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危机解决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方债务危机解决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意大利是欧共体的第4大经济体，却是第一大债务国，现有公共债务1.9万亿欧元，比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4国债务总和还要大，债务率高达120％，而且几乎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西班牙是欧洲第4大经济体，它的欧元债务总额6370亿元，超过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3国GDP之和。

欧债危机的性质是财政危机，并正在向金融危机蔓延。据IMF的统计，欧债危机已使欧盟各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缩水2000亿欧元。德国银行是希腊海外的第一债权人，意大利是希腊海外第二债权人，前10大银行存在1270亿欧元的缺口。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法国3大银行因大量持有意大利债券，资金缺口达1730亿欧元。因此，一旦希腊发生债务违约，不仅意味着本国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大，而且银行系统就会崩溃，物价飞涨，进而对欧洲银行系统产生影响，必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说欧元区救助希腊尚且可以做到，那么，一旦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走上求助之路，欧元区现有的救助机制将难以应对。事实上，欧债危机已经烧到了银行业，德克夏成为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麻烦还在于这个事情可能波及到美国。

我觉得问题还不仅在于债务危机本身，而在于各方面意见不一致。比如说，欧盟主席巴罗佐提出发行欧洲债券，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不认可；德法首脑提议建立欧洲经济政府机构也受到了冷遇。其关键是内部矛盾难以调和，内部主要存在着3个矛盾，一是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有矛盾，德国央行不同意欧洲央行的债券收购计划，认为这样做违背稳定币值的基本原则，影响了央行的独立性，因为现在欧洲央行出钱购买这些危机国家的债券。二是核心国家与非核心国家存在着矛盾，因为现有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核心国家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危机国家。三是政府政客与选民的矛盾，德国选民对救助持排斥的态度，危机国家的民众反对紧缩政策。这些矛盾都是现实存在，反对的意见确实有合理成份，问题在于怎么妥协和怎么化解。

我觉得发行欧元债券还有一系列的准备，短期内难以实现。短期内的任务是缓解危机，赢得调整的时间。所以目前存在着两种思路的争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种是欧洲央行通过债券购买计划和流动性管理来缓解债务，过去几个月已经购买了近550亿欧元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目前持有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的总额是1450亿欧元。第二种是让欧洲的救助基金(EFSF)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向受援国提供紧急贷款，而且购买债务，进而向欧元区永久救助机制欧盟稳定机制(ESM)过渡。其实，两者可以适当分工而又配合，欧洲央行可以解决银行业的流动性为主，基金(EFSF)可以购买债务为重。

从长期来看，欧元危机不在救助，而在改革，对金融体系的救助应该与一些国家的经济重组同时进行。正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所说，解决欧债危机有3条出路：首先是财力充裕的国家对资金紧缺的国家施以援手，以免其破产；其次是受援国将福利项目调整到与其财力匹配的水平，实现预算平衡，以赢得其他成员国的支持，那就要削减福利项目；第三个办法是欧洲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以弥补欧元区管理结构上的裂缝。

有人认为，李稻葵是这个看法，说欧债危机3年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过于乐观。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3年，经济复苏还看不到头。既然根本出路不在援助而在于改革，就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如果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可能谁也救不了，而现在的西班牙、希腊是实体经济的问题。

篇2

1财务危机运营的含义

财务危机运营，顾名思义，就是对财务危机进行经营和管理，它的对象是财务危机。针对不同阶段的形成特点来应对财务危机。财务危机运营是从安全理财和有效防范及处理财务危机的角度所提的一种策略理论。其基本理念是：财务危机是可防、可预、可控和可转化的；其中心策略思想是：以防为主，减少危机损失；其主要策略是：财务损失风险防范的策略、扭亏增盈的策略、改善资金流动性策略和破产清算、破产和解、自救免破的策略等。

2财务危机运营的必要性

2.1应对财务危机的需要。

财务危机是企业无法绝对避免的根本性危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运营，会使企业以及多方的利益遭受损失。这时需要对财务危机进行有效运营，及时解决财务危机，避免企业利益遭受严重顺损失。

2.2实现企业目标的需要。

上市公司最根本的目标就是盈利，而企业一旦发生财务危机，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目标的实现甚至有可能危机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这样企业的盈利目的必然受到影响甚至不能实现，这样企业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了。此时有效的财务危机运营显得格外重要，它能够防危争机、避危争机和化危转机。从而实现企业的健康生存和发展，实现企业目标。

3 财务危机运营的策略

3.1财务危机爆发前期的特点及其运营策略。

3.1.1财务危机爆发前期的特点。

3.1.1.1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控股股东不履行忠实义务。在我国控股股东履行忠实义务的法律基础尚不牢固，存在许多漏洞。控股股东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为自己牟取私利，从而使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②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发起设立并控股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人员几乎都由政府人事部门直接任命和委派，并且保留国家干部身份和行政级别。虽然履行了《公司法》规定程序，但实际上仍然由政府“问接”任命干部。在大股东的操纵下，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为了达到上市或再融资甚至操纵股价的目的，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及时披露甚至不披露重大信息，使公司在虚假业绩的外衣下步入财务危机的深渊。③监事会的功能过于弱小。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的是单层董事会制度，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监事会仅有部分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

3.1.1.2财务结构不断恶化。财务结构恶化主要表现：①筹资结构不合理，长、中、短期债务搭配不当。这就会引发两个问题，一是筹资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二是偿债高峰过于集中或过早到来，造成偿债困难。②投资结构不合理，长、中、短期投资比例失当。这也会形成两个问题，一是投资回报率低，致使盈利能力减弱；二是变现困难，不能及时偿还到期债务。

3.1.1.3经营效益明显下降。经营效益明显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销售额连续下滑，尽管企业全力以赴，销售水平仍难提高，市场份额不断丢失，甚至靠打折、让利维持销售。二是销售额提高而利润未增加，这往往是财务危机的明显征兆。

3.1.1.4三角债严重。企业之间常互相拖欠货款，更严重的是，在现实情况下，这种债务关系更超出了“三角”关系，从而成为一环套一环的债务链。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之间对法律的了解及执行观念不强，常常不能严格履行合同，导致企业之间互相欠债，这种严重的三角债问题，不但造成企业的坏账，还导致原来信用不高的商业信用更低，甚至影响到银行的信用。因此，三角债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高负债率，是即将触发财务危机的征兆之一。

3.1.2财务危机爆发前期的运营策略。

3.1.2.1变革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①完善股东大会选举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调整公司产权结构，实行股东多元化，力求使经营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相一致。②正确发挥董事会职能。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建立董事会的自我评价体系，强化董事会的战略管理功能和责任。③完善监事会运作机制，进一步巩固监事会的监督地位，在监事会的人员构成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切实发挥监事会及公司其他机构对公司的内部监督和约束制衡作用。

3.1.2.2优化财务结构。企业筹措资金的来源主要有：商业信用、银行借款、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股票等，在选择筹资方式时，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充分考虑经营扛杆、财务杠杆、盈力能力及金融市场状况，选择使综合成本最低的融资组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使财务风险降到最低水平。财务结构优化是企业财务稳健的关键，其具体标志是综合资金成本低，财务杠杆效益高，财务风险适度。

3.1.2.3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就是通过收集各种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当出现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时，它能预先发出警告，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以避免潜在的风险演变成现实的损失，起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财务发生潜在的危机时，它能及时寻找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根源，使经营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措施，阻止财务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危机预警系统主要从危机监测、危机预测和预报以及危机预控三部分进行。而危机预警的各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前一部分的工作都是后一部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3.1.2.4正确把握负债经营的度。企业进行负债经营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考虑负债经营的度是企业防止发生财务危机的关键。企业财务部门在把握负债度上，首先，要注意负债经营的临界点，在达到临界点之前，加大负债将会获得更多的财务杠杆效益，一旦超过临界点，加大负债将会成为财务危机的前兆；其次，要注重筹资结构，按筹资方式不同可将筹资划分为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这一环节上要对两者安排合适的比例，负债水平要适当，不能超过自身承受能力；再次，要合理安排债务偿还的时问和额度，力求债务偿还平稳，防止还款过于集中，造成无法支付到期债务。

3.1.2.5谨慎提供担保，减少损失和财务风险。企业经营者在向有隶属关系、有投资关系或业务关联单位提供资产或信誉担保时，一定要谨慎行事，对被担保的企业或项目进行全面了解并做到胸中有数，且在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方可结合本企业的情况适度提供一定期限内的担保。

3.2财务危机爆发后的特点及其运营策略。

3.2.1财务危机爆发后期的特点。

财务危机爆发后期呈现的特点主要就是财务危机在爆发前期表现出的“症状”进一步恶化，最终表现在企业丧失偿还到期债务或费用，出现严重亏损甚至面临破产。此阶段对财务危机的运营策略主要包括企业在严重亏损的形势下的危机处理方法和在难以偿还债务形势下的危机处理方法以及企业在破产形势下的危机处理方法。

3.2.2财务危机爆发后期的运营策略。

3.2.2.1企业严重亏损的形势下的危机处理方法：（1）常规策略：加强内部管理，扩大销售、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率提升和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营运能力以达到扭亏为盈目标的各种策略。（2）非常手段：①资产剥离。资产剥离是指企业将现有部分子公司、部门、产品生产线、固定资产等出售给其他企业，并取得现金或有价证券的经济行为，包括减资、转换、出售等多种形式。资产剥离可以直接获得现金或等量证券收人，这对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尤其是财务危机企业。对于财务危机企业。盘活闲置资产，变“死钱”为“活钱”，不仅可以化解财务危机，为企业筹集新的发展基金，同时又优化了资产结构。提高了企业整体资产质量。② 资产置换。资产置换是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优质资产或现金置换上市公司的呆滞资产，或以主营业务资产置换非主营业务资产等情况，包括整体资产置换和部分资产置换等形式。③产业转变。企业在通过对其产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及产业结构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后，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状况，灵活的选择产业转变政策。

3.2.2.2企业难以偿还债务形势下的危机处理方法：主要包括①提升公司偿债能力的策略。a、债务重组,所谓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原债权、债务的重新安排．通过削债、豁免债务、债务转让、债务豁免、债务抵消、债转股等方式对企业的负债进行重新组合的行为 债务重组是一种报表性的重组，是企业财务运作的重要手段。b、售后回租。售后回租又称出售回租，有时又称回租、回租赁等，是指物件的所有权人首先与租赁公司签订《出售合同》，将物件卖给租赁公司，取得现金。然后，物件的原所有权人作为承租人，与该租赁公司签订《回租合同》，将该物件租回。承租人按《回租合同》还完全部租金，并付清物件的残值以后，重新取得物件的所有权②延缓公司偿债期限。即通过与债权人洽商推迟到期债务要求付款的日期，如银行借款展期或借新还旧，短期借款转换为长期借款等③债务剥离。债务剥离是通过整体资产剥离方式将其连带债务一起剥离出去，以减少企业债务，其实质是企业以转让一部分整体资产的经营权为代价，达到转让债务和减轻偿债压力的目的

