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传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文化传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继承先进的历史文化，推陈出新，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使之不仅是得到继承，还能继续得到发展，丰富。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中华巴洛克;建筑艺术特征;传承与保护

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和完整性少不了对这一国家建筑艺术的继承保护和发展。哈尔滨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我国建筑艺术重要的继承和发展的内容，其是20世纪初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外来国家文化渗透的产物，是比较典型的反映中华文化强大包容性、融合性的中西结合的艺术产物。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是包括商业、住宅、旅游景区等一体化功能的建筑群，其空间架构、整体布局，还有具体装饰的设计理论基础都源于不同的建筑风格和特色，是在不同风格和特色结合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作品。当前，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建筑的拆迁以及建筑本身的现代化改造等行为，使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失去了其独特性，对于其继承和保护的进程必须跟得上步伐。

一、中华巴洛克建筑的历史背景

中华巴洛克，从名字可以看出这种建筑既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征，又具有巴洛克式建筑特征。巴洛克式建筑风格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是一个追求浪漫主义的国度，因此其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巴洛克式建筑的特点是外形自由无拘束、追求动态变化、采用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其间穿插曲面和椭圆形空间，雕刻手法十分细腻。中华巴洛克建筑是我国近代化进程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我国正处于从旧时代到新时代变化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各方面发展都受到外国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华巴洛克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源于19世纪末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通航，这一时期大量的外国人和外国资本涌入哈尔滨，尤其是我国的近邻俄国，俄国人的涌入对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俄国建筑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量外国资本的投入促进了哈尔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建筑行业的发展。由于当时哈尔滨在列强的统治下，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对于巴洛克式建筑并不完全照搬，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和巴洛克式建筑结合起来，体现出折衷主义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发展并广泛传播，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群部分设计也借鉴了这一风格。

二、建筑艺术特征

（一）受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影响的空间布局

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将居民住宅和工商业结合，前店后宅，平面布局多以传统的四合院形式呈现，从俯视角度可以看出多以字母“L”“I”“U”的方式来设计。四合院多为矩形，由几座楼房毗邻而建构成一个院落，多组院落的组合构成一个街坊，院落和街道之间的沟通主要通过门洞。门洞的设计有一进式和二进式，穿过一个门洞，便进入到了院落内部，穿过大院以及另一个门洞就进入到另一条街道。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合院式建筑虽然借鉴了我国传统建筑形式，其本身仍有区别于传统的特殊性：第一，建筑形式不同，我国传统的合院式建筑多为一层式，而中华巴洛克建筑多为2至3层式，层与层之间的沟通是通过楼梯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第二，传统的合院式建筑强调等级区分，而中华巴洛克建筑弱化了这种等级区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建筑多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这说明了中华巴洛克建筑强调一种空间的尺度，包括室内空间、外廊空间、庭院空间、街道空间。其中，外廊空间是中华巴洛克建筑中最具特色的空间形式，是设置在院落内部的一种用来加强楼层住户交流以及遮挡风雨的空间形式。外廊设置在建筑朝向内院的部分，其设置不仅需要考虑到哈尔滨当地的气候，还要考虑到院落本身的立面空间层次架构。这种外廊模式体现了传统中式建筑特色，同时，外廊构件将俄式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使形式内容丰富多彩。

（二）深受西式风格影响的建筑结构、材料和色彩

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建筑结构以中式建筑风格为主，但其在功能方面的适应性与西式建筑相比并不具优势。因此，中华巴洛克建筑在建筑结构体系上多采用西式的砖木混合结构甚至局部采用混凝土。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材料比较单一，多以砖木为主，部分材料采用铁艺。在建筑外立面的材料使用上，都是采用砖砌外墙的形式，而砖的形式又分为清水砖和抹灰砖。所谓清水砖，就是单纯的由青砖和红砖构成的，青砖是大多中国传统建筑所采用的建筑材料，红砖则是由当时的沙俄统治者带来的欧美传统建筑材料；抹灰砖，是在清水砖上装饰以各式色彩。在门窗材料的使用上，多采用木质和铁艺，尤其是门的材料，包括带有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装饰铁艺铁门和带有传统中式风格的木质木门。和内部色彩不同，中华巴洛克建筑外立面的色彩结合了哈尔滨城市色彩和西式巴洛克古典建筑的色彩，整体清淡柔和。内部色彩则是将中式传统的大红大绿式色彩与俄式建筑色彩相融合，这两种色彩的融合并不突兀，比较和谐统一。

（三）包含中俄风格的装饰元素和部件

女儿墙是中华巴洛克建筑的特色建筑，其将西式的柱式融入整体的设计，而且在整体结构上采取中心对称方式。女儿墙柱式的设计和中式传统装饰图案相结合，装饰图案并非很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工匠们随意将装饰运用到各个部位，装饰图案的纹样均以自然植物为母版，寓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如意和富贵平安的好吉兆。女儿墙的设计很好地将中式和西式的装饰特色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独特艺术特征的中华巴洛克式墙体设计。相比较中华巴洛克建筑外部最具中外结合的女儿墙而言，在内部装饰上的设计，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尤以栏杆和檐口为典型。中华巴洛克建筑的栏杆，可以分为木质和铁艺。其中，木质栏杆深受中式和俄式建筑栏杆的影响，多以暗红色栏杆扶手和暗绿色栏杆立柱的形式呈现。铁艺中的曲线形式则深受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影响，栏杆扶手和立柱均为铁制。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建筑深受俄式风格影响，除了栏杆形式，屋檐下的木雕刻装饰物由多层木板层层收进，层层堆叠而成，且木板上雕刻出锯齿状的三角形或弧形的圆孔镂雕。这种檐口的处理方式是设计师根据哈尔滨当地的气候条件，并结合俄式木建筑的特色所探索出的宝贵经验。

三、传承与保护的理念、现状及举措

（一）传承与保护的理念

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哈尔滨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与哈尔滨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有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哈尔滨城市文化完整的生态系统。哲学强调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事物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旧事物必定会被新事物所取代。一个城市的发展亦是如此，城市处于不断的交替更迭中，城市的发展在不断的扬弃中螺旋上升。因此，对于传统建筑要进行扬弃与传承，妥善处理新旧之间的关系，促进整体城市文化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文化的有机发展。

（二）传承与保护的现实状况

作为有一定历史文化积淀的老建筑群，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当前保护措施不力，许多特色建筑被拆除。此外，景区设置保护不当、过度消费景区景色文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街区的传承性和艺术性。因此，继承与保护必须要加快进程。

（三）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第一，确定保护对象。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中的特色建筑风格、院落分布、街巷形式以及特色文化等，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第二，划定保护的等级和范围，将历史文化街区需要保护的范围划分出来，确定范围内需要保护的建筑物和特色文化的等级。例如，将原始的、极具中华巴洛克建筑特色的建筑物和院落分布形式等确定为一级保护区；将部分比较重要的建筑类型、特色院落分布形式、店铺设置形式等确定为二级保护区；将容易遭到破坏的景区环境等确定为三级保护区。充分评价街区各个部分的价值，确定保护的等级，合理采取保护措施。第三，还要根据建筑特色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如对于特色的建筑设计需要进行维修；而对于亟须修改的院落设计，需要结合建筑理念和现代化建筑特色重建。

结语

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化的需求、旅游业的快速崛起等原因，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遭到了很大破坏，许多特色建筑被拆除，严重影响了哈尔滨文化脉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面对这种情况，对于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传承与保护成为当前重要的任务。作为哈尔滨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融合了多种国家的建筑特色，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研究材料，但对其的保护和传承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

参考文献：

[1]陆明，吴松涛.传统风貌保护区复兴实践——以哈尔滨道外区传统风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L].城市规划，2005（11）.

[2]黄焕.文化生态理念下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以武汉市青岛路历史街区为例[J].规划师，2010（5）.

