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矛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教师 课程 引导 培养 科学的思维方法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保证现在学习的知识不会被淘汰，今天掌握的技能将来不会落后，所以，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掌握一门或几门专业技能，拥有一技之长固然重要，更为关键的应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在将来的工作生活中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从容应对一切。因此，作为教师，在每门具体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如果能够将本课程的具体内容与哲学的基本原理相结合，有意识的引导、培养学生科学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但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使其终身受益。

《工程材料》课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但由于学生的生活、生产经验有限，在学习之初往往感到这门课叙述性强，条理性差，无从下手。因此，在教学中，作为教师就要注意揭示、并逐渐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课程内容中的内在规律，做到举一反三。这样，不但能达到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还能帮助学生在技术课程的学习中掌握哲学的基本原理，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下面是一些具体的示例。

一、掌握常用工程材料的牌号、性能、热处理及用途是材料课学习必须达到的学习要求。工程材料的种类繁多，性能各异，仅钢铁类就可分为：非合金钢（碳钢）、低合金钢、合金钢、铸铁等，每一类又可分为若干小类，每一小类中又包含很多牌号。要掌握各常用材料的牌号和性能特点，并能正确选用确实有一定难度。但这里是有规律可循的：材料的外在性能是由其化学成分和内部的组织结构决定的。见到一个材料牌号，我们总能从其字面上发现相应的成分或性能信息，而性能又决定其用途。例如：20钢和45钢分别表示平均含碳量为0.2%和0.45%的碳钢，含碳量越高，碳钢的强度、硬度越高，塑性和韧性越差，20钢含碳量较低，故塑性和韧性好，可做容器、锅炉等冷冲压件；45钢含碳量适中，所以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即强度、硬度和塑性、韧性均适中），可做受力较复杂的机械零件，如轴、齿轮等。对于同一成分的材料，还可以通过热处理的方法改变其内部的组织结构，从而获得所需的性能。同一牌号的材料，经不同的热处理后所获得的组织不同，因而其外在性能也不一样：45钢经完全退火后组织为珠光体加铁素体，硬度为220HBS左右（相当于20HRC），45钢经淬火后组织为马氏体，硬度上升为50HRC左右。因此，在学习这一部分内容时，学生只要能抓住“成分和组织决定材料的的性能”的规律，善于从材料牌号中发现其成分和组织信息，从而确定其性能特点，学起来就会感到得心应手，而不是无从下手。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这正是“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哲学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启发学生将其运用到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当中。

二、在掌握了常用材料的牌号和用途后，能正确选材也很重要。选材一般应遵循三条原则：即所选材料应满足使用性、工艺性和经济性的要求。三条原则比较好理解，但实际运用起来却有一定难度，这时需在三条原则兼顾的前提下，“抓住主要矛盾”。比如，一般机械零件在选材时首要考虑的是材料的使用性能中的力学性能，而现为一制药车间反应釜上的搅拌轴选材，单从力学性能来看，一般的碳钢即可满足要求，但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对材料耐蚀性的要求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应选用耐蚀性较好的材料，如不锈钢。再如某车间要自制一受力不大的小轴，此时经济性成为选材的主要矛盾，即应尽量选用车间现有的一些钢材或容易购买的一些常用牌号的钢材：45钢、Q235等，从而减少材料的购置成本。在本部分的学习中，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引导学生学会选材时如何恰当“抓住主要矛盾”，合理选材。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在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应注意抓住主要矛盾，做到有所取舍，而不应眉毛胡子一把抓。

三、热处理是改善材料性能，充分发挥材料潜力的重要途径。在一般教材中，热处理的基本原理和工艺都是以碳钢为例来讲的，但在学习时，应注意引导学生认识到热处理的基本原理和工艺不仅适用于碳钢，也可以推广应用于合金钢、铸铁、有色金属，甚至某些非金属材料上。因为热处理的根本原理在于通过对材料进行加热、保温、冷却的过程，来改变材料的内部组织，获得所需的性能。碳钢经淬火后硬度提高是因为钢的内部组织转变为了马氏体，奥氏体不锈钢经淬火（固溶处理）后可获得单相的奥氏体组织，提高了耐蚀性。这正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具体体现。热处理的基本原理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可以推广应用于其他材料，而对各材料制定具体的热处理工艺时，则要结合材料的成分、热处理的目的等具体条件和要求，这就反映了矛盾的特殊性。掌握矛盾的普遍性，才能做到举一反三；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做到活学活用，不会生搬硬套。

四、对于化工机械、制药装备的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材料时还应明确材料的耐蚀性。在常用工程材料中，有不少耐蚀性较好的材料，如不锈钢、铝及铝合金、钛及钛合金、塑料等。但是，材料的耐蚀性必须放到具体的环境中评价，即材料的耐蚀性还与介质的性质、浓度、温度等其他具体的环境条件有关。例如，奥氏体不锈钢是一类应用较广的耐蚀材料，但它在含有Cl-的环境中很快被腐蚀；工业纯铝只有在强氧化性介质中才具有耐蚀性。因此，对材料耐蚀性的评价，必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笼统的讲材料耐蚀性的高低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本部分的讲授中，应特别强调这一点，避免学生在今后的选材中犯原则性的错误。对材料耐蚀性的认识如此，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和问题的解决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除以上几点外，在《工程材料》课中，还有许多问题都是哲学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例如，碳钢的力学性能中，强度、硬度与塑性、韧性是一对矛盾，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趋势，这正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体现，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抓住这一规律，并加以运用；另外，对于碳钢来讲，硫和磷一般被认为是有害元素，因为磷会引起冷脆，硫会引起热脆，但是人们正是利用了硫使钢变脆这一点发展了易切钢，利用磷引起冷脆的特性，用含磷量较高的钢来制造炮弹壳，增加起杀伤力。通过这样的讲解，引导学生全面的认识事物，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善于采用逆向思维，拓宽分析问题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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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可信;可用;人文关怀;贴近生活

“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必修课，是新课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主干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担负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的历史使命。该课程通过系统讲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三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与其他四门思想政治课程相比，“原理”课因理论色彩最浓、理论难度最大、理论基石地位最强，其教学难度相对较大。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理解、接受而且认同其概念、原理和理论，并最终转化为学生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始终是高校“原理”课授课老师的追求目标。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提升“原理”课的教学效果也一直是授课老师的努力方向。为此，在教学中更需要将授课与育人有机结合，将课堂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相互统一。

一、共同认识，走近你我

课堂教学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离不开良好的教学氛围和教学秩序。纪律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前提，情感是课堂教学成功的纽带，质量是课堂教学成功的保证，育人是课堂教学最终的目的。纪律维护的是公平和秩序，但纪律是刚性的约束，需要情感的柔性去滋润。纪律与情感相融合，学生才可能身心愉悦地学习，自觉遵守纪律。由于纪律是部分学生最不愿面对和接受的，离开人性不讲究方式方法，学生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导致“人在曹营心在汉”，直接影响课堂效果，失去教学的本来目的和意义。而课堂是师生间思想碰撞、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为此如何将重情感与讲原则并举，刚柔并济，绵里藏针，把握纪律与情感二者的“度”就是一门学问。因此在正式进入“原理”课教学前“立规”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第一次课在前言中从两个方面入手，即“走近你我”和“走进课堂”，转变、端正学习态度。共同认识，走近你我。从理念、劝学、聆听、教学以及课堂性质、课堂要求和课堂设想等方方面面与学生沟通与交流。这里既有针对老师的内容，也有针对学生的内容，目的是为走近你我、认识你我，营造和谐氛围，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感，提供机会让学生参与教学设计，倾听学生的愿望和建议，师生共同制定学习规则［1］，达成教学共识，教学相长。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是合班课，少则2个班，多则3个班以上，学生来自于不同班级甚至不同的专业，其教学组织难度较大，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驾驭课堂，其教学效果必大打折扣，因此第一节课“立规”就非常重要。为了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第一次课不仅应让学生明白该门课的具体要求、学期成绩的构成及其细则，而且应让学生清楚学期成绩分布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由每一节课和每一个明细内容组成，并非是期末考试一锤定音，“我”的成绩“我”做主，学会对自己负责。学生学科成绩的每一部分的分值与给分标准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学期成绩贯穿于每次教学中，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与自己的学习成绩直接挂钩，学生随时可根据自己的变化算出自己的成绩，学生要重结果必先要重过程。

二、消除误解，走进课堂

消除误解，走进课堂。学生要心悦诚服地学习这门课，必须要消除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的误解，才能真正走进基本原理课的课堂认识马克思，认真解读，把握的本来面目和精神实质［2］。在讲授“原理”之前，需要澄清学生的认识误区。从多年的问卷调查可知，学生每每在看到课表，拿到教材，头就大了，人就醉了，认为痛苦的时光即将开始了，计划着、忙乎着怎样打发“原理”课的时间，这一切都是源于对的误解，误解源于不了解，全球对的误解都持续了一个世纪，学生对马克思及其理论有误解也并不奇怪。由于是官方指导思想，是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常常被误解为纯意识形态的教化、教条式的灌输，从而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与误解，甚至抵触和抗拒。学生大多会认为在“原理”课授课中，空洞、枯燥、晦涩、乏味、苍白、无力、抽象、说教、虚伪将充斥课堂，是一种煎熬与折磨、痛苦和不幸。学习“原理”课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许多同学甚至准备了很多方法和招数来打发漫漫无期的无聊课堂时光。因此，第一次课解决认识误区，端正认识态度显得尤为必要。但这个过程不应是生硬的、强行的、显性的而应是间接的、温和的、隐性的，不自觉的和潜移默化的，应讲究方式、方法和技巧，让基本原理的科学精髓在学习过程中渐行渐近地进入学生灵魂深处，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观点。作为老师无须急于对学生的观点认识作出评判，只须将学生带进马克思的殿堂，让他们去看、去听、去寻找、去分析，让他们在全面了解后再重新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评判。因此，老师需要以视频、图片、资料等为载体，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中解读马克思。

介绍马克思的生平，直面马克思及其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责难;思考在人类历史上，谁是既拥有话语权又完全站在穷人立场上替没有话语权的穷人说话的思想大师，谁在指证揭示资本的恶行，谁在鉴照我们人性的异化、物化的人生、生命的缺陷，谁在帮助我们开显本真的生命，追求人的一切内外丰富性，计虑和守望此岸的圆满;分析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还会被西方评选为“千年伟人”，陈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等等一系列的客观事实。通过一系列的感性接触，带领学生走近马克思、认识马克思、了解马克思、分析马克思、解读马克思、回归马克思，将学生的困惑和盘托出交给学生自己解决，由老师启迪、引导学生去独立思考、独立辨别、寻找答案，而不是回避问题，居高临下地灌输现成的结论。老师应启迪学生分析思考:如果说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头脑，一种伟大的思想，推动了全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实现了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伟大的思想变革，这个人的思想我们是否应学习?如果说在人类社会近一千年历史中，一个人的理论虽诞生于19世纪却不停留于19世纪，虽产生于欧洲却跨越了欧洲，经久不衰地影响世界，对其理论批判赞同之声不绝于耳，一百多年来一直引起全球关注与争议，这样的理论我们是否应拜读?如果说一个理论的思想魅力不是为少数人的一己私利，而是源于为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使人类受惠，使人民受惠，这样的思想是否值得我们推崇?带着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自发地去反思，让学生根据自己确立的敬仰标准去比对马克思，根据马克思的贡献去客观地、正确地评判马克思，通过自然浸润认同马克思，再到尊敬马克思，热爱马克思，从而彻底消除对马克思的误解。这样学生不仅对马克思没有了反感，而且还会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去捕捉马克思理论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立足于当代实践，思考现实问题［2］，真正走进基本原理的课堂。