篇3

针对欧盟当前的困境，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最近了一系列报告，呼吁欧盟体制转型。作为欧洲中央银行几个独立的领先研究机构之一，CEPS宏观经济研究室成员都是欧洲权威的经济学家，小组每年对欧洲经济的整体情况发表一份评估报告。其研究成果在金融市场分析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中广泛传阅，并得到普遍认可。

CEPS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近日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8月18日，他又就欧债危机解决方案做出评价，认为欧盟目前出台的政策可行性不高，欧洲国家如要实现经济复苏，必定经历一个“阵痛期”。

现有政策无法解决问题

随着危机的加深，欧盟成员国的债务问题“按下葫芦又起瓢”。尽管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再出台针对希腊等国的纾困方案，却无法抑制债务危机的蔓延。

就缓解债务危机，当前的方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二是统一发行欧元区债券。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以上两套方案可行性都很有限。

7月21日，欧盟峰会通过草案，提出扩大EFSF的资金规模，向希腊再提供1090亿欧元的贷款，并将贷款利率由现行的4.5%降低为3.5%，还款期限由现在的7年半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

CEPS不赞成这种做法。

一是因为EFSF本身定位为应急性援助，无力承担过高的债务。始创于2010年5月，EFSF的资金援助规模约为7500亿美元，用于在经济体出现危机时，提供应急性援助。当债务危机波及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法国等核心经济体，就需要大约11800亿欧元的资金，这意味着EFSF自身无力承担稳定整个债务市场的重担。

其次，EFSF的资金纾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希腊债务危机只是欧元区普遍债务问题的早期预警，资本市场无法支撑过度的公共债务。尽管欧盟委员会为希腊、爱尔兰以及葡萄牙提供了低利率长期贷款，但不改变其经济模式，仍无法承受市场的考验。

最后，EFSF容易导致危机的多米诺效应。EFSF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国，当一国面临财政困难并要求EFSF援助时，可以“单向退出”，不再承担向EFSF上缴资金的义务，这也意味着，其债务负将由EFSF其他成员国来负担。然而随着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沦陷，意大利、西班牙等大型经济体也卷入债务危机，这些经济体一旦相继从EFSF中单向退出，支撑EFSF运行的就只剩下欧盟为数不多的核心经济体。随着法国自身债务风险加剧，德国压力也在日渐增大，很难承受EFSF带来的债务负担，进而引发债务危机的蔓延。因此，简单的扩大EFSF规模，只能加重其成员国的债务负担，并助推这一债务危机多米诺的倒塌。

欧盟另一个政策选择是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这也同样遭到了格罗斯的反对。这一建议最初由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和意大利财长特雷蒙蒂提出。据此构想，统一欧元债券的体系，将允许成员国按照统一成本进行融资，债券信用由全体成员国共同担保。与此同时，各成员国仍可自行发售本国债券，两种债券可按一定比率互相转化。

但格罗斯则对记者表示，欧元区统一债券在当前条件下没有可行性，原因有四方面。

首先，欧元区债券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才能实现。 欧盟是货币共同体，但是并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当前，对欧元区统一发债，欧盟各国看法不一，意大利、希腊等高负债国家支持统一发债，而德国、法国则持反对态度，政治掣肘致其难以实现。格罗斯指出，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意味着将纳税人消费的决策权无条件地交给其他国家，这将使欧盟强国中分裂加重，甚至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

其次，低债务水平是欧元区债券发行的前提。CEPS所长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债务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发行欧元区债券是不合理的。”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初始债务水平高启，将导致市场对于债务危机的预期加剧，以致其债券进一步失去流动性。当前欧盟整体债务水平较高导致市场对未来债务累积的预期加剧。在这种条件下，出于避险情绪，欧元区统一债券将会如当前各成员国债券一样遭遇流动性危机。

第三，欧元区统一债券不能包揽所有国家债务。格罗斯认为，如果发行国家债务总量50%的欧元区债券，这将使余下以国家债券发行的债不具有相同的可信度，在市场上无法销售。

最后，发行欧元区债券将遭遇法规障碍。格罗斯说，如果允许将全部国债以统一债券的形式发行，将需要对欧盟协定进行更改，这一过程需要27个成员国的共同批准，也需要进行多次普通投票。同时，统一发债的举措也将与德国宪法发生抵触，正如近日默克尔的发言，修改德国宪法很有难度。

CEPS的基本观点非常明确，虽然扩大金融稳定机制的资金规模和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是为数不多的救助措施，但是都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可能扩大债务危机。

调整欧洲央行职能

在简单扩大EFSF规模无法发解决根本问题、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的举措受阻的情况下，如何稳定市场情绪、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成当务之急。格罗斯认为，调整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央行当前的职能分工十分必要。

当前，欧洲央行既要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又要履行市场规则制定和监督的义务。CEPS政策研究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员保罗•德•格劳威认为，应当由EFSF来分担部分责任。

第一，由EFSF来执行诸如购买债券等具体的市场干预措施，欧洲央行只需关注整个欧元区价格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EFSF在干预市场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制定干预规则并监督政府发债的责任。当前欧洲央行承担了这一责任。格罗斯指出，由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没有欧洲纳税人的代表，欧洲央行的规制往往过度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忽略了各国纳税人的利益。由EFSF来承担这一职责，将更为恰当。

在EFSF承担更多具体的执行责任时，欧洲央行应该更多的扮演最终借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

作为单一货币联盟，欧盟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心危机时，各成员国难以向债券市场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市场的恐慌情绪极易蔓延。

由于掌握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应当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但截至目前，欧洲央行态度并不明了。

自2010年5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已经减少了2000亿欧元的自身资产负债，也进一步紧缩了流动性；然而今年8月份欧洲央行买入意大利西班牙债券，又向市场显示了其承担最终贷款人的意愿。格劳威认为，欧洲央行没能有效为市场注入信心，也是债务危机至今不断蔓延的原因所在。

对于欧洲央行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以往有三种质疑的声音，格劳威对其一一进行了驳斥。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最终贷款人，欧洲央行可能由于购买存在风险的国债而导致自身亏损。而格劳威认为，对于欧洲市场来说，央行最终贷款人的职能，是一种变相的市场稳定机制，欧洲央行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为市场注入信心，而不是考虑自身投资是否盈利。通常情况下，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旨在起到鼓舞市场的作用，不必实际执行。即使由于债券违约而导致自身资产亏损，欧洲央行依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弥补。

其次，欧洲央行对于流动性的承诺可能导致成员国过度发债。报告指出，尽管这是实质存在的威胁，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当是通过加强规制，对政府发债构成制约。欧洲央行不应该因为这一原因放弃最终贷款人的职责。

第三，欧洲央行在债券市场中积极地扮演最终贷款人会导致通货膨胀。格劳威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准确，欧洲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其购买债券注入的资金只是增加了银行的基础货币，旨在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出现银行挤兑。这部分资金留在银行里而并不一定参与流通，因此总体货币存量没有增加，通胀也并非必然结果。其次，欧洲央行可以通过变卖其他资产来平衡基础货币增量进而冲销通胀，采取这种措施，欧洲央行改变的只是自身的资产负债格局而非资产负债规模。

因此，在推动EFSF职能改变的同时，欧洲央行必须承担起最终贷款人的职责，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欧债何处去

从根本来讲，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解决危机的终极途径，格罗斯表示，欧盟国家只有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为加速这一转型，维持经济增长，欧洲各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在内需疲弱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会加剧短期困境。格罗斯对记者表示，“欧盟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太多选择，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他们必须接受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困难。这就像生了重病，吃药可能会短时间让病人更难受，但这是康复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2008年以前， 欧盟各国享有充足而廉价的信贷，这使其可以用举债的方式，弥补高额的财政赤字。同时，欧盟各国进口的繁荣，可以带来高额的中间服务增值，这进一步导致其GDP的高估。但在债务危机中，需求减少，进口繁荣一旦结束，将导致欧盟各国GDP的大幅下降。

应对这一变化的措施，是合理配置资源，转向出口型经济，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1995年之前，德国正是由于进口繁荣带来大额财政赤字，德国花了十年时间以降低经济增速，缩小本国建筑业规模为其出口赢得市场。但当时德国没有高额的负债，而对于当前身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金融市场并没有足够的耐性。

谈到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向，格罗斯认为，经历此次危机确实给欧盟带来了重大考验，但是不至于导致欧盟的解体。

危机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裂痕。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此次危机中，欧洲南方和北方所经历危机的程度不同。北方国家认为南方国家花钱太多又懒惰，因此应当通过市场对南方国家施以相应的惩罚。而南方国家则认为他们受到了过多的惩罚，同时北方国家对他们的援助不足。”

篇4

综上总体上看，欧债危机已经告一段落。未来虽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欧元区重债国的债务形势已经开始稳定。欧洲债务形势好转有以下几种迹象：一是市场对危机国的信心开始恢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大幅下滑就说明这一点；二是希腊出局已不可能，欧盟与希腊都有信心让希腊留在欧元区；三是欧元区国家已经就建立银行联盟达成一致，具体步骤都在落实当中，欧洲金融市场开始稳定。

舆论界经常谈论，借贷发展、超前消费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的确在欧元开始使用的前几年，后来的债务危机国都经历了一段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因为这些国家利用欧元的信誉，大大降低了它们借债的成本。借债成本下来了，但宽松的贷款也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金融泡沫，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国际金融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恐慌，原来流入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大量资金突然中断，于是爱尔兰、西班牙这些国家的房地产泡沫也跟着破裂，造成银行系统的灾难。这些国家的政府只好动用公共财政去求助银行，结果财政赤字猛增，债务危机就跟着爆发了。

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被舆论忽略了。那就是使用欧元后，欧元区的内部贸易收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跟德国有很大关系。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在对德国贸易中是有顺差的。但是在统一货币之后，德国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没有增长，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则明显增加。德国的生产效率原本就比较高，再加上成本没有增长，所以其产品竞争力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欧元区内部贸易收支结构发生逆转，德国出现了大幅顺差。其他国家因为使用欧元，不能再靠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所以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则持续恶化。从这个角度上讲，德国既是欧债危机的原因所在，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力量。如果德国不调整自己，不出手援助其他欧元区国家，最终也难逃危机的命运，因为德国也受到了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挤压。

