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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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贯穿着刚柔、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有着深邃辨证精神的范畴。

3、人本主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人本主义，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以神为本，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民主价值。

4、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认为，自然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们应根据自然的变化来调整并规范自己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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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全球化浪潮也使得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等大量地传输到世界各地，进而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善其自身建设，使之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更好的促M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保障和智力支持。

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优良。而传统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基本出发点。以其他文化作为补充的多元文化结构，也是古往今来中国大地上，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一切文化成果，而继承和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又具有重要意义。

指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以及道德理念等。既可以启迪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可以启示治国理政。加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全球化也不可避免的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甚至使其面临严峻挑战。不仅如此。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疏忽了精神领域的完善，使得传统文化失去了它在社会中的巨大整合功能。与现代生活之间产生了分离，使原来的伦理价值以及规范体系与现代社会生活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造成当今社会不少人价值观的偏离以及道德的缺失：多少人还记得“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多少人还记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执着精神？多少人记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节俭精神？多少人还记得“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真心真情？又有多少人还记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祖国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基础性资源，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

优秀传统文化有其固有的独特性。既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主体性、延续至今的连续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以及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扬弃地继承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既要汲取其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又要认真分析、综合思量，将其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

首先，要充分重视对广大青少年以及高校学生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当下，很多年轻人信仰迷茫、道德缺失、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传统文化知识素养差、道德精神默然，这就需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优秀历史和思想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时代价值中，坚定青年人的理想信念，有能力抵御多元文化中不良成分的冲击。要以青年人的“中国梦”为纽带。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院校思想教育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青年人的道德修养；加强例如图书馆、校史馆、档案馆等教育平台的建设工作，发挥好其文化育人的功能；还可以以名人讲堂、讲座、演讲等各种形式，邀请文化名家进入校园，进入课堂，更好的宣传传统文化，培养青年人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爱国主义精神。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就是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发展。既要保留其合理内核。又要借鉴和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使传统文化更好地与多元文化相融合。保持强大的活力，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当下倡导的时代精神，为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利用好历史名人故居、博物馆及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名胜古迹等一切社会文化资源，作为古今中外文化传

承发展的教育纽带，做到古今结合。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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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高职人才培养体系基本框架的缺陷

由于过度强调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在生产管理第一线从事生产或经营管理的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导致许多高职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仅仅从社会职业的需求入手，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来设计有关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框架，由此形成了提法不一的各种专业人才培养结构。但总结种种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都可以概括为“三合一”的结构形式：即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由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技术能力、专业技术应用三个部分组成。这种人才培养体系的基本框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对于基础理论知识强调以“必需、够用”为度，理论课时进行大幅度削减。“必需、够用”的尺度如何把握，全凭专业的师资力量来衡量，因此“必需、够用”就少了许多教学科学规律的成分，少了许多人文素质的成分；对于专业技术能力，由于片面地强调专业技术能力的掌握，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只强调对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忽略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只考虑眼前培养指标的完成，而忽略了专业技术能力中的情感因素；对于专业技术应用，强调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而真正顶岗实习的实际效果却很少顾及，忽略了学生成长过程的健康人格培育。造成许多高职学生美德观念淡薄、生存观念扭曲、诚信意识缺乏、耐挫能力低下、相处之道拙劣的困境难以摆脱。在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培养出的人缺乏健康人格的“才”、缺乏人文关怀的“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才”。

二、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必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

如何转变目前高职人才培养中急功近利的状况，就要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可见，不论哪个层级的教育都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如果只强调实践而忽略理论、只强调本领而忽略人文，只强调技育而忽略德育，复旦研究生的投毒悲剧还会发生。那么，如何在高职人才培养方案中进行德育教育，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进行空洞的说教，因为这样的德育教育我们从没有间断过，并且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应当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优秀文化积淀，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就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德育文化”，它如同空气一样，和我们须臾不离、息息相关，但我们又浑然不觉未加重视。[2]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确了人与自然相处的规律；贵和持中的精神表现出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自强不息的典范抒发着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的践行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务实品格；重德尚义的理念展现出崇高的理想境界；有容乃大的风范树立起团结协作的精神，这些都是高职教育中培养人才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分。可见，整体思维、和谐稳定、自强不息、勤劳务实、道德仁义、团结协作等中华优秀精华对于塑造高职学生的优良德性，陶冶高尚情操，提升道德境界，树立完善人格，培养职业创新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价值。因此，我们在构建高职人才培养体系时，必须融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努力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四、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构建方式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需要寻找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高职教育的契合点，既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又不使优秀传统文化游离于高职教育之外，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有效载体。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使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得以体现：

