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债务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债权债务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债权债务管理 资金运作和管控 盈余管理

在企业资金管理与管控中，盈余管理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操纵范围若在合理范围内是被接受和允许的。而债权重组准则作为一项特殊业务准则，到目前为止主要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其中2007年1月1月新准则的正式实施为上市公司特别是亏损的上市公司通过债权重组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本文为此具体探讨了通过加强对债权债务管理提高企业资金运作和管控也就是盈余管理的措施与效果，现报告如下。

一、企业资金运作和管控中盈余管理的内涵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以遵循会计准则为基础，控制或调整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很多研究已经证明盈余管理是存在且无法消除的。制约或影响企业当局盈余管理能力的因素有外部审计、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会计准则。

（二）盈余管理的作用分析

盈余管理虽然它使财务报表的真实性降低了，但是它也不是对其所有的有关的利益方百害而一利。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积极作用如降低契约成本、税收筹划、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等方。就盈余管理的积极作用而言，能够使企业度过暂时的财务危机。当一个企业处于经营不下去了，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往往采用利润前推措施。比如某电器业控股公司是一个连续三年亏损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2011年如果继续亏损，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但最终，公司2011年的年报是盈利的。通过2011年年报数据与以往每年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2009年和2010年的资产减值损失都在5.4亿元到5.6亿元，而2011年只有400万元，大概降低了90%。资产减值少，肯定提高了当年的利润，虽然不排除它在2011年的强势回暖，但如果横向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比较的话，其操纵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

二、债权重组的方式和会计处理对企业资金运作和管控的影响

债权重组是指在债权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权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其中，债权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做出让步，是债权重组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债权人发生财务困难是指因债权人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陷入困境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其无法或者没有能力按照原定条件偿还债权。而“债权人做出让步”是指债权人同意发生财务困难的债权人现在或者将来以低于重组债权账面价值的金额或者价值偿还债权。债权重组的方式主要包括：以资产清偿债权；将债权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权条件，如减少债权本金、减少债权利息等，以及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等。

当前实行的新债权重组准则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企业的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由于新准则主要是以上市公司为平台设计的，而且出台后其实施范围又暂定于上市公司，所以新准则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必然大于对非上市公司，至少在今后一两年内尤其明显。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就上市公司而言，不同行业板块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其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冲击存在差异，对其盈余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不尽相同。

三、通过加强对债权债务管理提高企业资金运作和管控的措施

（一）会计信息使用者应正确分析企业盈余质量

债权重组产生的收益对利润表的粉饰可能对一部分关心企业盈余或亏损，从而据此来作为投资依据的信息使用者产生误导。就近三年来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利用债权重组获得可观的非经营性报酬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尤其是针对亏损企业，可是于此同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这么一类特殊的上市公司群体——“微利”上市公司：这类公司大部分经营业绩不佳，仅略好于亏损公司，但由于其披露的盈余数字刚好跨过了盈亏l临界点，而不会如亏损公司那样遭遇到种种特殊对待。以2006-2008三年的“微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观察了我国“微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盈余管理方式选择上的偏好性。首先，选择可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其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然后，又选择主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和资产减值准备等指标作为可调整变量，而在上文中，我也已经讨论了，在新准则下，利用债权重组对营业外收入的调整空间是非常大的。因此，可以毫不犹豫的说，赢利公司，因为自己特有的目的和需求，也可以利用债权重组进行利润操纵，以达到其微利的表现。

（二）利用现金流加强盈余质量分析

对于一个健康的正在成长的公司来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应该是正数，投资活动的现金净流量应该是负数，筹资活动的现金净流量应该是正负相间的。通因此我们结合基于现金流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分析，弥补了权责发生制下以净利润为中心的财务分析的不足，使投资决策者能够透过会计盈余数字的表面现象，更加清楚透彻地认清企业盈余质量，避免报表使用者被企业利用虚假的数据所误导。通过对现金流的认识的深入，我们才能更好的掌握企业盈余管理是否合理或者过度，认清企业利润的真实性，识破亏损企业利用债权重组等其他手段进行非损益项目的不合理调整，以达到虚增利润，欺骗投资者的恶劣手段。

（三）严格遵循盈余管理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盈余管理观，盈余管理是客观存在的。加强盈余管理，对它的操作加以正确引导，使之规范化，尽可能减少盈余管理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必要的。其次是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健全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体系。这就需要有完善独立的董事制度，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才能提高经济效益。第三要建立合理的考评体系，要把企业管理当局的短期业绩与长期业绩综合起来考虑，树立合理的经营业绩观。企业的经营者们要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把股东的利益、自己的利益、社会等主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四）加强外部审计

外部审计作为市场控制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起着重要作用。在加强外部审计中，首先要从我国具体执业环境出发，提高外部审计师的综合素质。其次保持高度的职业谨慎，这是外部审计师预防审计风险，恰当承担审计责任的重要条件。对于外部审计师事务所，还是咨询公司如何开展咨询业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还是其他的政府相关部门都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是当这些公司从事上市公司或公营部门的业务出现违规行为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会介入进行调查；当某一公司违法时，例如欺诈、舞弊、贪污等行为发生时，美国司法机构也会介入。然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对于会计师职业界从事咨询业务的专业人士，行业协会制定有相关的标准，这种标准通常被称为“专业人士的行为守则”。国际内部控制协会（ICI）对注册内部控制师证书持有者制定有“职业道德规范”（Code of Ethics） 。对违反职业标准的专业人士将取消其职业资格。如果他们违反法律法规，甚至还会在法院受到。但是，很少有咨询公司会受到直接的处罚，除非这些从事咨询业务的公司整个组织被引导从事违法行为。

（五）加强政府监管对于债务债权的管理

若按照旧的准则，债权重组产生的收益是进入资本公积金的，而现在债权重组收益直接进入当期利润，我个人认为该项条款的制定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特定环境。这个环境就是指我上文中所反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方面的一些要求和规定。例如部分ST公司的大股东通过债权重组、非货币性的交易、捐赠等手段，实际向上市公司输出利润，甚至有些大股东直接拿现金注入上市公司，并认定为上市公司盈利。对于这些问题，证监会和财政部将会予以坚决制止。

目前我国证监会将关于上市、配股、停牌的有关规定作为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隐含的契约标准，仍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对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完善上市及配股的考核条件，避免由于指标的单一性而使管理当局进行利润操纵；同时应通过增量考核，缩小操纵空间，提高操纵难度。特别是由于关联方交易监管的相关法律缺陷，使控股股东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约束，利用控制权操纵关联方交易，待公司上市或配股后，又带有掠夺性地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直接侵害了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改进终止上市的条件，减少企业利用盈余管理避免处罚动机，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制定单年亏损额和累积亏损额监管指标，同时退市标准还应不仅要考虑亏损年限，还要考虑亏损的程度、亏损的性质增加非会计参数。总之，退市标准应从侧重于公司的盈利能力转为更加注重公司的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评价。加强对亏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管理，建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估制度，以便有针对性的制定披露制度。

而加强公允价值计量的内外部监控，加强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提高相关人员素质评估机构是加强外部监控的主要部门，通过审计和评估，能有效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特别是公允价值计量已成为新准则中主要的问题。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允价值的确定离不开评估机构的评估技术和评估人员的职业判断，因此，保证公允价值计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一方面，需要规范评估业务，提高评估质量。如改变评估机构的聘任机制，增加民事赔偿责任等；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评估人员专业素质、法律观念和职业道德教育。

总之，目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为管理当局提供资金运作与管控管理的空间的确很大。为此要加强债权债务管理，最终将资金运作与管控管理行为引导向合理化。

参考文献：

[1]张爱民，常佩佩.中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7

[2]由磊.新准则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分析及对策[J].会计之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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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勇.新会计准则下盈余管理空问变化的实证研究[J].科学技术与工程，2009

[5]廖果平，赵红梅.债务重组业务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原则比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

[6]王建辉.对盈余管理运用的利弊分析[J].企业经济，2008

篇2

关键词：债务重组；债权人会计处理；贷方差额

对企业而言，债务重组是企业的非日常活动，也是企业改良资产结构的重要手段，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其发生频率呈上升态势。学术界进行债务重组研究重点包括三方面：一是债务重组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是新债务重组准则确实被一些公司用来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当期经营业绩（齐芬霞、马晨佳，2009）。其他研究也表明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可能性和金额显著提高（李伟、张然，2011）；二是债务重组会计与税务的关系。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在债务重组业务中，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王雨，2016）；三是从法律角度对债务重组进行的讨论。主要研究结论指出债务重组会计准则未能对债权人的利益给予必要的关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债务人寻求债务重组的利益驱动（刘燕，2000）。但是债务重组会计核算研究却较少，大多数是关于债务重组债务人会计处理研究，着重阐释了债务人根据不同的债务重组方式，采用的不同会计处理方法进而确认重组利得和损失。可以看出，尚未发现关于债务重组债权人会计处理研究。债务重组准则是相应业务会计核算的依据，我国新债务重组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但是，债务重组业务债权人现行会计处理规定，未能明确地体现债权人作为债务双方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的主体地位，可能导致债权人债务重组业务利益会计处理的不合理性。因此，本文针对债务重组时债权人出现贷方差额这一情况的会计处理进行深入讨论。

一、债务重组时债权人会计处理应遵循原则对比分析

（一）我国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债权人会计处理相关规定

（1）新会计准则（2014）下债权人适用的具体会计准则。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资产的公允价值、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或者重组后债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在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将其终止确认，计入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等。在债权人的会计处理时，重组债权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上述差额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后仍有损失的，计入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冲减后减值准备仍有余额的，应予转回并抵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2006年债权人适用的具体会计准则与2014年基本一致。

（2）旧会计准则（2001）下债权人适用的具体会计准则。在考虑债权人计算债务重组损失时，如未对债权计提损失准备，只需要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从债务人收到的现金、非现金资产或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进行比较，差额部分确认为债务重组损失。如果债权人对重组债权分别提取了损失准备，那么只需要将差额部分冲减已计提的准备，损失准备不足以冲减的部分作为债务重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如果损失准备冲完该差额后，仍有余额，那么应将余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国际准则下债务重组时债权人应遵循的原则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没有单独的债务重组准则，只在《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有类似的规定：现有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交换条款存在显著差异的债务工具，应当作为原金融负债的消除和一项新金融负债的确认进行核算。类似地，对现有金融负债或部分金融负债的条款的重大修改应作为原金融负债的消除和一项新金融负债的确认进行核算。转让给另一方的金融负债（或金融负债的一部分）的账面金额和所支付对价之间的差额，包括转让的所有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所有负债，应当计入损益。我国新债务重组准则与IAS39的规定一致，对于债务重组时转出资产、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以及修改条件后的债务均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债务重组收益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二、债务重组时三种情况下债权人会计处理

在债务重组时，对债权人而言，一方面是应收债权的减少，另一方面是其他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差额部分属于重组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时，债权人对应收债权可能已计提坏账准备，因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规定：“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了减值的，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也可能没有计提坏账准备，因为债务企业财务困难可能属于突发事件。债务重组实质上是事件双方之间的博弈，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对债权人而言，可能出现债务重组损失，也可能产生债务重组利得。因而，现实中债务重组时，债权人企业是否计提了坏账准备以及计提多少，会受到计提方法、计提的客观证据和坏账准备确认时间等因素影响，相应地，影响债权人在债务重组时出现贷方差额的会计处理。基于此，按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和债务重组时债权人出现贷方差额的多少，划分未提坏账准备、当月计提坏账准备并发生债务重组、以前月份计提坏账准备后发生债务重组三种类型,并通过举例说明这三种情况的具体会计处理。第一种情况，对单项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且债权人债务重组业务存在贷方差额。例如：2015年11月1日，甲公司应收乙公司账款的账面余额为68000元，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2015年12月3日，由于乙公司突然发生财务困难。经双方协商同意，采取将乙公司所欠债务转为乙公司股本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假定乙公司普通股的面值为1元，乙公司以20000股抵偿该项债务，股票每股市价为3.5元。甲公司未对此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第二种情况，对单项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且债权人债务重组业务贷方差额小于或等于计提的坏账准备。如果甲公司对该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3000元，且乙公司每股市价为3.35元。2016年2月20日股票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甲公司对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处理，2016年2月20日，甲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账户发生额为2000元。第三种情况，对单项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且债权人债务重组业务贷方差额大于计提的坏账准备。如果甲公司对该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3000元，2016年2月20日股票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甲公司对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处理，乙公司每股市价为3.5元。

