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塑造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孙晓楼先生在《法律教育》一书中认为，法律人应当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道德，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首要价值标准。法律职业伦理素养是法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人才应比社会一般公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且还要达到其特有的职业伦理标准。孙晓楼先生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作的规划中指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在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专业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是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法律职业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肩负着正确适用法律、公正解决纷争、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在法律职业活动中，对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要求是高于普通人的。在法学教育中，通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对法律的崇尚与信仰，逐渐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二)培育法律职业群体

法律职业群体是以从事法律事务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特殊性职业人群。法律职业群体的形成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韦伯所说：“我们近代的西方法律理性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的产物。一方面，资本主义热衷于严格的形式的、因而――在功能上――尽量像一部机器一样可计量的法，并且特别关心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权力的官僚理性主义热衷于法典化的系统性和由受过理性训练的、致力于地区平等进取机会的官僚来运用的法的同样性。两种力量中只要缺一，就出现不了近代法律体系。”法律职业群体应当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语言、知识、思维、技能以及伦理都与普通人不同。这其中法律职业人共同的法治观念与价值追求是其得以划分为独立的职业群体的伦理基础。“法律职业的最高品格是公平、公正，对法律职业者而言，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尤其是司法官员所从事的司法活动常常是被视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惩恶扬善，抑浊扬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必须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直品格，能够成为社会公众依赖的楷模。”法律职业群体高尚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声望的重要保障。

法律职业群体的道德内化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实践过程而实现，所以，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是提高法律人才职业道德标准，培育法律职业群体的基础性工作。

(三)净化社会法治环境

法治社会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具有较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史尚宽先生指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犹为重要。”在法治社会中，相对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是更重要的方面。正如丹宁所言：如果法律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的法律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法律教育担负的不再仅仅是生产法律知识和传授法律智慧的责任，更主要的是要担负起建构法律共同体、塑造法律的品格并进而塑造法治社会之秩序的重任。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利于培养一批有良知的法律执业者，客观公正地执行法律，推动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法治社会需要具有较高素养的法律职业者，法学教育必须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培育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他们所要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是对法治社会之建立给以深远的思考和计划，因而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体之集团整体性，有着进取的意义并展现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世界――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们旨在享有的社会。”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改革法学专业课程设置

法律职业伦理既是一种内心意识，又是一种能力。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需要知识的积累，所以，在法学专业教育中，通过课程调整，可以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首先，要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我国虽然在大学里法学院众多。但在本科生中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寥寥无几，仅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的法学院在近几年开设了本门课程。相反，在国外，“法律职业伦理课占它们教学的半壁江山，否则的话，就会产生技能越高害人越深的作用。用他们的眼光来看的话，一个知名的法学院如果没有开设这门课，他们会感到不可思议的”。我们应当在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中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通过系统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引导学生认识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增强职业荣誉感，自觉加强法律职业伦理修养。其次，要在法学专业课程中全面渗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伦理是与法学理念、价值和法学知识不可分离的，在法学专业课程的讲授中应结合所学内容，突出法学理念与价值，让学生感受深刻的法律思想、光辉的法律人格、独特的法律魅力，从而坚定法律信仰，奠定法律职业伦理自修能力的基础。再次，要加强通识教育。在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计划中要加入通识课程、跨学科的课程，开阔学生的学科视野。虽然法学有其自身的学科体系，但是，法律所调整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学生在未来的法律职业活动中能够作出正确的伦理评价与判断，就需要在法学教育阶段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跨学科的知识。加之，法律职业伦理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可以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底蕴，为学生构筑追求真理、培养信仰的精神家园。

(二)提高法学专业教师素质

法学专业教师是引领学生走入法学殿堂的领路人。法学专业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学生的职业伦理水平。提高法学职业教师素质是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要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在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下，教师对法学教育的认识是传授法学知识和培养实践技能，缺少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意识。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改变重知识、重能力、轻素养的观念，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作为贯穿法学教育教学始终的教学任务，把知识、能力和伦理水平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综合指标，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法学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的法律职业伦理水平。法学专业教师的职业伦理水平关系到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成败。要发展教师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伦理能力，提高教师对法律知识、法律制度、法律现象等进行法律伦理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融会到法学专业知识的教学之中，在对个案的分析中渗透法律职业伦理判断。

(三)更新法学专业教学方法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是一个将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内化成法律职业者的品格的过程。所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方法选择是十分重要的。法学专业教学要改变以灌输式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第一，要加大案例式、讨论式教学的比重。在案例教学中，以教师精心筛选的典型案例为素材，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根据道德标准、道德评价、道德榜样等方式对案例中的行为作出价值判断，在褒扬和斥责中使学生受到启迪，使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是非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奠定高尚的法律职业道德基础。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设计好的主题的统领下，学生查阅资料，充分准备，通过中心发言和自由讨论，使学生在主动参与下明辨是非，感受法律的精神和制度的神圣。哈佛大学前校长、法学教授DerekC.Bok曾指出：“在经过认真选择的材料的帮助下。学生就可以通过学习解决在道德问题上的各种论争而发展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并将它们运用于具体的情景中。”第二，要强化实践环节。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法学理论的学习不能脱离实践。近几年兴起的模拟法庭和诊所式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生实践方面的不足。所以，在学生走人社会实践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积极推进模拟法庭和诊所式教学，使学生在真实的事例中，结合所学知识独立作出价值判断，这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和实践都是十分有益的方法。

篇2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责任和职业技能，鼓励和支持学生在法律实践中学习法律，在法律实践中获得法律的创造性思维，最终造就既具备法律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又具备法律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法律人才。[4]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围绕其价值构造而展开。具体言之，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其内在价值是以实践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同学之间建立起良好关系，积累经验教训，并且在法律实务中激发新视角、新观点，这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诊所法律教育以人为本、以公众利益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必然效果；[5]其外在价值主要是促使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促使法律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随着法学教育的国际交流，诊所法律教育迅速对外传播。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研讨会，会后福特基金会向全国高校发出《关于参加福特基金会召开的拟在中国法律院系中开展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会议的报告》。[6]2000年，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等国内7所高等院校开始引入诊所法律教育[7]，标志着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拉开了序幕。随着上海交通大学在2012年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在我国共有145所高校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项目。[8]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在中国稳步发展，并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其实践与研究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诊所法律教育，其教学成果也逐步被得到肯定，诊所法律教育已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同。中国诊所法律教育虽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如何在中国的高校中富有成效地推广，如何使该项目获得更高程度和更广泛认同的，如何筹建项目建设的经费等一系列问题到目前还是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是，我们相信这一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学教育方法的生命力，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重要性以及教育现状

（一）法律职业伦理概念要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有必要先阐述职业伦理之界定。职业伦理，也可以称为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是某种职业或专业的从业人员以伦理自然律为基础，根据本行业的专业知识，经过逻辑推演而形成的。有职业的产生，就必然有职业伦理的要求。职业伦理是随着职业的出现而产生和逐步发展的，是社会道德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法国著名伦理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对职业道德有过如下论述：“职业道德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那么它们必然带有群体的性质。一般而言，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群体的结构越牢固，适用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就越多，群体统摄其成员的权威就越大。群体越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个体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越频繁，这些联系越频繁、越亲密，观念和情感的交流就越多，舆论也越容易扩散并覆盖更多的事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职业道德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9]恩格斯也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0]，其所指的各个行业的道德也就是各行业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亦是法律这一职业与一般的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简言之，法律职业伦理指从事法律职业活动的主体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的总和。[11]换句话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2]（二）法律职业伦理之重要性法律职业伦理对于法律职业的形成和法律职业的良性发展乃至一国的法治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孙笑侠教授将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论述的西方法律传统10个特征与一般职业的特征及法律职业的要求相结合，概括出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标志:（1）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2）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传承法律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3）法律职业或法律家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4）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13]从法律职业发展史来看，是否存在法律职业伦理被认为是法律职业产生、存在与否的标志之一。因而，可以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才的要件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14]“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做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流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亦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15]“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大。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16]3.法律职业伦理对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维护起重要作用对一个法治国家而言，仅仅有法律是远远不够，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圣经》也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的运用它。”也即是依法治国必须具备一大批献身法律的法律人。而法律一方面是法律人的要件，另一方面能更好的指导法律人正确的运用法律。（三）我国法学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一直为我国的法律教育所忽视，我们只是依赖于一般的政治和德育教育。现阶段，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与法学知识性教育的成效相比形成极大反差。当今中国法学教育中最缺乏的不是一般法学知识的教育，而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教育。[17]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法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其现实表现为：第一，法学教学目标缺少职业道德要求；第二，法律职业道德学科地位不明确；第三，师资力量极度薄弱；第四，教学方法单一。[18]有学者分析指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9]，一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态度或情感教育的独特性使得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难以有效地开展。

