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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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扩张性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二、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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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对策措施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按具体行政行为受法律拘束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其中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行为中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谓之为自由裁量权。所以简单地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行为并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是行政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它有如下二个特征:

1、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对于一般法定行政权来说，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灵活性大。行政机关享有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行决定是否作出某种行为，在何时何地行为，怎样行为的广泛自由。

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它具有行政权的国家意志性、法律性的一般特点，有其标准和目标，受合法性的限制。自由裁量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完全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与毫无准则限制完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针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为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对各种特殊、具体的社会问题能够灵活果断地处理和解决，在适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的余地。为此，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增强行政的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之需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机关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作出有效的行政管理。 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程序约束及必要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又极易被滥用，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表现

1、裁量行为畸轻畸重

所谓畸轻畸重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选择明显有失公正的措施。我国很多的法律法规中都授权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范围、幅度内有自由选择的方式。行政机关的处罚措施应公平地施加于相对人，才能使自由裁量行为与相对人的具体情况形成一定的比例，做到标准基本统一、合理公正。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机关的具体措施与相对人的具体情况间的畸轻畸重，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对法律法规作扩大或缩小的解释

在有些法律法规中，立法弹性较大，意味着行政机关适用时有一定选择和解释的自由。行政机关在选择和解释这些弹性规定时，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目的，遵循惯例和先例，使之成为有一定标准和原则的规则。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正常，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活动的预测才会有一定的标准或参照系数。否则，就会形成行政机关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3、自由裁量行为前后不一致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基于法律的规定和立法目的的要求，为使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秩序， 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采取措施时， 同样的措施应针对事实、情节、后果相类似的行为，使行政相对人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结果。但由于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选择和决定时从本单位、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以及考虑到某个人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对同样的事情或行为处理起来区别对待，前后不一致。

4、拒绝或者拖延履行职责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履行法定职责有时限要求的有两类:一是行政许可行为:二是行政保护行为。对于这两类行为中，法律法规的时限规定，有的明确，有的含糊，但无论哪种情况，行政主体于何时履行法定职责都有自由裁量的权利。根据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行政主体应及时行使行政权，履行法定职责。但在实践中，违反效率原则或者出于某种不廉洁动机，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大有其在。这种行为也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解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对策和措施

1、完善程序立法，建立公开、公平、统一的行政程序，促进行政行为程序化。

首先应确立程序的公开和公平原则，通过立法确定规范的程序，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资讯、条件、过程、决定意向、结果予以公开，对涉及相对人利益较大的及与公共利益关系密切的或过于集中的权力领域予以公开，使权力行使为公众所瞩目;赋予行政行为双方相应公平的程序权利。要处理好法律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合法权益的条款，更应如此。

2、建立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监督主体不仅有党、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和公民。对已有的法定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对没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规章，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滥用职权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人员的奖励和保护。“行政三分制”中的监督，也属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更多体现在事后的监督。在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中，行政监督权被虚化已十分明显，如行政机关擅自设定行政程序、不作为等，相对人通过行政机关的监督部门申诉效果并不理想;再如每个行政机关都有错案追究制，真正执行错案追究的没几例。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总有自己监督自己之嫌，在民众中缺乏权威性。因此，增强行政监督的可操作性，实行严格的执行责任，树立监督的权威性，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泛滥，防止执行权的膨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3、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现在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个较普遍的问题，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有些行政执法人员有“占据一方，唯我独尊”的思想。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行政执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再适宜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坚决调出，使得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4、全面纳入司法审查。现行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只限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力度不够。应把行政自由裁量权全面纳入司法审查，一则可以增强司法监督的力度，二则避免自己监督自己之嫌。

5、建立行政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于那些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权行使主体，才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使其不敢或者迫于畏惧而不敢滥用自由裁量。“离开了责任行政的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失支了判断合法、合理的意义”，通过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双方的责任追究，形成既定的成文规则，从而促进其更好地用好权力。它的形式可以是首长负责制、公务员的执法责任制等。

参考文献

1桂步祥:《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规划》.《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8月

2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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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金融 政策 中部

近期，世界经济继续调整，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已有所放缓，发展方式面临转变。应对新形势，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格局也在转变，特别表现为货币金融政策调控思路、节奏和重点正发生积极变化。在此背景下，中部地区应抢抓政策机遇，加快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中部崛起。

一、当前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发展新动向

（一）货币政策开始倾向于短期操作和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

自2012年8月以来，在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下，我国一直未采用降低存准和降息等宽松操作，货币调控开始倾向于央票发行、逆回购等短期操作和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如差别化调整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等。当前我国经济呈现下行调整趋势，但货币金融领域仍处于较热状态，1～5月份，广义货币M2增幅始终处于15%以上的高位，高于年初制定的目标增速，1～5月份人民币贷款总体增加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多增2792亿元，社会融资总量高达9.11万亿元，比同年同期多3.12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当前“冷经济、热金融”的大背景下，我国货币当局已明确表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未来一段时期看，我国通过降息等手段增加流动性的可能性不大，更为可能的调控方式是将短期操作和金融改革长期目标结合起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调节短期资金供需，以及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贷款利率的浮动下限等。

