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手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融资手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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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过程造价控制；工作内容；收费标准

近年，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咨询服务（简称“全过程造价服务”）日益发展，并逐渐成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的重要服务方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努力提高全过程造价服务质量，为控制工程造价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全过程造价服务的价值创造相比，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偏低。这也影响了全过程造价服务健康发展。为此，需对全过程造价服务工作内容、收费标准的规定进行完善。

1全过程造价服务收费现状

目前，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全过程造价服务在实施中呈现严重的收支不平衡情况。主要原因是，有关规定对全过程造价服务规定了一般水平的收费标准，但是市场中实际费率却处于很低水平。

1.1 全过程造价服务实际费率很低

一方面，委托双方对全过程造价服务工作内容及收费标准的理解存在分歧。委托方通常强势认为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或审核）、工程结算审核服务应包含在全过程造价服务中，并且将此纳入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款。按照委托方上述理解并执行，全过程造价服务费率已被委托方严重压低，如以某省规定的分档费率为例：以建筑工程造价为收费基数，全过程造价服务费率为5-13.4‰，扣除编制（或审核）工程量清单的费率1.3-4.2‰和审核工程结算基本收费的费率1.4-4‰后，中间阶段的服务费率仅为2.3-5.2‰，而实际需要全过程造价服务的一般为大中型项目，大中型项目的费率低至3.3‰（5000

1.2 超范围服务、超期服务却未获得相应收益

另一方面，建设工程实际工期超出计划工期的情况很普遍，部分建设工程实际工期延长一年甚至数年，这必然增加全过程造价服务的工作量，而且还大大增加驻场人员的费用。但是，这些超期服务费因规定未明确而无法计取。此外，委托方通常要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派人员驻场，甚至对较小规模工程还要求注册造价工程师驻场，如果项目在省内跨市、州，建设工期一再延长，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人力、财力成本将很高，而这些较高的驻场费用等都不再另行计算。综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超范围服务、超期服务却未获得相应收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面对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种不良现状亟待改变。

2全国各地全过程造价服务规定大致分类

1.明确包含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或审核）、工程结算审核服务的（10省市区）：北京、内蒙古、上海、浙江、山东、河南、湖北、陕西、青海、贵州。

2.未明确是否包含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或审核）、工程结算审核服务的（11省市区）：天津、河北唐山、辽宁、吉林、安徽、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甘肃、宁夏。

3.明确不包含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或审核）、工程结算审核服务的（2省市区）：山西、海南。

4.明确另计结算审核效益收费的（2省市区）：黑龙江、江苏。

5.规定未涉及全过程造价服务的（3省市区）：福建、江西、新疆。

6.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的（1省市区）：湖南。

7.规定不包驻场人员费用的（1省市区）：广东。

8.未见到规定的（1省市区）：。

3中价协及部分地区全过程造价服务收费规定详解

为此，笔者收集了中价协，山西、海南、黑龙江、江苏和广东等地的全过程造价服务规定，希望可作为完善全过程造价服务工作内容、收费标准规定的参考。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关于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通知》（中价协〔2013〕35号）规定，全过程造价咨询工作内容包括“编制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施工过程造价管理、工程结算审查”，但其分档费率为12‰（2000

《山西省物价局关于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晋价服字〔2012〕248号）明确规定，施工阶段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不含招标控制价编制和竣工结算审核。《关于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琼发改收费[2007]170号）规定，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包括图纸经济比选咨询、合同造价条款咨询，预付款、进度款、变更款、索赔款审核，材料、设备价咨询、参加材料设备评标。即不包括招标控制价编制和竣工结算审核。

《关于〈黑龙江省工程造价咨询行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黑价协[2008]第14号）规定，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收费包括基本收费和效益收费。《关于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苏建价函（2013）54号）规定，苏价服（2004）483号文中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服务内容包含提供整套分阶段完工的分部工程结算报告及分项费用汇总表给业主，未包含最后的竣工结算审核。《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粤价函（2011）742号]规定，不包驻场人员的费用。

4有关建议

为维护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合法权益，促进全过程造价服务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工程造价咨询行业做大、做强，基于现状和以上分析，对全过程造价服务工作内容和收费标准的完善提出以下两种建议。

方式一：1.明确工作内容是否包含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或审核）；2.明确工作内容是否包含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是否另计基本费、效益费，如何计取；3.明确收费标准是否包含超期服务费、驻场人员费用，如何计取。

方式二：在进一步明确工作内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直接提高全过程造价服务收费标准。

为此，需要做以下具体工作：

1.由行业部门组织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掌握全国各个地区的全过程造价控制咨询服务的实际收费现状，因为很多地方的规定制定时间都已经比较长了，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相比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了。

2.开展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成本测算分析，重点分析全过程造价控制咨询服务的各种成本消耗，掌握直接的数据。

