存散布在古镇内。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

葛沽镇是历史上华北“古镇”之一，自明代就是天津地区著名的水旱码头及贸易货物集散地。由于漕运发达，该镇居民多以船业为生。明永乐年间，当地富商与官府出面，在春节至元宵节期间，把海神娘娘（妈祖）塑像放入官轿，用人抬着沿街观灯，此举引得大批船民前来进香祷告，乞求海神娘娘保佑船民出行平安，最终形成了宝辇花会这一民间祭祀活动。与物质遗存不同，经过几百年的沿袭、创新与发展，宝辇花会形成了以娱神、娱民为内容，以民间花会为载体，含有历史、民俗、艺术、信仰、商贸等诸多文化内容的大型妈祖祭祀活动。整个活动从组织安排到花会表演构成一系列完整系统。古镇花会分为两大类，一为座乐，一为耍乐。座乐指八架宝辇、二架宝亭、八处茶棚、十道法鼓，耍乐指高跷、龙灯、竹马、旱船、渔家乐、海会、小车会、中幡、梆子腔、十不闲等以歌舞、秧歌、杂技、戏曲、语言为表演形式的花会。宝辇花会会规缜密、曲仪考究、气势恢宏、场面壮观，葛沽宝辇成为名扬海外、世所罕见的民间花会艺术珍品，葛沽镇也因此于2003年被国务院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2008年“葛沽宝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保护性规划主要思路

葛沽古镇的发展由于种种因素，无论是历史格局还是传统风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辇花会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延续，因此作为葛沽古镇的保护规划中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延续历史文化古镇的生命力，在非物质要素保护和延续的同时，来带动对现有历史遗存的保护，并通过其逐步恢复古镇的历史格局和传统风貌，最终实现对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

葛沽历史文化名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承载其活动物质空间载体，因此在物质形态的保护规划中，应该保证其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活动相脱节。也就是说，在保持风貌的完整性、传承其历史的真实性的同时，必需保持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性和推动性。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化名镇的生命力，在规划中应引入下列原则，以指导古镇建设“有序、有据”地进行。

3.1 整体保护原则

整体性保护体现在物质遗存与非物质遗存的整体性保护方面，物质遗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和传承的空间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又赋予物质遗存以生命力，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在物质空间保护过程中，除了综合考虑村镇、街区、巷道、院落、建筑等各个层面的保护问题，更重要的是综合考虑“实”的建筑形态与“虚”的非物质文化的关系问题，从全方位制定古镇风貌的保护策略，在保持古镇风貌的统一、完整的前提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3.2 动态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以此在物质空间方面也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保护与更新，在注入现代化需求与现代化生活节奏的时空下，谋求古镇传统风貌的多元表达方式，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更多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即在传统风格的物质空间中，融入新的使用要求，在发展中保护古镇的风貌，完善古镇的功能，使其能够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与传承的要求。

3.3 重点性原则

在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对重点区域局部改造的方式具有灵活性、有利于公众参与、有利于资金流动以及建筑环境质量的控制，从而能够迅速形成初步效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个空间平台，为其传承和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在历史文化名镇更新改造工作中，抓住最能够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特质或者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区域，进行重点改造是历史文化名镇更新改造中较为常用的手法，也是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协调局部与整体关系的方法。

3.4 公众参与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此在其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离不开人，因此在历史文化名镇更新改造过程中要充分体现这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参与者的想法。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根植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只有这样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规划应该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当地居民谋求发展的自觉行动。大家的集体参与，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物质空间载体这些历史上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推到一个新的境界。

4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葛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对策

4.1 分层次展现古镇的传统风貌

规划依据宝辇花会会道、水流三带格局和历史建筑和文保单位的分布，将古镇区域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筑控制区和风貌协调区三个层面分别进行保护，并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渗透在保护规划的每个环节中。

4.1.1 古镇核心保护区层面

这是整个保护规划的核心和重点。北侧紧临海河南岸，南侧以南大街为基准向南扩展约80米的街坊范围，西侧以水流三带的西沟为基准向西扩展约100米的街坊范围，东侧以水流三带的东沟为基准向东扩展约100米的街坊范围。核心保护区域中包含历史上的九桥旧址、十八庙中十六座庙宇的旧址和现状宝辇花会茶棚中的四个茶棚。

首先，对整体空间肌理进行梳理，重点是以宝辇花会会道作为空间组织的核心，保证传统巷道的宜人尺度和传统的文化氛围，强调四大茶棚之间的空间联系和会道各个空间节点的控制，同时将历史建筑和历史遗迹有机的组织在这一空间体系当中，形成以弘扬古镇的传统文化特征的步行游览线路。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创造前提条件，又能引导古镇传统风貌的恢复。

其次，对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要严格进行控制，对一至二层建筑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建筑形式与郑家大院民居风格相统一，采用坡屋顶建筑。对现状体量大、风格与古镇强烈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历史遗迹上的现代建筑，要逐步进行拆迁重建，新建建筑以院落式为主，为清至民国末年华北民居风格，采用坡屋顶建筑形式。对历史遗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恢复重建，以此提升核心区的整体形象和空间品质，为文化的展示提供了一个平台。对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采取抢救性整理，在保护过程中，对这部分内容加以重视。

4.1.2 建筑控制区层面

依托葛沽古镇现状道路肌理，划定古镇建设控制区范围：北起古镇核心保护区界限，南至津沽公路，西接顺利一条、建华一条等现状胡同，东到古镇原有护城河。其中，历史上十八庙中两座庙宇的旧址和现状茶棚中的四个茶棚在此区域内。

该区域要注重与核心保护区的衔接和延续，尤其是在宝辇花会会道两侧的建筑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对四大茶棚等空间节点要严格按照历史风貌进行控制，使其能够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空间体系当中。其他区域在建筑在满足现代生活功能要求基础上，控制其体量和风格，使其能够与核心保护区保持一致。

4.1.3 风貌协调区层面

依托葛沽古镇原有护城河、老城墙的位置，划定古镇建设协调区范围：北临古镇建设控制区界限，南至津沽公路，西接古镇原有护城河，东到古镇原有护城河。其中，历史上的护城河和四座古城门：西营门、东平门、南靖门和南定门在此区域内。

风貌协调区是为保证整体风貌和环境的完整而划定的环境风貌协调区域。要做好区内建筑与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之间合理的视觉景观过渡。建筑功能以居住和对环境不产生污染的公共建筑为主。建筑服从“体量小、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绿化带”的原则实行控制。

4.2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塑物质空间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它们往往无法触摸，难于把握，容易被忽略，甚至受到损坏不易觉察。因此，解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脆弱的传统方式，需要通过有形的载体来实现对其安全有效的保护。而存在于历史文化名镇中的历史格局、街巷空间、历史遗迹等，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

葛沽镇的宝辇花会具有500多年历史，是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街巷空间是宝辇花会会道的重要物质空间载体，正是在这一载体中展示其无穷的文化魅力。因此在葛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中，将花会会道作为整个古镇保护的核心，不仅力求保留原来的街巷走向、尺度，而且对于两侧建筑风貌也进行严格的控制，以力求原汁原味的展示宝辇花会的文化魅力。而对于承载宝辇的另一物质载体——茶棚，经历了拆毁——重建的过程，当前由于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逐渐破损和荒弃。在保护规划中除了对其进行必要的修复了和更新之外，还将其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使其在平时作为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通过赋予其新的日常功能以保持其生命力。

4.3 塑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具有无形性，而其保护和传承需要一种物化的形式在展示，才能使其具备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在保护过程中就需要通过塑造景观将非物质文化展示在大众面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示，一方面是通过相关活动的策划，在宝辇花会的进行过程中将自身的文化魅力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在古镇的空间中塑造出与宝辇花会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景观。在规划中主要在一些空间节点，比如祭祀中心、主会场等标志性的空间节点运用雕塑作为主体景观以及以壁画的形式展开一幅宝辇文化景观长卷，使人们从中切身感悟到宝辇悠远的历史渊源和浓郁的民俗节庆氛围。

4.4 以产业性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

要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成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到活态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靠口传心授，而许多项目的传承人，都是七八十岁高龄，并且人数屈指可数。没有年轻人来传承“绝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变成博物馆中的展览品，而不是活灵活现的原生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植根于产业化的拉动作用，借助于产业化载体，特别是现代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拉动，使其在实现文化价值的同时，也能够实现一定的经济价值，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葛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创造出各种物质空间，并赋予这些空间旅游、接待、休闲、文化等功能，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同时也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提供生活来源和保障，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运作的二元互动和良性循环，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4.5 以地段设计导则的管理手段推动规划的实施

对于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中从总体到局部单元，都相应地制定了措施。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引导建设，规划没有现实意义了。因此，建立保护规划与建设管理之间的联系很重要。

根据古镇范围内保护要求的不同，规划采用的是引入地段设计导则的方法，把规划与控制管理衔接起来。使不同区域或地段在面临改造、重建等情况时，有所依据和指导。就像控规图则为城市建设管理提供依据一样，我们利用地段设计导则，分析评价地段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的措施和改造的依据，并给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地段空间示意。