欧洲国家已基本达成共识，就是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能最终走出危机。这种共识的出现是有教训在里面的。西班牙经济学家解释，西班牙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其财政赤字水平和债务比例都比较高，许多欧洲国家都怀疑西班牙能否达到欧元区的标准。但是西班牙政府用了将近四年的努力，把债务水平和公共财政的赤字水平都降下来，达到了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此次债务危机爆发之后，西班牙又想采取先前的做法，以期降低债务比例。但是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却没有出现任何效果。这充分说明，当金融市场怀疑欧元的稳定性时，某个国家单方采取措施是解决不了当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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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领导人的初衷可能是在稳定市场信心，但实际上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债务是过去透支未来形成的，还债或者说债务问题的解决却正要伤害（债务人/债权人）现在与未来的经济。因此我们强调对于实体经济，更可能是《危机过后，痛苦开始》。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同样的，欧债危机最终真正的解决，无论是经济收缩/去杠杆化，还是货币贬值，对于中国出口都是真正伤害的开始。

从希腊的案例来看，伤害（尤其是债务人）未来的经济往往不能稳定市场对于债务偿还的担忧。看一看过去一年救援希腊（同时要求财政紧缩）的成绩单吧：希腊10年二季度负增长3.5，到四季度负增长6.6，而今年二季度是负增长7.3。一年过去了，市场更加确信希腊会违约。

日前，欧洲领导人提出解决银行业流动性危机的方案：提高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一级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比重达到9%以上）。根据可考依据，这个标准对一些欧洲大银行来说尚且不易，法国农业信贷与法兴银行只是刚高于这个标准，德意志银行低于9%。欧盟提出达标需要各家银行自己融资。如果完不成，则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向EFSF求助。EFSF一共只有4400亿欧元！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欧央行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银行看上去还是需要本国政府救赎，这可能使得债务危机蔓延。

显然，这不是解决当前银行流动性危机的方案。正如之前我们向大家揭示的，银行要满足现在的监管要求，只能继续抛售欧猪五国债券等资产，这样也就加剧债务危机升级，正中投机资本设局。不能想象，银行会在当前0.6倍PB的股票市场融资，如果这样做二级市场将更加抛弃银行。欧洲领导人每次提出“解决方案”时市场都反映积极，可是冷静回想才发觉，这是解决方案吗：在经济衰退时要求财政紧缩？在流动性危机时提高监管要求？

欧洲银行去杠杆化的手段将不是补充资本金，而是收缩资产负债表。这才是人们担心银行流动性危机的原因：银行收缩信贷导致实体经济萧条。欧洲企业相比美国严重依赖间接融资，欧洲80%vs美国30%。

欧盟方案中当然也有一些积极信息，但是瑜不掩瑕。欧盟建议用来替代临时性的EFSF的永久稳定机制ESM应当在2012年7月启动，而不是原计划的2013年年中。但实际上现在问题实质是谁出钱，而不在名称与形式。

9月FOMC会议纪要显示有五位成员（一共12位）表示倾向于加大资产购买等刺激政策。当时的预期无疑处于最悲观阶段，实际上最近美国一系列数据表明衰退风险很小，这也验证了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美国下半年经济会好于上半年，三季度GDP能达到2%左右的水平的判断。因此在11月美联储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动作，可能仅限于降低存准利息之类。但如果未来欧债危机演化到实体萧条，那么对美国经济将产生实质影响。届时我们认为美联储除了推出争议较大的QE3外，还有可能推行的政策工具有：

1）明确长期国债上限：如维持十年期国债上限2%至201X年。

2）购买机构债/私人部门证券（间接贷款给私人机构）。

3）用私营部门商业票据担保，提供零息贷款给商业银行。

篇6

欧债危机多重根源

有人把欧债危机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欧洲福利社会的破产，或是欧元货币联盟的内在必然。笔者认为有失偏颇。

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既有信贷高速扩张（及其伴随而来的房地产泡沫和银行业风险控制不力等）这样世界经济历次金融危机的共性，也有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导火索，还存在着财政政策缺乏纪律、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缺乏协调这样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产生往往都逃不开信贷泡沫，欧债危机也不例外。欧元区的成立让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大幅下跌，低廉的借贷成本助长了信贷扩张，房地产泡沫在一些国家开始出现。比如爱尔兰的信贷占GDP比重在五六年中上升了80个百分点，其他 “欧猪”国家也上升了30个－40个百分点。

财政政策缺乏纪律性也是很多国家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没有严格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关于财政赤字必须控制在3％以下的规定,尤其是希腊、葡萄牙等国家， 长期、大量寅吃卯粮。

很可惜，市场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危机前仍然以低利率借钱给这些国家。另外，欧洲的一些银行杠杆率高，并购买了大量美国次级债，在次贷危机后损失惨重，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银行。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欧债危机。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使欧洲银行业损失惨重，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坏账上升，而政府不得不为金融危机买单；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又由于经济下滑而大幅下降，财政赤字因而扩大。在2008年到2010年三年间，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点。

欧元区自身的制度缺陷又让危机恶化。欧元区自身结构性的缺陷在于它是一个货币联盟，而不是一个财政联盟，它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的协调，因而缺失统一的政策应对。市场的一再失望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又推高了国债利率，加重了许多国家的借贷成本，也推高了银行在市场上拆借的成本。

欧元瓦解可能上升

随着欧债危机不断升温，“债火”已经从希腊烧到了意大利。人们常常会问，欧元区是否会就此瓦解？

根据瑞银集团的测算，不论是欧元区的弱国还是强国，离开欧元区的经济代价都极其高昂，远大于留在欧元区的成本。以希腊这样的弱国为例，退出欧元区则本币大幅贬值，以欧元计价的债务将反被增长。失去欧元区的保障，希腊在违约后无法融资，从而导致一系列的企业违约、银行体系崩溃，以及国际贸易崩溃――估计退出第一年的经济成本就将达到GDP的40％－50％。

而以德国这样的强国为例，若退出欧元区，本币将大幅升值，而银行却持有大量欧元资产，立刻损失惨重。首先其银行体系需要注资，其次作为出口大国，若边缘国经济下滑十分严重，其国际贸易也无法独善其身――估计退出第一年经济成本将达GDP的20％－25％。

另外，欧元区瓦解的政治代价难以估量。现代社会还没有一个货币联盟的瓦解没有伴随内乱和战争。考虑到欧元瓦解的严重后果，笔者认为到危急关头，欧洲的政府更可能还是会迈出艰难的步伐，走向更进一步的财政一体化，以欧元区整体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共渡难关。

如何实质性地缓解欧债危机？市场普遍认为，光靠之前不断出台财政紧缩政策加救赎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解决方案还必须容许债务状况明显不可持续的国家（如希腊）进行有序地债务重组，同时向银行体系注资、建立起隔离机制、防止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扩大欧洲稳定基金用来担保或拯救弱国或银行。欧洲央行还需持续大量地购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国债，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和信心。

在债务危机取得实质性缓解之后，欧元区要从根本上实现某种程度的财政一体化。所谓的“某种程度的财政一体化”是指：弱国必须在宪法或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上逐步减少赤字，并让出一部分财政；强国则需给出一定的财政转移，从而使整个欧元区恢复财政政策的纪律性；最后，欧元区国家需要千方百计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摆脱债务危机的根本途径。

实际进展如何呢？10月23日欧盟领导人宣布原则上达成一致，提出下面几点方案：对希腊债实行50％债券面值的“自愿削发”，削减约1000亿欧元的希腊债务，希腊债务对GDP比率将从160％降至120％；提高欧洲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但是银行应先从私人部门筹集资本, 不行的话由各国政府提供支持；推出“加强版”EFSF，将剩余资金通过杠杆放大4倍－5倍，使规模达到1万亿欧元。

正当市场以为危机的解决出现重大转机时，希腊国内政治出现变数。总理先是提出让议会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并提出就希腊债务解决的议案进行全民公投，引起市场的严重担心；之后政府宣布取消公投，总理辞职，执政党与在野党共组联合政府以换取欧盟与IMF的继续贷款支持。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在近日迅速恶化，其国债收益率突破公认危险的7％。

因此，虽然欧洲领导人已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具体解决方案和更重要的执行度，都由多国政府来决定，结果难以预料。欧元区瓦解的可能性已经上升，虽然我们认为它仍是小概率事件。

危机拖累中国出口

未来12个月里，欧债危机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减速或衰退，并通过出口渠道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若欧债危机能在短期内得到一定控制――各国提供充分的政策性支持推迟希腊违约时间、并通过银行注资建立起隔离希腊债务重组影响的机制，那么欧元区可以避免严重衰退和银行系统危机，经济可能在2012年上半年陷入衰退，但全年实现接近零的增长。

这是因为，即使欧债危机短期内得到缓解，金融市场的动荡、银行拆借成本的提高都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损害，增加企业融资的困难和成本，打击居民和企业的信心。而且，所有的解决方案必然伴随着更多的财政紧缩，削减支出又会拖累经济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中国2012年出口额（按美元计）将仅有5％的增长，净出口对GDP增速的拖累达到-1％。出口的大幅减速将拖累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中国政府可能因此开始放松宏观政策、推出小规模的刺激计划（预计占GDP的2％左右），政策转向的时点可能在2012年初。由于刺激政策的规模可能有限，我们认为它将部分抵消外需下滑的影响，使得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由今年的9％放缓至8.3％。

更严重的情形可能是，欧债危机得不到缓解，造成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甚至出现债违约、银行挤兑等重大信用事件，那么欧元区可能出现严重衰退，波及到全球经济出现衰退。

若是那样，中国2012年的出口将大幅下跌，而净出口对GDP增速的拖累将会更高，对制造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推动比我们上文所述更多的公共项目投资，通过增加财政赤字、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债以及银行贷款来融资。即便如此，由于刚刚结束了一轮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本轮的刺激计划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将受到限制。我们预计在最差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实施的刺激计划不足以令2012年GDP增速超过7％－7.5％。

欧洲难靠中国拯救

欧债危机得到解决、或至少平息下来符合中国利益――欧盟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占中国年出口额的20％以上。

同时，我们估算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储中已有近四分之一是欧元资产，其中多数为各国政府国债，而且几乎肯定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欧元急剧下跌或债务危机恶化都将有损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那么，中国应不应该、以什么方式来救欧元区呢？笔者认为，指望通过中国购买更多问题国家国债来“解决”欧债危机恐怕想得过于简单。

虽然中国增持欧洲边缘国家的国债可在短期内带来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大多数人都知道欧债危机并不仅是信心或流动性问题。如上所述，欧债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一体化的方案，是机制问题，而这必须由欧洲人自己解决。