三、以人为本，真情关爱

人文精神贯穿于基本原理的始终，人文关怀是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洋溢着人文意蕴和生命关怀，因此讲授“原理”课也应该而且必须注重情感投入，随时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处处充满对学生的关爱，让课堂教学成为育人的重要载体。回归人文关怀，做到教学理念人文化。老师告知学生教育理念:教育本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与交流，真正的教育不仅应充满人性而且还充满智慧与启迪。永远欢迎同学们带着真诚、善良、理解、信任与求知的心，走进老师的“原理”课堂，一起领略哲学的智慧、思想的魅力。欢迎走进老师生命中的每一位学生，期望大家能一起在学习中学会思考，洞见深刻，滋养生命，共同成长，“亦师亦友”是老师心目中理想的师生关系。回归人文关怀，实现教学过程人性化。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并信任学生，加强学情研究，进而了解学生［3］。在“原理”课的教学中，由于时间短，课时少，内容多，理论性较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比其他几门思想政治课难度大，学生更需要老师的关爱，教学过程人性化能通过“身教”引导学生学“做人”。第一，老师在制作课件时就应注意体现人性化。首先，课件的每页应显示章节、目录和对应知识点的页码，这样即使学生在上课时短暂分神也能迅速回到教学中，跟上教学进度;其次，课件应由文字、图表、图片、音乐、视频共同构成，如在相应知识点可在课件中嵌入相关知识背景图作为该页的背景或模版，或嵌入相关的音乐和视频声情并茂，产生视觉冲击力，帮助学生借助形象思维的参与，理解掌握抽象思维的知识。例如通过《山不转水转》和《篱笆墙的影子》等歌曲让学生自己解读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辩证关系;通过剪接《驯鹿与狼的生死追逐》《秃头的男人》的视频帮助学生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质、量、度的界定，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第二，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满人情味。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仅需要知识的教育，更需要“育人”的教育，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心灵的引导。教育重在“育”，“教”作为一种方式手段是为“育”服务，其目的是要实现“育”，“育”的最佳途径是引导、影响。老师对学生的关爱越是具体化、质感化，学生越能感受到这暖暖的、沉甸甸的关爱。例如:学生在课堂中，有些知识要点喜欢在书上勾画出来便于复习理解，但有时学生听课时不能及时找不到书上对应的知识点而跟不上教学进度，这时老师可以在讲课时走下讲台，一边讲解一边帮助学生找到书上的知识点，这样一个小小的也许对于我们老师是非常不起眼的善举，会被学生刻意放大去感悟，因为她传递的是一份善意、一份暖意、一种关怀、一种温馨，学生经由他们的手将一个一个地传播下去。第三，老师在育人过程中应充满爱心。把老师的真心放到学生的手心，对学生进行心灵的塑造和影响，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体现人文关怀，也是“原理”课的目标之一。在大学，师生关系与中学有了很大变化。在中学，老师就是你的再生“父母”，无时无处不盯着你，想逃避老师的监督比登天还难。在大学，一切都变了，师生的接触主要局限于课堂，课堂虽提供了面对面交流互动的可能，但实际上面对许许多多的学生，尽管是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学，也无法真正进行师生的交流与沟通，更不可能实现一对一的“对话”。而且在学生看来，大学老师上完课后，经常就不见人影了，老师就象天上的云，遥远得够不着。师生之间很难仅凭课堂教学变得亲近，平时师生的交流也少之又少，因此借助网络搭建师生沟通平台，加强网络联系，既能将教书育人延伸到课堂之外，又能增强师生的相互了解，增进师生感情。发挥网络平台的时空无限性等优势，利用微信、QQ、E－mail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网络互动。在网络空间中既可进行思想交流、信息传播，又可进行学习合作、价值分享，师生既保持了共识又容忍了差距，拉近了师生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这对于我们的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由于网络可以不限制时间地点，学生常常在网上关注老师动向、老师的QQ空间。老师可以借助自己的QQ空间传播、激活正能量，影响学生、共享知识、启迪智慧，让学生接收你的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同时老师也可以走进学生网络世界，通过虚拟世界看到自由而真实的学生，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增强师生互动，帮助解决学生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情感投入，实现沟通无障碍。这样，学生在一系列的网络实践中能够逐渐思考、理解、领悟到基本原理本身就是流动的思想、心灵的追问、智慧的凝结、灵魂的享受。

四、贴近生活，真实可信

基本原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对具体生活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难度，而教材为突出学科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强调了连贯性和浓缩性，进一步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怎样做到在保证教材体系完整性的同时，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枯燥的教材变为鲜活的内容;怎样将抽象理论具体化，将理论回归到生活之中，把重点讲深、讲透、讲活，又要把内容讲全面，充分展示的思想魅力，是每个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教材是静止的、平面的，而教学是生动的、立体的［4］。教材仅仅是我们的剧本，真正的导演是教师。因此能否上好“原理”课关键是看任课教师，教师的能力、水平和敬业精神决定教学的质量、效果。教师要上好“原理”课，首先自己要真信真懂基本原理。只有真信，既相信又自信，才会主动正视，积极探索，教学才投入，用情才真，才能烘托教学气氛，真情打动、感染学生;只有真懂，才不会居高临下灌输结论，也不会回避问题隔靴搔痒，更不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生也不会在不解与无奈中“被迫接受”空洞、枯燥、简单的解释。其次，在教学中分析、阐释原理时，应贴近生活，还原生活，发挥实践性的特点，将理论生活化、通俗化［5］。将理论渗透到生活之中，让学生亲身感受到基本原理本身就是真理，因为“真”所以可信;领悟到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不仅给我们理论思维提供了逻辑力量，而且还给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教育要实现其价值与意义，必须使教育的本质回归到人本身，回归于生活，走进学生灵魂深处。因此教师应尽可能地跟踪学生、了解学生、关注学生，把握学生的期待视野，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想知道什么、想寻找什么、思考什么、需要什么……借助课堂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情感困惑，才能释放来自学生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与学生进行真实对话，帮助学生去追寻真、善、美，实现“原理”课的教学目标———传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在解读“矛盾”这个概念时，如果说从日常生活和经验的意义上而言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问题，但哲学是从理性和逻辑推理来理解概念的，因此部分同学在理解上有难度。

在讲解时，从理性上、字面上来解读“矛盾是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自身)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一概念，不能抽象讲解，必须还原生活，注意几点:第一，对“关系”的理解，如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消息”的消与息、“抱负”的抱与负、“痛快”的痛与快、“舍得”的舍与得、“危机”的危与机都体现了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始终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就是说，对立不是矛盾，统一不是矛盾，必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才是矛盾。第二，对“自身”的理解，对立统一的关系，无论是事物内部还是事物之间都存在，即是事物自身存在的。就事物内部而言，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就体现了事物内部自身所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者，水也;刚者，水也。水之柔，在圆则圆，在方则方，轻风亲近它，它便随风而去;阳光亲近它，它便扶摇直上。水之刚，无坚不摧，无强不克，滴水穿石，阻之不停，斩之不断，正如李白所说“抽刀断水水更流”。最柔的也是最刚的，最弱的也是最强的，柔与刚，弱与强是对立的两面，二者有机地统一于“水”这一事物内部之中。而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成语刚柔相济、柔中带刚、以柔克刚、外柔内刚等都是对矛盾概念的具体诠释。就事物之间而言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将原理与现实相结合，从现实中提炼理论，从生活中洞见规律。从理论上反思现实，反思生活，将社会现实作为教学的素材，在教学中做到既抽象又具体，既高度概括又还原生活，既有理论深度又能深入浅出，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这样学生在学习中既能理解其概念又能将概念融于生活之中，服务于生活，在体验中学习。让学生在生活中找事例，在事例中找真理，在真理中找答案，引领学生在“原理”课的学习中树立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而且将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这样不仅能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实用性，提高育人效果，而且能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与实效性之间的矛盾，使“原理”课入耳、入脑更入心。

五、终极关怀，入脑可用

“原理”课“应当承载政治功能，但它却不是政治本身;它具有工具性，但不能以工具性取代价值性”［6］。“原理”课中的哲学部分就是对价值的探寻，对存在的追问，对社会生活的反思，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工具，更是人们改造世界、解剖现实的利器。改造世界体现了哲学的终极关怀———可用。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它思考和昭示的是人们不断追问的宇宙、人生的真谛。只有反思、追问，哲学才会非常亮丽有用;不反思、不追问，哲学就是无用之学。从哲学的研究对象可知，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哲学，都不能阻止和哲学发生联系，所不同的仅仅是自发的、零碎的、朴素的、瞬间的与自觉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之分。也就是说哲学的有用既存在于民间的油盐柴米茶的生活琐碎中，更存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中。“可用”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行为的根源在于思想，用哲学眼光审视世界，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其最终目的是要将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世界观帮助人们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世界;方法论帮助人们指导人生、改造社会、改变世界。哲学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不能直接地给人们带来名誉、地位和财富，但它能训练人们的思维，拓展人们的视野，提供科学的方法;树立整体性思维，培养总揽全局的眼光，提供战略性思维的世界观。正如詹姆士所言:“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它却能鼓舞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勇敢起来。”基本原理是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归纳总结、概括提炼和高度抽象，揭示的是事物的共性、本质、规律，是在零乱之中整理出的一种井然有序的秩序，其内容源于生活，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容本是相通的，有必然联系。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也是“原理”课教学的真正内涵，解决学生的困惑、迷茫、孤独、悲伤需要“原理”课中哲学这把万能的钥匙。哲学不仅仅要“追本溯源”“穷究会通”，更要启迪人们与宇宙万物相处的方式。仔细审视我们所有的烦恼、迷茫、孤独、悲伤，不外都是源于我们没处理好自身与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没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即自然、社会、人生、自我，没能有效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于是烦恼、痛苦、失意等由此而生。而“原理”课教学就是要解决学生如何把握自我、如何正确对待人生的荣辱沉浮、喜怒哀乐，肩负着激发、调动学生从理论高度自觉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追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重任，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原理”课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中寻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将“原理”课由抽象还原到具体，引导学生运用原理，充分体现原理的生命力———“用”即改造世界的实践。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用”的过程，有用无用只有通过实践体现和检验，实践的观点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思想与生命的成长，以学生学习、生活、情感等人生困惑为切入点，将高深的哲学原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特别是学生个人实际融会贯通，以生活丰富哲学，以哲学透彻生活，让哲学为学生服务，发挥其人生导航作用，彰显基本原理的方法论功能。如:在讲授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让学生运用原理分析“每个人的人生支撑点究竟应在哪里?怎样找到这个支撑点?怎样学会处理好自己的个性与社会的共性之间的统一?”让学生在分析中认识到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与社会的共性之间的统一，这一点才是你人生的支撑点。在学习否定之否定规律，理解辩证否定观时以合作探究的形式，以疑引思，请学生审视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思考各地的钢筋水泥是否正在掀起一场无情的、可怕的、摧毁一切的海啸?国家的过去是否正在被钢筋水泥埋葬?我们的历史是否正在被钢筋水泥肢解?没有灵魂的钢筋水泥究竟需要国民付出何种心理代价?让学生在反思、追问中寻找身为中国人的意义和身份，寻找正在被抹去的集体记忆，寻找逐渐被我们丢弃的历史。“可用”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自始自终挖掘人文内涵，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的案例讨论中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点燃学生心中的精神烈焰，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热情，培养学生反思追问的习惯，滋养或救治学生心灵，使教学内容与学生困惑形成共鸣，发挥其精神引领、价值引导、服务现实的作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到只有哲学才能给出社会存在问题的最终答案，才能启迪智慧、洞见深刻、发现真理、印证价值。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理念应以育人为本，服务学生。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必须要对学生有用，体现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关怀和思想发展的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充满人性，真正入心;“教”必须遵循受教育者的本性，与受教育者的思想成长与人生发展的内在诉求相统一，形成思想共振、情感共鸣，对受教育者身心两方面的成长有帮助、有指导，“教”也才能转化为“育”，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熊晓琳，李海春．创新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吸引力: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2):120—121．

［2］丁国浩．试论“重读马克思”与“回到马克思”再到“发展马克思”［J］．社科纵横，2013(1):17—19．

［3］丁国浩．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的基本经验与趋势［J］．前沿，2013(1):145—148．

［4］羊森，王德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探索，2012(11):139—140．

［5］秦霞，陈怡，江雪华．基于学科特性的思政课教学方法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6):83—86．

篇3

【关键词】时代性 当代重大事件 社会问题

本人从事高校“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已经有4年的时间，其间，经常会有学生提出学习基本原理有什么用的问题，他们认为的理论已经不适应我们这个社会，与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从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总体“异化”现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两大事件出发，探讨基本原理的时代性问题。

一、解读当代社会重大事件 理解时代性及其重要性

基本原理本身就具有时代性，它是在时代的客观要求中产生，并在时代和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它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随着具体时代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

现时代与创立的时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创立时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以及阶级条件等等都已经有所改变，例如，当时完全矛盾对立的劳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措施得到很大的缓和，甚至达到表面上的祥和状态；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激烈对立状态，也已经由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存在和发展的状态所代替，虽然这种状态有可能会继续演化成其他状态。那么，在社会状态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现时代，如何理解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这是整个理论课教学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继续进行具体的理论和问题的探讨。

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结合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件），发现理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是一条捷径。因为离开生动的现实，“时代性”就只能成为“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

本文将以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例进行说明。

2008年9月份，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又称国际金融风暴）在美国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紧接着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引发经济衰退。自2008年10月开始，全球实体经济已经呈现衰退迹象，房地产业、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领域受到了严重影响，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尤为严重。这次危机被索罗斯认为是“三年代以来从未遭遇过的严重金融危机，并将终结从里根时代开始的超级大泡沫”。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次金融危机也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迅速影响国家最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这场金融危机在给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鸿篇巨著《资本论》重新成为读者的宠儿，成为去年圣诞节最佳礼物。《资本论》是马克思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100多年前，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现在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年轻一代的读者们再次产生了阅读这部鸿篇巨制的热情。连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都开始研读《资本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当代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掀起了重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通过讨论，大部分学生都能够认识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律的考察具有普遍价值，即便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具体的经济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其基本规律的揭示仍然适用，《资本论》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适用性。“在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著作再度被世人广泛阅读，人们不得不再一次惊叹穿越时空的洞见力。”在这点认识的基础上，再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类似的情形，最终会使学生达成一致，即揭示人类社会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在具体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仍然具有适用性，但是很显然，其具体的体现形式已经有所改变。从而，引导学生进一步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在当代社会的新形势和新条件下，发展和坚持。

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以“极其尖锐甚至可以说是急风暴雨的形式”，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深层矛盾集中凸现了出来，同时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由于深刻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即使在与现时代有很大不同的19世纪建立的理论，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