2016年2月20日，甲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账户发生额为5000元。从上述三种情况可知，债权人企业是否计提了坏账准备以及计提多少影响其在债务重组时出现贷方差额的会计处理。在第一种情况下，债权人甲公司未对该单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出现贷方差额。对于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债权人会计处理业务中出现贷方差额的情况，国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均没有对其进行说明。如果参照现行会计准则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做法，甲公司将冲减资产减值损失2000元，但此种会计处理并不合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对贷方差额的会计处理应计入营业外收入，而不是资产减值损失。因为没有计提坏账准备，冲减资产减值损失没有依据。第二种情况，债权人甲公司债务重组业务贷方差额2000元小于其对该单项应收账款计提的3000元坏账准备，冲减资产减值损失2000元。这种情况，现行会计准则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债务重组是资产处置的方式，其处理净收益并不一定就是资产价值回升，本质上属于债务重组博弈中债权人获得的债务重组利得，因而，贷方差额冲减资产减值损失并不合理。第三种情况，债权人甲公司债务重组业务贷方差额5000元大于其对该单项应收账款计提的3000元坏账准备，冲减资产减值损失5000元。甲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账户过去的发生额仅为3000元，冲减后资产减值损失账户5000元，属于过度冲减，不符合会计冲账要求，并且，该账户的经济实质是费用，但此业务的实质是债务重组利得，这种会计处理与客观事实相背。

三、债务重组时债权人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一）债务重组对债权人贷方差额会计处理的不合理性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债权人的会计处理时，重组债权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重组差额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后仍有余额的，应予转回并抵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如上例第二情况所示。因此，第二种情况本质上属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让步，但现行会计准则并没有界定出债务人对债权人让步情况，如第三种情况。不管怎样，债务重组涉及各种因素和交易力量的对比，双方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债权人让步，也可能是债务人让步。显然，如果出现债务人让步，则本质上属于债权人的债务重组利得，会计核算表现为债务重组中债权人会计处理出现贷方差额。所以，现行会计准则没有考虑具体情况，将债务重组中债权人会计处理的贷方差额冲减资产减值损失，并不合理。因为其可能是债务人让步，属于债权人的重组利得，冲减资产减值损失不能体现此项经济业务的实质，也存在过度冲减资产减值损失的可能。

（二）债务重组与其他资产处置时会计处理的非一致性

资产处置包括出售、报废、非货币换和债务重组等，债务重组仅仅是资产处置的一种方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处置时，如果出现贷方差额情况，都不转回过去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而确认为当期损益。例如存货在持有期间计提了跌价准备，在销售时，一方面确认收入，另一方面结转成本，冲减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和存货科目（如：库存商品）账户相应金额，并不转回过去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样，对于因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转出的存货，也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亦然不会转回资产减值损失。再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过去已计提减值准备，在出售时，借记“银行存款”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如果出现贷方差额，计入投资损益，也未转回资产减值损失。因此，资产处置业务中，对于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绝大多数业务并不采用追溯调整方式进行处理，不需要转回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这样做的好处是会计核算简便，更为重要的是，贷方差额并不一定属于资产价值回升，因而，其转回没有理论依据。显然，债务重组时，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冲减资产减值损失的做法，与其他会计处理具有非一致性，从而降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三）债务重组双方会计处理与经济实质的不对应性

理论而言，经济业务如果涉及交易双方，要么是公平交易，要么是非公平交易。对于非公平交易，一方获利，另一方必为损失，交易双方的会计处理也应具有对应性。如债务重组中，债权人让步，则债权人应确认债务重组损失，而债务人应确认债务重组利得。如上例第一和第三种情况，债务人乙公司将债务重组损失计入当期的营业外支出，作为其一项费用，那么债权人甲公司债务重组业务的贷方差额就应计入当期的营业外收入，作为其一项收入，而不是将重组差额冲减资产减值损失，不确认收入。因此，一项经济业务发生时，对交易双方的影响事项应该是对应的，会计处理也应是相匹配的，如果一方作为损失（费用），那么另一方就应确认收益（收入）。但是，现行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对于债权人会计处理规定，债权人不确认收入，会使得债务重组双方在会计处理时与其经济实质不对应，不能准确地反映债务重组业务进行利益分配的实质，也不能清楚地呈现债务重组业务中双方的博弈结果。

（四）债务重组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债权人企业将债务重组贷方差额冲减资产减值损失，会减少债权人的当期费用，费用减少通常体现了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工作到位，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因此，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为管理者提供会计信息造假机会，管理者出于不同的管理行为需要，可以通过冲减资产减值损失掩盖企业的内部管理不善，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内部管理的好坏。笔者认为，债务重组是企业的非日常活动，债权人的重组利得和损失应体现在营业外收支上，如果债权人冲减资产减值损失，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从而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相关决策。

四、债权人债务重组出现贷差时会计核算改进建议

（一）改进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现行债权人债务重组业务出现贷方差额的会计处理方法并不合理，提供的账户信息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理解，究其根源是债务重组是企业的非日常活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属于突发事件，双方在债务重组中的力量对比可能会导致债权人出现贷方差额，这部分差额是债权人的重组利得而不是资产的价值回升。因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建议在债务重组中债权人会计处理时，重组债权未计提减值准备或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如2001年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将债权人债务重组业务出现的贷方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而不是转回并抵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需要说明的是，对债权人而言，如果已计提坏账准备，虽然债务重组债权人会计处理中贷方差额不完全是债务重组利得，但由于过去会计处理已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为保持与其他会计处理的一致性，可以视为债务重组利得。

（二）改进方法的优点

第一，“营业外收入”账户记录能更好地反映经济内容。采用改进的会计核算方法，债权人债务重组时的贷方差额先冲减坏账准备，还有余额时计入营业外收入，从而保证债权人的资产减值损失和营业外收入账户的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期末余额与经济业务内容相吻合。

第二，改进后的会计分录能更好地反映经济实质。债务重组是企业的一项非日常活动，债权人的贷方差额是重组利得而不是资产价值的回升，差额冲减坏账准备后的余额计入营业外收入。若按现行会计准则的做法，冲减资产减值损失，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会降低。采用改进的核算方法，使得会计分录能够与经济类型更加匹配，也更能够体现经济业务的实质，使得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

第三，“资产减值损失”账户不会出现贷方余额。对于债权人的应收账款而言，如果过去月份已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期末时必将结转至本年利润，因而此笔业务的资产减值损失余额为零。现行会计处理下，债务重组中债权人贷方差额冲减资产减值损失，在结转至本年利润前，必将出现贷方余额，容易产生误解。改进后，债权人贷方差额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因此不会影响资产减值损失账户。

第四，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具有匹配性。新准则规定债务人将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反映了这一非日常活动的经济实质，改进后的会计核算使债权人的会计处理方式与债务人具有匹配性，即一方计收入，另一方就计费用，有利于通过会计分录和财务报表直接反映债务重组的内容，使会计处理更具规范性，公正反映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同时也反映了债权人的相关利益。

参考文献：

［1］王金丽：《债务重组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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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泉军、张政伟：《新会计准则引发的思考》，《会计研究》2006年第3期。

篇3

摘要：历时近两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世界其他地区和经济组织纷纷向欧元区诸国施压，要求欧元区尽快拿出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方案和承诺。本文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从外部压力，自身政策设计缺陷和欧元区成员国经济不对称性三方面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并提出改革财政政策，加强欧洲央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根据经济规模设定不同的准入标准等政策建议。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2009年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国家频频陷入经济困境，爱尔兰和希腊已经深陷其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开始告急，如今美国和众多IMF成员国呼吁欧盟需要紧急处理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否则将拖延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甚至会拖累全球经济再次陷入整体衰退中。伴随金融海啸引发多家银行破产，最终使爱尔兰陷入债务危机。高盛等多家评级公司降低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继而引发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将注意力逐渐从爱尔兰转移出来，开始关注欧元区一些较小国家所面临的财政挑战，葡萄牙就在其中。可以看出，“欧猪”国家受危害较大，欧元区其他大国如德国、法国等，虽然本国实体经济影响不大，但是金融市场也受到债务危机的冲击。

（一）外部压力导致欧洲债务危机加剧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受次贷危机影响，欧元区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危机引发的通胀影响。2009年年底，高盛曝光希腊政府利用货币掉期交易和信用违约掉期合约违规操作，同时宣布下调希腊主权债务信用等级，之后多家分级机构纷纷做出同样的决策。本次危机后，一些学者提出欧元区将走向终结。作为欲与美元相抗衡的区域货币，经过多年的努力，欧元确实取得了较高的国际信誉。但是由于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欧元区本次债务危机将集体陷入主权信誉危机。

（二）欧洲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松散的财政政策和监管机制

欧洲以外的众多学者将此次债务危机的矛头指向了欧洲经货联盟的合作机制，认为“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的机制设计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2011年欧元区成员国由最初的11个扩展到现在的17个，欧元区的逐步壮大更加证实了统一货币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各国的货币政策交由欧洲央行统一决定，各国只能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各自的经济。欧元区针对成员国财政政策的调整先后提出了两个重要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文称《马约》）和《稳定和增长公约》（后文称《稳约》）。

《马约》和《稳约》对欲加入和已经加入EMU的国家设定了财政趋同标准，这些财政趋同标准在一些国家加入EMU时就不被严格遵守。财政纪律缺失造成“搭便车”行为。欧元区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而各国实行财政政策时只会考虑本国的利益，各国单独的财政政策与欧元区单一的货币政策不能相互协调，不论是对成员国经济增长还是对欧元区域经济增长都是很不利的。

（三）为了满足欧元区的政策标准，各成员国的经济不对称性不断加剧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初始经济是不对称的。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一体化进程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在逐步加大，而不是逐渐消除。在未能严格按照财政标准、财政纪律要求的情况下，各成员国的经济不对称性却越来越凸显，欧元区的现实发展出现了与理论自相矛盾的现象。在经济繁荣时，欧元区各国更愿意加强贸易往来、金融往来，从中获利颇丰；而在衰退时，欧元区各国的团结明显不够，甚至有学者提出放弃危机受损严重的国家以保证自身不受波及（欧元区对危机的处理有明确的“不救助”条款）。一旦危机来临，首先受冲击的是小国，而小国受损又会拖累大国，这样就使得整个欧元区陷入危机的困境。

二、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几点建议

（一）改革财政政策，提高财政纪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欧元区松散的财政政策以及过于严格的数量标准需要改变。针对财政赤字，应该不仅考虑短期平衡，还要考虑中长期的经济平衡。这样就不会将关注点过多的聚集在经济衰退时期，衰退期之后会有一段低速增长阶段。在这个时期，应该允许年度财政赤字的增加。另外在公共债务低于上限时，要允许年度财政赤字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公共债务方面应该考虑债务的可持续性， 要允许各成员国最大限度的运用汇率和利率等货币手段来调节短期金融市场，在中长期通过提高自身经济实力来补偿债务损失。另外，各成员和欧洲央行应该设立一项“特别基金”，这种基金既能起到遵守财政纪律的激励作用，也能帮助政府将经济繁荣时期的财政盈余转移到经济萧条时期。

（二）加强欧洲央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针对各成员国的债务问题，欧洲央行应及早拿出解决方案。债务危机国在接受IMF和其他国家救援的同时，区域内大国更应积极行动起来，但是一些质疑的声音反复出现，给欧元区市场造成了信任危机。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欧洲央行及德国，对于这次债务危机的反应比较缓慢，他们似乎不很乐意进行救助。虽然他们是在争取更多的时间拿出更合理有效的应对办法，但是针对短期内重振欧元的信誉，紧急救助是唯一的办法。想要依靠危机成员国本国经济的自身调整和经济复苏来解决债务危机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三）根据经济体规模设定不同的准入标准

既然欧元区的建立在最开始主要考虑的是大国的利益，那么不妨要求小国在形成一定经济规模时才可以加入。这个经济规模是要与欧元区的大国经济体形成互补或者能与大国协调发展。这需要欧洲央行从实体经济，银行业，证券业多角度考虑，制定严谨的审核体系，进行严格的审核才能通过。在设定准入标准时，可以采取分层次实现目标的形式以满足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要求。对于大国来说，准入标准与财政纪律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而对于希腊、爱尔兰等小国，准入标准与财政纪律的要求可以宽松一点。另外，已有的财政纪律和趋同标准的严格的数量标准肯定是不合理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四）提高自身经济实力，适度调整福利水平

