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类法律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工程类法律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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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承包合同；法律问题

1.承包合同管理概述

对于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采取承包合同则是业内普遍的做法，承包合同即是发包人和承包人为完成商定的建筑安装工程，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在合同中规定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享受相应的权利。依照承包合同的相应条款，承包方应进行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并保证按时交付；而发包方则根据合同提供相应的承包条件以及支付工程款项。承包合同作为一种双务合同，体现了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工程项目中的最高行为准则，它有效的结合了经济、法律、技术三方面的内容，在订立时必须遵守公平、自愿、诚实守信等原则。它是发包方和承包方经济活动以及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它明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效地协调双方工作的关系。加强工程承包合同的管理可以有效避免有关很多法律上的纠纷。

2.我国建筑承包合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研究

2.1 口头协议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建筑工程承包中，经常会存在一些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因为目前我国较多的承包企业法律意识普遍较低，未经过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并且缺乏承包工程上的经验，造成较多的口头协议的出现。由于口头协议并没有书面证明，当双方当事人出现纠纷时就没有了法律的依据，造成法律的纠纷。这样的一个纠纷事实上是不利于工程承包方的，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而当承包方面临索赔问题时，由于只有口头协议，没有有效的书面证明，其索赔主张很容易被驳回，这就给承包方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2.2 “阴阳合同”的风险

“阴阳合同”是指签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除了备案合同外，还在私底下私自签订补充协议；其中的备案合同被称为“阳合同”，私下签的补充协议被称为“阴合同”，并且通常阴合同更能表达双方的真实意愿，但是其法律效果有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对“阴阳合同”作出了如下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所以说在发生合同纠纷时，会以备案合同的条款作为法律依据。

2.3 越权产生的表见及法律后果

表见制度是基于本人的过失或本人与无权人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人享有权而与之为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后果由本人承受的一种特殊的无权。 其作用在于维护制度的信用与稳定，但是也其很热产生较多的法律问题，尤其是越权的表见。其目的在于确保交易安全以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第三方未对人身份及权限进行审核，很容易造成表见的不成立，因为表见的成立条件是无权人有权。这也就造成在建筑工程项目经理负责制中，由于项目经理越权产生的表见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3. 解决建筑承包合同法律问题的相关措施

对于建筑承包合同，涉及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更容易产生诸多的法律问题，加强对合同的管理，对于减少双方法律的纠纷是很有效的，这对承包方和发包方都是有利的。

3.1 加强合同审查的力度

保证合同的规范、有效是合同得以执行的基础。首先对招投标文件进行审查，保证这些文件的合法、合理性，因为这些文件是建筑承包合同签订的基础，必须要保证招投标文件与合同文件的一致性，防止在合同中出现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的内容，损害有关当事人的权益。

其次审查合同本身的合法性，尤其是合同的签订必须在法律基础的范围内签订和实施，如果合同本身与有关法律相抵触，则该合同视为无效。所以必须重视加强合同合法性的审核。

承包合同的合法性分析通常包括如下内容

1. 对双方当事人的资格审查，即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资格审查。确定发包人是否有发包工程，是否具有法人地位，是否有资格履行签订合同的权能等；审核承包人是否中标，是否取得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

2.审核工程项目本身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在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前就应该审查工程项目是否已具备招标、投标、签订和实施承包合同的一切条件。

在招投标过程中容易出现违规违法的行为，这也给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带来了较多的法律问题。对于双方在履约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无效行为，应该注意提前预防。行为无效是指承包人的违法分包、非法转包以及没有资质的实际承包企业借用其它有资质的承包企业的名义去承包工程。

3.2 重视工程的变更管理

合同的变更必须要经过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如任一方不同意都给合同的变更增加了变数，并且在这过程中又很容易由合同变更而引起的纠纷。另外由于影响合同变更的因素很多，并且合同变更的范围又很广，这就给合同的管理带来了很多的法律问题。所以对于合同的变更双方都应该慎重，并且引起重视，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的变更合同，以避免引起新的法律问题。

3.3 慎重对待阴阳合同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阴阳合同”极易对整个行业带来混乱，并且“阴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极为有限，只有经过备案的合同才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所以发包方和承包方都应该避免签订“阴阳合同”，所签合同必须到有关部门去备案，做到有据可查。这样既可以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又有利于规范行业的风气。

3.4 避免口头协议

针对目前我国较多的承包企业法律意识普遍较低，未经过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并且缺乏承包工程上的经验，致使在我国建筑工程承包中，经常会存在一些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首先政府必须加强法制的建设，加大法律常识的普及；其次整个行业应该重视法律的学习，树立良好的风气，对具体的承包企业一法律援助；最后承包企业应该重视书面合同的签订，不能仅仅达成没有法律效力的口头协议，加大对项目负责人的培训，提高负责人的法律素养。

参考文献

[1]高晓兵，谢庆平.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概论.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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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中最基础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取得显著的成就，在我国也已纳入了实施日程。

本文探讨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实施的相关，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的创设进行了一些法律方面的探索，试图为这一行为投入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关注和解释。

文章首先解释了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一些相关背景和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介绍了西方各国和我国省在开展证券化业务中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以求对我国证券化业务的开展提供一个比较法意义上的视角；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所涉及的参与主体较多，这一问题的说明集中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阐述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实施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其中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的调整；第五部分集中说明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实施的法律困境，即我国现有法律的空白和与证券化业务开展的法律冲突，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第六部分是文章的结尾，对全文起补漏和综述的作用，并提出了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规范的内容设想，以及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的开展可以通过国有独资公司或信托两种形式开展。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信托 特殊目的机构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问题

【目次】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问题的引出

第二节：抵押贷款和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概念及职能

第三节：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概念区分

第二章：国外房贷证券化的法律监管及其对的启示

第一节：美国的证券化法律规定

第二节：欧洲的证券化法律规定

第三节：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化法律规定

第四节：国际清算银行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规定

第五节：我国已有的证券化试点方案、探讨

第三章：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行主体

第一节：证券化流程中的各参与方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节：特殊目的机构(SPV)的设置

第四章：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运作流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

第一节：资产转移中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信用增级

第三节：信用评级

第四节：证券化结构中的法律问题

第五节：其他法律问题

第五章：证券化前提下对我国现行法律的及要求

第一节：标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流程对法律的要求

第二节：我国先行法律、金融机构的状况、不足，证券化的法律限制

第三节：商品房按揭法律关系的分析

第四节：证券化法律关系的分析

第六章：结语：建立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制度的建议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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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全鉴定 结构设计

一、关于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

在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待解决，有些纯为科学技术问题，有些则与科学技术水平无关。在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为此就下面问题谈几点看法：

1、检测、鉴定工作的资质问题

表面上看资质不是问题，其实不然。任何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的开展均依赖于检测数据，若检测数据全面、详细和准确，其鉴定工作的科学性也越强，然而什么样的检测数据才具有法律效力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鉴定、测试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也就是经计量认证，取得检测资质、具有CMA章的单位，用经计量认证的检测仪器经持证上岗的技术人员检测的试验数据，在其出具的检测数据上盖有CMA章的检测数据方具有法律效力，其它单位或各人提供的数据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建筑物安全性鉴定的资质问题似乎不完全明确，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的专家组进行的鉴定工作和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具有检测资质的单位提供的鉴定报告也具有法律效力，但问题是盖有研究机构、相关学术团体印章的鉴定报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则不完全清楚，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承认其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则不承认其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由此而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该问题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2、检测、鉴定项目的科学性问题