[3]王岩，陆彤.哈尔滨道外近代建筑的形态表征[J].低温建筑技术，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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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城市品牌化的过程中，城市礼品的产生更能充分反映城市的文化积淀，使大众在融合城市文化产品以及在传播城市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对本土城市的品牌形象认知，同时推动整个社会的产品创新设计。杭州和河南分别于2010年、2011年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礼品的征集，因此选择杭州和河南两个南北城市的对比，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礼品设计的文化差异。杭州是一座具有较高生活品质的城市。此外作为风景名胜的杭州还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如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南屏晚钟、断桥残雪等。因此为了更好地彰显杭州城市特色，塑造城市形象，打造杭州特色的城市礼品，就要立足杭州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打破一般市面上的单一的礼品产品，把各个特色的产品进行融合设计，体现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产品创意理念。如2010年获得杭州城市礼品设计大赛获得银奖的作品《饮湖上三潭印月茶具》（图1），该产品设计是由一组茶杯、茶壶、茶罐等6部分组合的石塔创意，2011年，河南省进行了首届城市形象礼品创意设计大赛，在此次礼品设计的征集中，大多数获奖的作品都是河南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产品，如少林武术冰棒棍、安阳甲骨文十二生肖纪念印章、包拯餐具、佛性禅心、少林禅刀等产品设计。这些中原产品在设计上突出了时尚性与传统性的统一，体现了河南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在审美上进行高雅性与大众性的统一，符合老百姓的日常审美要求；在文化底蕴上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既能体现“文化主导，传承历史，创意核心”的文化内涵，又能充分体现中原礼品的鲜明特色。

文化传承下城市礼品的创新设计

有着5000多年文化传承积淀的中国，不仅民族众多，文化丰富，而且城市的差异性也较大。因此一个好的城市创新礼品设计，既可以带动历史文化的复活，又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产品创新设计；同时，一个优秀的城市礼品要传承历史，融入城市生活中。本文从中国传统元素、历史文化方面来结合阐述城市礼品的创新设计。（一）结合传统元素中国的传统元素品种繁多，各个城市有着各自的文化元素，大到中国的吉祥图案，小到各个城市的传统元素，如陕西的剪纸、西安的皮影、敦煌的壁画等。因此在借鉴这些传统元素的产品设计过程中，通过艺术形式的产品设计，运用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为产品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语言。如以剪纸造型元素设计的陕西城市礼品首饰系列《剪纸首饰》（图2），就是在陕西剪纸的人物活动、飞禽走兽、民间故事传说等造型艺术上，运用造型的严谨，风味十足的民间表现内容上进行剪纸造型的首饰产品研发和设计，使设计的城市礼品既继承传统，又贴近生活，近距离反映现实。而高跟鞋与中国传统图案龙纹、祥云结合的产品设计《高跟鞋的碰撞》（图3）,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一次巧妙的碰撞。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高贵、尊荣、和谐的龙和祥云图案与产品设计完美地结合起来，开拓了设计的新思路。当前，国内的城市礼品设计都是以明信片、纪念章、T恤、马克杯等为载体，进行图案替换的简易改装设计，没有深挖掘和创新设计。而众所周知的国外产品如美国的苹果产品、瑞士的军刀、马来西亚的锡器产品等都是代表当地特色文化的知名品牌。因此，国内的城市礼品设计开发者要转变观念，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价值、优势及发展前景，以创新的精神，搞好产品开发，避免市场上重复、无特色的城市礼品。力求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商业价值高、标志品牌性强的城市礼品设计，体现出城市独有的文化底蕴的产品。任何设计都要有市场才能够生存下去，面对庞大的国内市场，要坚持根据不同城市资源的实际情况，研发不同城市礼品，建立品牌，把消费者市场和产品设计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好的城市礼品设计不仅仅停留在实验阶段，还应该投入市场的各个领域，迎合不同阶层的消费群众，只有深受市民及游客的喜爱的城市礼品，才能真正把一个城市的文化继承和转化下去。就我们国内而言，缺少树立品牌和申请专利的观念，导致大量的产品设计开发后没有正常渠道推广，产品得不到保护，各个城市的产品侵权严重。只有把经过文化挖掘和创新的城市礼品打造成品牌，将城市文化推向市场，文化产业才能形成和发展。因此，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视城市礼品的“打造”和“加工”，不断创新品牌、树立品牌，提高城市礼品的竞争力，争取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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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台与城市文化

城市电视台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城市电视台的产生和传播，一开始就与城市的发展同呼吸、共脉搏，具有与城市地域天然的联系。在城市电视传播发展进程中，城市电视台通过视听手段，传播了历史、人文、艺术、文学等大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信息，承载着城市文化的记录，沉淀了城市群体的共同记忆，因此，在城市文化认同上，城市电视台优于其他电视媒体。但另一方面，城市台长期浸于地方文化中，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难超脱地方的文化习惯、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

二、城市台文化传播的路径分析

1．准确定位城市文化价值方向

对城市文化价值的把握是城市电视台实现文化传播的前提。当今，城市文化理念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现代意识、人文精神、积极的价值取向和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上海东方卫视将城市历史发展与电视台传播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定位于“风从东方来”的价值诉求，充分挖掘传统海派文化，融合东西文化、南北文化，融合传统和时尚，融入新闻、文艺、影视节目中，使海派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福州素有“有福之州”、“福城宝地”之美誉，是全国惟一以“福”为名的省会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独特的“福”文化内涵：有靠山面海、气候宜人且物产丰富的地理气候之“福”，有人杰辈出，古迹众多等人文历史之“福”，有滨海、温泉的休闲之“福”，有寿山奇石和各种民间手工艺之“福”，有三坊七巷之名人故里的高雅灵趣之“福”，有闽江潮来潮去商贾往来充满虾油味的市井风俗之“福”，等等。“福”文化丰富的内容，为构建城市和谐文化提供了强大的人文力量和精神动力。福州电视台把城市文化价值定位于“有福之州”的城市新价值上，并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结合起来，找到了传播价值的方向。

2．寻找和挖掘城市文化内涵

文化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最容易为人们所熟视无睹，一些传统文化往往隐藏于城市的某个角落。城市台寻找和挖掘城市文化价值，既要寻找生活中闪光的文化影子，又要深入市井小巷，去挖掘和整理不为人知的文化细节。归结起来，可从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方面入手，发掘区域内独有的历史、地理、旅游、民俗以及流传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重新提炼城市传统文化，加以放大，促进城市文化内涵增值。 “伬唱”是福州颇具特色的乡土曲艺品种，包含说、唱、吟、演，长期在民间流传，难登大雅之堂。福州电视台把这一民间曲艺挖掘出来，赋予其当代新鲜事、新人物、新观念，吸引了大批的观众；福州电视台开展的“寻福”活动中，集中围绕“福州曾经有什么”，“现在福州有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寻访大量文化传承人、历史见证人，民间老艺人，深挖他们独特的文化魅力；寻找城市文明人，文明行为，探讨福州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

3．展示和表现城市文化正向价值

城市台传播城市文化，必须符合社会和受众的一般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实现传播的正向价值。

首先，展示城市文化的内涵。城市内涵不仅包括生态、环境、人文景观以及建筑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协调，也包括城市人群的气质，即在此城市生活、工作、学习的人群的内在素质与修养。福州电视台用视觉化语言和“赋予意义”的呈现，把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进行内在关联，展现了福州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条件；梳理并展现福州特有的温泉文化、三坊七巷文化、闽剧文化、寿山石文化、地方手工艺文化；展现福州人的价值诉求，如敢为天下先的山与海文化，儒雅、谦让的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勤劳务实的“虾油文化”，表现了天赐之福、人造之福、文明是福、奉献是福。

其次，避免三俗。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益驱动下，可能在文化的引导有所偏颇，产生一定的负向价值。近年来，一些电视节目打着张扬个性的旗号，以出格的语言、出位的思想换取节目的卖点和收视，博取受众的“围观”，冲击着社会文化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底线。城市台在大众文化建设中，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反思，担当起引领社会正气的责任，要引导而非取悦。

另外，开展良性的媒体批评。城市台应具有文化批评理念，倡导多元，鼓励对话，通过曝光市民陋习等手段，批评文化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从而获得市民受众的认可和支持。