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一体化的指引下，各国应该利用一体化带来的优势吸收别国的成功经验发展本国经济。其中人才和技术的交流非常关键，各国应该积极创造本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树立核心竞争力。欧元区国家可以结成产业联合伙伴，进而增强创新能力，在提高本国经济实力的同时，努力实现经济一体化。欧元区诸国大多是高福利的国家，这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高福利不一定意味着高的经济增长，高福利也意味着高的社会负担，各国在提高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可能更应该对于高福利的现状进行调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可能的调整方案是在繁荣时期积极储备，以便到萧条期可以用来应对困难。

三、结语

欧元区的出现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准备，是欧洲诸国以区内和平，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而设立的，其承载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历史使命重大而又深远的。货币的统一、关税的减免、贸易壁垒的降低，频繁的经贸、金融往来使得区域内各国经济总量增加，区域经济总量增加，对外统一的欧元信誉的提升等等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在繁荣时期给欧洲大陆带来了数不胜数的优势，如今到了艰难时期，要让欧洲诸国放弃多年来努力的成果并不现实。而这种困境是欧元区必然会面临的挑战，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的冲击来看都是不可避免的。欧元区虽然是目前世界上程度最高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地区，但是离理想的货币一体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元区不可回避的动荡期即将到来，这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①杨伟国．欧元生成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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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业管理；共用部分；权属纠纷；法律建议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

当今，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新型城市住宅小区。在住宅小区实施现代化物业管理的同时，大量的物业管理纠纷随之而来，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这些物业纠纷，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住宅小区的业主与开发商及物业管理企业对小区物业的共用部分责、权、利不明晰所导致的。为此，有必要对城市住宅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的权属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探讨。

一、住宅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的组成

根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理论，当开发商将住宅小区的商品房按照市场供需原则出售以后业主就拥有了其所购买的那套住房的专有权和相关部分的共用权。但是，对于业主拥有共用权的“相关部分”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部分，一般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具体约定，往往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人们对其权属问题也难以形成一致，从而导致许多物业纠纷的产生。

其实，业主拥有共用权的“相关部分”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小区内具有顶盖的有关建筑设施，如物业管理用房、会所、架空层、人防设施等，也包括煤气管道、供电线路等配套设施与设备，还包括不能归类为设施、设备的小区道路、绿化等场地，因此，对于该“相关部分”，尚不能笼统地以设施或设备来概括，在此统称之为共用部分。

正确理解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的涵义，首先要将其与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这个概念区分开来。所谓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是指处于一幢住宅之内，由该幢住宅的业主或使用人来共同使用的有关共用设施（设备），如电梯、中央空调、各种管线等，以及出入口、走道、楼梯间、梁柱、墙体、楼地板、屋面和仅为该幢住宅而设的管理用房等建筑设施。显然，小区物业共用部分除包括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外，还应包括小区全体业主共用部分，即：处于一个住宅小区之内，由整个小区的业主或使用人来共同使用的有关场地、设施（设备）以及为整个小区配套设置的有关建筑设施，如绿化、道路、广场、游泳池、运动场、户外停车场等场地和供水供电供气等设施（设备）以及室内停车库、小区物业管理用房、活动中心、商业铺面、邮政所、学校等建筑设施。

由此可知，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由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和小区全体业主共用部分两部分组成，其构造形式具有多样性，有的是露天的绿化带、游泳池、球场、停车场等场所，有的是分布、贯穿在小区各处的照明、电线、煤气、给排水等设施（设备），有的是有顶盖的学校、室内车库、商业铺面、各类管理用房等建筑设施，还有的是梁柱、墙体、楼地板、屋面等并不完整的建筑设施。

二、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的产权归属分析

由于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由不同性质的两部分组成，各部分的构造形式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对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的权属界定，也应根据其形式的不同而加以分别确定。具体来说，住宅小区物业共用部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有区别地界定产权：

（1）项目建设审批时，规划确定为小区市政基础设施的部分，如小区的给水、排水、供电、路灯、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市政基础设施（设备）等，其产权应属国家所有。这些设施（设备）由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行使管理权，对此有建设、维修、改良、更换的义务，同时有进行合法的托管、收益、处分的权利。而小区业主对此的权利仅仅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是一种只要具有公民或市民资格就能享有的对国家公共财产的使用权利，没有物权法上的权利意义，业主对它们的义务也是与一般的公民和市民对市政基础设施的义务一样的。[1]

（2）未明确规定为市政基础设施的小区场地，如小区内的道路、广场、园林绿化、露天停车场、游泳池、运动场等不含地上建筑物的场地，其产权应定性为小区全体业主共有。首先，从这类场地所占用的土地来看，由于开发商已经将整个小区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转让成本摊入到整个小区的房屋销售金额中去了，因此，该场地的土地使用权显然为小区业主共有。其次，虽然这些场地上的绿化、泳池、球场、停车场等需要一定的建造成本，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开发商所有的理由。因为开发商并不拥有这些设施所占用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这些场地上的绿化、泳池、球场、停车场等往往只是开发商提高其所开发小区的档次、吸引顾客，并为开发商确定房屋销售价格的因素之一。所以，此部分场地理应归小区全体业主共有。现实中，物业管理公司对于露天停车位实行收费管理，其实，小区业主所缴纳的并非土地使用费，而是小区业主委员会委托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代表业主行使管理权所收取的服务费。这与产权归属于业主是没有冲突的。

当然，某些大型城市住宅小区内的部分道路与绿地，规划上属于城镇公共道路与绿地，这部分场地显然不应界定为小区全体业主共有，而应界定为上文所述的国家所有。这样定性，与《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也是相符合的。（《物权法》第73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3）对于与小区住宅建设所一同规划建设的相关建筑设施，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依照其规定来确定其权属。如物业管理用房，《物权法》中对其做了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管理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2]）。而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为小区业主共用的相关建筑设施的产权归属，一般根据实际的投资来源确定，即“谁投资谁享有”的原则。如小区内的会所、活动中心、商业铺面等具有顶盖的建筑设施，应依据此原则来确定其权属是归开发商还是归小区全体业主。这取决于开发商出售房屋时与广大业主的合同约定。需指出的是，如果约定为全体业主共有，则要求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不得计算该建筑设施的建筑面积来分摊土地成本，而只需将其建造成本摊入整个小区的建造成本即可。如果约定为开发商所有，则要求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要计算该建筑设施的建筑面积，以分摊土地成本，并不得将其建造成本摊入整个小区的建造成本。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小区内的地下车库，我国目前的法律并未对其权属加以界定，以致目前关于地下车库停车收费的物业纠纷十分普遍，有的小区由于收费过高，造成地下车库无人停车，形成巨大的浪费，同时也造成了路面停车的拥挤。由于小区汽车量的逐年增加，地下停车库已逐步成为现代小区建设必备的附属设施，因此，相关法规应明确规定地下车库的权属为全体业主共有，这只需要求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不得计算地下车库的建筑面积来分摊土地成本，而将车库的建造成本摊入整个小区的建造成本即可。至于该车库的管理、收费，则应由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决定。

三、规范小区物业共用部分权属的建议

本文所论述的小区物业共用部分的问题，尽管在2007年施行的《物权法》中有一些规定，但不够全面、明确和具体，而且也并没有相关的后续配套规章与解释出台，这使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之间物业矛盾重重，严重阻碍了物业管理的健康发展。

（一）对小区物业的共用部分分别定义，并明确界定出各自的范围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将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和小区全体业主共用部分两者分开，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在房产证的产权登记中，只是将商品房内的专有部分的面积以及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的面积（公摊面积）进行登记，因此，单幢住宅内的共用部分的产权归属相对比较清楚。但涉及到小区全体业主共用部分的权属则很不明确，从而使得相关的物业纠纷不断。因此，将小区物业的共用部分从性质上按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和小区全体业主共用部分分别加以定义，再根据不同使用功能及构造特点分别作出列举或补充规定，明确界定出各自所包含的范围。

（二）强制规定法定业主共用的范围，全面、明确地界定物业共用部分的权属

在明确界定出两类共用部分的范围后，法律上还应明确规定哪些属单幢住宅业主共用部分，哪些属小区全体业主共用部分，二者即为法定业主共有。此外法律上未规定的，除属于市政基础设施的外，一律为约定业主共有。因此，对于上文中提到的“未明确规定为市政基础设施的小区场地，如小区内的道路、广场、园林绿化、露天停车场、游泳池、球场等不含地上建筑物的场地”，以及小区内的地下车库等，我国目前的相关法规并未明确他们的产权，建议在有关的法律修改补充程序中，尽快将其明确为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即法定业主共有，这样，将大大避免和化解众多的物业矛盾。

需指出的是，在根据“谁投资谁享有”的原则下确定物业的权属主体时，一般依据的是开发商是否将相应的建造费用作为小区建设成本打入销售价格中，但在实践中，往往无法证实该部分的建造费用是否已进入了建设成本，因而无法确定其归属。倘若如上所述，法律上明确界定了法定业主共有的内容后，开发商自然会采取相应的定价对策：如对于法定业主共有部分，开发商在房屋定价时，自然会将该业主共有部分的建造费用打入销售价格中。若约定为全体业主共有，则要求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不得计算该建筑设施的建筑面积来分摊土地成本，而只需将其建造成本摊入整个小区的建造成本即可；若约定为开发商所有，则应要求开发商在销售房屋时，计算该建筑设施的建筑面积，以分摊土地成本，并不得将其建造成本摊入整个小区的建造成本。这样明确的法律约束，自然会有效避免相关纠纷的产生。

四、结语

当今，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纠纷已成为一个普遍而又敏感的话题，同时，为了保证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小区平安和谐，它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相信，随着小区共用部分权属问题的明晰界定，城市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会走向一个健康规范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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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界定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作为金融市场创新产品，已经成为银行理财间接投资发展最快且最具活力的新选择。2013年银监会下发8号文，对非标准债权资产业务进行界定。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在2010年以前主要指信贷资产和信托贷款；2010年至2011年期间包括信托资产收益权（投向债权）、票据资产；2012年后，包括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市场交易的债权。在2013年8号文中，又将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定义进行外延，是指信托贷款、信贷资产、承兑汇票、应收账款、委托债权、各类收益权、信用证、股权融资（带回购条款）等未在银行市场、证券交易所等资本市场交易的债权资产。

二、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规范监管

2013年银监会下发8号文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提出“双红线”规模控制、“资金池”禁止操作、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规范监管。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双红线”规模控制。第一，严格要求红线，即有效规避银行规定时点考核红线而进行时点调控，提出红线考核时点为任何时点；第二，从业务增量和业务占比进行双重总量管理控制，要求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余额低于银行上年度总资产4%，低于理财产品余额35%，且以较低者为红线标准。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资金池”禁止操作。银监会8号文明确规定资产管理“单独管理+单独建账+单独核算”三单独原则，要求银行理财产品和投资标的物要对应，强调的是标的物和理财产品之间关系的确定，而非一一对应。其中，单独管理是指独立对理财产品进行投资管理，要求银行在业务操作中保持理财产品的独立性，否定了资金池、资产池多对多业务操作的合法性；单独建账是指单独记录理财产品的投资明细账，逐项明确理财产品的投资资产。从财务角度独立操作产品，并确保财务信息清晰明确，否定资金池业务；单独核算是指单独对理财产品进行账务处理，为每个理财产品单独建账出具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是对单独建账原则的延续发展，利于有效实施监管政策。

强调临时信息和发行信息并重的披露原则。其中，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发行信息披露包括融资客户、到期收益分配、融资期限、项目名称、交易结构等基本信息，但是在银行理财产品信息中这部分信息披露经常被弱化；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临时信息是指理财产品在存续期内发生风险变更、风险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时，银行基于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和重要性原则，应在5日内将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临时信息披露给投资人。

加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风险管理。第一，明确提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同自营业务风险控制原则。银行应等同自营贷款的管理流程进行风险控制，加强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尽职调查，并加强对其投资风险审查，实行严格的投后风险管理。第二，严格合作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8号文规定合作机构进行名单制管理准入制，在开办业务10日前将名单上报监管部门。第三，加强代销业务权利审批，8号文规定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产品发行或投资均需银行总行审核批准才可代销。