这种用图则的方式，分项分类对各个建筑的高度控制、建筑风格、色彩、材质、街巷空间、沿街围墙、景观要素、配套设施进行说明和规定，并分为控制性和引导性两个方面。高度和配套设施为控制性的要求，而街道空间和建筑风格、色彩、材质，则属于引导性要求，以为居民参与保护改造，提供了一个容易理解和操作的媒介。

5 结语

葛沽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为核心，通过对古镇的历史格局、建筑风貌、景观环境的更新改造，把历史的文脉牢牢地镶嵌在古镇的空间形态中，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性发展创造条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物质空间环境。把握隐含在物质空间下的文化要素、精神要素，保持历史文化名镇的旺盛生命力，这是保护规划始终关注的问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认识的发展，还需不断研究探索，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共同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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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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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复古；传承

历史文化名城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蕴涵着自然、民族、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历史积淀，有着丰富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城市的历史文化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拥有巨大的能量，作为凸显城市魅力的软实力而备受关注，一些城市甚至打响了文化品牌争夺战。然而，受经济一体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一些地方城市文化的保护和建设并没有和经济发展做到有机结合，或者仅仅将文化建设作为经济主导下的品牌工程，过分强调历史文化的经济效应，而忽视或破坏了其本体价值。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历史名城文化资源，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使历史名城焕发新貌，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实现使城市的现代性与文化性和谐统一，进而增强城市竞争力和城市魅力，这是一个急需解决并且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试以古城保定为例，从“以旧纳新”的角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共同放在文明的进程中，化“传统”的被动抵御为主动相融，兼顾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策略进行探讨。

一、历史文化名城及城市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历史文化名城在由传统古城向现代化城市转换过程中，面临着保护与建设方面的一些共性问题，集中体现在整体文化环境的被破坏，文化生态正在消失。

1.功能性与现代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就是要保护构成城市特色的基本肌理，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街区、包含文化信息的历史建筑，以及独具特色的社区结构。然而，这些包含历史记忆的环境，其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老化现象严重，与居民的现代生活需求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基础设施、环境卫生设施的严重滞后，使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和水平受到严重制约，并由此导致居民的乱搭、乱建、乱架、乱堆等行为发生，破坏了传统民居的空间环境特色。随着旧城改造，一些长期沉积下来的历史文化痕迹被无情抹去。在古城保定，民国风情街西大街、东大街由于道路拥挤狭窄，已无法再现当初的繁华，商业功能退化成一些电动车、丧葬用品集中售卖处。

2.保护和经济开发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现状是新城市功能产生于老城市空间范围之中，这使得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散布于城市经济的核心地带。与此同时，由于正处于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期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期，核心区域土地价值不断提高，旧城改造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热点，这种局部经济利益的驱动，必然形成一种缺乏整体有机联系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之下，文化名城建设将面临更大的冲击。如保定市，由于历史文化载体分布较散，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环境协调区的控制难度极大，现代建筑插建于历史风貌区或历史建筑周边的情况时有发生，历史文化氛围的保护亟需加强。

3.片面“城市发展观”对历史文化的无视

那种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中所表现出的片面追求短期效益、形象工程，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做法同时也对城市的历史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在目前经济发展的高速起步阶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都市的现代化，错误地认为“旧城”就是过去岁月留下的烂摊子，是城市发展的沉重包袱，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破旧立新”工作。将旧城区的老宅旧屋全部拆光，然后在平地上盖新的高楼大厦。于是，充满传统情致的居住区被毁掉以建设所谓“标志性”建筑：尺度宜人的历史街道被无情的的拓宽；旧城中不多的公共空间变为通衢大道而被淹没，但使城市原来的社会结构、文化遗存、城市风貌以及地方风情，遭到严重破坏，甚至面目全非，完全斩断了城市的历史文脉。

4.风貌建设的“复古化”成为另一种伤害

城市铲除历史建筑，如同人类摈弃记忆。反之，城市建筑没有创新和发展，同样是可怕和不可取。如果说几年前建设性破坏表现为大拆大建的话，那么现在愈演愈烈的复古潮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建设性破坏。这种复古的做法有两个特点，第一，把本来用于文物保护建筑的“修旧如旧”的概念，移植到大片的整治地段，甚至是新建建筑也被“穿衣戴帽”；第二，抹杀街区传统风貌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色，把某个时期的建筑风格统统作为“克隆”样本。这种做法无论是对街区风貌的保护，还是对历史建筑的研究，都将造成真实信息的混乱。

二、实施“以旧纳新”――既保护又发展的名城建设新模式

在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期待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问题放进古老文明现展的纵深视野，置诸全球化、城市化的现实处境，以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相结合的态度，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一个更深入的水平。文化名城的发展，不仅需要传承历史文明，还要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培育新型的文化生态，使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得以源远流长。

1.以“旧”营造古城氛围，培育和维护文化传承载体的环境

作为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里程碑的《威尼斯》指出：保护一幢文物建筑，就意味着要适当保护一个环境；一幢建筑的保护，需要以保护其周边环境为前提。必须保护遗产存在过程中的全部历史见证。历史文化作为千百年的积淀，在当地居民、尤其是历史街区老居民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最真实质朴的反映。当地居民的言谈举止、休闲娱乐、邻里关系，乃至其室内摆设、不同节气的风俗习惯，都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这种传承不是那些庸俗的敲敲打打的旅游项目所能替代的。因此，避免大规模搬迁原居民，避免在“旧”城区植入不协调的现代化建筑，不仅是基于社会安定意义上的考虑，更是对维护历史文化传承载体环境的理解。如以保定为例，在旧城以直隶总督署为中心，可在原护城河内划定旧城区，明确保护和建设细则，不再新建大型商用、民用建筑，减轻“旧”城区的负载压力，尽量保持原有的“旧”街区风貌。

2.以“新”彰显时代气息，掩映和保护古城特色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格局基本都已形成，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大拆大建只会破坏城市肌理，改变历史文化名城的“面孔”。但是，多年的发展也给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了高密度的人口。据统计，中国661个城市的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在1万人/km2以上，而历史文化街区则更密集。再加上每年有很多农村人口移居进城市，更加重历史文化名城的负担。只有把人口疏导出旧城，把旧城的人口密度降下来，才有利于下一步的保护工作。所以，必须对城市人口进行疏导。在这个前提下，在旧城的建新城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且此举同样适合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需求。在新城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多方考虑，进一步突出城市的文化特色。如保定在新的城市建设中，提出打造低碳城市、太阳能之城的新口号，集中力量，攻克低碳能源、低碳建筑、绿色建筑、绿色交通、污染减排、循环经济等一系列低碳生态核心技术，创造和谐宜居的“低碳城市”，不仅是对古城的有效保护，也孕育了新的城市文化。

3.“新旧交融”，提升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意识

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载体，它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在不同时期必然留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大规模拆除老街区或者全面复古，都会导致历史的缺失。缺失历史和缺失今天同样不可取。政府作为决策者，应该以更为开放的眼界，对城市“旧区”“新区”进行区别对待、分层次规划，既要保持传统，也要创新文明。如在提升建筑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意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在推进历史建筑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同时，鼓励建筑师的创新意识，在地方建筑文化的传承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事实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历史文明不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负累，而应该成为智慧源泉，应该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努力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性的历史文化名城。应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构成要素进行综合利用分析，如历史文化资源、建筑与街道文化、公共艺术、民俗文化、大众传媒、文化旅游等，使这些元素在城市建设中的得到充分渗透，使“文脉”得以延续。如古城保定，在原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打造关汉卿大剧院等现代化的新型文化社区，在健身文化基础上建设体育公园、体育文化特色街区，就是从历史文脉中汲取营养，使城市的文化展现出新的魅力和活力。在建筑规划和街区设计上，不妨都取源城市的历史文化，用现代文明的方式加以展示，这无疑将为城市的文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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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

[2]陈蔚.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研究[D].重庆：重

庆大学，2006

[3]边宝莲，曹昌智.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态保护与文脉传

承[J].城市发展研究，2009，11

作者简介：

王满，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艺术学。

篇4

论文摘要：在中国当今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属性特征、系统构成的分析，提出目前农村规划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应采取系统保护的原则，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并就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一、前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载体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非常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和凝练。然而，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那些表面陈旧、破烂的古建筑、古民居、古桥梁、古水道正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在许多农村规划中把成片的古建筑群定义为“空心村”，把旧村落整片街区划为拆迁改造区，即使有几幢祠堂被保留下来，其周围的历史空间环境已被所谓的“现代建筑”空间所取代，以往古老的空间格局和传统风貌荡然无存。

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老的历史文化传承，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处理建设和保护的矛盾，已是摆在世人面前刻不容缓的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本文就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属性特征、系统构成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就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提出了若干措施和方法。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建设。

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所谓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泛指村落地域之内地上地下所有有形遗存和无形文化积累。本文狭义只指有形的不可动的历史文化遗存。①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物的地理信息，都有它的空间位置信息和属性信息。空间位置信息在地理信息中是用图形、图像表示，称为空间数据，也称为地图数据、图形数据、图像数据；而属性信息则是用数值、文字表示，称为属性数据，也称为文字数据，非空间数据。空间数据对事物最基本的表示方法是点、线、面和三维表面。