一是在教育方针上明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基于我们的国情，人才培养体系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动力来源于政府与院校的支持。在高职的教育方针上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不能片面的认为高职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不可割裂了技术与人文的内在联系。我们的教育核心是育人，而非制器，[3]培养高素质技能应用型人才是我们最终的教育目标，高职教育要培养的是懂技术的人才，而不是只懂技术的“机器”。

二是创设体现传统人文因素的良好环境。在人才培养体系中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需要在课堂之外的更广泛区域协调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职业技术的二者关系。要将院校的环境建设与传统人文精神联系起来，通过校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的设施培育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高职文化完美结合的肥沃土壤，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理想，把高职教育的培养过程引导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三是构建凸显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体系。在课程体系中注意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构建承续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伦理、艺术、科技、文学等文化瑰宝作为课程体系的内容，通过对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传播，使学生具备独立健康的人格、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正直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鲜明的是非观念，并使之转化为外在的行为，从而成为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四是实施“责任师傅制”的人才培养方式。为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能渗透到高职教育的全过程中，应当为每一位学生指定“责任师傅”，通过“责任师傅”的全程跟进，将以往简单的课程学习延伸到课外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人才培育的环节，使学生的思想、作风、职业技能、职业迁移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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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4）09-0059-02

新课标强调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吸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教学。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特殊功能，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活动让学生在领略等传统文化的魅力，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厚博大。

当前我们上小学语文课时，对传统文化基础知识方面很少涉及，或者基本没有涉及过，这是我们教学的思维误区和一种失误。说它是思维的误区，是因为很多的教师认为小学生年龄太小了，不适合灌输此类比较"专业"的知识；其实不然，我们教者不灌输才是真正的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都知道，要一个人去学好和做好某种事物，就必须让他们先喜欢上这类事物。也就是说，先激发他们对某事物的兴趣──好奇心是人类最优秀的指挥者。所以，我们必须在课堂上涉及、讲解一些基本的传统文化知识，催化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们都喜欢去翻书、喜欢去读课外书，那就大大的提高了学生语文知识水平，同时也促进了我们作为教者的教学质量的提高。

显然，我们教科书有灌输古代文化遗产的举动，并不回避对小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输血"和激发小学生去探索古文化的现实。因此，在讲授相关课文时还应重视结合一些重要的传统文化知识进行辅助教学，以提高学生的整体语文素质。《小学语文新课标》总目标中明确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在我们讲究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不能单单按部就班，以文解文，进行枯燥无味的、空洞的、使人厌烦、使人昏昏入睡的授课；不能以"一切为了考试过关"作为授课的目的；不要"填鸭式"的教学；我们必须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己任，改变授课方式，只有提高了学生的认知范围，才能说是提高了学生的素质；我们应以学生素质的提高为重，搞好语文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精华基因，培养学生对我国古文化的好奇和责任感，势必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对学生传授古代传统文化基本知识，除了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外，主要还有如下几方面作用。

1.在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以经典古诗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形成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重要因子，是构建民族文化素质的源头活水。她渗入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血脉之中，铸造了兼具铮铮铁骨和含蓄儒雅双重品性的中国人形象。要想实现传统文化对学生的精神引领作用，我们就必须抓住文本中传统文化的教学契机，适度拓展，利用传统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精神品质去触发学生的情感，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只有这样，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成为树人铸魂的重要人文教育资源。