4．参与城市文化建设

城市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城市群体。目前，城市文化建设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城市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感比较淡薄。城市电视媒体要善于收集多方信息，把握并引导受众的需求，纠正、调适各种文化传播的角度、方向主题和内容，在与受众的不断互动中实现文化的传播。首先，城市台应当成为意见平台，让市民参与城市精神的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其次，城市台应成为文化建设的“桥梁”，让市民通过决策参与、执行参与和监督参与来实现自己的主体地位。再次，城市台要广交流、接地气。如举办文化活动、社区活动、拍摄影视剧、选秀、组建文化团体，邀请市民、专家、学者、外籍人士等走进演播间，做系列访谈、讨论、互动节目，面对面地了解受众对电视传播的反应，贴近市民文化。尤其是要适应城市网民众多的特点，增强互动、共享、分享等功能，汇聚网民力量，依靠网民智慧，适应并吸引年轻受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上来。福州电视台以“我为福州添福”为主旨，在天涯论坛、福州家园网、福州便民网等多个网站上开设文化主题论坛，开通观众互动QQ群，进行话题征集、讨论和节目互动，使年轻观众认识到城市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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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生产生活方式；武术传承；生存观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07-06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外在标识，是民族的灵魂；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文化的精髓。以汉族而论，就没有明显的生物学、人种学上的标记，而只有文化上的特征。

“最近，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车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对这一科研结果，“(著名文化人)李河认为，汉族更多的是政治文化上的一个称谓，即有共同的文化传承，‘实际上，只要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炎黄，共同的经典――儒家，共同的文字――汉字，都可以称之为汉族。至于其他具体的民族标志，在汉族上都不太适用，比如说习俗、方言等，南北差别太大’。”李河的评论未必都准确，例如，他把“方言”而不是“语言”也作为“具体的民族标志”就很值得讨论。尽管如此，他把文化作为区分汉族的基本标识还是正确的。

无独有偶，另一项研究也同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副教授领衔的《中国全民族肤纹分布格局》研究论文被美国《PIOS―ONE(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在线发表。研究成果显示”，“汉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中华民族集合的后代”②。失去了生物学、人种学特征的汉民族，却以文化为基本标识而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的祖先拜祭，记述历史文化的载体的汉字，以儒释道相融为主体的思想信仰、伦理道德、处世哲学，大同小异(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婚丧嫁娶、节日禁忌等习俗，特有的文化生活形式，如戏曲(虽然各地由于方言不同而形成截然不同的地方剧种，但它们明显地不同于已经消失的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也不同于现在西方的话剧、歌剧、芭蕾舞剧等)、武术、手工技艺(如白酒制作)、乐器(如以筝为代表的中国古琴，编钟、罄、埙等)……所以，维护文化的完整独立就是维护民族独立。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维护汉民族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此一举，而有着现实的紧迫性。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幅的增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在日渐模糊、式微甚至消泯于无形，民族文化遭遇严重挑战，民族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全球文化日益具有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文化多元日渐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以美欧为代表的科技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风靡全球。

诚然，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先进的现代科技、管理(即“先进生产力”)被推向全球，在提高世界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即改变着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而且是基础性的文化!

的确，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航空业的发达，通信技术的改善，传媒业的发展，“地球村”已经形成，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鲁迅当年所言“越是地方的就越到容易成为世界的”论断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各民族的文化文艺产品都在同一平台上展示，受到各国观众不同程度的赏识和喜爱。但是，这种表面的公平掩盖着深层的危机。貌似互相平等的交流观赏，其实是有巨大差别的；更占压倒优势的、能支配人们观念、行为的则是强势的“美国文化”(这里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其他民族文化，例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其辉煌在过去，优势在历史，人们喜爱是新奇、是审美、是观赏、是把玩；因爱而学的是优雅、是技艺。而“美国文化”的优势在当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的富裕、个体的自由伸张。人们因钦羡而学，学的是享乐观念、是实用(科学技术)、是行为(方式)。所以，人们如果不放弃把高速发展、把富裕享乐放在首位的追求，世界就注定无法改变这种“美国(或欧美)文化”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就无法克服文化多元化面临的困境!

当然，我们并不追求文化民族主义，也不是单纯为文化多元而文化多元。同时，保护多元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人权观念的道义选择，而是为破解人类生存困境做出的重要努力。保护传承各民族文化，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生存的重大而严肃的问题。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应该是核心和精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难点

2003年，我国加入了国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昆曲被列入首批保护名单中。此后，整个国家由上而下、逐步推动，掀起了一个由政府主导、民间各方积极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有了政府的重视，有了资金(尽管不是很充裕)的支持，有了专门机构的协调，按照近年来形成的一贯看法，“非遗”传承接续应该没有多少问题了。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触及，“非遗”能否传承下去还是一个远未可知的问题。

目前，我国被保护的“非遗”项目的现实状况，大体可分为五种情形：一是一些风俗、礼仪类“非遗”项目因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原因过去未得到保护，现在虽得到保护却难明真貌；二是技艺类项目因传承人不能赖此维持一定生活水准而无人为继；三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传统技艺“伤害”严重；四是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相关“非遗”失去生存的天地；五是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危及某些“非遗”项目的生存。这五类状况涵盖绝大多数“非遗”项目。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至少在目前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此是相悖的。这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根本难点所在。

三、由中国武术看“非遗”传承与文化产业开发

完全能够适应现时代的“非遗”项目(可以称之为“趋时性”或“合时性”非遗项目)，它们在未来较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传承下去并不成为问题，即“生产性”传承不成问题，甚至“产业化”的红火起来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那些有市场、甚至有广阔市场的项目，那些制作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生活实用价值、身份地位标记价值的工艺品、餐饮业的手工技艺(用现代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的本当不在此列)项目，如瓷器烧制、刺绣、名酒、名茶、名吃等制作技艺以及并不丧失其多种社会功能价值的中国武

术。

在笔者看来，中国武术自古就有防卫搏击、审美表演、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等四种功能。武术的第一种功能防卫搏击和第三种功能强身健体自不必多言。武术的第二种功能审美表演虽不知起于何时，但至少也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武术的确具有审美性，即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就此而言，武和舞是相通的，或者其实就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那首著名的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实，所谓的“花拳绣腿”虽然是武术功夫高强者对略显肤浅者的嗤笑嘲弄，却也表明武术的确具有极强的表演性和观赏性。武术的第四种功能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似乎不大好理解。其实，这正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体操、区别于单纯搏击技艺的根本之点：入门习武，它更强调立德正身；修习期间，更强调心神并用、形意结合，讲究“眼到心到身到”，意、形、器三者融为一体；修成之日，讲究“不武”。就是说真正的武术家，既不争强好胜、好勇斗狠，也决不先出手、先发制人，交手时甚至往往先避敌攻击、“让敌三招”；当然，更不能恃强凌弱，相反，为救助弱小、匡扶正义而不惜自我牺牲。所以，总体说来，中国武术是特别强调在习武同时进行严格的、高标准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修炼的。少林拳，至少在少林寺是把“武”和“禅”视为一体的，习武即是修禅，是佛家的修行。

不难看出，武术，虽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然而它的这四种传统功能，不仅在电子时代的当今、而且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实用价值，因此会以较优越的状况存在下去的。以少林拳、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武术在全球有两亿以上的习修者，有为数更多的追捧者，这正是中国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适用性从而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表现。所以，武术之能够传承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武术的基本传承方式也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当今社会。中国武术，不外乎军队、民间、宗教这三种传授途径。军队的操练除了纪律、阵法，个人技能主要就是武术；各级特别是中下级武官就是法定的、进行武术教授传承的师傅。在一定的建制内，也设有专职的武术教官，例如，《水浒传》中的王进、林冲等“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据说，时至今日，在部队特别是警察部队中仍然设有武术教官的职位。在民间，除家族内传承，都是有名的武师教授训练着多名门徒。近代以来，特别在城市出现了传承武术的“武馆”，如上海的霍元甲、佛山的“咏春拳”大师叶问(李小龙就出自他的门下)等均开办有很著名的武馆。武师(武馆)的收徒地域范围及数量多少，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宗教传承最著名的莫过于少林寺以及传说色彩更为浓厚的武当、华山、峨眉等道教名山的武术传承了。在这三种传承途径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武师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教授武术，其生活水准也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但绝对都在当地中等生活线之上。家族内的武术传承也大抵如此，只不过所传授对象只限于该家族子弟的范围而已。也就是说，武术的传承，本质上一直是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武弟子们以自己习得的武术去从军、“走镖”、“卖艺”，或与人看家护院；而师傅们则专以(弟子们的学费)教授传承武术为生：军队上的武术教官也是如此，他的收入由政府财政支付，弟子(士兵)们不再单个儿给他交学费罢了。无论作为技击、表演、强身健体的方式，还是修身养性、人格修炼的途径，教授传承武术都是一种市场行为，与市场密切相连。既然在并非市场经济的前现代，武术的传承都与市场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遍及世界的当今之世，便更不可能有任何不相适应之处了。所以，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其传承远景是一片光明、无可置疑的!