（二）加快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新兴行业、“三农”、小微企业多年的融资难问题已成痼疾，实体经济缺血严重；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间打转，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资金空转”问题凸显。针对这些问题，近期国务院和央行多次提出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具体要采取的举措是：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倾斜，明确全年“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三）积极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针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现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将有所加快，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加快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今年6月19日，总理在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等。下一步，国家相关部门将研究放宽金融业特别是社区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可能会改变以往设立金融机构时的股东性质限制，以及只能以大银行作为股东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硬性规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有望打破。

（四）强化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风险防控

近年来我国金融多样化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大幅攀升，据中金公司近期测算，目前我国广义信用的影子银行规模已达到27万亿，约占当前GDP规模的一般。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膨胀，导致市场利率居高不下，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难以起到给实体经济输血的作用，同时也集聚了多样化风险。为防范影子银行风险膨胀，中国银监会于2013年3月《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核心内容是促进银行理财产品的真实性，强化对银行非标准债权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客观上将起到银行去表外杠杆化，以及规范整顿银证、银基业务等作用。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等问题，近期审计署对36个地方本级政府债务进行审计，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借新还旧情况加剧。伴随地方财政收入减收压力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正不断加大，平台贷款违约将由从潜在风险变成现实。可以预见，今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监管将更加严厉。

（五）加强对企业开放和“走出去”的金融支持

面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近期国家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加大开放力度和“走出去”。今年3月份，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进口信贷业务以及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今年6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要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推进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等工作。从这些政策措施看，未来我国金融政策将更加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中部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现状及特点

自2006年我国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稳步提升，虽然经历2008年以来是世界金融危机，但仍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缩小。近年来，中部地区发展表现的共同特征是：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社会投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加快，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加快趋势；城市群发展发力，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大趋势。

相比于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仍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地方金融业发展滞后，金融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还很薄弱，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集聚的风险在加大。以安徽为例，截止2012年，安徽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近万余家，但结构和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从资产总额来看，省直地方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约占全省地方金融资产总额的98%，银行类地方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约占全省总额的89%，金融机构大多都集中在省会合肥，为县域经济、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县域经济存贷比49.6%，有16个县不到40%。近年来，安徽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发展，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规模快速增加，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明显，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债务风险集聚，不利于地方经济和金融稳定。加快改善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效能，已经成为新时期加快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三、当前形势下中部地区可采取的现实举措

当前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已从以往“收收放放”的调控思路，逐步转变为将短期政策操作和金融改革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合理构建，更加注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其中蕴含了重大机遇。中部省份应深刻领会国家政策意图，积极采取一些现实举措，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加快实现中部崛起。

一是加快完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地方金融是服务地方经济的主力军，针对地方金融发展不足现状，中部省份应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加快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依据中央精神，中部省份可在地方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村镇银行组建要求等方面争取国家改革试点，改变以往不尽合理的政策限制，促进中部地区地方金融发展大繁荣。

二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前，中部省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实质性问题是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对此，中部省份应顺应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大趋势，积极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调整，合理安排贷款结构和期限，科学设计风险控制和规避方法，适度降低市场利率水平，更大力度支持我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是加强对特定领域的金融支持。中部省份产业结构偏重于原材料产业和重化工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内外需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钢铁、化工、建材和新能源等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中部地区表现尤为严重，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崛起。对此，金融政策应有所倾斜，如制定金融支持调整过剩产能的相关措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等。

四是积极做好融资平台风险控制。在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地方融资平台清理整顿的相关政策，严控违规违法融资的同时，各省还应加大政府性资金、资源、资产的统筹力度，将优质资产注入融资平台，提高政府融资平台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对于融资平台风险监管，还需避免“一刀切”模式，针对平台资产负债状况健康、还本付息安排有保障的平台公司，应积极协助其加快业务审批核准进度，稳步扩大融资规模，重点助推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五是支持企业对外开放和“走出去”。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但中部地区企业“走出去”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有实力的“走出去”主体少，组织化程度低，缺乏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投资战略。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中部省份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相关金融政策政策，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走出去”的规模和质量，促进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维强.我国区域金融政策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5（2）.

[2]张利.安徽省地方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金融，2011（7）.