3.制定具有指导性又具有灵活性的标准，解决上述分析中存在的重要分歧。

4.鼓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降低管理成本。

参考文献：

[1]中价协〔2013〕35号，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关于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通知

[2]晋价服字〔2012〕248号，山西省物价局关于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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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法集资；立法缺陷；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18-02

一、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规定

1993年沈太福案、1995年邓斌案之后，1997年刑法设立了“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基本建构起集资行为的刑事管制框架。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除此之外，还对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等相关罪名起到“拾漏补遗”的作用。现行《刑法》中，用来规制非法集资的三个主要罪名分别规定在第176条、第179条和第199条，在刑法分则结构安排中分属于第3章第4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3章第5节的金融诈骗罪。三个罪名的规制对象和量刑幅度各有不同，共同构成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

二、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往往存在着与合法的民间借贷如何区分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界定：一是对“社会公众”含义的界定。司法实践中经常以吸收存款对象的多寡作为判断标准，但往往导致该罪入罪门槛太低的问题。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应从集资对象是否具有不特定性或开放性方面来界定‘社会公众’的含义”，而不能仅仅因为集资对象人数众多就认定为“社会公众”，即认为向特定人群借款的，就构成民间借贷，向不特定人群借款的，就构成吸收公众存款。之所以强调集资对象的不特定性或开放性主要是因为往往如果对象特定，如仅针对亲友和单位内部员工集资，信息来源对称，风险也能提前预知，一旦亏本往往不会引发恶性。这种观点得到了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认同。二是对集资用途的界定。在现实生活中，企业或个人集资后，有的是将集资款用于从事非法的资本、货币经营，有的则是将集资款用于从事合法的商业、生产运营。刑法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目的在于规制以经营资本、货币为目的的间接融资行为，而且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只有行为人将集资款用于从事非法的资本、货币经营时才可能侵犯这一客体。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受到严惩非法集资观念的影响，司法实务部门常常将该罪的入罪门槛降低包括了直接融资行为，这是不恰当的。对此，相关司法解释予以了界定。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以集资诈骗罪定罪量刑的案件不少，那么如何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普遍认同两罪的本质区别是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2012年轰动一时的吴英案中，重要争议之一便是吴英的集资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法院认为“吴英用所集资金的400万元为自己买服饰，600万元请客吃饭，是肆意挥霍”，“吴英是在明知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采取虚假宣传、欺骗等手段进行诈骗”，但是，吴英及其律师却认为吴英的本色集团拥有一系列实体经营店，其所借高利贷主要用于企业经营，而不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不是被突然抓捕，吴英有能力还贷”。我国目前的立法并没有对“非法占有目的”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除了一些基础证据之外主要是法官的经验和逻辑，这就往往导致将本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认定为集资诈骗行为。但是司法解释一直在试图为“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一个可操作性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为例，它总结了之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规定了八种“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该司法解释与之前的解释相比有了很大进步，更加具体明确，区分了生产经营与非生产经营。

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非法集资的现状是，如果能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适用集资诈骗罪，反之则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种情况下，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但是该罪却是刑法上唯一可以被用来规制非法集资活动的直接融资手段的罪名，因此该罪应当被扩大适用。

三、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法完善

（一）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综观我国处理集资案件活动的司法实践，将多数非法集资行为都归结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际上是混淆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但是多数民间非法集资往往是集资者自己使用资金，更类似于直接融资模式。比如之前的“孙大午案”，这是吴英之前民间融资遭遇法律风险的典型。北京大学彭冰教授有观点认为“孙大午案其实是属于直接融资，大家信任他才给他钱，这个逻辑与间接融资的存款不同，后者要求更多的是安全。用间接融资的逻辑来处理直接融资的问题，就取缔了民间直接融资的空间”。

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在集资案件类型化分析基础上进行区别对待的思路。对于间接融资，集资者只有通过成立具有特许资格的金融中介机构这一正常渠道才能使集资行为合法化，虽然金融机构特别是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严格，对于民间集资者来说设立难度很大，但是，可以在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的法律框架内，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设计更多合适的金融产品以满足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要。对于直接融资，仅就刑法制裁而言，应将多数非法直接融资适用“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而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回归处置非法间接融资的本意。一味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不仅不符合法律解释的逻辑和刑罚目的，而且会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不利于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空间。当然，对于直接融资的规制来说，仅仅依赖于刑法制裁是不行的，一方面要加强法律部门内部的配合，建立起民事、刑事和行政多层面的法律责任体系，另一方面更要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层面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毕竟法律的调整是最后一道防线，轻易不应触及。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完善

1.“社会公众”含义的进一步明确

前文所述，高法解释将亲友及单位内部人员排出公众范围，却并没有对亲友及其单位的具体含义作进一步的解释，只是给出了模糊抽象的概念，这仍会导致司法实践难以对此进行精确的认定。比如亲友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范畴，覆盖面过大，建议可将其改为“亲属”或者“亲人”，这样既能缩小范围使司法解释更具操作性，同时也更符合立法者防止本罪适用扩大化的本意。近年来，无论是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还是最高法《关于印发的通知》都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人数做了明确的规定，以对该罪的“社会公众”和“情节严重”有更为客观的量化标准，试图在司法实践中弥补立法层面的缺陷。