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建筑物建设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涉及到的部门不少，如建设场地的地质勘察、建筑物的规划审批、设计、施工、监理及建筑的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但本文主要探讨建筑物结构安全性鉴定工作中的有关技术问题。

首先是材料强度检测问题。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和检测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原因，检测工作中对所检测对象的检验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如在砌体结构建筑中砂浆强度等级的准确评定是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其影响抽检数据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抽检部位、灰缝厚度、已使用的时间等），检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已建砌体柱的抗压强度设计值的确定也是较为困难的工作，其目前尚未见到砌体柱原位试验测试技术的有关文献；又如混凝土标准抗压强度的现场检测问题，不同的检测方法其检测结果经常存在不一致的问题；检测数量、检测部位的不同，同样也会影响检测数据。其次，目前有关规范并不完善，相关数据处理的可操作性不易把握，尽管规范采用了数理统计理论，但由于问题性质的不同，其统计处理的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如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对岩体抗压强度检测样本数量的要求，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就不同，相同地点的不同检测单位对同一工程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同时按不同标准统计出的设计强度也不同，特别是样本变异性较大时更是如此。总之，这类问题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例出，但应该指出的是检测部门提供的检测数据应该是科学的、公正的，每一个技术人员所提供的数据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存在的问题是鉴定工作的依据问题。设计规范有国家和地方的规范，也有不同行业的规范，根据不同的规范要求，对同样的问题具有不同的抽样标准和评定标准，有时其检测数据的评定结果差异很大，问题是最终以那一本规范作为评定依据呢？目前不同的学者对其看法并不一致，设计单位、检测单位均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在已建建筑物受到损伤后，需对建设工程的许多环节进行检测、校核，其中包括对原设计文件的校核。在对设计文件进行校核时总会遇到一个问题，用什么计算手段对原设计计算内容进行校核呢？有些科技人员用PKPM程序、有的用TAT程序，有的用手算，随着不同检测部门的不同科技人员其校核结果均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最后在对设计文件是否正确进行判断时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复核结果同原设计文件相接近，而工程又有一定问题时，其判断更为困难（已排除了其它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些部门对框架结构就用PKPM程序作为判断依据，而问题是用国内商业软件进行设计结果校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对检测项目和检测范围通常是由委托方指定的。实际上由于某一具体的工程项目包含许多相关子项目的检测，如对某一具体构件的有关项目的评定并不能最终保证构件（或结构）的安全性，委托方对检测项目和检测范围的指定常带有人为因素的影响。由于检测工作本身也是市场经济，检测费用是和检测项目相关的，检测项目越多，相应的费用也越高，为此甲方在委托任务时，一般是进行少数项目的检测，而被委托方也只能根据委托内容展开工作，从而可能会导致两种情况出现：（1）、检测内容无法完全解决甲方所需解决的问题，从儿导致事故的原因不在检测范围内，或者检测项目不全，检测范围不能含盖导致问题的所有原因。（2）、检测范围内的有关检测项目可满足设计和国家有关规范的要求，而检测范围以外的相关检测项目不满足设计和国家有关规范的要求，从而造成委托方对检测单位的误导作用。当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后，检测鉴定单位和鉴定人均会承担较大的风险。

3、鉴定工作中的法律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物安全性鉴定或建筑物损伤程度的鉴定工作存在许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或有待科技人员去学习。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的部门均可进行建筑物安全性鉴定工作，人民法院需对检测、鉴定人的资格问题进行审查，如前所述检测资质的审定应该问题不大，但鉴定人的资质又该如何认定呢？是否具有检测资质的人就有鉴定资质呢？或具有同专业的和工程师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鉴定资质呢？所有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其次是鉴定单位对所提供的鉴定结论承担多少法律责任呢？一般建筑物的鉴定工作均会产生相应的民事责任，主要是相应的经济利益问题。对于正确的鉴定结论当然勿需多言，但对于不完全妥当的鉴定结论，由此又产生了相应的经济利益问题时，其经济责任该如何认定，赔偿比例又该如何确定？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委托方采用不正当手段，而误导了鉴定结论，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法律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国家规范中有些条文的规定可能本身就不科学，或者有些专家的个人观点通过国家规范的形式而强制执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对于民事纠纷中关于建筑物的鉴定工作通常会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来指定鉴定单位或鉴定人，而对其它有资质的鉴定单位或鉴定人的鉴定报告采取否认的作法，这本身即不科学又不合法，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总之，在建筑物的鉴定工作中存在许多法律问题，以上所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法律问题有待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解决。

转贴于 4、几点启示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及过去的工程实践经验，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注意：

（1）、加强有关建筑法规的学习和研究，深刻理解建筑法规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依法进行建筑物的鉴定工作。

（2）、检测、鉴定人员必须明确职责、依法办事，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科学，加强对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规程的学习。

（3）、增强科技人员的自我保护能力。随着建筑行业的市场化，建筑行业的经济活动也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依法办事、提高自身素质是增强科技人员自我保护能力的最有效措施。

（4）、增强科技人员的风险意识。在建筑物鉴定工作中存在许多风险，如建筑物检测过程中的意外伤害、鉴定结论的风险性等等，不加强风险意识的教育，就是对自己、单位和社会的不负责任，最后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检测、鉴定工作一定要客观、公证。由于建筑活动的市场化、法制化，有意歪曲客观事实，为某一方谋利益的鉴定报告（或调查报告），最终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和事实那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6）、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建筑物检测鉴定单位和人员的管理协调和与外部的协调工作，避免由于市场化而引起的不正当竟争行为从而导致的检测鉴定的不公证或违法行为，努力创早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

二、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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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思维;高三;培养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8－0291－02

国家强大，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归根到底必须依靠人才。什么样的人才最宝贵呢?创新型人才最宝贵。创新就是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创新型人才只能通过创新教育来培养。所谓创新教育指的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也就是，是指通过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指导他们能够善于发现和认识有意义的新知识、新思想、新事物、新方法，掌握其中蕴含的基本规律，并具备相应的能力。

一、如何培养高三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

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起到教学主体的作用，但是当今课堂中多数教师仍旧占据主体地位。所以说，高三学生培养创设思维意识，首先需要意识到自身课堂的主体作用。创新意识是指学习者主动发现问题、积极探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从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的一种心理取向。创新意识是进行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是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前提，也是形成创新能力的基础。世纪之交，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的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使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已成为影响我国民族生存状况的基本因素，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阵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新时期下，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人才。高三学生应该重视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实现素质教育的培养目的，学习过程中，时刻以创新为导向。具体来说，学生明确自身的学习目标，但做到“上不封顶”，在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之后，注重深入挖掘教材知识，并敢于突破课本知识，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放宽思维，多点质疑，多点新思想，不要压制自己的奇思妙想。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地去学习，带着问题进行自学，另外，学会对有疑问的问题进行质疑，培养自己的质疑意识，进而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选择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另外，学生正确处理好与教师的关系，逐步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

二、高三政治教育中创设思维培养的构建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变迁，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利益结构、生活方式和思想形式，从而也影响着人们理解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变迁，对反思、超越经济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提出了要求。

(一)创新思维构建的规定

高三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创思思维的构建内涵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本身为基础，在当今时代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理解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和理念观念进行深入分析。思想政治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一种整体观与全局观。对于学生而言，学习创新思维需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发展的整体状况去探究理念。

(二)创新思维构建的形态

社会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凝结着人们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的理论回应和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基本精神的总体理解。因环境和对象的整体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需要立足于自身的理论思维、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所以对高三学生而言，创新思维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进行思考，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的各个领域之内，要求创新思维必须“四面出击”。