[3]曹亚楠，李欣欣.金融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探讨[J].青海金融，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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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宏观经济 积极财政 政策实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针对通货紧缩,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许多新变化,中央政府实施了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发挥其更大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及时对政策实施中的某些不足进行适度调整。这对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时期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以及财政现状,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实施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初步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已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企业经济运行困难,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造成部分资源大量闲置,因此调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拉动内需显得十分紧迫。

    1996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扭曲,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税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就能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时下,虽然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不很明显,启动内需的效应在减弱等等,但这只能说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间还不够,只能说明实施政策的方向、重点应作适度调整。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在暂无有效手段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下,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实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其形成原因固然与总需求不足直接相联,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离不开结构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更偏重于经济结构调整,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财政收支的调节,从财力上对投资方向、重点、规模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宏观性、导向性的作用。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较好地规范财税分配关系,从分配上拉动内需,启动经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不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可通过税收返还等手段,调节地区间的财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社会再分配的调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对社会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和救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扩大消费需求,又起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这些都符合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内在要求。

    其次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发国债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债规模是否控制在适度区间内,我们可从决定国债承受力的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些具体分析。一是国债余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经济学上称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1992年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这个指标已远远大于国际警戒线,意味着驾驭宏观全局的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来自发行的国债。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统计学上称国债负担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最多不能超过半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为45%左右,依此测算,国债余额大体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财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过20%为宜。据测算,我国1991年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率。前一指标说明我国财政运行风险加大,财政形势较为严峻;后一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继续实施的空间,财政形势有相对宽松的一面。如果考虑到国债余额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的,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考虑到国债余额较低情况下出现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是与现行体制和政府财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关;再考虑到目前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居民储蓄总额有近6万亿元,相当部分未能转化为投资,在通货紧缩的态势下政府通过发债方式向银行借款,不但可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鉴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据,笔者认为,通过利用国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我们必须以适当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研究政策实施效应。

    根据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状况,目前财政政策的取向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投资与消费双向启动。前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的重点是投资需求,选择了基础设施为投资对象,现在看来需要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实行双向启动。因为在促进GDP增长的三个因素中,消费拉动最为重要。有关专家对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作了统计计算,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间需求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最终需求状况。如果最终需求一直疲软乏力,不能有较大幅度地启动,即使有再多的投资也发挥不了作用。

    针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态势,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有:1.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中低收入者工资。适当降低企业流转税税率,增加企业所得,提高职工收入,从而扩大消费支出。2.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职工退休费支出,必要时可发行专用于社会保障的特种国债。3.减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对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住房的消费支出,减征个人所得税。4.积极做好准备,对居民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5.适当加大政府采购力度。6.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扩大居民的教育消费。

    二是逐步解决好财政分配中“越位”与“缺位”问题。可考虑做这样几项工作:1.努力减少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这方面的开支漏洞较多、浪费很大。可利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机会,努力加以调整缩减。2.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同时进一步理顺和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减少价格补贴。3.随着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逐步退出经营性领域,对一般的经营性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强引导和监督,并为之创造公平而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样通过“压、减、退”的途径,卸了部分财政包袱,就可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政投资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较多的资金。当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开支,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又必须看到,随着市场体制、技术条件的变化,教育、医疗保健、公用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两重性,将带来许多新技术、新开拓的空间。特别是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显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财力与民间的财力在发展科学与技术方面更有效地结合运用,应该成为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取向,认真加以研究实施。

    三是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应作适当调整。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个方面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一些规模大、周期长的工程项目,应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资金,力争及时、高质量地建设好。但必须指出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不能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衰退,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不把投资的重点适时转向技改和设备更新上,即使速度暂时上去了,也很难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国现实情况决定的。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技术产业现有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生产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无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创立名特优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增加对外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我国出口商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来世界市场更激烈的竞争中,这些商品很难有立足之地,出口额很难有大的扩大,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术改造。基于上述考虑,当前财政支出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可采用财政贴息政策和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实施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还可考虑对于企业以利润或红利进行的技术改造,予以税收减免,适当调整目前足额征收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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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危机，实行新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与过去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特点为：一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广，经济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要复杂、严峻，而且经济形势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二是从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换速度之快、之明显，是历年来我国宏观调控中少有的现象。三是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也以结构性减税相配合，如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为此将减收1200亿元。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但总的财政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因此，此次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四是在扩大支出方面，除了以投资拉动来扩大内需的惯常做法外，也强调向民生领域倾斜。在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至少五项措施都与民生有着密切关系。五是我国近些年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持续增长，财政收入更是连年攀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上述五个特点，说明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新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要找准定位

从宏观经济总需求构成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国民经济核算构成看，这“三大需求”具体表现为最终消费需求、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从对各具体需求的界定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是消费与投资，外需则表现为净出口。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近些年“三大需求”的比例关系有如下特点：一是消费率与投资率在“三大需求”中占主导。二是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消费率趋降；两者有一定的互补性，即投资率高时，消费率低，反之亦然。三是净出口率在经过几年的低位徘徊后近几年上升趋势明显。再从“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看，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基本上低于投资，消费与投资的贡献及拉动呈现此降彼升的趋势，净出口的贡献及拉动与前两者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尽管近几年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增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三大需求”中，投资与消费占主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作用明显，净出口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显然不及投资与消费的作用大。投资与消费构成了我国的内需，由此看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投资与消费，即内需，而投资的作用有大于消费的趋势。