然而，武术不同于瓷器烧制、绣品刺绣、白酒酿制、烧鸡炮制等之处在于，本质上它并不是一种技艺，不是一种以身形表现的技能、技艺，而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文化!

上述武术的四种功能，是从理性上对武术所作的横断面剖析，在现实中它们是很难被剥离开来的。尤其是作为“非遗”的武术，所保护传承的就不只是用于搏击、表演、健身、养性的方式，更重要的则是它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是各拳种武术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整个历史沿革中所包含的全部文化内涵：它的机理、精神、运作方式，它所涉及的宇宙观、生存观、价值观等一系列人生观念和各种仪式、习惯、规矩和禁忌等等。只有这些都得到了完整的传承，才是真正的作为“非遗”的传承；否则，那只是体操的教练、动作的比划、舞蹈的学习、磨练性格意志的方式而已。太极拳在各拳种中，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最为丰厚、沉实、本真的，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对它的保护和传承，毫无疑问更要注意到这些本质的方面。笔者没有学过太极拳(甚至没有学过任何拳)，对道家理论、相关知识也只知一鳞半爪，这里，无法对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做出哪怕最简略的概述。但是，这个概括不能或缺，相关的研究一定要有；最好是由通拳理拳法的拳师、通道家理论的学者与文化学者等三方面的专业人士相结合，做出归纳和概括。

所以，对武术这类“非遗”项目传承的最大伤害，不在于市场化方式，不在于人山人海的参与规模，而在于在传授姿势、技能、功夫、功能目的准确无误的同时，对其文化内涵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忘记!

由此可见，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是一回事，而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作为“非遗”项目的武术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只得到躯体而失去灵魂，只传承了外形而失去了精神，只传授了技艺而丢失了“非遗”!这是需要认真高度警惕的；更可怕的是，这种买椟还珠式的可能前景，其危险根子或许在千年前就已经埋下，且一直在潜滋暗长，也早已深深地嵌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某种“文化”，厘清弄明就更加不易!因此，笔者认为，作为“非遗”的武术的保护传承，理论上还有许多深入的辨析剥离工作要做。

如同前面所说，把少林拳、太极拳的产业化传授与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两者区分开，这应该是两回事：前者是文化资源开发，后者是“非遗”的保护传承；前者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后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前者以当代实用为标的，遵循强人、娱人、发展完善当代人的方略，后者以遵循基本文化内涵的完整、准确、“本真性”，甚至“原汁原味”为原则；前者以文化产业发展繁荣为基准，后者以保护继承为原则；前者是创造，后者是守成、持守；前者要当代性，于是就完全可以、也应该把它(资源)的某一元素开掘发展到某种极致，后者要传统性，就不能变形走样、随心所欲。把它们当做相关却不同的两件事情来做，倒是有可能相辅相成，都获得成功的：产业利用“非遗”的名声扩大知名度，“非遗”在产业发展后获得更充分的资金支持。产业的一面要极大地增强其震撼性、审美性和可观性，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宣传推介方案。这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

市场化、产业化后的“非遗项目”日子是否都好过了，前景又如何呢?许多旅游景点、景区表演的少数民族歌舞、游戏、民族风俗仪式，有多少是加工后的表演，有多少是原汁原味的习俗，恐怕不易判断；2007年央视“青歌赛”单设的“原生态”类别，遭到普遍质疑似乎应当引起人们理性的深思：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歌曲。

上述概括或许不够完整，还不能满足其逻辑上自足性、自洽性的要求，还应当继续完善；但是，它肯定已经将“非遗”项目的主体部分囊括了进去。最关键是，目前人类所认定的社会发展趋向与“非遗”保护、传承所需求的文化环境条件，在方向上一致还是相悖?

综上所述，单个项目的传承，其前景总是具有极大风险，或者说是很难继续下去的。那么只有“整体性保护”，即保护一种“非遗项目”就要连同它生存的文化土壤一起保护下来。但这个“文化土壤”又和该群体的基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该群体必须照很久以前的方式来生产、生活；却又必须达到当下全社会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不然，既有族群歧视之嫌(凭什么别人住在现代化的高楼里，享受着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出有汽车、火车、飞机，穿着世界名牌、西服革履；而让他们在竹楼茅屋、碉楼毡蓬中坚守传统生活，且以此奇异风情招徕游客呢)，也有他们自己进行“性价比”而随时放弃该生活逃离的可能。这就是目前国内已被批准确定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所普遍遭遇的困境，即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包括、甚至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归根结底，完整地保护传承传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必须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环境，而这又是与全人类的现代化奋斗目标相抵触的。这就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传承问题上最根本的两难选择。即使我们全民族都自愿过半原始性的前现代生活，在目前政治、经济、文化冲突毫无根本缓和迹象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也很难放弃拥有、并与时俱进地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谁也不敢、也不能冒民族、国家丧失政治独立的风险!

有没有全人类都放弃冲突，放弃现代生活而回归到原初状态的可能呢?这涉及到人类本性和人类的生存理念、生存态度问题，现在还看不到根本扭转的迹象，甚至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地关注过、更谈不上研究。这才是笔者感到悲观的深层原因。

目前，某些与表演、旅游结合紧密的项目效益很好，影响很大；但是，按联合国专家一致的看法这有害于项目本身，已不符合被保护的原则。据说，少林武术就曾因此被淘汰。这一点如前所述，少林武术是有点冤枉的。无论从中国武术固有的传承模式，还是少林武术的实际传承结果看都是如此。且不说寺院本来就是靠香客信徒供养的，不能因为它的香火旺而质疑它的宗教身份；也且不说传统中国武术家就是靠收徒养家糊口，不能因他收徒过多、生活富裕而否认他的武师身份；更不说时下百所武校、数万学员究竟与少林有多大干系。现在应当认真探究的倒是，目前少林武术真谛的传承是否真的濒危?就此而言，很不幸，外在红火的浮云恰恰遮蔽了专家的眼帘，业内缺乏真正的研讨，未发出真正内行的声音。

也确有一些行业中部分基本不失“原真”面貌的产业化传承。如中医药(包括针灸、正骨等)，酒、特色食品的制作技艺等，其所用之物虽有变化(如中草药、蔬菜甚至肉食中已含有大量化肥农药及其他工业排放物残留等人工化学因素)，但其非物质的观念、技艺等并未改变。再如钧瓷、汝瓷等陶瓷烧制，由于产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带有创造性，有些如钧瓷还具有不可复制性。于是，其功能更多转向观赏把玩乃至收藏，市场广阔，其技艺传承也不成问题。玉雕技艺也当属此类。但中医药在国际上还有争议，陶瓷烧制、玉雕则纯属技艺，观念的、精神文化的内涵相对单薄，构不成非物质文化的主体，即使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保护完整，其文化价值也极为有限；这恐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也未必相符。

这种罗列式的论述缺乏逻辑的自洽性，寻找科学合理的逻辑出发点应当是非遗保护理论工作者今后的重要任务，当然也是笔者努力思考的方向之一。但笔者认为，这已经可以把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囊括无遗了；也就是说，整个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前景是深堪忧虑的。

四、非遗保护的哲学思考

在笔者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艰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必须付出放弃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而恢复前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代价，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化以前、甚至更早时代的生存环境，这个可能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它的深层将涉及到人的文明观、历史观，涉及到人性，涉及到整个人类作为宇宙生物种群的生存观、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非遗”的传承保护，使人类面临必须对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观、历史观、本体论人性以及人类的最高、最重要的生存价值观做出根本选择。目前，人们似乎还远未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非遗”的传承保护也就还只能是一个很大的悬疑。

改变这些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复归、复原，依多年世界流行的观念看叫“历史的倒退”。而这是不会被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界精英所接受的。从学界到一般公民都认为，人类社会一直是在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蒙昧到文明、现代，从迷信到科学地发展、进步、提升着的。这可以从任何一本文明史著作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这种历史论、发展观决定人类绝不会走回归之路。人们不仅对历史上落后野蛮民族的每一次大举入侵、军事胜利表示遗憾，对他们焚毁文明的行为表示愤懑；而且，人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回到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更不要说原始人那茹毛饮血的洞穴生涯!

