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范文

时间:2023-11-09 17: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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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

篇1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创新;监管

中图分类号:D912.28

文献标识码:A

一、审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从某种角度来看,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确实给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金融创新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但我们也可以从中能得到某些启示。我们要合理利用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

第一,我们必须对金融创新利弊可能产生的市场影响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透过此次美国次债危机发现,金融创新中类似衍生产品的创新工具确实存在着事前不为人知的巨大杀伤力。我们注意到,次级债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满足了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要求,尤其是有些中低收入者也希望通过房价的不断上涨进行博利。尽管美国承受了此次次贷危机的巨大压力,但美国也通过金融创新方式将次贷风险成功地向全球输出。因为,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将次级债的收益与风险转嫁给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次级债引发的投资风险自然要由全球资本市场来共同承担。

对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行为是应当充分肯定还是予以彻底否定?或许,我们难以做简单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所引起的诸多负面影响,放弃我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决心或推迟我们的金融创新脚步。

第二,我国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不能脱离中国国情。

事实上,金融创新永远也离不开一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如美国次级债就产生于“9・1l”事件之后的那个特殊年代。因此,在金融创新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国情变化的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已形成气候并逐步走向成熟。随着我国股票和基金市场的不断扩大和规范,以及普通老百姓对这个新兴市场认知的不断加深,传统的银行业务必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即便资本市场发展还很难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存贷款业务的垄断地位,但将会动摇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过日子的基础。二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二十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长期以来的金字塔型收入结构,正在被“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取而代之。从国际经验来看,伴随着这种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队伍也将逐步壮大起来,此时不断满足投资者各不相同的投资风险偏好要求,既是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实现其业务转型、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三是社会主流消费群体以及消费观念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受第三次“婴儿潮”的影响,与前代人相比,无论是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还是消费观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如何适应这样的一种新变化,同样是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一个既紧迫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三,尽管借鉴或引进是金融创新的有效途径,但不能迷信更不可盲从境外的金融创新工具。

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不能迷信,更不可盲从所借鉴或引进的国际金融创新工具。通过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银行的信贷违约及房贷的非流动性风险问题。但证券化不等于没有风险,将风险从银行内部转移到社会并不等于风险并不存在。此外,本次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对于当前我国到境外投资于金融创新工具也有积极意义。

第四,金融创新一定要有视野开阔和高瞻的战略眼光。

由美国次贷危机显示,金融创新工具能把本该属于本国的经营或投资风险,通过风险输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因此,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进行金融创新,一定要坚持视野开阔和高瞻的战略眼光。鉴于此,我们要特别突出地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把金融创新的目光投向国际资本市场,精心设计一套体系完整、应有尽有的创新操作工具,将游资裹进风险投资之中;二是必须突破传统狭隘经营理念的束缚。可以把除房屋抵押贷款之外的其他金融理财产品延伸进中高端客户群体中。三是要把金融创新的目光指向混业经营。从国际经验及长远来看,混业经营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关于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启示

金融创新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运营的效率,而金融运营效率的提高借助于金融深化来实现。金融深化的实质就是利用金融创新来增强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即通过利用银行体系适度的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杠杆效应,达到推动实体经济有效增长、加快社会财富积累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中除去金融制度和组织创新以外,微观层面的金融工具创新其实是通过节约资本的使用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并实现风险的对冲、管理、缓释和转移,这个过程必然涉及金融杠杆的使用、涉及结构产品的使用,涉及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风险的相互转移。但是当其中的杠杆率被随意地、过快地放大,风险在不同市场之间的转移得不到有效管理和监管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金融泛滥。

关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我们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金融监管应该处理好安全和效率的辩证关系。在金融体系中,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永远不能够被忽视,金融市场本质上是对风险进行管理和定价的市场。新金融产品的出现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但金融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金融安全,要把握好安全与效率的平衡。若处理不当,用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工具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产品本身和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要考虑到它对于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如果片面追求创新效率而忽视了安全,一旦发生危机,不仅会欲速不达,降低金融创新的效率,还有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伤害,影响经济运行效率。

其次,金融监管应当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优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同时,由于金融体系中相互传导的原因,监管者如果只关注一个产品表面上的风险,也是远远不够的,要求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做到见微知著。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入的

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入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

第四,随着市场发展变化,金融监管的不断调整和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将成为一种常态。在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市场参与者为了提升盈利的能力,在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推动产生创新的同时,必然会不断挖掘现有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而这些行为的存在也促使监管者不断地对规则进行修改和补充,客观上推动了金融市场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优化。

三、结语:

尚福林说,一些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历程正是一个规则被不断突破甚至破坏,又不断得到修补和完善的过程。此次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剧烈的动荡,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资产证券化产品、衍生品市场监管和协同监管等一系列问题。

在总结我国二十多年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有效的金融监管能使金融创新减少风险,而且能提升到比较高的层次。如果像美国那样失去金融监管,那么金融创新就会过度,就会引发金融风险,就会危及整个金融业和社会的稳定。所以,今天的题目有意义就在于金融创新、开放和监管是一对矛盾,也是一种平衡。我认为,在中国,之所以银行业没有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和长期把握这个平衡是有这个关系的。

参考文献:

[1]经济学动态

[2]辛乔利.次贷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 008

[3]冯博.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法律监管[J].商业时代,2008,29

[4]孙倩.从美国次贷危机看信用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J].商业时代,2008,7

篇2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赌博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东亚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金融研究,2007(5).

[5]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稳定[J].中国金融,2007(18).

