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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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101-01

1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1.1 经济建设支出比重过大

长期以来政府直接投资比重过大。同时,由于经济建设支出刚性强、持续时间长,对经济的影响往往超出预期,如1998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后,全国各地利用中央举借的长期建设国债收入以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其中有不少项目在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时仍在建设之中,这些在建工程项目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投入,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工程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失掉既定渠道的支撑。

1.2 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公平

据有关研究表明,教育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还存在较严重的不公平问题,虽然我国已在2006年起实施对西部农村的所有中、小学生实施免学、杂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但由于教育经费的投入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惯性,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仍需时日。

1.3 财政支农投入不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将近8亿农民,尽管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但在农村仍有近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来说,这几亿农民的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是未来拉动我国内需的潜在动力。中央近年来加大了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力度,财政支农比重从1998年的10.69%到2002年的7.17%,随后的几年也都维持在7%左右,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8%的水平。

1.4 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过低、覆盖面不广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然而,目前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只有8%-10%左右,离我们要达到的15%-20%的水平还相差甚远,更无法与发达国家30%―50%和发展中国家20%的水平相比。其次,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起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农民等非城市户口人群尚未能享受到这一公共服务。

1.5 税收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仍未充分发挥

税收是经济活动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到企业、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目前的税制显现出不完整、不适应、不公平等问题,限制了其调控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目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有抑制投资的作用,与我国下一阶段发展自主创新产业不相适应;个人所得税仍采取分类课征的方式,不同来源收入税负不一,不利于税收的监管,限制了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职能;消费税虽然在2006年进行了调整,但其税基仍然过窄,限制了其调节居民消费结构作用的发挥;资源税设计还不完善,在调节资源使用,实现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的作用还很有限,等等。

2 完善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2.1 调整经济建设支出,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相比较而言,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见效更快,但它也存在刚性强、周期长、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等缺陷,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造成宏观经济过于依赖政府调控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要求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应有所降低;由于政府投资对经济会产生“乘数”效应,当前经济“过热”的形势也要求政府在项目投资方面应总量控制,并对经济建设支出的结构进行调整。

2.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农业投入,优化投入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处于短缺状态,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农民自酬资金和农业相关税费,农村税费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适时的提出,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供了机遇,中央这几年逐步扩大了支农力度,但离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步应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2.3 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

人力资本是经济集约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现阶段不仅要稳步扩大义务教育的投入规模,还应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入力度,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再就业的层次、推动全民素质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一方面,政府应承担起促进科技进步的主要责任,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还应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科技研发环境建设,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金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2.4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一方面,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农村过去传统的依靠家庭、土地的保障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后应逐步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初始阶段,可以由财政每年拨付一定的资金作为启动,以后逐步建成基金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应逐步将进城务工的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为城市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理应有权享受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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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政策； 国民经济；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13-03

一、引言

土地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都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配第曾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来概括土地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不仅具有像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一般属性，也具有其独特的属性。资本、劳动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可再生性，而土地则是固定、缺少流动性，并且具有很强的空间属性，尤其是可适宜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几乎是不可再生的，这些特点使土地与其他要素不同，也为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工具增加了难度。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土地政策还未曾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虽然自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扩展阶段，我国政府曾明确提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并与传统的信贷政策并列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但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国家一直不能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灵活运用，因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是由国家调节控制货币（财政收入）的供应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围绕供给量和需求量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调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使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与此类似，土地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也应由国家控制土地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土地资源的总量和结构进行干预和调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体功能区布局”。而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创新，其实质是将空间维度重新纳入理论分析。主体功能区的不断发展及其变化，必然是土地政策在“空间维度”上的一种属性表现。因此，进一步探寻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必然是深入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建设的客观要求。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工具：基于我国土地政策实践视角