人类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人的智力是无限的，科学是无所不能的；科学理性主义观念对当代人是根深蒂固的。目前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危机困境的解决虽主张“可持续”，也将实施“低碳”措施，但仍要求“经济复苏”，坚持过现代所谓“有尊严的生活”。这其实就是认为科学理性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科技使用在制造业人类追求的是防酸、防碱、防腐蚀、抗老化，而整个自然界的规律却是物质问依照规律相互转化、并达到一定比例的平衡；这两个方向恰正相反。于是出现了令人类苦恼不已的怪物：一千万年才能降解的塑料，三十万年才能完全无害的核废料，至今无法商业化处理污染极为严重的干电池、锂电池、废荧光灯管……

人类依旧沉浸在科学万能的迷信中。其实任何一个科学发现、新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例如航天空间技术：

废弃的空间站、人造卫星和火箭爆炸后的碎片，甚至是螺栓、推进器、电池板、绝缘材料、涂层片，都是空间碎片的来源。

关于太空垃圾的确切数字一直在波动。一些碎片在重新进入轨道时会燃烧，并且产生新的碎片进入轨道。因此，统计空间碎片是一项异常庞大的工作……

据美国航天局(NASA)公布的统计数据，10厘米以上大小的太空垃圾已经达到17000片；2.5到7.5厘米大小的超过20万片；更小的则数以百万计。

最新有关空间碎片的报告――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9月1日公布称，地球上空的太空垃圾数量已“达临界点”，对于航天器和宇航员而言，当前的空间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此前，NASA的科学家曾警告，即使不再发射航天器，到2055年，由碰撞产生的新碎片数量也将超过落回地球和燃烧掉的碎片总数……

在(中国空间碎片首席科学家)都亨看来，激光处理的办法容易产生新的小碎片。目前学界清除太空垃圾的想法很多，但还没有成熟的办法。

人们依然盲目地信奉着科学万能。而据专家说，即使按照目前人类对自然破坏的规模不再增加，最乐观的估计是，地球留给人类解决问题的时间已不足百年!

篇6

关键词：翻译史；合译模式；中医药外译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在我国对外文化吸收和输出过程中一直存在。有人称“口译和笔述”相结合的翻译西书的方法是“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沿用下来，……直到19世纪末严复直接从原著翻译，特别是20世纪初期中国人开始独立翻译西文书籍之后， 该方法才被淘汰。”（上海图书馆：25-26）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懂双语甚至懂多语的译者虽已经可以理解原文，但原语目的语文化双方译者的合作却不曾消失。

1.译进来

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和西方科技文本的译入活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西方译者合作的模式，即传统的“口译和笔述”模式得到了广泛运用。

1.1 佛经翻译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中国的佛经翻译多为外籍僧人译成汉语，另一人或数人（多为华籍胡裔僧人）笔录成汉文并进行修饰。代表有支娄迦谶口授、孟福笔录的“开后世般若学之源”的《般若到行经》；（马祖毅：23）竺法护与安文慧、聂道真等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合译的159部译籍。（马祖毅：31-32）

从东晋到隋末，译经从之前的口授、传言和笔录三个角色中又多了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三个角色，合作的译者分工更细，参与的人也更多。（马祖毅：55）释道安在符秦佛经译场中请外国僧人昙摩难提、僧迦跋澄等译出的许多佛经均由惠嵩笔录。（马祖毅：39）鸠摩罗什精通佛学，也通晓汉语，但他的译经过程也是他将梵文口译为汉语，然后由多名中国僧人明了他的意思，检查他语言的正确性，最后书写成文。（马祖毅：40-41）

在唐朝，以玄奘、不空为首的佛经译家翻译了大量高质量的文本。然而即使是通晓经理和梵文的玄奘，也在其主持的译场之中对翻译和笔录、校对等角色进行了分工。（马祖毅：63）翻译和笔录是由不同的人完成，说明合作翻译盛行。

1.2 西医中译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对西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但真正大规模翻译西方医学书籍文献是在时期。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为代表的官方翻译中心依然沿袭着西述中译的方法，翻译了相当一部分书籍。如傅兰雅口译、赵元任笔录的《儒门医学》、《西药大成》；舒高第口译，分别由赵元益、郑昌Ρ事嫉摹赌诳评矸ā泛汀陡究啤贰《产科》；秀耀春口译、赵元益笔录的《保全生命论》和《济急法》等等。（上海图书馆：191-192）根据傅兰雅的描述，翻译西书的过程就是西方人理解原文，讲给中国合作者听，两人一起逐句翻译成中文，由中国译者记录，最后润色译文使其符合中国文法。（上海图书馆：26）

2.译出去

异域文化输入到我国的翻译活动中，由于双语译者的缺乏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不得不成为主流模式。但在双语译者大量出现、中西方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深入的时代，我国的文化输出中还是有很多合作翻译的模式。

2.1 中医药外译

中医外译始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记述，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外传的标志，是中医药典籍的翻译和有关中医药知识的外文书籍。在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外译的范围不仅限于对中文文本的翻译，还应包括外文撰写的中医药书籍。

可供早期西方学者参考的中医药书籍很有限。1959年，法国医学史研究者Pierre Huard和他的中国同伴Ming Wong用法文合著了La Medi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医学》）成为了“西方早期可供参阅的最重要的二手材料”之一（文树德）；作为出色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的《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一书也是与其长期合作的中国药剂师的女儿鲁桂珍合著的。（兰凤利：29）

随着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化统一的推动，英国中医翻译专家魏杰也和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医从业者合作译书、出书。1993年他与台湾中医师李政育合著了英文版的《中医基础理论》，1999年又与台湾中医专家冯晔合译了《伤寒论》。魏杰是国际知名的中医翻译家，即便如此，非医学背景的他在译书、写书时也需要与丰富临床经验、懂中医且母语为中文的人合作。

作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译本，Ilza Veith独立翻译的《素问》前34章长期为西方研究中医的学者所援引，该译本旨在简单地介绍中医，因此语言很流畅，但由于对中医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刻，所以今天看来有很多误译。Ilza在译本的前言中也表明希望“能找到精通古汉语的华人合作”（施蕴中等：47），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且耗时太久作罢。

由此可见，来自原语和目的语文化中懂双语的译者合作译书、著书的模式有成功的先例，而合作模式的成功在当下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的书籍中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2.2 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文化

近年来介绍中国各个方面文化的图书“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走出去的图书有中外两方合著的，也有中外合译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和“皮书”系列两种图书既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有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的专业考量，从文化角度和专业角度和中医药文化外传相近。

《中国文化与文明》是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较为全面、权威地介绍中国的书系，由中美两方各学术领域出类拔萃的学者合著、合译。大致流程是：两方专家核定提纲；分别写初稿并自行翻译；交换译本阅读后提供反馈；再次修改。（陈燕：21）由于这套书在中美两国同时发行，所以可以认为是合作翻译的模式，即内容的沟通和理解是双方共同进行的，最后由双方各自完成其母语的版本。“皮书”系列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发展的年度报告及预测，有相当的专业性。该系列由中国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撰写，经过合译模式完成外文译本。大致流程为中国本土有专业背景且懂英文的译者翻译；交给母语为英文、懂汉语的外国专家审校后定稿。（陈燕：193）由于该系列的目标读者群体为研究机构和学者，所以对中医药外译的参考意义更大。

3.中医药外译合作模式的思考

从以上文化输入、输出的译著活动看，原语文化译者和目的语文化译者的合作模式是中医药外译值得借鉴的模式。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合译模式对双方的译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至少懂双语、母语流利、专业知识的积累。其他方面的要求还可以包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有一定的翻译实践技能、合作意识、对异域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佛经翻译、西医中译还是已经成功走出去的书籍，原语文化中译者都牢牢握着翻译的主动权，目的语文化的译者更多的工作是润色文字，或者根据目的语文化读者的兴趣和特点对原文提出相应的编译意见。在众多汉学家和外国学者相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医药外译领域，这一点就尤为重要。需要指明的是，文化输出时，受不同情况、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制约，翻译的模式可以多样化。本文只是在分析了历史上文化输入和输出的翻译活动后指出合作模式或许是更适合当下的中医药外译活动。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上海图书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2]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3]文树德. 西方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成就、方法与展望. 麦劲生译.[EB/OL].（2011-09-28）[2015-02-27].