[6]中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设置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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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就次贷款危机的根源做理论和实践上的反思。

一、长期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

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之势。2000年以来,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提升企业和个人投资意愿,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振兴 “9·1l”事件后遭受重大打击的美国经济,美联储又连续11次降息,美元一年期浮动利率从原来的6.5%下降到1.75%,以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过去10年的联邦基础利率几乎都在5%以下,减去CPI,实际利率大部分都在2%以下,甚至一度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在低利率时代,企业的融资成本低,大肆进行积极的扩张策略,企业财务风险逐步提高。个人储蓄需求低,消费投资需求旺盛,这些在促使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泡沫。投资银行除了经营传统的证券经纪、承销业务的同时大力开发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刺激了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使得其经济泡沫逐步变大,金融风险逐步加大,最终引发了次级危机。

过去10年主要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是:

(1)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布什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其大选的承诺,着手进行大规模减税。2001年夏季,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教育改革措施。以减税为内容的财政扩张政策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消费空间。减税措施从心理上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减税刺激了就业,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消费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2)布什财政政策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问题,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布什总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社会福利。除了在政策上将此作为一个重心外,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如于2001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项为期4年、拨款4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最贫困的老年人购买处方药等。

从上可以看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了流动性的泛滥,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股票市场屡创奇高,投资气氛异常火爆,而全球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虚拟经济最终偏离实体经济过大,次贷危机爆发,逐步发展成全球经融危机。

二、信用危机

信用因华尔街的假账而动摇,对财富创造的信仰因CEO的贪婪而堕落。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垮塌。

第一波银行危机。信用链条的断裂使更多金融(银行)机构濒临危机边缘。随着贝尔斯登和雷曼宣布破产、美林被并购,华盛顿互助银行(WM),美国国际(AIG)等金融机构日益恶化的财务问题也将对金融市场造成沉重打击,瘫痪整个银行体系。

第二波市场危机。还将引发代表未来预期的信用衍生产品市场。作为为固定收益资产提供一种保险形式,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违约危机,将带来交易商如何解除价值巨额美元的合约问题。当前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交易的62万亿美元的规模,也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第三波赤字危机。政府买单将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之前有预计2008年美国周期性调整后的预算赤字为4070亿美元,约占GDP的5.4%,而随着接管两房2000亿美元的财政注资以及联邦政府将在公开市场收购“两房”发行的按揭抵押证券的巨额亏空(如按最终损失率5%来计算,接管两房的债券损失在25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美国联邦政府账面上的债务和国债负担将大幅上升,导致经济恶化。

危机考验了我们,也警示了我们。从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看,此次次贷危机表明其背后世界经济深层因素正发生悄然变化。危机发生后,人们总要问责于监管。

三、启示

第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需要反思,并澄清政府在这一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考虑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离低收入阶层到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由于低收入阶层的信用风险一般较高,且对利率和房价较为敏感,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获得房屋抵押贷款,无疑将增加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为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权,急需发展和健全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予以配合。而这一目标须与其它制度如个人及家庭财产的申报及登记制度与相应的税收监管制度配合,才可真正得以落实。另一方面,为防范银行系统的风险,则需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对房屋贷款的发放标准及比例,限制预售期房的抵押贷款及开发贷款。

第二,房地产金融体系需要重新设计,将遏制房价泡沫与控制银行风险相结合。当房地产开发、经营、消费活动都依赖于商业银行贷款时,房地产市场与商业银行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降低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商业银行的负面影响,在转变房地产融资模式和加强创新的同时,需注重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严防贷款质量下降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转移。为此,应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资本市场通过股票、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改革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组织及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及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已经迫

在眉睫。

第三、在设计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发展金融衍生品时,须充分认识到衍生品的两面性。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因此,金融创新仍需继续推动。同时,还应对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加强监管,严控风险,如在制定各种政策时,严格控制杠杆交易的上限,避免利用杠杆效应过度,避免单

一市场风险向其它市场传染。

参考文献

[1]《美国次贷危机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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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系统复杂性金融风险

一、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的内涵与特征

脆性首先是一种像玻璃、砖等的材料性质,在打破了之前没有塑性变形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复杂系统的脆性遭受外部原因时,成为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促进和形成了原系统演化的力量。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层次和复杂性的增加,规模越来越大,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一个个简单的子系统组成了金融系统。在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继续履行自己的进化,与其他子系统或外部环境的物质,如能源、资金和信息不断交流。因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运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这种干扰有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仍然有一些事情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这一系列干扰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任何子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点上,对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也同时显示。因此,这个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定义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干扰作用,导致复杂的金融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子系统)崩溃,然后引向整个复杂系统的传播,使得金融系统的功能或部分丧失,或整体崩溃,这个特点通常很难被检测到。

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脆性过程分析

(一)脆性联系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促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成为现实 ,为次贷危机的脆性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美元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赚取到美元,为了扩大出口,避免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及其它因素获取优势,国家在买入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投放大量的本国货币。世界经济本轮急速增长的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资金高流动性过剩,并迅速向金融部门流通,美国的金融产品的大量被购买是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去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元的发展速度。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成为世界上的“必备品”,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必备品”,美元金融资产正在加速膨胀。这实际上是作为金融产品,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切都可以维持在信贷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有时也很脆弱,它是动态的。这使得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也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诱因。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美国金融系统的脆性的时间风险存在,并且逐渐积累增加。这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为美国减少风险,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稳定性,降低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元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流动,在美国市场可以最大限度的收入资本化、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稳定低的金融资产一再被利用,因此金融资产脆性已被多次激发,并逐步作为风险被转移到国外链。为了分散风险,继续促进金融机构的经营多元化,市场全球化,因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全球化的联系。虽然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和功能的风险,然而系统性风险却进一步增加积累,并促进各国之间的风险转移。因而,在全球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中,形成以美元流动为主导的运行系统。