用这个理论来描述、分析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信息和特征，符合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结构模式和管理要求，有利于将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登记、跟踪管理和保护。

所谓“点”是指该事物有确切的位置，但大小、长度可忽略不计。④这里特指以单体建筑形式存在的建筑物、构筑物、古墓葬、古树名木等。单体建筑虽然有长度、宽度和一定的占地面积，但是和整个建筑所处的空间环境面积相比，其大小、长宽可忽略不计，只表示该事物所处的确切位置。这个点暂且用这个单体建筑的中心点来描述。所谓“线”是指该事物的面积可以忽略不计，但长度和走向很重要。此处我想把“线”扩展到线所包含的要素及离开这些要素一定距离的邻近区，又称缓冲区。如古商业街及两侧古建筑，古河道及两侧生态保护区。有二个缓冲区共同形成的区域称为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街区。

所谓“面”是指该事物具有封闭的边界、确定的面积，一般为不规则的多边形。这里特指古村落的整个建成区，即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文化传统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整体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古村落建成区。

目前，全国分二批已有36个类似的古村落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各省、市(县)级的历史文化各镇(村)则更多。历史文化名镇(村)是中国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文化产物，古村落之多，地域分布之广世界罕见，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所在，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三维表面”是指该事物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边界比较模糊，在空间上可能是逐渐或连续变化的，突变只是个别的，如不规则的地形表面。这里特指村落建成区之外的与这个村落生产生活有紧密联系的耕作区和外部地理空间环境。这个空问环境不但与村落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其中也散落着许多古建筑、构筑物、古树名木等历史文物，是历史文化遗产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1964年5月25日一31日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该指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因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呈点、线、面和三维表面的形态分布，点、线、面、三维表面构成了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个空间信息。有的村落只有点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幢祠堂，其四周的历史空间已荡然无存。有的村落只有线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条商业街。有的古村落则整体保存的比较完好。因此，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应园地制宜地进行分类、评估和保护，对不同形态的历史文化遗产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正确地处理保护和改造的关系，使农村规划、建设既有自己历史风貌特色，又有新农村的朝气和活力。

三、历史文化遗产的属性特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化的客观遗存，具有历史性、物质性、社会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的本质特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产物。历史性首先表现的是时问性，特指过去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或做的东西。现在发生的事件或完成的工程，不管有多伟大，都不能称其为文物。这是文物区别于其它物质的本质区别。

物质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客观存在性。任何一个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以一种有形的遗存表现出来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且失去了客观存在性，也就不能叫做文物了。因此，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一般不提倡重建。其次，物质性表现为文物的人为性。城市、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人工化的物质环境，现存的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古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的人工物质的遗存。因此它具有物质的人为性特点。另外物质性还表现为它的自然性，除了人工环境之外，城市、乡村依托自然环境而存在。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而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古树名木等本身就是自然性的表现。

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承载性。任何文物都承载着生产这一文物之初的人类需求，社会互动、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信息，承载着人类社会活动的特定历史过程，反映着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类活动的物化和见证。

文化性首先表现为它的创造性。历史文化遗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文化的诞生和创造，是新的科学技术的伟大实践，许多历史性的建筑物、构筑物、工艺品，它们的制造方法和水平，至今看来仍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准，因此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明。其次文化性表现为它的传承性。历史文化遗产一般都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它记载着当时先进科技文化的信息，它的遗存使得古代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济性则首先表现在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可以说每一件历史文化遗产都有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标准。虽然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进行流通和买卖，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更不可能以一个确切的价格来衡量，但客观上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其次经济性表现在它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能为人类经济建设服务，并通过第三产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四、历史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

(一)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的构成

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系统按区域的分布可分为两个子系统，即以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和以历史文化名镇(村)为核心的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中按其物质所占空问的大小都可以分成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线状历史文化遗产、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和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现把系统归纳如下：

(二)两大子系统的区别

1．规模上的区别。二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物，首先在建筑体量上有较大的区别，其次是不同保护等级文物数量规模上的区别。大部分受保护的高等级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系统中，仅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名镇(村)数量看，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总共有101座，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只有36个。

2．质量上的区别。两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明显的质量上的区别。城市系统的质量一般都高于农村系统的质量。这不仅体现在建筑材料质量的好坏，建造工艺水平的高低，还体现在文物主人生活质量上的质的区别。

3．所处的生态环境区别。城市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一个大型的人工物质环境之中，相比之下其外围的自然生态环境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特征，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态环境。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则更多地处于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之中。自然生态环境和各类历史文化遗产联系得更加紧密。表现出一种休戚相关的共存关系。

4．文化内涵的区别。农村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内涵的单一性。主要体现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内涵，而城市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的复杂性。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要素信息。见证着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采取整体保护的原则，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注重保护性开发。通过开发利用，达到进一步保护的目的。

(一)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点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类和改善类三大类。保护类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被各级政府确定为文保单位，而前者是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但尚未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改善类是属于应保留的一般性历史文化遗存。文物保护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类文化遗产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办法；改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保存、修缮或复原外形、内部更新改造为主要手段。

(二)线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线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区和改善区。保护区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前者是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留得比较完整，但尚未被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改善区是里面零星的分布着一些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其空间环境关系也具有整体保留的价值，是整个村落历史空间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文化保护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区参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方法；改善区重点对空间、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及零星分布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改善。

(三)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古村落建成区的保护

对建成区的保护应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严格保护现存的空间格局。严格保护古村落的整体风貌。严格保护文物古迹。保护民族风情、地方文化和特有的风俗习惯。

1．修旧如旧。对古建筑的修缮要实行保护性修缮，做到修旧如旧，即是濒临倒塌的房屋也尽量保护好内部主体构架，外部围护墙体修复应尽量恢复原来的古旧风貌。

2．修新如旧。对在原址重新修建的房子，在高度上尽量与周围建筑空间尺度相适宜；建筑风格应和古建筑相协调，包括色彩、门窗、立面风格等做到修新如1日。

3．不要随意改变街巷的空间格局。街巷的空间格局是古村落空间格局的最典型的反映，是古村落最主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在街巷里的一些构筑物如过街楼、牌楼、轿厅等都是空间分隔的生动手笔，也是古村落空间最美的表现，要切实加以保护。

4．加强生活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依宅生，宅依人存”，“人宅相扶”。一旦古建筑投有人的居住，就失去了灵气，就会慢慢败落。因此。再旧的房子，也希望有人住、有人管、有人修，关键是加强旧住宅生活设施的改造。旧房子只要加以改造，仍然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要求，满足现代人物质文明的需要。

5．开辟新区，保护古村。随着古村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加，古村落空间肯定不能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也必须跟进。因此，在保护古村落的原则下。开辟新区，将新居住区和旅游服务设施等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功能上相衔接，空间上有过渡，使古村落新区和老区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建成区外围耕植区的改造与保护

这个区域是古村落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环境，是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创造生活、改造生活，寄托着无限美好希望的地理空间场所。同时也是整个村落人刨造文明，进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空问环境。因此，在这个空间中，除了耕地之外，还会有很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及弥补风水不足的建筑、构筑物(如上水口、下水口等处的构筑物和建筑物)。这是古村落和周围自然山体之间的一个过渡空间，是构成整个村落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

①加强这个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修缮和保护。许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等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已濒临倒塌，但不要随意拆迁，那些还留存的建筑物、构筑物要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修缮。

②加强这个区域的环境整治。在耕作区往往会有许多茅厕、粪坑等与农作有关的构筑物。有机肥尽管是农作的主要肥料，但对于历史保护区和以旅游开发为主体经济的古村落。拆除这些设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现代的复合肥完全可以代替有机肥，或者把粪坑进行地埋处理，采用化粪池的技术方法进行改造。

③保护耕作区原生态的地形地貌。耕作区原生态地形地貌的保护，关键是农田不要园田化，水渠、水沟只作疏通，不要硬化处理。已主要从事旅游业为主的古村落更不能把这些耕地进行抛荒。因为农耕文化是古村落世代最具生命力的活文化。应世代相传，形成古村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自然生态区的保护

自然生态区的保护，以不改变自然山水、空闻格局为原则。

①山体实行封山育林，加强自然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保护，防止泥土流失；尤其对古树名木要进行登记造册、动态跟踪。对因遭矿石挖掘或因自然崩塌而造成破坏的山体要实行人工保护和培育措施，使之恢复自然生态的生命力。

②加强自然地质灾害的监测，如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对自然地质灾害要进行全面调查，一旦发现，必须采取地质保护措施、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

③加强水体的疏浚、加固、拓宽、改造。对于流经保护区的溪流，原则上不改变其河床的位置。但对易造成山洪隐患的地段，要实行拓宽改造，采取加高、加固措施。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古桥的保护，加强古石坎的保护，加强具有造景功能的堤坝保护，加强两岸古树名木的保护。