[4]兰凤利. 中医英译的历史回顾[J]. 中华医史杂志， 2008， 38（1）：28-32.

篇7

[关键词]法律文化；全球化；西方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刘家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助教，辽宁阜新123000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28－03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和属性

1．法律文化的概念

世界各国对法律文化概念的阐释存在较大的争议。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法律文化“指针对于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态度和行为方式”。法律文化也可以是“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相关的习俗本身”。埃尔曼则以“政治文化”概念推及“法律文化”概念，试图运用比较法律文化的功能和历史的方法对法律文化加以阐释。日本学者大多将法律文化视为观念形态的东西，经常用“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感觉”等词语对法律文化加以论述。

中外法学家把法律文化总体上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法律文化是指物质法律文化和精神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精神部分。本文在这里采用广义的概念，即“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2．法律文化的属性

(1)法律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与普适性。法律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是该民族所特有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一个民族在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性活动中，将自己民族固有的观念和目的注入到实践性活动中，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习俗、信仰、艺术、价值观念、道德、文化。法律文化就是在这一系列创造性活动中产生的，自然就带有本民族深深的烙印。法律文化的普适性，是指各民族的法律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产生法律文化的实践性活动有相似之处，所以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就含有一部分各民族都认可的文化内容。

(2)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法律文化的时代性，是指存在于某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具有该时代的鲜明特色，是当时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精神世界真实的反映。法律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总是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当旧的法律文化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时，就会被新兴的法律文化所取代。法律文化的历史性，是指一国的法律文化是绵延千百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这种历史性奠定了法律文化世代传承的客观基础。时代性是历史性的基础，历史性是时代性的结果。

(3)法律文化具有相互的兼容性与排斥性。法律文化的兼容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兼收并蓄。不同的国家在社会历史演变中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追求，蕴涵着民族法律调整的丰富经验和民族智慧。一种法律文化对于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可以借鉴，为自己所用。法律文化的排斥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不认同，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民族彼此之间习俗、信仰、实践活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同，甚至矛盾和对立。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法律文化就相应地存在矛盾和冲突，这就表现为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不认同或相排斥。

二、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从古代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活动就一直存在，下面以罗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在古代。就存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现象

古代罗马法产生以后，它适应罗马奴隶制社会较为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形成了发达和完备的法律形式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也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完备和发达。它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像“一事不再理”、“条约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等原则。罗马法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法权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律变革与法律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罗马法是人类法律文明演进历程中法治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

2．在近代社会。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罗马法律文化的广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法律发展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文化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无论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还是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即便是普通法系领域，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步与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多原则。

3．在现代社会。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罗马法对现代法律(尤其是民法的发展)依旧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今欧洲的法律统一化运动中，罗马法传统对于欧洲联盟成员统一它们的民商法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民法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罗马法传统的影响。

罗马法律文化的复兴及其全球化的进程表明：“以不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都能够接受的常识为基础，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三、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类交往、生产、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加速。在经济活动等各种交往中，大家需要遵守共同的活动准则。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法律文化各异，造成了在交往过程中的困难和不便。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减少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法律自身价值的普遍性认同与信仰。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生长于不同土壤之中的各国法律文化从其理念、制度和内核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发展，原本有较大差异的各国法律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即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革命性的转变。其次，法律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社会根源则来自于社会交往规则特别是现代化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共同的法权要求。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先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空前加强了。经济的全球化逐渐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传统模式，进人到超越国家、民族范围的发展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在信息方面连成了一体，加速世界共同意识的形成。生态、资源、反恐等

全球性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协调一致来共同解决。在这种世界性大趋势下，需要共同的规则来规制和调整。因此，法律文化全球化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四、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经历了相近地区间法律文化趋同化到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发展趋势有其内在的原因，符合法律文化发展的规律。在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法律文化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单方面抗拒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明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这种做法不可取。如果参与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那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个进程的参与者，还是仅仅是这一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如果是参与者，我们就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正如本文前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已是自古有之了。前人在面对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各种探索和尝试，以求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能得以完善和发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吸收和借鉴。

1．全盘西化的错误

有些学者主张，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先进的法律文化，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产物，对之应以全盘的吸收和借鉴。《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说过：“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国法律文化产生和生存的地理、气候、文化、土壤等要素都有较大的不同，这就使得法律文化出现多样性的特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的物种只能生存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国，并不一定能起到预期的效果。盂德斯鸠曾说：“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的凑巧。”显然，主张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中西方法律文化产生的土壤极其不同，法律文化差距非常大。首先，中西方法律文化追求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法律文化一直将“秩序”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法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等级秩序不受侵犯。西方的法律价值体系则是由正义、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正义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在古希腊便已存在。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其次，中西方对诉讼的态度不同。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和官府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百姓对于诉讼的态度是“耻讼”、“厌讼”、“惧讼”，“无讼观”深入百姓的骨髓。西方的诉讼观念是鼓励人们利用诉讼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人们是“好讼”的。清末修律时，主持者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尽可能地进行了考究。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骤行西法必会引起社会震荡。所以我们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西方法律文化可以是我们借鉴的对象，但绝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2．立足传统。面向未来

在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进行现代法制建设时有一个误区，但凡遇到疑难之处就往西方法律文化处去寻解救之法，理由就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不应闭关锁国，应该顺应潮流而动，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西方法律文化并不是法制文明的标杆，它仍然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西方国家正通过各种办法对法律文化进行完善和发展。那种把西方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制文明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一味向西方学习，到头来仅仅学了人家的皮毛和过时的东西，不如立足本土法律文化，汲取先人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

篇8

关键词 大理洱源 白族服饰 文化传承 发展

大理洱源位于大理市北，洱海之源，是大理洱海的发源地，位于大理苍山脚下，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理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民族文化积淀深厚，历代朝代的更替也为它遗留下了很多遗迹。洱源各族人民勤劳智慧，能歌善舞，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大理洱源白族服饰的传承

古时候的白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较少，因此文献记载也较少。直到唐朝时期，双方的联系才来往密切，文献记载也越来越多。它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唐朝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

在唐初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中，关于白族服饰的记载较为详细。文中可看出在唐朝初年，洱河地区的白族男女都披毡，女性则穿用粗缎子做成的裙子和衣服。

唐宋时期，南诏国的纺织技术逐渐发达，刺绣技术也十分出色。在《新唐书·南诏传》中记载：“尚绛紫，有功加锦”，“金波罗，虎皮也”，就从中可推断出：南诏贵族的服饰以红色、紫色为主，并以此为贵。质地为锦缎，外面套有虎皮，色泽鲜艳。在唐朝樊绰的《蛮书》中，有关白族服饰的记载为：“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羽仪以下诸动有一切房甄别者，然后得头囊。若子弟及回军罗茴以下，则当额络为鬃，不得戴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将军亦不以为耻。曹上以下得系金佉苴，或有等弟占功褒奖得系者，不限常例”。这些资料显示出了南诏宫廷的服饰。

又有记载：“妇人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为饰。两股辫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珍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毡及以缯帛韬其髻，亦谓之头囊”。这展示出古代白族百姓的服饰。

在贞观十六年，南诏国向唐朝进献了《南诏奉圣乐》这部大型乐舞。当时的演员身着当时南诏的主流民族服装，边歌边舞，“舞人服南诏衣，绛裙襦”，裙襦上画有鸟兽草木，绣有五颜六色的图案，而服饰上的色彩、图案及舞者所戴头饰也含有深刻的寓意。

（二）元、明、清、民国时期

元朝时期的服饰与南诏时期的十分相似。关于这一点，在李京的《云南志略》中服饰的记载为：“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黛，酥泽其发，以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