最先把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学者是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的配第，以及认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资料”的坎蒂隆。此后，生产要素理论不断发展，直至今天的“生产要素六元论”（人力、财力、物力、运力、自然力和时力，其中土地属于自然力）学说在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要素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运行的空间载体，如果能够引导和调节土地要素的投入方向和投入量，就能通过不同的土地政策产生的不同经济效果来调节宏观经济，所以生产要素理论成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理论依据。根据我国土地政策实践，土地政策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参与宏观调控。在供给方面，虽然我国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总面积是固定的，但由于土地公有制使我国政府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而从供给方面能够进行效果很好的调控，可以从土地供给方式、供给结构、供给价格三方面制定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在土地需求方面，包括农业用地需求、工业和建筑用地需求以及服务业和居民住房用地需求构成了土地的总需求，而土地需求的调节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对住房需求的调节。由于我国农业用地实行，具有稳定性，不符合宏观调控政策所需要的灵活性，而工业和建筑用地以及服务业的用地需求应从土地整体规划的大方向来考虑并与产业政策等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对需求的调节，因而只有房地产市场适合调控手段的灵活多变。

土地政策的主要调控工具包括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土地收购储备工具以及“道义劝告”工具等。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规则工具包括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土地供应计划、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出让转让政策等；土地价格与收益政策工具包括基准地价、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出让最低价格、土地税费政策、征地补偿政策等；“道义劝告”工具指中央土地调控部门通过发表正式声明、导向性政策和指导意见或私下谈话，表明对当前国土资源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地方政府的希望，以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用地企业和个人用地行为使其符合中央政策目标要求。结合我国土地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对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供应方面。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体趋势为上升中略有波动。如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同比增长超过30%，全国建设用地供应11.44万公顷，同比增长33.6%。我们可以看出建设用地供应量与GDP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2007和2008年，建设用地供应量明显下降，GDP也明显下降，表明建设用地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有重要影响，国家通过控制建设用地的数量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

而在土地供应结构方面，我国2010年土地供应结构中比例最大的是工矿仓储用地，占36.6%，其次是住宅用地，占26.7%。这说明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已经成为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从整体上看2012年我国供地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调整趋势，其中基础设施用地增长幅度最大，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45.2%；房地产用地增长幅度次之，占我国土地供应总量的23.6%。这表明土地审批、土地结构制约了我国各项产业的发展，国家通过土地政策同产业政策相联系，有效地实施了对支持产业的扶持。此外，在土地价格方面。从整体上看，土地出让价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土地出让价格大幅度攀升。土地出让面积和土地出让价格几乎是同向变动。由于土地出让价格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房价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三、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土地若能够解决自身的难题，即空间性和不可再生性，则土地政策可以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调控手段。对于不可再生性，可通过技术的进步向空间和地下两个方向发展、增强利用率等方法解决；而对于空间属性问题，则应该通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灵活流动与不可流动的土地要素相结合，需要土地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同时处理好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国家应有一个统一的土地调度机构，构建由中央和地方不同级别但同一系统的机构体系。在我国宏观经济实践中，财政政策的总机构为国家财政部，下有各级财政部门相呼应；货币政策的总机构为中央银行，下设不同级别的各级银行；土地政策的总机构包括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务院等部门，由于没有统一专门的政策制定机构，往往会导致多部门由于未能提前沟通而使各项政策之间出现矛盾，最终不能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

2. 土地政策应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使用，如国家在使用土地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抑制对住房的过度需求时可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如上文所说使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使用财政政策征收房产税等措施配合远比单独使用土地政策效果要好；又如使用土地政策的工具（土地规划）时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在土地审批时对于支持的产业放宽限制等。

3.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运用土地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时不仅要从供给方面进行，还要从需求方面同时调节，双管齐下，综合运用才能达到既定的效果。这同样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利率政策等制度配合。

四、结论与启示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原因在于市场调节经济存在失灵现象，而主流经济学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满足调节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加入对经济进行调节。土地是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载体，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进行，这就使得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成为可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时要求市场主体有灵敏的反应度，如国家上调利率期望市场主体能够较少地使用资金，而在经济运行中市场主体很有可能不计成本的进行投资，从而使调控达不到目的，而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土地政策成为宏观调控手段的优势在于离开土地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进行，市场主体对土地供应政策完全具有弹性，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政策调整以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参考文献：