三、银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财务处理规范

初始确认：银行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理财业务处理属于表外业务，记账方式由于不同的业务各不相同，如单式记账、复式记账直接登记在表外，或总账核算后于期末进行轧差出表。

存续期核算：第一，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重估值，由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属于表外业务，因此不做重估值核算；第二，理财收益和支出。针对每个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设置“理财资金投资收益”科目进行核算，符合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单独核算原则；第三，利息计提和支出。银行按照非标准债权资产合同约定计提并支出利息，各银行之间的财务处理差异较小。

到期兑付：在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理财到期日，按照合同约定兑付投资本金和收益，财务处理如下：

借：理财资金

贷：银行存款

如果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发生损失，财务处理如下：

借：理财资金

贷：银行存款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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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电视塔建设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分公司，广东 广州 510310）

摘　要：企业债权债务是财务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其管理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资金运作效率的高低。加强债权债务的管理，不仅可以规范企业的财务活动，还可以显著降低经营风险。本文首先分析了企业债权债务出现的原因，并对企业债权债务的管理进行了探讨。旨在提高债权债务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健康长久的发展。

关键词 ：企业财务；债务债权；管理；原因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0-0168-01

收稿日期：2015-03-20

作者简介：刘毅英（1978-），女，汉，广东广州人，大学本科。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1.企业债权债务产生的原因

企业债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 既有客观规律，又有主观过错； 既具难违性，又具可控性。

1.1 企业外部原因

持续高涨的原材料及能源价格加大了企业的资金占用，加剧了相互拖欠。企业外部不良环境，助长了企业债权的发生。国家信贷政策的调整，使银行从严控制贷款规模发放，一些企业贷款沽竭，造成相互拖欠，使得某些企业陷人新贷难求，旧贷催还的恶性循环。

1.2 企业内部原因一些企业面对干变万化、日渐激烈的市场，没有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缺乏适销对路的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只能靠传统的老产品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因市场竞争激烈，多数企业为求生存，在艰难地发展业务关系的同时，采取赊销或铺货方式推销企业产品，维持现有的销售网络，有些企业甚至为抢占市场份额，采取先发货后催款的销售方法，一旦失控就会造成货款被大量拖欠。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正确的营销机制。一些企业由于营销管理混乱，责任不明确，销售人员只管卖出货物，不管货款回笼，而且在营销过程中不及时履行对账手续，造成货款不清，证据不全，出现问题相互扯皮，使企业老债无人清，新债继续长，造成企业货款难以收回。

1.3 不良债权债务的负面影响

不良债权债务可以对企业、政府、社会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会导致企业资金短缺，无法正常地组织和开展正常的企业运营活动。严重者一旦造成拖欠职工工资、基本的福利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人才流失现象，使企业丧失后劲，甚至会使企业破产。对于政府及企业主管部门而言，企业债权债务过高也是颇为头疼。企业亏损，发展乏力，影响国家经济发展。顽固的“ 三角债” 问题会导致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产生混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良哇循环发展。

2.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对策

面对企业的不良债权债务，企业自身与政府部门，要上下齐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下大力气消除企业不良债权债务，促进企业稳健发展。

2.1 提高对债权债务的管理意识

企业应提高对债权债务的管理认识，对债权债务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债权债务同企业其他财务管理活动有着较大的区别，对债权债务的管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债权债务活动不仅仅涉及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还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部门之间应该加强协作意识，提高债权债务的管理能力，挖掘企业资金，伴随着债权债务的产生和消灭，使资金的使用更加合理化。

2.2 健全债权债务的全面管理办法

良好的财务管理机制是提高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水平的基础，企业应在完善债权债务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制定并实行企业债权债务横向与纵向管理办法。企业债权债务横向管理是指企业根据债权债务的特点建立专门的债权债务管理部门，指定专人对其进行管理，并且定期由其他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对不同性质的债权债务按照风险大小、持续时间、收回难度等进行系统的分类，在债权债务形成后，不断总结经验，使用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达到降低企业资金风险的目的。

企业债权债务的纵向管理是指建立债权债务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机制。企业应该在债权债务持续的时间段内做好内部控制，对债权债务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对形成债权债务的具体业务进行分析，对特殊风险点进行控制，改进债权债务的跟踪办法，做好坏账计提准备，合理划分企业往来账的账龄。对到期后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派专人负责延期债权的催收和延期债务的偿还。

2.3 建立债权债务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企业应当在会计电算化软件的基础上加大信息技术的投人，建立相配套的债权债务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债权债务管控能力，详细把握企业资金运行状况，方便对债权债务的查询、分析，设置债权债务的到期时间，设置坏账准备计提系统，严格控制应收账款规模，制定合理的应收款项政策，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财务部门与其它管理部门相配合，通过与其它部门管理系统的连接，对所有客户建立完善的档案，并随时更新，定期评价客户的履约能力和风险系数，为清理不良债权债务建立科学可行的决策方案。

2.4 制定并执行债权债务的清收与追责制度

成立清欠机构，加大清欠力度。对债权债务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统一负责企业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制定应收账款催收办法、奖惩措施、债务重组方案、法律诉讼实施方案等制度和规定，定期对企业的应收款项进行分析和评审，督促应收账款的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清欠，成立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债权清收，及时回收资金，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的被拖欠行为。

3.结论

企业的债权债务管理是企业财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管理质量决定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财务状况。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应当加强对债权债务的管理，从思想上重视，在制度上完善，防范因债权债务管理不善导致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得企业健康、长久地经营下去。

参考文献：

[1] 刘亚涛.完善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的策略分析[J].现代商业，2012（21）.

[2] 俸佩盛.浅议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策略[J].当代经济，2013，14.

[3] 任荣.关于企业债权管理的有效方法分析[J].现代径济信息，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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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权债务；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1

企业债权债务包括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因发生购销商品或产品、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业务而形成的的暂收、暂付、预收、预付、应收、应付、备用金等往来款项。

随着企业自身的发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大，债权债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因而加强企业的债权债务管理，解决债权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规范企业财务管理、降低经营风险，使企业资金得到合理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债权债务管理，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公司发展目标，借助财务管控系统及软件，以信息化考核为辅助，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公司债权债务管理机构，建立债权债务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机制。

一、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的现状

企业债权债务管理，通常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管理不够重视。存在债权债务无专人管理，债权债务混乱，或是管理人员的责权利不明确。企业什么时候应履行债务偿还义务，什么时候应行使追索权利，都不清楚。往往是等到对方催告履行债务时，才发现对外债务应该履行了。而在债务到期时，由于没有提前进行资金规划，常常因为资金周转困难等原因，造成不能立即履行债务，由此产生不必要的违约责任或经济纠纷。还有因债权债务长时间无人清理，无人核对，很容易产生呆账、坏账、造成长期挂账的往来数额较大，严重制约企业发展。

（二）内部债权债务管理权责不清。普遍认为债权债务管理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在往来核对、询证和催收上不主动、积极配合，造成债权债务管理权责不清，人为增加债权债务清理的难度。

二、加强企业债权债务管理的措施

针对上述在债权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要加强债权债务管理，一是必须对企业当前的债权债务状况进行认真分析、总结，找出存在的问题，二是提出解决方案和完善措施，同时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债权债务管理机制。

企业要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债权债务管理机构，对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进行分类，按类别拟订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程序，使问题的处理有章可循。通过有效的制度提高债权债务的清偿、清理回收率，加速企业资金运转，减少企业的资金风险。

企业可设定“应收帐款回收率”、“应付暂估款压减率”、“供应商未清项清理率”、“备用金清零”等债权债务考核数据，并分解到相应部门和责任人，纳入业绩考核范围。财务部门作为债权债务清理的牵头部门，应按月反应债权债务变动情况，按季编写债权债务清理报告，向公司管理层提供详尽的数据支撑，说明往来款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建议。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可制定往来核算及清理流程如下：

1.应收款项流程：由财务部往来款项管理专责对公司的往来款项进行自查，逐条核定应收款项明细，为追查债权形成依据，并寄发询证函与债务人核实往来金额、落实债权清收负责人及清收日期。若确实因对方单位没有债务偿还能力，财务部往来专责应协同相关业务部门整理相关资料，并做坏账准备方案，经公司领导审批后，坏账按照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处理，向税务机关进行备案。填写《企业坏账准备损失税前扣除申报表》等资料，用于对坏账进行税前扣除。

对于备用金类其他应收款，应制定备用金管理办法，规定备用金开支使用范围，核定备用金借支额度，还款期限等。推行资金审批后直接对外支付，控制备用金使用额度和频率。

2.应付款项流程：由前端部室提交财务资产部资金支付审批表，经经办人和审批人手工签字后递交财务部现金预算审核人员。财务资产部现金预算管理人员审核该资金支付是否在上月申报资金预算，如果上月已申报现金预算则传递给往来款项管理专责，若上月没有上报预算则退回前端业务部门。

往来款项管理专责验证该债权人是否存在，经查明存在则在财务系统查询供应商明细核对金额并采用发函、询证等形式与供应商核对无误后后交予出纳付款。若此债权人已不存在，该款项实在无法支付，则由往来款项管理专责向公司领导提交应付款项结转营业外收入的申请，进行转账会计处理。将相关佐证材料交由税务局备案，将该笔无法支付而转入营业外收入的款项计入企业收益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

所有往来款项的支付必须执行预算管理和资金支付审批制。往来款项支付应由前端业务部门发起，按月向财务部提交资金支付预算。

支付款项时由业务部门填制资金支付申请，申请必须注明部门、项目名称、报销内容、采购订单号、合同金额、已付款、申请付款额等详细内容，由经办人、单位负责人、主管领导审签后，传至财务部核对无误后据预算进行款项支付。

加强债权债务管理，要切实推进财务与业务信息的深度融合，确保财务与业务部门的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业务部门工作主动性，提高工作协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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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业转让　债务风险　防范建议

营业转让是包括财物、权利及事实关系构成的营业财产的概括转让。营业财产既包括动产、不动产、物权、债权、无形财产权，也包括商业信誉、商业秘密、关系客户、地理条件等具有财产价值的事实，还包括与营业有关的一切债务。当前，随着个人独资企业快速发展，个人独资企业由于各种原因进行营业转让的现象逐渐增多，由于法律对个人独资企业的营业转让缺乏完善规定，导致在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前债务承担问题上存在较大风险，进而妨碍了公正、合理交易秩序的形成。

一、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中的债务风险

一般情况下，个人独资企业的转让人(原投资人)向受让人(新投资人)转让其营业财产时，双方会在转让协议中约定“独资企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转让人负责，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受让人负责”，并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登记，然后履行财产、客户关系和转让价金等交付手续。但是，在转让后，当债权人要求个人独资企业清偿到期债务时，转让人和受让人往往会发生推诿和争执。受让人认为，企业的债务系转让前的债务应当由转让人负责清偿，而转让人认为，营业已经转让给受让人，投资人的变更不能影响债务的承担方式，故应由受让人承担清偿责任。这样，债权人不得不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来回奔波讨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往往在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地位和企业债务承担上发生意见分歧。一种观点坚持“自然人主体资格延伸”说，认为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而与企业投资者是同一法律人格，因此，应当由转让人对企业转让前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另一种观点则坚持“非法人团体资格”说，认为个人独资企业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而是享有相对独立法律人格的非法人团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因此。应当由个人独资企业承担清偿责任，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清偿时。受让人承担补充责任，转让人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法院往往以“非法人团体资格”说为依据进行判决。

通过诉讼，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但是受让人的利益却陷入风险之中。他不得不在向债权人清偿后，另向转让人追偿，如果在转让人隐匿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很可能得不到有效补偿。这样。原本由转让人承担的债务却由受让人承担，这不仅对受让人不公平，还会引起人们对独资企业营业转让的担忧，进而阻碍健康安全的交易秩序形成。

二、个人独资企业转让中的法律缺陷

第一，营业转让时的债务承担主体缺乏明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转让营业财产，实际上是退出市场，而在市场退出机制上。法律对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责任缺乏严格规定。有人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条规定，即“个人独资企业是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认为不仅在企业解散后。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清偿责任，而且在营业转让时，投资人也应对转让前的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但这毕竟是学理上的理解，由于缺乏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上缺乏说服力。而且，在清偿营业转让前债务的方式上，是由债权人直接向转让人求偿还是由债权人先向企业求偿，再由受让人向转让人追偿，因缺乏法律规定也存在观点分歧。这些法律缺陷为转让人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留下了可乘之机，由于个人独资企业受到投资人的绝对控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债权人、受让人无从知晓企业的债权债务状况，因而也无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风险防范。