(三)创新性思维构建的具体形态

对于学生而言，应当提出以社会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因环境和对象的整体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自身理论思维、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学生就需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社会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经济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承接和超越。因此，学生与社会的互建关系结构中运用反思性理论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进行批判性构建从而实现这种超越。

三、培养善于发现法律问题的创造性思维

学生创新意愿的培养，旨在意识层面上培养自身的求新求异的愿望，它能够激发学生自身不安分、不墨守成规的现状，并且引导学生在另辟蹊径从看似波澜不惊的问题中挖掘出新意。对于我国高三学生而言，课业日渐堪紧，想要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法律问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其中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法律问题是复杂的，更是因为法律问题是动态的，处于变动之中。针对某些问题而言，在过去是法律问题，但现在却不是法律问题，或者过去不是法律问题但现在却是法律问题。针对此，我们学生就应该发挥创造性思维，对问题进行思考，进行仔细鉴别。只有将真正的法律问题揭示出来，才能够使得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表现出来，并且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基于法学法律问题而言，真正的法律问题可以被看作为法律冲突，指得是关于法律要素之间的矛盾，法律要素指法律的构成理论、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的法律要素，如法律概念、法律原理、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法律习惯、法律惯例、法律理想、法律技术、道德、政策等。如果法律要素之间没有矛盾或者基本没有矛盾，那么就不存在法律问题。具体来说，法律要素之间的矛盾包括:法律理论之间的矛盾;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法律理论与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法律规范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政策与法律的矛盾;道德与法律的矛盾等等。上述这些矛盾能够激发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能够揭示出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总的来说，针对同一性质的法律事务中，在社会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有某种法律理论得到更多的人支持，成为主流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论。这也是法律中的正常现象。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的情形也是如此。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才总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中，由表及里，揭示问题的本质。另外，法律各要素之间互相影响，呈现出动态的过程。法律问题不断消失，又不断涌现。及时发现、揭示、提出新的法律问题，也需要创造性思维。当然，培养学生发现法律问题的能力，只能建立在扎实的法律概念、法律原理等法律基本功基础之上。

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在一般学生看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固定的思想教育模式，缺乏创新性，不足以培养自己的创新型思维。事实上，学生创造力形成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不容替代的作用。其中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辩证统一，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有机整合。因此，对于高三学生而言，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自身的创新思维能力，第一，拟设，思想政治的学习中，学生借助教师的假设问题进行思考，着重培养自身的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事实上，拟设的环境是教师提供的，但是完成拟设整个程序及最后的结果都是由学生完成的，由此说明，学生自身是课堂的主体，所以对于我们学生而言，按照主人公的地位将自己巧设在问题的情境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学生的热情，进而提升学生的素质及创造能力。其次，列举，学生依据教师对教材中理论和观点的分析，深入思考这一理论知识，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求同性和深刻性。最后，学生应该善于比较，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应对思想政治中的相关知识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分析法培养自己创新型的思维方式，激发自己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1］王凤杰．改革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J］．赤峰教育学院学报，2003(4)．

［2］资建民．培养创新思维推动思维创新———谈谈加强中小学教育中学生创新思维品质的培养问题［J］．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4)．

［3］胡伯项，孔祥宁．研究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与政治理论课的改革［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4)．

［4］何世凯．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J］．教育教学论坛，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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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法治 公共健康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公共健康安全法律问题意识当前法律研究的重要题，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小康目标融入并体现了公共健康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突出了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的战略地位。

一、加强公共健康安全所面临的环境法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即实施“三步”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1978年，环境保护首次被写入宪法，此后一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指导，纳入依法治国方略中。

（一）西部开发中的生态恶化影响了公共健康安全

由于西部地处内陆腹地、幅员辽阔，系我国主要江河、季风及沙尘发源地，也是重要的水资源涵养区，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及历史人文因素，对我国其他地区生态环境有跨域性的巨大影响，是维护我国整体生态安全的要害所在；加上西部本身生态基础脆弱、人口承载能力低，历来不合理的开发及人为破坏已经导致其生态系统趋于恶化，若再不给予特殊保护或补救改善，将会出现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不仅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会落空，而且危及全国的生态安全即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存及发展。所以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恢复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其开发本身就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态安全保障工程。

（二）农村地区及城镇化过程中影响公共安全的环境法律问题

农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三农”问题关系到小康目标实现大局：“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不能偏离可持续性的城乡协调发展方向。但是，人口膨胀（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亟待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耕地等生存资源稀缺且单向递减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退化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现实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粗放型、掠夺性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滥捕、滥伐、滥垦、滥牧，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乡镇企业的崛起，接受了不少城市转移的污染产业，而其自身又不具备整治能力，造成城乡污染转移蔓延；盲目城镇化带来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并引发耕地锐减、规划布局混乱，结果小城镇在建设之初极易成为新污染源。

解决上问题述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法治创新，努力协调好农村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关系。农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且是人文科学问题，特别是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技术等运用面临诸多法律、经济、人文道德因素，其对环境法律综合调整创新的依赖性较强。这是由于传统环境法囿于自然科学格局，存在“法律役于技术”的偏向，关注的主要是工业污染防治与大中城市的环境利益，很少顾及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系统的安全性，或至多注意到单项资源或农产品污染问题。

（三）市场化条件下环保行政主导传统模式的不适应性

环境问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相互协调，环境保护当属国家的重要公共职能，各国大都注意发挥行政主导作用。我国环境保护亦从来就是强调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倚重于行政命令、政策协调及直接管制运行。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国情复杂，政府全面直控型管制因过分强调环境指标而忽视地区环境条件、经济基础的不同，易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

二、全面建设公共健康安全法律中环境法制创新的目标领域

在建设公共健康安全法律、目标指引下，我国环境法制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主要目标领域或基本内容包括环境立法指导思想、调整对象范围、立法体系、环保基本对策或制度、环境管理体制、生态系统及区域保护机制等。前文所述当前我国环境法调整的薄弱领域，既是新形势下环境法制建设的新挑战，也是将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导入新境界的主要路径。

（一）环境与公共健康安全法律指导思想与调整理念的创新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针对我国人口膨胀、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国情-即抓住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明确了贯彻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研究公共健康安全法律的根本。

（二）环境与公共健康安全法律问题立法体系的重构与立法空白的填补

梳理其中与环境基本法重复的条款、强化程序性与实施性的规定、吸收既定且已付诸贯彻的各类规章中的主要环境标准使之法律化、补充制定针对有毒废物、化学危险物品、核安全、放射性物质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

加强人文生态环境资源的法律保护，建立健全我国人文生态环境法律体系。首先，在宪法中要有人文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原则，制定一部专门的《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或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列专章规范调整人文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基本原则、制度及程序；其次，《文物保护法》、《文化遗产和自然遗迹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单行法律法规进行协调整合，并逐层次按区域特点完善有关人文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

（三）在法治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市场推进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环境与公共健康安全法律新机制

行政主导中引入环境法治原则，依靠政府制订政策，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综合决策与统一监管调控机制；转变政府环境管理职能，贯彻依法行政，规范政府综合决策与执法监管行为；加强政府环境管理中的执法监督，提高执法效能，开展政务公开，推进廉政建设。

重视环境民主与公众参与，鼓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决策、环境执法监督活动，在环境立法、环境标准制订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民众、社会团体的意见，对公众利益影响重大的环境措施出台前，还要举行听证会。

参考文献:

[1]陈威、郭新彪. 日本的环境健康安全体系[J].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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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唯物辩证法法律文化方法

Abstract:As the method legal culture，is the diagnostic method deduction，an exceptional case.Understood this kind of relations，is helpful in the understanding law culture takes the methodology the function and the importance，also is helpful in enhances the legal culture research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level.