2.擅自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扩大适用

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结合这类犯罪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更为合适的规制手段应当是适用直接融资的法律制度。而刑法上可以被用来规制非法集资活动的直接融资手段，只有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因此应当扩大该条的适用范围。有观点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该罪适用不应当执着于载体形式，而应当包括所有非法集资安排。擅自发行的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无论如何标准化，其都不可能公开上市交易，只能私下转让。一味拘泥于出资凭证的标准化，限制了该罪的适用，且不适应实践发展。但是非法投资安排却可以涵括各种形式和手段的非法集资活动，扩大“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适用范围，从而以直接融资的模式来处理这类集资活动。其二，该罪适用范围应当仅仅局限于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虽然刑法中关于本罪的规定没有以公开发行为条件，但是本罪作为行政犯，应当以违反《证券法》为前提。现行《证券法》明确要求公开发行证券，而《证券法》188条规定的表述是“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可见本罪还应当包括变相公开发行的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关涉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需要法律对其予以规范，甚至刑法的规制。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构起了非法集资犯罪的刑事管制框架，但是仍存在不少需要完善之处，既要在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模式的大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对非法集资行为予以规制，又要对现有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进一步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惩治犯罪，保护法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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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世杰.从吴英案看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困局与改革路径[J].法学论坛.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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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对民间融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非法集资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违法吸收资金故意与诈骗故意的判断等疑难问题时,刑法理论往往难以通过全面且有效的论证在刑法规范条文与民间融资现实冲突之间化解个案争议或者弥合制度断裂。对此,笔者认为,刑法理论有必要超越民间融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传统规范思维框架,从此类案件频发的金融动因,即市场融资需求的角度出发,拓展刑法规范分析视野,将所有与民间融资有关的犯罪——融资犯罪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度剖析。融资犯罪是指非法从事融资活动,严重侵害金融市场机制与投资者权益,根据刑法规定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根据非法融资犯罪行为形式以及融资犯罪所侵害的金融市场机制进行区分,融资犯罪包括直接融资犯罪与间接融资犯罪两种类型。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与投资者直接就资金吸收与交付非法达成协议,侵犯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以及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证券发行核准与合规制度、直接融资业务国家许可经营制度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发行证券形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通过欺骗或者诈骗手段获取金融中介机构资金,或者以金融机构名义从事融资业务或者变相从事融资业务,侵犯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75条第3款骗取贷款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以及第193条贷款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银行存贷款业务许可经营制度与存贷款资金安全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公开吸收存款方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融资犯罪,本质上是民间合法融资与投资渠道不畅通、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民间融资中介服务受限制、金融信用与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金融行政法律规范缺位与错位现状下融资主体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然而,我国融资犯罪立法与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紊乱,对于涉嫌融资犯罪的行为违法性判断机制在实践操作中受到扭曲,金融风险分配与控制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中也未引起重视,这实质性地加深了对融资犯罪刑事处罚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的质疑。对此,笔者认为,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在融资制度改革①的背景下对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优化融资犯罪刑事处罚规范提出理论前瞻与实践建议。

    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紊乱与失衡

    融资是一种支付超过现金的资金成本取得相关资产的金融行为。[5]其中,直接融资是不经由银行等金融中介而通过出售股票、债券等形式直接获得投资者资金;间接融资则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获取金融机构从金融市场中吸收的投资者资金。我国刑法对融资市场及其相关法律制度设置了以四个不同层面的刑法规范为基础的高强度保障机制。第一层次:证券发行核准制度与吸收存款审批制度刑法保障。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同时,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未经核准擅自发行证券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分别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层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的资本权益刑法保障。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基于保护投资者资金安全的现实需要,融资方获取投资方资金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严重违反证券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有关融资信息披露规则,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骗取贷款罪。第三层次:证券业务与银行业务审批许可经营制度刑法保障。我国对证券与银行业务实行审批许可经营制度,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从事股票承销或交易等证券业务或者存贷款、资金结算等银行业务,严重扰乱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秩序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第四层次: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财产权以及金融安全刑法保障。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以发行证券、吸收公众存款等形式使用诈骗方法获取投资者资金的,构成集资诈骗罪;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单纯从静态角度分析我国刑法四个层次的融资机制规范保障体系,完全可以得出刑法规制结构完整、罪名配置对称均衡等结论。但是,如果从刑法规范动态运作的角度进行深度解析,可以发现我国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实践在以下两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其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犯罪偏向性刑事保障。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5000余起;2011年1月至9月,全国就立案非法集资类案件1300余起,涉案金额达133.8亿元。[6]可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刑法规范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且深度地予以适用。反观直接融资刑事司法实践,除了以发行证券形式从事集资诈骗以及开展非法证券业务等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与国家金融管制的案件之外,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等直接针对金融市场投资者实施的直接融资犯罪极少能够予以查处。在近年来仅有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个案中,不仅融资犯罪者刑事制裁强度较低,而且存在投资者利益无法及时且全面弥补问题。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犯罪强化规制与以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犯罪低度控制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出立法机关基于平等保护融资市场各方合法利益而制定的融资犯罪刑法规范适用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倾向间接融资市场保护的失衡,而间接融资市场实际上是以金融垄断为基础的利益集中平台。其二,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要件证明压力失调性配置。分析融资犯罪刑法规范体系的纵深结构可知,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系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在行为上表现为欺诈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且使用欺诈方法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欺诈与诈骗、非法融资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分别从客观与主观构成要件的角度确定了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的界限。只有符合诈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主客观双重核心要件的非法融资行为才能认定为融资诈骗犯罪,而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显然应当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明过程,故理论上融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证明压力应当略强于主观构成要件。然而,就现阶段融资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来看,各方观点集中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与反驳问题[7]。对于诈骗行为的论证存在明显不足,这实际上导致融资犯罪主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过大。尽管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通过客观事实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但融资者主观上的犯罪目的更倾向于一个基于个案具体情形下的区别化判断规则论证问题,司法解释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仍然存在过于原则、过于依赖实质判断或者价值判断、以客观结果机械化反推主观目的等重重弊端。