二、结合具体理论和当代社会问题 加强理解及运用

基本原理概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设置的核心课程之一，除了使大学生从整体上掌握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运用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之外，作为一门基本的理论课程，更重要的还要在教学过程中贯彻创造性和启发性的原则，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这就要求在教学环节上重视培养学生的认识兴趣和创造力的开发，使其活跃思维，拓宽知识领域和视野，并且注意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多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探索问题，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中，在具体理论讲述过程中，穿插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讨论，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解“真理与价值”这一原理时，就可以穿插当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实质的分析和讨论，一方面，运用具体理论分析和探讨当代社会重大问题，可以体现其鲜明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讨论，锻炼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提高他们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基本原理认为，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必须通过实践改造外部世界，创造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主观符合客观的真理问题，而且存在着按照主体的需要和尺度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问题。一般说来，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人类的认识活动从总体上讲是为了获得真理，并用真理指导实践，以取得实践的成功，体现的是主体趋向于客体的一种关系。“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而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共同制约下进行的，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

在讲完上述基本理论之后，可以让学生来讨论现代人的“异化”问题。

马克思运用德国哲学的异化概念来分析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状况和工人阶级的基本处境，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试图以此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论证私有制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他认为，在私有制下，劳动必然是异化劳动：第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劳动者的产品不属于劳动者，人同人相异化。总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大意是指人类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生活中的人类却渐渐丧失了人之为人与动物本质的区别：即自主劳动的能力，反而沦为劳动的奴隶。西方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克思时代的异化主要造成的是劳动者的肉体痛苦，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造成了更深层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西方者认为，如今异化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当代的异化具有“总体性”的特征，已发展成为一种“总体异化”。也就是说异化已经跨越了工人阶层，向全社会蔓延。如今全人类都已沦为自己所创造的文明和社会的囚徒。这种异化一般被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现代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物所物化和奴役。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异化成生产大机器上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零件、一个齿轮，蜕变成与生命毫不相同的物。在《机器的神话》中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用这个术语来指称一种看待世界和组织社会的基本方式：一个在“机械世界图景”的奴役下的人甚至会将有机生命看做机械生命，并且把人当成组合部件那样组装成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劳动毫无内容。第二，现代人被官僚机器所奴役和压抑。弗洛姆指出这些占据管理阶层的官僚，既无情感，又无人格，像冷冰冰的无感情的机器一样，对人漠不关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心，对人像对待物一样，他们把遵循规章制度作为做事的唯一准则。理性官僚组织推崇价值中立，追求工具理性，强调形式合理与程序正义。依据官僚组织理论设计的组织，很容易演化成用工具理性排斥价值理性，具体表现为片面地追求程序与形式。本来，组织的规则、程序是实现组织目标与价值的手段，但是，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却会使目的与手段倒置。当官僚组织为实现它的目标而不断地完善工具手段时，手段日益成了管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组织会形成规章迷宫，繁文缛节，职业官僚只会根据僵硬的规章例行公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违背理性设计的初衷。韦伯认识到，这个进程最终可能导致出现“新的奴役铁笼”。在这个铁笼中，各种以价值为取向的社会行为会被威力巨大的官僚制结构所窒息，会被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牢固网络所扼杀，个人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第三，现代人被消费所异化。市场刺激和引诱着人们的消费，主宰着人们的欲望。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H·马尔库塞以及维克托·弗鲁姆等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生态学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等，都深刻论述过消费异化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出的“商品拜物教”，其实是“异化”的又一种形式，它使由人创造的价值以一种自然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商品拜物教”容易使人们错误地把社会的外观误认为是社会的现实和本质，错误地把市场“商品”“消费”量化的生活标准等同于自己真正的物质利益，从而容易导致人的本质“人的需要被异化”。因而，在消费活动中，人的所有需要越来越以物来满足，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受控于物的世界，这就是异化在消费领域中的一种表现。“消费异化”是一种物化的文化形态，它造成了人们对物质的极端尊崇和全社会的奢靡浪费之风，导致了人的价值取向的错位，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西方消费社会中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振聋发聩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们陶醉于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下，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追求时尚，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所恨的东西，许多人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没有了对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终极关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人们，是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向度的人，是地位提高了的消费物品奴隶。第四，现代人被市场异化为商品。在市场权力的下，人的自尊、自信被一点点地摧毁，市场成了衡量人成功的唯一尺度。

篇4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体系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分支学科

宪法学体系是由不同的知识、理论与规则组成的有机的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运用宪法治理国家的基本经验与智慧。宪法学知识体系通常由宪法学说史、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哲学、宪法政策学、宪法解释学等学科构成。在整个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宪法解释学处于知识体系的核心与基础的地位，直接影响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为整个宪法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价值判断与方法的基础。宪法学体系的建立与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实际上以宪法解释学的成果为基础，并为发展的未来提供方向。在考虑宪法学体系与框架时首先需要以解释学的知识、技术与规则为基础，把宪法解释学的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的良性互动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活动得到实现的。宪法解释学不仅作为宪法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也作为制约和影响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而存在。因此，在分析宪法学体系时我们需要研究宪法学结构的分析与解释的功能、宪法社会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经济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学说史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哲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与宪法解释学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2]

（二）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原理

宪法解释活动以宪法原理为基础，并在宪法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宪法解释的实践为不断完善宪法原理提供了现实基础与验证原理的平台，构成推动宪法原理不断发展的动力。宪法解释学的出发点是宪法本身价值的理解，即什么是宪法，宪法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现代宪法学由不同的原理构成，其中影响宪法学整体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宪法观与宪法理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宪法解释实践的发展。比如，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的协调是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在个人权利保护与团体利益关系上，宪法解释活动应合理地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各种冲突中追求利益的平衡。特别是，在解释基本权利时，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个人与团体的价值是宪法解释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在宪法解释实践中不能保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那么有可能破坏宪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作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解释的多元化与原理的统一性是宪法体制得到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基础。

二、宪法解释学的基本框架

宪法解释学是解释宪法的理论、规则、知识与方法的一门独立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是对宪法现象进行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宪法解释学的基本框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一）宪法解释学建立的基础

宪法解释学建立的基础是：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的划分；成文宪法的现实化；宪法理念的确立与宪法权威的存在；立宪主义体制的确立；具备有效地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体制；宪法学家独立的理论品格与自由的学术环境的存在等。当宪法规范与现实出现严重冲突，宪法作为价值体系得不到充分尊重的条件下宪法解释学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环境中宪法的存在只是对宪法规范内容的实证分析，解释过程与效果受政治的主导性因素，成为一种政治的“注释”，或者只作为“政治过程法律化的形式”，客观的规范分析受不规范的政治需求的影响。另外，在宪法解释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宪法审判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制度要素，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一般存在于宪法审判制度的运作过程之中。

（二）宪法解释的意义

宪法解释是探求宪法规范客观内涵的一种活动，其基本的价值趋向是追求解释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法律秩序安定性的价值。

宪法解释的必要性首先取决于宪法规范的结构与特点。宪法规范与宪法条款的模糊性、抽象性、开放性与广泛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解释的客观必要性与空间。这一特点同时决定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不同性质与功能。由宪法规范的特点所决定，几乎所有的宪法条款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活动做出客观的说明。

探求宪法规范内涵的意义在于客观地认识宪法，在具体的宪法问题（宪法事实）中寻求和感受宪法的价值。其实质是：一方面是对宪法问题的发现，另一方面是对宪法问题的判断与决定。

通过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为宪法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基础，使宪法在持续性与变化中满足开放性价值的实现要求。

宪法解释学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宪法尊严，为及时地解决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机制。

宪法解释在一定条件下启动宪法变迁机制与程序。实际上，宪法变迁的启动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活动来实现的，具体的社会变迁与特定的宪法解释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与宪法审判并不是必然对应的关系，有时宪法解释并不通过宪法审判活动来实现。弄清宪法解释与宪法审判的关系是正确理解宪法解释学功能的重要问题。

（三）宪法解释的性质

在宪法解释学体系中如何认定宪法解释的性质是学术界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宪法解释学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宪法解释学领域中出现的很多争议大多数与性质问题有关。如前所述，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宪法规范的理念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发现、判断与决定宪法规范中隐含的客观性，实现宪法的理念。

在解释宪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问题是，宪法解释中是否允许存在解释者的主观价值。解释宪法的过程中解释者能否排斥主观性，能否不以价值性分析为出发点。多数学者认为，宪法解释过程中主观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以客观性制约主观性，使解释活动尽可能具有客观性要素。

在宪法解释学发展过程中围绕解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主要有三种学说对立：

主观说认为，宪法解释是法的发现，不是法的创造。宪法解释的本质是探求制宪者的意图（Intention），其理由是：为了保持宪法解释的中立性，只能依据制宪者意图来解释；为了遵循多数决原则和三权分立原则等。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在现实的解释过程中确认制宪者的意图是比较难的；即使分析制宪者意图其程度难以把握；当制宪者采用特定概念时难以作出解释等。

客观说认为，宪法解释是一种法的创造，宪法解释的本质不是“读”宪法，而是“写”宪法。其理论基础是法现实主义与批判法学。

折衷说认为，宪法解释既具有法发现的性质，同时也具有法创造的性质，不能对宪法解释的性质作简单化的理解。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宪法解释中需要作出基本的选择，而选择是一种价值的判断过程。在宪法解释中有时需要认定宪法上没有规定的权利，需要探求“中心的价值”与规范内容。在宪法解释中“保守的”价值与“积极、批判”的价值是同时存在的。解释者应在多元价值的对立中寻求中立的价值。德国的在判例中实际上采用了这种折衷说，如认为“在任何法律规范的解释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隐含在规范中的客观化的立法者的意图”。

（四）宪法解释的基本态度：司法积极主义与司法消极主义

在宪法解释问题上司法积极主义与司法消极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态度。司法消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司法机关在进行违宪审查时要尊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决定，尽可能抑制违宪判断。其理论依据是：作为违宪审查根据的宪法规定通常是由抽象的规范组成，其规定的意义难以确认。人们对规范的理解不尽相同，故需要依据民主主义原理由国民本身决定是否违宪，并在下次选举中重新做出判断。

司法积极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宪法规范具有抽象性和不透明的情况下，根据“统合法的”的原理，可以积极地对违宪问题做出判断，可以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违宪决定。在采用司法积极主义时需要注意把握“原理”与“政策”之间的界限。

（五）宪法解释的认识论基础：自然法与宪法解释的理念

解释任何宪法条款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问题。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单纯地把宪法解释理解为实定法，从实证主义角度解释宪法；二是以自然法精神为基础，依据宪法优位的规范原理来解释宪法问题。

宪法解释中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对立的基础是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经验主义与合理主义的对立。

（六）宪法解释的主体

宪法解释学体系中解释主体的设定与具体功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主体的合理设定是发挥宪法解释功能的重要因素。由于宪法解释体制是在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宪法解释主体的设定并不仅仅是宪法解释技术层面的问题。在宪法解释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从社会生态学角度综合地分析不同宪法解释体制产生的背景与特点。宪法解释主体是一种多样化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判断。从宪法解释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看，宪法解释主体主要分为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学者的宪法解释与公民的宪法解释。

根据宪法解释价值多元化的要求，国家机关可以不同的形式行使宪法解释权，实现执行宪法的义务。在国家机关所进行的宪法解释中宪法审判机关的解释是具有最终效力的有权解释，具有约束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效力。当某种法律或行为没有被宪法审判机关宣布为违宪或合宪时，其他国家机关应按照宪法规范的要求进行活动。合宪性推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与标志。国家机关所进行的宪法解释中首先需要研究国会宪法解释权问题，不论宪法上是否规定国会为宪法解释机关，国会所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宪法的解释过程。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解释宪法，行政机关的宪法解释有时可能成为宪法变迁或宪法修改的内容。司法机关主要是通过司法权的行使解释宪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权存在与运行的前提是宪法解释活动，即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可能违宪的法律或规范时，要么依法自行解释，要么请求具有最终宪法解释权的机关进行解释。毫无疑问，在请求解释的理由中自然包括法官对宪法规范的某种解释。通过司法活动进行宪法解释是当代宪法理论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不适当地强调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司法的功能有可能导致“法官国家”的状态。

在宪法解释主体中宪法学者对推动宪法解释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者的学说成为法律渊源，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学者的理论虽不能直接成为法律渊源，但在探求法的意义或适用法律时学者的观点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宪法学理论成果和价值体系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合理的宪法解释活动是以合理的宪法理论的开发为条件的，并通过学者的具有创新的学术活动确认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和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

在法治社会中公民（国民）是否具有宪法解释权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从国民的宪法地位看，国民作为政治共同体参与宪法解释过程，并行使宪法解释权是无可质疑的。国民参与宪法解释活动是以社会多元化利益为基础的，需要从利益多元化角度分析国民的宪法解释权。除了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国民的宪法解释权主体外，需要在具体的法律程序上赋予其宪法解释提议权。

（七）宪法解释的目的

探讨宪法解释目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进行宪法解释，通过宪法解释实现谁的利益。宪法解释过程中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达到完全自由主义的宪法解释。宪法本身具有的价值开放性要求宪法解释过程体现一定的价值性。宪法解释目的的具体构成要素有：

一是宪法解释中实现多元价值的协调与平衡；

二是通过有说服力的、客观的宪法解释及时地解决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冲突；

三是通过宪法解释形成和不断强化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与价值体系的共识；

四是通过宪法解释向社会成员普及宪法理念与知识，推进宪法规范的社会化、生活化的进程；

五是通过宪法解释合理地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建立多样化的利益格局。

（七）宪法解释的标准

宪法解释是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与理念的冲突与协调中进行的，利益衡量是宪法解释的出发点与基本形式。在考虑宪法解释标准时我们需要研究以下几个原理：