2.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能够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为学生了解、认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代表传统文化的圣贤君子，堪称人格典范，以他们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典籍传承着仁、智、勇兼以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如：天下为公的理念，积极入世的态度，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无为无不为的人生智慧，内圣外王的人格修养，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行为能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世原则，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荣辱不惊杀身成仁的正气……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为人之道,在中华文明史上哺育了无数民族英雄合仁人志士,使他们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著名学者吴宓先生曾提出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是"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3.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能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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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直接孕育了中华民族在自身人生实践中的基本价值追求。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说，“孝”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首要的文化精神。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是中国人最鲜明的国民性的表现。正如有学者指出：“一个孝字，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总体特征。从一个孝字入手，也就可以认识、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风貌。”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被尊为“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外，其他三个古国的文明传统或因异族入侵而中绝，或因部族冲突而衰落消亡，文化传统被中断，甚至有些文字至今仍是无法识别的死文字。唯有中华传统文化，虽历经磨难，却能数千年一脉相承。中华传统文化汇聚了中华民族统一体内的各民族文化，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甚至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仍然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家邦”式的国家社会结构保留了原始的血缘关系。于是，在古代中国，血缘关系成为国家社会的基本关系，血缘关系的结构方式成为国家社会的结构方式，血缘文化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古老的中华民族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血亲意识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呈现出一种伦理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并内化为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民族性格。古语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取向，告诫人们：每一个人都要敬重生命的来源，爱护生命本身，长大成人后要处世立身，践行道义，扬名于后世，而使得父母荣显。这段语言用现代话语来阐释，就是在倡导彰显生命的意义，体现生命的价值，创造继起的生命，它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的全部肯定。因此，长久以来，追求生命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人生态度。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篇》）的古训，把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作为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表现，成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所奉行的行为规范和为人准则，并且长久以来成为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教育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是第一个实行“以孝治国”的王朝，西汉王朝不仅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孝道的社会化。始于西汉的“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后各王朝的重视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导、强化了孝道民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年至1398年在位）更是把“孝”看做是“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任”，认为“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明太祖宝训》卷二《厚风俗》）。他十分重视对士子的培养和教化，并为士子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要求“在学生员，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必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黄佐：《南雍志》卷九《学规本末》）。明王朝大力倡导“家识廉耻，人知礼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九）的社会风气。满清王朝虽然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聪明的满清皇帝对孝道、孝治更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康熙（1661年至1722年在位）认为，“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御制文选》第五集卷三十一）。清朝还数次在宫廷内开设“千叟宴”，在皇宫宴请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彰显社会尊老、爱老之风。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原始基础和社会基础，并由此促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伦理本位的鲜明体现。中华传统文化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主张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中华传统文化自孔子时代起就有超越宗教、“敬鬼神而远之”的基本文化精神。因此，与西方出现过漫长的神本主义宗教历史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宗教神学从未占居主导地位，而且诸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无一例外地被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所同化。正如西方哲学家罗素（Russell）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宗教偏激或宗教迫害现象，不宽容的心态或做法一直为中国人所摈弃，养成了中国人温良敦厚、揖让有序的风气。”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心性修养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伦理本位的人文精神。“人文”一词在我国古代经典中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对人文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家经典《孟子》《大学》《中庸》《论语》，以及《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四书五经”，是对儒家思想和人文精神的系统而又完整的阐述。人文的核心是“人”，其实质内涵是以人为本，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文关怀、生命关怀。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灵魂与生命，这种精神把对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强调弘扬人的文化生命，开拓人的文化世界,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人文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突出表现，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以及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形成初期，或者说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原形文化时期，就显示出了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圣人文化”的姿态体现个人的价值追求，以成圣成贤为最终目的，注重人的德行修养，即所谓“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中国文化“肯定了人的内在潜力、内在资源，重视人的情感需要、意志自由以及自我超越的目的追求，从而显示了人的内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文化中体现的伦理价值观念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农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表现出其落后的一面。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其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需要现代人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实践的检验，汲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发挥文化的陶冶作用。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正是精神空虚、心浮气躁的现代人的文化需求和健全人格的社会良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像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民族理性、智慧的积淀，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有着多方面的启迪。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正日益呈现出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而“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吸引力、感召力，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价值支撑。”在现代社会，当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所造成的道德危机、人与自我心灵的冲突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以及世界上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价值危机的时候，很多人在试图从睿智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体现、伦理价值的追求、人类关怀的倡导正是其魅力所在。

作者：杨凤霞单位：绥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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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就不能一分为二吗

冯先生的表态，首先是把自己定位为“五四”的捍卫者和“五四”精神的独家解释者。“五四”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们似乎只要把自己的营垒放到“五四”这一边，把对方看作“五四”的对立面，就拥有了天然的发言权，他说的话就成了绝对真理，不容质疑了。类似的论战方法已是屡见不鲜，对、对鲁迅，都有过“凡是”派，不许人们一分为二地评价。然而，后来人们还是意识到，也好，鲁迅也好，都是人，不是神，都可以而且应该辩证地评价。时至今日，竟还有人沿用“凡是”派的方法，真要让人生出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了。

对于“五四”，是否可以历史地、一分为二地评价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都要发展，要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五四”精神遗产时，是否也要有一个发展的观点?“五四”提供了科学、民主、理性等宝贵的财富，“五四”还给我们带来了，就是这些，也应该在新的时代演生出新的内容。“五四”精神不仅要和新的时代相结合，而且要和新的文化土壤相结合，因为科学、民主、理性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观念文化，这些观念如何中国化，如何在中国的实践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

很显然，笼统地表态，呼唤几声“五四”精神回归，并不能够真正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恰恰相反，用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去审视，通过实际行动，才能使“五四”精神在新的时扬光大。科学、民主这些观念要中国化，要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发生有机的联系，这恐怕是一个必须走过的，绕不开的过程，而“五四”当年都是坚决彻底、激烈地反传统的，因此，今天要真正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就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五四”。科学、民主是应该继承的，可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和决绝的态度，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今天应该重新认识。也只有抛开一味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用建设性的眼光，寻求传统文化本质精神和现代观念的结合，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也的确不会十分容易，但绝非如冯如孟先生所说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如果没有建设性，不能实事求是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科学、民主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就像一株美丽的花，失去生存的土壤，只能是干花、假花。对于“五四”，我们以前见得太多的是呼喊一些表态性的口号，没有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所以说“走出‘五四’的影子”，就是走出这样的“口号派”的影子。