当前各地出台的一些措施，投资占了相当的比重。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方式虽然见效快，但也往往易于导致投资边际效率下降、投资过热、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对环境资源造成损害等消极后果，不仅延迟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可能埋下下一阶段经济过热的隐患，造成经济运行出现很大的波动性。在过去“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下，扭转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下滑的趋势，对于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扩大内需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扩大内需，国民收入分配应向居民倾斜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短期内确实达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从长期看，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消费不振，一方面是因为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有后顾之忧，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应对在这些方面意想不到的大额支出，这也是我国为何近几年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是大额支出，造成广大消费者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没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更为重要的是，从政府和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整体上呈现政府上升、居民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收入近些年的高速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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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性障碍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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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 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消费 科学发展观 经济结构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财政厅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宏观调控政策，迅速实施积极以“扩投资减税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政策，全力推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目标的实现。经过不懈努力，我区经济已经走出最困难的时期，全区经济持续回暖，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回升向好、逆势上扬的良好态势。2009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GDP）1334.56亿元，同比增长1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19.14亿元，同比增长30.3%；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9.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213.65亿元，同比增长19.61%。2010年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43亿元，增长13.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1464.7亿元，增长30.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00亿元，增长19%；进出口总额19.6亿美元，增长63.2％。

一、我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效应明显，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在经济发展走出低谷的关键时期，积极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和物质保障，财政和经济的互动作用进一步彰显。

（一）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主导效应

1.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2009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1119.14亿元，比上年增长30.3％。其中，基本建设投资694.55亿元，增长34.1％。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713.53亿元，增长30.8%；非国有经济投资405.61亿元，增长29.4%。国有投资占主导地位，国有投资的大幅增长有效拉动了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

2.财政减税加补贴的政策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增长

一是财政加大投入提高居民收入为消费的稳定奠定了基础。2009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25元，增长8.5％，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9597元，增长9.1%；人均消费性支出10280元，增长7.6％。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33.4％，比上年下降1.7百分点。二是降低二手住房交易税、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等结构性减税政策有效推动了汽车、住房等消费增长。全年全区车船使用税等地方小税种实现增收2.1亿元，占税收增收额的16.48％，对税收的贡献率为66.2％。三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政策明显带动了农村地区家电、汽车等产品销售的增长，2009年全区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2.2％，快于同期城市市场零售额增速17.8个百分点。

3.财政投入是改善民生的主导力量

自治区10项民生计划为民办的30件实事中，各级财政全力以赴给予保障，民生项目完成或超额完成。2009年自治区财政各项民生投入280亿元，占全区一般性预算支出的近七成，有力地保障了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安居环保等民生建设，是政府民生计划实施的物质基础。

4.宁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从政治层面看，宁夏财政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扩大内需各项政策行动快，力度大，反映了自治区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从社会层面看，各项民生政策的落实，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改变了事业发展面貌，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从经济层面看，宁夏经济结构主要以资源开采和利用为主，扩大内需投资的项目所需设备很大一部分需要从外地采购，还有部分外地施工企业通过招投标方式参与宁夏扩内需工程项目建设，促进了商品的物流和经济的增长；从消费层面看，宁夏本身没有家电生产企业，也没有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实施家电下乡以来，宁夏各类家电、汽车摩托车销售额大幅上升，对这些企业稳定生产、促进当地就业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

我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积极财政政策部分措施效果不明显，调控任务还很艰巨，主要是：

（1）区本级和市县地方后续财力紧张，继续投资勉力而为。我区新增中央投资项目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实际到位率偏低，地方配套率资金仅有64%，资金缺口较大，地方政府足额提供配套资金困难比较大。

（2）扩大内需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民间资本不活跃。促进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区经济的回升，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消费和民间投资有待进一步发挥其潜力。

（3）制约居民消费因素突出，扩大内需难度大。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制约居民消费的欲望，特别是房价的快速上涨，更加集中了普通居民的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2009年12月7日公布了全区房价持续上涨的调查结果，认为宁夏房价涨幅连续两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全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我区工业产品结构较为单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高附加值、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缺乏，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农业见效周期长，产业化水平较低，农民增收压力比较大；服务业发展缓慢，增速连续8年低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南部山区和中部干旱带扶贫攻坚任务繁重，城乡发展差异比较大。

二、财政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空间广阔

从目前全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大环境来看，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今后一个时期不会改变，全区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积极因素较多。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中央调控政策明确。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实施，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企稳向好的势头日趋明显。中央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为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国家经济社会良好发展趋势为我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依靠。

二是宁夏在应对危机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2010年4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今后10年要坚定不移地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7项措施。国务院近期对《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源动力。经过近年持续快速发展，我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的稳步加快推进，形成了一批较为先进的生产能力，积累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干部群众信心坚定。自治区新开工项目的逐步建成和扩大内需投资的陆续投入，将为我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三是积极财政政策自身实施空间比较大。从政策手段上看，宁夏属于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可以在中央授权范围内探索积极运用财税政策的新思路、新举措，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从财力可能看，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盘活存量，加大资金争取力度和收入征管力度增加增量，推进财政改革加强财政资金监管提高资金效益，可以为宏观调控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是我区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把握好几个重点。一是公共投资的拉动作用不能突然停止，我区经济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如果没有后期资金的持续投入，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甚至有可能丧失来之不易的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才能使增长更上层次、更有后劲、更可持续；三是把推进民生的持续改善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根本点，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四是对部门利益影响财政政策效应的问题要逐步解决；五是财政增收节支必须常抓不懈。