一是宪法内在的原理。主要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解释，宪法解释是不断地揭示和挖掘宪法价值的过程。

二是历史与政治的原理。宪法解释是在特定国家环境中进行的，应充分考虑宪法解释对象的社会环境，从现实的各种利益关系出发选择合理的解释方法与内容。

三是社会经济原理。根据宪法解释的经济与社会的要求，确定解释的规则与内容。在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合理地运用宪法解释权，确立符合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

四是利益衡量原理。对不同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的协调，寻求利益的平衡。

五是统一解释原理。在解释宪法条文时，对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并在相关性中进行宪法解释。

上述宪法解释原理和各种标准的具体运用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分析各种原理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宪法学家特赖夫教授在《宪法解释论》一书中提出了超统合解释理论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时产生了现代宪法解释学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即宪法解释在社会变革中并不是万能的，当社会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宪法解释似乎失去调整的功能，需要借助于宪法修改权的启动。另外，如果宪法解释缺乏必要的程序与规则，有可能成为破坏宪制的因素，需要防范宪法解释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宪法解释的基本框架中还包括宪法解释的程序、效力等问题。

三、宪法解释的方法论

在现代宪法解释学中核心的问题是方法论，即通过采用何种方式解释宪法。在宪法实践中宪法解释的方法论更多地涉及到技术与程序问题，并不一定涉及是否科学的价值判断问题。

（一）宪法解释方法论基础

宪法解释学体系中方法论问题居于重要的地位，其解释的水平与发展程度实际上反映了宪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总体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成熟的宪法解释体系是检验宪法理论与学说的过程与平台。构成宪法解释方法论基础的主要要素有：宪法理论自身发展的程度；宪法规范社会化的进程与效果；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自然的分工与界限的存在；宪法解释者的良好的素质与队伍构成等。迄今为止，作为主流宪法理论对宪法解释方法论产生影响的主要有：纯粹法学说、政治决定主义与整合理论。在不同的宪法发展阶段，特定的宪法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与现代宪法解释学方法论的基本界限在于宪法理论发展的不同要求。

（二）传统的宪法解释方法论

传统或古典宪法解释学的方法论是在古典法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性的理论是Sa—vigny的法解释学，即宪法和法律都具有统一的规范体系，在具体的解释方法上可采用相同的方法论。Fosthoff教授从宪法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法解释学理论，批判了Smend提出的精神科学的宪法解释理论，认为它超越了宪法解释本质的界限。其基本理论构成是：宪法和法律具有共同的规范结构；对具有共同法律规范的体系只能采用共同的方法论加以解释。在他看来，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具有技术性与形式性特征，而形式性是宪法的基本特征，可以采用法律的形式性方法进行解释。很显然，这种解释理论只关注宪法的形式性特征，忽略了宪法不同于法律的结构性特征。

（三）现代的宪法解释方法论

现代宪法解释学是在传统宪法解释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人们在宪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思考。现代宪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以宪法解释方法论的演变为基础的，出现了宪法解释方法论的不同形式与学说。如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合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合理论与经验论、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论、系统思考与问题思考等不同形式之间的理论争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方法有：

（1）精神科学的宪法解释：宪法解释以宪法意义与现实为基础，以精神科学的方法为基础理解和认识宪法。

（2）问题辨证的宪法解释：认为研究宪法的思维应当是问题的思维，以辨证的、问题为中心的方式解释程序，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

（3）多元-过程的宪法解释：因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只能通过解释得到具体化。在法治国家中，这种解释本身需要民主的价值。在解释的过程中应防止主观的任意性，确立以合意为基础的民主的内容。

（4）规范构成的宪法解释：克服存在与当为、现实与规范的二元主义，建立与现代宪法发展相适应的解释方法。

（5）理性法的宪法解释：为了保持宪法解释的合理性与客观性，在解释过程中引进各种存在的要素。

（6）目的论的宪法解释方法：宪法解释中不能单纯考虑基于法条文的文理的、逻辑的解释，应以现实的认识为基础，追求共同体指向的共同价值。宪法解释过程中应尽可能超越主观的认识，进行具有客观性的解释活动。

（7）具体化的宪法解释：认为宪法解释是赋予宪法内容与意义的具体化的过程，“宪法解释本身是一种法的创造性活动”。

宪法解释方法论具有现实性与开放性，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在建立宪法解释学框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特定时期解释方法的更新与完善，寻求科学、合理的宪法解释方法论体系。

（三）宪法解释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目前，在世界宪法学发展过程中宪法解释方法论问题日益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宪法实践中出现了各种新的宪法解释思路与方法。随着宪法文化的多元化与宪法理论的多样化，宪法解释方法呈现出专门化、程序化与独立化的趋势。未来的宪法解释方法主要围绕价值与事实、规范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中进行，合理地平衡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是宪法解释方法论取得合理性的基础。另外，在宪法解释方法论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释方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以规范体系吸纳政治发展的需求。就宪法解释方法论而言最大的危害是政治需求不受限制地控制解释过程，盲目地把宪法解释过程“政治化”。

四、中国宪法解释学的发展展望

（一）中国宪法解释学的传统

在研究和思考中国宪法解释学体系时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中国宪法文化背景下解释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需要分析宪法解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形成的基础、形式与具体功能发挥的途径。这一部分可结合中国宪法学说史进行共同研究，以揭示宪法学说形成过程中宪法解释学的性质与特点。具体的内容有：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说史的关系；宪法解释学理论引进的过程与途径；宪法解释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背景下宪法解释的意义；制宪过程中宪法解释权的安排等。

（二）中国社会转型与宪法解释制度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与演变过程之中，旧的法律规则与新的法律规则并存，各种利益关系呈现出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由于宪法本身构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问题首先表现为宪法问题，或者社会的冲突与矛盾反映到宪法体制中，要求通过宪法途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法体制一方面需要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其应有的稳定性。在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应合理地选择对法治环境与宪法体制变动相对小的方式，把社会矛盾尽可能纳入到已有的宪法体制内部，依据宪法体制与程序解决问题。在宪法制定、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法惯例等多种方式中首先需要选择的方式是宪法解释，即以宪法解释的方法处理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矛盾，尽可能稳定宪法秩序，减少社会关系可能出现的振动。

在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中宪法解释是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基本形式，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如前所述，宪法解释是探求宪法规范内涵的一种活动，其目标在于追求解释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宪法秩序稳定性价值。一般而言，宪法规范与宪法条文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开放性与广泛性等特点，几乎所有的宪法条文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活动做出说明与解释。在中国宪法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宪法解释，建立科学的宪法解释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方面发现宪法问题，另一方面判断与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通过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活动，可以统一人们对宪法的认识，以生动、形象的形式普及宪法知识，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感受宪法的价值，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解释活动有助于人们在生活中认识宪法、运用宪法，平衡社会多元的利益关系；有助于通过宪法解释形成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与共识；有助于合理地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等。

自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在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依赖于宪法修改的方式，没有启动过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重“修改型模式”，轻“解释型模式”是目前我们解决宪法争议与矛盾的基本思路。产生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1、在宪法的认识上，重现实政治的需求，对技术性的或程序性的宪法价值缺乏必要的关注，简单地把宪法解释学等同于“宪法注释学”；

2、在宪法运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对宪法文本给予必要的关注，缺乏解释宪法文本的技术与规则；

3、由于宪法规范与诉讼活动是相互脱节的，诉讼中出现的大量宪法问题不能通过宪法解释活动得到有效的解决；

4、宪法解释机关没有认真地履行解释职权，使宪法解释权长期处于虚置状态；

5、由于宪法规范生活化的进程比较缓慢，现实生活对宪法解释活动提供的动力是非常有限的。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宪法解释制度在中国发展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客观上影响了宪法实施过程与效果。因此，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宪法解释学的体系

为了进一步发挥宪法解释制度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宪法解释理论的研究，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努力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为中国宪法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使宪法运行过程得到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建立完善的宪法解释理论体系是衡量中国宪法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中国的经验与宪法实施的社会环境，我认为中国宪法学体系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宪法解释理论、宪法解释制度与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理论部分主要研究宪法解释学基础、宪法解释性质、宪法解释目的、宪法解释功能等。宪法解释制度部分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宪法解释原则、宪法解释方法、宪法解释主体、宪法解释效力等。宪法解释程序主要涉及宪法解释提议权、宪法解释审议程序、宪法解释通过程序和宪法解释公布程序等。当然，在建立宪法解释学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外国宪法解释制度运用过程中积累的合理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有利于解释中国宪法现象的理论与规则，解决宪法学规定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宪法学成为以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解决中国宪法现象的理论体系与规则。宪法解释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应用性的知识体系，在学科基础的确定与具体理论的开发方面既要考虑解释学中存在的共同原理，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宪法文化背景下各国宪法现象的特殊性。因为具体解释规则是在不同背景下对不同宪法现象进行提炼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其浓厚的文化色彩。中国宪法解释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解释对象的特殊性，努力以中国化的宪法解释理论为基础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

参考文献：

篇5

一、理论物的重要方法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因此，理论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就在于那些作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从而导出结论;于是，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他首先必须发现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推导出结论。对于其中第二步工作，他在学生已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准备。因此，如果在某一领域中或者某一组相互联系的现象中，他的第一个已经得到解决，他就一定能够成功。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并没有可以的和可以系统地用来达到的的方法。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界的普遍原理。

爱因斯坦指出，一旦找到了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基本理，那么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涌现出来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原理尚未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原理之前，他在经验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把物理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之一是“原理理论”。建立这种理论使用的是方法，而不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不是用假设造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发现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就是这样力图用分析的方法，从永动机不可能这一普遍经验得到的事实出发，推导出一些为各个事件都必须满足的必然条件。用探索的演绎法建立起来的相对论，就属于“原理理论”。但是物理学理论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比较简单的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了解一群自然过程，我们的思想必然是指，概括这些过程的构造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1]，pp．109～110)

相对论就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运用探索性演绎法的杰作。它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结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的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光行差现象和斐索实验这两个并不充分的实验材料，著名的二阶以太漂移实验即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他并没有直接。他主要通过对16岁时想到的“追光”思想实验的沉思，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基础的深入考察，发挥了思维的自由创造，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认为，在狭义相对论中，除了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基本原理外，爱因斯坦还作了另外四个假定：一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三个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霍耳顿的学生米勒后来指出，另外的四个假定也是两个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独立的假设。参见[3]，p．196)。然后，他以此为逻辑前提，接二连三地推导出了关于运动学和电动力学的结论，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是他先前根本没有料想到的，这些结论大大超出了两个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广义相对论(1915)的建立也是这样。作为广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前者是爱因斯坦基于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信念（从惯性系推广到加速系)提出的，后者是依据厄缶实验(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和升降机思想实验提出的。

在1905年，由于爱因斯坦采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从而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举砍断了哥尔提阿斯死结(哥尔提阿斯是古代夫利基阿国王，相传他曾把自己的车乘的辕与轭用绳结系住，死得无法解开，声言能解开此死结者，得以结治亚细亚。这个死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剑砍断)，开拓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那些恼人的以太漂移实验，那些使人迷惑不解的单极电机电动势的“位置”问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体系中已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同时代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大师，诸如洛伦兹、彭加勒，却热衷于同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等以太漂移实验打交道，迷恋于做出种种构造性假设，建立他们的构造性理论——论和电子动力学。例如，洛伦兹1904年的著名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论文，但事实上却包含有11个假设：假设有静止以太，假设静止电子是球形的，假设电子的电荷分布是均匀的，假设电子的全部质量都是电磁质量，假设运动电子收缩，假设电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分子力相同等等。洛伦兹和彭加勒虽说走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大门口，但他们并没有打开这扇大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方法论上讲，就在于他们运用的是传统的经验归纳法，而没有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在当时的科学的形势下，仅靠个别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是建立不起什么崭新的理论的。洛伦兹、彭加勒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固然富丽堂皇，但毕竟只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的建筑物。它们虽然包罗万象，可是由于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仅有的价值。

二、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经典科学，一般称为近代科学。在科学史上，这个漫长的时期主要是积累材料和归纳材料的时期。与这一科学发展状况相适应，产生了经典的科学哲学，它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主义。培根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经验归纳出理论。他比喻说，只要及时采摘成熟的葡萄，科学的酒浆就会源源不断。到19世纪，整个科学一般说来还没有摆脱这种“原始”状态，因而经典科学哲学能够得以通过穆勒之手发展成为更完备的经验论形态，经验归纳法依然是正统的科学方法。

在物理学领域，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是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牛顿力学虽则是超越了狭隘经验论的人类理智的伟大成就，但它又同人们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力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比较直观，可以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某种原型。这种状况掩盖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思辨性质，甚至牛顿本人也深深陷入这一幻觉之中。他一再声称他“不作假设”，实际上却作了许多假设，他要求人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法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也具有现象论和经验论的特征：它尽量使用那些接近经验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放弃基础的统一性。热、电、光都用那些不同于力学量的各个状态的变数和物质常数来描述，至于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时间的相互关系中去决定全部变数的任务，主要只能由经验来解决。麦克斯韦及其同代人，在这种表示方式中看到了物理学的终极目的，他们想像这个目的只能纯粹归纳地从经验得出，因为这样所使用的概念同经验比较接近。从认识论上看，穆勒和马赫大概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决定他们的立场的。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法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至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设''''——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p．309)