(二)脆性的激发过程分析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资本统治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资本扩散价值生产过程和持续扩大的需要,很小程度取决于产品的直接需要,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衍生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沟通的桥梁,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通过杠杆效应获取大量的资本,只是付出非常低的资本充足率。世界上美元的流动性,都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的。据此,美国持续庞大的经济赤字的脆弱性传递到每个子系统中,并渐渐地被激发。在发展之初,虽然遭遇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干扰,但是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并且强于脆性,因而仍然可以运行在非平衡态。这时这个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金融风险已逐步积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6.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所以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如果一个微型元素突然打击到金融体系 ,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将立即导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财政快速增长风险。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与他们接触到的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中很强的吸收,以维持其稳定的负熵流的程度。负熵是吸收了大量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也将链接到其他强元素的程度,金融机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渗透。金融产品和信贷紧缩的风险进一步蔓延,使这些金融机构的帮助,由次级抵押贷款银行和负熵与相关金融机构持有获得稳定的不足以维持自己,他们也将破产。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3.04%的员工,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一些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出现接踵而至的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如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2008年照顾管理,美国抵押贷款投资公司2007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证明次贷危机的房地产金融系统的脆性熵受到冲击的影响。

财务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特点,房地产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倒闭和保险机构吸收其他子系统脆性,如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功能,使得各金融子系统脆性成为其他的变化的主要矛盾,金融风险开始从房地产市场逐渐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已经成为在运行状态的主要矛盾。已经有大量失败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资产价格巨大的跳水,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在以美元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下,不断吸取其他经济体的负熵,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脆性熵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次贷危机成为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复杂系统、操作性、滞后隐蔽性、金融脆弱性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问题,有可能由此酝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

三、基于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危机防范

虽然金融制度的演变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形式实体的具体表现,是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类型。因此,可以得出:危机是在商业批发和银行等金融领域中开始爆发的,不是直接在零售和消费相关的风险和业务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

第一,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通胀,消费模式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类型,所生产的增长模式表示过剩全球经济失衡的脆性特征。这种脆性在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系统风险和各种缺陷。而要降低这一脆性,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和一个国家脱钩,保持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长期稳定,从而避免货币作为储备信贷,促进货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货币风险,供应秩序,提高整体调节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第二,要避免过度的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金融的脆性,使之经济繁荣过程中,投资方只看到了过度使用杠杆效应带来的利润的,忽视了吸引力将下降,资产价格的复杂性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从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在金融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脆性的激发强度和脆性熵风险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大大增加了无序投资基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完善金融混乱复杂系统脆性,加快了复杂系统的金融崩溃。

第三,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性联系,避免传染给其他市场的风险。现代金融业的风险更复杂的多样形式,日益密切的关联度,越来越大的金融体系。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次贷危机。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力度,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能够大行其道。美联储杠杆率的金融市场操作,以及市场混乱监管不严是局势失控主要原因。因此,要地切断传播途径的脆性熵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整体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的自我组织。由于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经济转型水平的限制,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已具有高投入,高负债,高消费的“三高”特点。国家赤字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减少。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之战很小的部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极易受到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的蔓延,缺乏自救能力。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增加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以增强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御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金融危机到来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金融系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通过负熵输入外部金融环境,以减少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部产生的熵方法成为可能。因此,通过协调全球各国的行动,使银行及其他金融领域实现统一监管,以有效的遏制危机的蔓延,共同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通过联合,以保证银行的再贷款,银行资本的重组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信贷资金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从而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建立的一专项资金,用于对东欧,亚洲和其他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提供援助,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篱笆的贸易学说,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复杂的系统的研究,以建立复杂系统的角度看金融脆弱性,并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脆弱性使用金融脆弱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过程,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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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学森,于景元.为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 (3).

[4]成思危.复杂科学与系统工程[J].管理科学学报,1999 (2).

[5]刘曾荣,李挺.复杂系统理论剖析[J].自然杂志,2004 (3)

篇5

本文属于带有金融摩擦的宏观金融模型,目的在于分析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与金融摩擦微观基础的文献、金融危机文献和宏观金融文献都紧密相关。Basak&Cuoco(1998)首先将有限参与约束(limit-edparticipation)应用于资产定价,Holmstrom&Ti-role(1997)则较早地将股权融资约束应用于解释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研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经典的文献为Diamond&Dybvig(1983),Holmstrom&Tirole(1997)和Allen&Gale(2005)等。上述文献都为静态模型,本文则为动态模型,主要探讨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的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Kiyotaki&Moore(1997)和Bernanke等(1999)都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宏观模型。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金融摩擦是否可放大宏观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他们在稳态附近用线性展开得出近似解,因此忽略了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这导致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的波动呈现单向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解出了全局解,可较好地刻画经济大幅偏离稳态时的金融危机的特征,本文的数值模拟认为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呈现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文献是HK(2011,2013)和Brunnermeier&Sannikov(2014)(以下简称BS)。HK(2011,2013)的模型为禀赋型经济,因而无法探讨金融机构的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情形,且他们重点在于解释此次次贷危机中的风险溢价特征。BS(2014)中的金融摩擦为借贷约束,这导致他们模型中的经济只能被分为正常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本文模型中的摩擦为股权融资摩擦;且本文的经济可被分为三个阶段,正常阶段、金融机构危机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这更符合现实。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在股权融资摩擦的模型中对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将按照如下结构来写作。第一节为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模型的直觉性描述和文献综述。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模型设定。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为参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数值结果。第五节为结论。有关模型的所有证明和数值计算过程都在附录中给出。

二、模型

(一)生产经济中有家户和专家两类人,每一类人都为测度为1的连续统,且每一类人的内部都是完全同质的。不同于HK(2011,2013),本文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为内生。这种设定使本文可清晰地描述金融机构的危机以及金融机构的危机如何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中的投资和生产分为两种,一种为由专家作为经理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投资和生产,另一种为家户直接进行的投资和生产。金融机构和家户的生产函数分别。