(五)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1．风俗习惯的继承和发扬

风俗习惯主要包括“吃、穿、住、行”等习惯，它是儒家文化在礼俗层次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以“礼、乐”为核心内容。叭‘吃”主要反映地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穿”主要反映地方的服饰特色和衣料的特殊制作工艺；“住”主要反映地方的房屋建筑风格。包括建筑形制、建筑装饰、建筑结构、建筑色彩、建筑立面、建筑材料等，是地方特色最具形象化的表现；“行”则主要表现在村落的各种节日活动，中国民间有“七时八节”的节日活动之说，其中尤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为重。现在又增加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各种节日里的不同纪念活动构成了礼俗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活动雅俗共赏，内容健康，营造出“诗、乐、礼、孝、义、忠、信”的环境氛围和文化精神，是构成现代农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2．传统手工艺的继承和发扬，开发旅游产品

中国自有文明史，便有手工艺的痕迹。据《礼记-曲礼下》所载，在商朝，王室中已有“六工”，即“天子之六工，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至周代已由原先之“六工”发展到“八材“、“八艺”，实现了从“工”到“艺”的升华。随着时展技术进步，工种越分越细，艺术水平越做越高，到宋代，官府手工场文思院所辖工种已有四十二作之多。

这些工艺技术从宫廷走向民闯，并在不同地域成流成派，自成一体。共同构成了记录中华文明史的手工艺艺术宝库。而这些手工艺一般世代相传，在某些地域成为了一大产业，零散的手工艺家也多以手艺为生。因此，手工艺不但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更是中国产业构成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艺，是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应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世代传存下去。

篇5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的文化、经济、生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其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用地性质置换等方面入手，以四川省三台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提出一种以经济发展为引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使其与城市经济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1　问题与矛盾

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每年的6月7日设立为“世界文化遗产日”，其意义是明确“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或自然风景不仅属于它所在的国家，也属于全人类”。200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并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随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并在法律地位上予以明确。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曾经被片面地理解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限制，致使很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片区成为城市发展难以逾越的“门槛”，曾一度影响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报工作。这种状况尤其在发展相对缓慢的中西部地区还持续存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起飞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从2005--2008年开始酝酿并初步提出了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空问规划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乡统筹发展，为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更加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对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不得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方面的难题。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往往是一些中小城市，经济实力薄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对滞后。因此，如何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科学地结合起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中西部地区众多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立足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科学思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要素，从经济、旅游、城市规划等多角度思考，提出一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并以四川省三台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用以分析所述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2　三台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与价值认识

三台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绵阳市东南部、涪江中上游，为绵阳市辖县，距绵阳市中区57km，距成都市153kin，以县西三台山得名。三台县于199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三台县古为郡县，是古国文化发源地。自公元前201年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自古享有“蜀川重镇、剑南名都”之称。境内沿江平川、浅丘绵延，溪流纵横，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具有山水之利的半山区县，既是人文荟萃的文物之邦，又是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历史上李白、杜甫、薛涛等诗词文人均在此汇聚，并留有名篇佳作。

三台县主要有4个历史文化片区，分别是古城墙南门片区、大佛寺片区、琴泉寺及北塔寺片区、东山公园及东山大佛寺片区。该4个片区大多依山就势，坐落在县城的凤凰山、牛头山、三台山、蟠龙山上，构成了县城“山水城”的城市骨架。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并缺乏及时的保护规划，致使以上历史文化片区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部分山体形态被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建设吞噬，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此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文人名士的关注。作家舒乙认为，三台古城墙年代久远、质量高，城墙的材质超过北京古城墙，并就三台的保护事宜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提案。本文就其重要的历史街区进行概要说明。

2．1古城墙和南门片区

2．1．1概况与价值

古城墙和南门片区内大量的清代民居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现在的古城墙文风厚重，于清乾隆32年至35年(公元l767—1769年)由知县徐世楹在明嘉靖墙楼的基础上培修复建而成，现仍保留下南城门楼和东城门门洞，是目前国内少数保存完整的石砌古城墙之一，199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规划保护区。东门至北门段和南门至老西门段的部份城墙保存完好，城墙总长约2km。南门城墙高6m、厚9．8m；城墙用长1．2m，高、宽0．3—0．35m的条石垒砌，门洞为纵联式券拱。南门城楼为木结构抬梁式，重檐歇山顶，九架梁前后单双步梁分心用9柱、面阔5间、进深8间。南门片区现状为大量成片相联的古民居院落，受北方建筑营造法式影响，形成多进院和几个多进院落并列住宅，以及“四水归堂”，“一颗印”式住宅，其造型别致、古朴典雅，具有北方明清代建筑风格，富有古城韵味。

2．1．2主要问题

城墙被开有断口10处，搭建若干处，均因经济发展而又缺乏保护规划所至。同时，该片区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差，导致民居院落年久失修，破坏严重，增加了改造的周期与成本。此外，城墙周边的城市用地性质不合理，大量的工业用地给城墙和民居的保护带来了环境、交通等诸多问题。

2．2大佛寺片区

2．2．1概况与价值

该片区位于三台县潼川镇南河路蟠龙山腰，是县城山水形态的重要构成节点。大佛寺内造像凿建于元大德五年，距今有700多年历史，坐东南朝西北，高8.3m，肩宽3．8m，为“说法像”。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发现此佛，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修建大佛寺，其佛教文化影响力大、交通区位好、城市地标功能强。大佛殿的大佛是绵阳市唯一、全省少有的元代佛教造像，在研究元代佛教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佛殿为九脊歇山式木结构，造型独特，气势恢弘。

2．2．2主要问题

周边用地性质复杂，建筑风格不和谐，景区被城区严重屏蔽，缺少“透气”的空间，影响了大佛寺片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2．3琴泉寺及北塔片区

2．3．1概况与价值

琴泉寺始建于北周，唐初按星象落座建殿，文人荟萃。唐宋以来，李白、杜甫等人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石刻碑，阴刻、楷书，文物价值较高。北塔位于琴泉寺北侧的北塔山顶，清嘉庆十八年修建，现保存完好。随着城市的向北拓展，可与琴泉寺片区携手打造城市北部的城市公园。

2．3．2主要问题

该片区位于城市西侧，处于城市发展的，受城市发展冲击较少，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用地的快速拓展，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前沿，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保护问题。

2．4东山公园及东山大佛寺片区

2．4．1概况与价值

该片区主要包括东山公园与东山大佛。东山公园始建于唐代，李白、杜甫、薛涛等文人墨客都曾于此驻足作赋，因有“东林晚钟”之景而有“小寒山寺”之称。东山大佛位于东山观音寺，沿涪江东岸山崖而建，面对涪江，自然景观优良。内有坐式佛像高14m，历史悠久，为唐代所造。唐人侯圭《东山观音寺记》对其就有描述。该片区位于城郊涪江东岸，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自然景观条件好，为城市的景观骨架节点。

2．4．2主要问题

东塔年久失修，人文历史遗迹保护力度不够，周边建筑不和谐，缺少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如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东山大佛景点受地形地势的影响较大，发展空间较小。

3．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导的保护思路与模式

城市经济发展并非意味着城市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城市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城市经济在内的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居住环境、投资环境等诸多方面，因此作者从旅游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多学科进行了多角度综合思考，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以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点，以提升城市形象为目标，以最终达到科学合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为城市的游憩空间、文化旅游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

3．1保护思路提出的研究基础

经济发展战略——支撑作用：深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与旅游经济对接、与文化经济对接和与休闲经济对接，并据此确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如本次案例中古城墙及南门片区与凯江滨水区的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战略——激活作用：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将其与城市的其他资源进行整合，以文化为主线进行挖掘、包装，将单个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展示相结合，通过举办各种城市节庆活动引导城市经济发展，真正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使其转变为经济资源，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旅游发展战略——引导作用：当前，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高度上重新认识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景观价值和旅游价值，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依托历史文化遗产自身的影响力并结合城市节庆活动，有效地开展旅游文化活动，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城市品位战略——提升作用：通过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为引导，加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营造良好的城市形象；结合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将其融人到城市公园、文化商业街区的建设中[。如本案例则可以从宏观的城市用地性质调整，到局部的传统商业街区建设、滨水空间建设，大大提升三台县的城市形象，为市民提供需求较强的休闲文化空间与场所。

3．2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3．2．1基本思路

基于前述研究，以全方位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提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思路：①将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作为一种现时的城市资源考虑。跳出传统思路，突破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静态资源进行孤立地保护，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_6j。②将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作为一种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依托资源考虑，通过公共空间建设来提升城市形象。在以上思路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进行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用地性质调整、景观建设，为历史文化遗产从用地布局、保护思路、利用方式等方面“松绑”，真正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得历史文化遗产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发展全面化的良好效果。

3．2．2保护模式

根据以上保护思路，提出以“经济旅游、城市节庆、城市文化公园、滨水区等公共空间为前导，以道路交通组织优化、城市用地性质调整为支持的历史文化保护模式”，见图l。图1中简明地介绍了既能有效地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发挥其城市公共资源的优势，合理保护与利用，真正使其成为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4　重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方案

4．1保护理念与原则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和提出的保护模式，围绕“保护古城，发展经济，旁山依水，北进南拓，两翼，山水其问”的总体理念，从保护“山、水、城”的城市格局，提升古城形象，强化古城特色，有序开展旅游，拓展新区功能，疏解环境压力等方面，并按照下列原则制定保护方案：文化遗产保护优先原则；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资源价值最大化整合原则；特色化、人性化原则；可操作性原则。