第二，营业转让的程序不严格。投资人转让营业财产，实际上是退出市场竞争，本应像其他市场参与者一样，在转让前对企业的债务有个了结，对企业的债权人有个交待，而《个人独资企业法》并未规定一个防范程序来化解受让人和债权人的风险。虽然法律规定营业转让时要经过投资人变更登记，要求提交转让协议等书面材料，然而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协议只是他们之间的内部协议，债权人并不知道，该协议只能作为证明企业转让的民事事实，不能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证据。要想使转让协议对债权人发生效力，就必须通过通知公告的方式对外公示，并对债权债务承担作出合理安排，让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而独资企业法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制约程序，才使得受让人不能确定自己承受的权利义务范围究竟有多大，即使签订了转让协议，终因无法对抗债权人，而不能避免承担风险。

三、两大法系关于营业转让的通行做法

关于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时债权债务的承担，大陆法系认为，营业不是单一物权的客体，营业的转让是原来营业的继续，势必涉及债权债务的流转，在转让行为发生时，原企业既存在纯粹的债权、债务，也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一般来讲，独资企业虽以企业或商号的名义经营，但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事实上是属于投资人的个人债权债务，转让商号时这些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并未发生变更。因此。大陆法系认为营业转让并不必然导致债权债务的转让，除非受让人通知公告债权债务人对独资企业的债权债务进行概括承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305条规定：“就他人之财产或营业概括承受其资产及负债者，因对于债权人为承受之通知或公告，而发生承担债务之效力。前项情形，债务人关于到期之债权，自通知或公告时起。未到期之债权，自到期时起。二年以内与承担人连带负其责任。”

而英美法系则规定，不管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如何约定，受让人都要承担转让企业的债务。当然，受让人承担的债务数额以其受让的财产价值总额为限，同时，在承担责任的期限上对受让人作了保护性规定。按照香港《业务转让(保护债权人)条例》第4条的规定，受让人的责任将在下列日期消灭：1　在业务转让发生日前，转让人和受让人发出不少于一个月但不多于4个月的业务转让通告，该通告的期限在业务转让日以前届满，在业务转让日以后受让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2　转让人和受让人发出业务转让通告，但通告的期限在业务转让发生日尚未届满，在通告的期限届满后，受让人将不必承担任何责任。3　转让人和受让人在业务转让日后才发出转让通告，期限届满后，受让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公告的承诺期届满后，受让人向转让人支

付的转让金额才能确定，当然，这时的转让金额才能与其承受的实际财产形成对价。

纵观两大法系，不管规定营业转让时企业债务由转让人承担还是由受让人承担，都规定在营业转让时要经过通知公告债权人程序，在受让人承担转让前债务的情况下，必须由受让人作出公开承付债务的通知公告，而且债权人只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求偿才发生承付效力。

四、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中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中的风险防范，可借鉴两大法系的思路，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对营业转让时的债务承担进行立法完善，加强受让人自身风险防范能力。

第一，明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前债务的承担主体。不管大陆法系规定的转让前债务由转让人承担，还是英美法系规定的转让前债务由受让人承担，其共同点是法律给受让人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即受让人在受让企业时，能够根据法律的规定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缺乏明确规定。以致在实践中多生事端。因此，在立法上应当弥补这个漏洞。至于营业转让时的承担主体究竟为哪一方，考虑到有些债权债务还未到履行期以及受让者的意愿等情况。笔者建议，应作出灵活规定：营业转让时的债务由转让人承担，除非受让人明确表示自愿承担。

第二，完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的法律程序。目前，个人独资企业转让要经过两个步骤，一是营业转让双方签订企业转让协议，二是到登记机关进行投资人变更登记。这个程序存在缺陷，建议在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变更登记前，增加企业债权债务通知公告程序。债权债务公告应当由转让双方联合在企业所在地地市级以上报刊上，公告的内容应包括企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谁承担，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方法、期限等。转让双方在与债权债务人达成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后，方能向登记机关申请投资人变更登记，登记机关必须凭企业转让协议、债权债务通知公告证明及相关身份证明等材料才能进行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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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合同法》未明确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其规定为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并无不妥。据此，相应发生拟制的债的免除效果，即发生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效果。只要次债务人未实际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或者履行清偿义务不足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虽然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但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并不消灭，债务人应当承担债权让与的保证清偿责任。对由此产生的代位债权人比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事实上的优先受偿效果，应设立“次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减少并且不能清偿对其他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有权向法院请求撤销该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的清偿”的规则。相关司法解释中仅有“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的规则还不够完备，还必须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向债权人主张经审理认定成立的，债权人的代位权不能成立，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在相应范围或数额内消灭或者不具有可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则。

我国《合同法》未明确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对其效力归属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代位权被认定成立，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在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范围内，相应发生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效果。WWw.133229.coM对此司法解释规定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效力性质可作不同的理解，由此会影响合同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效力归属的一些基本规则，实有探讨的必要。否则，现有的合同法司法解释还是无法有效指导司法实践。

一、《合同法解释（一）》规定的债权人代位权行使效力归属的性质

（一）对合同法规定的债权人代位权行使效力归属的不同界定

我国《合同法》第73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该规定虽然明确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是其并未明确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如此，就无法确定债权人代位权的效力归属是直接归属于债务人并实现对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功能，还是直接归属于债务人并借助于特殊抵销制度实现债权简易回收功能，或者是通过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移给债权人，将债权人代位权的效力直接归属于债权人并由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

如果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属于全体债权人的共同的保全，则其宗旨在于“债权人为确保其债权之获偿而防止债务人财产减少”。[1]其内涵是债权人为保全债权而代债务人行使其权利，而非就收取的财产有优先受偿权。[2]债权人代位权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而非诉讼上的权利。所以，在效力方面，合同债的保全性的代位权行使效果直接归属于债务人；即使在债权人受领交付场合，也须将其作为对债务人（次债务人的债权人）的清偿，而不能将它直接作为对债权人自己债权的清偿。[3]最早在法国民法中确立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制度，就是按照此种性质设计的。

如果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则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效果不归属于债务人，直接归属于债权人。[4]有学者认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效果不归属于债务人而是直接地归属于债权人，这样“将无异于使债权人的代位权转化为债务人债权的法定转移，结果债权人并非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他人的权利，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显然有悖于代位权制度的基本含义”。[5]由此，甚至可以推导出债权人具有直接（优先）受偿的权利。[6]

如果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借助于特殊抵销制度实现债权简易回收功能，则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效果直接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的代位权经判决或调解成立后，在债权清偿程序上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同时，债权人向债务人承担交付所受领的次债务人清偿债权标的的债务，从而债权人可将该债务与债务人对自己所负的债务抵销，由此使债权人的债权获得清偿。其效力在本质上与合同债的保全效果是一致的，仅仅在代位债权的实现方式上有所区别。在合同债的保全制度下，代位债权所取得的债权清偿财产，须先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以保全债务人全体债权人的债权；代位债权人一般是从这种共同担保的保全中实现自己的债权。除非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怠于受领的，债权人才可代位受领。[7]在债权回收简易程序制度下，代位债权如果得以成立，应当由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在债权人债权及债务人债权均以给付金钱为标的等适当场合，为省去债权清偿给付与受领的环节与程序，代位债权人于受领后借助于债务抵销制度，将自己对债务人负有的交付所受领的金钱等债务与债务人对自己所负担的金钱等债务抵销，使自己的债权获得清偿。

（二）司法解释将债权人代位权行使效力归属定性为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的合理性及其实施规则的不足

《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从文义解释出发，该条规定所确定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与合同债的保全有明显差异。第一，在代位权行使的效力归属的形式方面，其明确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次债务人不必向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第二，在文字表述上，该条规定并未明确代位权经审理认定成立后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的性质是次债务人应当向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在履行债务清偿的形式上可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第三，其将代位权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成立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原因，这就从性质上将人民法院的审理认定代位权成立等同于由法院判决或调解而法定化地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移给了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代替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如果按照合同之债的保全规则，债权人代位主张债权经法院审理得以成立的，其效果直接归属于债务人，即使在债权人直接受领交付场合，也须将其作为对债务人（次债务人的债权人）的清偿，而不能将它直接作为对债权人自己债权的清偿。[8]第四，该条规定仅指明“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至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是否要求以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为条件，并不明确。对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因法院审理认定债权人代位权成立，就标志着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移给了债权人。其实际结果是，债务人以向债权人让与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而替代债务履行，消灭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次债务人因债务人向债权人让与了债务人对其的债权，次债务人转而应当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次债务人无须向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而消灭。所以，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经审理予以认定的，拟制发生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移给债权人的效果，同时，债权人抛弃该债权，免除债务人的相应债务。

由上述分析可知，《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的性质与债权回收简易程序功能有本质不同，有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实质是在金钱债务场合，借助于抵销制度，使代位权制度发挥了简易的债权回收手段的功能”。[9]笔者认为，前者与后者虽然在外观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即债权人代位权经法院审理认定成立的，均产生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结果，但是前者是在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效力下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因为债权已经转移，所以在法律关系性质上是次债务人向代位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代位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归属于债权人，后者是在债权回收简易程序制度下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其在法律关系的性质上是由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代位权行使的效果并未直接归属于债权人，只是借助于抵销制度间接地归属于债权人。

在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性质为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效力下，在债务清偿的实际效果上，债权人通过债权的受让而取得债务人对其债务人（次债务人）的债权，债权人得以以自己的名义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次债务人应当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的债权因次债务人的清偿得以实现。所以，我国的合同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既增加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途径，同时也丰富了债务清偿的方法和途径，使债权人通过代位债权的行使实际上获得了类似于意定的债务人以外的第三方清偿债务的效果。“原则上，债务应由债务人清偿，但考虑到债的目的以及要满足债权人的权益，债的给付可由债务人或第三人履行，不论第三人是否有意清偿债务”，[10]在债的履行和清偿制度上，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了债务的清偿，其效果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清偿是一样的。

二、行使代位债权而未获次债务人实际清偿或清偿不足情形的调整规则

（一）代位债权范围内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消灭的内涵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的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代位债权成立的判决或调解标志着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了债权人的行为生效，债权人有权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其履行清偿义务。此当不存疑义，问题是该规定对此债权转移内涵的界定并不明确，因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既可以针对经判决或调解认定的代位债权的那一部分，同时还可以针对经判决或调解认定的代位债权中由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的那一部分。

由于《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效力归属的性质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因此代位债权一经审理认定，相应判决或调解的生效就标志着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债权人的行为生效。债务人既然将自己享有的债权让与债权人，那么作为对价，债务人理当要求债权人免除其相应的债务。同时，因为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债权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自然也消灭。这样，代位债权一经法院认定成立生效，在判决认定的代位债权范围内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合同法》第73条和《合同法解释（一）》第21条已规定“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法院认定成立的代位债权的范围与数额要小于或者等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范围与数额。只要法院审理认定代位债权成立的，其均可以发生相应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实际效果。

由此可见，在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效力归属的性质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的情形下，在相应的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实际履行的债务清偿部分范围内，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消灭自无疑问；同时也不会发生次债务人对法院认定的代位债权的范围与数额实际清偿不足，以及对该清偿不足的代位债权又如何处理等问题。

（二）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未能或无法实际清偿的债权部分的责任

首先，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未实际清偿的债权部分的债务清偿责任无豁免理由。

虽然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次债务人有义务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但是，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确认的债权不一定必然得以实现，次债务人并不一定现实具备用于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和能力，在对代位债权的判决或者调解的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出现次债务人对该债权实际清偿不能或不足的事实。此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债权人就缺乏再要求债务人对此未能清偿或者清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或连带责任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这样，“在债权人进行的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在取得了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清偿权利的同时，却丧失了原本既有的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主张和清偿权利。这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最终后果，不仅没有使债权人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基础上拓展到次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范围内，反而使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又处于一种新的风险境地，甚或增添、扩大了债权人的债权风险。”[11]如此设计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与合同法上债权人代位权保护债权人实际效益的宗旨并不相符。为此，经法院审理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因为法定化的债权转移，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自可因拟制债的免除而消灭，但是，对次债务人未能或无法实际清偿的债权部分，债务人不得豁免债务清偿责任。