(二)金融机构和最优合约假设金融机构由专家管理,但家户可通过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回报。类似于HK(2011,2013),模型中有两个维度的信息不对称:家户无法观测到专家所选择的投资组合,也无法观测到专家是否尽责地对金融机构所持有投资组合进行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专家和家户在合资组建金融机构时会签订激励相容的合约。合约的条款为专家和家户在金融机构股权中各自所占的比例βt,1-βt{},该比例也决定了双方如何分享收益和共担风险。限于篇幅,正文中只给出最优合约的结果,并在附录I里给出详细的最优合约的证明。值得指出的是,相对于HK(2012,2013),虽然本文的模型加入了内生且异质性的投资函数和生产函数,但最优合约的形式仍较为简洁。此处的最优合约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专家每期都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投资于金融机构的股权,这是异质性资产定价的标准假设,如Basak&Cuoco(1998)和Guvenen(2009)等。第二,假设家户必须将λNHt的净财富进行储蓄(投资于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资产),而只能将剩下的(1-λ)NHt部分⑧在金融机构的股权、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债券和自己直接购买资本KHt之间进行选择。⑨

三、参数赋值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无意于完全拟合此次金融危机的数据特征。因此,本文主要根据相关的文献对参数赋值,并对参数做相应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表明模型的核心结论不随参数的变化而发生质的改变。限于篇幅,此处仅给出参数的赋值结果(表1)。

四、数值结果分析

(一)稳态、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附录II和III可证明,模型中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被表示为状态变量ηt的函数。特别地,附录III给出了状态变量ηt的演化方程。给定基本的参数,可数值计算出ηt的漂移项和波动项、金融机构管理的资本存量的比例Ψt、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相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率、资产价格和经济中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金德伯格(2011)所提到的多数金融危机及此次次贷危机都有如下特征,即金融部门首先急剧萎缩,实体经济在滞后一段时期后才遭受大幅损失。特别地,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行业公司的股价于2007年4月率先急剧下跌,而标准普尔指数在2007年的10月才有明显的下跌趋势,美国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则在2008年4月才开始持续地下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先于实体经济出现危机。基于此,本文分别给出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定义如下。也即当经济没有任何危机的时候,社会总财富下降1%,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最多下降2.3%。从左下角子图中可以看出,位于该区域的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维持在整个经济的最大值,分别为aΨ(ηt)=0.1和Φt(it)=0.041。从右上角的子图中可以看出,资产价格也维持在最高的水平上,此时,qt=1.41。总之,在该区域内,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变化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相差不大,实体经济和风险资产的价格都维持在最高水平。直觉而言,ηt∈(η-,1]的区域对应于美国2007年5月之前的经济走势:金融行业股票指数的变化基本与标准普尔指数。

(二)比较静态分析: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危机宏观经济中的外生波动大多被认为是技术冲击、偏好和天气等冲击的波动,价格波动σqt则被表示为外生冲击波动率σ的函数。在基于一阶线性展开的DSGE模型中,σqt与σ的关系往往为正相关,本文模型的数值结果则表明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其次,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随σ的下降而上升。该结论的直觉为,行为人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会随外生波动率σ的下降而降低,进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构建更高的杠杆率进行投资,这必然会导致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将导致资产价格qt下降得更快,因此,临界点η=处的σqt也必然更高。BS(2014)在借贷约束的模型中发现了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与σ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本文的股权融资约束的模型中,两者之间甚至是负相关关系。本文所关注的另一问题为,是否股权融资摩擦越小(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越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发达程度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是什么关系?下文的数值分析对此做了初步的理论性探讨。直觉上,当没有股权融资摩擦时,经济中的资源会以股权的方式全部集中到最有生产率行为人手中进行生产,风险和收益被有效率地分摊。对应于本模型,股权融资摩擦越小,m越大,金融发达程度越高。当m=+!时,金融市场趋向于没有股权融资摩擦的状态。对应于不同的m,我们分别计算状态变量ηt的稳态值η*t、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值η-、发生金融危机的临界值η=以及其所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σqt。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表2有四个特征。首先,不论m如何变化,经济的稳态值都不会变化,这是由于我们设定家户的劳动收入l不太大,这保证了稳态位于没有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阶段,也即η*t∈η-t(,1];只要η*t位于此区域内,从附录III中可知,其不会受到m变化的影响。其次,随着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m越来越大),发生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会显著降低,而且当m∞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趋向于0。该结论的含义为,如果两个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恰好同时位于发生危机的临界点,则给定此时两个经济发生的负向冲击使得各自的专家的财富损失同样的数量,对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机构危机转移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当m非常大时,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几乎同时发生。换而言之,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紊乱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可能性越高。第四,资产价格波动σqt的最大值会随着m的上升缓慢上升,也即股权融资摩擦越小,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中的资产波动率σqt更大。原因如下:对于股权融资摩擦较小的经济体而言,由于家户在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当股权融资约束变紧(也即经济位于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点)时,导致专家财富损失一单位的外生冲击将使得家户必须以更大的倍数撤出投资于金融机构股权的资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损失更多,进而导致金融机构债务资本比(杠杆率)更高。较高的杠杆率使得金融机构为了偿还无风险负债必须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幅度更多,经济中资产价格的波动也会更大,金融危机会更严重。实际上,Acharya,Drechsler&Schnabl(2014)和Bolton&Jeanne(2011)通过微观模型表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的紊乱所带来的损失越大;本文的动态宏观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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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法律制度;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180-02

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生动荡,欧美各国经济陷入衰退,虽然各国采取了相应的救市措施,但走出衰退尚待时日。本次危机是美国一战以来经历的破坏性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美国及其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进而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