4．2保护范畴与内容

保护范畴与内容主要是：①遵照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的原则，确定各个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及其特点(表1)，从物质层面确定保护的实体内容。这是做好保护工作的基础研究。②从保护“山、水、城”城市形态的层面，保护城市的视觉通廊。位于城市山体制高点上的寺塔之间，以及各点与城楼之间的视觉通廊是三台县的主要景观视廊，应将其作为城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保护。③从风貌环境层面，保护城墙、院落、建筑的周边环境，对建筑高度、色彩、形态等方面提出保护要求。

4．3保护方法

划定保护分区：根据具体地段的实际条件，确定分级保护区，提出控制要求，包括建筑的限高、色彩、形态等。视觉环境保护：视觉环境保护主要包括位于城市各个制高点上寺塔之间的视觉通廊，各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色彩。通过建筑高度的限制、用地性质的控制，保护古城墙的风貌环境，保护建筑、山体形成的空间层次。

建筑保护与整治模式：依据建筑的质量、风貌、年代定量分值(表2、表3)，按一定权重标准，确定本次规划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每一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式。主要是：①保护——保护原样，以求真实反映历史遗存。对规划保护区和风貌典型、质量较好的传统民居采取保护措施，可进行修缮或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修旧如故，以存其真。②改善——指建筑结构尚好但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建筑，原有结构不动，局部修缮改造，配备市政设施，改善居民生活质量。③重建——对传统风貌影响大的建筑采取拆除改建的措施，以保障与传统风貌的协调。④保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建的建筑，砖混结构，造型与质量较好，同时与传统风貌环境冲突不大，采取保留，维持现状。⑤整饬——对质量较好但风貌较差建筑的立面进行整治，包括降低高度、屋顶平改坡、改变外墙和屋顶色彩等。⑥拆除——指对违章搭建或原先没有以后增建的，破坏院落空间环境的建筑应予拆除。

4．4用地布局及道路交通调整

要保护好古城的结构和布局，必须对现有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用地性质进行调整与控制。调整沿城墙周边的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沿城墙留出绿化带和开敞的空间。按照保护规划控制护城河周边用地项目的要求，将污染严重或影响古城风貌的豆豉厂、印染厂等几个工厂在近期内搬迁至新工业区。根据三台县总体规划的人口规模及每人的用地指标，在城内和城外布置必要的居住用地减少城内居住密度与人口数量，改善居住环境。

4．5主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方案

4．5．1古城墙及南门片区

①保护内容。主要有古城墙、南门城楼、东城门。南门片区现有街道的格局，民居院落，建筑风貌、色彩和高度，保护现有街道与凯江及对岸山体的视觉关系(图2、图3，见封三和封四)。②保护措施。对现有墙体进行整治和修复，恢复历史原貌；对城墙两侧用地布局进行合理调整；拆除沿城墙搭建的构筑物，整治周围环境；保留方家街、下南街和南外街的现有格局及其与南门城楼的关系；保护南门片区现有的民居院落形式、建筑风貌。③利用策略。在整治保护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在古城墙两侧各留出10—20m保护带，规划布置绿化带、游步道等，通过不同景观塑造表达三台的历史演变过程，尤其是打造在三台历史上积淀厚重的盛唐文化；将南城门、东城门作为重要节点打造，使其成为具有文化性、观赏性等功能为一体的旅游休闲景点；对南门片区的民居院落进行整体保护开发，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功能更新和居住条件改善，结合旅游开发，以适当的方式使其成为一条集商业、旅游、餐饮、民俗等为一体的传统文化商业街区；将外南街与凯江交汇处作为重要景观节点，恢复当年川北古码头的繁盛景象，通过南门片区的综合保护开发，带动凯江沿线的城市滨水空间建设，促进三台县的城市经营。

4．5．2大佛寺片区

①保护内容。蟠龙山山体形态、山体制高点和现有的建筑群落，保护大佛寺与南城门楼、牛头山等的视觉轴线通廊。②保护措施。加大对大佛寺重点建筑的保护力度，包括经费投入和技术指导；调整周边用地性质，将工业厂房移出大佛寺的保护协调区；控制周边建筑高度和建筑风貌，周边的建筑高度不得超过大佛寺的高度；明确保护蟠龙山山体及其保护范围，不得继续破坏现有的山体形态，严禁在山体西侧后部进行取土等损害山体的破坏行为；保护大佛寺与南城门楼、牛头山等视觉轴线通廊，在视觉轴线上不得布置高层建筑，使大佛寺融入城市整体景观系统中。③利用策略。结合佛教文化，对现有建筑群落进行布局完善，在功能上进行充实，形成食宿、休闲、佛事等若干个功能区，将其打造成三台县的民俗佛教文化公园；在蟠龙山麓至南河路之间，规划大佛寺广场，满足香客、游人的停留和礼佛朝拜用品的出售，同时为城市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

4．5．3琴泉寺北塔片区

①保护内容。现有建筑群、摩崖石刻、甘露泉、北塔、名人文化遗迹等文物古迹，保护现有建筑平面格局与建筑轮廓，保护北塔的城市制高点及其周边山体的自然景观。②保护措施。研究发掘琴泉寺按星象落座建殿的布置格局，科学划定琴泉寺和北塔寺的保护范围，保护现存历史文物和建筑；对北塔寺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对塔体及其周围建筑进行修葺维护，在未来开发中可适当扩大北塔寺规模；加强琴泉寺和北塔寺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围绕道路、市政设施、绿化及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提高琴泉寺和北塔寺的通达性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性。③利用策略。充分发掘琴泉寺唐代禅宗祖庭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展示琴泉寺的“佛教文化”、“名人文化”、“诗词文化”、“摩崖文化”，形成与东山公园呼应的城市文化公园；按照高耸建筑物的观赏要求保护北塔的城市视觉通廊，使其成为西北侧城市的制高点；结合北坝新区城市中心的建设，打造新城的城市坐标和城市景观轴线；整体联合打造城北新的景点，提升新城的自然环境品味和历史文化底蕴。

4．5．4东山公园片区

①保护内容。东山的山体轮廓，东塔的制高点，自然景观、历史建筑、历史遗迹、摩崖石刻；东山大佛、东山观音寺以及沿涪江的滨江景观；保护三台城东“山、水、城”的自然格局。②保护措施。重点维护培修东塔、临川阁、故池、薛涛塑像、碑林、苏公泉、流杯池等文物及景点；保护现有东山公园内包括古树名木在内的植被；保护东山公园滨江景观，不得在滨江一侧进行破坏性和永久性的建筑活动；清理东山公园周边不协调的因素，尤其是大门附近现代风格的建筑；东山公园周边的用地开发，严格进行高度控制，其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东塔高度的1／2。③利用策略。对东山公园与东山大佛、小明湖进行整体考虑，在朝拜、休闲等功能达到互补；突出东山公园的休闲功能，明确东山大佛的朝拜功能；在东山公园与东山大佛之间适当位置配套社会停车场，满足香客、游人朝拜的需要；在涪江大桥东侧设置东山大佛寺山门。

篇6

关键词：城市更新 历史文化名城改造

如何处理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分析探讨，说法不一。这里我们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城市规划和商业地产策划的经验，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站在经营城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问题上，树立正确的保护和开发观念一直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认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会阻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把那些“老古董”视为城市的“肠梗阻”，必欲除之而后快：二是认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是全方位的保护，不能动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否则就是破坏。这两种观点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截然对立起来。如果用其中任何一种观点来指导实践，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发展都将无从谈起。那么，如何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应该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历史遗存是城市的宝贵财富，必须加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历史文化环境不仅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彰显城市个性的载体。在人们对提高文化生活水平具有较高需求的今天，历史文化名城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十分宝贵的城市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挖掘，有利于塑造城市的形象和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还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最终有助于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巴黎、伦敦、巴塞罗那等世界历史名城以及国内的大理、丽江、苏州、杭州等地的实践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从短期看，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开发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从长期发展看，二者完全是可以统一和谐调发展的。

第二，对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环境、历史文化遗存仅仅施以保护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开发。当然，这里的开发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存等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发掘和利用，根据时代需要对其功能进行适当的更新和改变，以充分发挥这些宝贵资源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就郑州而言，像城隍庙和商城遗址这样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其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建筑物的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加之住居的人口数量巨大，成为脏、乱、差的典型，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整治和改造，使其能够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此外，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体现，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如果让它始终处于沉睡状态，不进行开发利用，它最终只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消失。因此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适度开发和利用也是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延续和发扬的必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对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应实行综合规划城市是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巨大的复合生态系统。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良性运行，关键是要看这个城市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否持续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一定要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环境、资源、交通市政、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等各种因素，协调好长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需要进行合规划和周密策划，需要将宏观发展战略和微观的经营策略结合起来。但是，目前国内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一般是由政府或开发商主导.很少注重和遵守规划.或大多侧重市政规划和建筑规划.往往忽略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详细的商业规划。其结果往往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城市空间体形态与商业经营内容、经济与文化之间不相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城市缺乏精神和个性。这显然不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强调，在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和开发时，一定要站在城市经营的高度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综合规划，比如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古城当做纯粹的旅游区，而新区则着重发展工商业，这样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发展了经济。只有如此，才能使综合规划具有战略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持续发展。