诊所法律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

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在《法律教育》中论述道：“所以关于法律伦理的科目，是法律学校课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对于学法律的学生，倘再不顾到他们道德的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所以对这一点应特别注意。”[20]法学教育要注重职业技能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法律职业伦理在法律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学界形成了上述共识，但时至今日，在中国法学教育实践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随着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以及本土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看到了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新希望。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法律职业伦理息息相关。一方面，法律诊所教育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原针对学院式的法律教育对律师职业道德教育的无能为力。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律师协会的法学教育与律师资格审核部门要求，必须在所有由该协会批准的法学院中展开职业责任教育，正是借着这一势头，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法学院中逐渐普及。另一方面职业伦理培养又是法律诊所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价值所在。法律诊所教育下有其独特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美国学者波顿格尔认为，法律诊所教育中“职业责任问题是其核心内容。”[21]（一）法律职业主体的可塑性与法律职业伦理的相对稳定性法律职业伦理是否可教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观点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者智慧，知识可教，故美德可教。”[22]而英国哲学家赖尔则认为美德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内容是态度的学习。在这里我借鉴我国学者房文翠老师的观点，法学教育之于法律职业伦理意义方面，法学教育不应只传授知识和专门的技术，还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悉尼•辛普森认为，仅仅向学生传授律师业的传统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他含蓄地指出，现代学徒制度并不能教授良好的道德作风。“如果法律人就是一项职业的话，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向学生灌输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是一种职业的精髓。”[23]应当说：“重塑道德感的希望主要在于法学院。”[24]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主体的法学院教育是其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准备，而法律职业伦理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承前自后的阶段，其发展状况，直接受到其以前人生阶段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们成年和老年时期的发展，影响到今后的成才过程。当法律职业主体还处在大学时期，也即当他们还是青年时期，这时候也是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其认知水平提高，自主意识增强，可塑性较强，良好的引导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职业伦理属于道德范畴，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征，这将对法律职业主体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二）诊所法律教育之法律援助与道德情操培养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与法律援助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促进诊所法学教育发展的原因之一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贫民法律援助活动。[25]美国法学院学生进行公益服务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参加以课程为基础的诊所项目；另一种是参加独立项目。两者中，与教学相配套的法律援助诊所形式更为常见。[26]中国从美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以后，也与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我国高校法律援助起步早于诊所法律教育，但在引进诊所法律教育后，法律援助在诊所法律教育多元价值体系中又占据了枢纽地位。[27]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需要采用法律救济，但又无力支付诉讼费和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简言之就是困难群体。诊所教育下，法学院学生通过参与法律援助，在帮助困难群体上对其职业伦理培养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将同情作为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28]由此可以知，诊所法律教育下，法科学生对困难群体的援助所体现出的同情触及到了道德世界的最深处。同时，他还论述道：“无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都是比愉快更具有刺激性的感情。虽然我们对痛苦的同情远远不如受难者自然感受到的痛苦强烈，但是它同我们对快乐的同情相比，通常更为生动鲜明……后者更接近于天生的、原始的快乐之情。”[29]而法律诊所教育下，学生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正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实际介入案件，这种同情远比学习案例或者看卷宗等经院式学习强烈的多。这可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法律职业的价值。同时为弱势群体办案和伸张正义，可以激发学生的社会正义感、为社会负责的责任感，从而塑造高尚情操。以此为基石而发展的道德情操将会是一种持久的，内化的，也即由此产生的法律职业伦理体验最为持久。（三）知行合一，人心升华法律职业伦理作为道德范畴，不应是虚幻的说辞，而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体现和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有效的实践，法律人的品格和境界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当然，某些法律职业人在其学习期间，也许终其一生都还不一定知道：法不仅是生活之需，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法律学术，不仅是一门手艺，而且也是一种陶冶价值；不能说这是对立的：严肃者，法术，轻快者，艺术；也有些法律学术，它们本身也是轻快的艺术，是法学经典作家所写的法律节日(庆典)之书，人们读这些书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陶冶身心。”[30]人本法律观告诉我们，人心至贵，法律必然关心人心。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即人心之道。人不能没有心，要想有一颗正义之心、权利之心、强国之心、治国之心，就必须通过实践将所习得的法科知识、理念切实转化为法律行动、制度，没有这种实践化的环节支撑，想得再美再好法科教育都会最终失败。[31]实践是衡测人心的科学标尺，也是升华人心的有效器具。[32]经院式法学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岸上学习游泳的阶段。但若不到真实的案件中像律师那样操作和演练，是不可能真正领悟和掌握法律职业的真经。诊所式的课程是把真实案件中的法律、事实、人际、经济、政策、道德、传统等各种问题摆到学生的面前，这对于学生真正理解社会正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33]诊所法律教育则通过努力寻求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接受实践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能切身感受司法系统的实务工作及其所需要进行的改革，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服务社会的热情。

诊所法律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建议

因为道德具有抽象性和多元化的特征，道德教育无疑是比较难上的一课。加之中国法学院教育轻视职业伦理教育的传统，法律职业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对此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学者提出要从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规范法律职业者的从业资格，提高从业门槛；提升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加强社会法治文化的普及和渗透；强化对法律职业者的执业监督，建立违反职业伦理的矫正机制等方面来解决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35]这些策略无疑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到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改善我国职业伦理缺失的问题，有如下几点建议。（一）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纵观中国的法学教育，一直以来以“经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对法学院学生的培养，往往只重视“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即使在法律诊所教育引进以后，也往往只重视职业能力而漠视职业伦理。职业能力要求和伦理要求要做到两条腿走路，不偏废其一，就得改变目前这种局面。对于职业伦理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德育教育来代替，也不能仅仅采用独立的、集中的课堂教学法来完成。要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将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要从根本上重视伦理教育。落实到诊所教育，就是要将职业伦理教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教育院校应该开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并规定相应的学分和考察制度。要在诊所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有意识的安排职业伦理方面的内容，要明确职业伦理在法律诊所教育中的权重，这样就可以将法律职业伦理融入各个不同的部门法中。同时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使学生亲身体会到了法律职业中不同角色的道德要求，有利于其道德认知的内化，即法律职业情感和态度的养成。将职业伦理以外在的形式注入法律诊所教育是诊所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的第一步，而在我国，这也是重要的一步。（二）有德之师的有心之教道德行为学习不仅强调从直接经验中学习，从亲身体验中学习，也重视从观察模仿中学习，从情境摹拟中学习。父母、老师、位高者或公众人物等权威性群体也是对个体产生巨大影响的潜在榜样。一定程度上，儿童将父母和老师看作是“道德发挥约束力的社会化人”[36]，他们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把父母、老师的言行视为社会道德的标准，这种权威性成为他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力量源泉。在青年时期，虽然其自主性前所未有的增强，相应的这种模仿学习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道德发展的重要方式。同时，自我与社会角色认同上的矛盾极易把青年推入一个尴尬期，这时候的道德发展需要得到积极的引导。作为法学院职业伦理教育的引导者，法学院的老师对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影响不可谓不大。发达国家法学院的教师都具有突出的社会地位，他们除了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外，一般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道德人品上更是堪称社会楷模。我国大部分的法学教师直接从学生中来，讲授纯粹的理论架构游刃有余，但因本身甚少涉足实践领域，缺乏实践经验，由他们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注重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实在是勉为其难。更有甚者，有老师在课堂传授一些明显违背法律职业伦理的知识。因此，法律诊所教育选择老师之时，必须是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老师，具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另外，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别注重职业伦理的教育。诊所老师要充当“领路人”角色，通过言传身教的符合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将法律技巧、职业伦理等，潜移默化而非灌输到学生心里。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是全方位的、持续性的，教师本身即是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对象和目标，因此老师的选择不得不慎重，老师的引导不得不尽责。另外，诊所教师的师资应该多元化，适当的聘请有专长的教师临时授课，以及聘请法官、检察官等讲座或授课，其所授内容职业伦理部分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教育，其考评结果对教育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法律伦理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内涵，在考核方式，评价指标上不能简单的用试卷测试，用分数来衡量。这就容易导致难以掌握学生的法律伦理的培养状况。而且，一个人的职业伦理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和修炼，这个考核是历时性的、连续性的，不依赖于特定时间点上的成绩，也不依赖于个案的成败得失，而是看重学生的进步和提高。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学生在这方面的收获多少、品质优劣也就比较难以判断。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能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培养起导向作用，能有效促进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向有序、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在诊所法律教育职业伦理评估体系构建中要明确评估指标，制定科学的评估程序。职业伦理教育评估内容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过程评估；二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效果评估。