长期以来,美国的市场经济法制被认为是最发达、最健全的,它支撑着不断复杂化和高度发展的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交易,制造了美国发展和富强的神话,成为许多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典范。但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却证明,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与完善的法律制度,在控制、防范和解决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极为有限的,甚至是失灵的。如何总结以及借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教训和经验,是次级贷款危机带给法律界最值得深思和反省的问题。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金融法制与政策的重大缺陷以及背后的秩序失范。

(一)法律规范缺乏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极力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由此形成的法制对金融经济宏观调控与微观规范层面多方面的错误共同作用,是最终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之一。

2000年以来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促使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房地产按揭贷款证券化有效地解决了如何提高房地产资金流动性的难题,堪称金融史上的一项创举。2000年,美联储为遏制经济衰退,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利率从6.5%下调为6%,并连续13次降息。2003年6月,利率降至1%,并持续了1年多。受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次贷相关衍生产品乘放松银根之机急速膨胀。2006年,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市场,达8.82 万亿美元;次贷余额跃居第2位,占12%。同时,政府采取了向低收入者放宽借贷条件、开放房贷二级市场、准许发行房贷证券、支持抵押贷款衍生工具等措施。此后,金融产品快速创新发展,致使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和大量投机资本涌向房地产金融,次贷衍生品在经济金融自由化体制下恶性膨胀,并最终为迅速波及全球的金融灾难创造了条件,为危机迅速从虚拟经济波及全球实体经济铺平了道路。

(二)金融信贷管制的松弛助长“次贷” 产品违规通行

“次贷”对象是信用等级低、履行贷款合同前期还本付息缺乏可靠保证的客户。贷款人把赌注压在住宅价格上升上,认为一旦客户毁约便收回抵押房产,自身不会受损,同时借助次级债券还可以把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违规的“金融创新”搅乱了金融秩序,成为了制造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根。这种违法操作的疯狂行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资本“蛇吞象”的贪婪本性,并进一步助长了“次贷”违规通行无阻,刺激了居民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违法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导致危机产生。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和通胀压力增大,从2004 年开始,美联储启动了加息周期,加息后贷款利息负担大大加重,特别是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主要是抗风险能力弱的低收入人群,无力还款使房贷违约率迅速上升,缺乏法律规范的信贷链刺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好验证了缺乏法律规范的自由利益链条必然崩溃的基本规律。

(三)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存在法律漏洞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因素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漏洞,导致监管体系不健全、不规范。从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体系演变可以看出,美国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推进金融创新放松监管等多个发展阶段,总的趋势是金融监管的力度不断放松,金融监管法律应对现实的规范力度越来越弱,以至于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监管体制已经失败,监管体制建立在不健全的条例之上,监管已是名存实亡。

(四)金融调控政策失效导致金融交易失危

美国的金融调控政策不能与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交易制度同步,导致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交易没有有效的金融政策指导,自由任意地发展,超出了美国经济承载和控制能力。而同时美国的金融政策鼓励建立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的交易比重远大于信贷市场交易比重。这种直接融资活动的发达,对金融当局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现状

1.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监管需要加强。部门干预、地方保护、人民银行省地分支机构与地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因素严重妨碍了央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严肃性。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中央银行依法独立行使监管职权是现代金融监管制度的基本要求。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也改革实行按经济区域设置分行的管理体制,已初见成效,但要完全消除旧的落后体制的影响,必须坚持、完善新的监管体制,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监管。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近期,我国先后发生的被收购、合并、关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充分反映了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存在的严重问题:偏离以发挥中长期金融功能和财产管理功能为主的信托本业;采取种种手段与银行争存款,争资金;将高成本的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证券等行业,市场风险极大。而我国城乡信用合作社同样存在发展过快、超范围经营、严重利用不正当手段与国家银行竞争、资产质量偏低以及风险度较高的情况。这些问题如不得到及时解决,将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3.资本市场仍须规范。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存在大量不规范行为。股市和期货市场暴涨暴落,过度投机和金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这与金融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的法规规章不健全等密切相关。

4.金融监管立法落后,执法缺乏力度。金融监管的成败取决于是否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虽然我国近年来相继制定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一些法律法规,但这些立法中仍存在着原则性规定过多、难以实际操作、对违法行为的形式估计不足、处罚方式简单化及内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等缺陷,使得金融监管缺乏全面、系统、稳定、持续、合理的调整,导致监管中“以权代法”的随意性增多,很难保证监管制度的有效性。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法律建设的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蔓延的原因可以从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等不同的角度挖掘,但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和金融政策的缺欠与漏洞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美国的金融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其金融政策和监管制度均体现为市场导向性的特点。中国的金融发展遵循的是不同的路径,是一个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与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我国应该提倡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发挥适当的管理与调控职能,借鉴发达国家管理和建设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以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律体系。

1.改革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完善金融监管法规。在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进行阶段,应当同步进行监管体系的资源整合和架构改造。明确责任主体,控制全面市场风险,落实市场稳定性监管。依法监管是监管执行的基础,无论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的实施都应有法可依,给金融企业以稳定的环境。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出台的法律以及相关金融司法解释等构成了现代金融监管法律规则体系,但在一些方面仍存在法律空白,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经营监管尚未纳入法律轨道,保险制度、金融机构退出和救助等方面存在法律空白。 因此,今后要注重加强相关金融法规的修订与立改工作。

2.现代金融法制必须建立在金融安全基础上,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增强风险意识。金融业的发展要求金融制度必须兼顾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而不能顾此失彼。只有秉承效率优先、安全为本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的金融监管才能在保持金融秩序安全的基础上,提高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实现金融监管的现代化。凯恩斯认为金融创新是在与法律监管的博弈中得到发展的即“管制辩证法”,这正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各种金融创新中尤其需要高度注意,以免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我国现阶段尚不具备全面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工作相应的经济、 法律环境等条件,监管当局应尽快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特别是法律规则,以约束金融创新在信贷市场中可能伴随的“道德风险”行为。