[1]郝大江.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11：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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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析题:2010年是世界各国继续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性一年,也是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今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总结2009年的财政工作之后表示,尽管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基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很多,2010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请用经济学知识回答:为什么2010将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经济常识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是高考高频考点,它的落脚点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学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通常老师重在强调以下几点。

1.宏观调控的必要性:(1)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弱点: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2)不仅要有市场调节,而且要有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可以克服市场的缺陷;(4)二者结合,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3.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有: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产品销售、产业、扶贫、货币等政策)、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工具是什么?

财政政策是指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府行为。在短期中,财政政策主要影响物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是刺激或减缓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方式。政府经常通过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的操作来影响经济的走向。政府预算支出的状况、预算赤字与GDP的比值、税种与税率的变动等都是理财规划师所需要密切关注的经济指标。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影响宏观经济的行为。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利率来实现的。货币量的增加会使短期利率下降,并最终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发生位移。再贴现率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准利率,其升降将直接影响各类市场利率的走向。同时法定准备率的调整及公开市场业务操作都会影响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利率水平。理财规划师判断各种金融工具利率走势的基础就在于根据货币政策的操作对基准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作出预测。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需求管理的两大政策,其运作就是通过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来调节总需求。就调节货币供给这个角度来说,它们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系统,运用金融工具,由金融传导机制使之生效;而财政政策则是通过财政系统,运用财税工具,由财政传导机制使之生效。

但是老师重在强调“国家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讲得不到位,导致学生理解不够透彻,不能融会贯通,在回答问题时有困难。

那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政府)加大通过财政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投入,给与补贴增多,减少税收以刺激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财政投入的领域主要涉及教育、农业,以及关键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发行国债等筹集财政资金,拉动国民经济建设,保证我国GDP的平稳较快发展,目的在于保证国民经济的基础建设,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和稳定运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以前相比,显得较为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用的,货币政策涉及银行利率的调节,现阶段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降低了银行存贷款利率,目的在于刺激国民消费和减轻大中企业的贷款压力,保证国民经济的在生产建设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如2009年前一段我国经济过热,所以央行连续九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投资,缓解经济过热情况。近来经济增长放缓,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推动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央行推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这样的政策被称为宽松的。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锐减,因此要不断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八、拉动内需等都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势头并不猛烈,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影响尚未消除,因此立即转变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合适的,还要考虑我国就业率的影响。只有保障经济增长才能创造GDP,创造GDP才能创造新增就业岗位。通货膨胀对于货币政策是有影响的,但是也要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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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 ，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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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观调控在活力与秩序面前常常面临的两难选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突出了调控和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微观主体放活了，宏观经济有序了，有效地解决了调控中的两难选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宏观调控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治理整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执行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得以缓解，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时期的“软着陆”。启动间接宏观调控，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三是“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13年来的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1、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宏观调控，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经济紧密结合；二是坚持扩大需求与调整结构、改善供给并举；三是坚持投资和消费的双向启动；四是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的加剧，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了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2、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间接调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政资金逐步减少直接投入竞争性领域，金融调控手段也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体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3、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适势灵活调整

“九五”前期，我国针对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1997年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商品供给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和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变化，又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抑制通货紧缩，并运用灵活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这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4、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但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1998年及时灵活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以后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5、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宏观调控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把促进发展作为调控的作用点。无论是遇到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涝灾害，都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变革和调整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发展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我国的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等，宏观调控本身也存在一个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过自身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促使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国民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特征

1、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定宏观调的主要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大目标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适应和满足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但我国目前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经济也将在确保增长速度和追求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不断加大且相互转化的情形下，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3、宏观调控特征发生了变化