三、巩固发展财政政策效应的思路和建议

在巩固经济向好局面的关键时期，财政工作要以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抓手，突出阶段支持重点，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为全区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撑。

一是发展新兴优势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一要突出支持“五优一新”产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建设，引领新型工业化。二要通过财政补助、财政贴息和建立风险投资的方式，推进我区新能源产业的良性发展。三要建立健全激励导向机制，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四要突出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大力建设现代农业。五要突出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添经济发展活力。六要突出支持沿黄城市带的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

二是完善财政投融资机制，发挥政府公共投资主体作用。牢牢抓住落实国务院《加快推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意见》及其《分工方案》的重大机遇，在交通、水利、能源、优势业特色产业建设方面谋划一批起点高、拉动强、影响大的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得到国家政策资金的支持，并引导社会资金向重点优势项目集中。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加大奖补力度，调动银行信贷资金、政府信用贷款和民间资本在我区的投资积极性。

三是发挥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千方百计扩大内需。继续实施惠农补贴政策，提高农民收入。继续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实施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继续做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工作，扩大农村消费。

四是灵活运用财税手段，努力扩大出口。一要突出品牌战略，重点打造清真和特色两个品牌，提升产业层次，提高出口竞争力。二要发挥宁夏区位优势，促进宁夏和阿拉伯国家的交流往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推动劳务输出，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三要落实好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建立扩大外贸出口的动态政策监控机制，加快政策实施节奏，适应国际市场变化。

五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①建立民生投入的资金长效保障机制，各级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②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的上学、就业、看病、住房等问题。③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提高民生资金的效益。

六是推进财税改革，建立体制保障。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自治区和市县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狠抓增收节支。严格控制减免税，坚决制止和纠正越权减免税和“先征后返”等变相减免税政策。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两个务必”，严肃财经纪律，勤俭办一切事业。抓好政策的贯彻落实，及时捕捉经济形势变化和群众需求，加大政策追踪和调研力度。

四、结论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在宁夏实施以来，对我区企业走出最困难时期起到了关键的扶持作用，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下一步宏观调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在巩固经济企稳回升良好势头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实施好财政支持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政策，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定经济增长态势，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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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同三.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N].人民日报,20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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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

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

[基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方针]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措施]十项措施促经济发展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

[投资]两年4万亿，本季先行投资1千亿，带动4千亿

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4000亿元。截至发稿时，地方政府已出台18万亿元投资计划，只是尚待国家发改委审批。

众部委协同跟进

11月19日，财政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各部门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密集出台各项措施，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工信部]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在工信部提出的十项具体措施中，如下重点值得关注――

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组织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专项以及工业行业信息化应用提升专项，推进产品、研发设计、企业管理、生产过程、生产装备、综合集成、流通等关键环节信息化；

继续推动TD-SCDMA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大力开展企业技术改造工作。根据国家总体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制订工业、通信业领域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指南，明确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和方向，引导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

[财政部]2009年起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金额约190亿元。

[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共51.1亿元，今年新增的22亿中，16亿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贷。

[人保部]2009年起提高企业基本养老，增幅10％左右。

[国土资源部]2009年起逐步适当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

家电下乡

国务院牵头出台力保轻纺工业的6项政策措施中，第一条的重点落在“家电下乡”――“扩大国内需求，在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对农民购买家电实行财政补贴。”

11月20日，新一轮“家电下乡”招标结果揭晓，彩电产品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覆盖区域]在山东、河南、四川这三个一期省份外，新增内蒙古、辽宁、陕西等14个省市。

[招标产品]除标清CRT外，首次加入高清CRT和平板电视。

[分值变化]与去年相比，价格分值由10分降至5分；“是否适合农村性能”分值由40分增加至45分，目的是符合农村市场需求、保护农村消费者权益。

[门槛降低]取消投标产品必须是“国家免检产品”的硬性要求。

[中标企业]海信、康佳、长虹、创维、TCL、厦华、海尔、熊猫电子、捷联电子、乐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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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6年以来，受经济增速放缓、营改增减收等因素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继续走低。在财政收入增速回落、收支矛盾加大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及时拨付财政资金，切实保障了稳增长、惠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

2017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应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债券发行规模，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减税降费政策，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充分发挥财税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就业和民生保障水平、促进新经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重要功能。

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析

(一)2016年1-11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速增长

受经济增速放缓、营改增减收等其他减收因素影响，2016年1-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8250.25亿元，同比增长5.7%，完成预算的94.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8263.32亿元，同比增长5.3%，完成预算的94.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79986.9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预算的94.3%。收支相抵，累计赤字17588.39亿元，同比多7347.79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22325.87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预算的95.0%。