其次，债务人应对次债务人未实际清偿的债权部分负让与债权的清偿担保责任。

在肯定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效力归属的性质是债权债务法定转移的前提下，在法律效果上债权人代位权一经法院认定成立并生效后，即在判决或调解认定的代位债权数额范围内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自然予以消灭；在对代位债权的判决或者调解的执行过程中，如果次债务人对该债权实际清偿不能或清偿不足的，为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实际利益，债务人对该债权实际清偿不能或清偿不足的部分仍然负有清偿责任。此种情况下，因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已经消灭，所以，在法律关系上，债务人并不是对该次债务人没有实际清偿的债权直接负有债务，而是由债务人对此负转移债权清偿担保责任。

具体而言，为达到由债务人实际清偿的目的，应当设定的规则是：债务人在向债权人转移其对次债务人之债权时，对次债务人清偿不能或不足的部分应当承担保证清偿责任。也就是说，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向债权人转移自己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是附带有条件的，该条件就是债务人应当对次债务人未能实际清偿代位债权人的债权的部分承担清偿担保责任。这种担保责任是债务人向债权人转移债权行为所附带的保障债权人对该受让债权能全部获得实际清偿的责任。债权人因为受让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而实际免除了债务人对自己的债务，设定债务人的这一清偿担保责任对债务人而言是完全公平合理的。这样，在次债务人没有或未能全部实际向债权人清偿代位债权的情形下，由债务人承担继续清偿的担保责任，既无需考虑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还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又实现了对债权人实际利益的保护和代位权诉讼的经济效益。

最后，由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未实际清偿的债权部分负连带清偿责任不合法理。

有观点认为：“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诉讼确认此债务人就债款数额向债权人负有清偿责任的同时，应确定债务人对该债权数额应负有连带清偿责任。”[12]该观点就此种代位权诉讼中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对认定的代位债权向债权人负连带清偿责任的性质并未明示，即该连带清偿责任究竟是债务人、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权负连带保证债的清偿责任还是债务人、次债务人作为多数债务人连带对代位债权人负清偿责任的连带之债呢？

如果是前者，这种连带保证责任来自于约定还是法定必须要明确，否则，不但该连带保证责任的发生依据会有随意性，而且关于该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期间等也易产生纠纷。

如果是后者，则必然要采取法定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其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即使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可以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并不消灭。因为如果此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由于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移给债权人而法定拟制免除了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则债务人又如何与次债务人共同对债权人负连带清偿责任的债务呢？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按照《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法院审理认定成立的债权人代位债权的法律效力是债的转移，“以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的债款数额转嫁为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该债款数额”，又认为“为了充分地、最大化地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债权人在取得次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的权利的同时，债务人对其原本所负有的清偿责任并不丧失”的观点显然有缺陷。[13]

另外，在《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将认定债权人代位权成立的法律效果界定为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相应债权转移给债权人而替代债务履行，并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该相应债权清偿义务的前提下，断然不存在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共同对债权人的债权负连带清偿责任债务的条件。这是因为如果此处要求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共同对债权人的债权负连带清偿责任，根据连带之债的基本规则，“连带债务的债权人，得对于债务人中的之一或数人或其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给付，连带债务未全部履行前，全体债务人仍负连带责任”，[14]那么，代位债权人既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全部或部分债权，也有权请求次债务人履行全部或部分债权，如此，《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中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推断《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的本意，债权人的代位权经法院认定成立后，不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已经转移给了债权人并由其免除相应债务以使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而且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直接履行该相应债权清偿义务是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经审理认定代位债权成立的直接法律效力与后果，如果此时仍然保留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并请求债务人清偿债权纯属多余，既不合法理，也徒使法律关系复杂化。

三、关于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债权的事实效果的调整规则

（一）债权债务法定转移属性下代位债权人事实上优先受偿债权的效果

《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的规定虽然没有明示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具有比债务人之其他债权人优先获得清偿的权利，但是，由于该司法解释对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采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的性质，并且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合同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采取的是诉讼模式，代位债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受让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后，其自然有权就已受让部分的债权要求次债务人清偿。在此情况下 ，代位债权人获得次债务人的债权清偿在法律上已经与债务人没有关系了，如果债务人同时还向其他人负有到期债务，代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之间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孰先孰后受偿的问题了。这样所产生的结果乃是，通过合同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安排和实施，作为债务人共同债权人之一部分的代位债权人事实上获得了优先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效果。这种事实上的优先效果来源于法定化的债权人代位权，以及法定化的债权人代位权效力归属的性质。这样设定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的确像有关学者担心的那样会产生代位债权人优先债权。本来未行使代位债权的债权人与代位债权人对债务人债权的受偿效力次序是一致的，在此情况下，未行使代位债权的债权人却成了居后的债权人。这一结果违背了债权人平等的原则。对此，需要对债权债务法定转移属性下代位债权人事实上优先受偿债权的效果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实现债权平等宗旨。

（二）代位债权人事实上优先受偿债权的效果的调整规则

不可否认，代位债权人比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事实上有优先受偿债权，这的确是由于界定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效力归属的性质为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而产生的。对此，较为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在鼓励债权人积极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减少“三角债”、提高债权清偿效率、平等保护债权人债权的基础上，合同法司法解释应当为债权人代位权经诉讼被认定成立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消灭的后果设定一定的规范规则以维护债权人平等原则。其具体规则可以是：在维持债权人代位权的诉讼中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债权人以免除其对债权人的债务之规则的同时，如果由此使债务人财产减少并造成不能清偿对其他债权人到期债务的后果，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有权向法院请求撤销该债权转让（代位债权）。

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所享有的这种撤销权是实体权利，其行使的方式必须通过法院审理才能实现。即使将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的性质设定为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结果不归属于债务人，而直接归属于债权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事实上通过向债务人的债务人（次债务人）请求清偿及直接履行而实现，然而这种债权人比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优先受偿债权的效果只是事实上的，不是法律上的。一方面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如果对债务人同时也行使代位权并符合法定条件的话，该其他债权人也能获得这种事实上的优先受偿；另一方面在代位债权人缺乏约定的债权担保权以及经济政策上需予优先照顾事由的情况下，其既不可能取得法律上的优先受偿权，也不会享有较同一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利。

正因为代位债权人比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债权的效果是事实上的，所以法律上并不保证这种优先受偿债权的效果，债权人也不能基于行使代位权而获得对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的优先受偿权利。与此同时，虽然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代位权成立，债权人受让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以相应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这与债务人任意履行相当；但是，债务人“任意履行规则也有其适用的前提，即债务人责任财产足够清偿其全部债务。倘若不够清偿，仍然允许债务人任意履行，则可能发生有的债权人获得完全的清偿，而其他的债权人不能获得完全的清偿甚至完全不能获得清偿，至为不公”。[15]也就是说，这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而产生的事实上的优先受偿效果破坏了（一般）债权人平等的原则；该事实上的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效果与在法律上设置方便债权人实现债权、督促债务人及时主张自己债权以充实自己的责任财产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宗旨也并不相符。所以，对代位债权人制度带来的这种事实上的优先受偿效果有必要作出合理的限制：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由此使债务人财产减少并造成不能清偿对其他债权人到期债务的后果的，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有权向法院请求撤销该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的清偿。

四、关于次债务人对代位债权人行使抗辩权的后果的调整规则

虽然《合同法解释（一）》第18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但是该司法解释对次债务人向债权人抗辩（成立）的后果是什么，以及该后果是直接由债权人承担还是直接由债务人承担并未明确规定。

（一）次债务人对代位债权人行使其对债务人抗辩权的后果

在《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所确定的代位权诉讼中的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转移给债权人的规则中，债权转移的生效是以债权人代位权经法院审理认定成立并生效为标志的，所以，如果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以后，次债务人作为被告，直接向作为原告的债权人主张其对债务人的抗辩，经法院审理认定次债务人的此类抗辩主张成立的，则会部分或全部地影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可强制执行债权的范围和数量，如次债务人向债权人主张债务人对其的债权消灭的抗辩权、债权抵销的抗辩权、债权已罹诉讼时效的抗辩权等等。这种抗辩权经审理认定成立的，在认定成立的范围和数额内，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将相应地消灭或者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既然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将消灭或者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债权人代位权成立的要件就有所欠缺，债权人的代位权自然难以成立。这样，《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的后果也自然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次债务人向债权人主张的其对债务人的抗辩权经审理认定成立的，在其相应的范围内就不会发生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让与给债权人，以及债权人有权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其履行清偿义务的后果。

（二）次债务人对代位债权人行使其对债务人抗辩权的后果的归属

按照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效力归属是债权债务的法定转移的性质，在债权人行使代位债权的过程中，次债务人对债权人所主张的因其与债务人之间债的关系而产生的抗辩权的后果自然应当由债权人承担。因为债权人受让取得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除了形式外，与一般债权让与并无本质不同。这种债权转移发生了债的主体的变更，并未改变债的内容，“债的同一性并不因债权让与而丧失，因而债权原有的瑕疵，不能不随同移转于受让人，债务人可以对抗原债权人的事由，自然可以对抗新的债权人。”[16]所以，为保证次债务人不因债务人对其债权的转让而受到损害，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自然可以向代位债权人主张。对此，合同法司法解释也就没有必要再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抗辩（成立）的后果是直接由债权人承担还是直接由债务人承担制定规则，只要适用我国《合同法》第82条规定的债权让与的债务人可行使抗辩权的效力规则，以及类推适用我国《合同法》第150条规定的应由出卖人对出卖标的物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则即可。

然而，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方式是法院诉讼，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均是诉讼当事人，在此合同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法律关系中，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有效的债权是代位债权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当然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次债务人向债权人主张的其对债务人的抗辩权经审理认定成立的，代位债权就不成立。既然债权人的代位债权不成立，自然不会发生债务人将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让与给债权人，以及债权人有权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其履行清偿义务的后果。进一步而言，既然次债务人向债权人主张的其对债务人的抗辩权成立不会发生债务人向债权人让与其对次债务人债权的结果，次债务人就缺乏向债权人抗辩的基础，也就没有适用我国《合同法》第82条规定的债权让与的债务人可行使抗辩权的效力规则，以及类推适用我国《合同法》第150条规定的应由出卖人对出卖标的物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规则的必要。如此一来，认定代位权成立的要件不具备，代位权就不成立，也无债权债务的转移，就无次债务人抗辩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为什么《合同法解释（一）》还规定在代位权被认定成立前次债务人可对债权人行使抗辩权呢？难道是司法解释的制定者顾此失彼吗？其实，代位权诉讼中的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权的基础和理由并不是债权人受让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使债权原有的瑕疵随同移转于受让人，次债务人可以对抗债务人的事由，自然可以对抗债权人；而是因为此时债权人代位债务人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没有理由将第三人（如次债务人—笔者注）置于与债务人自己行使其权利相比更为不利的地位。”[17]次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抗辩的实质还是对债务人的抗辩，如果抗辩成立，其后果在形式上是债权人的代位权不能成立，其后果在本质上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将在相应范围或数额内消灭或者不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效力。

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抗辩权成立的后果与一般债权让与中债务人对债权受让人的抗辩权成立的后果在内容、主体和对象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所以，《合同法解释（一）》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是完全有必要的。而稍有遗憾的是，《合同法解释（一）》并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向债权人主张以后经审理认定成立的后果及其归属，从而使得在不能适用我国《合同法》第82条规定的债权让与的债务人可行使抗辩权的效力规则，以及类推适用我国《合同法》第150条规定的应由出卖人对出卖标的物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规则的情况下，在次债务人向债权人主张抗辩成立的后果的归属与分配方面缺乏规则。

由此可见，我国的合同法司法解释除了有必要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的规则外，还必须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向债权人主张经审理认定成立的，债权人的代位权不能成立，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在相应范围或数额内消灭或者不具有可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则。

五、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撤销债权代位清偿的相关规则

（一）其他债权人对债权代位清偿撤销权的构成条件与客体

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由次债务人向（代位）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由此使债务人财产减少并造成不能清偿对其他债权人到期债务的，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有权向法院请求撤销该清偿。这既是对合同代位债权制度带来的这种（代位）债权人事实上的优先受偿效果的合理限制，也是对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权的必要的实质性的保障，所以，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所享有的这种撤销权是实体权利。只要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由人民法院确认代位债权成立，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相应予以消灭，并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由此造成债务人的财产减少的，已造成或者将来必然会造成不能或者部分不能清偿债务人到期债务的，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就享有此权利。