一是结构性调控。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问题，始终会随着需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调控，更不能着眼于一次性调控，否则调控出来的结构总会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变化，而应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国内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扩大，外需和内需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在走向全面开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国际经贸规则进行调控，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调控是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一个宏观上的调控问题，也是一个微观调整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实到微观层次上，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微观层次自主调整基础上的宏观层次的调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如何在融人国际市场中做好国内资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国家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宏观调控面对的新问题。四是动态性调控。商品从生产到价值最终实现，是商品价值由潜在的价值到实现价值的动态转化过程。同样，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整个社会经济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是由若干动态环节组合而成的链条。同时，现代经济又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体系，一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要受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动态监控。五是宏观性调控。在社会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作为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已经形成，市场供给主体的微观行为更加自主化、市场化，也更具有效率性，无需直接的宏观调控就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实施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观调控理论有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年来经济建设总结的经验。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作了新的阐述。一是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准确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一论述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对宏观调控

目标作了明确调整，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三是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国家计划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间的相互配合，重点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

三、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观调控要有利于体制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而忽视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潜伏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代价来保持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行时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长。

2、宏观调控应在法治原则下运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观调控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却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发生这种偏差，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认识和实行宏观调控，都脱离不了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应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 3、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目标平衡

成功的宏观调控既是各种调控手段和方法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手段和方法综合实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得当，才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四者之间寻求到宏观调控的最佳平衡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但这四大目标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四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寻求四大变量的最佳平衡点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适时灵活地调整调控方式。

4、宏观调控要加快制度创新

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顷利实现，宏观调控的实施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目前，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展中的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明显偏低，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的和引导性的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监管和运行体系，提高金融防范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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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不断深化，经济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大家对于我国的经济政策有了更多的关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引导国家的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也实施了相关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策略，也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本文主要是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和资料来具体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含义、特点、重要性、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及作用等，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策，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如今，经济政策广泛的应用于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通过对我国经济政策的不断研究和探讨，对于我国未来的国家建设也至关重要。经济政策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施中，其优势有很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开始对经济政策在实施方面有了更高的重视。

1经济政策的概述

1．1经济政策的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形成了全新的经济体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放置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也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需要通过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经济政策等来达到国民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等。

1．2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

经济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收支平衡的一种措施，其实施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和弹性。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会常常出现变动，而相应的经济政策也要做出调整，国家和政府所指定的经济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时，还需根据社会发展战略、方针，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等来严格规划产业布局，制定出适合的经济政策［1］。我国经济政策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等。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货币的发行、通货膨胀及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2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2．1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我国主要是实行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相结合的宏观经济调控，国家的经济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确定好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做好宏观调控目标和国土整治，将重点放在长期的计划上，将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有利于企业发挥出市场机制，达到自主经营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总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追求微观经济目标，还能实现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经济政策是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对策之一，为了能实现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将经济效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当所有商品的价格有了普遍的增加时，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也无法了解到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这时候需就要采取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的供给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2．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开始转向了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由国家来调控市场，市场来引导企业。通过这种形式的调控与管理能有效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引导国家经济健康的发展。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也是整个市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行准则，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矛盾，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促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得以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加强对经济政策是非要有必要且非常重要。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了解和懂得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提高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也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全面建设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2］。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中能有效提升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的进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经济政策在我国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有了一定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规划方针，是经济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大政策。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能够体现出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帮助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结构、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膨胀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社会需求中，所需采用的财政政策也不一样。当市场的需求不足时，则需要应用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膨胀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扩大财政支出、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生产过剩时，可以通过高赤字等膨胀性财政政策进行调节，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的总需求。对于社会的总供给不足时，可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税收、提高税率等途径来降低社会的总需求。比如，我国在80、90年代时，一度的物价上涨使得我国国内的经济过热，于是我国颁布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对于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券发行和扩大税收、提高税率的方式来抑制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松紧政策共同结合使用的方式来让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达到均衡的效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朝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方向发展。在我国，财政政策能很好的体现出其对于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作用，通过各个环节的分配后可以有计划的组织国民收入分配的枢纽，对于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确实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行政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能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政府也需根据社会经济的运作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从而促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的目的。