1-11月财政收入增长有如下特点：

1. 受营改增政策减收效应逐步显现，以及前期地方清缴营业税影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先升后降

一季度增长6.5%，其中1、2、3月份分别增长5.8%、7%、7.1%，增幅总体平稳且呈逐月提高态势。二季度增长7.5%，4月份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以及营业税清缴增收等因素影响，收入增幅跃升至14.4%;5月份受部分企业汇算清缴上年所得税延后入库影响，增幅回落到7.3%;6月份则受前期清缴营业税减少了部分收入来源、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以及政策性减收效应体现等影响，增幅回落到1.7%;三季度增长3.1%，受营改增政策性减收效应进一步显现、去年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7月份以后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低位波动。

2.受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车辆购置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减收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增速较低

2016年1-11月，主要受产销量下降影响，卷烟和成品油消费税减收较多，国内消费税9583.72亿元，同比下降1.2%，完成预算的79.7%;受一般贸易进口下降影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1406.5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预算的87.9%;关税2336.75亿元，同比增长2.1%，完成预算的88.8%。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性翘尾减收的影响，车辆购置税2387.87亿元，同比下降6.5%，完成预算的93.3%。受股票市场交易低迷的影响，印花税2057.89亿元，同比下降35.4%，完成预算的79.5%。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198.53亿元，同比下降50.0%，完成预算的72.6%。

3.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营业税清缴增收以及上年基数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分化明显

2016年1-11月，契税3847.24亿元，同比增长11.5%，完成预算的92.5%;土地增值税3904.64亿元，同比增长13.8%，完成预算的95.2%;房产税2058.37亿元，同比增长8.1%，完成预算的93.6%。 由于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多集中于东部地区，其带动东部地区税收持续快于中西部地区。31个地区中，上海、广东、浙江等4个省市实现两位数增长;北京、天津、河南、安徽等22个省市区实现个位数增长;山西、陕西、新疆、青海、黑龙江5个省区收入下降。

4.受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的影响，原营业税纳税人改缴增值税形成收入转移体现增收，国内增值税增速明显加快

2016年1-11月，国内增值税完成36683.23亿元，同比增长31.0%，完成预算的87.1%。其中，改征增值税10860.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93.19亿元，同比增长266.0%;如果扣除改征增值税，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7.8%。营业税完成11472.61亿元，同比下降34.5%，完成预算的158.5%;改征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计算，2016年1-11月累计增长9.1%，其中上半年增长24.2%，下半年除10月增长6.8以外，7、8、9、11月分别下降10.9%、17.6%、21.3%和12.5%，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的政策性减收效应体现。

5. 受房地产市场交易回暖及2015年资本市场相关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影响，企业所得税增长较快

2016年1-11月，企业所得税28532.23亿元，同比增长7.7%，完成预算的98.2%。

6. 由于居民工资性收入、劳务报酬和财产转让所得增长较快，个人所得税增幅较高

2016年1-11月，个人所得税9322.61亿元，同比增长17.7%，完成预算的98.5%。其中，受二手房交易活跃等带动，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长较快。

初步预测，2016年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1%左右。

(二)2016年1-11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较高增速

2016年1-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838.64亿元，同比增长10.2%，完成预算的91.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3645.28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预算的86.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2193.36亿元，同比增长10.9%，完成预算的93.0%。主要支出情况：

1.教育支出24628.3亿元，同比增长13.3%，完成预算的92.1%

重点在于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重大项目。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对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推动地方建立健全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完善高校预算拨款制度，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2. 科学技术支出5255.74亿元，同比增长15.3%，完成预算的86.6%

重点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完善稳定支持机制，促进科研院所改革发展。大力支持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推动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金、金融资本进入创新领域。

3.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384.9亿元，同比增长3.9%，完成预算的77.3%

重点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扶持体系，推进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支持激活和释放文化需求，扩大文化体育消费。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866.43亿元，同比增长16.0%，完成预算的100.4%

重点是按城市、农村低保人均补助水平分别提高5%、8%对地方补助。支持地方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保障优抚对象等人员各项抚恤待遇落实。支持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按6.5%左右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建立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持资源能源型地区和东北地区加强民生政策托底保障。

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974.96亿元，同比增长18.9%，完成预算的96.9%

重点是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个人缴费标准由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50元，加大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支持力度。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40元提高到45元。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减轻低收入大病患者治疗费用负担。

6.城乡社区支出19503.95亿元，同比增长29.6%，完成预算的122.8%

7.农林水支出14358.44亿元，同比增长7.0%，完成预算的82.3%

重点是加大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继续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等试点。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完善主要农产品(11.420, 0.00, 0.00%)储备和调控机制。