“对话”在谈到“走出‘五四’的影子”时，明确指出：“走出‘五四’的影子，还包括真正继承‘五四’的财富，就是科学、理性的精神。”而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却有意无意地曲解了这个意思，断言“这是‘五四’精神已经过时的一种婉转的说法”。冯先生在把自己定位为“五四”的捍卫者之后，当然要把他的商榷对象置于“五四”的对立面了。然而，“对话”从来没有认为“五四”精神已经过时，只是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和他完全不一样而已。我们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科学、理性，他却认为是激烈反传统。所以他的意见可以说是无的放矢，并没有和他的商榷对象对上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同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身上的血液，激烈地、完全彻底地反传统，意味着要把血全换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就是当年反传统最激烈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鲁迅、等，身上都还有着非常浓重的传统道德，就被认。为是“新思想的先锋，旧道德的楷模”。传统的道德文化不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抛弃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冯先生简单地把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成“封建道德”，以为这样就捍卫了“五四”精神了，其实这就像期间“破四旧”一样，既不科学，也不民主，更不理性，恰恰和“五四”精神背道而驰。

“五四”当年反传统的一些提法，有一些今天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和科学、民主、理性的精神并不矛盾。如“打倒孔家店”，就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门号。又如说二十四史就是“吃人”二字，也是偏激的说法。对这些提法应该历史地分析。当年提出来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说“矫枉必须过正”。鲁迅在对青年人解释这种矫枉过正的决绝姿态时有过一个比方，“为了打开一扇窗户，就要把屋顶掀翻”。这说明，“五四”知识分子本身也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当时矫枉过正的目的．就是期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由后来人来拨乱反正，把房子重新建起来。

当时激烈反传统的姿态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历史背景，就是以后中国社会的失败及其给全体国人带来的失败者情绪。一连串的失败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彻底丧失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就出现了许多偏激的、情绪化的说法和做法。一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我们民族从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逐渐走上富强和现代化的成功之路，我们能够平静地、理性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时。也就到了拨乱反正之日了。今天，改革开放带来国运昌明和文化复兴的趋势，这和“五四”时期还处在阴影下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应该是一个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恢复文化自信的时代。

传统文化等于封建道德吗

冯先生以为激烈反传统就是“五四”，而提倡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就是反对“五四”。殊不知，“五四”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从西方照搬过来，必须是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真正继承“五四”精神，一方面是要将科学、民主这些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要使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这并不是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幻想，恰恰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而一味反传统，要从自己生长的文化土壤上凌空腾起，则正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之事。

所以，“对话”讨论“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某种相对恒定、在今天这个现代化的背景下依然不会过时的基本内核，以科学、民主、理性等现代观念观照之，使之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个基本内核是什么，也许会有许多见仁见智的不同的提法，而我们提出“血缘价值”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底线，就是考虑到这种价值观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恒定性。古代讲“以孝治天下”，是血缘价值的一种实践，今天我们讲用“爱国主义”来凝聚全球华人，可以说是血缘价值的一种新的实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都已经过时了，但是血缘价值并没有过时。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是穿洋装、吃西餐、生活在海外的中华儿女，都还是特别地爱土恋家，特别重视亲情。血缘价值对于中国人存在着特殊的意义，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

而冯如孟先生对于血缘价值的曲解，到了十分离奇的程度。他一方面说血缘亲情是全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并不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另一方面又列举了许多所谓中同人特有的“陋习”，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盛行，甚至腐败问题等等，都说成是血缘价值所带来的。更离奇的是，他还把血缘价值说成是“种族论”、“血统论”，把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也算到血缘价值的帐上。看来，为了做这篇商榷文章，他已是完全不顾逻辑、不怕混乱了。

冯先生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道德，一棍子打死。他甚至把现今许多商号、商品冠以“帝”、“皇”、“霸”、“宫庭”的名称，也说成是传统文化的弊端。其实真正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恰恰是讲究“不逾制”的，尤其不可能随便称“帝”称“皇”。所以如果硬要说弊端的话，这些也只能算是传统文化崩坏带来的弊端。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时代的许多具体形式，到了现代社会的确出现了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也应该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简单地贴标签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血缘价值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其实，就算是古代所讲的“孝道”，也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封建道德”的判断了结之，何况血缘价值在新的时代有“爱国主义”等等新的表现形式呢!