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应该实行统一规期.统一开发，分步实囊在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过程中，对于成片的、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文化街区应当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该区域内历史文化风貌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又能发挥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对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改造和开发最好交由一家投资开发公司承担.这样容易保证开发公司能够始终从该地区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地区进行统筹安排，营造历史文化环境、提升区域文化形象、经营区域品牌.既有利于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又有利于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将成片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交由不同的公司开发，由于每个公司的实力、思路、各不相同，在加上经济利益的竞争关系，很可能将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搞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当然.选择一家公司开发时.对于面积较大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开发中可以实行分批分片开发.循序渐进.稳步实施。

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关系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开发往往是一项综合工程。它既可能是历史风貌保护工程，又是危旧房改造工程、商业区改造工程或旅游资源开发工程：既要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又要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和文化目标；既要对历史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又要进行持续经营。如此高标准的要求，需要采用一种最有效的开发模式。实践来看，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和经营上，有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两种倾向。但是无论是采取完全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还是完全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都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由于政府自身职能和自身资源所限，既无法在短期内组织足够财力、人力和物力，又不具备经营和管理能力：而如果由企业主导，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则容易偏离城市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偏离保护历史文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目标。所以说，只有将政府的行政力量和企业的市场力量有机的结合起来，才会最大限度的有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

在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定位上，政府主要负责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负责制定城市及街区的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搭建发展平台，在城市及街区的改造开发过程中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企业则应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之下，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整治和改造.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品牌经营。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尽所长，分工合作，才会使历史文化名城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和开发。

篇7

“武汉伢”杨帆，就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华科的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硕士、武大的博士，一路走来，杨帆在任何一个阶段里都可以选择到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但他却执拗的走到了这里，很多人不理解。他笑笑说，因为这里有自由，有归宿感。

背上背包去寻梦

为什么会在旅途上去寻找梦想？当被问及此事时，杨帆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父母同时从武汉来到海南参军，在那个浪漫的地方相识而结合，因此杨帆的童年记忆就是从海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开始的，那里直到现在仍是很偏远贫困，那里不靠海，但有着茂密的森林和连绵的大山，就成为杨帆唯一的童年乐园。“和童年经历有关，我对大自然有种天然的亲切感。”

虽然一直接受着正统严谨的家庭教育，但杨帆天性中的叛逆和好奇却丝毫没有被压抑住，使之常常做出奇怪之举。当初中国的股票市场刚刚萌芽，中学生的他就和几个伙伴凑钱制作了几只股票，并卖给同学们，其他什么写歌作曲组乐队、写文章抨击教育体制之类的“小动作”更是不胜枚举。

但总的来说，那时候的“小叛逆”还只能属于调皮，在大事上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杨帆笑着说，“我是内心叛逆胆子太小”。高考后，他按照父母的要求依据大众标准，选择了好学生才学的工科，顺利进入了华中理工大学（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分数最高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虽然自己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不错，但内心却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对艺术、文学很感兴趣，对新鲜事物特别好奇，思维天马行空。所以，大学四年是他很痛苦的时期，因为错位，工科生必备的“呆板”严谨的性格，与自己思维浪漫追求自由的本性截然相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知道自己不喜欢工科，四年过的浑浑噩噩”，除了专业，什么书都看，成为同学眼中“不务正业”的典型。毕业时，他果断放弃了落户北京在国企担任IT工程师的好工作，选择走出国门继续进修。

2001年他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攻读IT经济学，终于摆脱了工科专业，更让他兴奋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将来的生活。“这时期，是我思想启蒙的重要阶段”，杨帆对于新加坡的求学经历十分庆幸。

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只愿意和同胞呆一起不同，杨帆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圈子，并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其中关系最好的是攻读东方哲学博士的韩国室友，从他那接触到更深入的文学世界。在学校参加了当地的“漫步者”社团，跟着他们到了泰国曼谷的背包客大本营，又去了马来西亚玩潜水……这些开放、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让杨帆感受到久违的满足与舒服，自由而开心。但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生活与自己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想抓住即将融化的文化

2005年，杨帆学成归国，凭借他的资历在武汉很快就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金融顾问，领着不菲的年薪。

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坚持不住了。要说以前，他没有享用过那种“行走”的生活，还能勉强过着正常的日子，但自从他尝过以后，就再也舍弃不下，不论如何，每年至少有3个月时间是在外面行走，而工作剥夺了这一乐趣。

不到两年，他毅然放弃。对此，父母极力反对，老老实实找一份稳定工作才是根本，怎么还像个孩子总想着玩……这些阻力在杨帆看来虽然有一定压力，但对他来说，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浪费生命，“在那种生活里，我的时间是被别人掌控的，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接受别人的安排，这是对生命的浪费，我想做自己的事。”

至此，杨帆就开始背着背包上路了，但同时他也经营起了一个中外交流信息的网站wuhan time供养着自己。

一路上，他住过从不换床单的藏人小旅馆，被困在几乎没有人烟的孤镇几天几夜，也曾为了省钱在小木船上顺水漂流整整两天……一路上，辛苦并享受着。

渐渐地，他爱上了古村落，身处其中如同穿越时空，原始古镇里的一砖一瓦似乎都在诉说着“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这里有厚重的文化和底蕴，这里可以让自己漂泊的心找到安宁。

走着走着，他看到了一个让人心痛的现象：这些心灵的家园正在逐渐坍塌和消失。常常遇见这样的一幕：一边欣赏着重庆的千年龚滩古镇，感叹乌江边竟有这样一处世界级民居吊脚楼，一边却眼睁睁看着一部分古建正在迅速消失，因拆迁被夷为平地，到处可见残砖破瓦。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随着越看越多，他发现这种现象在国内并非个例，而是十分普遍，美丽的古村寨正在渐渐消失。杨帆告诉记者，这种现象在国外是十分罕见的，欧洲古建几千年以来都保护完好，而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又没有这种急切的发展心态，唯独中国这样暴殄天物的“耗费着”老祖宗留下的丰饶的历史资源。

杨帆说，自己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对中华民族符号化的东西就更加在意和珍惜，老房子就具有明显的民族符号，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一件件都消失了，以后解读中华民族就会变成“纸上谈兵”，平面化，没有真实立体的内容，这是很可怕的。“看着那些老建筑就像冰雪融化一样逐渐消失，越来越少，自己除了心痛，更多的是焦急”，杨帆皱着眉头。

但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又能做些什么呢？杨帆在网络上寻找着答案。最后在他的驴友QQ群里找到了灵感和方向。这里的驴友大多是在武汉的外国人，他们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对于文化的破坏深有同感，每当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有不少外国朋友提出自己国家对类似问题的解决之道，让他有了很多新的启发。

当他收集到越来越多文化保护的“金点子”时，就再也忍不住，该要做点什么了。他想到了国外最流行的NGO组织，自己也可以成立这样的组织，而成员就来自不同国家，旨在吸取国际文化保护的经验，以国际化的视野来审视和呼吁。

用他山之石攻玉

2012年的春天，濒危文化保护者（简称CECP）正式成立，初始会员超过100人，一年时间已达到500多人，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入会申请表。组织成员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杨帆说，CECP最初并非刻意只招收外国会员，而是中国朋友一方面对这种公益组织的认识并不深，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现实因素，大部分国内的年轻人都承担着很大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追求这些纯粹的理想。对此，自己也很理解和体谅。

在杨帆的组织下，CECP的活动先从家门口武汉开始，先从极其危急的古建保护着手。

为了让更多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有真实可感的体会，杨帆带着会员们走遍了武汉周边的古建，如汀泗桥、簰洲湾、玉兔村等百年古村。

杨帆说，CECP作为NGO组织，面对这些问题，所能做的就是宣传沟通。CECP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利，既不能和政府一样行政干预，也没有能力像企业一样用钱去解决问题，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他们。“通过沟通让双方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不求效果立竿见影，只要能在对方思想上留下一点点痕迹。当他们发现一群老外对自己的东西很感兴趣，就会重新考虑自己是不是浪费了自家的好东西。下次遇见同样的事情，他会下意识的慎重考虑一下，这就值了。”同时，还采取宣传教育、帮助当地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和改造方式等，解决对方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此，他们经常做的就是告诉这些村民他们的家非常有价值，是个宝贝。曾记得，在一个村子里，村民正在拆旧房盖新楼，将老房上面精美的雕梁画栋木料卸下来，堆在墙边，一根一根当柴烧。杨帆他们来到这里，告诉村民这些都是宝贝，后来他们就不再烧了，都捡了拿回家。“这就够了，至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CECP的行动很快就受到当地基层组织的关注，当得知他们的来意后，大多数都表示欢迎，有些甚至邀请他们为当地的旅游开发出谋划策，但现状不是单凭一个民间组织的力量就能立马改变什么的。通过沟通，杨帆他们也渐渐理解了当地政府的难处。

当然，考察中也存在不少阻力，常遇到有人质疑：为什么中国的东西要靠一群老外来保护，他们懂什么？杨帆坚定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更加敏感，更加清楚哪些是我们区别于外族的不同。保护文明，一定需要吸纳先进的文明、科学的管理模式，把国际视野和思维放进来，这也是CECP的核心理念和特色。