Keywords:Under th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Law culture Method

关于法律文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但却多半被忽略了的视角，即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①法律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并且在事实上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因此要在社会的背景里看法律：在社会现象中看法律现象，在文化中看法律文化；②法律现象是一整体，由这一整体构成了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因此是对法律现象整体的观照。这一观照指出了法律现象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决非零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存在。

法律文化作为思考法律问题、解释法律现象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的方法。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是普遍地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而系统，作为联系的一个特定的情况，是事物、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各要素的相互匹配）（从内容上看，系统论是辩证法的具体化、细化。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是辩证法所说联系的具体分类中的一个特别的类，特指事物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作为思想方式、方法的法律文化，从逻辑关系上看，是辩证法、系统论思想方式、方法的演绎，一个特例，故而在本质上也是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辩证法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分析、理解、解释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会相当自然地得出法律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试图了解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的时候，以法的产生和运行的过程为线索，逐一考察法律制度、法的概念解释及法律实现的过程和法律的调整机制，结果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法律现象都会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发生影响。法律制度，即使是良好的制度，也只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制度的有效运行还取决于其它种种因素，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信念、价值评价；人们是否了解法律、尊重并且愿意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人的素质，包括是否熟知法律、理解法的本质与精神、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造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但是同时，每一个因素又都不足以单独决定法律制度之能否有效运行。它们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又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发挥作用，决定了法律制度能否有效地运行。对这一关系和现象，或者说，这一有机体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正是法律文化概念。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会自然地到达法律文化的概念。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些通行的法律文化概念解释看一下。

辩证法已经是历史悠久而成熟的理论，经过了许多大哲学家的探索、丰富与阐发，有着丰厚的内容与成就，作为成熟的理论，对法律文化研究可以起到指南的作用，提供分析与思考方法。辩证法、系统论的诸多原理，比如：联系的观点；系统内各要素有机联系的观点（不仅是相互作用，还有相互匹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对于了解法律文化，对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的是很有助益的。了解了法律文化与辩证法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法律文化研究的自觉性、目标的明确性：从宏观上看清楚法律文化研究的目的、作用、意义，更好地解释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的认识，丰富其内容。

我们为什么可以以法律文化的名义，或者说，在法律文化的标题下谈法律传统、法律意识等等所有的法律问题，客观地说，就是因为诸种法律现象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这个事实，是我们论述法律文化及其方法论作用的客观基础，由于这一基础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体中去讨论其中的各要素，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思想的背景，将具体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包括法律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制度等等置于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看到其特殊的地位，又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各自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浸在具体细节中而忘记了整体，甚至模糊了目标的问题。换一种说法，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就好象提供了一张法律现象之网，将所有的法律现象整合在了这面网上，使我们直观到、意识到法律现象的整体。法律文化概念有助于我们自觉审视法律的全貌。也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探索法律现象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从认识的过程看，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法律现象，将法律现象加以区分，逐一认识清楚，在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相互联系之后，得出法律文化概念。这正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辨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过程。

了解了法律文化作为思考的方式方法的含义、性质，了解了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方法论意义：

法律文化首先是思想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在试图理解、解释具体的法律问题、法律现象，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时，不能仅就制度言制度，或者，只是东鳞西爪地抓住某些要素，即使是非常重要、关键的要素，做出我们的解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是必须要将所有围绕法律制度的产生、运行的各要素既看作各有其独立作用与功能，又相互关联、影响、作用、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与价值。

法律文化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我们大声疾呼要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大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时候，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有法不依成为随处可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法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和集中地体现为如何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认识、了解了法律文化的方法论作用，这种方法的性质、内涵，我们就会知道，解决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该从何处人手，如何着手：彻底考察制度运行依赖于哪些条件，涉及到哪些因素，这就是我们的实际入手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会出现就制度论制度，就事论事，只注意到某些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问题。解决其他法律问题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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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 包装人才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C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1-0005-03

我国快速发展的高等法学教育存在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的问题。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2011年中央政法委颁布《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规定重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

包装产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对法律人才的潜在需求旺盛。包装属于“朝阳产业”，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包装大国，包装产业发展迅速，前景大好。但我国包装产业在快速发展中虚假包装、劣质包装、过度包装等包装乱象丛生，包装标准、包装监管缺位，包装安全成为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制约着我国包装产业的健康发展。法学支援包装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必须加强包装领域的立法工作，将包装行为纳入法律规范范围，实现包装法治;另一方面，亟须打造专业的法律人才队伍，为包装产业保驾护航。

一、包装产业法律人才需求及类型

从包装产业规模上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美、日，排名世界第三的包装大国。目前，全国包装行业势头很好，在杭州、江阴有亚洲包装中心和包装制造中心，上海、北京有我国包装行业硅谷的包装印刷城，天津有绿色包装基地。但作为包装制造大国，我国还远非包装强国。我国在包装材料、设备、工艺、设计等的研发、投入和人员培训上还远不及很多发达国家。包装企业95%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大多数员工靠以师徒传帮带的原始方法培养，人员知识结构和素质普遍较低。在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都与现代包装工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包装印刷行业技术上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很多企业老资历的技术骨干因为设备和技术的引进而被淘汰，企业非常缺乏即懂新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人才。[1]

随着包装产业发展问题的凸显以及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包装专业人才在数量、规格、结构上发生了重大调整，法律人才成为包装专业人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包装产业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地带，规范包装行为及包装产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尚未构建，相关法律执法不严。在包装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过度包装所产生的资源浪费、环境保护问题，不标准包装造成的健康、财产安全隐患问题，包装仿冒导致的侵权问题，社会成本增加问题，制约着包装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在法治社会中，现有包装问题的解决和包装产业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既懂包装技术，又精通保障法规的专业复合型法律人才。因此，包装法律人才与包装设计、包装材料、包装物流、包装工艺等人才一样，成为包装人才的关键组成部分。

目前包装产业亟须的法律人才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包装财产权利认定、保护人才

包装具有财产性，平等主体之间就包装形成的关系主要是一种财产关系，包装的财产性权利争议是包装产业普遍存在的法律问题。包装的财产性不仅表现在包装的设计、制造等方面，更表现在商品价值的实现及商品的附加值上。包装中的法律关系与其功能密切相关。包装的功能主要分为基本功能与装饰功能两大类。包装的基本功能在于保证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在产品责任中，包装责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包装的装饰功能主要是指通过富有美感的包装以提高产品的吸引力。有关包装装饰功能的财产性权利问题，司法实践中一般采取多元护模式。这类人才的市场需求最为广阔，不限于包装企业和包装行业，所有与包装相关的经营者、消费者都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需求。

（二）绿色、安全包装标准制订、实施人才

包装标准是包装行政管理、包装行业规范、包装经营行为绕不开的法律问题。包装标准主要包括绿色包装标准和安全包装标准两个方面。首先，绿色包装标准方面。过度包装正成为我国包装产业的普遍现象，商品过度包装在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滋生了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安全包装标准方面，即通过设定一定的标准使包装的材料、方式、工艺必须与产品特征、作用、期限等相匹配，确保产品能够正当流通、存储和使用。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包装法，只有个别规范性文件对过度包装作了明确规定。类似的立法虽然涉及了部分安全包装标准，但尚无绿色包装标准的规定，包装规范严重滞后。