还有，我们说血缘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就是说在这个底线上可以推演出高尚的人格。事实上，儒家强调的推己及人，就是从对自我的爱推演至对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爱，然后再推演至群体的爱，最后到对天下人的爱。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了。文化底线，是道德文化的最低要求。说血缘价值是我们的文化底线，就在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为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价值，并非认为这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高的道德不能推演出低的道德，而低的道德可以推演出高的道德。血缘价值能够作为我们道德文化的底线，因为低层次的人可以用它来孝敬父母，而高层次的人可以用它来做好“父母官”，做好“人民的儿子”，推演出“天下为公”，等等。所以，血缘价值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更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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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形态多样。丰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开辟的文明发展道路，突出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把握其基本特征，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从精神文化的视角，综合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多种界定，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是由三个层次的涵义构成的综合性概念。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本的层次的涵义，是产生于过去的一切精神文化的总和；第二个层次的涵义是，产生于过去，但是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仍然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的诸多精神文化形式的总和；第三个层次的涵义是，产生于过去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并且也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诸多精神文化形式的总和。综上所述，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产生于过去，其中有一些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仍然发生影响、作用，并且对未来的社会生活也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精神文化的总和。

传统文化是产生于过去的文化，对此观点，学界无人置疑；那些过去产生的，但是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影响的文化还是不是传统文化，对此，学界争论很大，争论的焦点在于实际作用是否是判断传统文化的唯一尺度。如果把对现在社会生活发生实际作用作为判断是否是传统文化的唯一尺度，我们就要问，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对现在的影响和作用呢？作为传统的精神文化，它完全可能内化为支配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信念、理想、思维方式甚至于积淀成为我们无法察觉的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至于一种文化能否对现存的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也不取决于这种文化本身，还和现实的很多因素有关。我们要探讨传统文化必须以承认传统文化的实体性存在为前提，而不能以传统文化是否具有现代功能为前提，肯定产生于过去的文化是传统文化就是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实体性存在。

传统文化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在成分和结构上不断地变化，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对现在的社会生活发生影响和作用的传统文化被整合进现代文化之中，成为现代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现代文化中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发生影响和作用的一部分又被整合进入未来的文化结构之中，成为未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概念的外延来看，传统文化的概念结构呈现为一个倒三角的结构，其中第三层次的涵义是传统文化内涵中规定其本质的方面，它是对传统文化前两个层次的涵义的综合，体现了传统、现在、未来的联系。

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角度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由中华民族创造、继承和发展，在中国范围内产生、生长，从古代延续到现代的文化所构成的文化整体。

传统文化因其文化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东方文化有东方文化的传统，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传统，希腊文化有希腊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不同，欧洲的传统文化和美洲的传统文化又不同等等。传统文化不但因文化性质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且其自身也有时间上的差别。就西方文化而言，传统文化有古代传统文化、中世纪传统文化、近代传统文化；就中国文化而言，传统文化有先秦传统文化、两汉传统文化、隋唐传统文化等。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空间上是延伸的，传统文化是一个融时空规定于一体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它开始于中华民族创造文化之时，是一个由古代延续到现代的文化。从空间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从时空结合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创造、继承和发展了的，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从古代延续到现代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所以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从古代向现代的延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如印度的佛教文化、近代西方文化，这些外来的文化虽然不是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们当中的一部分经过中国化过程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包含着内与外、新与旧、积极与消极的矛盾。从传统文化的结构上看，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精神等构成传统文化的内核，而语言、文字、概念、理论等表现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精神的外在形式则构成传统文化的部分，内核部分相对稳定，部分则相对易变。传统文化因为和现代的时间距离不等，也有新旧之别，旧传统和新传统不但和现代的距离有远近的差别，而且对现代的作用和影响也不一样。一般来讲，新传统在一定的程度上扬弃了旧传统，在内容上比旧传统要丰富，因而对现代的影响也较大，旧传统远离现代社会，其对现代社会具有更强的诱惑力。从传统文化的作用上看，有积极和消极的差别。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不同派别的内容庞杂的文化总体。我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从学科的角度，传统文化可分为传统的哲学、传统文学艺术、传统宗教、传统科学技术等；从学派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分为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佛家文化等；从文化的社会地位的角度可以把它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或显文化和隐文化；从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关系的角度，又可以把传统文化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追求的意趣上来看，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山林文化和庙堂文化；从主体的角度上，可把传统文化分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