    融资犯罪刑法规制路径优化:平等保护与压力分散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高度重视针对侵害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融资犯罪的刑事控制,致力于将其认为严重扰乱间接融资金融秩序的行为纳入刑事责任追究程序。反观直接融资市场中的欺诈与诈骗行为,不仅刑事控制强度不足,而且缺乏有效的民事救济措施,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全面的救济。融资市场刑事司法的资源与效率都是有限的,在金融市场信息加速生成的时代背景下,以刑事控制为主导或者核心强力维持金融中介垄断利益的法律规制模式的公平性质疑将愈发明显。调整融资市场的安全性与效率性,更应充分发挥融资市场本身外部性、独立性、效率性的特点,将民事诉讼作为融资市场规范监管的核心机制,而非主要依托刑事司法及其承载的刑罚强0制力频繁介入间接融资市场金融集团利益的刑事控制模式。同时,融资犯罪相关刑法条文本身实际上对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之间的界限设定了确定的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标准,刑事司法实践应当充分运用准确的司法解释予以深入阐释,不能异化融资犯罪构成要件的应有之义。其一,是否存在诈骗犯罪行为是界分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的第一层甄别机制。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之间在客观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均表现为不同欺骗形式的非法融资行为,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我国刑法融资犯罪条文实际上严格区分诈骗方法与欺诈(欺骗)方法。对于侵害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贷款诈骗罪而言,我国刑法第193条明确将诈骗行为类型化为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以及其他与上述行为手段具有同质性的贷款诈骗行为,疑难问题表现为我国刑法第192条以及近期司法解释均未细化规定或者解释的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①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解释》)第3条尽管将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规定为“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但是,由于《诈骗解释》内容上的原则性以及诈骗犯罪司法解释文本上的频繁更迭性,造成集资诈骗犯罪司法实践习惯性忽视该司法解释对“诈骗方法”的规范解释,从而导致部分存在不符合《诈骗解释》规定的“诈骗方法”情形,在没有经过充分法理论辩的情况下被直接认定为构成集资诈骗犯罪中的诈骗行为。笔者认为,融资诈骗犯罪在客观行为上的实质特征在于编造不存在或者无法成立的资本运作项目或者资金经营计划,以给付高额融资利益为诱饵骗取融资款项。其中,贷款诈骗方法具体表现为隐瞒确定坏账或者高度坏账风险,骗取金融机构贷款;集资诈骗方法具体表现为虚构根本不存在的集资用途或者完全不可能盈利的投资计划,骗取社会公众集资款。因此,司法解释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予以类型化,建议将以下行为方式认定为诈骗方法:虚构投资项目,以后续投资者资金作为盈利给付先前投资者②;严重资不抵债,编造经营项目,以集资款项归还债务①;恶意建构投资或者经营项目,诱使投资者购买不具有使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的实物资产或者金融资产②。其二,应当将客观行为作为核心依据分析与判断融资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解释》)第4条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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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紧缩政策融资成本对策

在国内房地产泡沫与高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人民银行采取了收缩流动性的货币政策，而这对国内企业的融资问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众所周知，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企业的融资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政府部门的难题。目前，企业的融资问题主要反映在融资途径单一与融资成本高这两大方面。而企业融资途径的单一在近年来国家政策的刺激下，有所解决；相反，企业融资成本高却受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越发“水涨船高”，这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利的趋势。