3．2货币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国家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宏观经济一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相关渠道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均衡，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总需求量。当社会的总需求过大或者过小时，需要国家减少货币或者增加货币的方式来确保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可以说，货币政策对于国家的总供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目的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如果国家的总需求过高，则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的方式进行调节，反之，则相反。货币政策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常价格的变动可以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效果总效益的提升。由于价格会随着产品的供求而出现变动，价格的上升利润也自然上升，企业可以从银行确定相应的资金，进而有利于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的体制下，价格是对商品价值的评价，价格出现变动可以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当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时，这就说明出现了通贷膨胀，这时候反通贷膨胀就成为了主要政策的与财政政策相同的是，货币政策也是为了达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作用于货币和物价的稳定上。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会通过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种政策工具来实现目标。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目前，在我国也已看到了初步的成效。

4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有着较好的发展，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政策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和成效，它也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对于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有了更高的重视。我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管理，对于出现的任何问题及时解决，未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将会有更好的发展。以上就是笔者对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的具体介绍，由于笔者对其研究的不是太全面，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以后继续要学习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曹培英．关于经济政策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几点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2(5)

［2］成晓光．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思考［J］．经济教育学报，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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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周期 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政府)干预，是指国家(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6)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这种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地的盲目冲动和过度投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7)抓住机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自我国“入世”以来，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货物商品、服务贸易流量和贸易盈余规模急剧扩大，在资本流出逐年递增的同时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在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应积极引进外资，合理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制定优惠的出口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合理地调控汇率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总而言之，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蒋智华.凯恩斯主义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J]，1998.27.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57.

[4]陈东琪.现代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政府[J].财贸经济，1999(6).

[5]丁兴业.论市场失灵的类型、原因及对策[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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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宏观调控的目标应当非常清晰地定为国内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当国内价格总水平稳定时，其他的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GDP、失业率、经常账户等）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平衡。物价总水平不是指单一商品（钢材、原油或粮食）的价格，而是有代表性的加权汇总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指数，最理想的是GDP平减指数。中国还应制定适当的“核心CPI”，以剔除特定产品短期因素的影响。此外，还必须特别关注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为宏观政策提供更可靠依据。

中国的宏观调控在主观上有多重目标，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不少官员和学者把宏观调控简单理解为压缩钢铁、房地产等特定行业的固定投资，或者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这些虽重要，但非宏观问题，却与宏观调控混在一起，导致政府不能适时对症下药。本来货币政策是为了影响总需求，如果总需求过旺导致了严重的通胀压力，央行就有充足理由考虑加息。但若把宏观调控目标狭义视为刺激粮食生产或为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便会反对加息，甚至呼吁减息。

宏观调控主要是调节经济总量，如通货膨胀、GDP和失业率等，不能等同于产业政策，更不能肆意干预企业微观决策。不能指望宏观政策解决一些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矛盾，如“三农”问题。后者必须依靠长期不懈的结构改革、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

其次，宏观调控必须主要依靠市场化的间接政策手段，而尽力避免直接的行政手段。这就是尊重企业和家庭作为基本经济主体的理性和自主决策权，甚至也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权，只图通过柔性政策措施来影响其资本成本、外部运营环境和未来利润预期，从而诱导其自发地调整经济行为。政府可能有理由对电解铝和钢铁行业的巨大投资扩张感到担忧，但也应当认识到，大量投资其实是需求持续扩张而引起未来利润预期上升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为非理或“盲目投资”。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诸如加息等市场化的手段来大幅提高投资的成本，而不是主要通过发“红头文件”、动员号召、直接命令的方式来压缩、冻结、禁止甚至关闭已进行的投资项目。

行政手段至少有两大害处：一是容易矫枉过正，增加操作性失误的风险，反而增加了“硬着陆”的概率；二是容易打击伤害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对未来就业和产出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为行政手段辩护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全，宏观调控只能依赖行政措施。但中国经过26年的改革，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机制和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为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打下了基础。在1993年-1997年的宏观调控中，这些政策措施的良好效果业已突显。而继续采用行政手段，只会压抑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妨碍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