如果欧元区各国能就EFSF的规模和使用、银行注资的方式、希腊债务重组的条件等达成协议，能推动危机国家推进改革、削减赤字，能押上德国的信用为欧元债务担保，那么相信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有兴趣参加多边融资方案，包括通过IMF的融资方案。但期望中国大量购买某一国的债，单边解决欧债危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另外，中国可能并不会愿意进一步增加已经庞大的国债持有规模，但可能对购买其他欧元资产更感兴趣，比如实体经济资产、股权和公司债。过去几年, 一方面也是为了放慢外汇储备的积累速度,中国一直鼓励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中国对欧盟投资额为60亿美元，是2009年的两倍。中国对收购其所欠缺的资产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最初这种兴趣集中在能源和资源方面，之后逐步转向品牌、市场渠道和技术。中欧之间在这些领域当然存在着交易潜力。

篇7

希腊实已“破产”

希腊国家的债务问题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时地跳入人们的眼前,并且其日益严重化程度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资料表明,2008年希腊财政赤子还仅是GDP的7.7%,但2009年这一数字却飚升至12.7%。与庞大财政赤子相伴随的是魔影般的对外负债。数据显示,2008年希腊债务余额为GDP的99%,而至2009年,该数据上升至113.4%。目前希腊债务的绝对额为2800亿欧元,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结果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希腊实际已经破产。

由于目前希腊政府欠下的债务多属于私营部门,因此该国依然可以通过借新债以还旧债的方式来获得外部资金。根据希腊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2010年,该国将发行530亿欧元国债筹资,相对于2009年600亿欧元而言,尽管这一融资规模有所降低,但仍然直接推大了债务雪球。据希腊财政部预估,到2010年年底,希腊的债务余额将上升至GDP的120.8%,即2949亿欧元,希腊将成为今年欧元区债务负担最重的经济体。

国际社会一般将一国负债占GDP比例的60%视作“警戒线”,而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子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显然,无论从哪个指标衡量,希腊债务问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可怕地是,越滚越大的债务包袱已经直接影响和干扰着希腊百姓的衣食住行。根据Eurobarometer的调查,90%的希腊人认为经济债务影响到了自身生活,89%的希腊人认为事态将继续恶化。而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希腊选民在2009年10月揭竿而起,一举了负债累累的旧政府。

不过,惠誉国际和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并没有因为希腊政权的更新而对希腊网开一面。在去年年初将希腊评级调低至“A-”的基础上,标准普尔不久前再将希腊长期信贷评级从“A-”下调至“BBB+”,惠誉国际信评也随后跟进,将希腊债务评级调降至BBB+,同时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也将希腊的债务评级由此前的A2降至A1,并维持负面前景评价。特别需要强调地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央行将贷款抵押品门槛从正常的A-下调至 BBB-,这样,即便是希腊评级被下调至目前水平,希腊银行仍然可以用希腊政府的债券作为抵押品参与欧洲央行的流动性供给计划。但是,倘若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欧洲央行重新调回抵押品门槛至A-,或者希腊评级再遭下调的话,希腊银行的融资能力势必受到严重的打击。

新组成的希腊政府无疑深刻体尝到了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出席2010年第一场国际性会议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希腊经济需要深切治疗。的确,这是自从 1974 年恢复民主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危机中沦为“债奴”

自2001年正式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经济借助于大欧盟的力量一路凯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前的5年时间中,希腊经济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然而,金融危机不仅使希腊的外向型主导产业遭受残酷冲击,而且也使其靠举债而谋取息差的财政方式步履唯艰。

在欧盟经济体中,希腊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较落后,因此希腊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等三大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恰恰是这些产业。

作为世界前15个旅游目的地国之一,希腊的旅游业占到了GDP的18%的,不过,希腊的游客主要是欧美尤其是以美国人为主,因此,在欧美民众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希腊旅游所受到的影响就不难想象。根据希腊葡萄园联盟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09年到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 .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同期锐减了19.3%,相应的旅游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无独有偶,运力占世界总量20%和欧盟总量50%的希腊航运业也跌入萧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期间,希腊有400多艘散货船因银行收紧信贷而“封存”,占希腊海运总船只的10%,相应地,希腊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航运业对经济的年贡献率由原来的7%下降到只有1.2%。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的锐减。

严峻的挑战还在于,在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支撑金融危机期间刺激经济的开支所需时,希腊政府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从而导致其本有的债务窟窿越撕越大。观察发现,希腊债务危机的恶化其实与其短期债务的增加直接相关。由于短息远低于长息,希腊在救市过程中所发行的短期债券持续增加。数据显示,在希腊2009年新发行的债券之中,5年期以下的债券占71%,3年期以下的占27%,1年期以下的债券比重占12.3%。因此,希腊在未来1至5年的还债压力异常沉重。

值得反思是,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前,希腊政府也将举借外债作为其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加入欧元区后,希腊以低至1%的利率从欧洲央行借钱,再用来买入利率高达5%的政府债券赚取差价。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许有效,但一旦遭遇经济萧条则难以为继。一方面,流动性紧缩导致资金供给不足和拆借率的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和债务息差的缩小。数据显示,仅举借外债而购买政府债券这一项就使希腊产生了高达5%的财政赤字。

谁来拯救“雅典娜”?

作为一个从属于欧元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希腊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自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的途径来稀释自己的债务压力;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希腊也没有如同美国那样发行世界货币的强大权力,当然就不能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债务包袱。因此,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有通过非货币化的方式才能解决。

难能可贵地是希腊政府对解决债务危机充满了信心。日前,希腊政府公布了未来3年的财政预算计划,承诺将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改革税收体系等措施将2010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现在的12.7%至少削减到9.1%,而到2012年底以前,财政赤子占GDP的比重降低到 2.8%。不过,这一方案要经过欧盟委员会长达5个月的全面评估之后才能最后厘定。

以经济增长成效逐渐冲抵债务负担可能是最有效也是最务实的途径。据渣打银行计算,以希腊过去5平均GDP增长7%、以及表面上利息开支维持于近5.5%估算,负债占GDP比率或可缓步下降,而倘若基本盈余能够达到GDP的1.5%,负债占GDP的下跌速度更会加快1倍。但是,希腊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一分析。据希腊财政部预测,2010年希腊国内经济增长约为0.2%,2011年也仅是1.5%。以这样的经济增长力量显然无法卸掉沉重的债务包袱。

控制国民所得,亦即削减公共部门薪资和养老金是外界为希腊开出的还债良方。不错,目前希腊的失业率高达10%,且高失业率将持续至2011年,从而为政府削减福利支出增添了砝码,同时欧盟成员国中的爱尔兰和拉脱维亚之前也是靠大幅减少公共部门的薪资和福利而得以削减财政赤子的。但需要注意地是,与爱尔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希腊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并且拥有一连串民众骚乱的历史,一旦希腊试行严苛的支出削减,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而这也是希腊新政府至今不敢在削减公共福利开支方面作出明确承诺的关键。

留给希腊国家自身缓解债务危机的“救命稻草”就只能是对外继续发行公债。幸运地是,当今年第一批数额为8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5年期)公开销售时,竟获得了250亿欧元的超额认购,其中,外资认购的比重约占八成。看到信用评级被下调以来的首次成功发售,希腊政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下一步发行至少50亿欧元(10年期)的债券计划。

但是,单单依靠希腊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解决那么沉重的债务危机似乎不可能,为此引出来的话题是,欧盟是否向希腊大规模注资而进行紧急抢救?从目前来看,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盟中坚分子尽管都在反对欧盟对希腊进行援助,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表态进而增加希腊自身解决问题的压力。对于欧盟而言,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问题都将波及其它成员国,尤其在使用统一货币的背景下,这种影响将更为深远。因此,未来欧盟向希腊伸出援助之手已是大势所趋。不过,为了对希腊不负责任的负债行为进行警戒,欧盟可能同时对希腊实施相应的制裁措施。

除了欧盟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也宣称准备以任何必要方式帮助希腊。不过,目前很多欧洲国家政府并不主张希腊接受IMF的帮助。一方面,希腊接受IMF的援助就不得不接受预算核查,或者被迫增加税收,这容易干预希腊的和欧盟的威信,另一方面,IMF等国际援助极有可能降低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从而稀释欧洲市场的吸引力。权衡利害,欧盟在对待希腊债务危机问题上几乎用一个声音说话:欧洲问题欧洲自己解决。

“多牌”效应扩散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一国债务问题并不能形成扩散效应,但是,当债务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基本生态中时,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辐射到包括负债国在内的许多层级和方面。

对于希腊而言,债务危机已经无情地抬高了他的融资成本,并进而可能削弱其未来的融资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希腊10年期国债相对欧洲基准利率、德国国债利率的溢价已达3.7%,为欧元区创立以来的最大值。如果希腊债务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其国债的收益率还会提高,希腊政府未来的还债成本还会加大。

投资者看淡欧元未来走势并由此导致该地区物价上行的压力是希腊债务危机十分典型的传递效应。出于对希腊债务可能恶化的担忧,极容易引发人们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的忧虑,进而导致避险资金回流美元等安全边际高的产品之上。数据显示,目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至每欧元1.394美元左右,为近半年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1月份16个欧元区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0%。欧盟在感受到货币压力的同时更强烈感受到了物价上行的负担。

在欧元下贬和美元升值的同时,希腊债务还引起了投资者对于CDS(信用违约掉期)的疯狂抢购,进而连带全球股市纷纷下挫。来自彭博资讯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希腊CDS成本创下370个基点的纪录高位,54个国家的CDS市场规模比去年10月份大幅增加了14%。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的撤离,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今年1月份累计下跌3.46%,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3.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4.1%,德国DAX指数累计下跌5.8%,法国CAC 40指数累计跌幅也达到5%,中国A股累计下跌8.87%。而雅典股指在跌破2000点关口后至今仍然看不到任何上翘的痕迹。

对于欧元区生存的考验可以说希腊债务危机最为严峻的大考。据南非标准银行研究报告预测,由于希腊缺乏独立的货币权利,如果最终其债务危机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不排除其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不仅如此,希腊的财政危机将扩散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希腊最大债权人的德国必然受到其牵连。资料显示,目前德国持有2000亿欧元的希腊债务,虽然德国还持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是一旦希腊财政恶化而无力偿债,德国将受到严重波及。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真的会被负债累累的希腊拖至谷底,首先决定离开的一定是德国等债权国。果如此,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结局可能会在如今的欧元区重演。

危险的“希腊现象”

扫描全球,希腊显然不是政府债务危机的孤立样本。穆迪日前警告说,未来数年内全球17个享受3A评级的国家均将面临财政危机。

在金融危机中耗资巨大的美国自然不能逃过财政生态恶化的结果。据白宫的最新财年报告,始于去年10月1日的2010财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将高达1.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6%。这一结果不仅超出美国国会的预期,而且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相对应,为弥补财政赤子,美国发行了大量国债,致使2009年的债务总额扩张到GDP的87.4%,并且2010年会上升至97.5%。因此,按照穆迪的观点,如果美国政府债务继续维持当前的上行趋势并最终变得不可逆转,美国将于2013年失去3A评级。