二、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时间跨度大，成分复杂，学派众多，覆盖的范围广泛，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新、旧传统的对立，因此，在理论上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也比较困难。从整体的文化品质和作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双重特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既主张“天人合一”，又主张“人定胜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人对自然的了解与尊重，注意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找一种协调和平衡。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庄子提出了“太和万物”的命题。中国传统文化又强调人对自然的驾御和改造。儒家学者荀子主张对“自然” 应去利用它，应去征服它，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既主张“和”、“爱”，又强调“差别”、“等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贵和，贵和的思想所提倡的是，万物讲平和，讲和解，讲团结和睦，讲和谐统一。在此基础上，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施之以“爱”。《国语》有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为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左传》也说，“和如羹焉”。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中者天下之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夫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以此为前提，孔子提出了“仁爱”的思想，“仁者爱人”，用“爱”来实现人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和”。墨子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若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为彼犹为己也。”（《兼爱下》）通过“和”“爱”实现人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在强调“和”“爱”的同时，又十分注重人之间的等级差别。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都是围绕着等级和差别而展开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差别意识是传统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和意识。

在治理国家上，传统文化既主张“德治”，又强调“法治”。传统文化中，“德”成为天地本体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儒家学说的使命就是整顿伦理纲常，制定伦理规范，赋予“礼崩乐坏”的社会以一定的道德秩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为政》）用德来治国，统治者就会像北斗为众星所拱卫着那样，为民所自愿归顺。他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认为，用“德”和“礼”来治国，要比用“政”和“刑”来治国更高明，更有效。与儒家不同，法家则强调“法”，极力主张用法来治理国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就主张“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他得出结论，要“重刑而少赏”“以刑去刑”“以刑致刑”。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虽然被历代统治者所实际使用，但在思想界和封建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远不及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的影响大。

传统文化既追求“守常”，又承认“变易”。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追求形而上的文化品格，喜欢在变化中，扑捉不变的东西，在短暂易逝中留住永恒，既承认不断的变易，又追求恒常。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就是一本关于变化、变易、生成过程的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提出了“变化日新”的重要命题。关于“变易”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其产生的时间比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还要早，其发展水平也达到了人类朴素辩证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变易思想成为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恪守先王之道，因袭古制旧礼，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事实上承认变化，但在心理上却反对剧烈的变化，普通百姓也追求安逸、闲适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在思维方式上，传统文化既强调“内省”，又注重“外求”。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表现出反向主体自身，向自我内心世界寻求知识，提升境界的内倾性的文化趋向。儒家提倡“君子求诸己”、“三省吾身”；道家也主张“心斋”、“坐忘”，中国佛教也强调“识自本心”，体现在认识论中，传统文化把“内省”作为一种有效地认识事物的方法；表现在道德方面，“内省”是一种道德休养的方法。传统文化也并非一味地向内追求，它也要发之于内，表现于外，注重外求，体现出注重实践理性的精神。孔子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传统文化所谓的“行”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经世致用”的主张却培养了国人敢做敢为的实践品格。

参考文献：

[1]赵玉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探析[J].东岳论 丛，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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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教学；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进一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文件，这充分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在德育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

一、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德育教学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1.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吸纳并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开拓自己的视野，能够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和爱国情怀，并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中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2.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要想学习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和影响力。教学中可以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讲解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从而让学生更好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入脑、入心、入行。

3.有利于增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各民族的团结

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不可分割。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各民族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去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促进各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有利于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减少各民族之间的偏见和歧视，能够更好地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精神融合、文化认同、价值互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容易形成平等、理解、接纳的认同态度和价值取向。

4.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开展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我们的先人曾经留下许多宝贵的优秀精神传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并且落实到德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实践中，使德育教学工作落在实处。

二、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内容

1.增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合的内容

同志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教学上，应该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寻根内容，使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爱国、友善、诚信、公正、和谐等理念，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价值理念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相结合发展而来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新性发展。

2.增加与爱国主义教育及自强不息精神相关的内容

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一直都是敌对势力渗透拉拢的一个重要群体，我们一定要动用一切资源，使用所有办法来与敌对势力做斗争。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内容，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充分利用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对高职院校各民族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了解我国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爱国事迹，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着力引导民族地区各民族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以祖国的繁荣为最大的光荣，以国家的衰落为最大的耻辱，增强国家认同，培养爱国情感，树立民族自信，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共同理想追求，做有自信、懂自尊、能自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3.增加与诚实守信和品德教育相关的内容

民族地区各民族大学生的诚信状况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考试作弊、欺骗师长、恶意欠费等诚信缺失的情况。“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做人做事的基本规范。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对于立身做人、成就事业非常重要。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对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使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更好适应社会的需求。

4.增加与多民族和谐共处、相互了解相关的内容

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让各民族学生了解汉族同胞的年俗、各种节日的由来等等，在增进民族理解和认同、协调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方面有重要意义。同时用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如《弟子规》等来强化民族地区学生的文明意识、自律意识、报恩感恩意识，对于形成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中认真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正当其时。当然，由于各民族学生之间语言不通、思维和生活习惯不同等现实问题的存在使这项工作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不懈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全力以赴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于 静，刘世强.活化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资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J].中国成人教育，2007（02）.