篇3

一、加强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对法律职业人素质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法治建设意欲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有法可依”的完备法律体系固然关键，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良法之论证、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素质。尤其在今天我国法治变革的大背景下，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养即“法律职业伦理”值得倍加强调。

第一，“法律职业伦理”所要求的道德素养，是法治国家一般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共和国（即法治的理想政治状态）的公民们所独具的发现“真”、求取“善”以及崇尚“美”的事业。法治蕴涵的“真”、“善”、“美”对于法律职业人而言，无疑首先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

第二，“法律职业伦理”是法治国家中的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仅于此是绝然不够的。既然“法治实乃法律职业人之治”，那么法律职业人必然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的职业道德素养。像医生循医德、教师遵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相应的法律职业道德。在我国，关于律师与法官职业道德问题我们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其实包括法官、检察官等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职业道德都需要重视。试想，如果一个对蕴涵着人权、民主和普遍正义等道德价值的良法缺乏真正信仰的法学家，能够不畏权贵而敢于拒斥“恶法”流弊么？一个没有深邃地体悟法治精神、原则的法官或检察官能够做到独立而公正地适用法律弘扬正义么？一个没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怀有真诚的敬畏而负责的道德信念的律师能够为“他者”的权益而勇于“铁肩担道义”么？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第三，“法律职业伦理”是提升我国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促使法学尽快走出“幼稚”的尴尬乃至化解“司法腐败”困局的应然取向。我国经过20余年的法学以及法制的重建与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法学“幼稚”与“司法腐败”的现实表现，使人不得不认真检讨这表象之外的因素——法律职业人包括道德品质在内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其重要原因。处于经济高度增长而社会生活剧变期的中国，急迫地需要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法治资源（包括法学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法学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自当承负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形形的“以权压法”、“以钱诱法”与“以情融法”引致司法活动失却公正本性的司法腐败，滥用当事人信任的律师、滥用司法权的法官和检察官是不能以法制不健全而推卸责任的。事实上，法律职业人普遍地欠缺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倒是直接因素，远比学养不够及制度不完善更为关键。（要知道，学养不足倒是可以“恶补”，制度的不完善亦是相对的。）惟有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整体性提升，我国当前的法学和法治窘境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第四，“法律职业伦理”有助于矫正我国法律职业人自主化成长过程中，在“技术理性”遮蔽下的“极端自利化”趋向。基于社会分工及专业化渗透的考量，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律职业人必须具有不同于大众的素养。一是“技术理性”（又译“人为理性”），即法律职业人特有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属于技术问题）；二是维系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价值、信誉及尊严，而为其内部所传承的职业道德（属于伦理问题）。二者共同构成法律职业人德才兼备的整体素质，缺一不可，否则皆不足以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性或自主性以承担应然的社会责任。然而从国内外法治建设的经验看来，依托于专门训练而获致的特殊“技术理性”或专业化才能，法律职业人的自主性倒是不难实现；但牵系着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问题却是长期难以解决。因此，通过强化法律职业人伦理素养而抑制职业技术专长的非道义化倾向就是而然的事情了。尤其是对正处于从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道德全面重建中的紧迫性，无论人们如何强调也都不为过。

二、在改革与发展中加强我国法生的职业伦理培养

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法治国家建设与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之间的关联性，决定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和司法变革的前景。而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使命的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决于通过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尽管在我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专司法律职业人培养事务的宏大法学教育系统，即由高等法学教育制度、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统一司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制度所构成的相互衔接的、一体化的法律职业人教育体系，然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普遍缺失无疑是一大通病，亟待有效地予以化解。（在这里，笔者尊重现实中的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不分的做法，尽管笔者以为强调二者的差异对于一个崇尚“拜词教”语录传统的国家而言确有实际的意义。）

首先，作为未来法律职业人教育主体——高等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没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为适合法治国建设对“标准的”法律人才需要，教育部在1998年确定了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这十四门课程是：法、中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应当承认，在假定这十四门课程的和主讲教师都符合法治精神的前设下，这样的大学法学教育安排确实有助于构筑起法科学生的合理知识框架。但是，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半壁江山”的法科学生课程设置中却是空白。中国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未能把“法律伦理”或“司法伦理”作为必修课程之一，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等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或律师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出一大本，在法学院这是非常重头的戏。而我们的高等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有的在开，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门重头课，要对未来的法律人进行培养，应该把这门课放在很重的地位。”（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其次，作为在职职业人主体——各种法律培训，同样缺少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就是法律职业家之治。但是，对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的我国而言，却是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法科毕业生难以进入法政机关，而法政机关的大部分工作者又不是法科毕业生。鉴于各种原由，针对在职的大量法律工作者出身于党政干部或军队转业人员，学历低、业务技能欠缺的普遍现实，20余年来国家一直在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培训，譬如法院系统的业余大学（后改为法官学院或分院）、检察官培训中心等。或许这种“自家人”开办的短期法律培训取代法学教育的“粗放式”做法确实能够有助于快速提高在职人的“达标”数量，但是能否真正地使他们摆脱（党政人员及军人特有的）命令——服从的思维定势，养成坚实的人权、正义、正当程序等法学思维方式和职业道德素养，以应对权利保障与民主化的挑战，确实让人生疑。

再次，作为法律职业人“准入”的“准教育性主体”——国家司法，关于“司法伦理”的要求与法律职业人应有的素养相去甚远。应当说，顺应法治国家对于法律职业人的需要而施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无疑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和重大进展，对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培养确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准入”法律职业场的一道“门槛”，在有助于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却不可过分地仰赖它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不仅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更是一种性的道德实践。这与司法考试之间并非具有必然的关联，更难说法律职业伦理能够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培养出来。“（1）司法考试考什么课并不重要，关键是司法考试要反映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2）司法考试再怎么考，能考出知识和部分能力，但考不出人的信仰、人格、修养。在法治里，这些必须通过大学法律教育来培育。”（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因此，在中改革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以提升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是法学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强化法生的职业道德素养，既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培育的要求，也是法学教育顺应并推动法治社会发展的使命。

第一，针对合格的法律职业人的通识标准，重构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承认，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确有极大的应急性、盲目性。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即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模糊的。“在迄今为止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确定出一个稳定的目标”。（贺卫方：《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转向》，见于iolaw.org.cn./shownews.asp？id=1678）这样就造成经过几年的大学本科教育，水平上该提高的没有提高，该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没有培养出来，使法科毕业生既不能及时地从事法律事务，又不能较好地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目标的模糊定位导致进入法院、检察院的毕业生没有熟练的驾驭司法活动的能力。这就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实践训练才能胜任，不但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由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和公信力。这样一来，专业性的、道德性的素质参差不齐的法科毕业生必然无助于法律职业人共同体的形成。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孙晓楼先生就谈及法律职业人的合格标准。他说：“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了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孙晓楼：《法律教育》，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这就无怪乎有“法律教育是人文教育和信仰教育”之说。（参见“庆祝中国政法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法治与法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文集，第218页。）惟有这样的新目标定位，法学教育方可真实而有效地提升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或职业责任心。从另一个侧面讲，“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根本出路是设计合理的制度，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使得法律工作者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使得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在西方两大法系中，都特别重视加强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都在时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教会学生努力作为一个法律职业人在思维，强化学生的法律至上观念。如英国的法学院“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周世中：《英国法律教育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在美国，法学院特别开设了司法理论或类似有关职业道德的课程，诊所法律教育的许多就是围绕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回顾美国的法学教育历史，诊所法律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风行时，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第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扬弃”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指挥棒”转，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使其务“实”而创新的同时，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实现法律职业人“技能”与“德性”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张福森：《贯彻〈纲要〉精神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见于：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112/03/content_145437htm）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司法腐败现象，“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育的职业性特点，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牛文军：《法律教育传统与法律职业素养》，见于：202.207.3.12/work/s04.htm）

篇4

关键词：教师专业化；个人道德；教师德性

一、教师专业化――教师角色的转变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教师专业化过程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教师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社会职能―培养人才，教师通过自己的深奥知识和复杂技能提供着高质量的的服务，向社会表明，他们是承担这一社会职能的唯一人选。而社会则会根据这一职业所提供的被证明为有效的服务而赋予这一职业垄断地位。专业化的提出使得教师这一职业不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只有有专业素质的从业者才能胜任。这种逻辑显然继承了西方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思想。a

二、教师德性的现代涵义

中国已经置身于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与此同时，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的推进，急需要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相匹配的教师专业伦理范畴。