8.住房保障支出5385.85亿元，同比增长11.0%，完成预算的83.5%

重点是继续开展运用PPP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公共租赁住房试点，落实棚户区改造税费优惠政策和贷款贴息政策，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和政府购买棚改服务。

初步预测，2016年全年一般预算支出增长4.4%。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析与展望

(一)2017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分析

1.世界经济疲弱依旧，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2017年，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尚未出现，英国退欧进程、法德等主要国家大选、德国和意大利银行业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主要经济体之间政策分化仍将延续，世界经济疲弱态势难以明显改变。美国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劳动参与率降低、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走强也使美国经济走势存在变数。欧元区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增强，但英国脱欧、法德大选及德意银行业危机加大了复苏的不确定性，通缩压力较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低迷，通货紧缩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新兴经济体经济继续分化，总体增长乏力，印度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家继续低速增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预测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和3.4%，为近年较低水平。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反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贸易维持低速增长态势，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7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为1.8%-3.1%。

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继续分化，应对经济下行的政策空间有限，尤其是美法德大选之后政治经济政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下降，新兴经济体资本净流出加剧，货币贬值压力加大，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大。相对疲弱的全球经济和相对坚挺的美元将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再加上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条件，我国贸易竞争力难有明显好转。初步预测2017年出口下降3.0%，进口将下降4%左右，降幅均较2016年有所收窄。

2.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经济增速继续回落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企、金融、财税等一系列改革的推进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政府作用也将得到更好地发挥。与此同时，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总需求依然低迷，内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结构性、周期性和外生性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下行压力。

一是投资增速缓中趋稳。2017年，国家将进一步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进一步简政放权，开放投资领域，适度降低企业社会成本压力，提高实体经济回报率，规范推广 PPP模式并加快立法过程，利用引导基金促进更多项目落地。预计2017年基建投资增速将维持2016年的水平;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小幅回落;制造业投资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因素决定，2017年这三大因素都有望缓中企稳，制造业投资也有望出现缓中趋稳的走势;随着制造业和出口增速回稳，服务业等其他投资的增速也有望缓中企稳。综合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8.5%左右，略高于2016年水平。

二是消费增速小幅回落。2017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对居民消费的滞后影响继续显现，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应依然不足，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将受到制约，居民消费难以出现明显改观。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增长10.0%左右，略低于2016年水平。

三是居民消费物价将保持小幅回落态势。2017年，尽管货币流动性总体比较宽松、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和服务价格稳中有升的态势仍将持续，但由于总需求低迷态势难以改变，社会总供求关系仍然十分宽松，CPI涨幅将略低于2016年。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1.8%左右，略低于2016年水平。

四是工业生产者价格跌幅将继续收窄。2017年，稳增长政策继续发力，固定资产投资缓中趋稳，工业品需求基本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同比回升较多，进口初级产品价格对工业生产者价格的提升作用将继续。预计全年工业生产者价格将下降1.0%左右，比2015年降幅有所收窄。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初步预测，2017年我国GDP将增长6.5%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长5.9%左右，均略低于2016年水平。

(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空间有限

2017年，经济增速略有回落，价格水平低位运行，企业效益难有明显改观，结构性减税力度可能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将继续回落。

1.国内增值税增速将小幅回升

2017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6年的6.1%左右小幅回落到5.9%左右，PPI降幅从2016年的1.9%左右收窄到1%左右，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将回升0.7个百分点，工业增值税增速将有所回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从2016年10.4%左右回落到10.0%左右，商业增值税增速将小幅回落;国家将进一步推进营改增工作，增值税税基将进一步扩大。扣除改征增值税，增值税增速将小幅回升。

2.所得税增速将有所回落

2017年，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回升，工业企业效益有望微幅改善，工业企业所得税增速有望稳中有升;受经济增速继续回落和潜在风险上升的影响，银行等金融行业利润增速将持续回落，相关企业所得税增幅也将继续回落;随着前期热点城市限价、限贷、限购政策逐步落实，房地产市场将逐步降温，房地产企业所得税较快增长势头将难以维持。

2017年，国家有望加快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工资性收入应征额将减少;随着二手房市场交易逐步趋于平淡，财产转让性收入增幅将明显回落。

3.政策性减收因素效应进一步显现

2017年，随着纳税人获得进项抵扣逐渐增多，以及纳税人对增值税适应性不断增强，营改增的减税规模将继续扩大。

随着前期热点城市限价、限贷、限购政策逐步落实，房地产市场将逐步降温，房地产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相关税收增速较快增长势头难以维持。

随着进一步加大清理规范收费基金的力度，非税收入增速将进一步回落。

4.行业间、地区间收入分化有可能加剧

2017年，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税收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传统制造业总体上将维持低迷状态，煤炭、钢铁等受益于淘汰落后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的行业收入回升势头难以维系。

东部地区产业转型早、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比较集中，税收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贡献度越来越高，引领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特别是县级财政增收困难进一步加大。由于财力有限，部分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风险可能会有所上升。