第三，宏观调控必须注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在此番调控中，财政政策未能与货币紧缩措施有机同步配合。当内外需双双强劲、通胀压力死灰复燃时，财政政策应有根本性的及时调整，变“扩张性”为“紧缩性”。过去两年是中国减少财政赤字的黄金机会，有相当大的空间削减政府许多不必要的公共投资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资。

第四，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兼顾内外均衡，但国内经济平衡和稳定是重心，外部经济平衡应从属于国内经济稳定。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旦经济过热失控，通胀大幅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国内宏观经济将急剧不稳定。而在汇率走向灵活后，即使人民币升值而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只要实行明智的货币政策，避免国内经济重大失衡，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快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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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 宏观经济调控 微观经济调控

一、次贷危机的概况

次级贷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又名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按揭贷款。一部分客户由于信用问题，无法按照正常贷款程序进行贷款，因此银行等贷款机构无法与他们签署直接贷款协议，为了满足这部分客户的要求，贷款机构发放了对客户信用要求宽松但贷款利率更高的贷款，这就是次级贷款。

次贷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一些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不稳定引发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风暴。美国的次贷危机最早在2006年的春季开始显现，到2007年8月已经席卷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但当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较小，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严重不足、国内消费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等，这些导致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出口贸易等都出现大幅度的萎缩，次贷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开始加大，2008年，美国的雷曼兄弟、美林、华盛顿互惠银行等相继破产或被国家收购，次贷危机也达到了，随后美国救市法案生效、英五千亿英镑救市、全球六大央行联手降息、中国的四万亿救市等相继出现、次贷危机的影响开始逐渐被扼制。

二、我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措施

(一)宏观调控，充分了解经济周期的变换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其中2008年11月，国务院针对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决定两年内增加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刺激我国的经济增长。这次财政政策的推出，时效性很强，在次贷危机对我国产生影响的初期，就迅速的推出，而且四万亿的投资中，中央政府投入1.18万亿，其余的部分由地方财政和民间投资负责。这种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模式，有效的避免了中央政策由于巨大支出而出现的财政赤字，这次财政政策主要是改善我国的民生、促进国内的消费、加大国内的投资等，投资基本都用于实体经济，充分的体现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宏观干预的重要性。

为了很好的应对次贷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我国在货币政策上也进行了宏观调控，主要就表现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初期，我国实行了紧缩银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多经济学者都人为，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通常都需要半年的停滞时间，如果货币政策运用的不当，不仅不能减少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反而会加剧经济的波动，实践证明，我国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结合运用，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通过增支减税和货币政策的降低利率，等增加货币的流动性。

从实际的效果看，在2009年初，由于我国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实行，和连续的下调存贷款利率有效的减缓了次贷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充分的显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的效果，在次贷危机发生时，通常都是社会的需求不足，生产资源过多，解决事业和刺激消费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时候财政和货币双松的政策可以很好的应对。

(二)微观调控，稳定民间企业和股市

与宏观经济相比，我国经济的微观层在面对次贷危机时，我国的企业和股市等表现都出乎意料的脆弱，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中国主动对自己的宏观经济进行调整，这种主动性的宏观调整给宏观面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但是给中国的企业和行业带来了一定的问题。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导致了股市的大涨，虚高的股价必然导致大跌，影响上市企业的经营稳定。 资金的流动性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发达国家而言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股市中争夺这一部分资源竞争也激烈，居民投入资金也较为谨慎。即便是有四万亿的投入，也很难真正落实到居民、小企业手中，从而对股市、企业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及时的做出了一些微观层面的调控，其中2007年的家电下乡、2008年的中央汇金注资农行、2011年对房地产的微观调控，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加快经济建设综合调整体制