至今仍在为摆脱通货紧缩而不得已采取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日本无疑将接受更为残酷的债务考验。资料显示,2009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10.5%,而且随着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财赤规模有可能抵至11%。与财政赤子相对应,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218%扩张到2010年的227%。

欧盟阵营中希腊的“难兄难弟”不在少数。从总体上看,整个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正呈恶化趋势。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各国总体财政赤字今年将达到GDP的7.5%,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79.2%,并且欧委会最近预测,整个欧元区中,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11年还将继续大幅增长。而在欧盟成员国中,最有可能步希腊后尘的就是被人们戏称为“欧猪四国”(PIGS)的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目前,标准普尔已将西班牙信用的评级由之前的“稳定”下调到“悲观”,同时穆迪发出警告称,葡萄牙与希腊一样在欧洲各国中面临的风险最大,不排除经济“慢性死亡”的可能性。

还特别值得注意地是,即便是那些“家底”相对殷实的欧盟成员国似乎也将难逃财务状况恶化的劫难。有资料显示,2010年英国的预算赤字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2%,德国将超过6%,法国将超过7%。据此,摩根士丹利认为英国今年就可能爆发财政危机,而穆迪在日前的一份报告中称,法国、德国等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其信用将会遭遇被降级的危险。

篇8

而历史演进的速度，远远快于人们自设的时间表。30多年之后，詹金斯的呼吁早已在欧洲大陆变成现实，这个叫“欧元”的超货币运行已逾十年。

然而，随着欧元区的扩大，各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差异，终于在经济周期巨变之时，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之下，演变为一场愈来愈难以收拾的债务危机。这场规模空前的风暴，令欧洲大陆经济低迷，严重打击着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欧元的理念和体系并没有想象中完美，曾经的强势欧元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欧元区国家曾希望以时间换空间，解决货币联盟的不足，以及财政联盟与政治联盟的缺失，但未跨过两个时间错位：全球竞争格局迅速转化，令欧洲战车失去领先动能，金融危机又打乱欧洲一体化政策调整的步伐。

更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欧元陷入了去留两彷徨的窘境：向前走――实现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的统一绝非易事，而向后走――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更非能轻易启动的选择。

以欧元区经济规模之大，与世界经济联系之紧密，欧元及欧元区成员国任何大的结构性变动，都将深刻影响并改变全球政经格局。

关注欧元去留，会诊欧债沉疴，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颇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一个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的未来，更可启示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财政如何稳健维系，货币如何聚输流通，区域如何协调共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尊重市场、坚持改革，关键决策尤需妥为拿捏。

――编者

祸起希腊，但不止于希腊。

延续近三年的债务危机正在欧洲南部蔓延，如今已波及意大利和西班牙。更危险的动向，则步步逼近欧洲大陆的超国家货币――欧元的去留。

此时，欧洲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几陷停滞风险之中。刚刚公布的8月份欧元区总体的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制造业部门自2009年9月以来首次小幅萎缩，而服务业PMI在连续四个月下滑后稳定在51.5。

同样令人忧心的是，8月份其他信心指标也急剧下挫：德国IFO（IFO调查是德国主要的商业信心调查之一。该调查每月一次，询问德国公司对当前以及未来六个月德国商业状况的看法）指数连续两个月走低，降至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呼应，比利时商业信心指标从-2.5降至-7.8，创2008 年12月以来最大的月环比降幅。

欧盟委员会8月30日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受各行业经济预期下降影响，欧元区8月的经济景气指数自7月修正值103下降为98.3，这是该数据连续第六个月下滑。更严重的是，欧元区的企业景气指数从7月份的0.44下滑至8月份的0.07。

上述两项景气数据双双创下201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区经济警钟再次敲响。

9月的到来，并未重燃希望。野村证券全球经济监测周报预测，9月欧元区经济活动很可能进一步下滑：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恶化；制造品需求，从内需到外需都在萎缩，服务业目前的商业活动水平也在萎缩。

同时，对未来商业的预期也已大幅走低。若9月份相关经济指标进一步下跌，将表明今年三季度欧洲GDP增长比预期更加疲软。

在此之前，欧盟统计局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二季度的GDP环比增长仅0.2％，低于一季度环比0.8％的增幅，是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值。欧元区两个“老大哥”德国和法国，二季度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德国二季度GDP的年化增幅从一季度的4.6％下降为2.8％，法国则几乎没有经济增长。

同时，希腊、爱尔兰等欧债危机国仍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希腊二季度GDP同比下降6.9％，意大利央行的预测则是，2011年经济增速将低于1％。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经济麻烦，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总裁拉加德8月底在美联储年度经济座谈会上，呼吁对欧洲银行业进行“紧急”资本重组，从而使这些银行足以应对因希腊等国债券贬值和经济放缓所引发的潜在损失。

这位来自法国的女总裁表示，加强银行体系是切断殃及整个欧洲的“传染链”的关键。除非欧洲银行业具有强有力的资本能力，否则“我们可以轻易看到经济疲弱的现象将更多地蔓延至核心国家，甚至可能招致流动性危机” 。

分析出现如此危险局面的原因，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首席经济师杰克斯・卡约（Jacques Cailloux）对《财经》记者说，当前危机的特质与过往的危机类似，即市场问题可以由一个国家延展到另一个国家，但在基本面上却不一定与蔓延渠道一致，这是解释欧元区内这么多国家受到此次危机波及的唯一合理的原因。

对金融市场的打击和信用渠道的破坏，并非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唯一后果。

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鉴于当前欧元区经济二次衰退风险加重、南欧债务前景堪忧等因素，决定将欧元区2011年与2012年GDP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1.7％和1.5％；欧洲各国中，德、法、英等国2012年GDP增长预期也全部被调降。IMF也在8月29日表示，已下调欧洲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

欧元区建立时设计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机制（EFSF），曾被认为是遏制债务危机的利器，人们寄希望于大幅增加其规模，直到其力撑整个体系。

不过，如今扩大EFSF救助权也面临变数。德国议会决定把扩大EFSF的关键投票推迟到9月29日。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对《财经》记者指出，如果法院判定4400亿欧元的EFSF违反条约法，或者削弱德国的财政，整个欧元区的形势就岌岌可危。

处在逆风势头中的欧洲经济，迫使欧央行（ECB）行长特里谢在8月底暗示欧央行可能重新考虑长期以来对通胀的警告，这意味着加息周期可能长时间暂停。不过他也认为，欧元区重新进入衰退的风险不高，并预计该地区经济将继续温和增长。

官员的唱多和市场的唱衰，使形势更加难以捉摸，欧元区在债务危机的裹携中前行，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阴影和欧元最终解体的威胁伴随左右。

“自我实现”的危机

如果由各国伸手相帮，意大利和西班牙会挺过这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无助于长期问题的解决

很长时间，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聚焦点仅停留在希腊一国。

而回到最初，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时，就曾有声音认为，欧共体范围的扩大可能会使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深度受损。

结果不幸被言中。30多年来，当初的欧洲共同体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进而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区域货币“欧元”之后，欧元区的成员国选择开始出现分歧，一些原本并不符合其明确规定的国家，在相关数据改头换面之后，成为欧元区的新成员。

典型的例子正是希腊。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在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的帮助下，利用外汇掉期调整了相关的国家资产与负债，从而在表面上满足了欧元区关于财政赤字方面的规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希腊又基于同样的原因，持续隐瞒和误导外界。

直到2009年10月，帕潘德里欧组建希腊新一届政府，前任们的谎言被揭开，希腊严重的债务问题被暴露，南欧诸国债务危机由此掀开帷幕。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2011年预算赤字可能接近GDP的4％，债务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率约为84％，加之有其他国家的基本面与希腊不同的共识，人们一度倾向于认为，希腊危机就是欧洲债务危机的代名词，危机并不会无限度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

然而在过去数月间，欧债问题的规模迅速扩大，开始蔓延到整个欧洲，波及意大利及西班牙等欧洲大国。欧元的基础开始被动摇。

这陡然增大的欧债危机，被多数经济学家解读为一场被市场“自我实现”的危机。西班牙、意大利的财政情况总体基本面明显好于希腊，且紧缩的财政政策举措已纳入视野。

意大利政府8月29日宣布，计划修正此前公布的规模为455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增加了包括精简地方政府、增加税收和延迟退休时间等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的措施。

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 Orlandi）对外界将意大利归入“PIGS”（欧猪国家）感到不满，并称这个词“粗鲁而残忍”。“我一直认为‘I’仅仅指代爱尔兰。意大利的经济体量大，又有相对稳健的银行系统，而且有强有力的私人储蓄做后盾。”奥兰迪对《财经》记者说。

奥兰迪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欧元区的国债由各国银行持有，国债贬值或违约不仅给本国银行带来损失，这些银行发行的债券也会打上有违约风险的标签，而各国又相互持有彼此银行债券，银行体系成了危机效应放大器。

欧洲政界和监管者仍在竭力拿出一个机制，以缓解银行业对欧元区南部国家债务敞口带给投资者的紧张。比较起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比希腊和葡萄牙问题大。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所发行的债券余额中大概有630亿欧元被银行体系持有，葡萄牙是750亿欧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是4100亿欧元和3250亿欧元。

当市场上的部分投资者开始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可持续性表现出怀疑，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怀疑会推高这些国债的信用违约交换价差（CDS spread）和国债利率：三大评级公司进一步下调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评级，危机与此同时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其债务信用违约互换7月11日上升了130个基点达到2303点，7月18日则猛增至2558点。

利率一旦明显上升，这些国家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会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其财政困难和违约的风险。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收益率飙高，欧洲央行于8月8日被迫重启中断了数月的债券购买行动。当周购买的220亿欧元债券，创下该行自2010年5月启动债券购买计划以来的单周购买纪录。

但是，欧洲央行的购买力度刚有所回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便再度重返5％上方。截至北京时间8月30日18时，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133％，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040％，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同期国债收益率分别高达17.82％、11.03％和8.72％。

有消息说，考虑到欧债危机全面失控的可能性日益上升，美国市场基金近期已从欧元区撤退。一些经济专家相信，事情发展的逻辑佐证了一点：当前欧元区的脆弱平衡有多个可能的结果，债务危机是可以“自我实现”的。

在援助了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可用的资金仅剩4770亿欧元。汤森路透Creditviews数据显示，西班牙9月有一只到期债务，数额为73.3亿欧元；意大利9月则有三只到期债券，总额为424.7亿欧元。