对于教育任何一个构成要素，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不宜于用确定的规范和实证的效果来衡量的。教师职业实践的过程是建立在教师根据个人对教育真谛的理解和对教育情景的把握所做出的理性判断的基础上的，这是不能用预先设定的确定性规范来限制和衡量的，而不是由教师个人的专业素质高低决定的。与教师这一职业相匹配的的教师职业道德或者教师专业伦理规范来限定教师行为的道德底线是不足的也是无力的，在面对复杂教育情境中的无限可能。教师仍需进行适时、适地的专业伦理判断。而且专业伦理规范中的种种戒律有时如同“法律”一般，往往只代表专业行为的“最低标准”，它无法穷尽规范所有的专业行为，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法无禁止即可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一种可以和教师自主的、理性的决策相符合的伦理基础。在这里，我想可以称之为教师德性伦理，教师专业化进程赋予传统的教师德性伦理新的内涵，教师德性伦理的建设能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增砖添瓦。越来越多学者倡导“德性伦理”，德性伦理系亚里士多德所创，它是出自个体德性的伦理，追求个体在伦理实践中的反思和判断，从某种意义上它可算是某种实践智慧，因此也符合教师专业化与教师角色的道德属性和情境复杂性的特征。

教师德性在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师在道德教育中扮演着道德代言人和道德教育家的角色，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的：第一，他们可以非常直接地进行道德教育，这种指导形式被称为说教式指导；第二，教师可以向学生传授与道德有关的内容；第三，教师以身作则，以自己的道德行动来感染学生，让学生从教师身上看到诸如诚实、公平竞争、替他人着想、宽容和共享等品质。而要想教师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其本身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

三、教师德性的特征

教师德性是个人道德，教师道德是团体道德。个人道德和团体道德是传统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关注视域的分野。传统伦理学关注个人的道德完善，更多地思考关于个人的道德规范问题，它虽然也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来研究道德的起源、道德本质，归纳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但其所指为个人；虽然也强调道德的社会性，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但关系中的人还主要是个人。而现代伦理学更多地关注社会和组织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更多地将一个团体、一个共同体作为道德考量的对象，探讨一个团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团体中的人的相互依存性，这与现实社会中要求行业规范和集团规范的趋向相吻合。但是现代伦理学取向团体道德，团体道德规范的指定反而取向于底线价值，团体组织的道德责任规范到个人就会出现盲区与死角，而取向个人道德的传统伦理学能弥补它的不足。

教师要通过教育实践养成教师德性，就要接受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并加以内化，同时还要身体力行，展现出鲜活的道德人格。教育实践是教师德性形成的基础。冯契曾说，德行乃“德性自证”。教师在职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道德行为是修炼德性的必然过程。教师是在教育实践中完成“德性自证”的过程的，并且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德性的完满。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适应教育实践的客观要求，也必须在教师实际履行教师职责时，才能使价值得到实现。

教师德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教师德性具有自律性。个体教师自身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德性，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外在行为。有德性的个体是自己为自己立法，并且自己按照自己所立之法行事，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律和自由。因为出白德性的自律行为就是一种自觉与自愿的行为。没有自觉与自愿，就不是德性主导的自律行为，而只可能是偶然的或被强制的行为，就是没有严格的道德意义的行为。这种发自内心的“自律”是任何道德行为构成的根本条件。

第二，获得性。教师德性不是指教师先天就具有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素质，而是一种后天的、获得性的职业角色品质。其生长的过程，苟子将其描述为“化性起伪”、“积善成德”和“继善成性”。教师德性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修养而形成的一种获得性的内在精神品质。教师德性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主建构的过程。它是在价值引导下，在精心创设的教育情境中自觉形成的。既不是天性的自然成长，也不单纯是外在环境的模塑结果，而具有在内外因素 共同作用下，建构生成的特点。

第三，能动性。教师德性作为个体教师的内在品质，能够使个体自主地选择“应当的”行为，从而克服或避免道德规范的僵化性。而且，在道德规范不足的情况下，教师德性仍能保障个体教师做出恰当的行为选择，甚至促使教师制定出新的道德规范。

篇5

关键词：法学教育；道德养成教育；实施途径

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长期受到贬低，甚至曾经被砸烂，法律仅仅作为政治训导工具而并未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法学教育的价值定位。并且，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取得了由政治训导式教育向学科教育这一转变后，没有及时向价值观教育的转化，而是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之中，解释概念、注释条文、抽象议论多于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更忽视了法律道德教育，未将秩序与正义的价值理念放在法学教育的首位。因此，面对当前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道德危机问题，并基于法学教育并非等同于单纯的道德养成教育，我们应认识到法律相对于模糊性极强的道德价值观念来说，更注重程序的约束在法学讲授的过程中不能把二者相等同，而是应注重在法律的范畴内讨论其道德因素，其主要途径有：

一、发挥学校在道德养成教育中的作用

实施养成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把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转化为受教育者的道德感情和道德信念，凝聚为按照道德要求去行动的习惯。其重点就是要从幼小开始，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古人也认为“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这样才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礴格不胜之患也”。这就是说，在儿童时期，就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使基本道德规范逐渐成为他们的思想与品性。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家训”、“家教”，在此过程中，家庭的角色固然重要，学校教育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学校教育是承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纽带；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又是以上两者的基础。

我们知道，从思想道德层面来看，青少年时期犹如“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这段时期内如果能够使学生懂得道德的基本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就能够在以后的学习、教育和自我锻炼中，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且能够让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道坚固的道德堤防，对一切不道德的观念和假、丑、恶的腐朽思想，就能自觉地抵制，并在这种斗争中锻炼自己识别善恶的能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在大学教育中，更要把道德教育提高到理性认同的高度，力求在“知行统一”和“理论认识与身体力行相统一”上下功夫，使道德教育同大学生的成才紧密结合起来。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更应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的权威性首先要求法律从业者以及未来的从业者具有高尚的道德，然后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二、创新教学方法并使其多样化

鉴于法律与道德本质区别，如欲使法律与道德恰到好处地结合。就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启发学生，在传授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要融人道德教育。

第一，道德教育不同于专业知识的讲授，所以便有人提议，为了加强法学专业中的道德养成教育，应该开设专门的道德养成教育课程，这也未免不可，但具体的授课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理论知识的灌输，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和教师引导性，特别是通过老师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纳、分析基础上，提出引导性问题，然后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例如，曾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王海现象”，可谓见仁见智。到底如何认识“王海现象”?这其中就涉及感性与理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又如“孙志刚现象”问题、法律援助问题、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以及由于科学发展而引发安乐死、克隆人等问题都是涉及法律与道德的典型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有助于学生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促进法律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同步提高。

第二，“诊所式教育”，即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即“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这种教育方式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与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吻合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传统法学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此种方法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AALS委员会已经在《校内诊所的未来》中根据诊所式教育任务确定了诊所教育的9项目标，其中有一项是通过学生亲身接触职业律师的习俗来培养他们的职业责任感与道德感，这就说明了此方法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塑造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这是传统法学教育很难做到的。所以根据我国法律体系的特殊性质，适当使用“诊所式教育”还是大有裨益的。

三、重新审视传统的“灌输理论”方式

在教学实践中，“理论灌输”方法存在着诸多缺陷，如课堂气氛沉闷，忽视学生反映，讲授内容与学生的教材或资料重复，课堂缺乏交流，内容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因此屡遭批判。如将此方法不恰当地运用于道德养成教育，可能将会产生同样的不利后果。

事实上，法学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道德养成教育更非如此。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产生均有其特定的基础，任何方法的提出和采纳都不能脱离实际，新方法的引进对于传统方法应是一种丰富和嫁接，试图用新方法完全取代传统方法，实践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即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因此，我们在创新教学方法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灌输理论”这种传统做法，实际上，这种方法是真正能够使理性法律知识与感性的道德精神有机结合的有效方法，它能使老师在单位时间内充分阐述法的思想和精神，让学生面对面地聆听老师的思想和观点，并能在课间休息时与老师进行交流。课堂讲授存在的缺陷不在于方法本身，而是人们对这一方法的掌握不力、运用不当。我们应当启学生之所能，尊重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平等的双向交流的新模式，恢复灌输理论的本来面目。此外，道德养成教育可分为是理论教育和养成教育，在某种意义上，理论教育可以作为养成教育的前提，欲使受教育者将其道德行为习惯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来，必须有内心的思想驱动，而这种思想正来自于教育者日益积累的思想灌输，因此，道德教育方法就其本质来讲是辩证的，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能顾此失彼，那种包罗万象、一成不变的教育方法是不存在的，简单地人为地确定某一种方法为教育方法，即使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也会因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方面而惨遭失败。因此，选择道德教育方法时，应坚持多元化综合运用原则。当然，多种教育方法的综合运用不是诸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和有机组合，即要坚持创新方法优先，兼顾传统方法的原则，从而使道德养成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运用情感式教学在实践中树立法律职业道德