3.金融创新与发展是金融业生存的必然选择,其中强化金融责任制度是前提。法律的滞后不但造成美国金融业的混乱,而且直接导致民众对法律的失去信任及社会动荡,将会动摇政治稳定和社会基础。所以,不断加强金融责任制度的制定、改进和完善,是整个金融法制的基础。

4.金融立法应时刻注意法律的偏差。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引起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即在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的环境下,各种法律关系是处于市场、政府和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之间的一系列活动,很容易在特定的经济状况下因为某方的利益需求而使得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发生偏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美国前几年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低水平的贷款利率, 导致当事人盲目乐观,即使出现法律的偏差也视而不见。金融立法应当适时把握尺度,遵守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和交易规则的制订是非常重要的,在危机之际,金融法建设是增强金融软实力、提升金融质量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唐双宁.我国应建立平准基金稳定股市[N].证券时报,2008,(9).

[2] .关于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J].法学,1999,(4).

篇7

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两个产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房地产项目开发需要巨额资金支持,除了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上市融资、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其它金融类产业;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房地产业产品的消费也需要银行的支持。因此,房地产业与金融业间的相互影响不可小觑。纵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几乎总是与金融危机如影相随。由于市场投机行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原因,我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集聚了一定的泡沫。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会导致金融业风险的爆发;金融业风险引爆,也可能会造成房地产业融资困难,资金链断裂,引发房地产业风险。尤其在美国退出QE、我国银根收紧的情境下,探讨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剖析两个市场间信息传递效率,对制定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和金融业风险管控措施,保持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维持金融业的稳定,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地产股和金融股为研究对象,采用双变量MVGARCH-BEKK模型和Wald检验,探索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为市场参与者、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调控及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 BEKK模型及Wald检验

三、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波动溢出效应检验

1. 数据选择和描述性统计。选择深圳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分别作为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代表。样本区间为2001年7月2日~2014年4月28日,共3 111个交易日数据,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软件。文中采用对数收益形式,日收益率为:Rt=ln(Pt/Pt-1),其中,Pt为房地产指数或金融指数第t日的收盘价。

由表1可知,样本观察期间内,房地产业的平均收益为正,而金融业则为负,但两者标准差比较接近。峰度统计量和J-B检验统计量均表明两序列不服从正态分布。由ARCH效应检验可知,两序列都具有明显的条件异方差性(滞后10阶)。Ljung-Box Q统计量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序列均不具有自相关性(滞后10阶)。单位根ADF检验表明所有的序列都是平稳的(1%的显著水平)。即,房地产收益率和金融业收益率均具有高峰厚尾、条件异方差性,适合用GA-RCH模型建模。

采用双变量MVGARCH-BEKK-t模型对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建模,结合Wald方法检验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表2的第一栏是不对参数进行任何约束的BEKK模型估计结果,第二栏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波动溢出效应Wald检验结果。

首先,基于2001年7月2日~2014年4月28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第一栏的第一列可知,矩阵A和B的对角线元素α11、α22、β11、β22均显著异于零(1%的显著水平),说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收益率的波动均受自身历史波动的影响,而且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元素α12、β12估计值比较小,且都不显著,可粗略地判断不存在从金融业到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效应;α21、β21的估计值均显著地不等于零(1%的显著水平),可以粗略地判断存在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的波动溢出效应。由Wald检验结果(第二栏的第一列)可知,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假设1和假设2,接受假设3,即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反之则不成立。

为进一步研究2008年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与金融业波动溢出关系的冲击,将样本分为两个区间:2001年7月2日~2007年12月28日(次贷危机前)、2008年1月2日~2014年4月28日(次贷危机后),分别对这两个样本进行建模。由表2第一栏的第二、三列可知,无论是次贷危机前还是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收益率的波动均受自身历史波动的影响,而且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对角元素α11、α22、β11、β22均显著异于零)。但是次贷危机之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性比危机之前有所下降。次贷危机之前,房地产业、金融业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性分别为1.216 6(α11+β11)和1.233 4(α22+β22),危机之后分别为1.153 0和1.148 8。可能是因为次贷危机后,受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房地产业政策调控等的影响,市场参与者对这两个市场持审慎的投资态度,对信息反应敏捷,投资策略调整频繁,波动的聚集性和持久性下降。

由表2第二栏的第二、三列可知,次贷危机前,元素α12、β12、α21、β21均较小且不显著,可粗略判断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Wald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的假设,进一步验证了两者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次贷危机后,元素α12、β12估计值比较小且都不显著,但α21、β21的估计值均显著地不等于零(1%的显著水平),可以粗略地判断存在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Wald检验结果说明,1%的显著水平下,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3. 结果分析。基于2001年7月2日到2014年4月28日的样本数据研究我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发现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产生的,即次贷危机前(2001年7月2日~2007年12月28日)我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次贷危机后(2008年1月2日~2014年4月28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出现“次贷危机前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我们选择“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代表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但2001年到2005年,我国股市一直处于熊市,市场交易量不够活跃,即便200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恢复新股发行,但股市上“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的信息传递效率仍然比较低;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前,虽然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自住和投资性购房所占比重较大,投机套利所占比重小,房地产业发展较为健康;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个时期进行了改革,剥离了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风险较低,故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股市受重创,房地产业风险也被业界和政府重视,政府多次调整贷款基础利率,并出台房地产购买政策,这些信息同时影响到股市上的房地产股和金融股,进而影响到“房地产指数”和“金融指数”;同时,房地产业是资本依赖性产业,资金主要来源于上市融资或银行贷款,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其它金融类产业,所以一旦房地产业出现风险,比如房价暴跌,以房产等作为抵押物抵押在银行的资产,价值将下降,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将会受直接影响,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我国房地产业受政策调控影响比较大,并且民间资本也具有较强的实力,当金融业爆发风险,房地产业虽然很难从银行融资,但政府出台一些有利于房地产业的政策,比如取消限购、出台买房落户政策等“救市”,房地产业受金融业风险的影响将很小,所以尽管理论上金融业对房地产业可能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本文实证结果却不支持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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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他负债较重,所以他们的资信条件较“次”,这类房地产的按揭贷款,就被称为次级按揭贷款。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人所能获得的比较优惠的利率和还款方式,次级按揭贷款人在利率和还款方式方面,通常要被迫支付更高的利率、并遵守更严格的还款方式。这个本来是很自然的问题,却由于美国过去六七年以来信贷宽松、金融创新活跃、证券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这样,次级按揭贷款的还款风险就由潜在变成现实。