一、企业融资成本现状

在市场经济中，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方面。直接融资是指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典型的直接融资方式有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在直接融资模式下，资金供求的双方联系较为紧密，这对资金的合理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投资收益也较高。当然直接融资方式在期限、利率等方面具有较多的限制，且面临着较大的风险。间接融资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方式，主要是指银行借贷。在间接融资方式下，成本相对较低，且广泛性较好；当然，也具有资金供求双方联系不密切等缺点。

融资成本是指企业在资金借贷与使用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融资效率与盈利水平。前面提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是企业主要的两条融资渠道。

首先从直接融资方式来看，发行股票是目前企业直接融资最主要的选择方式。自我国1990年设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目前已经跃居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证券市场。在股票融资方式下，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在于中介机构费用与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回报。其中，中介机构费用是股票融资成本中占比最高的，普通公司上市所需的路演、承销以及审计等费用高达千万以上，而这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另一方面，债券融资也是直接融资的一种，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债券市场也逐渐繁荣起来。在债券融资方式下，企业债券的利率要比同期限的银行存款利率高4-5%，这对于企业来说还是相当低的；当然，债券发行也需要中介机构进行承销。

与此同时，在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下，银行借贷融资在间接融资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1年底，商业银行1年期以上贷款的利息收入高达9000多亿，而同期银行的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从这两个数据来看，银行的贷款利率似乎只有5%左右。但是，在企业向银行进行资金借贷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很多的隐性成本，而这些成本却是没有包含在内的。据业内人士表示，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融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关费用高达10-20%，而这笔费用占据了企业融资成本很大的比例。

二、货币紧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

货币紧缩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反映，当国家认为市场者的货币过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经济泡沫时，就会选择货币紧缩的政策来加以控制。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政府部门一般都会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进行，这明显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当采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实施货币政策时，货币紧缩政策要求人民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这导致各大商业银行需要将一部分法定资金交予人民银行，即商业银行用于信贷的自有资金减少，信贷市场原先的供求平衡关系变成供不应求，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

当采用再贴现率政策来实施货币政策时，紧缩的货币政策要求人民银行直接提高与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这导致商业银行向人民银行融资或者向同行拆借的利率上涨，必然使得企业向商业银行的融资利率提高，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此外，当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人民银行向市场抛售国债等有价证券，从市场中吸收货币流动性，导致市场中的货币逐渐减少，供求关系变成供不应求，使得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上升，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当然，人民银行在抛售国债等有价证券时，也会导致国债市场供过于求，国债收益率下降，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

三、货币紧缩政策下企业融资成本的解决对策

在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的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对此，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需要从企业内部与外部两方面进行解决。

一方面要加强企业的信用建设。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这导致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对信息质量要求越来越苛刻。然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越来越模糊，交易风险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从本质上讲，不确定性产生于必须拥有的信息与所能得到的信息量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大，风险越高，必然导致防范和降低风险的交易成本增加。而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完善的信用体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要积极搭建银企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目前，企业融资难与融资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方面协调对接和沟通力度不够。因此，可以由政府部门牵头，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参加，建立区域性的企业融资服务平台。通过相关政务服务机构的派驻以及优质融资服务资源的集聚形成完整的融资服务产业链，为企业融资提供综合性、高水准并具有公信力的专业化服务，提升企业融资技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双方融资交易成本。

四、小结

融资成本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目前，国内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针对融资成本高这一问题，社会各方都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主要是从企业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切入，即加强企业信用建设、搭建信息沟通平台等等。

参考文献

[1]顾瑞滋，张 磊.中国融资成本文献综述[J].金融研究，2009（12）：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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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060-02

引言

自1993年云南白药（000538）成为云南第一家上市公司后，通过17年的发展，现在云南省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到29家，其中沪市主板13家，深市主板8家、中小板7家和创业板1家，上市板块主要集中在有色、化工、生物医药、旅游等产业。截至2010年底，云南省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 800亿元，上市公司累计直接融资466.67亿元，资本市场已形成了股票、可转换债券、长短期借款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格局。云南上市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助推云南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合理配置，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大规模发展为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直接融资创造了重要的途径与场所，改变了融资结构，拓宽了融资渠道，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

对云南省上市公司融资情况做统计分析发现：（1）融资方式方面：融资手段多元化，包括银行贷款、首发、配股及增发、可转债。但就债券融资来说只有云天化和锡业股份采用过，值得一提的是云天化在2007年发行权证进行融资，实现了云南省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多元化中的关键一步。（2）融资结构方面，股权融资金额合计22 714 400 803.24元，约占总融资金额的43%；债权融资金额合计30 509 349 230.44元，约占总融资金额的57%。从另一方面来说，直接融资金额合计31 577 374 840.34元，约占总融资金额的60%，且直接融资中股权融资比例57%、债券融资比例3%，且债权融资中债券融资比例较低；间接融资金额合计21 188 821 476元，约占总融资金额的40%。表面上看，直接融资比例较高，但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部分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资尤其是发行债券数额巨大，从而拉升了整体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资份额。具有直接融资比例低，但其中股权融资比例高的特点，因此对于云南省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效率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一、文献回顾