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享有的这项撤销权的客体是（代位）债权人的债务人与其债务人（次债务人）之间的债务清偿与债权受偿行为，其本人并未加人上述民事法律行为之中，所以，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这一撤销权不是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享有的撤销权，类似于我国合同法上的债权人（针对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撤销权。当然，其本质还是“以自己之意思表示，消灭法律行为的效力为内容之权利”，[18]也是“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回复至行为前的状态”[19]的民事实体权利。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依此权利可以以其单方的意思表示使次债务人向（代位）债权人的清偿溯及既往地消灭，同时又将该已清偿的财产原物返还或者作价回复给次债务人。

（二）其他债权人对债权代位清偿撤销权的行使方式与限制

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行使这一撤销权应当采取向法院请求的诉讼方式。因为虽然德国民法等规定，撤销权的行使采取撤销权人向对方当事人为撤销的意思表示的方式，[20]并且“从理论上讲，合同和其他法律行为的变更涉及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改变，不经过当事人的协商同意，直接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决定，既涉及与意思自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又容易出现不合理结果”，[21]但是考虑到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享有的这一撤销权的客体是其他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且该民事法律行为具体内容的债务清偿与债权受偿的发生原因—债权的转移是通过法定的诉讼形式作出的；加之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规范均要求通过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的方式行使对法律行为的撤销权，如果该撤销权的行使不采取诉讼方式则既难以保证此撤销权产生有效结果，也不符合法律行为的体系效果。

由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享有的这一撤销权直接针对的是次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清偿与债权受偿行为，因此，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行使这一撤销权的相对方当事人应当是次债务人与（代位）债权人。在该撤销权诉讼或者仲裁中，以次债务人与（代位）债权人为被告或者被申请人。在效果方面，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撤销次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清偿和债权受偿行为并不影响代位债权成立的诉讼认定结果，如果经诉讼认定代位债权成立，次债务人并不直接向（代位）债权人清偿债务而是向（代位）债权人的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在次债务人直接向（代位）债权人清偿债务的同时，（代位）债权人的债务人向其债权人（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则次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清偿并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次债务人直接向（代位）债权人清偿就不会损害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平等受偿利益，因该撤销权要件缺乏，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就不享有这一撤销权。

在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行使这一撤销权而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次债务人向（代位）债权人的债务清偿的过程中，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或者其清偿债务的能力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由于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已认定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范围与数额，因此可以将债务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那样有利于查清事实，解决纠纷；如果债务人在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行使这一撤销权的诉讼中愿意提供有效的相当担保的，因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不再享有该撤销权，故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行使这一撤销权的诉讼应当以撤诉形式或者诉讼调解、和解形式结束。如果作为原告的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此情形下既不愿意撤诉，也不愿意庭内调解、和解的，法院应当以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不享有这一撤销权为理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关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撤销债权代位清偿的期限，因该撤销权针对的是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目的在于保全一般债权人全体的共同利益，所以准用我国《合同法》第75条的规定即可。

注释:

[1]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修订第2版），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2]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3]同上注，第115页。

[4]参见王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解释与适用》，载李国光主编：《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2卷，第48页。转引自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5]同前注[2]，崔建远主编书，第116页。

[6]同上注。

[7]同前注[4]，韩世远书，第388页。

[8]同前注[2]，崔建远主编书，第115页。

[9]同前注[2]，崔建远主编书，第115～116页；同前注[4]，韩世远书，第388页。

[10]jose falcao, fernando casal, sarrnento oliveira, paulo ferreira da cunha: nosoes gerais de direito civili i, publicasoes: o direito,macau-1993, s.195.

[11]刘挺、王文信：《债务人对代位权诉讼确认的数额应负连带责任》，《人民法院报》2007年11月15日第6版。

[12]同前注[11]，刘挺、王文信文。

[13]同前注[11]，刘挺、王文信文。

[14]王泽鉴：《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15]同前注[4]，韩世远书，第391页。

[16]同前注[2]，崔建远主编书，第117页。

[17]同前注[4]，韩世远书，第384页。

[1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5页。

[19]同前注[2]，崔建远主编书，第118页。

篇10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 1 105）

摘要：破产抵销权发生在至少一方当事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从平衡特定债权人的个别利益和全体债权人的团体利益出发，应从主体、时间、债权取得方式、知情与否等方面对之加以限制，方能在当事人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我国破产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虽对此有所规定，但仍有据此加以完善的必要。

关键词 ：破产；抵销权；限制；知情；取得

中图分类号：DF411. 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15 )01-0090-08

一般认为，破产抵销权是指在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享有债权的同时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不按照破产程序，主张将自己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与自己对债务人所负债务的相应数额相互抵销的权利。民法中的抵销权发生在双方均未丧失偿债能力的情形，为缩短清偿时间和节约清偿费用而允许单方抵销或协议抵销；破产抵销权则发生在至少一方当事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故破产抵销权虽源于民法上的抵销权，但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应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我国《破产法》虽然有关于破产抵销权限制的具体规定，但

收稿日期：2014 -10 -09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 net) 2014年II月2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罗欢平（1978-），女，湖南浏阳人，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民商法。一则学界对已有规定是否足够细致和严谨一直存有争议，二则破产实务中对现有规定的解读也不无异议，故笔者拟从制度价值的角度着手对破产抵销权限制问题予以展开，以期对完善我国破产抵销权制度有所裨益。

一、禁止还是严格限制

（一）立法例

对一方当事人面临破产宣告时，互负债务的双方能否抵销的问题，不同国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立法例。

一种立法例是禁止抵销，这一立法例以法国、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拉美一些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破产立法禁止两个相互独立的请求权之间互相抵销，对于一些相互关联的特殊交易形成的交叉债权则通常允许抵销。以法国为例，虽然其破产立法原则上否认破产抵销，但仍允许保险费与保险金之间，破产人交付货物后未收之应收价款与基于迟延履行或瑕疵履行产生的损害赔偿权之间的抵销‘¨。

一种是以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英国、美国等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为代表的限制抵销立法例。这些国家或地区一方面允许破产抵销，与此同时，对破产抵销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如德国《支付不能法》第94条规定：在支付不能程序开始时，一个支付不能债权人依法或依协议有权抵销的，此项权利不因程序而受影响。同时第96条又规定了四种不得抵销的情形，分别为：(1)一个支付不能债权人在支付不能程序开始后始负有向支付不能财团给付一定财产的义务的；(2)一个支付不能债权人在支付不能程序开始后始从另一债权人取得自己的债权的；(3)一个支付不能债权人以可抵销的法律行为取得抵销的可能性的；(4)一个债权应当由债务人的自由财产清偿的债权人向支付不能财团负担一定财产义务的。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第1 14条规定了不得抵销的三种情形，分别为：(1)破产债权人，在破产宣告后，对于破产财团负债务者；(2)破产人之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后，对于破产人取得债权或取得他人之破产债权者；(3)破产人之债务人，已知其停止支付或申请破产后而取得债权者，但其取得系基于法定原因或基于其知悉以前所生之原因者，不在此限。根据美国联邦破产法第55条的规定，下列情形不得为抵销：(1)债权系由他人转授而非从破产债务人处直接取得的，并且该转授发生在：破产条件发生后，或者在申请前90天内；当时债务人已处于不能支付的状态。(2)债权人对债务人所负担的债务是在下列情况下发生的：破产申请前90天内；当时债务人已处于不能支付时；以抵销为目的而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

由上述域外立法不难看出，对破产抵销权所做的限制，大都是从主张抵销一方是否善意、相互抵销的债权债务发生时间以及债权债务取得方法等方面进行的，而这些限制都强调“可抵销的债权不得与破产事实有关联性”。发生在破产案件受理后或破产原因发生后或破产案件受理前法定时间内，当事人知悉破产事宜，当事人有抵销之“预谋”而受让或承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债务的，往往就属于禁止抵销的情形。

（二）理论观点

理论上对破产程序开始前是否允许抵销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应禁止抵销。一方面，抵销可以让享有抵销权的债权人达到担保其债权实现的目的，因为其通过抵销使得其债权在允许抵销的范围内得到了充分清偿，这违背了处于同一清偿顺位的债权人应按比例分配债务人财产的原则，“对其他债权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破产法的宗旨是公平清偿，而破产抵销制度不仅与此宗旨相违背，而且与物权优先于债权等民法原理相悖，在实际案件中，还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并且可能为了限制对部分债权人权利给予过重保护不得不采取诸多措施，从而使破产程序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只有禁止破产抵销，“才能在破产法中真正体现公平合理原则和债的平等性原则。”另有学者从促进债务人重生的角度出发，主张禁止破产抵销，并指出所有资本提供者均应作出贡献来拯救破产公司及其职员，因此，债权人和债务人如果做出一方破产时可以相互抵销债权债务的约定，就是有违公共政策的无效约定。

另外一些学者主张应允许抵销，其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抵销具有担保功能，是相关当事人可以借助的担保自己债权得以实现的方式；第二是允许抵销方可避免产生不公平现象，如果债务人破产时，某一债权人自己所欠债务人的债务必须全面履行，而债务人所欠自己的债务则只需按比例支付部分，显然对该特定债权人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不允许抵销，则债务人破产可能引发得不到全部清偿的债权人的困难，甚至可能使得其也陷入破产状态，从而导致现实中出现连环破产的怪圈；第四，如果不允许抵销，则债务人在此前的经营过程的融资可能受到限制，因为融资方会担心融资后自己的债权得不到保障。因此允许破产抵销“能促进融资，有利于刺激交易”，可见，允许破产抵销不仅是维护特定债权人利益的要求，还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

（三）本文立场

笔者认为，破产抵销发生于一方当事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即使允许抵销，也应该做出严格的限制。

首先，抵销权制度对效率的追求在破产程序中应置于次要地位。

应该承认，具体的部门法基于其调整对象的特点，一定有一个或多个法的价值是其首要追求的目的，如破产法的首要价值就应该是公平。破产法的宗旨之一是公平对待全体债权人，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公平按比例的清偿，此间对公平的追求远胜于对效率的追求。而众所周知，抵销作为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方式之一，其制度价值就是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简言之就是对效率的追求。需要明确的是，在双方当事人都具有偿债能力的情形下，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并不会损害任何公平。然而在破产案件中，其中一方当事人丧失偿债能力，如对抵销不加任何限制，则丧失偿债能力一方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可见，是否能缩短交易时间、节省交易费用不应是破产法中是否允许抵销需要首先关注的问题。

其次，抵销制度的担保功能，不是允许抵销的理由，而仅是允许抵销所带来的效果。

前述主张抵销的理由之一是“抵销具有担保功能，是相关当事人可以借助的担保自己债权得以实现的方式”，这其实是混淆了抵销制度的功能与其确立价值。我们不是因为抵销有担保功能而需要确立破产抵销制度，而是因为确立了抵销制度，使得其客观上具备了担保效果。因此坊间将具有担保功能作为主张允许抵销的一个理由不甚可取。

再次，当小范围公平与团体公平相冲突时，应更多追求和体现对团体的公平。

如前所述，允许抵销，对其他债权人是不公平的，而不允许抵销，则对特定债权人是不公平的。我们姑且将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称之为团体公平，而特定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公平称之为小范围公平。一方面，小范围的公平应受到尊重，所谓的小范围公平其实是民事基本原则之一——平等原则的体现，完全禁止破产抵销有违民事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对小范围公平的追求，不应以牺牲团体公平为代价，特定债权人的利益不应凌驾于其他债权人的多数人利益之上。概言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判断是否允许抵销以及如何构建破产抵销法律制度，应以“平衡对破产人负有债务的债权人的个别利益和所有债权人的团体利益”作为指导思想。

综上，破产立法在允许破产抵销的同时应严格限制破产抵销权的适用。

二、破产抵销权限制的表现

分析各国立法和相关理论研究不难发现，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破产抵销权加以限制，但具体应如何限制，仍需进一步分析。

（一）行使主体的限制

对破产抵销权予以限制的首要体现就是权利主体的限制，即只允许破产债务人的债权人提出抵销，而管理人不得主张抵销。因为抵销意味着用债务人财产优先清偿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债权人，必然会造成破产财产价值的减少，如果此时是管理人主动提出抵销，实际上就是管理人主动放弃债务人请求债权人履行债务的权利，这样的管理人显然不是称职的管理人。