（三）包装执法人才

严格执法是落实包装产业法治，实现包装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步骤。包装执法是一种专门性的行政执法，其不同于普通的社会管理，只有兼具包装和法律专业知识背景，才能取得更好的执法效果。依据现阶段我国包装及包装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包装执法的重点应包括如下方面：首先，加强对非法包装的整顿;其次，规范违规、非法包装广告;再次，加强对包装标准的监管。

二、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标准

（一）应用型，具有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满足社会化需求

应用型人才是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市场人才需求状态的改变，高校人才的培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大学生的“就业难”与企业的“用工荒”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说明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企业所需要的工程实践脱节严重。为适应社会需求，应用型人才应运而生。[2]应用型人才是技术应用型、复合应用型、服务应用型和职业应用型等类型人才的总称，这类人才不仅要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3]

法学学科与包装学科都属于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在现阶段人才培养中，受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实践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二者都存在“纸上谈兵、照猫画虎”的教学模式，尚未形成教学、研究、实践一体化发展的形势。卓越法律包装人才的培养，将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导向，培养掌握包装产权、包装立法、包装执法理论，熟悉包装法律运行状况，了解包装法律前沿问题，能实际解决包装法律问题，服务包装法治和包装产业健康发展的专门性、应用型人才。

（二）复合型，为法学包装相关学科的交叉人才，兼具法学和包装学科的知识和能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两种态势：专业化和综合化，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大势所趋。[4]为适应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化，用综合性的思维方法、知识结构、能力体系解决跨学科的重大问题成为大势所趋。一般认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跨学科或跨专业的背景，在不同的学科或者专业，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形式较系统地掌握两个学科或专业的知识和技能。[5]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要求，高等教育要“努力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高校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复合型人才培养纳入高校改革创新体系。

通过法学预包装学科交叉与联合培养的方式，打造既具有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和法律应用能力，又掌握包装知识和技术的复合人才。法科学生应加强包装工程、包装设计课程的学习，掌握包装材料、容器、装演、印刷、机械、工艺、测试、流通、管理等诸多专业学科的学习。包装学科学生则应除包装法治外，加强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环境法学、知识产权、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的学习。法律包装人才重在多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其目的是形成既具有较扎实的法学、包装学专业知识、技能和较全面的法学素养和包装技术，又能够灵活运用法学理论发现、分析、解决包装问题的复合的创新型法律包装人才。

（三）卓越性，确保较高的培养质量，兼备法律的规范性和包装的创新性要求

近年来，培养卓越人才或拔尖创新人才成为我国教育界的战略举措。有研究认为卓越法律人才相对于传统法律人才的 “卓越性”至少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具有基本领域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基础，能够有效处理相关业务。第二，能够参与国际规则制订、表达和维护本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第三，能够在处理国内外法律事务中传递中国利益主张、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凝结社会共识。[6]

在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目标中，卓越性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卓越一般意味着高标准、严要求，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复合型标准本身即是卓越性要求的体现。第二，法律包装人才的特殊性决定卓越包装法律人才卓越性的特殊内涵。包装设计和包装工程成果的卓越性必然要求和反映高度的创新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包装产品的卓越，依赖于把文化创意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而法学重在培养一种严谨的、规范的法律思维，表面上与包装的创新性要求存在冲突。而这种法律要求的规范性和包装学要求的创新性的协调，正是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卓越性的特殊要求。对包装的创新必须是规范之内的创新，规范是包装创新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的保障。脱离规范的创新可能在某方面取得突破，却在其他方面或整体上无意义，甚至危及社会，比如塑料包装袋带来的白色污染。

三、卓越法律包装人才教育培养模式

（一）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教育模式

卓越法律包装人才旨在培养具有应用性、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面向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改变传统的以学校课堂教育为主的办学和教育模式，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教育。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针对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提出协同创新的新要求。作为一种新的产学研合作理念，产学研协同创新是通过多个主体的协同作用和资源共享，产生整体大于部分的协同效应，实现创新价值的最大化。[7]

通过校企合作，强强联合，能将科研、教学与市场之间链接得更加紧密，能促进信息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应充分利用校企之间建立的产学研结合示范实践教育基地，在帮助企业跟踪最新技术动向，创新和发展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的同时，使人才培养能满足市场需求。为此，可采取如下主要方式：第一，通过定期组织学生去实践基地进行参观和实习，增强学生对包装专业实践活动的感性认识;第二，开展专题讲座，通过学生与工程师、律师之间的现场交流和互动，使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能进行有机融合;第三，企业将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包装案例引入课堂教学，现实案例教学，以现实动态案例作为毕业设计选题。

（二）实现法学与包装学科教学资源共享、沟通法学与包装学科培养方案，整合与优化配置，是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

搭建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平台。在学校支持和协调下，成立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协同培养研究所作为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的实施机构，建立法学院、包装设计学院、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东莞包装学院以及高教研究所等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作为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对包装设计学院、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以及东莞包装学院的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就业状况和毕业生反馈进行系统调研。对包装行业和包装企业针对包装法律问题和法律人才需求调研。对社会群众及质量监管部门进行包装问题调研，旨在论证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确立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方案。召开法学院、包装设计学院、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东莞包装学院以及高教研究所等部门，包括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和教务人员共同参与的联合会议，确定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方案。

（三）建立双师型、双导师制培养体制

“双师型”是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对教师提出的素质要求。“双师型”教师不仅需要具备“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更应成为技艺高超、能文能武的“教练”和“师傅”。通过既具有教师资格又具有律师、工程师、造价师、评估师等“双师型”教师及高水平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的精心培育及言传身教，能为培养卓越法律包装人才提供保障。[8]

导师制起源于英国，其突出特点是：为学生选配确定的导师，在导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师徒”关系，由导师负责对学生的思想、生活、业务学习进行指导。在卓越包装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为提升学生的应用和创新能力，可以在本科阶段即采取导师制，以便学生在学习期间经常接受导师的直接指导，让导师的思想、言行举止对学生产生深刻影响。实行双导师制，即对每个学生配备两个导师，包括法科背景的导师和包装学科背景的导师，理论型的导师和实务性的导师，教学型的导师和操作型的导师。

（四）鼓励研讨式、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改革，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卓越法律保障包装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

卓越法律包装人才培养要求改革传统的以教师教授为主的教学方式。第一，法律包装人才培养中的课堂教学要从教师主导型向学生中心型过渡，即课堂教学内容由教师知识结构决定转向由学生需求决定。第二，由教师包讲向教学互动转变，改变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接受的传统。在课堂上，教师为学生提供参与机会，除讲授知识点外，还应为学生提供研讨、探索的方向和空间。第三，由以教材为本转向教材与实例并重。教材注重知识的结构性和体系性，需要用现实案例来丰富对理论的认知、辅助实践思维和应用能力的提升。

[ 参 考 文 献 ]

[1] 张佳宁，张慧姝，刘芳.从行业发展角度谈包装人才的培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9）：90.

[2] 张翠英，温卫中.地方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2）：154-156.

[3] 张俊娥.试析应用型高校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2）：166-169.

[4] 金一平，吴婧姗，陈劲.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探索和成功实践―――以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强化班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3）：132.

[5] 胡毓智.谈跨学科跨专业平台的构建与创新[J].教育与职业，2004（30）：23.

[6] 杨清望.卓越法律人才的基本类型与培养路径探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2（3）：83.