但是，在某些个别的科学部门，已经悄悄地透进了新时代的曙光;尤其是非欧几何学，它仿佛故意向经验论示威一样，以毋庸置辩的方式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威力和奇妙作用。彭加勒正是在《科学与假设》中通过对非欧几何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慎密考察揭示出，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是经验的直接归纳，而只能以经验事实为指导，通过精神的自由活动(其产品即约定)来创造。通过研读彭加勒的科学哲学著作，尤其是通过创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实践，使爱因斯坦清楚地看到，人们可以在完全不同于牛顿的基础上，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考虑范围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但是，完全撇开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优越的问题不谈，基本原理的虚构特征却是完全明显的，因为我们能够指出两条根本不同的原理，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同经验相符合。这—点同时又证明，要在逻辑上从经验推出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任何企图，都是要失败的。爱因斯坦还清楚地看到，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发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理论科学家在他探索理论时，就不得不愈来愈听从纯粹数学的、形式的考虑，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正是科学发展的这种理论化趋势，使爱因斯坦认识到：“科学一旦从它的原始阶段脱胎出来以后，仅仅靠着排列的过程已不能使理论获得进展。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研究者宁愿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般地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1]，p.115），他进而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1]，p.262)

三、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动因

只是在广义相对论建立之后，爱因斯坦才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一个论原则从上加以论述。可是，早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他就在中大胆运用这一方法了，并在思想上对它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促使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赫兹、玻耳兹曼、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其二是当时的物现状使得他不能不那样做。

在联邦大学期间(1896~1900)，爱因斯坦自学了赫兹、玻耳兹曼等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赫兹在他的名著《力学原理》(1894)中试图重构力学，为此他仅利用空间、时间和质量三个原始概念。赫兹的力学体系建立在通过科学家个人的“内在直觉”从经验引出的公理之上，它能够导出经验预言。赫兹认为“内在直觉规律”的功能像“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判断”一样，并且声称他的力学重构是演绎系统，与牛顿的《原理》(全称《的数学原理》)有许多相同的风格。在这个公理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与我们的观察记录相对照的可检验的结论，依据该结论与可观察的世界一致还是不一致，来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正确。尽管爱因斯坦不赞同赫兹的隐质量概念和“把自然现象追溯到力学的主要定律”的长远目标，但是赫兹强调公理描述的威力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公理描述与其说在经验材料上预言理论结构，倒不如说在公理和直觉上预言理论结构。

爱因斯坦也自学了玻耳兹曼的《力学讲义》(1897)。在该书中，玻耳兹曼把力学作为物理学的核心，爱因斯坦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但是，玻耳兹曼重构力学的方法的下述特点，一定会强烈地震撼爱因斯坦敏感的心弦：“恰恰是力学原理的不明晰性，在我看来不是同时以假设的智力图像为起点而得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与外部经验相联系的尝试而得到的。”([2]，p．127)玻耳兹曼的意思很清楚：力学原理的不明晰，在于经验归纳，而不在于智力图像。玻耳兹曼的“智力图像”概念比赫兹的“外部对象的图像或符号”更自由，爱因斯坦可能山此注意到，力学的已使原理凌驾于经验材料之上。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1902)中对约定主义的论述，对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形成必定大有裨益，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4)曾和他的同伴索洛文、哈比希特一起研读过这本脍炙人口的畅销名著。彭加勒通过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后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它不是先验地支配我们的真理，否则希腊学者早就知道它了，它也不是经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体做实验，因而无法用实验证实或否证它。经过最终分析，它们化归为约定或隐蔽的定义。因此，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他进而指出：“约定是我们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

彭加勒在考察了物理学的理论后认为，物理学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相对于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而成的公设，它们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仅仅以证明它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迈尔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卡诺原理即能量退降原理、牛顿原理即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相对性原理、拉瓦锡原理即质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助长了狭隘经验事义的盛行。到19世纪，以惠威尔、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唯一可能的认识方法。到19世纪末，第二代的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的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的经验论，又要求摆脱经验论，它顺应了科学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一书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他和同伴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爱因斯坦坦率地承认彭加勒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认为概念和公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是理智的自由发明。他这样说过：“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韵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1]，p．6)

一开始，爱因斯坦也对洛伦兹的论（是1895年的论文，而不是1904年的电子论的最终形式）发生过兴趣，这是一种构造性的理论。可是不久，他从普朗克的量子论中看到，辐射具有一种分子结构。这是同麦克斯韦理论相矛盾的，而且麦克斯韦理论也不能导致出正确的辐射压涨落。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谈到了他当时的转变：“早在1900年以后不久，即在普朗克的首创性工作以后不久，这类思考已使我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力学还是热力学(除非在极限情况下)都不能要求严格有效。渐渐地我对那种根据已知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定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绝望，也就愈加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1]，p．23)从此时起，爱因斯坦就断然决定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来解决。

四、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特色

作为科学推理的演绎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早在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方法，并认为演绎推理的价值高于归纳推理。而古希腊名声最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把几何学系统化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就是逻辑演绎法的典范。牛顿在建立他的力学理论体系时虽然运用了归纳法，但其集大成著作《原理》的叙述方法却采用的是演绎法。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绝不是这种古老的演绎法的简单照搬。他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顺应当时理论科学发展的潮流，对演绎法作了重大发展，赋予了新的。也许是为了强调他的演绎法与传统的演绎法的不同，他在“演绎法”前面加上了限制性的定语——“探索性的”，这个定语也恰当地表明了他的演绎法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演绎法相比，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颇有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恰当地指明了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充分肯定了约定在建造理论体系时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把科学理论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作为理论的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其二是由此推导出的具体结论。在爱因斯坦看来，那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米，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1]，pp．6，315)。谈到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时，爱因斯坦说：直接经验ε是已知的，A是假设或公理，由它们可以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然后可以同ε联系起来(用实验验明)。从心理状态方面来说，A是以ε为基础的。但是在A和ε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通过非逻辑的方法——“思维的自由创造”(或约定)——才能找到理论体系的基础A。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联系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1]，p．372)

第二，大胆地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1]，pp．407，471)的命题，详细地阐述了从感觉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非逻辑途径。爱因斯坦指出，象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这样的具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指他们反对原子论)。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构造概念，事实本身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1]，p，102)

为了从经验材料中得到基本原理。除了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外，爱因斯坦还指出可以通过“假设”、“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灵感”、“幻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等。不管方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途径自由创造出来。这样一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于感觉经验而言在逻辑上是独立的。爱因斯坦认为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也正由于如此，从感觉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原理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也是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一步。因此，爱因斯坦要求人们“对于承担这种劳动的理论家，不应当吹毛求疵地说他是‘异想天开'''';相反，应当允许他有权去自由发挥他的幻想，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目的。他的幻想并不是无聊的白日做梦，而是为求得逻辑上最简单的可能性及其结论的探索。”([1]，pp.262~263)

关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范畴是自由的约定”，其中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即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爱因斯坦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选择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作家写小说时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显然，爱因斯坦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思维方式的自由、它们的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概括程度高低的自由，—般说来，它们包含的客观实在的内容则不能是任意的。这就是作为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类理智结晶的科学之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迫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1]，p．298)

第三，明确地把“内在的完备”作为评判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探索性的演绎法就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发明出公理基础，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逻辑演绎导出各个具体结论，从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评判这个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纲领性的回答([1]，pp．10～11)。他认为，第一个标准是“外部的证实”，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但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采证实理论基础。这个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经常运用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二个标准——“内在的完备”。它涉及的不是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简单性”。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元素要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少，同时不至于放弃对任何经验内容的适当表示。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可通约的质之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其次，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还表现在：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看到了“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当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就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备”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他还指出，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1]，pp.12、501)。爱因斯坦的“内在完备”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但是它在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的人的手中，却能够有效地加以运用，而且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完备时，它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

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探索性的演绎法的这三个特色。前面我们已简单地涉及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只谈谈爱因斯坦从“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的角度是如何对自己理论进行评价的。1906年，当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宣称，他在1905年完成的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质量和速度关系的数据支持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爱因斯坦的理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彭加勒立即发生了动摇，认为相对性原理不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价值。洛伦兹表现得更是十分悲观，他在1906年3月8日致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的电子扁缩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因此我必须放弃它，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2]，p．334)爱因斯坦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对自己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抱有信心。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指出：考大曼的实验结果同狭义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认为“刚性球”电子论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它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了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正由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前提的简单性大，它涉及的事物的种类多，它的应用范围广，它给人的印象深，所以爱因斯坦才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确凿的实验事实证实这种具有思辨性的理论。谈到广义相对论的“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整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1]，p．113)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当1919年的日蚀观测证明了他关于光线弯曲的推论时，他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他倒会是非常惊讶的。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唯物论的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贵的是，爱因斯坦在这里并没有排斥或漠视经验归纳法在科学中的地位。一方面，他认为纯粹思维可以把握实在;另一方面，又认为从来也没有一种理论是靠纯粹思辨发现的，他对构造性的理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爱因斯坦敢于正视矛盾的两极，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恰如其分的平衡，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提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只是强调“要大胆思辨，不要经验堆积”罢了，这是理论科学在20世纪发展的必然趋势，爱因斯坦则是率先表达了这一时代要求。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版，第75~76页。

ArthurI．Miller，AlbertEinstein''''sSpecisloryofRelativity：Emergence(1905)andEarlyInterpretation,(1905~1911)，Adison-WesleyPubiishingCompany，Inc.,1981,p.196.

H．S．塞耶编：《牛顿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6页。

H．Poincaré，TheFoundationsofScience,TranslationbyG．B．Halsted，TheScience,YorkandGarrison，N.Y.1913,pp.28,65.

篇6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7-0242-01

摘要：

在课堂教学改革中，我把指导学法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将一些探索性的做法作一介绍。课前备课兼顾学法备课；以典型材料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学法指导的整体性和形式的多样化；课外辅导点拨、强化学法。

关键词：学法备课; 激发学兴趣; 注重整体性和多样化; 课外辅导

学法指导是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授之于鱼，不如教之于渔”的教学古训，激励了许多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为此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供我们借鉴。但教学的时代性特征，决定了不能照搬古人，我们只能在继承和发展上下功夫。在课堂教学改革中，我把学法指导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一些探索性的做法作一介绍。

1课前备课注意学法备课

就是对教学各环节的策划，也是教学中的起始环节，它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为使学法指导既具针对性，又具实效性，必须在备课中兼顾学法指导，并对此作精心设计，这是搞好学法指导的先决条件。

1.1揭示知识体系。布鲁纳说：务必教给学生以基本结构。这就要求我们在备课中，必须对教材的知识点加以组织或重组，使历史知识结构化，并最大限度地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就可以把庞杂、散乱的历史现象变得简化、序化、网络化，使之构成一个基本的历史知识体系。这是学生宏观上把握历史规律及时代特征的前提条件。

1.2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会学生掌握探求历史真理的方法，使之能多角度、深层次地认识历史现象，解决历史问题，从而为提高历史认识创造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备课中，根据典型材料改进教学设计，加强学习和研究方法的指导，这是学好历史的基础之一。例如，《》的备课中，传统的教学设计是：1.战争前中西方社会的对比。2.鸦片的输入及危害。3.中国的禁烟运动。 4.第一次。5.中国战败的原因分析。这样的组织虽然面面俱到，但既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也不能使学生掌握历史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就是不能发展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能力。

如果改为这样的设计：1.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是什么？体现了什么样的哲学原理？（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2.林则徐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何称之为民族英雄？（传授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理论。）3.当时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为何会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斗争和以后的抗英斗争？（传授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原理。）4.是否可以认为没有禁烟运动就不会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传授偶然性与必然性辩证关系的观点。）5.是否认同“中中国战败是必然的”观点？（传授现象与本质辩证关系的观点。）6.“落后应该挨打”、“落后必然挨打”的观点中，你赞同哪一种？为什么？（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定论。）通过这样的“政史结合”，既加强了方法的指导和理论的传授，又为学生的学习与思考创设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2以典型材料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动力是能否学好历史的根本问题，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有关材料，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学科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备课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具体可以从四方面着手：1.利用直观手段（如实地参观、图像资料等），以生动传神的课堂描述、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合适的乡土材料等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情感教育。2.利用著名历史人物的优秀业绩、高贵品质、治学态度等——进行意志品格教育。3.史论结合，传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 ——进行方法论教育。4.利用典型材料，培养学生正确而高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进行思想素质教育。学生一旦形成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就必然表现出崇高的责任感，学习知识、钻研学法也就有了更高的自觉性。

3注重学法指导的整体性和形式的多样化

历史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因而学法指导的方法不可能公式化，不同的章节、不同的内容就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去指导。学法指导必须渗透于每一节课堂教学之中，从而使已掌握的方法得以强化，使未知的方法得以学习，这就是所谓的整体性。掌握历史学习的方法也不是只有一种途径，这就需要在学法指导中注重形式的多样化，如精心设计课堂提问，选辑典型史料以供学生阅读思考和讨论，提供历史定论要求学生整理历史知识等。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定能使学生的历史观得以加强，使历史学习的方法得以掌握和应用。