培养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学专业中道德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了法律职业活动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等不同角色的伦理关系。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寻求一种体现不同角色交往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场所，促进学生养成道德人格。因此，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应该进行体验式教育。

体验式职业道德训练方法，是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实际案例中道德取舍问题的评判，同优秀专业人士交流座谈以及直接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等实践活动，使学生不断提高职业道德认识，从而形成优良职业道德。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将职业道德认识付诸于实践，做到知行合一，也便于学生形成职业道德自律意识。有学者也指出“道德知识对于个体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现从‘不知’到‘知’的跨越，更在于从‘知’到‘信’的的提升。……单单靠一般课程的教学和校园文化的影响，显然不足以形成学生坚实深厚的关于道德价值的理解。”其实，“任何人都不能被灌输或施加条件来诚实地讲话或公正地判决，因为实施这些美德都要求一种自觉意识和自由选择的品质”。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能够提高学生“进行反思性的道德判断能力”，并间接地感受律师在职业道德方面的行为。同时，要确保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成功，还必须将它延伸到活生生的司法实践中，因此，学校便应要求学生定期选择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安机关等部门实习。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已经实际上处于法律职业人员的地位而与当事人、律师、实习单位的人员等进行交往，直接面临义务与利益冲突的选择，这将有利于其法律职业道德意识的形成。

其次，受教育者在实践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理论转化为行为是判断道德素质是否提高的标准，因此还可以采取“内与心，外于行”等立体教育模式，“内于心”就是通过教育，解决道德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一种心理过程，是行为能力形成的内侧。主要通过价值判断、选择、体验形成价值取向、情感、信念、行为方式和习惯等心理素质。“外于行”就是通过管理，解决道德的行为实践问题。这是一种行为过程，是受教育者思想认识的外侧。主要通过外在行为得以体现。养成教育是外化与内化统一于青年学生个体发展全过程的和谐教育，其根本目的决定了养成教育的内部机制必然是外化与内化的统一，二者是行为能力的内外侧，缺少了一侧都不能构成行为能力。因此，作为高等院校的教育者，不仅要使道德思想植根于青年学生的大脑，更应该通过多种方式使这种思想影响其行为与习惯，而作为法学教育者，更应该将法律知识与道德精神相融合，以使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前提下，彰显道德的本质。

篇6

[关键词]体育教师 终身体育 职业道德 行为规范 法制化

[作者简介]李勇（1974- ），男，河北冀县人，西京学院体育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陕西 西安 710123）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2年科研项目“基于系统方法论的高校阳光体育模块化管理体系”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JK1071）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9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伦理道德观念意识的冲突和矛盾。以“八荣八耻”为精神载体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适时提出，准确、科学、客观地对我国现阶段社会道德理想、行为规范等提出了总得要求。高校是社会集合中的重要元素，高校体育教师承担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断输送学习型、健康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后备人才的重要任务，其职业道德建设工作开展的好与坏，将会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及广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总的精神概括，以《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设计蓝本，以“终身体育”为最终培养目标的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体系的建立和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我国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现状

我国教师职业道德专业化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说通过近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各类高校都不同程度的建立起自己的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体系，在师德行为规范、培育养成机制、评价奖惩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关的制度和要求，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我国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工作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职业道德观念认识的不完整性。传统教师职业道德是基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建立起来的，是对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对人、对事、对工作等一切教育行为的理想化要求，但其缺乏社会现实基础和法律基础。第二，职业道德结构认识的不完整性。传统教师职业道德大多只是对教师的职业道德理想作出比较粗糙、抽象和一般要求，而很少对职业道德原则和职业道德规则作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和便于操作的结构设计。第三，职业道德内容的不完整性。内容上多缺乏涉及教师个体发展和教师从事不同学科的特点和要求。第四，职业道德执行效度不足和具体评价的不易操作性。传统教师职业道德是基于师德理想高度的东西，但是缺少社会现实背景下的易于达到的、可操作的、具体的执行标准，导致教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距离感，同时也给教师职业道德评价工作带来极大的操作难度。

二、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专业化发展思路

1.以专业化思想塑造教师职业道德理念。我国传统教师职业道德属性通常都被定位于社会道德属性范围内，但我们更应看到教师职业道德的职业属性和专业属性。当前，全面达成“终身体育”培养目标已然成为现阶段我国高校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应顺应体育学科的专业特点，以师生关系为核心，以人才培养和教育实践创新的客观规律为发展主线，引入专业化思想来对传统教师职业道德进行重新认识。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专业化内涵是指体育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是调节教师与他人、教师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同时，还应关注职业道德内涵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养成。“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仅仅是作为现代教师职业最基本的道德条件，而非全部，因此，我们必须以专业化精神来塑造体育教师职业道德理念。

2.以专业化思想构建教师职业道德的层次结构与内容。依据上述对体育教师职业道德理念的从新理解，我们可以分析归纳出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应涵盖以下三个层次结构及其对应内容。第一，职业道德理想。职业道德理想是体育教师从事专业化教育实践行为的最高境界要求，是社会大众对体育教师职业伦理行为的较高层次愿望，也是体育教师职业道德不断创新发展的方向。该层次结构涵盖的内容有：对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决定忠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体育教师自身特有的人格魅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博爱精神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与成长的快乐；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从而实现职业的发展；自觉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及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严于律己，为人师表，成为学生言行的楷模并得到社会及他人的广泛道德认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勇于牺牲，甘愿奉献，以积极健康的良好心态来体验教师独有的成就感与愉悦感，从而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断提升。第二，职业道德原则。职业道德原则以职业道德理想为基础，对体育教师职业行为进行约束，是指导教师职业行为的准则。该层次结构涵盖的内容有：在现实社会中，使教师的职业行为始终适应和符合社会大众的理论道德需要，并进行职业演化；准确把握教育发展方向，使教育行为符合我国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尊重教育及学生成长规律，引导和挖掘学生潜能，使其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树立良好的职业纪律观念，自觉接受和服从相关工作纪律管理，促使学校各项工作得以有序、高效、顺利的完成；善于从各种途径来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为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的专业化保障；加强体育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形成具有个性特点的人格魅力，并使之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健康向上的人格取向；团结同事，增进交流，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注重职业团队的建立，以期更好地形成创新能力；广泛进行社会交往，借鉴和吸收各类有益的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形成教育合力。第三，职业道德规则。职业道德规则是指体育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必须做到的基本要求，是体育教师在课堂内外及人际交往过程中最直接、最具体的行为约束。职业道德规则通常都可以设立较明确的观测点，具有外显性和可操作性，一般都是以否定句式来告知教师不允许或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及不恰当行为。例如不得迟到、早退、旷课；不能体罚、变现体罚或言语态度侮辱；不能将不良情绪带入课堂；不能随意否定学生的看法及观点；不能在课堂打电话等。

3.注重教师职业道德的法制化建设。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教师角色被赋予崇高的道德示范，使教师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理想化期待固然美好，但也正因为他的理想化和崇高化，使其远离了法律的基础和现实生活的道德土壤，而高高飘在空中，人们必须仰视才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教师职业道德的法制化建设，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置于法律和公民社会义务、社会公德的框架下，结合教师职业行为特点和要求，演化出符合现行法律对社会公民及公务人员所规定的基本理论道德和品质修养，并将其细化成教师职业道德具体要求。在教师职业行为具体实践中教师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职业道德规范，那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法律问题，从而以法律的强制性促使个人职业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4.正确解读师生关系是构建教师职业道德体系的核心。师生关系是一种隐性的教育因素，直接制约着学生接受教育的程度，影响教育过程乃至决定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我国教育家叶澜先生曾经把教师的教育行为比作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认为对于一名优秀教师而言，所传授的知识在若干年后学生大多不会记得，而只会记得传授他知识的老师。因此，正确解读师生关系是构建体育教师职业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确立一切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前提和基础。教师应充分理解学生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人格特质，以民主和平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帮助学生充分发掘自身潜力，发展健康人格，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及生存能力。

5.提高可操作性是建立专业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技术保障。我国传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多为理想和原则层面上表述，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感到难以找到对应点和观测点，也就缺少了现实意义上的指导和评判功能。在具体环境下，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具体的、直观的和易于操作的职业道德规范，来准确指导和评判教师职业道德现状与发展。偏重完美理想的师德规范只会使广大教师内心产生具有距离感的敬畏，致使教师心理压力加剧，并最终因其高远而形同虚设。因此，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必须朝着更具可操作性、更加朴实的方向发展，力求基本道德要求与最高道德理想相统一，原则引导与规则操作相融合。