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重要内容，属于上市公司微观经营活动的一部分。通过对融资方式、融资结构及其他相关方面进行合理安排，能够提高公司的融资效率，进而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国外学者对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比较少，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研究市场整体的配置效率。C.Mayer [1]从证券市场规模、数量的角度讨论了股票市场的作用，认为直接融资效率体现在融资结构和证券融资占其总融资的比重上；Kunt&Levine [2]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的作用并不体现在融资数量上，更主要的是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国内对股权融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融资方式、融资成本与风险；资金使用效率；资本结构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及信号传递理论等各方面对股权融资效率的影响。

围绕着融资效率的研究，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实证方法测度融资效率以推定融资安排的优弊。刘力昌等[3]运用DEA方法，以沪市1998年初次发行股票的4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股权融资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张金清等[4]在界定股权融资效率定义和改进Sayuri模型的基础上选取股权融资效率评价指标，对中国A股市场的融资效率作出纵横向分析与评判。刘克等[5]基于制度理论，构建了产业集群中企业间网络关系对企业外部融资效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和探索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制度支持如何影响网络合法性与外部融资效率的关系。从已有文献看，学者们主要将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整体来研究，且大多数集中于股权融资偏好、融资优序理论等相关理论研究，缺乏对股权融资效率的定性研究，且已有研究极少将某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云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融资现状分析，得出融资特点并进一步采用DEA方法进行经验分析，对股权融资效率的提高尽可能的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并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政策性建议，也进一步完善融资效率理论。

二、云南省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效率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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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创新，才可以让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思维定势、墨守成规，已经成为致命因素—旧世界的庞然大物悄然消失，而美好的新世界，转眼就已出现在你的视野里。TELSA电动车、GOOGLE眼镜、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时代，无一不颠覆了“旧世界”里的既有观念。

现在，我们已经“预见”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蓝海市场，正出现在中国金融行业的地平线上。这就是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开放以后，“金融脱媒”大趋势下将要催生的新蓝海—资产证券化催生的直接融资市场。

最近，关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层的表态越来越清晰：7月19日，证监会主席肖钢首度调研银河证券，表态推动资产证券化。7月26日下午，证监会再度表态，力挺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下一步，证监会将大力推动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升证券公司利用资产证券化手段盘活存量资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这样说。

在中国的传统金融环境下，超过80%的资金都通过银行存款、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进行。作为庞大的金融机构，在互联网时代，银行的运营无疑是“缓慢”的，既无法满足存款人对资金收益的高追求，也无法满足借款人对资金的效率的要求。

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70%的企业通过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进行融资。也就是所谓的金融脱媒。

在全球金融脱媒，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体量和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越来越接近的大趋势下，我们认为，直接融资也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必然。

未来也许有超过50%的资金脱离银行，与渴求资金的实体企业，实现直接的对接。按最新公布的数据计算，2013年6月底全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直接融资市场将会有50万亿人民币之巨。

同时，在中国的债券市场和高收益垃圾债市场尚未发展成熟的时候，信托和资管计划事实上已经成为直接融资市场上的两大主力产品—信托业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而资管通道已经达到2.5万亿人民币资产规模。

如果让我们猜一下下一个金融行业的“杀手级产品”的话，那么资产证券化极有可能会成为居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市场上的一个“杀手级产品”。

阿里小贷最近炙手可热。其实，阿里小贷仅仅是这个市场里一个崛起的玩家而已。据不完全统计， 主要针对小微企业的小贷行业，全国贷款余额已经达到6000亿人民币，保守估计，如果仅按10%的小额贷款进行证券化，就已经将是一个600亿人民币的市场机会。除了小贷市场之外，更为深广的市场还包括基础设施贷款证券化，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金融租赁、信用卡消费等信贷支持的资产证券化（ABS）。这个金融子市场的体量，估计会接近万亿级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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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于2013年1月18日晚间公告了市场关注已久的“B转H”转板方案，拟申请将旗下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变更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实际上这并不是万科国际化的第一步，2012年5月万科收购重组香港上市公司——南联地产已经打开了万科国际化的序幕。收购万科置业加上本次转股，使得在香港资本市场拥有两个上市公司融资平台，未来在香港的融资成本将大大降低：相对于内地A股房企的融资成本的10%，港股公司的融资成本大多在4%左右，万科的国际化策略为未来进一步打通境外融资渠道、拓展国际视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及对地产业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趋势历来与地产业的兴衰息息相关，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社会融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

2003～2011年间，社会融资总量的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2003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为2.77万亿元，2011年为7.47万亿元，但占比下降了28%，2003年企业债券余额为500亿元，2011年为1.3万亿元，占比增加了6倍，2003年新增信托贷款额不足10亿元，2011年为2000亿元，占比增加了1.6%。