意大利的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20％，西班牙的债务比重达60.1％。目前它们的资金缺口在4000亿欧元左右，欧元稳定机制EFSF所能提供的钱，在未来十个月时间可能也仅有4000亿欧元。

如果由各国伸手相帮，意大利和西班牙会挺过这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无助于长期问题的解决。“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 它们的失败是无法拯救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程漫江对《财经》记者说。

欧洲一体化之殇

看上去无解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了，从一开始，关于欧元的设想就存在分歧与缺陷

欧洲金融市场过去月余的动荡再次表明，没有神奇的魔棒可以把系统内积累了逾十年债务一笔勾销，展开一张清白的资产负债表。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政府的措施对需求的迅速下跌只能起到减缓的作用。

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首席经济师杰克斯・卡约认为，过去一个月最值得关注的进展是，市场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在一连串银行和危机中，经济活动不可能如危机前一样活跃。

市场越来越忧虑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根本未触及核心问题――没有通过增长或让银行提供更大幅度的拨备，来削减债务规模。

随着观察与分析的深入，越来越多人相信，此次金融危机让欧元区政策制定模式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

根据此前的相关协议和约定，欧洲中央银行代表各成员国，统一行使超国家的区域货币，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标和明确的政策权力，就是保持欧元区的物价稳定，即控制通胀水平。用欧盟委员会的解释来说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能够支撑欧元区经济长期增长的货币政策，因此欧洲央行并不必须支持对欧元区经济进行短期微调。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发给《财经》杂志的署名文章中亦再次强调：“在较广泛的欧元区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上，重要的是致力于结构改革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高级业务主管肇越对《财经》记者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欧元区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经济失衡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受到冲击，失业增加。失衡表现在财政上，即财政收入增长减速甚至下降，财政支出快速上升，赤字大幅增加，只能依赖于债务融资，最后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贝里勒夫(Erik Berglof)对《财经》记者说，欧洲一体化进程从初始就不完整，作为理想货币区的一些因素缺失。人们寄希望于各国在此过程中日益趋同。虽有基本的一些制度安排、如负责常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建立起来；但欧元区创立的基础是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无法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这导致任何一个欧元区国家出现财政危机时，都得不到确定性的中央财政支持和中央银行（ECB）对财政债务的货币化，这可能造成对财政可持续性、欧元和欧洲银行体系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区的表现取决于基本面最差的经济体。正是因为欧元区的“短板”效应，使欧元区整体债务占 GDP的比重低于美国，但欧洲面临的财政违约和金融风险远大于后者。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大卫・马什（David Marsh）则进一步对《财经》记者分析说，这个货币联盟因其一刀切的货币政策造成两个“恶果”：高通胀国家失去高利率调节工具，增长不可持续，而单一货币汇率对国际贸易失衡的自动调节机制失效，也令一些国家失去竞争力，结果在外来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深陷经常账户赤字。

两相交加之下，陷入危机的国家又由于没有独立的货币发行权，无法增加货币发行偿还债务，只能企望紧缩财政支出和外来援助渡过难关，当这两个办法也无济于事时，就只能依赖债务融资，最终酿成债务危机。

看上去无解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了，从一开始，关于欧元的设想就存在分歧与缺陷。

不过，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并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目前的危机主要是财政方面的问题，他强调：欧洲“只有债务危机，没有货币危机”。

蒙代尔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当年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欧元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欧元区的出现不仅是货币的统一，还意味着经济的一体化，包括投资自由化、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有统一的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经济就会逐渐趋同。

肇越则指出，当年人们认为货币联盟本身，为更加深化的一体化（如商品和金融一体化）提供催化作用，会加深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如今回头看去，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有些因素如语言问题并未考虑进去，但语言的差异确实使希腊等南欧拉丁语国家与德语区国家间劳动力的流动存在巨大障碍。

“这个货币联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劳动力流动，也没有灵活的价格和工资体系。”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Variant Perception创始人乔纳森・泰伯（Jonathan Tepper）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对照欧元区现实，统一欧元区的建立使得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力量迅速扩张，冲击了那些拉丁语系的南欧国家；而欧元区高度的工会化使得工资协议成为硬性指标，工资只能上浮而不能下调。

他认为，德国经济力量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对这些国家商品输出的急剧增加。从进出口的历史数据对比上可以发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葡萄牙、希腊则出现了逆差的扩大。

在伦敦的独立经济学家德里・毕克复（Derry Pickford）对《财经》记者解释说，欧元区显然不是理想的货币区，经济体过于多样化，趋同性标准不足，但就应付了事地凑在一起。

此外，货币自身的制约性因素，使欧元区迈向财政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两个重大步骤需要时间积累。“欧元原以为可以逐步向前走，但金融危机导致问题的解决更紧迫，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没有及时适应环境变化，有了时间差。”陈兴动说。

在欧洲一体化之殇倒数第三段结尾处加）此外，还有一个大时间差：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速度惊人，出乎西方主要工业国预期。而相形之下，欧洲经济放缓，欧洲战车日显老旧，改革步伐踯躅。程漫江认为，欧元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改革，但没有与政治制度建设相匹配，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其解决要看这个制度是否有自身的修复能力。

在马什看来，在有相当体量、大小不一的国家中建立货币联盟需要先有政治联盟，除非这些国家相对小而趋同，这种情况下政治联盟最有可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而欧盟的领袖们还没准备好应对。

德法进退之间

一旦德法银行业出问题，债务危机就真的会不可收拾，因此它们必须自救，且须救人

欧洲一片黯然之下，德国、法国的经济实力和成长前景尚未失色。

与法国相对弱势的货币有所不同，早在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正式启动时，德国马克就是欧洲的货币锚，德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跟随马克走。德国制造业和出口强劲，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其GDP增长也最为打眼。因此虽然德法是欧盟核心，但德国更加重要。

德国在政治上也是欧元区形成的根本力量，法国助德国一臂之力，以其相对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政治影响，推动实现了欧洲货币统一的梦想。所以这一次，对欧洲边缘国家救助的重担自然落到德法等大国肩上，相对而言，德国做出的决定在欧元区有更重要的传导作用。

有鉴于此，有人提出了债务共同化原则化解危机。意大利财长朱利奥・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在危机压境时提出，联合发行债券将使一些困境中的国家降低借贷成本，是欧元区危机的“主要解决方案”。但是很快，德法两国很快站出来表态，将发行欧元债券排除在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方案之外。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市场压力之下，强调的是保持立场的重要性。她坚称各国削减公共债务、提升竞争力方为解决之道。默克尔表示：“政治不可能、也不会简单地跟随市场”。她并重申，不赞成用欧元区所有国家担保的债券为债务国家融资。法国官员也给这个建议泼了冷水。

德法被绑定的现实胁迫来自于其银行系统。德国和法国很多银行持有的大量欧元区成员国国债，欧洲银行业持有的这些欧洲债务风险敞口极大，一旦德法银行业出问题，债务危机就真的会不可收拾，因此它们必须自救，且须救人。

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底，欧洲银行业持有1363亿欧元的希腊总债务，其中60％以上由法德两国银行持有，法、德银行业还分别持有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债务资产总量为5898亿美元和4988亿美元。根据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德法两国银行业在希腊国债的暴露头寸分别达到了银行一级核心资本的12％和6％。

毕克复认为，更深层次的难题在于民众与政治家之间，对于如何应对眼下的危机，总是存有分歧。

欧元区北部国家对于救助那些应该被惩罚的南欧国家深感不平。德国国民认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希腊等国国民的散漫生活方式颇有不满。这种不满附载在救助计划中，以各种附加条件加以限制。

当前，法国经济和金融业面临的困难大于德国，因此更多人关注德国如何做？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从欧洲大国的利益分布分析认为，以1990年为线，德国心态有大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西德分裂，德国各政党选出来的总理，都把德国的民族统一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在实现德国民族统一的大伞下，选民不能随便对德国的外交政策提过多的批评。

黄海洲认为，德国补贴其他小国有足够的空间，反过来德国需要欧洲其它小国给予支持。1990年之后，两德统一，遇到了各种问题，德国人只能靠自己解决。2007年之前，德国的房价和工资都没有涨，处于停滞状态。

而到了2010年，德国出口盈余大于中国，除了实体经济的原因外，金融方面是另一个原因：德国马克没有升值，而欧元对美元在危机之后还贬值，如果是马克对美元，升值可能高达50％，德国在结构性改革后成为欧元的受益方。

但是，欧元区一旦解体，德国重新发行的马克很可能会升值，而其附带的政治、经济影响带来的冲击，对德国也毫无益处。而南欧国家经济改善，对德国经济活力也有反作用力。

黄海洲提醒说，时间是否充足令人担忧，如果引发社会问题与动荡，可能出现北欧和南欧分化。南欧小国可能有极右政府上台，德国则要考虑防范希特勒式的种族排外主义回潮。

人们推测，欧洲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市场危机推动政客痛下决心，贝里勒夫发现，作为欧洲一体化基石与推动力的德法两国显然缺乏相应的政治意愿。他说，最终德法两个重要国家都将意识到，完整的欧元区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

很显然，联手相救，并承担在欧元区的重要责任，对于德法两国已越来越不容回避。

欧元去留悬案

欧债危机的解决药方最终指向了欧元的去留，但向前走、向后走都很不容易

早在欧元还是埃居（ECU）阶段时，人们就在热议欧洲货币和金融一体化道路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是否可以退出，国家货币被埃居替换后是否可以恢复？

如今，欧元去留已成悬案，就连欧元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德国工业联合会前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Hans- Olaf Henkel)都撰文痛陈：对欧元的支持是我犯过的最大的专业性错误。

1999年1月4日，法兰克福时间15时36分，一笔两星期回购协议成交。这是欧元体系第一笔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成交，标志着新的欧洲单一货币体制下欧元货币政策的开端。

自此以后，欧元区经历了每年1％左右的人均增长速度。作为区域货币，欧元是17个国家的单一货币，GDP总量只比美国稍小，已非常坚实的客观存在。但是债务危机的阴影似乎暗示了若欧元区经济模式不变，一些国家就难以避免经济失衡。

美国芝加哥宏观策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首席经济学家戴险峰向《财经》记者分析说，欧债危机的解决一直是政治家们博弈的结果，但随着危机扩大，又似乎增加了欧元区政府与欧洲央行的博弈。

他认为，欧洲央行最初在危机中设SMP(Securities Markets Promgram)项目以在市场上购买需要援助的成员国国债。SMP后因被欧洲央行认为应由欧元区政府协调购买成员国国债而一度中止，后又重启，反映出双方的矛盾与纠结。