对于濒危文化的保护，杨帆有自己的想法，认为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并了解其真正的价值。

CECP还很年轻，但挑起的这幅担子却很重，而效果却又是润物细无声的，只要长期的真心投入才能走得下去。我们是很有耐心地在做这件事，杨帆表示，我们的人数不多但平台很大，由于外国会员的地域流动性很大，每一位CECP成员生活过的地方，都会知道CECP的存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知道了在武汉有这样一群人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除了古村寨的保护，杨帆和CECP同时也在做民俗、旅游等其他文化项目，如与湖北省旅游局合作制作的“湖北省乡村旅游指南”、湖北农业旅游模式示范村、武汉小径、龙舟队，以及刚刚结束的尼泊尔文化艺术展，未来还包括正在策划的民俗夏令营活动等。

篇8

【关键词】 文化遗产保护文物遗迹规范管理执法机制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文物保护规划管理工作启动以来，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文物法律法规，不断加大对文物遗迹的保护和管理力度，推动了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但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过程中，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管理中依然存在着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

审视城市文物保护规划管理工作，成绩是肯定的，但从与时俱进的要求来衡量，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日益凸现

一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导致建设性的破坏。个别地方在制订城乡建设和基本建设规划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随心所欲，乱搭乱建，使一些古遗址、古建筑等环境风貌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二是存在着急功近利等商业化倾向。有的地方为了满足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尤其在旧镇（村）改造中，在文物保护区域内盲目审批建设项目，拆毁有价值的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导致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丧失传统风貌和特色；三是个别单位法人违法的行为屡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宣传、展示不尽人意

我国文物遗迹较多，底蕴深厚，保护利用具有较大潜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开发不力。一是品牌意识较差。一些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文物遗迹，由于缺少自我宣传和挖掘整理，至今乏人问津。二是相关部门联系沟通不够紧密，造成一定程度的各自为政。三是文物与经济的结合不够紧密，重经济轻文化、重建设轻文保的观念和现象仍普遍存在于区域发展中，经济与文化、文物间缺乏整体规划和紧密合作。

（三）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国务院早在1997年就明文规定：要将文物保护做到“五个纳入”（即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领导责任制），目前个别城市对文物保护和管理的资金虽然逐年增加，但与保护、管理、开发利用的需求还远远不足，就拿一个市来说，除文管办正常的人员经费以外，专项文保经费安排甚少，大部分镇（街道）还没有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以至涉及文保单位维修的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

（四）文物执法机制不够健全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文物价值认知度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钻空子，从事非法盗掘和买卖活动，使许多文物史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管理力量薄弱，反应能力差，执法管理常常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二、几点对策建议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总书记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了精辟的阐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功业。同样，保护文物，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既是传承文明，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大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重点，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一是进一步整合文物资源。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重要文物资源加以重新整合，有条件的要积极争取申报全国和省级文保单位，努力提升我市文保单位的规模和档次。二是梳理文化类型。要在三大文化的背景下，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挖掘整理徐福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以及商帮文化等特色文化的亮点。三是确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盘棋的工作思路。对文物景点的保护和开发要做到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切忌盲目开发，分散经营。

（二）合理规划，增加投入

要着重把文物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凡涉及规划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必须履行报批手续。要加大对文物保护开发的投入，两级财政对文物的投入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递增。同时，要求各镇（街道）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

（三）挖掘内涵，打造精品，努力提高展示力和影响力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数量多，部分遗产层次较高，但在如何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展示上还做得不深。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和地方特色的关联，打造出符合地方的精品，而不是翻建旧品，用文化内涵与历史文化遗产为契合点打造精品。

篇9

关键词：城建档案名城保护作为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城建档案馆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大有可为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四章第三十二条明确指出“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建立历史建筑档案。”

2008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授牌仪式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讨会上指出：“不少历史文化村镇对自身拥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不清，对资源的种类、数量、年代、工艺、材料等基本信息没有建立档案，导致在保护管理中缺乏科学的安排，影响了历史建筑的挂牌保护和宣传展示工作的开展，不利于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妨碍了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他强调：“历史文化资源信息档案亟待建立。”

城建档案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轨迹的真实记载，是城市建设文明的积淀，搞好城建档案工作是发掘和弘扬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重要手段，作为专门的城建档案资料的统一保管机构，城建档案馆肩负着“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留住城市永恒记忆”的历史使命，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中，城建档案馆大有可为。

（一）城建档案馆是构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档案信息资源库的行为主体

一方面，由于历史建筑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元素，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必须从保护历史建筑做起，而完善历史建筑档案，是保护历史建筑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建立历史建筑档案虽是一个系统工程，档案的形成、积累可以在多个部门完成，但最后的扎口管理还得由一个部门来完成，这一任务需城建档案馆负责；另一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片区、一条老街的消失只是瞬间之事，这些即将消失事物的影像资料在若干年后弥足珍贵。声像档案是城建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优势，具有更形象、更直观、更具说服力的凭证作用，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过程中能真实记录保护建设的历史过程，形象再现城市的历史风貌，生动保存城市的历史文脉。

总之，城建档案馆有责任全面收集档案资料，构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档案信息资源库，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工作奠定档案资源基础。

（二）城建档案馆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宣传者和文化弘扬者

城建档案记录城市历史，是城市发展变化的“活化石”。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物承载了城市文化，见证了城市发展变迁，传承了人文精神和地方特色。城建档案馆可以对馆藏丰富的城建档案资源进行筛选甄别，开展系列开发利用工作。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需求，将档案信息内容进行重组、整合，并通过举办展览、编制图书精品等途径，深入挖掘城建历史，传播弘扬城市历史文化，服务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宣传，提升政府和公民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意识。

（三）城建档案馆是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及编制科学保护规划的参谋者

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的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材料大多属城建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无疑是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依据。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就是城建档案的收集、整理、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在批准以后的各种维护、装修等工作，离不开历史建筑档案。历史建筑遭到某些损坏，只有依据历史建筑档案才有可能及时修复，并做到修旧如故，恢复历史原貌；再有，凭借丰富的城建档案资料，城建档案馆可以参与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中，为其提供合理化建议和决策信息支持。例如，昆明市成立了由文管办、房产、地名办、城建档案馆等部门组成保护历史街区与建筑的专门机构，并正式纳入在编机构，实施对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管理。

二、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服务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工作实例

广州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名胜古迹如南越王墓、光孝寺、镇海楼、六榕寺、南海神庙、五仙观、怀圣寺、陈家祠、等等，都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广州，融汇中外文化之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自2003年始，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以下简称“广州馆”）一直致力于“广州城市记忆工程”，通过各种途径，不断丰富优化馆藏资源，真实记录广州城市历史面貌，反映广州的发展变迁，弘扬广州的历史文化。近年来更是注重深入挖掘广州的城市规划建设历史和文化，围绕着“服务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这一主题，积极开展工作。

设立专门机构开展城建历史档案征集工作，保存城市历史文化

为弥补馆藏历史档案较少的先天缺陷，广州馆2003年专门设立了征集保护部，并每年申请“城建历史档案征集”财政专项经费，有计划成系列地开展城建历史档案的征集进馆工作，不断地丰富优化馆藏。这些征集进馆的档案资料类别众多，包括古今地图、新老照片、书籍、视频、建筑构件及文件资料等等；时间跨度大，远则有明清时期的古旧地图、书籍，近则有这几年来反映广州城市风貌的照片等；数量众多，特别是针对反映广州民风民俗，保存广州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征集了大量的老照片、老地图、文献史料以及广东传统民居建筑装饰构件等实物档案，这些档案资料对于展现广州2200多年城建历史，保存广州古建筑、历史街区、名村名镇等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作用。

（二）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声像档案工作

为了能及时在城市变迁和旧城改造中把脉名城保护，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抢救性拍摄工作，广州馆创新理念，制定了适应新形势下声像档案工作策略，积极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抢救性拍摄工作。首先，参照名城保护规划，按照“找出来、拍下来、存起来”的思路，根据保护对象的保护级别、规划情况、改造进展、重要程度等，有秩序、有选择地适时推进，做好广州中心城区约20平方公里的历史地区范围以及22片历史街区的抢救性拍摄工作；其次，每年申请“广州市旧城改造与名城保护抢救性拍摄” 财政专项经费；再有，以三旧改造为契机，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及时捕获名城保护的相关信息，使抢救性声像拍摄工作落实到位，不断深化。

（三）开展“基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广州市图片征集”项目，建设全面系统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图片档案资源库

广州馆2011年创新工作模式，成功策划实施了“基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广州市图片征集”项目，围绕“服务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一主题，依据权威部门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名录，根据保护的要求、保护规划的范围和重点，通过向社会聘请专业摄影师进行集中拍摄的方式，建设了全面系统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图片档案资源库，该资源库可以起到存史（保存广州城市记忆）和资政（为广州名城保护规划宣传、决策等提供参考依据）的重要作用。

（四）利用城建档案资源，深入挖掘城建史，传承名城文脉，提升保护宣传

承办“千年名城广州城市规划建设成就展”