综合以上因素，初步预测2017年财政收入增长3.0%左右。

(三)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

2017年，要通过实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良好发展预期的组合政策，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走势，要适时推出新的政策措施，缓解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1.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7年，经济内生增长依然动力不足，要切实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要适度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继续优化投资结构，支持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和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扶贫移民搬迁、农村危房改造、网络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停车设施、充电设施等建设，加快启动“十三五”重大工程建设，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在稳定和扩大住行等传统消费的同时，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推动投资消费有机结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更高层次上化解需求不足的矛盾。

2.持续提升就业和民生保障水平

2017年，为了应对不断加大的就业压力，要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计划，妥善解决化解过剩产能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进一步支持农民工等返乡创业，坚决做好就业托底工作;推进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标准，加快推进城乡医保整合和异地结算落地，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对商品房库存较大的三四线城市，进一步提高货币化安置的比例;实施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共享服务提升工程，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和中西部倾斜;加大贫困地区异地扶贫搬迁投入力度，持续推进精准扶贫脱贫工作。

3.进一步促进新经济新动能成长壮大

2017年，要大力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着力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启动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科技工程;充分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的作用，加快建设首批双创示范基地，推进大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发展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培育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装备和工业机器人(19.920, 0.00, 0.00%)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推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尽快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加快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直投子基金的设立运行，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初步预测，2017年一般预算支出将增长5.1%左右。

2017年财政政策取向

1.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

2017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任务艰巨，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和广义债务率尚未超过3%和60%的国际安全线水平，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建议将全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到2.8万亿元，比2016年预算增加62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5%左右，比2016年预算高0.5个百分点。

适当扩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统筹考虑国债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置换债券的发行规模和用途，在加大对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地方土地储备、地下管廊、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支持的同时，优化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累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薄弱领域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东北地区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推广PPP模式，用好财政引导基金，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2.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减税降费政策

加强营改增全面试点效应的分析和评估，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全面落实资源税改革的各项措施，规范资源领域税费关系，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普遍降低和减并各类实体企业增值税税率，将人力资本等项目纳入进项税额抵扣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创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将有关优惠政策放宽到中小科技企业和所有企业纳税人;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鼓励，对企业购置纳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内的设备，按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从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范围，由目前的10个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全行业;进一步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3.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出台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积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择机将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纳入房地产税收试点征收范围;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将房贷利息、养老、二孩等成本纳入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并优化税率结构，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全面推进消费税改革，适当扩大并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把高耗能、高污染、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将消费税由目前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改为主要在零售或批发环节征收。

4.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尽快完成剩余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减轻地方政府利息负担，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不断完善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和定价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债券收益曲线，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投资地方债券，提高地方政府债券的流动性;进一步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坚决堵住地方政府各类非正规发债融资渠道，严厉查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的担保和举债融资行为;加强风险提示和舆论引导，强化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对企业债务违法担保的无效性，逐步打破市场对政府“兜底”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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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工业生产指数；赤字；欧洲；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34-02

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实行了重要的货币宽松政策，比如美国，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放缓，失业率还保持在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的政策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当然，高经济增长率需要避免当前的这种经济低迷状态，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财政扩张能否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协调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建议的，只实施货币政策也能达到扭转经济低迷的目标？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认为，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降低失业率），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相反，预算赤字，不管是通过货币发行还是向公众借款，都会增加公共债务，提高利率水平，挤出私人投资，最终将损害经济的中期发展。反过来，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些又会导致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企业利润的减少，从而影响企业的未来投资。费尔德斯坦坚持反对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诉诸于赤字开支的财政政策。罗伯特·巴罗也反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成为相辅相成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因为正在面临或经历财政宽松政策的经济主体会把他们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增加的纳税额，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费和扩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消费没有改变，所以财政乘数是0。

然而，上述命题缺乏特定的经验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里，通货膨胀正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罗的假设而言，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假设并没有被实体经济中的任何经验证据所证实，因为即使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大多数OECD国家里的家庭储蓄却减少的非常多。

在面对严重低迷的经济时，为了稳定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协调使用。例如，在总需求严重不足、高失业率和经济流动性有限的时期里，为了进一步刺激民间借贷，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债务负担加重而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管是出于汇率下降还是信贷扩张，在某些程度上能对经济衰退的冲击起到缓冲作用。

在经济衰退时期，单一的依赖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并不能对经济产生足够的刺激，因为在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会必然对投资产生激励。的确，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时期，为了刺激总需求和增加产出与投资，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单一的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实上，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扩大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实施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扩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职的布鲁斯分析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指出联邦政府债券利率每下降1%，仅仅能够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证实，与财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财政政策则显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应对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如果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能够协调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政府赤字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更直接一点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发表的名为《政府赤字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一文，准确的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预算赤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潜在积极影响。该论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证明了政府赤字不仅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时期也是有效的。他认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他的分析，当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时候，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能实现货币盈余（利润），所以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这一不利处境可能会产生“停滞陷阱”。对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而言，为了扩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预算，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这一关系式：I+X+G=S+M+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