到目前为止，各项应对措施都是缓解当前的短期疼痛，借新债还旧债，债务将越滚越大。毕克复指出，没有不需付代价的出路，债务问题要通过资产减计、抵押担保和银行资本重组几个选项组合得以解决，但是带来竞争力低下的问题，短期代价是提高欧洲央行通胀目标，如果德国通胀是5％，而周边国家是1％，周边国家竞争力会缓慢恢复而不会产生通缩。

陈兴动对《财经》记者说，欧洲央行不会通过通胀来解决以欧元计价的（即银行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因为担心这样一来会使北欧国家脱离欧盟或欧洲货币联盟。

欧债危机的解决药方最终指向了欧元的去留。

泰伯指出，欧元区面临最为艰难的选择：要么“向前走”，如美国和中国一样，实现欧元区国家财政的统一；要么“向后走”，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重新发行本国货币，但留下一个仍然超的缩水版“欧元区”。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前者的阻力可想而知。陈兴动分析说，在欧洲实现财政联邦制，财政化欧洲，此方案看上去不错，但涉及增资则不可能，因为德国会拒绝“埋单”。

马什认为后者是痛苦而现实的选择，这样欧洲货币同盟会变得小而更有凝聚力，虽然不似以前雄心万丈，但是欧元因此才会成为强势货币。

工银瑞信首席经济学家陈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对《财经》记者说，危机国家退出欧元区，将会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在他看来，当那些退出欧元区的国家重新发行本国货币，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这些新发行的货币将快速贬值。而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像样的产业，靠贬值和通胀也无法拉抬经济。希腊等国家退出时会要求所有债权人做出让步，甚至减计一些债权。而退出国货币发行后这些债权还将面临因货币贬值导致的严重缩水。

陈超提醒说，目前仅考虑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这四个债务危机相对比较严重的国家，其债务余额合计就已经达到2.97万亿欧元，净金融资产为-2.27万亿欧元。据保守估计，如果债务出现10％的违约也将达到3000亿欧元的规模。由此可以想见危机国家退出欧元区后将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冲击，甚至会发生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而从大的视角来看，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说，欧元区局部地区或国家的问题，很难靠单个经济体来解决，而要依靠全球统一行动，靠世界经济重组。

实习生曾佑蕊对此文亦有贡献

资料

欧元大事记

1969年3月，欧洲共同体六国领导人聚会荷兰海牙，提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构想，并委托时任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就此提出具体建议。

1971年3月，被后人称做“维尔纳计划”的方案得以通过，欧洲统一货币建设迈出了第一步。“维尔纳计划”主张在十年内分三个阶段建成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通，各成员国确定货币固定汇率，最终以统一货币取代各国货币，但随后发生的石油危机和金融风暴致使“维尔纳计划”搁浅。

1979年3月，在法国和德国的倡导和努力下，欧洲货币体系宣告建立，欧洲货币单位“埃居”诞生。

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召开，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仅将欧共体改称为欧洲联盟，还为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确定了“趋同标准”。

1994年1月，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成立。

1995年12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决定将欧洲统一货币定名为欧元，以取代埃居，并一致同意统一货币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02年1月1日开始进入流通领域。

1996年12月，欧盟领导人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订立《稳定与增长公约》，为将来的欧元区成员确立了一套严格的财政赤字标准。

1998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它将负责未来欧元区的货币政策。

1999年1月1日，欧元在11个欧盟成员国正式启动并随后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首批11个欧元国是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

2000年10月25日，欧元对美元比价跌至历史最低点，法兰克福汇市欧元对美元比价首次跌破1∶0.83关口。

2001年1月1日，希腊加入欧元区。

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正式投入流通。

2007年1月1日，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

2008年1月1日，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加入欧元区。

2008年4月22日，纽约汇市欧元对美元比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报收于1∶1.6。

2009年1月1日，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欧元区成员国扩大至16个。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设定的3％上限。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欧元区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并愈演愈烈，欧元遭遇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2010年5月2日，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为希腊提供总额1100亿欧元贷款，开创了欧元史上救助成员国的先例。

2010年10月28日至29日，欧盟领导人通过经济治理改革方案，决定从强化财政纪律、新建宏观经济风险监测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等方面堵住债务危机所暴露出的欧元体制性漏洞，由此开启了欧元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改革。

2011年1月1日，爱沙尼亚正式加入欧元区，成为第17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

篇9

一、国外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措施

对于现有地方债务存量如何化解，我们在理论上研究较少，实践中也缺乏案例，有必要借鉴国外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经验，探索内蒙古地方性债务化解的有效路径。

（一）美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化解的主要措施

在事前严格管理的基础上，针对债务存量，美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政府破产机制。针对一般责任债券的偿付危机，如果是暂时性的，可与债权人进行直接协商以求得解决方法;针对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不足以偿付其债务的情况，地方政府可以提高税率或收费比率来应对债务危机;针对自我补救没有效果的情况，有些州可以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来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及时筹集到足额资金来支付利息或本金，则会造成地方政府市政债券的违约。在此情况下，市政债券持有人可以到法庭以获得政府或其机构的资产。若州政府帮助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失败，则可依照联邦破产法，由发债政府提出和解协议并提出自愿破产请求。比如，美国橙县政府在宣告破产后，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解决问题。首先，政府解雇了一部分公务员，以节省工资支出;其次，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削减公共服务项目;最后，县政府和债权人进行恳谈，请求延长还款期限，并对负债进行详细的还款计划。8个月后，橙县结束了危机状态，脱离破产。破产机制具有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硬约束的作用，这样中央就将国家债务风险转移到地方去，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防止债务风险无限扩大，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债权人的权益。

二是完善的私人债券保险制度。市政债券需要按时向私人保险公司申请保险，一旦出现债务偿还危机，私人保险公司能很好地保障投资者权益。保险公司也会及时关注市政债券的风险和收益，及时为政府当局提供相应的专业指导。私人债券保险进一步降低了公众购买市政债券的风险。

三是灵活的偿还机制。美国州以及地方公债都采用期中偿还法，它综合了赎买法、偿债基金法以及发行者选择法等偿还方法，包括以下三种：选择性提前赎回、强制性偿债基金提前赎回、特别提前赎回。这种灵活的偿付机制不仅提高了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有效地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风险。

（二）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性债务化解的主要措施

当地方政府最终无法偿还自身债务，面临偿债危机时，澳大利亚通常采取以下几种主要的处置方式：一是破产清算。建立一套地方政府因债务严重违约而申请破产和清算的程序，法院有权宣告地方政府破产，这是对地方政府的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司法保护。同时，上级政府承担救助的法律责任，但这些责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都必须通过法律进行明确界定。二是私有化。通过私有化方法，将许多公有设施出售给私营部门，将公有资产变现收入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并对借债的管理逐步改变为对偿债的管理。应该说，澳大利亚借款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有效运作，为妥善处理不同级次政府之间分权管理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有用范例。三是增加税收。通过增加税收筹集偿债资金还清债务。

（三）巴西地方政府性债务化解的主要措施

一是联邦救助。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政府出现了三次以州政府为主体的债务危机，无不是依赖于联邦政府的救助，尤其是第三次债务危机。主要措施是危机爆发后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财政援助，采用州政府债券与联邦银行债券对换措施，重新确认地方政府债务，为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最终负责。二是组合拳措施。除通过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外，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务重组或免除、地方政府削减人员支出与资本投资、提高税率以及出售其国有资产也是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危机的手段。三是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纠错与问责机制。在巴西，地方政府必须履行《财政责任法》所规定的义务，联邦政府将对不履行义务的责任人进行人事处分，情节严重的将给予革职，并处以罚金，甚至判刑等处罚。

（四）法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化解的主要措施

极具特色的措施是解散代管。法国自 1982 年政治体制改革后，省级地方政府就可以自主发行地方债券而无需中央政府批准。尽管法国不是联邦国家，但对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中央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地方债券只能由地方财政偿还，偿还资金来自地方税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各类补贴和发行新的地方债券等。一旦出现地方政府所发债券不能偿还的情形，就要由法国总统代表该省的省长执政，而原有的地方政府则宣告解散，其债务由中央政府暂时代为偿还。新的地方政府成立后，再逐渐偿还中央政府代为垫付的资金。在这样的政策安排下，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对外发行债券过度的情况。

二、国外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经验和启示

（一）分权财政体制下，地方适度举债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根据各国的实践经验，在规范化的分税制体制下，举债权是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各国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发债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发债将地方债务“直接化”，更加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化管理。

（二）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上述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经验表明，完全依靠地方政府自行控制和市场约束很难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人大监督力度小，特别是对于同级政府部门的监督有限;同时，社会监督政府的机制十分不完善，这些直接导致了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少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更加迫切和必要。

（三）多种方式化解存量债务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拖欠严重，美国和澳大利亚会制定地方政府偿债标准并宣布政府破产程序，而更多的国家采用的是债务重组计划和中央政府临时托管，如法国、巴西等。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下，我国不会允许地方政府走破产程序，对于债务极度严重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债务重组和上级政府的临时托管措施。另外，从国际化解债务的经验上看，国有资产私有化，也是非常可行的一种方法，澳大利亚将许多公有设施出售给私营部门，将公有资产变现收入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并对借债的管理逐步改变为对偿债的管理。在我国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可以考虑公私合营模式来引入民间资本。还有，国外地方政府在面临债务危机时，几乎都首先采取“增收减支”的财政政策，减的是公共开支，增的是地方税收。结合我国的情况，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但可以考虑通过自上而下的税制调整增加地方税或增加地方税的比例，以增加地方的收入，同时压缩公共开支。

（四）建立债务管理纠错与问责机制

国际经验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政府间财政关系密切相关，巴西多次债务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首先，必须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明确财权与事权。确保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防止出现“财权上升、事权下移”或权责不明的现象;其次，硬化预算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通过严格的预算管理来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债务责任，避免出现巴西中央政府为地方财政负担兜底的现象。同时，建立债务管理纠错和问责机制，严格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 效仿印度的做法，对出现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对那些乱举债、乱担保，不认真履行债务责任的地方政府和领导人，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防止出现道德风险，形成地方倒逼中央的现象。

（五）提高地方财政及债务信息的透明度

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无一不对债务信息透明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践表明，这是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如巴西的国家信息系统，为债务监控提供了主要的信息，在整个债务管理体系中作用重大。只有掌握充分而准确的债务信息，中央政府才能准确地判断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是否达到限额，从而识别风险，有的放矢。这一点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尤为重要。今后应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支出公开，确保将来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加强中央政府和公众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

三、化解内蒙古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对策措施

（一）区分存量债务类型，分类化解

从债务投向区分，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为保障性债务和开发性债务。对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出现的债务问题，属于保障性债务，应由政府承担还债责任。对于经济开发建设所致的债务，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化解。