作为国民经济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的稳定性发展是股市、信贷、金融市场等有着稳定的基础后盾。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下，要求我国必须要以扩大内需为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应在进出口方面，加大我国出口商品质量与科技含量。尽快完善机构调整，建立健全的经济建设，并实施能源、农产品的战略储备机制，加快经济建设。

同时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四、结语

目前，次贷危机已经基本过去，但世界经济市场是否会出现新的秩序，我们还有待观察考证。全球在发展经济体制中，美国经济率先接近复苏。当前，在各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经济已经在次贷危机后迅速复苏。次贷危机带给中国经济“池鱼之殃”，不容回避。能否把各种风险和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及时应对，主动解危，化弊为利，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金融风险的管理。

参考文献：

[1]于天义[J].《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的几点思考》. 《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8期：24-26

[2]王俭贵[J]. 《劳动与资本市场的双重过剩：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 《经济学家》,200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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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的五项主要内容

新一轮财政政策主要有五项内容:第一,扩大政府投资。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格局下,投资无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第二,扩大发行国债。而且专为地方发债2000亿元,为中央项目提供配套,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三,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大约为市场主体带来6000亿元的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税应是最直接最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的政策手段。第四,全面启动和强化财政补贴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扩大消费政策体系建设方面,财政政策充分发挥了作用,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第五,政府采购政策。这项政策对拉动当前经济的增长进行了全方位配合,包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都可以看到政府采购政策工具的影子。

新一轮财政政策有什么特点?我想也有五个。

第一,政策力度最大。9500亿元的赤字是历史新高。财政刺激方案占整个GDP的3.2%,而全球大国均在2.3%以下,很显然,我们刺激力度是很大的。第二,政策工具动用比较齐全。五大政策工具联合联动,组成合力。第三,导向明确。突出表现在:既要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与保就业,又要打造中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对十大产业的振兴,对“十六大”科技专项与重点的支持,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在大力推动结构优化和调整,“保增长”重在“调结构”,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复苏”。第四,重点突出。突出表现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无论是政府的公共投资,还是补贴政策,都突出解决民生问题。比如说,今年我们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为2930亿元,是历史最高一年。扩大消费政策主要取向就是惠民惠农。

经济企稳回升的五个主要表现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对当前的经济运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全世界中流击水、左冲右突之时,我们已经春暖花开、风景独好了。我们的经济态势是非常典型的“V”字型态势,陡降急升。去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为6.8%,今年一季度为6.1%,二季度到了7.1%。这种典型的“V”特征形成了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并呈逐步强化之势。

以上特征具体表现在一些先行指标的向好:

第一,经济投资增长迅速。我国经济投资1~7月份增长了3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了40.1%,发挥了主导作用。第二,消费增长迅速。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5%,房地产销售增长31.5%。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居民的消费增长很快,尤其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村消费高于城市两个百分点,达到16.4%,这应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优化的曙光。第三,出口降幅收窄,1~7月份下降了23%,但是环比增长10.7%,尤其是新出口订单率达到了52.1%,上升了5.7%。当然我们对出口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出口对GDP的贡献,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外汇收支基本平衡,目前极大顺差的现状很难说是有效增加了国民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出口对GDP增长的作用,我们要多角度、多方位看待。第四,工业增加值稳步回升。今年1~2月增加3.8%,5月份达到8.9%,6月份为10.7%,连续9个月正增长。用电量、货运量环比增长迅速。铁路请车率8月份上升80%。第五,财政收入出现了正增长。1月份是-17.1%,到了7月份是正的10.2%,政府收入正增长,有利于增强政府调控能力。

财政宏观调控面临的五项主要制约因素

当前的财政宏观调控面临五大制约因素。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既要保稳定又要促改革,既要保就业又要推进科技进步,在政策取向上是有矛盾的,或是有双向要求的。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是多目标、多重性的,这样,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确实面临多种困境,或者说是多重制约:

第一,增长模式制约。在新一轮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经济模式受到了挑战。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我国对欧美出口占40%以上),他们的消费方式、支持消费的信贷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依靠外贸出口导向已不现实。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是外贸下降、外资减少和外汇储备的损失。假设美元贬值10%,我们1.36万元人民币就没有了。财政政策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从而逐步转变发展模式。