自明清以来，民族的融合，让少数民族的文化趋于汉化，毫无疑问地，白族服饰也受到汉族的影响。清代《康熙大理府志》中记载：“男妇悉蒙青布帕，覆以毡笠”的寻常白族百姓的服饰情况。男子改穿对襟衣、宽腿裤式的汉装，而白族女性服饰的改变最为突出，“花边服”成为基本特色，衣服领口、袖口、襟边、下摆、裤脚都镶有花边，但唯一不变的是白族服饰一直保持着简单大方，颜色、式样单一、朴素的特点，且也保留了戴项链、耳环、手镯等银质品的传统。总体来说，他们对服饰的要求不高，只要穿着舒适，便于劳动即可。

二、现代大理的洱源白族服饰

大理洱源白族服饰一直演变到今天，才有了现在颜色鲜艳，式样优美的款式。

（一）大理洱源白族服饰的形式

洱源白族女性服饰由头饰、衬衫、领褂、围腰、裤子和鞋子等构成。男性服饰主要由包头、马褂、衬衣、裤子和鞋子组成。

1.洱源中老年人服饰的形式

洱源中老年妇女一般将头发用黑布或丝网罩住挽于发顶，再插上银簪，包上头帕。穿右襟圆领长衣，襟沿边多用灯芯绒缝制的深红色与深青色的领褂，系绣花腰带，衣袖口和裤脚都镶绣着各色宽窄不同的花边。再系蓝色或青色围腰，戴耳环、手镯、戒指、项链等银质首饰。脚穿船型绣花鞋。

2.洱源青年人服饰的形式

（1）洱源青年女性服饰

白族少女戴金花头饰，这个头饰囊括了大理“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的优美景致，头饰内部有银色、蓝色和黄色的布条，色彩分明。少女的衬衣多为白色长袖，袖口和领口一般绣有金色或其它颜色的花纹，但多为花朵和绿叶图案。

领褂做工精细，难度很大，一般为无袖，领口式样多为鸡心领、方领等，领子和袖口上都绣有图案，但有时也绣在领褂的居中。为方便穿着，常在领褂侧面配有一条中长拉链。围腰是在衬衣和领褂的最外层加上的一层装饰，有腰带、围裙和飘带三个部件。裤子较为简单，是白色直筒长裤，裤脚绣花，看上去简单而又大方，清爽而又舒适。洱源少女的绣花鞋类型主要有两类：一种是船型绣花鞋，以鞋体像木船得名；另一种是圆口绣花鞋。二者都绣有梅、桃、山茶等花卉图案。

（2）洱源青年男子服饰

洱源白族男子头缠白色包头，包头两边绣花，吊有玻璃圆珠缨穗。多穿着白色或青色的对襟上衣，且领上勾勒着一些规则的图案。外面穿镶花边的黑领褂或羊皮褂，俗称“三滴水”。腰上系着蓝色土布腰带。穿白色或蓝色宽大的裤子，裤脚也绣有花地图案。肩上一般都会挎着集工艺和实用于一体的绣花挎包。鞋子有“象鼻鞋”、布制凉草鞋，鞋尖和鞋帮上往往都缀上缨花。男子服饰受汉族影响较大，现多变成汉族服装，只有在绕三灵、火把节等白族民族节日才能看到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

总之，白族老年人服饰的款式简洁、大方；而青年人服饰较为活泼，更为突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特点。

（二）大理洱源白族服饰的色彩

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色彩与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白族人民常认为“清白传家”，为人清白、厚道，所以他们崇尚白色。

老年人服饰的色彩单一，颜色较为暗沉、素雅，主要以深蓝色、灰色或黑色为主。穿着这样的服装给人以宁静、淡泊的感觉。而青年人不同，他们年轻、朝气蓬勃，要求颜色鲜艳，尤其是女子服饰在色调上追求明快、大方、对比强烈，再与白色的裤子搭配，显得色彩协调。

（三）大理洱源白族服饰的图案

大理白族服饰的图案种类繁多，动物以虎、鸡、蝴蝶为主，植物以山茶、莲、佛手、豌豆、桃子居多，还有些把带有吉祥含意的文字刺绣在服装上，既起到了装饰作用，同时也是对幸福的祈祷。这些类型的图案，象征了白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表现了他们的生活愿望。

三、大理洱源白族服饰的文化传承与变迁的原因

大理洱源白族服饰从最初的以遮身蔽体、防寒御暑为目的，到讲究服饰的质量，再到注重服饰的审美，这里的种种变化不仅体现了服饰在大理白族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体现了服饰文化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

（一）内部因素

内部原因主要是由本民族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白族人民根据上一辈白族先民遗留下来的经验，再结合本民族日益发展呈现出的特点，来创新他们的服饰。

1.崇宗敬祖

白族崇敬自己的祖先，故有“本主节”、火把节。他们在节日中不断地改变节日礼仪和穿着打扮，除去繁文缛节，精简服饰，在不断地创新中，服饰变得简单、大方而且实用。这种简单的服饰受到了大理洱源白族的一直推崇，他们觉得即使服饰如何变化，都能很好的表达他们对于祖先的崇敬。

2.求吉心理的变化

趋利避害，求吉纳福，是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向。白族人民把这些愿望寄托在了服饰的图案上，希望这些图案能给他们及家人带来好运。而服饰的图案从最初的祈求丰收，到希望多子多孙，再到婚姻家庭幸福。

3.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提高

白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他们认为穿白族服饰的人，是在互相传递一个信息：他们同是白族，并且具有同样地内聚性和认同心理。所以他们在发展自身民族的同时，不断地改进服饰，以扩大其在白族人民之间的影响力。

传统民族文化的态度、价值判断、文化认同都属于民族的自我意识，它们的变化，也影响了服饰文化的变迁。当沿袭古老民间文化信仰的传统民俗表达遭到一定程度的怀疑，当民族原有的文化符号被解构，就会改变民族原有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最终引起白族文化基因的改变。

（二）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的。

1.人口的迁徙

白族人民因为战争等原因，与汉族共同生活。汉族的生活习惯和服饰深深地影响了白族，白族在本民族服饰的基础上，加上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服饰元素，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服饰。而经过改变的服饰，不仅比以前更加简便，而且美观。所以，很快就在白族人群中普遍推广，穿得人也越来越多。

2.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融合

（1）白族和汉族融合，呈现汉化趋向

据历史文献和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图传》、《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等资料的记载， 在南诏和大理国时代，洱源白族先民的服饰早已出现汉化的趋向，但这种汉化趋向主要限于上层统治阶级而言。清末民国年间洱源白族民间百姓这一阶层的服饰也开始呈现出汉化趋向，这种汉化趋向既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其内部仍具有差别存在。

白族服饰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在服饰上有了很大的改进，男子的白族服饰趋向汉装，尤以白族女性服饰的改变最大，白族女性服饰在衣服的领口、袖口、襟边、下摆和裤脚都绣上花边，看上去比以前更显精致、大方。

（2）白族与满族融合，呈现满族化趋向

明清是民族的大融合时期，特别是满族统治的清朝时期，洱源白族服饰图案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满族图案文化的影响。

（3）白族与彝族和纳西族等民族为邻，呈现邻族化趋向

洱源与彝族人民相邻而居，其服饰不论是在款式、色彩、纹样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吸纳了彝族服饰文化的特点。特别是洱源山区的白族服饰最为明显，不论男女，其服饰都有一件羊皮褂，这既是适应山区气候的需要，同时也有受彝族服饰影响的因素。再有受纳西族妇女的服饰的影响，变化最大的是头饰，以前的洱源白族头饰也是和纳西族妇女头饰一样，是以毛线、银饰等与发辫相缠盘在头上，此种发饰沿袭至民国年间，在民国年间的老照片中还可见到这种头饰。

3.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

唐朝时期，唐皇实行对外贸易的政策，吸收了中外很多优秀文化，不仅是唐朝文化受到冲击，就连与其往来密切的南诏国文化也受到了影响。在唐朝和白族服饰图案上，改变了以往那种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虫、鱼进行写生。

4.现代文化和人们欣赏水平提高的影响

现代科技逐渐发展，人们对服饰的欣赏水平也逐渐提高了。商家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增加人们对白族服饰的购买力，他们在服饰上有了更多的创新，如：款式上，他们改变了以往的直筒裤，变成了市面上很流行的喇叭裤；色彩上，用色更为丰富、大胆，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图案上，增加了梅兰竹菊等，突破了原有的束缚……

四、结 语

大理洱源白族服饰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它的图案融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它不仅反映了白族人民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方式，也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是白族文化和白族原始崇拜的重要载体。

大理洱源白族服饰在白族人民的努力创新和发展下，在形式、色彩和图案上逐渐日新月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它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大受欢迎，而且在未来的时间里，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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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潘彦君，庄西安.白族服饰的文化意蕴[J]. 中国少数民族基金会博爱国际文化艺术学校学报，2010，（6）.