从债务的地区构成上，区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债务。从我区政府性债务的地区构成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越大，来自于呼包鄂地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占到全区债务余额的50%以上。对于经济发展基础比较好的地区，由于自身的造血能力强，只需要在前期给予适度扶助，同时加强对地方债资金项目使用的绩效考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促进项目投资收益的一体化，总体上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来消化债务风险;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盟市的债务，自治区政府可采取以奖代补或奖补结合的方式，督促地方政府积极筹措还债资金，减少债务风险。

从债务的级次构成上，着力化解基层政府债务。我区基层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占到全区一半以上，基层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较高。而基层政府债务的形成关键在于体制原因即财力财权与事权的不相匹配，基层政府财力不足，其债务资金基本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和保民生，因此其债务靠自身是无法偿还的，需要中央、自治区通过适当的财政奖补实现。

从债务的来源构成上，着力解决银行贷款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在地方债偿还问题上，与政府债务违约直接相关、承担风险最大的包括银行和企业，为避免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必须积极化解。

（二）多渠道筹集化债资金，综合化解

首先要考虑财政渠道。通过地方财政大力调整支出结构，从公共财政预算中安排部分资金，其次，从基金预算和偿债准备金中提取剩余部分用于偿债。但是从目前地方财政状况考虑，完全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是不现实的。因此，要考虑以下渠道：

一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债务置换，将短期高息的银行贷款置换为长期低息的政府债券，缓解地方政府还债压力，将风险置于可控范围。

二是积极协调银行，协商贷款展期。在银行贷款到期后，地方政府无力偿还本金的情况下，可与银行协商实行贷款展期。

三是运用金融创新手段。比如，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引入民间资本，动员社会力量，实现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或债转股。一方面为财政减压，一方面为银行减负，同时辅以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

四是积极探索公私合营（PPP）模式。将一些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准公益项目（如城市供水等）交由社会资本经营，依靠社会资本化解债务风险。

五是出售政府资产筹集偿债资金。比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出售地方经营性国有资产还债。也可以考虑采取对公共设施经营权、建设土地使用权租赁、转让，对乡镇、村办企业改制转制、出售拍卖、租赁承包等方式，盘活变现各项资产用于偿还债务。

六是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在当前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完全要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还债是不合适的;另外，内蒙古作为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

（三）不断完善体制机制，长效化解

一是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通过合理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确保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需求。

二是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和地方债风险终身问责制。改变唯GDP的考核机制为民生保障与发展的考核机制与激励机制，建立债务问责终身制。

三是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积极推动预算公开和全口径预算管理，大力完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反映政府活动的成本和绩效。

篇10

欧债危机进程回放

欧债危机，即欧洲债务危机，也就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简言之就是欧洲一些国家政府以为担保对外举债，却又无力偿还。

实际上，早在2008年10月，北欧小国冰岛的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其后是中东欧国家。但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较小，国际金融救助也比较及时，债务问题没有酿成较大的国际金融动荡。欧债危机真正爆发始于2009年底，希腊等一些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大举救助银行业，使得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大幅攀升。当时的希腊新政府突然曝出自己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113%，超出马约规定的60%近一倍，同时传出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就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的消息。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债务评级。起初，很多人认为希腊只是个例，但是，希腊问题绝不仅仅是希腊的问题，此后欧洲多个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的信用评级相继被调低，经济下滑，债台高筑，赤字和债务像两座大山压在这些国家身上。起初欧盟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应对市场投机上。但到了2010年5月，希腊已无法实现从市场正常融资，被迫向欧盟求援。欧盟随即成立了44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简称EFSF，对希腊实施救助。到年底爱尔兰又被迫求援。2011年4月又轮到了葡萄牙。不仅希腊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受到牵连，甚至可能波及到法国，有关欧元区可能解体的论调甚嚣尘上。7月，欧盟峰会试图推出欧债危机整体解决方案，计划对希腊债务实行重组，但未获市场认可。欧洲央行虽出手加大购买债务国国债，但西、意等融资成本仍持续高企，希腊和意大利政府也先后发生更迭。10月底，欧盟峰会提出将对希腊债务减记50%的计划，同时将扩大救助基金规模，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注资，但在随后戛纳的G20峰会上受到冷遇。12月初，欧盟除英国外的26国决定签订一项政府间条约，严格财政监管，朝财政联盟迈进，但市场认为力度不够，仍不足以应对债务危机。

两年多来，欧债危机步步惊心，层层升级，已经引发了全面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先是政坛大洗牌，2011年3月，爱尔兰总理考恩、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黯然谢幕，2011年11月到12月短短1个多月内，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又先后下马，近10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任期未满就提前下台。最让人意外的当属意大利“政坛不倒翁”贝卢斯科尼，拥有亿万身家的老贝堪称跨界高手，混过音乐界、体育界、媒体界、商界，纵横政坛17年更是写下无数风流故事，“腐败门”没扳倒他，“裤裆门”没绊倒他，欧债风波却成了压倒老贝的最后一根稻草。继而是民众不满日益加深，换了领导人并不代表债务就不用还了，国家欠的高额债务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从2011年层出不穷的示威、占领、骚乱就可见一斑。最后，就连欧元区也被逼至“生存还是毁灭”的境地。

进入2012年，欧债危机不但没有减轻的迹象，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加深的趋势。标准普尔在一夜之间下调了法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债务评级，这对欧债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目前，标普对欧元区维持3A+评级的只剩下德国、芬兰、卢森堡、荷兰四个国家。作为救火正副队长的德法两国，一个自身难保处境尴尬，另一个也债务缠身焦头烂额。欧债危机已经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极有可能陷入全面爆发的风险之中。而欧洲各国经济的黯淡前景，也使全球经济更加阴霾密布。

欧洲缘何深陷债务危机

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经常讽刺希腊人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终致欠债难还，债务违约。但这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网络上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法国人一年的生活是春天上班，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

这并非特例，就连被认为是欧洲最勤勉的德国人也是每周上班4至5天，一天有4.5小时午休和咖啡时间，人均年休假173天。德国用于养老金等社会福利的负债高达5万亿欧元。

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欧盟各国的社会福利占GDP的比重有趋同的趋势，许多经济不太发达的南欧国家也逐渐上升到20%以上。2010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6%，而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的占比更是高达41.6%。

这种高福利的模式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自然是皆大欢喜，但当经济增长停滞时，问题就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几国的政府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经济大幅下滑税收锐减,另一方面为拯救经济政府支出急剧上升，这成为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以希腊为例。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加上2004年举办奥运会增加的91亿美元赤字，截至2010年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142.8%，已经到了国家破产的境地。

其实，政府如果缺钱，还有最后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印钞票。比如美国，为了拯救银行、刺激经济，美联储就开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但不幸的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诸国没有发钞权，因为它们加入了欧元区，而欧元是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的。这就暴露出欧元区制度设计的缺陷:只统一了货币，而没有统一财政,即存在着“一个央行、多个财政部”和“一个货币、多种国债”的局面。总之，通过发行货币来减轻债务的大门对它们已经关上。因此解决债务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说服外部投资者和机构继续借钱给它们，二是紧缩开支。

那么，谁会再借钱给它们？在解决债务危机问题上，债主实际上比债务人还急。因为此前已经借出了很多钱的债主，此时已经深深地被套牢了。如果不继续借钱，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券将彻底变成垃圾债券，那些此前拥有大量债券的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会因此急剧缩水，这将直接导致破产。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在危机救援中最积极，因为法国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欧元区债券，如果这些国家违约的话，法国的损失将会非常惨重（从三大评级机构下调法国两大银行评级可以看出）。

但是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态度却比较暧昧：一是因为德国银行的风险敞口比较小，二是德国民众不支持。作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格的成本控制，其国内工资上涨速度缓慢（年均2%左右），国内消费不振，但是赤字控制得比较好。而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之后，为了缩短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差距，工资一直在上涨，平均每年上涨10%以上。德国这些年忍受着工资长期不上涨的痛苦，现在却要让他们去拯救那些享受高福利高工资的国家，本国民众自然会心有不甘。但是如果不救的话，本国银行业又会面临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大量银行倒闭，危及本国经济。因此，思虑再三，德国政府表明立场：德国不会坐视不管，但必须将救助同希腊等国的改革挂钩。

解决债务问题的第二条路是紧缩开支，这也是债权人继续借钱的先决条件。可问题是，福利增加易，取消难，紧缩开支,债务国的老百姓不答应，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福利受损。这边刚一说削减工资，那边就罢工游行，闹得不亦乐乎。但是，再痛苦，这条路也得咬牙走下去。

现在，摆在欧元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解体，要么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一旦欧元区解体，大量资金将从欧元区快速撤出，欧洲银行将大规模倒闭，整个欧洲经济崩盘并危及世界，政治上半个多世纪一体化的成果也将烟消云散，这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能够承受的。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加速内部整合，推动内部税收、福利制度趋同，解决原有的一些制度性痼疾，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这将是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欧债危机表面上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希腊等国政府持续的入不敷出，深层次的教训则是福利社会的不可持续。超前消费、过度举债、政府失职、欧盟制度缺陷以及外部原因等因素的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持续恶化。从更广的视角看，欧美债务危机的凸显，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逐渐将一些产业转移到更具比较优势的新兴国，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而长久以来形成的高福利制度又难以改变，政府支出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升高。

欧债危机下的中国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欧债危机下，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

思考一：保持经济的“生产性”，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至关重要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长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实际上，这种“生产性”不仅是霸权国家盛衰的重要基础，也是一般国家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基础。欧债危机有一个显著的产业背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但大量制造业外迁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不振时无力“输血”，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在欧债危机背景下部分地区和行业也“状况频出”，最近的一个例证便是温州大量企业出现“债务危机”。大量游资从实体经济“抽离”，四散进入房地产和高利贷领域，不但加大了我国房地产调控的难度，且直接推高了物价水平。这一现象非常值得警惕。

因此，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面临着竞争中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都必须尽快地实现产业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立足。对中国而言，保持经济的“生产性”至关重要。

思考二：保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积极理性地构建社会保障网

欧债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寅吃卯粮无力负担高福利的弊端，但这不能否定福利制度本身的积极意义，不能将提高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欧洲之所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则是受益于其福利制度。

保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是一个国家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既要积极主动地推进体系建设，也要保持理性，避免短期福利政绩病，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现阶段的中国需要探讨的并非高福利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补上历史欠账，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思考三：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2010年，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约17%，如果加上2011年6月审计署公告地方政府性债务10.7万亿元，目前我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在50%左右，公债总体风险可控，并且还有发展空间。但是，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长期来看，将导致地方经济权限过大，不利于控制债务风险。汉朝贾谊曾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关门停业之虞，因为有中央财政兜底，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缺乏约束。在GDP政绩观导向下，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所谓金融创新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举债经营。因此，我国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就应未雨绸缪，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