[2]郭 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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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行为的一种物化形态。《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在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引导学生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升华，是推动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高等院校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体系及其规律的综合性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奠定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他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一、 有助于激发大学生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对国家、民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报效祖国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核心内容。

1．激发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对 “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 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 “忧患意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不同、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忧患”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一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陇患意识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忧思和对人生的关注。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优越，物质条件非前人可比，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思考得不够充分。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恰恰可以利用传统文比中“忧患意识”的积淀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足。纵观中国文化历程中的伟人，无一不在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 “杖汉节牧羊”的苏武，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顾宪成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他们 的灵魂深处都打上了忧患意识的烙印，成为一种支配其行为的清醒的自觉理念。通过《中国文化概论》 课程逐步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不仅可以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更可以引发他们对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深度思考，激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民族、爱祖国历来被视为 “大节”，是爱亲人、爱家族的情感的升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以及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始终。虽然在封建社会“精忠报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实质上它是将 “君”作为国家的代表，“精忠”的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敌俘获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仍坚定信念，保持民族气节，最后挥毫写下 《过零丁洋》，留下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诗句，表达了崇高 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和民族气节。《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不仅要充分利用辉煌的文化成果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和民族 自豪感，更要使学生懂得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大学生要保持民族气节，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为最大耻辱，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通过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得以强化、巩固和发扬光大的。

1．提升正义感，培养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 ·乾》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首先是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社会责任。孔子十分重视 “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指坚定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 “弘毅”。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无穷，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强调了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刚健有为还是一种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他把 “养浩然之气”作为培养人生追求的一种方法，并把 “大丈夫精神”即刚健有为、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确立为人的行为准则。苟子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刚健有为思想的一大拓展。王夫之说：“圣人尽道而合天得。合天得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他又说： “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他的创新在于赋予刚健有为思想以主动性、能动性，把 “刚健”与能动有机统一起来。因此，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是奋发刚健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要激励学生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吃劳耐苦精神。刚健有为的品格使人奋发向上，充实着生命本真的力量，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应当在大学生的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

2．树立积极态度，培养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自强不息”出自 《易经 ·乾》，原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是： 君子应当以 “天为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这一思想两千多年来激励着正直的中华儿女拼搏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内部的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贞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主张人活着就要勤奋学习。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下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主张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的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用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引导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严重倾斜于物欲和私利，存在重个人轻社会、重功利轻道义、重索取轻奉献的现象，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目标构成了挑战。因此，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见利思义、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已成为 《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1．明确义利关系，引导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其中先利后义、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并没有拒斥利，也没有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主张是义利统一， “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孟子要求 “先义而后利”，培养 “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利后义，但同时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精髓。苟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亦不能去民之好义。”_9 孟子要求人们 “去利怀义”，主张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骊，弗视也。” “弗顾”、“弗视”只是因其不合道义，不难推论，若合道义，顾视便是合理的。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是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所提出的处理利义关系的见利思义原则，始终为世人所信奉、恪守和弘扬。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所倡导的 “见利思义”原则在处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关系中仍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所要做的，是对具有复杂内容的传统文化义利观进行清晰人理的讲解，带领学生弄清它所应用的范围和层次，并在具体的范围和层次上去分析评判并决定其扬弃取舍，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2．明辨公私关系，引导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在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中逐步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要求把维护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 “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历来以 “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 “公”字。可以说克己奉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上的要求具有普遍的适用本性。它与集体义原则有一定的共振点，但这种以公为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利与集体主义原则又有着本质区别封建私有制社会里，公与私从本质上说是根本对立的。它的重公轻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立基础上的故它往往需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利是统一的。因此，它虽然也要求重公利，但并不轻私利，更不排斥个人利益；相反，由于社会公利是所有的人的普遍而长远的根本利益，它总是以关心、服务和发展个人利益为其最终目标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既要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的美德，又要使学生真正理解现实条件下 “奉公”精神的培养，从而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需要崇高精神的支撑和推动，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认真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站在这个基点上，充分发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找准课程与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点，必将使 《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在民族精神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6][10]万丽华．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郭或．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5][8]张燕婴．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o6．

篇10

一、职校思政教育中传统文化贯彻现状及问题

与普通本科、专科院校相比，职业中专在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特殊性。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层面上，也必须准确把握职业中专的特点，才能因材施教，达到教育效果。