一、金融危机的含义

金融危机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二、金融危机的背景

(一)美国的消费习惯

借钱(贷款)消费是普遍的生活方式。在美国,他们拥有发达完善的信用体制,这使得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靠借钱来完成。因此,美国人的储蓄率历来很低,近年来,一直在零储蓄率上徘徊。要消费,只能靠借钱。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驱动。其消费率长期为70%左右,投资率为15%左右,而出口负数。

(二)经济管理思想

自20世纪70年生经济“滞涨”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此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道具。

(三)经济环境与具体政策工具

美国2000年后陷入高科技泡沫破裂后的短暂衰退之中,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主持下,连续13次大幅度削减联邦基准利率,从最高6.5%下降到1%,强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扼住了经济下滑,也拉动了美国房地产连续多年繁荣。此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三、金融创新简介

(一)金融创新的含义

金融创新――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

金融创新的理解有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将金融创新与金融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等同起来,认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金融业的每项重大发展都离不开金融创新。中观层面的金融创新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中介功能的变化,它可以分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仅指金融工具的创新。

(二)金融创新的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华尔街就产生了上千种金融衍生产品,到目前为止都还有50多种,这一系列创新性的产品的确为美国的一时繁荣推动不少,可是这些产品同样也为美国甚至全球带来了数不尽的高风险。熊彼特曾言,“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美国过度的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也就给美国经济惹了麻烦。诸如雷曼兄弟把信用与次贷结合的信用风险转移衍生产品创新即是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该产品固然助推了房地产业发展,但由此衍生的2007年上半年的次贷危机,恰恰成为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种类繁杂的衍生物,各种纠结的金融产品组合方式,各种金融机构的频繁合作,这些都将市场引向了高风险的状态。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自16世纪以来,所有金融危机的背后,都与金融创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似乎,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之间只隔着一层纸。对于它们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金融创新是一个小孩,是可塑可造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坏人,至于这个小孩最终是变好变坏,主要是通过大人的监管以及学校的教育,而与最初要不要这个孩子无关。金融创新本身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但是,它也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复杂性、集中性、突发性,一旦形成风险,同食会引起连锁反应,在很短时间内就波及其他企业和行业,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和动荡。

五、对金融创新的反思

(一)金融监管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大家声讨与追究的更多是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确,评级机构的行为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标普、穆迪与惠誉为了追求利润,不负责任地给予作为金融创新主要标志的信用衍生品过高的评级,造成复杂衍生品泛滥,使金融体系承担了远远超出其应付能力的风险,并最终导致了市场的崩溃。

(二)金融研究

由于创新超前,而理论研究滞后与不足,许多新产品的性质与定价模型至今尚不明确或不完善,导致了实践的迷惑与混乱。危机前对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的缺陷,一定程度上与个别监管部门的认识跟不上发展而无法正确把握有关。中国应在反思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努力在金融创新中多添点勇气,在金融研究中多添点智慧,在金融监管中多添点自由,以知识为武器,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真正明了衍生品是非,取长补短,尽快从自在走向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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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次贷危机

一、引言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一方面,严厉的金融监管导致了金融创新,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又使得金融监管进一步加剧,由此推动了金融监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政府为了金融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通过法律、法令对金融机构实行监管是很必要的。处于金融监管环境中的银行为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将在市场竞争和金融监管夹缝中求生存。金融创新使原有的金融管制条件失去了效能,于是更严厉的监管措施被制定出来,以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二者是一个互动的均衡过程,它们的动态变化使得金融监管制度得以调整和变革。“管制金融创新再监管再金融创新”,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每一个新循环都有一个新的起点,由此推动了金融业的变革和进步。

姚德良认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互搏弈的每个循环过程是相联系的:旧过程的结点是新征程的起点。静态均衡是非常态,不稳定的,非均衡或动态均衡才是常态。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和主观因素影响,各利益主体的发展会出现不平衡,有发展快的,有发展慢的,有不发展的,有倒退的,其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旧均衡出现不稳定。当到一定阶段,一方力量强大或利益受损到打破原均衡,建立新均衡带来的收益大于代价时,就会诱发制度变迁的冲动。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获得竞争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打破原来力量均衡主要因素。对美国来讲,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通过,包括以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是利益主体利益达成均衡的结果,是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的通过,包括以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是各利益主体利益达成一致、力量对比达到均衡的结果,这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

二、次贷危机发生根源解析

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确立与演进的历程来看,金融监管并非以政府管制金融资源为目的,而是以提升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为目的,即如何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找到均衡。Frieden(1991)认为,面对金融全球化,国家仍然掌握着最大权力,国家如何从管制、松绑及再管制中,找出符合国家利益及经济发展的均衡才是当务之急。但是,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金融机构经营的多层次使得美国金融监管的能力受到了挑战,次贷危机的发生显示了监管与创新猫鼠之战。