200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广州召开并举办“辉煌50年—2006中国城市规划展”大型展览，广州馆抓住机遇承成功承办了其中的“千年名城广州城市规划建设成就展”，选择从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视角出发，利用包括馆藏在内的大量城建档案及资料，深入挖掘广州城的历史底蕴，通过多种表达方式，围绕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重点展现了广州市建城两千多年的世迁，展示了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2. 编研出版相关精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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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 A

一、关于文化遗产

1.文化遗产的定义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72年召开的第十七届会议上，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将“文化遗产”正式确定为直接保护对象。公约的第1条对“文化遗产”一词进行了界定：“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考古物体的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即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地方。”然而，该条并未对“文化遗产”的内涵加以明确规定，仅用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公约保护范围内的文化遗产”，我们只能从其列举的范围看出，公约所认定的“文化遗产”都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的大型不可移动文化财产。

2.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2014年6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世界遗产的总数已达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中，也强调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1982年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提议而建立的一种文物保护机制。国务院把对于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市，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截止2014年8月17日为止，国务院已将125座城市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二、申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1.历史文化名城数量不断增长的原因

自国务院1982年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共计24座城市以来，申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数量在不断增长。实际上，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道路对于许多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来说，是非常不易的。金华市的“申名”之路走了整整十年，邯郸市连续申报了两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金城兰州自2002年开始申报至今未能如愿。笔者总结了申报城市的申请理由：

首先，这些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及文化传统，有一定数量的实体文物和史料记载可以证明。其次，申报成功后有助于扩大城市影响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有助于增强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再次，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建设发展中，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忽视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得许多历史遗存消失殆尽。文物保护机构为了保护仅存的文化遗产，得到相关经济与舆论支持。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推动当地文化遗存保护工作获得政策及经济上的支

持。

2.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遗产保护

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多了一张珍贵的“名片”，带来很多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对文化遗产的进一步保护。然而，近年来一些名城的文化遗产被破坏的消息却也屡见报端。

在申请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条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倍受争议即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必须有两个历史文化街区。这项标准让很多“申名”的城市因为历史街区的数量不够迟迟得不到认可。但是根据媒体统计，全国100多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18个仅有一座历史街区，近一半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很多名城的文化遗产被破坏，也会看到一些申名的城市不惜重金“打造”历史文化街区。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是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初衷。鉴于现阶段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反思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局限性。

3.还在申报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

非常遗憾的是，像辽宁的辽阳市、山西的临汾市、江西的九江市、湖南的常德市、甘肃的兰州市等都不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至今国务院没有承认他们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申报历史文化名城，许多申报条件不充分的城市开始进行长达数年的准备。例如兰州，由于历史文化街区数量没有满足申报条件，当地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可以“成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进行“保护性”改造。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屡见不鲜。从前几年被专家和媒体批判的“假古董”街区，到最近几年某些地方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百姓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移民安置或实施大规模改造的做法一样，这种以保护之名的改造方式始终倍受争议。

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总体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但与此同时暴露出的问题也表明了保护方法的局限。

三、关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中出现的保护方法的局限性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现有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局限性。关注点逐渐从关注遗产物质本身转向考虑与其周围环境所构成的完整的遗产体系。特别要考虑文化遗产本身与城市其他要素以及当地文化认知的关系。

在很多城市的申报理由中，我们经常看到该城市所总结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省级文保单位、各类珍贵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以及是否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

不难看出，申请历史文化名城需要大量的“物证”。因此，出现了一些孤立片面的对历史遗产的价值判断。例如把文化遗产分为各种等级，注重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往往会出现保护方式的“偏心”与过犹不及。在缺少系统保护方法以及缺乏提升保护城市整体风貌的意识之下，往往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倍受重视，级别不高的难逃被破坏拆毁的命运。

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中，申请的时间短则一个申报周期，长则十多年。在这样的申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努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出现偏差

历史文化名城的申请条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需要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文化遗产（文物）的价值评定是由专业人士进行评估的，评选条件无外乎是强调文化遗产的完整、独一无二与历史悠久。然而这些自上而下的评选条件是由专业人士认定的。并不是文化遗产自身价值决定的，这种评选条件将文物本身视为唯一保护对象，忽略了其周边社会环境与人文风俗。脱离了社会环境的文化遗产，与当地文化传承者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远离。反而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续发展和传承。

如图1中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在高层住宅区旁边得以被保存下来，周边修建了护栏，但是它所传达给人的信息除了这是一个文物外，无法得知关于它的文化历史背景或是场所意义。这样的保护做法很常见，在很多历史文化名城中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但是这种做法忽视并且破坏了文物本身内在价值以及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保护均是在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日常居住形式后产生的，往往忽视了文化遗产本身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意义。由于已经失去了文化遗产存在的精神意义，这样的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便失去了它最本来的价值。

2.忽视了地域文化的认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丹尼斯拜恩Denis Byrne[1]认为当我们评价场所的社会重要性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场所）对当地人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从当地人的角度保护好这个场所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保护这个场所。

曼森[2]特别指出，在评估过程中最需要被了解的问题包括哪些是需要被保留的文化资源和集体记忆，以及它们对当地人而言的意义。

大卫・楼恩索Lowenthal, David[3]指出现如今的文化遗产是所有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认知。被认为是每个个体合法的遗产。

“名城”申报条件中强调该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但是在实际的保护中，注重历史影响的前提是历史价值，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认同或者是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一些对当地人赋有意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极强的的文化遗产并不能作为申报依据。举例来说，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兰州，所拥有的白塔山历史建筑群，其历史意义（为纪念觐见成吉思汗而病故在兰州的一位喇嘛而建造），时代意义（白塔山在上世纪50年代还是是荒山，现在的植被茂盛郁郁葱葱见证了兰州人民辛勤植树造林历史），但是他却并不能成为申报的依据。因为评判者并不会从身份认同或者是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去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文化遗产价值的评定中主要关注

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然而历史与未来的划分点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动态的过程，一味的保护年代久远的文化遗产忽视近代或者现代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遗产，忽视地域文化以及当地百姓身份的认同成为大多数城市的通病。那些动态过程中的建设都代表了特定年代的传统或特色。更有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和身份感。不同时代的建设也有成为未来城市遗产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的建设同样是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积极的保护方式不应当是只保护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更要关注文化遗产的不断动态发展以及当地群众的身份认同。

3.忽视了遗产的场所精神并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丹尼斯拜恩Denis Byrne认为：当一代人继承了被上一代人塑造的场所，他们不会直接的接纳，而是会重新阐释这个场所的意义。所以，场所的重要性会随时间而变化。换句话说，一个场所的社会意义不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社会事实，而应该是一个社会过程。例如，中国很多城市中城隍庙的演变。中国古代县级以上城市毫无例外都有祭祀城隍的城隍庙，但是保存到今天的寥寥无几。现如今的城隍庙其建筑形式大多保留着历史建筑的形式和格局，虽然不同城市的城隍庙在如今都承担不一样的功能。但是人气始终不减。这是因为建筑遗产的生命力依赖于当地文化以及场所。但在“名城”申报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城隍庙都能够被认定为文化遗产，申报条件要求建筑应该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仅仅是出于对物质形态上和产生时间上的要求，却没有去评判它的社会意义和场所精神。

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它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定义或者是固定永不改变的。例如城隍庙的价值不是永远的被固定在它的历史意义中（历史上城隍庙是城市的守护神）随着时代的变迁涵盖了宗教、商贸交易、集会、文化传播等多种价值。不同城市的城隍庙现在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例如兰州的城隍庙现如今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的城隍庙现在是传统的商贸集会市场。这些不断演变的功能并没有丧失城隍庙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变化中它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并一同演进，自身的变化展示了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与时代性。这些文化遗产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们始终拥有场所精神并不断动态演进发展。

“名城”的申报条件忽略了文化遗产的场所精神与社会发展过程，也致使失去固有价值但还保存场所精神的文化遗产不能作为评判标准得不到相应的保护。

结语

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审视现阶段的保护方法的局限性。文化遗产不应只代表着固定的历史，更应该是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活动互相作用的产物。并且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持续的孕育社会文化与环境。在对文化遗产的涵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下，才能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不仅拘泥于遗产本身，更应当去着眼在当下和未来。同时也需要注重地域文化的认同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中场所精神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丹尼斯・拜恩：《遗产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载贯汉姆・法尔克劳福、让德尼・哈尔斯、约翰・杰姆森、约翰・斯格菲尔主编：《遗产文集》，如斯莱格出版社，2008年，第149-174页。

2)阮岛・曼森：《保护规划中的价值评估：方法和选择》，载贯汉姆・法尔克劳福、让德尼・哈尔斯、约翰・杰姆森、约翰・斯格菲尔主编：《遗产文集》，如斯莱格出版社，2008年，第99-124页。

3)大卫・楼恩索：《身份认同，遗产和历史》,载约翰・吉利斯主编

4)约翰・吉利斯：《记忆和身份认同：这种关系的历史》，载约翰・吉利斯主编：《纪念：国家认同的政治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Gillis, John. R. (1994).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 R.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p.3-2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赛塔・娄：《场所的文化保护》，载玛丽・哈佛特主编：《文化保护：一种新的有关遗产的讨论》，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