[7] 饶燕婷.“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要求与政策构想[J].高教探索，20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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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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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色课程入手，完善法学专业的教材编写，采用多学科相互联合的方式优化教学流程，突出主流教学和特色课程教学之间的互相融合，这对于学生法学理论基础和专业实践能力都有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是当前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定位。相较于政法院校及综合性大学而言，理工科院校无论是师资队伍建设，还是教学管理经验都显得较为匮乏，一贯的法学基础教育模式不仅使得理工科院校在法学教学中的优势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使得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不够突出，只有从法学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方面才能促进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模式的有效变革。随着法律服务行业在社会背景下的不断革新，各种新行业的出现使得法律服务的内容不断得到拓展，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分工对于理工科院校法学教育也创设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就业契机。各种信息技术、生物能源及知识产权维护中需要相对应的法律服务，这就需要从理工科院校法学教育模式中突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适应，在充分展现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优势的同时也实现法学专业与其余学科之间的综合渗透，这显然更有利于专业法学人才的培养。不可否认，理工科院校在法学特色人才培养方面有着更加显著的优越性，从不同学科的教学契合点与交汇点出发，寻找理工科院校的法学教学方向，突出自身的办学特色，这对于巩固理工科院校的法学教学地位至关重要。可见，正确的教学目标定位不仅能够避免教育资源浪费问题的产生，同时对于理工科院校中法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也有积极影响。

二、复合型人才培养在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中的体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对于法学人才的需求也从原先的专业对口转为对人才能力及素质的需求，这显然更加突出了复合型人才在法学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从买方市场及适销对路角度分析，法学教育的体系化发展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法律服务行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诉讼内容，而是涉及信息产业、知识产权、建筑行业、生物医药以及经济管理等诸多内容，这些新兴的市场经济行业对于法律服务有着迫切需求。基于这一社会需求，理工科院校应当积极从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来构建全新的法学教学实施体系，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式来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有效互动，突出自身的办学特色，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的有序展开。对于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主要应当具备如下两方面的专业素质，即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广博的知识内涵。专业素质作为法律人员必要的职业技能，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面临一些综合性较强的法律问题时才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思维出现混乱，进而更快更好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为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以及经济法学等，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能够时刻关注最新的时事动态，将法学科研成果及时运用到专业教学过程之中，更好地提升学生的法律应变能力。除此之外，丰富而广博的知识底蕴也是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人才所不可缺少的素质，这是由于中国法律问题的出现往往与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以及社会问题有着必然联系，这就需要法律人员能够切实掌握多方面知识，对于法律之外的内容也能够形成自身独到的见解。做好法律职业人，关键是能够跳出专业界限，获得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

三、当前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人才培养模式方面

第一，法学专业在理工科院校开展的时间较短，尽管有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然而在法学教育起点方面与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之间仍旧存在一定距离。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往往会受到传统理工类课程的影响和制约，与法学教学相关的实践教学及实验室建设方面还显得较为滞后，这应当引起教育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第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并没有在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教学中得到全面渗透与落实。在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背景之下，法学领域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与结合已然成为一种趋势，理工科院校在这一方面有着突出优势，像是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对于法律人才有着迫切需求，可见复合型人才培养在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中的突出体现也是法学教育所忽视的重要内容。第三，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无论是办学水平还是办学环境都相对滞后。一般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均采用扩招方式设立，甚至一些理工科院校仅仅是将法学专业作为自身向综合性院校扩展的中间区域，这显然不利于法学专业教学水平的提升。

（二）教育教学方面

第一，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显得较为模糊。在对三十余所理工科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这些高校基本都将培养法学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这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的今天显然与社会发展之间格格不入。第二，落后的法学人才培养机制。当前理工科院校在法学教育教学方面仍旧沿用的是传统的理工科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欠缺了针对性与合理性。在理工科思维的指导下开展法学教学工作，固化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教学评估模式都导致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第三，不合理的法学课程体系。专业课程比例失调是当前理工科院校法学课程设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课程安排方面出现了较多的非法学专业课程，学生同样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这些课程的学习，课程选择缺少了必要的灵活性，这显然不利于学生主观能动意识的发挥和教学竞争机制的有效构建。第四，教学评价体系不够完善。法学专业对于实践教学有着极高的要求，重视学生对现有知识的灵活运用，因此片面的卷面成绩很难真正了解到学生实际的知识掌握情况。法学专业的择业期相对较长，并且就业机会较为稀缺，因此从就业率角度出发，一般高校均将司法考试作为对法学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法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司法考试通过率极低，这也变相体现出法学教学在评价体系方面仍不够完善。

四、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优化策略分析

（一）学科内涵的有效探索

对于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教学而言，重视与其余相关学院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突出学科资源优势，同时对于法学教学新兴领域的拓展也极为有利，是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关键所在。比如尽管当前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性被社会各界充分认可，然而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诸多法律问题却仍然处于空白状况，像是安全机制立法在新能源利用中的体现。若是从这些领域着手，那么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价值势必能够得到充分展现。因此在法学课程设置过程中可以就能源法的相关内容进行课程设计，从基本理论问题、文本解读过渡至与国际能源法的比较。与此同时，教育工作者在这一新型领域的研究也不可缺少，只有积极从学院合作角度加强教学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教学资源的互相补给，突出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的教学优势。又或是从法学教学与建筑专业之间的联系着手，从建筑领域挖掘相关的法律问题，像是建筑施工中的法律保护、建筑知识产权保护、工程联合承包中的法律因素、工程监理的法律责任、工程竣工交付之后的发展责任以及与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问题等，这些都应当成为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教学的特色，它们也是法学专业教学学科内涵的综合呈现。

（二）双学位建设工作的强化

所谓的双学位主要是指在校本科生在获得本专业学士学位的基础上也同时获得其他专业学位，这一人才培养方式既是学生自我发展需求的呈现，与此同时也使得人才发展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契合度更高，更加有利于学科教学优势的突出。对于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教学而言，办学特色的体现还可以通过高校教学资源的整合得以实现，在资源共享的过程中促进学科资源的合理利用。双学位建设工作的展开可从双学位课程入手，学生可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进行主修课程学习的同时，再利用课余时间来进行法学专业课程的学习，这样设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阶段一年级和二年级往往公共课程学习的负担较重，加之不少主修课程通常是大学三年级才刚刚开始涉及，若是在这一时期进行开展双学位课程的学习势必很难与法学专业课程相联系，这显然不利于法学双学位建设最终目标的实现。