6.机制健全是教师职业道德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专业化发展还必须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以确保形成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导向化、专业化、常态化的持续发展格局。为了实现上述要求，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培养机制：首先，应完善教师选聘制度，严把教师职业道德关。在教师选聘制度中，应特别注重对教师人格、品质、修养、责任心、工作态度、价值观等职业道德现状及可能的发展情况进行考量和评价，只有严把入口关，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教师职业道德的高水平，并确保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导向性。其次，应健全教师工作制度，严把职业道德纪律关。健全的教师工作制度可以对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纪律、工作态度、人际交往、业务学习、科研创新等诸多职业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在尊重教师人格的前提条件下，引导教师不断的对自身道德行为进行自觉、自律和自省，促使其真正成为道德规范的践行者。再次，应以内化和渗透来优化教师职业道德养成机制。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质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社会对教师职业的态度和教师任用制度的变化，直接导致教师群体对自身社会地位及社会认同的不自信。不可避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师职业道德理想的“彷徨”，甚至“退化”。因此，采取强制和硬性灌输的方式来引导和培养教师的职业道德，显然是不合时宜了。新时期教师职业道德的养成应顺应时代变化，将教师职业道德培养要素渗透到社会生活及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运用间接教育、一般教育及价值澄清模式等非直接的教育培养方法。同时，还应强调教师个体的道德践行，优秀的职业道德素养仅通过对规范条文的学习是不能养成的，只有在不断的道德践行过程中去经历、感受、思考，最终逐步内化为教师的品质修养和职业道德理想。最后，完善的评价与激励机制是预防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失范的有效途径。完善的评价、激励机制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体系中是必要且重要的。建立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互评、自评体系，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但应注意的是，将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进行量化考评时应科学界定考评的范畴，合理细化具体评价内容，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并将考评结果作为教师岗位任用、工资晋升、职称评定、职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另外，还应合理使用激励手段，利用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教师的优秀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肯定和表彰，从而提高教师道德践行的积极性，预防教师职业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夏瑞阳.湖北高校体育教师职业道德失范及其改善对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1）.

[2]李国庆，赵国金.西方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研究及借鉴[J].高校教育管理，2011（5）.

篇7

多样

美国法学教育的承办权并不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中，教育部门无权过问，更多的管理责任落在美国律师协会及各州律师协会的手中。因此各个律师协会根据所在州、所在法学院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课程设置标准。与此同时，美国慈善事业的发达，导致私人办学非常繁荣。各个法学院为了录取到优质的学生，也为了募集更多的慈善资金，在法学教育的学制选择、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上都采取了自主的形式，因此也就形成了美国法律教学多样化的局面。

学制多样 美国的法学教育为本科教育后教育，大体而言有三种类型可供选择：J.D.，LL.M.和J.S.D.。J.D.需要申请者拥有大学本科学位，通过法学院入学考试即可。J.D.属于美国正统的法律教育，通过J.D.之后，即可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大多美国学生选择此种学制。而LL.M.通常是在取得J.D.之后再攻读。LL.M.大抵需要九个月来完成，LL.M.除了个别侧重一般理论外，更多的侧重学生对某专业领域的了解。因此，在美国的法学院，根据不同专业类别开设不同的LL.M.课程非常多见。J.S.D.的学位是以学术研究为前提的，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且通过口试是不可以毕业的。申请就读J.S.D.需要提交研究计划，但对于是否进行课程学分学习，各个学校要求不一。美国本土学生和留学生都可以选择就读，就读期间没有严格的年限要求。因为J.S.D.强化了对论文写作的要求，学校在审查学生的入学申请时更具有自主性，学校会视教授是否有指导意愿及委员会审查等决定是否许可申请者入学。从实践操作来看，美国高校审查似乎不倾向直接录取没有在美国就读LL.M.学位的留学生。但对于本国学生而言，则没有任何类似的要求。

课程多样 美国没有统一的法学课程设置标准，各个法学院秉承理论服务实践的原则，在设置核心基础必修课程之外，根据法律职业发展的需要，在配套系列选修课程的设置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学生在第一年完成宪法、刑法、合同法、侵权法、诉讼法、法律写作等课程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更深更细的课程或者程度更高的专题讲座。

教学方式灵活 在美国的法律课上，教师真正把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上课方式更侧重于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其教学不仅仅在于教授法律规则，而在于传授律师的思考方式――如何运用案例、如何操作案例、如何把案件变成可以辩论的内容、如何站在不同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案件。因此，除了大班上课外，课程的组织形式更为灵活，分组讨论、小组专题等方式更为多见。任课老师很少照本宣科地讲教材，更注重如何营造轻松自主的学习氛围，指出争论焦点，不断地追问、反问甚至是换个角度问问题，从而对学生进行高度启发式的职业训练。

实用

实用主义是美国教育的核心。美国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以实践来展示法律的生命。故此，在教学中更强调生活中的法律，培养学生了解和运用现有法律制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施案例教学 1871年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提出凸显法律原则、法律理念的上诉法院的判决才是普通法的真正权威，这些判决应被编做教材，供学生学习使用。教学过程中，对于这些案例应采取苏格拉底问答教学法来取代讲解式教学。自此这种教学法在各个法学院的教学活动中展开。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内容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分发给学生。学生们需要在课前阅读这些案件，并分析和整理案件的事实、争论的焦点、法院的判决及其理由。在课堂上，老师像个苏格拉底式的引导者，不需要讲解，而要提出各种实验性的问题，组织学生自行理解案例中隐藏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分析和评价其中涉及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规范。这种教学法培养了学生洞察法律问题如何发生，以及律师、法庭及立法机关如何设法解决的能力，通过个案的研究，使学生了解如何运用法律的有关材料，不断地把法律原则与具体的事实相互结合，并预计社会改革或实际运用对法律原则的影响力。对于法学学生而言，鲜活的案例远比枯燥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更具有吸引力。

组织诊所教学 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了解法律原则的发展概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学方式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模拟诊所，在专任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学生模拟扮演案件的各种角色，体验法律案件处理的整个流程，包括提供法律意见、撰写法律文件、提讼；一种是真实诊所教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真实地处理法律问题，通过具体的锻炼，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

重视伦理素养 杰出的法律人不只是一个成功的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这种智慧超越法律知识和技巧，而是其基于道德理想而拥有的专业观念。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尊重，才能够认清活动内在价值的意义，才能在法律职业活动中获得较多的快乐。而这些所谓智慧或者基于理想而拥有的专业观念即为：法律职业伦理。美国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法律职业伦理养成。美国律师协会指定在所有的法学院内，增设伦理课程，要求所有的学生接受法律职业及其成员之历史、目标、结构、义务、价值观的教育，包括《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规则》的教育，并要求法学院在任课教师的遴选范围上，包括法院和律师协会的成员。从实践来看，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状态，各个法学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程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包括贯穿性教学课程设置、单独的课程设置、诊所式教学、仿真实践教学等。为了让学生切实感悟法律伦理，采取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苏格拉底教学法、影像展示、合作课程、专家协同、讨论教学等多种方式综合开展。

新趋势

篇8

关键词：成人教育；商业伦理；企业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1-0121-02

一、商业与伦理

伦理是“指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遵循的各种道德准则和规范”。伦理随人类的诞生而出现，是协调人际关系、完善自我的手段。在理性人类的商业行中，必然存在着是非曲直，形成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比如最简单的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各取所需。这种商品交换中的基本准则，包涵着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和公平，即商业中的基本伦理观念。伦理观念在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完全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竞争经济，而竞争的前提是需要社会形成一种公平、公正的经营氛围，保证这种氛围有两种手段：法制和伦理。从管理科学的发展来看，当管理伦理学成为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时，标志着管理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在管理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为管理伦理学阶段，因此，伦理作为管理的一种新趋势，对于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商业伦理问题