4课外辅导点拨、强化学法

一方面课外辅导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另一方面学生对课堂教学中教授的学法，去实践或自我探求学法一般也要在课外进行，因此，课外辅导中点拨和强化学法是学法指导中的又一重要步骤和手段。

4.1提供实践材料。主要是针对课堂教学中传授的有关学法，向学生提供有关预习复习的内容或提纲，提供精选的历史材料或有关学法指导的参考书籍等。

4.2教师设疑与学生质疑相统一。教师的设疑主要指把教材中的重要和关键部分提炼成有一定深度，但又适合学生实际水准的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鼓励学生去争论，同时向学生示范切入问题的角度。学生的质疑是指鼓励并指导学生多问“为什么”，并要求做到质疑要注重前提，解决要注重方法，以此来促进学生做到“学思结合”。

4.3细致地做好解题指导。首先是审题能力的指导。通过指导来提高学生对与习惯表达不一致的已知条件的等效转换能力，对解题起关键作用的隐含条件的挖掘加工能力；排除无效信息，提炼有效信息的扬弃能力等。

其次是深刻理解题意的指导。通过指导使学生对问题外露的能分清题型、要求、限制等，对问题内藏的能找准切入角度、分析层次及所用的知识点、理论或历史规律等。

当然，学法指导是一项长期而又细致的工作，有些步骤或做法在具体的操作中并无课前课后之分，只不过是各有侧重而已，学法指导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能力，使之能更好地自主学习，使之对知识的掌握更具广度，对知识的理解更具深度，对知识的应用更具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历史教学大纲［Z］.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于友西。历史学科教育学［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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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课是为所有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理论课，该课程存在教学内容多、课时少，学理性、政治性强等特点。如何提高该课程教学的实效性，使其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是值得深入研究与探索的课题。

笔者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对教学方法不断进行探索与总结，认为要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掌握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单靠理论的说教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采取直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方法，因此，在教学中融入实际案例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

一、案例教学法及案例设计

案例教学法，又称情景教学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进行阅读分析、评判和讨论，进而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知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从而促进学生能力素质发展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的真谛与核心，在于让学生在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并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智慧启迪，渐渐归纳并领悟出一个适合个人特点的有效的思维路线和思维逻辑，并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深化理论学习，真正地做到学理论、懂理论、用理论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化理论为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及能力。案例教学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符合对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需求的有效方法。它在原理教学实践过程中的灵活运用，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新契机，同多媒体教学一起成为教学改革新的突破口。

案例教学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但《原理》课的案例与其他学科的案例相比具有特殊性，它所体现的是的实践性与开放性的基本特征，那么在案例的设计上，就应根据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及学生的知识基础、思维特点和所学专业选择典型案例。如果要使案例教学法发挥最佳效果，必须对案例的特性进行分析和研究，而案例的“时效性”是取得案例教学法目标价值的核心所在。《原理》课案例的设计应该具备适时性、及时性、专业性、实用性和动态性的特征。

1　案例的适时性

在案例设计过程中，应该把握时代的发展特征，反映社会的背景。案例所起的作用是让学生用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如领会设计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两会精神及相关关注民生问题、节能排减、生态文明等方面案例。同时案例的设计应考虑到当今社会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讲《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选用的案例：《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中国改革第一乡》(向阳镇)，《辉煌30年》，《从党的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等。并让同学谈家乡的变化，使学生体会并认识到《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案例的及时性

案例设计尽可能获得最新的或者第一手的资料，包括新闻事件、社会热点、统计数据等。如：讲《联系的观点》选用了《尴尬的奶业》《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同时案例设计应该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热点、疑点或感兴趣的问题，用案例及时引起同学们的参与热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选用如：《大学生村官》《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研究中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等热点案例。案例教学不单是简单地告诉学生一个新闻或现成的答案，而是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事件中充当角色，以最快的速度使学生实现从理论向实际的转化，达到理论与实践的转化、结合，以提高其实践能力。

3　案例的专业性

主要指哲学原理部分的教学案例的选用应尽量与其专业有关，理科与文科有所不同，理科多选自然科学的相关例证，文科多选社科方面的例证。专业性案例就是使哲学原理的具体化，即把哲学融入到具体的专业之中，由此带有具体的专业特色，哲学教学围绕学生的专业进行，并力求在教学中将学生的专业及专业中的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加以审视。哲学教学的专业化将使哲学的论证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专业化的哲学教学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将哲学的理论联系学生专业特点，在解决或讨论专业问题时，运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及其观点，使哲学原理在解决专业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地实现，即在解决或讨论具体的专业问题时，运用并检验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学生对哲学原理的认识也是在这种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实现的。

例如：对医学专业学生教学中，把唯物辩证法原理与医学专业紧密结合，使哲学教学融入到学生的专业中，选用例证有《人体的整体联系》《中医的辨证施治》《药物的两重性》《治病要对症下药》等。给物理专业或理科学生选用案例：《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成就》《比萨斜塔试验》《“天空立法者”的奥秘》《科学发现的几点体会》等自然辩证法例证。哲学的本质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把一般消化在具体的个别之中。引用不同专业例证讲哲学原理能够解决“有用”的问题，使成为活的灵魂，指导行动的指南。《原理》课在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下必须联系实际，与专业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启发学生思维，从而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案例的实用性

指选择的案例应具有实践上的应用性。即案例要具有针对性，案例的内容应该精炼，并且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案例设计时既要有实际情况的描述，又包含着问题。同时应给与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案例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对其中的问题作出判断、推理和论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在讲《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时，选用《向大海要电》提问学生引出本节学习内容，选用视频案例《58年》《风力发电》，选用音乐视频案例《神再飞天》，并设问、提问、分析、评价，从而启发思维以达到运用案例，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抽象理论的教学目的。

5　案例的动态性

即运用视听资料案例，将案例资料通过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呈现动态性。视听资料案例也可以起到虚拟实践的效果，它展示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使静态的文本转变成动态的图像；平面的视角转变成立体的界面；无声的语言转化为有声的语言；单一画面转化

为多频画面，使教学内容更直观、清晰、生动、形象，具有现场感和立体感，并使得实践课教学也可以在课堂中进行。

二、《原理》课案例教学法的实现机制

根据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案例教学意义的实现一般过程是“形象――受教育者兴趣与情感――受教育者思维与情境体验――受教育者信念与信仰”的心理机制得以实现的。口在教学中注重精心创设案例情景，优化教学环境，以激发学生积极情感。提供给学生的文字案例，图片、音频、视频等视听资料案例，并通过多媒体展示，其目的是创设教学情境，以达到案例教学目标实现的最佳效果。具体做到：

1　运用形象

(1)教师形象

“教师有激情，学生才有激情”，讲课要富于激情和表现，作为《原理》课教师，上课前要酝酿情绪，做到带着激情上课，有了激情，课才有感染力，学生听课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才喜欢听。通过教师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表情、恰到好处的动作等方面的情绪渲染，来感染影响学生。

(2)通过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的展现出来

运用多媒体创设文字案例、图片、音频、视频教学情境这种方法可以体现出教学内容的新颖性、多样性、趣味性，是吸引学生注意力并激发学习动机、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条件。尤其图片、视频可以直观、形象地再现客观事件，它的生动性有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这些教学手段以其多样化的信息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使之本来抽象的理论学起来形象生动有趣。《原理》课概念、罗列的知识点多，而用传统的讲授让学生去掌握抽象理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用感官去接触就会变得非常直观形象生动。因此，多媒体教学在抽象理论与形象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它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原理的真谛。

2　创设情境，以启动思维，激感、兴趣

良好的情境会激发学生强烈的爱憎、好恶，点燃起学生思想的火花，唤起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反之，学生缺乏必要的情感体验，会使学生情绪低沉。在《原理》课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情感，创设一定的情境，渲染教学气氛，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把抽象的概念、原理等教学内容通过情景以具体化，让学生感受到这些概念、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和表现。同时矫正因抽象的理论概括所产生的各种疏远(《原理》课许多概念原理都是从经典著作引导出来的)，扩大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视野。并自我体验，即通过学生自己来进行自我教育。如案例、热点问题的讨论、学生社会调查的汇报等，都会造成一种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

3　情感升华成信念、意志，进而产生动机、行为

要做到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向指路创设情景，提供案例资料、讨论交流等多种途径，使学生在不断的情境“体验”中“获得知识、发展能力”。促进学生学会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使学生从整体上掌握，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三、案例教学法在《原理》课中的应用模式

在《原理》课案例教学中总结了名种具体的操作模式，在教学中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目标、专业特点、教学物质条件等因素选择。

1　案例叙事评述

所选用案例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介绍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社会背景，展示有关对事件的观点，着重评价该案例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如“一国两制”(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和谐社会”(理解矛盾的统一性)，“天下第一村”、“辉煌30年”、“家乡的变化”、“从党的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等案例，以教师评述为中心或由学生叙事，以揭示基本原理，激发学生的爱国、爱家乡、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为主要目标。

2　案例情境模拟与自省

呈现案例，描述案例发生的具体情境，让学生产生亲临感；在“身临其境”中体验，对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并阐述理由：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述。具体操作时就是将文字、音频、视频案例，通过多媒体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创设虚拟现实情境，学生在身临其境中进行情感体验，使学生领会教学内容。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而是以学生实际体验感受为主。从而理解相关教学内容的知识点，引起世界观(思想)和方法论(行动)的转变。如在讲“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时给学生放《变形记》，学生们在观看时被真正感动了，有的还流下了眼泪，这种体验效果是讲授无法达到的，之后又组织学生进行课堂发言谈感受或课下写观后感。

3　案例置疑

所选案例目的在于设置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质疑或引起兴趣，进而思考、讨论；对讨论提出的问题或观点进行点评，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如讲“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时，放“58年”短片，然后提出问题：“58年的错误在哪里?”如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提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哲学悖论，引起学生极大兴趣，并积极思考、讨论。

4　案例探究

首先要求学生自己寻找案例，把学习延伸到课外。其目的在于促进学生从《原理》的理论视角观察社会现实。具体方法是我们教师进行基本的概念、理论的讲解、辨析；发动学生搜集、整理发生在生活中的案例，并进行初步分析；学生将自己发现的案例提交老师或班级讨论；教师按专题就典型案例进行讲评。其次是教师提供案例，要求学生课下找资料解答。

5　案例研讨和导训

具体操作是由老师呈现案例、学术研讨、案例解说、理论总结四个步骤完成教学过程。案例研讨侧重集体研讨，案例引导训练侧重独立训练。在《原理》课教学中适当地进行案例研讨或案例训练对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十分必要。可尽量根据学生所学专业，选择与其专业相关的案例进行，让学生获得一定的日后处理本工作领域关涉的方法论(即案例设计的专业性)。案例训练也可通过做选择题或判断题的方式进行，然后提问学生、矫正、评价总结，这样可以及时检验教学效果。

四、案例教学法在《原理》课中的实际效果

通过案例教学法在《原理》课中的实践运用，提高了学生分析、理解、判断和创造等多方面的能力，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具体表现在：

1　提高了学生学习《原理》课的兴趣，较好地掌握了基础理论知识

《原理》是一门理论性、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如果只是用理论讲理论，学

生会觉得枯燥无味、难以理解并产生厌学情绪。案例教学法所采用的案例来自现实生活，来自于现实社会，比单纯理论知识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心理。特别是我们的案例是集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为一体，通过多媒体形象生动的展现在学生面前，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学生在轻松愉悦中学习领会和掌握理论知识。

2　提高了学生分析、语言表达和组织、交流的能力

在案例教学中学生能够积极参与，他们认真阅读老师提供的案例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得出结论。提问时积极发言，讲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在讨论的时候，并与他人展开争辩，增加了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互动，提高了学生分析、表达、交流的能力，取得了较好效果。

3　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侧重于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地分析所提供的案例资料，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从而掌握《原理》课所要教授的理论和观点。同时生动形象的案例学习，学生听课的兴趣浓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　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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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113―06

一、引言

“制度变迁”是在现代语境下引入到经济学的舶来术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地论述制度变迁的文献中，如林毅夫(1989)、杨瑞龙(1998)等均未提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而且均界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里。这似乎成为此类学术研究的“定律”。只有到了1995年以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术语才在国内出现和被延用，相对于大量运用新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文献，这表明在国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话语权”。这个现象显然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直接相关。

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范式在国内研究的大行其道，形成一股“诺思热”，主要有两种缘由。一是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引入经济学分析，除摈弃了新古典分析中制度和时间是外生的假定外，仍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成为西方新制度学派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硬核”；二是在中国体制转轨的制度胶着期，经济主体损益的“边界”需要重新界定，尤其是改革战略选择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需要寻求一种理论上的指导，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研究并没有与国内的制度变迁跟进，还仅仅是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学说，对一个既有制度内部的制度演进并不能提供系统的解释，这就为运用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去寻求改革方式及战略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契机。

因而在中国体制转轨初期，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被许多中国学者追捧，并试图用以解读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却由于国内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形成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能很好地回应来自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诘问。其实，即使诺思本人也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所以，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角度出发，在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加以评述，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四条主线

基于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国内学者开始了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从“回应”的方式和程度上，可分为四大主线：一是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二是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三是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四是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不难看出，前两条主线是为第三条主线进行必要的知识累积和铺垫，只有洞察彼此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回应”才是有说服力的。第三条主线是“回应”的基本层面，通过正面直接的批判和对“诘问”的批评，寻求下一步理论构建的支撑点。第四条主线才是“回应”的关键，这是改革方向的指引问题，即中国的制度变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