（三）辅修课程的积极开设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学生均对法律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的考虑，在法学双学位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过多意向。为了使法学教学更具实用价值，理工科院校可就法律知识的讲授开展必要的辅修课程，这不仅能够极大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与此同时对于突出学生的择业竞争力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理工科院校在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困境，集中表现在师资建设和双学位教育质量控制方面。在人才培养路径方面，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对于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并非是单纯法学知识的传授，而是将工科背景与法学教学相融合。比如在工程监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授课不仅应当围绕相关的建设监理方面的内容，还应当从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水运工程施工以及桥梁建设等方面来合理拓展相关教学内容，这对于教师的综合素质显然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若是教师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仅仅局限于某一个范围之内，显然对于建设工程的教学效果是极为不利的。在双学位教育质量监控制度建设方面，因为国家本身对于本科教育中的双学位并没有本质要求，因此必要的监管工作显然很难落实到位。不少理工科院校在双学位建设管理方面仅仅是进行原则性规定的成熟，质量监控制度的缺少也使得双学位建设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此外，本科教育本身在双学位指导方面也同样有所欠缺，学生的自主发展在空间选择方面极其有限，各院系在双学位指导方面由于没有形成正确的教学指导，导致法学教学在双学位建设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特征。就上述内容中提出的问题，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改善，从法学教学师资建设方面分析，应当从师资结构完善方面着手，更好地体现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特色和优势。在鼓励教师进行专业转向的同时重视专业人才的引进，关注教师队伍的专业背景，积极引入高端法学教育人才。与此同时，重视不同学院之间的教学资源整合也是极为关键的，这是提高法学专业教师综合素质的有效路径。从双学位教育质量监控制度角度分析，重视双学位制度的建设也是尤为必要的，只有从规范化管理方面才能更好地推动法学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从申请条件、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资格审核等多个方面体现双学位建设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像是双学位教学计划的制定或是单独授课与合班上课模式的共同实施等都是促进双学位建设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途径。对于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工作而言，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与完善，突出双学位建设在法学教学中的必要性，这些都是提高理工科院校法学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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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客体上工业产权与著作权权利重叠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竞合，二是工业产权与著作权发生冲突或对抗。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如在此情况下法律对权利人应当提供怎样的保护、权利人如何运用现行法律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颇值得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知识产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由同一客体上工业产权与著作权权利重叠引发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既有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竞合情况下，权利人寻求何种法律保护的迷惘，也有工业产权同著作权冲突引发的争议，如《武松打虎图》一案著作权人与商标权人的争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漫画“三毛”的著作权人与商标权人的纠纷等就颇具代表性。这在知识产权理论上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重叠的情况下，法律对权利人应当提供怎样的保护？权利人如何运用现行法律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试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的重叠

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重叠，主要是指工业产权中的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商业秘密权以及商号权与著作权在同一客体上的重合。它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竞合，此时，只有一个权利人，权利客体既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又依法产生了工业产权；二是工业产权与著作权发生冲突或对抗，此时，不同民事主体对同一知识产权客体分别享有工业产权和著作权。

商标权与著作权的重叠商标权与著作权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又称“商标专用权”，指注册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商标权的客体是注册商标。我国法律规定，注册商标可以由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构成。这样，商标权客体与著作权客体中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设计图等有重合，这为在同一客体上发生商标权和著作权两种权利的重叠提供了可能。遵循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用作商标的文字或者图案只要具备独创性，就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这样，在同一客体上就发生了商标权与著作权的重叠。同一文字或者图案产生著作权和商标权的程序不尽一致，用作商标的文字、图案一旦创作完成（具有独创性）即产生著作权，无需履行任何手续；而同一文字或者图案要产生商标权，则必须在创作完成之后由商标局审查、公告、核准注册方可取得。在同一客体上产生的著作权和商标权，可以为同一民事主体享有，亦可由不同民事主体分别享有。当两种权利为同一民事主体享有时会引发这样一个法律问题：这一客体是否受《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双重保护？有学者主张，同一文字或者图案只能受一种法律保护，著作权先于商标权产生，两权又同属知识产权的范畴，所以一旦该客体经商标局审查核准注册为商标后，其著作权即不复存在。也有学者主张，两权虽有重叠，但彼此在本质上独立，谁也无法吸收另一方。当同一客体上的著作权与商标权分属不同民事主体时，就势必形成权利的冲突或对抗，《武松打虎图》一案的复杂情节便是典型。

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权的重叠专利法上的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它通过造型与图案的结合、造型与色彩的结合、图案与色彩的结合，构成对产品外型三维空间的造型设计或者二维平面设计。将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客体与著作权的客体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亦有重合，即外观设计往往同时又构成著作权客体中的美术作品。这就是说，用作申请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如果具备独创性，从其创作完成时起就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人将此申请并经批准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后，它又成为专利权的客体。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权在同一客体上的重叠引发与上文所述商标权和著作权重叠同样的法律问题：两权为同一民事主体所掌握时能否受双重法律保护，以及两权为不同民事主体所掌握时的权利冲突。

商业秘密权与著作权的重叠商业秘密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里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政策、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对比商业秘密的信息内容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种类不难看出，有些商业秘密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商业秘密中的产品设计图、工程设计图，如果具有独创性即可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同样，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中的产品设计、工程设计图及其说明，如果具有实用性、秘密性、保密性，就可构成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商业秘密。总之，在商业秘密享有著作权的情况下发生商业秘密权与著作权的重叠。

将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中的著名标题、角色名称等登记为企业的商号，也会发生两权（商号权与著作权）在同一客体上的重叠[1]。

工业产权与著作权在同一客体上的重叠状况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更为复杂。例如，著作权人将自己的美术作品既申请商标注册，又申请获得外观设计专利，则权利人就成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三种权利的主体，法律对权利人应当给予何种程度的保护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如果同一客体上的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分属多个不同民事主体，包括著作权人将同一作品授权多个民事主体分别作为不同种类商品或服务的商标进行注册，此时，各权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或对抗亦会变得更加复杂。

二、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重叠引出的法律问题

在同一知识产权客体上发生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的重叠，有两个法律问题值得深入讨论。首先，当同一客体上的工业产权和著作权为同一民事主体所掌握时，权利人能否可以同时受到工业产权法和著作权法的多重保护。如果只能适用一种法律，应当依据哪种法律主张权利；如果能够受到多重法律保护，法律依据何在？在同一侵权案件中，权利人可否同时主张多种权利？其次，当同一客体上的工业产权和著作权为不同民事主体分别掌握时，一方面，经著作权人许可在其作品上取得的工业产权，如将著作权人的美术作品经许可申请获准商标注册或申请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是否会影响著作权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另一方面，对于未经许可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申请并获得工业产权的，著作权人如何对抗已经生效并超过了法定异议期的工业产权。

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竞合情况下，权利人可否受多重法律保护问题在各国相关法律中的规定不尽相同。英美法往往力图从法律的层次上寻求一条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的分界线。例如美国版权法只保护可以同物品的实用方面区别开来单独存在的绘画、刻印或者雕塑特征，将艺术成分同实用成分不可分的实用艺术作品排斥在版权法保护之外，由工业产权法去保护。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52条中有这样的规定：经著作权人许可，将艺术作品用于工业产权的，其保护期为25年，而不再是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该25年的保护期满，以任何种类物品之方式复制这种作品、为制作种类物品而实施的任何行为以及实施与如此制作的物品相关的任何行为，都不侵犯该作品的版权。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则倾向于对工业产权和著作权竞合情况下的权利人实行多重保护。如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保护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外观设计保护不相互排斥。法国1992年著作权法第112条也规定，本法保护实用艺术作品。西班牙1987年著作权法第3条则明文规定，作者的权利与“作品可能具有的工业产权”是“相容”的。

从运用法律武器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角度来分析，当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竞合时权利人应当能够得到多重法律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工业产权和著作权在知识产权范畴中是平行的权利，彼此不能吸收，因此也不允许禁止权利人在同一客体上既主张工业产权，又主张著作权。有效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确实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权利人在同一知识产权客体上既主张工业产权又主张著作权，则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有效保护。例如：依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的有关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只有属于：（1）采用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2）恶意披露、使用商业秘密；（3）恶意获得商业秘密的情况，商业秘密权利人才可依法寻求法律救济，但如果商业秘密权人因个人行为不慎或管理上的疏漏致使商业秘密为他人所知，此时权利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又如何得到法律保护呢？倘若允许商业秘密权人对可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的商业秘密同时主张著作权，那么他便可从著作权的角度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又如，依照我国《专利法》，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的法定保护期为10年，期限届满，即进入公有领域。如果这件外观设计同时又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那么因为权利人将此申请获得了专利而不能再对此主张著作权，这对权利人来讲是极不公平的，法律对其权利的保护是不充分的，因为著作权的保护期远远长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期。