篇9

当前高校视觉传达设计课程的内容构建和课程设置

视觉传达设计是通过视觉媒介表现并传达给观众的设计，其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新能源的出现和产品材料的开发应用而不断扩大，并与其他领域相互交叉，逐渐形成一个与其他视觉媒介关联并相互协作的设计新领域。在高校艺术设计课程设置中，视觉传达设计一般是基于平面设计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而来，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标志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插画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网页设计等。 目前我国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主要沿用了西方“包豪斯”平面设计的教学模式，以西方的理念和审美为基础。但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是设计发展的必然，在中国的视觉传达教育中，具有民族特色的高校视觉传达设计教育体系仍未完全建立。

高校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中汲取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当前我国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使得我们能够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饱经风霜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政府不断加强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力度。而传统文化的复兴和西式设计观念的打破迫切需要从教育本源和具有民族文化力量的艺术设计人才来做起。高校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中汲取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可以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使得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视觉传达教学得到传承和发展；同时能够帮助学生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创作营养，丰富设计意识、设计风格，更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设计态度的塑造。为我国未来的专业艺术设计人才真正走向国际，走在行业的前端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促进我国民族设计特色的形成。

高校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中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措施

1.对教学思想的渗透

教师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理念的教学引导和渗透，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对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在纷繁的现代设计潮流中找到属于本土特色的设计方向，培养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崇敬。教师也应该充分学习和认识到只有吸纳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视觉传达设计教育、教学，才能完整地建立起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教学的完整体系。在具体的教学课程中，应先引导学生树立起用本民族语言来建立现代设计风格的学习目标，在这个前提下再进行具体设计课程的学、创作等，就可以把对传统文化吸纳的学习逐渐变为自觉主动的学习。

2.对课程内容设置的渗透

（1）首先在具体专业课程作业练习中结合传统文化命题，设置有关传统艺术或技艺研究、体验的教学内容。比如在《图案设计》、《图形创意》等课程中，让学生做关于传统图案的由来、内涵、形式原理、科研论文等方面的调查，形成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在课堂发表，大家相互学习讨论，最后老师来做总结，让学生意识到美妙有趣的图形不仅是当代的存在，其实早在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运用的出神入化。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教师也应鼓励学生尝试结合传统技法来完成现代设计的创意方案，在大胆的尝试中摸索传统文化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结合的方法，也使得课程作业的呈现方式更为多元。

（2）视觉传达设计是要服务于社会事务的，与社会发展和大众审美的密切结合，因此课程学习与实战的结合不可分割，带领学生参与有关传统文化命题的赛事或项目等社会实践，是十分必要的事。用实践来验证学习的同时，让师生们可以在学校之外的领域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学习了解。师生们也能够由此将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研究成果及时带入社会，服务社会，对中国本土设计风格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3）在高校的视觉传达课程学习中，应针对专业方向争取更频繁的文化考察活动，也可以请文化传承人、专业研究人员来校开设相关任选课、讲座、展览等互动活动，为师生创造更多直观学习与交流传统文化的机会。

3.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渗透。

按照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目标优化培养方案，将我们一直沿用的西方现代设计教学体系与中式传统美学体系相结合，甚至更加重视对本民族设计的学习，以逐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视觉传达设计教育体系。比如在基础课程设置中，素描、色彩等课程是高考筛选美术生的必考科目，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基础，大学就可以缩减这类课程的比重；像国学、书法、民间艺术、传统工艺等传统文化相关的基础课程在大多数高校视觉传达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是偶尔做为公共选修课出现，甚至没有，学生在接受设计教育的过程中难以学到与本民族价值观统一的设计观念，自然也不会形成强烈的民族设计意识。因此务必将传统艺术技法与审美方面的基础课程纳入培养方案。

综上所述，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优秀的设计人才创作出具有本土设计风貌的优秀设计作品，将中华文化风采借由视觉产达等媒介展现给全世界，影响世人的审美与价值观，影响民族的复兴。需要借助教育本源培养具有民族设计观念的优秀设计师；需要在高校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中汲取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

篇10

关键词：国学 经典 传承 研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加强，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经典的重要性，各界对国学的重视和推崇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作为一名高中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担，我认为国学经典与语文有着密切联系，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是国学经典的学习者和传承者。

一、国学经典和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一）传承与创新华夏文明，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

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国学经典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在中世纪以前，中华民族在国学经典的引导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大国。国学经典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世纪时期，在当代社会，国学经典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日趋全球化，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时，向综合实力教弱的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的过程，导致强势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主流，而弱势国家的文化随着时间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因此，在文化软实力语境下，传承国学经典比任何时刻都显得更为迫切。传承国学经典，能够有效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的文化竞争力，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保持民族独立、促进民族发展。

（二）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加强国民道德修养

自古以恚中国就是礼仪之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重礼仪讲诚信”的结果，传统文化在“公交车上因让座问题大打出手”，“碰瓷”等现象频出的今天仍然适用，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缺少道德引导的原因，传承国学经典，能够有效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和自身修养。国学不仅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规范中华儿女行为的准则。例如，对于《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不仅是指导国人进行反思，还能让国人在反思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当今社会，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都需要国学经典帮助其增强道德修养，从而减少社会矛盾，预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加强国学经典传承的策略

（一）授课旁征博引

在授课过程中，若将语文教学与国学经典叠加，势必会试课堂授课内容杂乱无章，不仅难以起到传承国学经典的效果，还会影响学生的语文学习。因此，若想对学生进行国学教育，就必须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具体的事例引入课堂，巧用国学经典，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受国学的价值与魅力，扩宽语文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在教学《荷塘月色》时，可用《论语》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来帮助学生理解朱自清的高贵品质，此种做法，不仅不仅能加深学生对作者和作品的理解，还能在学生中传承国学经典。

（二）组织与国学相关的活动

受社会上的不当价值观影响，高中学生对语文学习的重视程度不足。在高中学习严峻的压力下，若能举办相关的国学比赛，定能激发学生的国学学习兴趣，例如，举办文言文于现代文互译比赛，先让学生翻译文言文，再给出一段现代文，让学生转化成文言文的形式。同时，还可以举办国学经典主题演讲比赛，让学生以国学经典为主题进行演讲，可以谈自己对国学的认识以及学习国学的感受等等，用学生的演讲激励更多的学生加入到国学学习的队伍中来。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对诗人、词人以及国学中的经典著作的读书分享会，让学生讲述文人一生的故事，并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结合文人的生平，分析作品的主旨与时代内涵，让学生在聆听故事的同时体会国学经典的独特魅力。

（三）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读书的目的是让学生进行思考，从而内化得出自己的见解，若只读书而不思考，则读书人只是读书的工具。国学经典凭借自身价值以及历史传承性而显得不接撼动，但是，所有的学习都需要学生具有思辨能力，要敢于向权威和经典发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对国学经典提出质疑，在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学生与教师共同探讨，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才能使国学学习更有意义，才能使学生真正的认同国学，使国学经典得以传承。例如，在教学项羽乌江自刎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项羽自刎的正确性进行讨论，项羽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刎，是否过于“好面子”，若是项羽乘舟离去，或许还能东山再起，成就一番霸业，鼓励学生对项羽的做法进行深入探究，得出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明确教学的目的，不是一定要将学生的思想引入主流，而是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的思辨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经典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传承国学经典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高中教师要立足教学实践，积极探索传承国学经典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为国学经典的传承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康国章.文化软实力语境下的国学经典传承新探[J].中州学刊,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