1　第一条主线：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这条主线是基于批判视角系统比较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上的不同点。主要从四条线索人手：(1)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前者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构建起心理个人主义者无法得出的生产理论，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建立了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方法不但具有理论构建的一致性，而且能够克服制度个体主义的缺陷，并由此去认识“现实”人的本质；后者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其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前者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后者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制度主体学习能力分析。前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中体现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后者具有较明显的二元史观和形而上学色彩。但两种方法论是可以兼容的，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2)两种制度变迁主体认识观。两者都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一个变革的社会力量，前者认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即由具有共同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阶级，而后者认为是个人和利益集团等非国家组织。(3)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论。前者是生产力一元动力论，后者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的外部利润，以外生因素人口变化为最终动力的多元动力论，主观上在于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客观上在于相对价格变化、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4)两种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理论。前者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总体上能够得到人类制度变革的事实的坚强支持；后者认为是路径依赖理论，不能很好地对社会长期结构变迁进行分析。

2　第二条主线：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张宇教授(2002)指出：“在对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上，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理论遗产。但是，一方面，经典作家的制度变迁理论需要挖掘、整理和阐发，存在一个系统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所有严肃的研究者也都认为马克思本人对制度变迁有系统的理论构建。于是，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原典著作里的论述进行回溯，以求在现代语境下重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基本要点包括：(1)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并具体分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法权关系，还认为职能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都是有合法权的人，在法律上他们都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所以，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2)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种具有多种属性、多种职能的复合体，并从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未来的归宿，从本质上讲，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行使产权的工具。(3)马克思论述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它是社会存在的比较间接的反映，是从普遍意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反映形式，从革命阶级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投资”。

3　第三条主线：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国内学者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它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分析范式，随后顺延这种思路，进一步把这种批判进行深化，并回应其对相关命题的诘问。具体来说，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基本内容的批判。主要是对诺思主义的制度起源和本质、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以及制度变迁道路进行批判，提出对其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创新的相关命题的质疑，认为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是具体制度的变迁，在具体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上，虽然提出了制度创新过程中“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联合行动的理论，却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第二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批判。从方法论的层面，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所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整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对其制度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批判，以及认为无论是从投入产出分析还是交易费用分析，都无法明确制度变迁的目标，更无法解释社会革命。第三条线索是回应对相关命题的诘问。主要是回应诺思等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从阶级这个整体范畴出发无法解释“搭便车”问题，以及重视技术的变化而轻视人口的变化等。

4　第四条主线：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基于批判视角的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必然引发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体系作为逻辑基点的理论构建，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在马克思分析框架里的制度变迁理论。总的来说，有五个方面。(1)在系统了解唯物史观与制度变迁理论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由体现社会制度变迁客观历史性的制度结构模型、把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制约结合起来的制度选择模型，以及对制度的优劣和制度干预的标准与途径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制度理性模型三部分组成的，并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框架。(2)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人手，构建所有制与所有权理论、社会经济制度动态发展及更替的一般规律、一般商品经济制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马克思制度理论分析框架。(3)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以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人运用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为出发点，构建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4)从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论阐述和经典研究案例着手，构建由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提、逻辑起点和核心环节三个基本命题组成的一种宏观动态的制度变迁一般结构分析框架。(5)从两种不同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渊源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具有全面解释力的框架下，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

通过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全方位的批判和回应，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至少有两种观点得到确认：一是制度变迁理论并非是科斯、诺思等新制度学派所首创，在诺思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之前，马克思就有了自己的全面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二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有本质区别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理论的批判和回应只是初步的，还有待展开，在中国体制转轨理论指引上，如何进一步地充分掌握“话语权”，仍将成为下一步理论研究演化的方向。

三、对已有研究文献的评论

从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相当多的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仍是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力度不够，而且对目前中国体制转轨也缺乏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概括起来，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1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1)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2)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变革趋势。(3)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来研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制度变迁的过程是生产力的张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4)制度分析的出发点在于从人类社会实践的高度来把握社会关系以及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可以充分显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迥异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一些学者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的主题仍然是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等诸要素，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上去考察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而研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生产力一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一经济增长”这一分析框架，能为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等研究主题提供更多的解释空间。

2　方法论评判多，基本内容构建少。(1)国内研究更多集中在方法论层面上，通过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比较，分析了马克思方法论的科学和正确性，并从中导出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2)在内容构建上，大多数研究文献仍在仿照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很少运用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以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为研究视角进行分析，以及从制度的起源、道路、动力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就使人们容易产生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是否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

从根本来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能不从方法论人手。从一些研究文献来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国内的学者基本认定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更接近整体主义，但是，整体主义既不是经济学所独有，也不是经济学的本质，而且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机械决定论和机械的整体论。此外，一些文献的研究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研究制度变迁的“临界点状态”及该状态下制度冲突的实质和表现形式，而较少关注制度变迁的各种复杂因素的量的积累过程，以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偏重于研究宏观整体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动态及其规律，而没有发展出有关微观局部的交，易结构研究的理论工具。所以，在研究中国具体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体主义也应该是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样不仅有助于研究我国体制转轨下微观主体的产权制度变迁，而且也使社会转型中制度的累积性演化有一个更有力的解释基础。

篇9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2

辩证法，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追溯起，到近代经过康德、费希特、谢林，到了黑格尔那里有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发展，并且在其理论形式上几乎达到了完美。但是辩证法在德国古典哲学阶段的发展却是受到限制的，它被深深的包裹在唯心主义哲学的外衣之中。康德把辩证法理解成思维方式自身的矛盾，黑格尔把辩证法卷入到概念的运动之中。这虽然促进了辩证法理论的丰富，但也没有科学的说明辩证法思想。

一、康德的理性辩证法

康德的辩证法以理性辩证法的样态而出场。为了论证科学知识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普遍必然性，康德对纯粹理性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理性辩证法作为一种逻辑矛盾和逻辑分析方法而产生。作为一种逻辑矛盾，康德在论证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和普遍必然性时，通过先验的方法引进了先天综合判断、先验自我、先验能力等概念，使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得到了保证。但由于人的先验能力的限制，人只能认识被先验能力加工过的事物表象，而不能认识事物本身。而在论证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普遍必然性时，陷入了逻辑矛盾。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完全可以脱离经验材料而根据两个相互对立的逻辑命题而分别作出一番符合逻辑的推论，最终得出两个相互反对但又各自成立的命题。因而理性辩证法就陷入了谬误的推理。具体来说，产生谬误的原因在于范畴的不正当使用，将原本用于经验世界组织整合知识的范畴用于脱离材料的超验世界――形而上学领域――进行先验逻辑的演绎，因而出现了“先验幻相”这种在自然界并不存在内容的假象，因此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谬误推理。作为一种逻辑分析方法，康德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作为认识能力追求的是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一方面通过理论理性构造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通过理论理性构造了一个对象世界、一个有规律的世界；实践理性作为意志能力追求的是客观道德法则，保障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与普遍必然性。

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论证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但令人惋惜的是他把辩证法仅仅看作是人们头脑中的思维的产物，只是人的一种思维形式。

二、费希特的主体辩证法

费希特的哲学重点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在考察了康德哲学之后受康德影响，充分赞扬了康德哲学中先验自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他认为康德并没有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相反康德哲学的缺陷仍然是理论与实践、必然和自由的分裂，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康德肯定“自在之物”这个毫无意义的幽灵在其哲学世界里不可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费希特把康德受自身条件限制的先验自我发展成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自我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提出思维创造存在。具体来说，这种哲学思想表现于费希特建立的知识论三大基本原理：第一，自我设定自身；第二，自我设定非我；第三，绝对自我统一自我与非我。在费希特看来，自我是不证自明的、唯一的实在，是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的自我产生、自我肯定，也即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先验存在。非我是与自我相对立的事物，自我创造了非我、非我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这也就是说主体创造客体。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自我本身的运动产生的对立，所以自我和非我最终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了统一。绝对自我仍然是一种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东西决定的绝对主体。这样主体和客体最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了统一。

费希特的先验主体辩证法是一种先验主观唯心主义这哲学。他把主客的对立理解成“自我”本身产生的对立，客体完全依附于主体。最后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了两者的统一，而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无限过程构成了主体统一的基础。这是一种主观理解，事实上自我始终无法克服与非我的对立。但费希特突出强调了主体因素在辩证法中的作用，主体在认识世界时所发挥出来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三、谢林的客体辩证法

谢林是继康德、费希特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他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辩证法，以此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提出哲学的出发点和原则是“绝对同一性”。谢林认为，主体和客体是有差别的、矛盾的，要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需要一个超出两者之上的最高原则，那就是“绝对同一性”。绝对同一性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也不是同时的两者，它是客观的、绝对的“自我意识”，它凌驾于主体之上，是万物的本原，是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依据。“绝对同一性”是没有差别的和绝对的，同时“绝对同一性”又先于一切差别和矛盾而存在，是差别和矛盾的根源，差别和矛盾最终又回归到了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中。进而谢林把康德、费希特的主观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领域形成了客观辩证法，认为人类历史如同自然发展的历史一样，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的是事物本身的矛盾。

谢林一方面强调了自然对精神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了精神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客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和认识前进的动力，其构成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法。但是这种对于辩证法的认识，谢林没有解释清楚。无差别、无条件的绝对同一是如何过渡到有条件、相对的差别和矛盾，并且其统一的终点是客观的绝对的自我意识，就不得不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谢林的客观辩证法对黑格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黑格尔正是在谢林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对于辩证法的认识。

四、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辩证法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辩证法思想启发于康德的“二律背反”，在积极吸收了费希特、谢林的哲学思想后，批判了他们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他的理念辩证法。

在黑格尔的哲学里，辩证法是作为最高存在的绝对理念的运动法则。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他把辩证法提升为一种客观真理和普遍规律，是一种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哲学方法。绝对理念本身发生着辩证运动，使自己完成自己的发展，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逻辑学》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理论阐述的重要文献，在《小逻辑》一书中黑格尔对辩证法作了一系列的解释：“概念的运动原则不仅消融而且产生普遍的特殊化，我把这个原则叫作辩证法。”[1]“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2]，“不可以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高级意识和普遍经验里的法则，举凡围绕着我们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看作是辩证法的例证。”[3]这就说明，在黑格尔看来，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辩证法是绝对理念本身所固有的东西。而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自然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4]任何事物都抗拒不了这一方法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5]所以，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也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的。但无论是作为本体论的意义，还是作为方法论的意义，事实上黑格尔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说的，在黑格尔哲学里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就是同一个东西。

绝对理念的运动坚持辩证原则。绝对理念从自身中外化出整个自然界，自然界的产生正是绝对理念运动发展这套逻辑运作的结果。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说道：现实事物是没有客观实在性或对象性的，一切实证的、对象化的事物都是观念的外化，是自我意识进行“否定”的结果。“对象本身表明了自己对于自己说来是消逝着的东西……自我意识所以认识到对象的这种虚无性，一方面是由于他外在化它自己；因为它正是在这种外在化过程里把自身建立为对象……另一方面，这里同时还包含另一环节，即自我意识又同样扬弃了这种外在化和对象性，并把这种外在化和对象性收回到它自身中，因而它在它的异在本身里就是在它自身中。”[6]而上述的这一过程，黑格尔又把它搬到了《逻辑学》里。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把这一辩证运动表述为概念从普遍到特殊再到个别。

在逻辑学阶段中，绝对理念是作为纯粹概念而存在的。否定之否定是一系列纯粹概念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规律、原则。纯粹概念之所以是相互联系并且相互转化而保持统一，原因在于事物总是一个许许多多纯粹概念甚至是由纯粹概念组成的概念群复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总体。在黑格尔眼里，具体事物就是具体概念，整个纯粹概念的发展是一个有着内在必然联系的、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的、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和其他环节内在的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所以黑格尔认为只要说明了“具体概念”自身所包含的各个环节是如何相互转化、如何内在的联系成一个统一体，那也就是说明了和认识了具体概念，那也就是说明了和认识了具体事物。只要说明了这些联系，也就说明了这些环节，说明了这些环节也就说明了这些联系。因而具体概念内部的各个环节，都是由许多逻辑规定有机联系着的，并且是相互转化着的一体。

所以，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不但是理念的运动法则，还是哲学本身。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哲学的独立性是使用自己证明自己、自己回归自己的圆圈式的论证方法。黑格尔说“哲学是独立自为的，因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而且哲学开端所采取的直接的观点，必须在哲学体系发挥过程里，转变成为终点，以及成为最后的结论。当哲学达到这个终点时，也就是哲学重新达到其起点而回归它本身之时。这样一来，哲学就俨然是一个自己返回到自己的圆圈。”[7]

小结：

辩证法思想在近代得到了发展。从康德到费希特到谢林到黑格尔，关于辩证法思想理论越来越丰富，我们透过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的棱镜，审视近代辩证法思想，加深了我们对于辩证法问题的认识。从康德的理性辩证法、费希特的主体辩证法、谢林的客体辩证法、黑格尔的理念辩证法，马克思也是在充分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扬弃，提出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所以，对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考察为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奠定了基石。

注释：

[1]【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刷馆2004年版，第88页。

[2]【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刷馆2004年版，第177页。

[3]【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刷馆2004年版，第177页。

[4]【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刷馆2004年版，第17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0页。

篇10

   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方面的研究论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在考订史实的同时,致力于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推进君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1]一位学者曾经评价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状况说:“学术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材料梳理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另一方面,人们基于宏观社会理论,着重从阶级性质、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讨论官僚政治。这些研究不可否认也是成绩斐然,但在丰富致思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新的进展尚嫌不足。问题之一,似乎在于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在宏观社会理论与史实考订之间,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属于中间层次,大约属于某种‘中等范围’〈middlerange〉的理论。”[2]依笔者浅见,在有关君主制度的研究当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认真说来,除了各门学科都通用的一般的宏观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们目前确实还苦于缺少一种属于或贴近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的独特语言,以便能把这种宏观理论过渡、转换为中观的理论。由于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盲区,也就无法确立属于中国君主制度研究所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形成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分析范畴和基本语言,从而也难以找到学术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基点,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整体的学术积累。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对上述呼吁的回应,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诠释和描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运行机制的思路,诚望得到批评教正。[3]

   一、 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其中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决定事物面貌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进而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矛盾,它制约着和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着手,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方向和把握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它从方法论上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正如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一样,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因而也就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分析对象!