我国知识产权法尽管没有处理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竞合的明文规定，但从相关法律条款中可以得出相应结论。《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进行注册”，商标局将依法撤销已注册的商标。这里所讲“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明显包括他人在先享有的著作权。这表明，在同一客体上可以同时产生著作权和商标权，但前提是取得后一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在先权。《专利法》无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申请的专利权将被撤销的明文规定，但该法第5条有“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违反国家法律”中的“法律”应当包括《著作权法》中未经许可不得利用他人作品的规定，也就是说，专利权只要未与在先权对抗，即可受法律保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民和法人在主张工业产权时，除遵守工业产权法外，同时也不得违反《著作权法》；在主张著作权时，除遵守著作权法外，还应不违反工业产权法，其中，没有优先适用哪个法的问题。同理，一民事主体在同一客体上取得工业产权和著作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一权优于另一权、一权排斥另一权的问题。

民事主体在同一客体上发生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的重叠，可以得到多重法律保护。但当其权利受到侵犯时，在同一案件中他只能根据具体案情，选择对其有利的一种法律主张权利，不能既要求著作权法的救济又要求工业产权法的救济，否则就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公平合理等原则相抵触了。例如某甲将自己的美术设计作品申请获准了外观设计专利权，当他发现某乙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其外观设计专利时，他要么控告某乙侵犯其专利权，要么控告侵犯其著作权，不能在同一诉讼中诉请某乙按专利侵权赔偿后又按著作权侵权再次赔偿。当然，某甲可以根据收集的证据情况、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在赔偿数额上的区别等情况，选择对其更有利的一法作为救济依据。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明朗多了。

当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重叠且权利分属不同民事主体时，各民事主体必须依法享有该客体上的著作权或工业产权。因为著作权是自作品创作完成自然产生，不需办理任何手续，而工业产权的取得一般要经过申请、批准等法定程序（商业秘密权除外），所以，在同一知识产权客体上发生著作权与商标权、专利权的重叠时，著作权是“在先权”。（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权也无需履行申请、批准等法定程序即可取得，因此，如果在同一客体上发生商业秘密权与著作权的重叠，其中的权利无在先在后之分。）依照我国《商标法》和《专利权》的有关规定，商标权和专利权的取得不得侵犯他人合法在先权利。这样，当在一著作权客体上取得商标权或专利权时，必须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此时，同一客体上的著作权和商标权或专利权才能依法为不同民事主体所掌握。很显然，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以其作品为客体又取得商标权或专利权的，原则上不影响著作权人著作权的保护，因为著作权与工业产权是并列的。当然，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将自己的作品申请商标注册或外观设计专利，其著作权的行使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著作权人将自己的作品许可某甲申请注册为某类商品的商标，则他不得在向第三人作同样的授权，但他可以将自己的作品授权第三人申请注册为其他类商品的商标，否则势必与商标法的基本精神相抵触。同样，著作权人将自己的作品授权他人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其著作权也要受同种限制。

对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其作品为客体取得商标权或专利权的，著作权人对其的对抗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对方的商标权或专利权尚在法定异议期内，著作权人可以“侵犯在先权利”为由，请求有关机关撤销该商标权或专利权；二是如果对方的商标权或专利权已过法定异议期，著作权的撤销申请无法加以实现，则可以依据《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以对方侵犯其著作权中的复制权和发行权为由，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或者以对方权利的取得违犯法律为由请求宣告权利无效。

三、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重叠情况下的权利保护

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重叠，由于其权利主体情况的不同，导致了法律保护状况的不同。不过，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重叠所引出的复杂法律问题，对权利人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无启发。

当工业产权与著作权在同一知识产权客体上发生重叠，且权利人为同一民事主体时，则其可以享受多重法律保护。此时对于权利人来讲，应当善于灵活运用自己的多重权利，取得最佳的保护效果。一方面，权利人对同一客体既享有著作权，又享有工业产权，当其对某一特定侵权人诉讼时，他只可选择主张多重权利中的一种，不能同时主张多种权利。但在这一特定诉讼过程中，是主张著作权还是主张某一工业产权，权利人可以选择，并且选择所主张的权利不同，即意味着诉讼的法律依据不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不同，最终的司法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诉讼前的“选择”颇有学问。另一方面，权利人在对多个侵权人进行诉讼时，不一定对这多个侵权人都主张著作权或都主张工业产权，权利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对不同的侵权人分别提出不同的侵权之诉，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讼累，争取尽快且有把握地胜诉。再一方面，即使在对同一侵权人的诉讼过程中，著作权和工业产权的多重权利主体因主张一权如著作权败诉，也并不影响他就同一客体、同一侵权事实再以侵犯其某一特定工业产权为由并胜诉。

为了进一步说明著作权和工业产权的多重权利主体，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自己的多重权利，取得最佳保护效果，在此引用一则案例。畅销世界多国的“贝利爱尔兰精英”牌露酒，由爱尔兰贝利公司出品。该公司就其露酒商标在多国申请获得了商标权，然后通过代销合同许可他国的代销商使用其商标。澳大利亚一家“太平洋果酒公司”未与爱尔兰贝利公司建立代销合同关系，即从贝利公司在荷兰的合法代销人那里进口了带有上述商标的贝利公司的露酒，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出售。1985年，贝利公司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提讼，告太平洋果酒公司侵犯其商标专用权和商标图案的著作权。次年3月，法院判决：被告太平洋果酒公司的经销活动不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的侵权；但被告侵犯了原告商标图案的著作权；判被告停止此种经销活动。本案中，之所以被告的行为未构成对原告的商标侵权，是依据“权利用尽”原则，即权利人制造并出售的商品上的商标，不会因再次销售而侵犯商标权。但本案原告商标图案的著作权却未“用尽”。于是便出现了原告运用商标法作依据败诉，而在著作权诉讼中却胜诉的结果。可见，著作权法在维护权利人工业产权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同一客体上发生工业产权与著作权的重叠且权利分属不同主体时，势必发生权利冲突。实践中,我国对不同表现形式的冲突的处理是不同的[2].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著作权是在先权，在这一著作权客体上取得的工业产权不应侵犯在先的著作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须认清如下三个问题：首先，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如果艺术价值较高或者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将其或其中的一部分当作商标、外观设计等申请获得工业产权，易于令该作品的“艺术价值”或“社会影响”转移到贸易领域，从而提高此商标或外观设计所标示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权利人赢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运用他人好的作品取得工业产权，是企业创名牌、争市场、增效益的重要途径。其次，运用他人作品取得工业产权以不侵犯他人著作权为前提，因此必须与著作权人签订许可合同。在合同中，就作品使用的范围、方式，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达成一致，以免发生争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事主体在使用他人作品进行商标注册或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方面不得存有任何侥幸，如果自己的使用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在先著作权，或者因许可合同中有关事项规定不明发生争议，损失更大的往往是使用人，因为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商标或外观设计已建立起了一定的信誉，如果被迫停止使用该商标或外观设计，主要的不是赔偿问题，而是信誉的丧失。再次，合法取得商标权或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主体以及著作权人，都应当在原有或约定的范围内行使各自的权利，任何一方不得超越范围，不得影响另一方权利的行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