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趋势

银行信贷融资的规模占社会总融资规模的比例逐年下降。间接融资方式已不再是主要方式，债券发行（包括短融、中票、集合债等）快速增长。直接融资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融资手段，金融脱媒及渠道多元化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最主要特征。

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趋势

银行寡头垄断、暴利的时代即将终结，未来将呈现多渠道齐头并进的局面。银行存贷利差逐年缩小，使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2012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波幅从0.5%调整到1%，国际化力度加大，外汇占款稳步提升，对外汇的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金融市场的这种变化趋势与美国金融市场相比有很大区别

2011年美国国内债券总额及股票市值合计42万亿美元，银行信贷总额为9.4万亿美元，直接融资规模是间接融资的近4.5倍；相比之下中国直接融资规模仅为间接融资的1.4倍。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间接融资的比例下降了一半，金融机构多样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中国的直接融资比例却如此之高，未来的中国要向成熟资本市场的模式转变，其融资模式就必将从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变化。

2 国内金融市场之变对房地产企业造成深远影响

中国的这种大金融形式变化趋势已经对国内的地产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处于超常规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超常规的收益，超高的周转率，使得无数的开发商不惜选择高风险的策略：无节制拿地及无节制贷款，然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放缓与成熟，房地产也告别了暴利时代：土地购置费用的增长已经远超面积的增长，房企拿地成本越来越高，而销售价格受到宏观调控影响很深。使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狭窄，发展速度受到极大限制，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

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8%，2012年第三季度，增速降为11%。房企获得房地产开发贷款的金额将逐步缩减，占比将进一步下滑。房地产开发贷款速度放缓，获得贷款的难度日益加大。市场形式的恶化，政策的挤压，如果再加上企业融资策略的不当，企业就会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众所周知，房地产行业的常规资产负债率在80%左右。然而在同样的比例下，成熟国家的融资结构与我国却很不相同，美资类的房企长期负债通常占总负债的80%左右，这些负债多为10年以上的基金，而短期负债只占20%左右，因而在短期内没有太大的还款压力，而国内的情况则相反，往往是短期负债占大头，长期负债占少数，这种结构的倒挂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短债的融资成本高且时间短，企业被推上了资金链的“钢丝”，管理上的一个失策或政策的一个细微变化便会给带来灭顶之灾。

地产行业是一个资金需求极为密集的行业，同时具有极高的政策关联性，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国内的地产企业来说，不单行业相关政策和经济调控手段对地产企业有着极大的影响，资金更是地产企业生死的关键所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正走向多层次，这必将引发中国地产业的一次深远的金融革命，房地产企业只有摆脱单一融资渠道，追求金融创新与变革，才能实现长远的发展。

3 国内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探索

中国的房市调控近两年来，内地融资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但地产业仍然看好未来市场。2012年底以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有了回暖的迹象，主流房企就表现出了极积的态势：土地市场积极扩张，企业拿地的频率明显加快：一线房地产企业开始通过发债配股融资“开源”，为后市投资布局。

就当前形势来看，传统的融资渠道不能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需求，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原因，房地产企业的股权类融资尚未放开，而过份依赖于债权类融资又放大了企业的金融风险，所以房地产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综合比较各种途径的优劣势，综合考虑融资财务成本、审批流程、使用门槛、监管程度、政策风险等因素，灵活组合，寻找最佳的平衡点，自主选择最优融资结构及杠杆程度。

在众多房地产企业探索融资渠道创新的过程中，保利集团的基金融资策略颇值得借鉴。

2012年10月初保利地产与中信证券合作，保利出资40%，中信出资60%，以1亿元的注册资本成立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初保利地产联手信保基金力压华润、中海、绿地等，以45亿元拿下上海徐汇区滨江地块，一举创造今年上海新的总价地王；2012年3月保利地产又与信保基金合作以18.7亿元拿下佛山新城一幅地块。

在保利与信保和合作中双方约定：主导权在保利地产，基金公司仅作为财务投资人，并不直接参与开发管理；发起人是保利地产，其认购人也主要以保利地产内部人士为主；绝大多数项目和保利地产合作，绝大多数资金投向了保利自己的开发项目；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上，保利地产与信保基金的合作原则是对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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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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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雄州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雄州以众多中小企业为支撑的非公有制经济日益成为支持全州经济发展最强劲、最稳定的动力之一。

一方面，近年来全州非公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小企业总量不断增加，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提升，社会地位愈加彰显。全州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全州非公经济户数、新开办个体工商户、新开办私营企业、从业人口总数都逐年递增，中小企业日益成为容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全州非公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中小企业参与公平竞争的机制体制还不完善，多数企业实力较弱，发展环境有待改善；二是多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生产经营短视特征明显；三是非公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较为粗放，个别产业节能减排任务重；四是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长期存在。全州企业实力总体偏弱，中小企业更是亟待发展。