第二,资源环境制约。我国单位GDP能耗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都非常大。与全世界平均值相比,我们高了3倍;比美国高6.4倍;比日本高11.4倍。全国农田面积有1/3以上经受酸雨区侵袭,流经城市的河流90%被污染,这些状况对中国经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制约,这也是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不得不考虑的调控与制约因素。

第三,社保制约。从一般理论讲,金融危机应是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的良好机遇,但前提必须是社保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稳定。在这方面,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起步比较晚,覆盖率也低,政策零碎化。而社保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本身就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新一轮调控的双重压力或制约。

第四,体制制约。中国的宏观调控效率为什么这么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五次宏观调控都出现了重复性,尤其是结构、旧机制方面的重复性比较明显,主要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完善、滞后的地方较多,毫无疑问会使财政政策的效率效益受损。

第五,自身困境。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将扩增至9500亿元,已达到欧盟所定3%的警戒线,虽然欧盟的标准不是一个科学的测算,只是经验的估计,但应有参考价值,应引起我们的警惕。我国的债务统计口径与国际上也有所不同,实际债务风险要大一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能盲目地发行国债。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必须考虑公共风险与自身的可持续性。

未来宏观调控应突出的五项重点

我想下一步财政宏观调控还应突出五个重点或趋向。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巩固好当前企稳回升势头,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要防止“东西南北中,一齐打冲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一,应稳定政府投资。在当前经济波动的情况下,政府投资无疑是引导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家知道为应对危机安排有4万亿的投资规模,其中中央财政是1.18万亿,2008年四季度已安排了1040万元,今明两年的投资力度相似,也就是说,明年的投资力度会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状态,这也是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标志。

第二,要打造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体系。就我个人感觉,这是新一轮财政政策的最大亮点。我们总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政府投资,不科学、不稳定,只有扩大内需才是经济增长的正途。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着力在扩大消费方面打造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比如说实施了“家电下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实施了家电和汽车的以旧换新,实施了“节能惠民工程”等。今年已推出了电机和空调两大类,你买一级、二级节能空调政府给你补贴。如果中国人把空调都换成一级能耗空调,一年节约的电量相当于整个“三峡电站”一年的发电量。

第三,要培育新的战略产业、新的增长极,重点是做好“加减乘除”法。

做加法。就是要重点发展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已出台“五纵五横”的支持政策。哪“五纵”?第一是“金太阳工程”。现在我们生产了很多多晶硅,但95%以上出口了。污染留下了,好处让给其他国家了。现在我们加大光伏产业发展、加快光伏电站建设的政策支持体系已经出台,正在落实当中。第二是新能源汽车。已经开始推向市场,在13个城市试点。第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利用,推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第四是风电规模化。必须是规模化的、技术进步指标符合要求的项目。第五是生物质能源发展。所谓“五横”,即公共平台建设、产业研发、产业化、试点推广示范和用户的消费奖励,是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做减法。就是淘汰落后产能。我们今年安排了380亿元的资金用于节能减排,强化节能减排的力度,促进工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做乘法。是指支持自主创新,应用风险投资机制。应用风险投资,放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支持能力,支持高科技企业技术裂变。

做除法。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问题,分离企业办社会,解决企业的“瘦身”问题。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加快产业化集群,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政策支撑。

第四,完善并强化“三农”政策,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基础保障。“三农”问题是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三农”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三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农业”就是国际概念的一般弱质产业,不存在特殊化。我国的农业实力很强,单位产量全世界名列前茅。农业发展的关键是按WTO框架实施政策保护、利益保护,大力推进这一弱质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近年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翻倍,增长非常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展迅速。“农民”问题则主要是权益保护问题,当前主要解决好土地权益的实现,保护农民利益。针对“三农”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在财政政策设计上逐渐科学化、精细化,针对性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