商业伦理是一门关于道德的学问。它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将道德标准应用到商业政策、机构以及行为中，其核心问题是企业或商业活动的正当性、合理性和规范性以及商业的行为主体如何才能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个人伦理、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经济制度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交织，因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商业伦理学，它既是一门应用性的规范伦理学，将一般规范伦理学的原则与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活动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又是在工商管理领域内发展起来的，在大学管理学院或商学院开设的一门管理学课程。商业伦理学以工商管理活动和工商管理活动领域中的规范和制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依据一般规范伦理学的原则和方法探究工商活动的伦理规则；并据此对工商管理的活动、制度和规范进行道德评价；研究工商企业的伦理建设等。具体内容包括：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工商企业的责任和目的，营销中的伦理原则，财务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生产与营销中的消费者规范，环境保护问题，工商企业的伦理建设等。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和企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和诚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拥有大批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技能和良好的伦理道德修养的商业管理和经营人才，是保证我国经济改革稳步进行的必备条件，普及和加强商业伦理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三、商业伦理教育融入高等成人教育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参与交换的主体千差万别、参差不齐，伪劣假冒、强买强卖、坑蒙拐骗等不良商业行为充斥着市场，这些商业伦理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的形象一直不是很好，有“无商不奸”之说；二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商业伦理观发生了变形和扭曲，一些人误认为市场经济就可以不择手段地赚钱，把市场经济与商业伦理对立起来，将是非问题和法律问题等同起来，将正确与否与是否受到惩罚混为一谈；此外，由于市场本身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不足，无论在信息的透明度与对称性、交易运行的制衡机制、政府的监管手段，还是在法律约束方面都存在许多漏洞和缺陷。高校成人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有其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伴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伴随着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高等成人教育这个子系统也越来越明显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商品经济的观念已经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可避免地经济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成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事实上，商业伦理教育问题存在于各种文化环境中，即使在发达国家，公众对商业伦理教育也极为关注。商业伦理课程最早始于1915年的哈佛商学院，至今在美国已经有90%以上的商科学院提供了该课程并且越发重视商科学生的商业伦理教育（NealMcGrath，1993）。因此，我们应把商业伦理教育作为高校成人教育中德育工作的重点来抓。

四、高等成人教育开展商业伦理教育的几点思考

我国有丰富的伦理教育资源，儒家伦理、社会主义伦理和西方伦理中都有大量的宝贵思想可以为我国商业伦理建设实践服务。但是，这都必须建立在商业伦理教育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商业伦理教育中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脱节，重视微观个人职业道德，忽视中观企业责任和宏观经济制度伦理的现象。高等院校开展的职业道德教育联系实际较少，空洞说教较多，这对商业伦理教育学科发展不利。因此，在中国普及成人教育中商业伦理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社会整体商业伦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和法律制度伦理建设，依靠制度中隐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引导人们的行为，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道德建设环境。提高道德素质，培养自律能力，可以通过伦理道德教育和个人道德锻炼来实现，但促使其伦理道德规范行为的完成和道德意识的觉醒还须辅之以制度性的手段，制度与伦理道德建设的最佳结合，必将促进制度和道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2.在高等成人教育中开设商业伦理必修课，传授世界和中国最新的伦理管理理论知识和经验，注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儒商伦理道德的教育，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高等成人伦理教育体系。商业伦理教育是一个综合着多学科、多层面知识的教育内容，伦理学、职业社会学、职业道德等领域中的核心知识都应该被纳入到专业伦理知识结构中来，作为基本的理论知识加以传授。因此，高等成人教育在传播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重视对成人的伦理道德素质的教育，这样培养的人才就不仅是技能型的、知识型的，而且是道德型的。

3.在工商企业中开展商业伦理知识的普及性教育。企业应当学习西方建立企业内部的伦理机构的经验，该伦理机构工作范畴涉及制订适合公司需求的公司伦理规则，讨论需要高层处理的伦理问题，负责公司的各种伦理培训计划，组织全企业人员参加各种伦理进修和培训等，将企业的价值文化和伦理文化与管理融为一体，把不断提高雇员的伦理道德素质列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决策之一。

4.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采取普及法律知识的方法普及和强化商业伦理的社会教育，使商业伦理教育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社会工程，提高全社会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平，帮助人们能够正确地区分各种商业行为中的善与恶，学会理智而智慧地处理各种社会活动中的道德困境问题，做一个道德高尚、遵纪守法、富有崇高的民族和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

总之，我国高等成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智商、情商、德商兼备的商业人才，商业伦理教育就是要树立和培养成人学生的商业伦理观，为其职业生涯成功奠定基础，最大程度地实现其自身价值。每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他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个循环的财富积累过程中，健康的人际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种商业伦理观就会促进企业的健康和活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许多知名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悠久的发展历史证明，正是由于遵循了应有的伦理标准，才使他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长久不败。

参考文献：

[1]王锴.寓财务伦理道德教育于专业教学的探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65-167.

[2]俞庆刚.论大学生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4）：302.

[3]聂进.关于普及和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育的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808-812.

[4]王棣华.企业财务管理学的伦理倾向[J].四川会计，2001，（7）.

篇9

造成大学生道德、法律意识现状的分析

“德育为先”的提法无疑是在强调高校教育必须将德育摆在第一位，学生的成才必须以品德的养成作为先决条件。为此，高校开设思想政治课，该课程性质是公共必修课，要求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修学这门课，由此可见学校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视。但大学的普遍做法是仅从理论上进行说教，与时展、社会实际相脱节，缺乏实际操作性。这容易使学生感觉德育教育过度理想化，对德育教育的印象是“高、大、空、远”，加之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与校园里所宣讲的思想教育背道而驰，让学生感觉思想政治教育是苍白无力的，甚至会出现“五加二等于零”的现象，即一周五天的在校教育，二天假期过后，学校教育归于零。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没有跟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日后形成的道德观尤为重要。但在升学教育的重压下，家长往往更注重对孩子的智育培养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德育养成，他们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就行，其他的无所谓。再加上社会公益宣传的不到位，让学生从小就没有培养起良好的道德观，以至于到了大学阶段，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趋于成熟的时候，还会做出违背道德最底线的事情。高校法律课的开设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普通高等院校，普法课程的开设仅仅是依靠大学生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课，而法律基础是排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后的，即一学期下来只有后半段会讲些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而这门课大多数高校只是每周上一次，课堂上教师运用的教学手法多是理论知识的灌输，至于这些知识该如何运用到实际所发生的情况中，学生就不甚了解了。这样就会造成大一学习的法律概念等理论知识，由于平时用得少，到了大二、大三也忘得差不多了。更别提如何学会运用这些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这就容易导致高校倡导的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如何提高学生的道德和法律意识

所谓“底线”，即指应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和行为引导，能够从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出发，开设选修课程，组织有益活动，尤其是组织学生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通过贴近生活的德育来感染学生，把德育从书本上和课堂上的教化引导到具体的实践体验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曾指出:“教育忽视了教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生活、热爱生活并从事工作的基本职责;而人们必须创造这个社会，作为他们理想的体现。”这也是今天德育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离开了参与社会生活，学校就没有道德目标，也没有什么目的。”德育在于培养人的德性，而德性本身就是来自于社会生活规范，学生要学习和掌握社会生活规范，就必须参与社会生活，参与人际关系。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学会生活，触摸生活，才能真正认识生活。做好底线伦理教育的基本是做好法律教育底线伦理的最基本要求是要学会遵纪守法，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社会成员普遍认同、接受并通过一定程序法定化了的道德标准，它是维持一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道德准则。法律是为社会普遍成员制定的行动准则，它照顾和反映了普遍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要求。在高校里开展法制教育，首先要从课堂上下工夫，教师应从纯理论的教学中转变成实操模拟教学，教会学生如何把相关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案例中去。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学习法律是有用的，法律是能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侵权现象的，这样学生才会信法，才会在脑海里逐渐培育起法律意识。其次，高校的法律教育课应贯穿整个大学阶段，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大一阶段，每个阶段制订的法律课程应有所侧重，尽量把社会中常用的法律知识，在大学里进行普及。最后，学校应定期在校园里进行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学生的法律意识。家庭、社会教育对大学生底线伦理的教育不可忽视父母应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培育良好的道德意识，并对社会上出现的不良现象对学生给予及时的指导。社会的公益宣传，也要全面开花，在视觉、听觉上全面宣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树立道德楷模，让普通大众有学习的榜样，逐步消除与国家宣传的主流思想不一致的现象，让家庭、社会教育达到与学校教育的统一。

作者：聂杜艳 单位：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篇10

企业伦理道德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对企业发展施以影响。在企业内部，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校正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软约束，它有助于企业确立整体价值观和发扬企业精神，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助于群体行为合理化，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企业外部，企业伦理是企业立足社会的保证。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履行社会的义务和完成社会的使命，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导向功能。企业伦理是企业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正确的指导原则。企业只有使自己的求利行为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整体利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取向，即以伦理为决策导向，才能在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进而获得管理的成功。

2、凝聚功能。管理者的人格魅力主要由管理者的道德素质决定，它能产生威信，使管理者赢得员工的信任，有助于二者之间的沟通，它能产生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责任感，并进一步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产生强大的内聚力。企业伦理能帮助管理者塑造良好的道德形象，扩大人格魅力的影响力，消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亲和二者的关系，使管理决策得到积极响应，取得良好的管理绩效。