但是，管理人是不是绝对不能主张抵销呢？立法层面看，虽然绝大多数国家都将抵销权行使主体限定为债权人，但也有国家如日本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管理人可以主张抵销，该特定情况即“得到法院许可且符合债权人的利益”。理论层面上，也有学者主张在特定情况下管理人可主张抵销。一种情形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均被宣告破产或被裁定开始破产程序，且管理人主张抵销对债务人有利或者对全体债权人有利时。“如破产债权人的破产分配率较低，若不允许破产管理人主张抵销则对全体债权人来说并非有利。”第二种情形是破产分配方案已经产生，根据该方案，债权人可清偿债权比例已经确定，此时管理人可以以此确定的可清偿债权数额为限抵销该债权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因为此时不仅不会减少可供债权人清偿的债务人财产，反而还可以简化破产清偿程序，从而节约相应的清偿成本。”

对此笔者认为，宜只允许债权人行使破产抵销权，理由如下：首先，在债权人也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下，两个破产债务人的债权人均应受到公平的保护，此时不管两个破产债务人的破产分配率孰高孰低，如果允许管理人主张抵销，对其中一个破产债务人的债权人虽然有利，但对另一个破产债务人的债权人则势必不利。其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就应该清偿债务，而破产分配方案的确定还有待于清理破产财产和申报破产债权后才可以确定，这其中存有较长的时间差，等到破产分配方案的确定再来由管理人主张抵销显然不具操作性。再次，最为关键的是，允许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主张抵销，会为不当交易留有余地，“可能会导致依法不能行使抵销权的债权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积极‘接触’管理人，增加了破产财产减少的风险。”与其冒这种风险，不如实行一刀切，绝对禁止管理人主张抵销。

（二）时间的限制

所谓时间限制是指，不论当事人是否知情，产生于一定时间点之后的债权债务都禁止抵销。几乎所有允许抵销的各国立法对可以抵销债权债务的产生时间都作出了限定，但具体规定不完全相同。《日本破产法》规定在破产宣告后对债务人负担债务或者享有债权的，不得抵销；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对此规定基本与日本相同。《德国支付不能法》规定的破产抵销的时间界限是支付不能程序开始时间，在支付不能程序开始前取得对债务人的债权债务的，允许抵销，在支付不能程序开始后方取得的，则禁止抵销。《美国联邦破产法》对此规定更为严格，即只要发生在破产申请前90日内且已出现破产原因的，即禁止抵销。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过于宽松，虽然相关立法都规定了在破产宣告前，当事人明知有破产原因或破产申请之事实而取得债权债务的，不得主张抵销，但一方面，是否明知很难判断，实务中也存在举证麻烦；另一方面，进入破产程序后，如果债务人具有重生机会，则禁止抵销显然有助于增加债务人的财产，从而加大重生的概率；如果债务人最终走向破产宣告，从全体债权人角度考虑，禁止抵销也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信息社会，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债务人的债权人或债务人都会及时知悉破产事宜，此时取得债权债务，足以证明其有抵销的预谋，因而不宜允许其抵销。至于破产申请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应以发生破产原因的时间还是申请前固定期限为时间界限来确定是否允许抵销，须结合当事人是否知悉破产原因来确定，故并入下一小点论述。

（三）知情的限制

所谓知情的限制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是否应区分当事人知悉相关情事来确定是否允许抵销，即知情者不得抵销，而不知情者则应允许抵销。如前所述，破产程序开始后新取得债权债务的，原则上不管是否知情，都应禁止抵销①，故此处值得讨论的仅限于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取得债权债务的情形。

对此，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例。《日本破产法》第71、72条分别规定了债务人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明知有支付不能、后来演变为支付不能的支付停止、破产申请等情事时仍取得债权或债务的，不得抵销。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基本相同。德国和美国对此则没有区分。

笔者认为，一方面，债权人在知悉破产原因时还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其应有心理预期，即自己的债权将来得不到全部清偿，而债务则应全部清偿，则债权人此时不存在需要法律保护的抵销的可期待利益。如果允许抵销，意味着债权人用只能部分得到清偿的债权抵销自己应全部清偿的债务，对债务人财产明显不利，故应禁止。另一方面，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知悉破产原因时仍对债务人取得债权，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通过受让债权而取得对债务人的债权，此时应禁止抵销，否则势必出现债务人的债务人低价受让债权而抵销自己本应完全履行的债务，以谋取不当利益；二是债务人的债务人与债务人串通订立或利用自身优势迫使债务人订立明显不利于债务人的合同而享有债权，如销售质次价高的商品，虽然针对部分合同，管理人可以主张撤销，但一则此类合同并非全部属于管理人可以撤销的范围，二则撤销权属于事后补救措施，管理人未撤销之前，若债权债务已抵销，则即使管理人事后撤销，也存在追回财产的困难，故综合考虑，此时应禁止抵销；三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应债务人要求与之进行公平交易从而享有债权，客观上这类交易是有利于债务人财产的，也就意味着有利于债务人的全体债权人，此种情形下也就当然不应该禁止抵销。不仅如此，此时如果不允许抵销，将重击债务人的债务人与债务人进行交易的积极性，反而不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此时应允许抵销为当。除此之外的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在知情情况下，对债务人负担债务或享有债权的，应禁止抵销。

既然原则上以不知情作为可以抵销的条件，故设定时间限制时，宜以发生破产原因的时间而非程序开始前固定期限作为债权债务产生时间界限，来确定是否可以抵销，即发生破产原因后破产程序开始前相关当事人明知破产原因的存在而取得债权债务的，不得抵销。

（四）取得方式的限制

所谓取得方式的限制是指对债权债务的取得方式区分是直接取得还是受让取得，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取得的债权债务可以抵销，反之通过受让取得的债权债务则禁止抵销。如根据《德国支付不能法》第96条第(1)款第2项规定，一个支付不能债权人在支付不能程序开始后始从另一债权人取得自己的债权的，不得抵销。还如根据《美国联邦破产法》第55条规定，如果债权不是从破产债务人处直接取得，而是从他人处受让，并且该受让发生在破产条件发生后，或者在申请前90天内且当时债务人已处于不能支付的状态，不得抵销。《日本破产法》第72条第(2)款则在不得抵销除外情形中将“破产人的债务人与破产人订立合同”规定其中，意即如果债务人的债务人取得债权是基于与破产人订立合同，也即直接从破产人处取得债权的，即使其知悉相关情事，也可以抵销。我国台湾地区则对取得方式未作区分。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债权应区分取得方式区别对待。直接取得债权者，如与债务人（管理人）订立合同而享有债权，通常属于对债务人财产有益的情形，此时从全体债权人利益出发，应允许抵销；受让取得债权者，若允许其抵销，势必出现债务人通过低价收买破产债权以抵销其本须全额偿付的债务来非法牟利，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故应禁止抵销。其次，破产申请受理前知悉相关情事还取得债权的，如前所述，除非有证据证明此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对债务人财产有益，否则不管是直接取得债权还是受让取得债权，均不得抵销。

三、我国相关规定的解读及其完善

在破产程序中，如果能够行使抵销权，就意味着债权的全额实现；如果不能行使抵销权，就意味着只能依照破产分配方案按比例受偿。因此，如果对抵销权制度不进行严谨细致的规定，就可能会出现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债务人借助抵销权制度来谋求不正当利益，而牺牲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我国抵销权及禁止抵销的情形规定于我国《破产法》第40条，该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1)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2)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3)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债权能否与未到位的注册资金抵销问题的复函》（法函[ 1995] 32号）中还规定了第四种禁止抵销的情形，即“破产企业的股东享有的破产债权，不得与其未到位的注册资本金相抵销。”下文即对这四种禁止抵销的情形分别予以展开，在解读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

此条限制是对破产抵销的时间限制。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面临即将被宣告破产的局面，而债权人的债权只能按照破产分配方案得到部分清偿甚至得不到任何清偿几成定局，如果允许债务人的债务人受让此债权，通过抵销实现其债务得以全部清偿的结果，实际意味着是将债务人财产应增加的较大数额与实际将减少的较小数额进行抵销，由此导致债务人的财产总额被不当减少，也就必然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有悖公平。各国立法对此种情形下的互负债务也是禁止抵销的。

此种情形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债务人的债务人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基于善意或法定原因，是否也一概禁止抵销？学界对此存有争议。

首先，如果债务人的债务人并不知道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事实，而受让他人的债权的，也应禁止抵销。一方面，不管债务人的债务人是否善意，客观上允许抵销就会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善意与否是一种主观状态，证明其并非不知情在实践中非常困难，如果善意即允许抵销，就难以避免有人会利用此点，假装善意，与债权人共谋不当利益，从而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此外，虽不能抵销，但因转让此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故善意的债务人的债务人虽不能通过抵销保护自己的利益，仍可向转让方主张赔偿。

其次，债务人的债务人是基于法定原因，如继承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也不宜允许抵销。以债务人的债务人与某个债权人吸收合并为例，合并后存续的主体为债务人的债务人，吸收合并后存续的主体应概括承受被吸收一方的全部债权债务，故债务人的债务人会因此取得该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虽然债务人的债务人通常不会有通过抵销谋求不当利益的动机，但所谓吸收合并本就是概括承受被吸收一方的全部债权债务，其中所涉破产债权的实际价值本就是低于其名义价值的，不允许继续存续的债务人的债务人进行抵销，并未从根本上损害其利益。

（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

此条限制为对破产抵销中相关主体是否知情的限制。债权人在已知相关破产情事的前提下还对债务人负担债务，首先其动机就值得怀疑，没有人会傻到在不能抵销的情况下，全额清偿自己的债务，而接受比例清偿自己的债权。如果此时允许抵销，债权人会不择手段通过诸多途径甚至争相购买债务人的财产而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然后主张用自己无法获得全额清偿的债权进行抵销，使得债务人财产总额减少，从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破产法对此种情形规定了除外情形，即“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

首先，笔者认为，因法律规定而负担债务，如因吸收合并债务人的债务人从而继承其对债务人的债务，应禁止抵销为宜。债权人是在知情下负担债务的，其在负担债务前，对自己不能获得全额清偿已有充分认识，不应有抵销的可期待利益。且从应对抵销权严格限制的角度而言，此时禁止抵销更符合破产法的立法理念。从各国立法例来看，只有日本以及在破产抵销权制度方面效仿日本的我国台湾地区将法定原因规定为了除外情形，德国、美国等国家并没有相同的规定。

其次，如果所负债务是基于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例如因为双方在一年前订立了合同，以致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担了债务，则因为债权人没有恶意抵销的预谋，是一种正常的抵销，理应允许。

（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

此种情形实际是对第一种情形的扩展，将禁止的时间扩展至“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禁止抵销的理由与第一种情形基本相同，但法律规定了除外情形，即“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

首先，不区分取得债权的方式全部予以禁止，有所不妥。有学者指出，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破产申请事实时，即意味着债权人的债权极有可能将转化为破产债权，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知晓此项情事的情况下仍对债务人取得债权，就足以推定其有抵销的预谋和恶意，理应禁止其主张抵销。然而如前所述，知情的债务人的债务人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情形，可能是受让债权人的债权，也可能是通过与债务人订立合同而直接取得债权，如果基于公平交易而取得债权，且此项交易是应债务人或管理人要求进行，有利于债务人财产，有利于全体债权人利益的，为促使债务人的债务人积极进行交易，应允许其以此债权抵销其已负债务。事实上，如果是破产程序开始后的交易，对债务人而言，此时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本就可以优先受偿，故也理应可以抵销。

其次，笔者认为，因法律规定而取得债权，应禁止抵销；而因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则应允许抵销。理由同上，不再赘述。

（四）破产企业的股东享有的破产债权，不得与其未到位的注册资本金相抵销。

之所以司法解释做出此条限制，是因为股东享有的破产债权本就无法得到全部清偿，f叮其未到位的注册资本金则是必须足额缴纳的，如果允许股东将两者抵销，实际上就是允许股东以其名不副实的破产债权不足额地缴纳法律和公司章程中规定其应全额缴纳的出资额，这不仅违反资本充实原则，而且直接减少了可供全体债权人进行分配的财产总额，严重损害债权人与公司的合法权益，所以此时应禁止抵销。关于此项禁止抵销情形，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本文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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