   那么,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寻找切入点,来把握这一矛盾呢?

   在这方面,经典作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曾概括和总结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4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为了便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尽可能地暂时抛开“一切混杂的附属物”,在“最少受干扰”的情况下研究事物的“纯粹形态”或典型形态。5由此,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第一,应该从最常见、最普通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出发,去把握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因为这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里面蕴含着事物一切矛盾的胚芽;第二,应该暂时抛开这一基本矛盾和其它矛盾、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社会基本矛盾、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等),在一种较为纯粹和典型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部、贴近这个基本矛盾本身进行分析,然后再由抽象到具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由简单到复杂,由“纯粹”地描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过渡到对外部联系(这种矛盾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的全面分析。

   另外,马克斯?韦伯也在其社会学研究中采用了一种著名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技巧和方法,即:首先在理论上假定社会行动的“纯粹”形态即“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与社会行动的实际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把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和马克思有所不同的是,韦伯不大愿意承认这种理想类型的“假定”是有客观基础的,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甚至认为这种假定是有些“武断”的。7如果抛开其思想的“武断”成分,韦伯恰恰是从他的角度证明, 为了便于对问题的分析操作,暂时假定事物的“纯粹状态”是十分必要的!

   质言之,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将首先从比较抽象的层次,在一种比较单纯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去分析其基本矛盾及其运行状况;然后再“跳出”到这种制度的外部,分析其外部联系,即分析这种矛盾运动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特别是它与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关系。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那么,具体到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说,它所表现出的“最普通、最常见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君权在制度上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叫做君主的“权力――能力的不对称”问题。一方面,这种制度把君主虚设为“至圣至明”的全能角色,赋与他不受任何外在法律制度约束的、无限的权力,要求他以全能的角色去行使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无法使君主具有能够胜任此种角色的能力,君主的实际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权力不相适应。这样,无论从情理上还是从经验上看,专制制度下的君主都必然会陷于权力与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之中。

   这种君主有权而无能、能力与其权力极其不对称的矛盾情况,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说明。从一般情况来看,一切专制君主――无论相对于当时的条件其实际才能如何,都不可能是至圣至明的全才、全能人物,其才能都不可能胜任其“角色规范”的要求;与法治社会相比,仅靠君主的一己之才来对国家实行“人治”总是不够的。具体来说,专制制度在肯定君主一人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独占、在赋与君主以无限的权力(全权)的同时,也就使他背上了无限繁重、超负荷的管理负担。所谓“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8这原本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应有之意。但实际上只有全智、全能的人物才能胜任这种全权职务,现实中的君主又毕竟是人而不是神,面对无限复杂的政治世界,他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摆脱“无知之幕”;为应付无限繁重的政治事务,其精力、能力也总是有限的,无论君主多么具有雄才大略和精力过人,都注定是不能胜任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有法律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9如果舍弃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任何君主在智能方面都注定不能胜任专制制度的要求。明太祖朱元璋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他曾狂妄地下令废掉行之已久的宰相职位,并禁止任何人奏请恢复,否则“论以极刑”。虽然一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集权,但以国家事务之繁重,终非一人所能胜任。尽管他“宵旰图治”,据说开始每天处理400多件政事,不久就难以为继,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在身边设置了内阁大学士,协助他处理政务。 内阁大学士起初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性质的职务,后来又演变为实际的宰相,只是碍于朱元璋“金口玉言”的禁令,避宰相、宰辅之名而称“阁臣”、“辅臣”、“首辅”。朱元璋可以说是以自己的方式印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相比之下,唐太宗一开始就没有这么“自信”,他承认以天下之大,国事千端万绪,遇事应与“百司商量,宰相筹划”,“岂得一日万机,独断于一人之虑也。”尽管他不便公开承认“至圣至明”的皇帝也有“无能”的时候,但已算得上是比较有自知之明了。总之,任何个人的智能对管理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够的,都不可避免地使他陷于“先天性”的无知、无能的境地。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权力――能力的不对称”问题。

   所谓相对意义上的“权力――能力的不对称”问题是指:君主专制本身不仅不能产生符合全权要求的全能人物,就连当时条件下比较优秀的人物也难以保证,从而导致君主有权而无能。首先,君主专制既然是一种肯定君主一人独占国家最高权力的“家天下”统治形式,君权在本质上就必然是排他性的,是不能由异姓染指的,故在最高权力的继承形式上,只能采取反智型的君位世袭制(清朝例外)。而在中国皇帝多妻制的情况下,皇子往往不只一人,为了既能保证皇位为一家一姓所私有,又能“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本源”,防止皇室兄弟父子因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只有沿用原来宗法制下辨别嫡庶长幼以定尊卑的做法,采取以嫡长子继承为基本准则的皇位继承制度。其具体内容是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和“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选择皇后(正妻)所出的嫡长子作为首选继承人,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则是以最年长的皇子作为第一序列继承人。这种制度的基本精神在于,以“贵”(嫡)和“长”(年龄)的硬性标准,把具有继承资格的人数限制在一个人身上,把最高统治者的选择范围压缩在最低范围,以使皇位能在一家一姓内部有秩序地继承,自然无法顾及对君主在才智德行方面的要求,只能公开放弃了那种较少操作性的“贤”的要求(“不以贤”)。这样的君主继承与“选择”方式实际上是无可选择的,具有明显的反智特征。另外,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具体运用中,由于有些君主不具备生育能力、皇子短命早夭等原因,造成继承系统的断裂与真空,这时就会采取变通的方式,从血缘关系最亲近的皇室成员中挑选继承人。但这种方法也不可能弥补世袭制的缺陷,因为:从全国的角度看,这种选择方式在范围上还是过于狭隘了,要在这样一个狭小范围内选出在全国比较优秀的统治者,概率还是太小了;从这种方法的实际操作结果看,选择什么样的君主主要也不是取决于当选者的才德因素,而是视接近权力核心的各种政治集团(如外戚后妃、宦官、权臣)的私利和他们相互斗争的情况而定。为了各自的狭隘利益,有的当权者甚至“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故意把幼儿、白痴扶上皇位以把持国政。足见嫡长制的一些变通形式也不能改变这种皇位世袭制的反智特点。其次,专制制度下的君主也缺乏正常、健全的政治社会化条件。君主的全权职务不仅要求他起码应具有正常人的感情和健全的人格,而且必须广闻博见,具有一切最高统治者、政治家的必备阅历和必要感受,才有可能扮演好君主的角色。然而君主至高无上的“超人”地位和专制制度对权力的独占性、排他性又把他局限在一个极其狭小封闭的生活天地内,每天接触的就是那几个女性和心理变态的宦官。所谓守成的帝王“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不仅很难具备过人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反而连正常人的感情、心理结构和生活经验都不能具备,以致于出现许多心理变态、行为乖僻之徒,远远不能适应其政治角色的要求。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秦统一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合乎角色要求的君主自然是绝无可能出现,除了少数“马上取天下”的武力开国者以外,继位君主中连勉强够格的君主也不多见。常见的情况是幼儿、白痴、昏庸无道、性格变态之徒占据了皇位,以至于古人感叹,一个王朝几百年中绝大部分君主“非暴即暗,非暗即僻,非僻即懦”。一方面需要最杰出和最有能力的君主,一方面“产生”的却是大量的平庸无能之辈。

   当然,这种君主“权”与“能”相互脱节、相互矛盾的问题并非中国的君主专制所独有。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最早意识到君主专制制度的这一内在矛盾的人。他指出,那种由君主以个人的智虑去“独理万机”的统治方式,实际上是“不合乎正义”的:君主虽然拥有治国的全权(绝对权力),但即便是最“贤明”的君主也难免有才智方面的不足,也会发生偏私与失误,更何况世袭制又很容易使失德无能者继位。所以,只有法律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托马斯?潘恩也在其《常识》中不无辛辣地说:“君主政治的体制里有一些极端可笑的东西。这个体制首先使一个人无从广闻博见,然而又授权他去解决那些需要十分明智地加以判断的问题;国王的身份使他昧于世事,然而国王的职务却要求他洞悉一切。因而这两种不同的方面,由于它们出乎常理地互相敌对和破坏,证明那整个的人物是荒唐的和无用的。”正是有鉴于君主的权力和他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如此的悬殊和矛盾,潘恩甚至抨击君主制度“常常把笨驴而不是雄狮给予人类”,从而使得这种制度“成为笑柄”。

   另外,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一书即以欧洲的史实为例,提出君主专制制度“必须依赖‘伟人’存在,这个伟人必须是大智大睿,无所失误,而且必须是全心全意协同于国家利益的。”然而具有这样品德和能力的人不仅“无论何时何地都难以找到”,“相反,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总是把平庸之辈最终送到权力的顶峰,他们的无知与愚昧又总是以个人喜恶为标准,把国家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可见,这种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是一切君主专制制度普遍存在的内在基本矛盾。不过,与西欧的情况相比,这种矛盾在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身上似乎反映得更为充分和突出。这主要是由于:首先,在西欧君主专制时期,至少从制度上还存着一定的制约君权的组织形式,如英国的初级国会Parliament,法国的三级会议,俄国的贵族委员会,存在着一定的合法反对的舞台,而中国的君权则没有任何外在制度上的限制与约束,中国的君主专制实际上赋与了君主以更大的权力。其次,中西君主专制制度虽然都是实行君位世袭制度,但中国却在宗法家庭制度的影响下,以嫡长制作为其基本形式,采取了一种更加直接了当地“以贵”、“以长”而“不以贤”的方式来选择君主。这就必然会造成君主在权力与能力方面的更大悬殊,使君主专制所固有的矛盾更加突出。

   二、 在基本矛盾的现实展开: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运动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权力不对称、不适应的情况,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要么是君主滥用权力,要么表现为君主根本无法运用权力,都会造成严重的统治危机,直接损害统治集团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既然存在着如此“荒唐”“可笑”、如此明显的矛盾,然而君主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延续毕竟又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如何可能的呢?它又为什么会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了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历史上的任何现象的存在都不是偶然的、不可理解的。一种制度或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被一代又一代人所接受,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于它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无数次的洗炼、无数次“博弈”而筛选出来的,因而蕴含着某些人类集体智慧。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长期延续,它之所以成为君主专制的典型,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其中非常重要而又常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君主制度本身在各种社会条件作用下的运行状况。具体来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作用下,君主专制制度自身也会发育成长出某种调节机制、某种“解毒”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君权的滥用和过度膨胀,弥补君主在能力上的不足,并在实际运行中调节、缓和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之能够长期维持并发育完备。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它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两种力量或两种功能――借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话说,就是存在着“桌面上的政治”和“桌子底下的政治”:在制度的正面和制度的最初设计层面,表现出的是一种维持、强化君权的力量和倾向,这种力量或倾向力求突破一切束缚和一切障碍,顽强地展现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在制度的里面和制度的运行层面,又存在着一种调节、制约君权的力量与倾向,力求从“体制内”约束君权的盲目扩长和非理性、随意性倾向,弥补君主在能力方面的不足。正是由于这两种功能、两种力量的不断摩擦冲突又不断磨合调适,形成了君主制度的现实存在与演变运动。下面,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这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状况。

   从君权的维护、强化倾向方面来说,首先突出地表现为,在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上,一直奉行的最高政治准则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权至高无上,君主的意志高于一切。基于这一原则,专制君主从根本上否定、排斥一切具有稳定性、独立性的制度和机构,一切制度和组织机构必须根据君主的意志而废存转移;君主对国家一切事物和全体臣民拥有全面、绝对的权力,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可以“言出法随”,对臣民随意进行生杀予夺,而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制约;君主被称为“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集神权、政权、父权、师权(思想权威)于一身;任何人不得公开怀疑、触犯君主的这种权力和地位,否则就会遭到最严厉的制裁。这种维护、强化君权倾向的另一表现是,历代封建王朝都公然肯定天下为一家所私有,把追求一家一姓的私利奉为最高政治目标,使君主专制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性。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称始皇帝,其寓意就在于要把天下国家当作私产,“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后,也得意地对曾经把自己视为无赖的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值得注意的是,当刘邦把天下视为个人产业时,殿上的群臣也都认为理所当然,“皆呼万岁,大笑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