3、规范功能。伦理的自律性表现为：它能在企业中造就一种良好的氛围，成为员工的自觉信仰，会以“理应如此”的无形的精神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行动，达到自我评价、自我规范的功效。

4、激励功能。企业伦理能给全体员工提供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激发力，从而使他们的心理和行为都保持着高昂的状态。管理者运用伦理手段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5、有助于企业享有良好的商誉，提高其社会地位。企业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大类，综观国内外，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都远远大于有形资产，从一定意义上说，无形资产的大小决定一个现代企业的价值，企业伦理就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商誉又是无形资产中的关键因素。企业商誉是一个企业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赞美的程度，它己越来越成为企业赢得现代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商誉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认同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形势非常紧迫。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市场，我们面临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内企业外，还有一直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的跨国企业。因此，中国企业必须通过逐步建立“诚信、公平”的伦理道德，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更好的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全球环境。

二、我国企业伦理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企业一直比较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企业伦理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少企业的伦理建设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3]

1、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法制不够健全。社会风气的好坏对企业的伦理建设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犯罪为特征的严重的腐败现象，这种现象是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伴生物。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企业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竞争中取胜的，客观上为某些领导干部，贪污受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社会上则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企业的三角债问题、不遵守合同、不守信用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不良的社会风气无形中又影响到企业，一些企业的领导以此为自己的企业违反伦理的行为找借口。

目前，相对于迅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我国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一些法律规定不十分明确。很多不良的商业行为就是钻了法律不明确的空子。此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舆论等社会监督体系软弱无力等都是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企业伦理建设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没有法律强有力的依托和后盾，企业伦理建设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

2、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够。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够,为企业的道德失范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而且还存在行政主体介入市场的问题。价格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导致企业往往在不规范的市场规则下采取不规范的牟利行为,这种有较强的功利主义特点的企业难以通过市场和社会的机制将其牟利行为转化为社会的福利。

3、企业管理者对企业伦理重视不足,员工伦理意识淡薄。现阶段我国企业伦理教育滞后，企业高层管理者忽视伦理的重要性,伦理意识不足,员工缺乏相应的伦理知识。管理者的伦理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负责人对商业伦理(企业伦理)了解不多;(2)企业负责人对部分非道德行为采取容忍的态度;(3)企业负责人把不道德行为归因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员工对企业无感情,责任意识淡薄,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对企业的发展不感兴趣。甚至有个别员工为牟取私利故意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到企业正当利益的获得。4、企业伦理规范建设明显滞后。当前，我国企业伦理规范建设明显滞后。市场运行规则的不完善或规则执行缺乏有力监控，使得那些投机经营等违背企业伦理的企业非但不受惩罚反而能够获得大利；相反，那些遵从伦理道德的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或面临成本过高的压力，最终导致有些企业不再注重甚至放弃企业伦理建设。有些企业虽然认识到了企业伦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底子薄、实力弱,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或在生存上苦于挣扎、或刚刚突出重围、起死回生、或潜心致力于内部生产技术等,认为企业伦理建设是重要的,但无瑕顾及,等到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实施。

三、加强我国企业伦理建设的对策

企业伦理的选择和建设是一项重要战略的决策与实施过程，除了要具备独特性、持续性、延展性和显著的经济性等核心资源所必备的特点，还要考虑企业本身的特殊性，要从我国企业管理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建设新路子。

1、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企业伦理建设的第一步是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企业价值观是反映企业生存的根本价值和意义的整体化、个性化的群体意识。价值观为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行为指南，解决了企业该干什么、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做得好坏的评判标准。[4]

作为合伦理性企业的价值观，必须是正确而明晰的，也就是说必须是崇高的。崇高的价值观，意味着企业应服务社会，追求进步，对人类文化做贡献，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美满、个性全面发展等。具体来说,企业应从思想观念的改革入手,特别注意以下两个观念的树立:第一,树立诚信观念。诚信是道德建设的根本,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要根治诚信缺失现象,需要企业加强自律,也需要国家建立有效的诚信制度。要让企业家明白诚信是企业的宝贵资源。只有每一个企业都从我做起,整个社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用环境。不讲诚信的行为起初是伤及别人,但最终必然伤及自身。只有每一个企业都从我做起,整个社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用环境。第二,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企业要意识到不能以“道德代价”换取企业的狭隘利益和短暂效益,企业只有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才可能持续发展。

2、制定企业伦理规范。提高伦理水平不能单纯依靠道德说教，如果能把企业伦理的准则规范化，形成内部的各种管理制度，则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企业伦理准则所规范的是企业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关系，侧重于企业自身行为约束。伦理准则虽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企业的文化和行为。伦理观念和伦理准则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能够协调好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我国目前很少有企业制定伦理准则，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顺应现代社会企业伦理趋向，树立社会责任、诚实守信、竞争合作、顾客至上、尊重员工等现代企业伦理观念，并且依据现代企业伦理观念来制定企业伦理准则。[5]制定伦理准则或守则的作用在于,一是可以促使员工思考他们的职责,激发员工的道德意识;二是培育企业优良的道德文化,形成企业的道德传统;三是有助于防止自上而下的不道德行为;四是能提高企业社会上的道德声誉。通过企业伦理规范来明确股东、员工处理与顾客、社区、行政机关、群众团体、社会大众的利益关系的行为,重点是突出企业的责任,强调企业的自我约束，也应包含企业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和道德理想。

3、建立公开的企业伦理监督机制。企业作为社会的成员，其行为也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一个公开有效的企业伦理监督机制不仅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双向公开的信息沟通渠道。企业要运用信息技术等现代管理手段，对企业的信息沟通渠道进行有效整合，以提高信息传递效果和沟通质量。要根据技术发展和环境变化寻找适合的载体。伦理建设既要提纲挈领，有骨有肉；又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伦理取向要适当地具体化、实物化，寻找合适的载体，“让员工随时随地体会到，让客户随时随地感受到”，发挥其长久的影响力。

4、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企业伦理与法律的关系密不可分,法律制度具有伦理教育作用,它可以告诉并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活动领域,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人的活动具有选择的自由,超出了这一范围就会受到惩罚。因此,必须完善企业面临的法律环境。通过法律制度使伦理道德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同时增强道德的规范性,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律体系对企业行为形成强约束,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反伦理行为,净化社会道德环境,促使人们尽快形成遵循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6]因此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律体系会对企业行为形成强约束，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反伦理行为，促使企业尽快形成遵循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习惯。一是要增强立法的公正性，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性,即法律内容的无歧视性。二是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的伦理素质，使他们在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管时更加注重企业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原则。

5、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国目前企业伦理水平低下的状况与政府的某些行为有很大关系。作为政府,此时往往成为某些企业的后台靠山,企业可以凭政权的力量从事一些反伦理活动,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成为当务之急。[7]

一方面,政府应不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让企业在市场上享有自主的权利;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企业能够独立自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准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提高企业伦理水平。

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开展道德改革运动,转变企业的经营道德观念，迫使各主体加强其自身的“自律行为”,强化个人的诚信责任感,使企业主动进行伦理经营。

6、加强员工企业伦理教育。我国企业目前普遍重视对员工的职业技能训练，忽视企业伦理道德教育，企业员工的整体道德素质不高。企业伦理教育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起点,并以提升成员个体的道德人格和企业整体的伦理品质为目的。通过对员工进行伦理道德培训,教育和帮助广大员工牢记社会道德的核心,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主人翁观念和诚实劳动观念,引导员工主动了解、关心消费者的需要,提供质量优良的产品和服务。[8]

（1）提高企业管理层的伦理素养。企业伦理规则确立的最大推动者是企业的管理阶层,企业管理层的重视是商业伦理得以贯彻的重要因素。管理层自身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员工乃至企业的伦理观念及各种行为。因此，企业管理层必须增强道德意识,自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一是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企业管理者必须认识、了解和掌握一定的与伦理有关的知识,才能修炼成较高的道德品质。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伦理素质。三是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与反思。

（2）提高企业员工伦理素养。企业伦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有赖于企业员工不去从事各种反伦理行为;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企业员工积极配合对企业反伦理行为进行揭发与监督,因此,对员工进行道德伦理培训极为必要。通过教育和帮助广大员工牢记社会道德的核心,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主人翁观念和诚实劳动观念,引导员工主动了解消费者的需要和喜好,为其提供质量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广大员工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对员工的伦理培训不能是简单的说教,也不能强行灌输,重要的是培育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感。必须指出,员工对公司的价值观的认同需要时日,培训是长期的,否则会稀释公司的价值观。

总之,以伦理道德为思想基础推进企业伦理建设是管理发展的需要,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国企业必须正视企业伦理建设的不足，根据自身情况切实加快企业伦理建设，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