就影响和制约全州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因素而言，“资金短缺、科研开发能力弱、产品缺乏竞争力”三大问题成为主要制约因素。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州42户重点监测企业中，59.5%的经营者认为资金短缺是最大问题；52.4%的经营者认为科研开发能力弱最限制企业经营；26.2%的经营者认为产品缺乏竞争力是最大因素。以上三个因素正是中小企业经营效益低下，竞争实力待加强的症结所在，而无疑资金短缺作为最大问题，同时影响着企业科研开发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强弱。为此，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最大障碍，进而解决了推动企业自身发展乃至全州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楚雄州非公经济、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楚雄州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目前尚无一家本地上市公司，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融资途径单一，手段匮乏，不仅限制了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且风险向金融体系过于集中，给金融部门优化信贷资源配置、防控银行信贷风险埋下诸多隐患。受全州企业自身发展和融资环境的限制，目前全州企业融资呈现以下特点：

（一）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微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限

当前全州企业资金供求矛盾突出，资金配置呈现两大特征：一是“重大轻小”，微小企业贷款难于满足。金融部门基于风险可控的前提，资金规模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影响，一旦规模压缩，只能优先满足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实力较强、信用较好、还贷能力较强、生产经营周期较稳定的企业，而风险偏高、担保能力弱的微小企业往往得不到金融的有效支持，资金供求不平衡。二是融资难度高，资金缺口大。在当前全州直接融资手段匮乏的情况下，全州企业资金主要有几个来源：企业自筹、银行信贷、财政支持、民间融资（含私募）等。无论何种资本，均具逐利性，资本总量有限，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向某些特定的企业、行业聚集的特征，最终获得资金的势必只是一部分企业。加上融资来源不稳定性、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特征，势必造成一些企业没有资金支持或存在资金缺口。据相关经济主管部门对2010年全州工业投资情况分析显示：全州工业计划投资46.5亿元，其中：计划通过省、州财政和企业自筹的方式解决有24亿元，尚有22.5亿元需要银行贷款予以解决，资金缺口较大，且以上无论哪个环节资金不到位，都将影响项目的启动和进度。

（二）企业经营主要依靠间接融资，风险向金融体系过于集中

因融资观念落后，直接融资发展滞后，当前全州企业融资主要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伴随着对非公经济发展重视程度的加深，在金融对非公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日益彰显的同时，风险也逐步向金融部门聚集。一方面，金融支持非公经济、中小企业的新增贷款屡创新高。另一方面，信贷资金难以实现优化配置。一是受全州非公中小企业发展实力弱，信用等级低，有效资产抵押能力差，担保体系不完善，财务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无法保证等问题制约。在银行放贷难度增大的同时，已贷资金如期收回也存在一定风险。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州106户工业企业2010年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贷款需求27.2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需求15.5亿元，固定资产贷款需求11.7亿元，可抵押资产总额46.4亿元。其中：23家企业无力落实担保，其贷款需求达7.7亿元；19家企业贷款需求额度远超其可抵押资产总额，其信贷需求为13.7亿元，可抵押资产总额为3.5亿元，无法落实抵押的超出需求达10.2亿元。二是中小企业信用意识淡薄，主动负债意识不强，信贷资金趋集中。以2009年末数据为例，全州累计为2786户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办理贷款卡，2009年新增发卡175户，仅占当年新增非公经济户数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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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拓宽股票、债券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当前我国的社会直接融资比例过低，而且越来越低，间接融资比例越来越高，结果是资本形成困难，要大量地以高成本引进外资。其结果必将不利于企业优化产业和技术组织结构――它不能做大做强，它没有资本经济的支持；还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降低了全社会资金的利用率。

因此，天津市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也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从现在的资本市场来看，股票融资不充分，企业债券发行量很少，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级的评级公司，投资银行人才也比较少。这就要求我们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

我们将大力推进2006年第一期60亿的环渤海产业基金和环渤海管理公司的筹备，一共由4家企业发起。同时，鼓励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房地产投资渗透基金。结合资金信托也可以打破原来投资公司的限制。把天津逐步建成我国产业基金发行管理和交易的中心。

在完善市场运作手段和控制风险的条件下，进行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发行制度的改革，开展房地产、基础设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证券化的业务，通过资产证券化，把固定资产通过证券化买回来，同时租给这个企业来用，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投资来进行当前的技术改革。

二是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目前，世界上大多数金融机构来华都在谈资本市场业务，而我们的金融机构业务比较单一，过多地注重传统的放贷款业务，这说明我们的金融机构还不适应竞争，也不适应现代企业的需要。

我们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最好是刚刚上市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天津设立机构，办理证券保险、金融租赁业务，独立的投资银行则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进行。我们也允许保险企业集团或以保险业务为核心的金融控股公司到天津成立机构，办理银行证券业务，审核天津市现有地方金融企业的股权，控股参股银行等金融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