过度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和监管缺位共同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生,在这场危机当中金融创新的负面作用表露无异,甚至金融创新加快了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化步伐,也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房地产抵押贷款给中代收入阶层带来了购买房产的可能性,也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但是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标准的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的创新为次贷危机埋下的爆发的种子。

一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和Alt-A贷款都具有较大的道德风险,这些贷款是发给中低收入阶层甚至信用记录一般的人群。

二是住房抵押贷款难以抵挡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这些住房抵押贷款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和利率较低阶段发放的,一旦利率上升或楼价下跌,借款人就无法还贷,金融机构的资金链就将断裂。

三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结构放大了后期的信用风险。这样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系统风险就会同时增加,而且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正常的消费信贷。

房地产金融机构通过证券化(20世纪最重要的流动性创造金融创新产品)操作,将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从而导致的风险的积累,最终带来的市场的脆弱性。金融创新往往会突破原有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伞式监管模式同样随着创新的不断发展而无法有效地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和防范,美联储也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核心,至少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监管效率不能达到最佳。另外监管准则同样有问题,美国银行业将巴尔协议当作监客的重要准则,但是巴尔协议本身鼓励证券化和表外融资,而这两点下正好是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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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时候谈金融危机就色变,其实金融危机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没什么好奇怪的。美国经济体那么成熟,2008年也遭遇了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欧元区2010年也遭遇了由债务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遭遇金融危机就更为普遍了。据IMF资料,自1980年以来,该组织181个成员中有133个成员发生过金融危机,52个国家的大多数银行多次失去支付能力。

对于体量小而且开放度又很高的经济体,其出现危机主要是由于外部不可控的原因,可预测性相对较强。但对于体量较大的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则很难预测。假若经济学家预测某一较大的经济体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那么这一经济体的决策当局采用反危机政策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危机的产生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忽略了危机的存在,出现“信心膨胀”,自以为安全的时候,小概率事件就出现了。由于金融系统相互关联,渗透性强,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将迅速传导,最后演变成系统性危机,是所谓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银行不良贷的快速攀升,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将出现金融危机,但随着中国政府成立4大资产管理公司,采用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的改制方式,危机并没有出现。相反,在银行监管方面,西班牙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应该称得上是典范。在上世纪70年代,西班牙遭遇银行危机之后,一直致力于金融监管的完善,很多监管指标都是由西班牙率先提出,谁都不会料想到在这一完善的金融监管下,会由于银行的破产导致了西班牙的债危机。上个世纪末以来,西班牙人热衷房地产,房屋拥有率为82%,2004-2008年西班牙房价上涨了44%,西班牙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尽管有众多监管指标的约束,但由于欧元区其他经济体的债危机导致欧元区经济快速衰退,也传导到西班牙的房地产业,房产价格暴跌了50%,直接引爆众多西班牙银行的破产,看似完美的金融监管,却引来了债危机。

对中国是否会出现金融危机的担心,主要集中于银行、货币、债务、房地产和金融自由改革等领域。这些担心都不无道理,但对此既然大家都已经先知先觉,都已经意识到这些方面的风险,那么由此引起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大大降低。因为决策当局应对这些危机的反危机政策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重化工业和制造业的推动,银行信贷的集中投放主要集中这些领域,随着经济的转型,这些领域的景气周期已经接近尾声,银行的不良贷会开始显现。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的反周期操作,所形成的产能过剩和对地方政府项目的信贷,都随时可能会形成坏账。既然上世纪90年代银行30%多的不良率都能应对,那么未来即便银行不良率上升,采用资产证券化、资产剥离等办法,同样能应对。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逐步退出QE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全球资金将面临回流美国的趋向,由此带来新兴经济体资金大面积流出所引发的货币危机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的快速攀升,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普遍反映国内商品价格已经远高于一些发达经济体,此时任何的风吹草动,确实很容易引起资金外流,引起人民币危机。但决策当局完全可以采用限制资金流出,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资本项目可自由流动的经济体。

到2013年年底,地方债务规模已经接近17.89万亿元,一些债务还是通过表外的高利息获得,而且很多债务都是通过土地进行担保。一旦房地产降温,土地交易冷清,土地价格出现下降,地方政府将面临债务偿还压力,直接引起地方还债的信用危机。但我们也应看到,政府债务本来就是政府信用,很多政府债务到期都是用新的负债去偿还以前的债务。假若真的面临偿还压力,完全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加大负债来化解,而且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主要是国内居民和机构。

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价格一路高歌,在老百姓的潜在思维中,房地产价格是只涨不跌。居民的财富主要都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银行的信贷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相关的领域。但作为资产,其涨跌与大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一旦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房价下跌也将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房价暴跌的极端情况会出现,只要银行、人民币和债务不出现危机,同时货币政策维持稳中偏松,房地产出现大幅下降而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就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我们也需要警惕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风险。从国际经验看,金融危机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过程密切相关。由于金融自由化发展迅速,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尚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调控和管制手段,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中国2011年以来加快了金融体制的改革,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这必然会带来我们不曾预见的情况。但只要我们有充分的预期,化解并非难事。例如,2013年年中和年末的“钱荒”,今年1月份到期的“诚至金开1号”矿产信托兑付风波等。

因此,假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充分的预期,那么普遍所担心的这些问题会引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较小。但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处理不当和微小的忽略,都可能引发危机。因为当前高度发达的金融系统,各领域之间相互渗透,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风险,都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历史经验来看,爆发危机更多的是由于我们“信心膨胀”觉得没问题的地方出现了“黑天鹅”事件。这就促使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被忽略的领域出现不可预测的现象。只要避免了危机的爆发,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多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将自然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