（一）职业教育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关注度亟待提升。从课程设置的情况看，根据《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教学大纲的通知》两个文件，设置了相应的德育课程，不过没有传统文化教育的专门课程。从笔者调研的情况看，职校的思政教育体系中普遍没有开设传统文化方面的德育课程或传统文化通识课程，传统文化教育的专题活动也很少。只有少数师范类中专学校开设有“国学修养”课程，也是作为文科的专业课设置，没有纳入思政教育的体系中。

就德育课程的本身来说，涉及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也相对不多。在职校开设的德育课程中，《职业道德与法律》和《哲学与人生》等课程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涉及，不过没有设置专门的章节。在一般职业院校的课堂教育实践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也关注不足，这就造成了传统文化在职校思想政治课程中的比重不足。

（二）德育课程模式老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不够。长期以来，“讲授――背诵”的教学模式一直是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主导教学方法。这种课堂教育“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灌输，单纯地让学生记忆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相对缺少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宣讲”[2]。在这种模式和方法为主的课堂上，思想政治课程的内容、课堂教学方法等方面都陈旧落后，教师缺乏创新精神，学生的贴近社会现实生活的主动思考更受到抑制。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联系，在这种教学模式中也很难发挥出来，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学生思想行为变化的实际状况，也很难在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效果。

（三）职校学生群体的传统文化修养水准有待提高。中职学校学生的纪律与文化基础不够，传统文化修养水准更是普遍不高。在笔者所调研的学校中，由于近年来中职学校招生困难等原因，相当多的中专学校放宽了招生要求，大多数学校甚至不设分数线、不设门槛开门招生。这一先天不足的情况导致相当部分生源基础素质不够，纪律观念不强，甚至有相当数量的“问题学生”。如果没有能够触动其心灵的德育教育方式，很容易使其产生不良倾向或不当行为，教育的实际效果较差，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并使之内化为个人修养更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法制体系还不够完善，社会上滋生了某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不良观念，在高职中专学生和家长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观念的畸异本身表明当前高职中专思想政治教育的在力度和效度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在学生群体中形成传统文化的氛围显得尤为重要。

二、职校思政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的强大内生力量，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针对职校学生社会意识相对不足、自我定位相对不清、心理素质相对不强的特点，在当前职业中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可以结合教材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实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一）培养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永恒的主题，《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大纲》规定“涵养爱国情感，增强权利意识、义务观念”[3]。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古代的民族英雄如屈原、范仲俺、岳飞等，近代的林则徐、谭嗣同，现代的雷锋、孔繁森，都是这一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在思政课堂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可以使中专学生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感染，激发努力提升职业水平的爱国热情。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职学生大多学习基础偏差，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挫折，便充满失败心理。长期不能很好的排解心中的郁闷，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走向极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成为激励他们奋发有为的精神食粮。《易经》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的绝佳写照。具体到每一个中职学生，加强自强不息精神的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勇于面对挫折，树立起坚强的意志，在职业的道路上创造新的人生。

（三） “知行合一”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大纲》规定“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信、行相统一”。相对于学习成绩较好的普高学生，学习成绩较差的中职学生，则更多地通过诸如上网吧、下饭馆、逛公园、溜大街等多种方式较多地接触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在学校教育中接受的是一套思想，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奉行着另外一套准则，从而产生某种厌学、厌世的倾向。“知行合一”强调身体力行的思想，表明要想实现人生的理想，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这些对职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职校思政教育贯彻传统文化的途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呼唤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这是思政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探索和改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之道，是中等职业学校紧扣时代脉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重要手段。

（一）改革思政课程体系，重视历史教育。从目前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除师范学校与导游等专业将历史课作为专业课开设以外，其他专业的思政课程均不包括历史课。在笔者看来，没有历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完整的。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认为“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 [4]。就中职教育自身的特点来说，通过系统的历史教育，能激发他们恪守传统文化的准则，培育良好的文化修养，并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内化为学习和行动的实践活动中，为以后的职业生涯打好良好的基础。2014年4月1日，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5]。中职学生由于文化基础较差，没有接受系统的高中历史教育，历史知识的欠缺更为严重，因此非常有必要在中职教育的思政理论课体系中开设系统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二）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强化传统文化教育。中职学生中存在的某种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厌烦乃至抗拒情绪，不仅是由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的问题，还在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够“接地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各方面都有体现，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结合传统思想政治课程的基本内容，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思维、探究能力，开创一种接地气的教学新模式。

（三）创新教育途径，在课堂之外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课堂之外的教学也属于教学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就职业学校来说，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培养的重要目标，在思政教育中也可以结合文艺表演、工艺制作、技术展示、模型展览等实践教学方式，展示和体现职业学校的特色和风采，融入传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精神，形成课内课外教育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