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检疫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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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山东省义务教育 减负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一)改革措施及成效
2001年开始,国家教委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义务教育是重心,始终处于改革的浪尖。到2008年为止,全国各省市都做出了积极响应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山东省作为东部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一直重视教育的发展,积极探索创新,特别是在义务教育的减负改革上取得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如下:
1.控制书面作业量及合理安排学生的作息时间。根据2007年山东省的新《规范》: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除语文、数学外不留书面家庭作业,语文、数学书面作业每天不超过1小时。初中的书面作业总量不超过1.5小时。提倡布置探究性、实践性的家庭作业。而且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睡眠时间不少于9个小时,把周末和节假日还给学生,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到校上课或集体补课。
2.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的评价体系。从2003年起,山东省就积极进行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实行小学升初中就近免试入学制度;积极探索以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为基础、综合评价相结合的高中阶段招生办法改革。在2007年的新《规范》中,又提出日常考试无分数评价,主要针对周考、月考,保护学生隐私。2008年年初,省教育厅表示2010年将启动新高中招生制度,以学业考试取代升学考试。
3.完善中小学教材审查和选用监管制度,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的管理,努力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长的经济负担。
4.继续设立中小学助学金和免费发放教科书的专项资金,逐步扩大免费发放教科书的范围,开展义务教育课本循环使用的试点。在农村地区推广使用经济适用型教材。山东省在2007年秋季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省财政厅2008年年初又通知,从2008年春季新学期开始,进一步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地方课程教科书。从2009年春季学期开始,部分科目的免费教科书将循环使用,对于城市低保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也免费提供教科书。
5.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覆盖”。2007年春季开学起,山东省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2007年秋季开学起,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杂费。免杂费标准按“一费制”规定进行。并对城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活费,实现了资助与育人的结合。
(二)改革中依然存在的问题
山东省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努力做到减负,特别在减少学生的书面作业和改革新的考试评价制度及免费城乡义务教育上有很大的创新和明显的成效,切实减轻了学生、家长的负担。但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改革执行效率低。早在1990年国家教委关于重申贯彻《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就提出“要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量布置课外作业。做到:一年级不留书面课外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30分钟,四年级不超过45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1小时。”2007年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的新《规范》几乎又重提此措施,说明1990年的改革措施并未得到落实,学生负担问题仍然很严重。
2.措施的有效性有待商榷。针对教育部正在考虑对中考进行较重大的变革,山东省率先提出了2010年学业考试取代中考的巨大创新举措,当然这需要相配套的课程改革和考试评价制度的配合。根据新《规范》,无分数评价体系和学生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等级制作为重要的升学参考标准。然而这赋予学校、教师很大的权限。学校、教师是否有能力作出适当、正确的评价,能否有相应的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教育水平达到评价体系所需的教育硬软件这都是很重要的。操作不当就会产生舞弊、腐败,并引发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因此,一整套完整的改革措施是确保实施有效化的基础,单方面的改革很难达到理想化的结果。
3.城乡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2006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43.9%,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如何确保流动儿童的合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本身也是减负工作的一方面。虽然山东省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方案中提出要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接受同等水平的义务教育,但从相关举措来说还是主要致力于城市、农村范围。流动儿童成为灰色地带。要解决那些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登记条件的农民工适龄子女的免费义务教育问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4.教育投入存在监管性问题。山东省率先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并提高了学校公用经费,对城乡和各级各类学校来说在学校的教育投入上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能否确保教育经费的有效到位和规范使用就需要监管力度了。从省教育厅公布的2006年度督导报告来看,教育投入不足和教育经费管理、使用不规范问题仍是突出问题,而且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仍不完善。毕竟现在需要省、市、县(市、区)共同承担的教育经费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实现教育投入的不降低是个大问题。想让减负工作真正有效,就要确保社会、学校、家庭的相互配合,环节紧紧相扣,教育投入是重心。
(三)解决策略
1.依令严行,奖罚分明。山东省新《规范》中提出的减负令,虽然还是十几年的老调重弹,也是2001年新课改的基本内容的再现,但确保这次真正做到才算有意义的减负令,否则就是一纸空文。现在全国各省市都响应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精神,纷纷出台各种减负令和素质教育推行措施,如何确保依令行事,落到实处才是重中之重。只有依令严行,奖罚分明,对学校、教师真正起到威慑作用,确保政令落实到位,才能真正推动减负工程。
2.加强学校、教师的硬软件设施建设,做好减负的前后工作。面对新的考试评价体系和日常无分数评价制度,相应的试验设施、信息技术设备、先进的素质教育校园环境是学校应该提前做好的准备工作。而教师的专业和综合素质是否达标,能否担当评价体系的执行人,本身能否践行教师职业道德关乎改革的成败。素质教育的高要求和减负令的推行,需要学校在教育经费改革的基础上,合理规范的使用,确保教育投入分分见针,建设配套的硬件设施和新课改背景下的校园环境文化,并确保教师的终身教育培训严格实行,确保培训工作与新课改的推进同步进行。
3.拓宽监管渠道,建立“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四级监管体制。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和教育经费的监管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的努力的。但这种单一的权力和监管渠道,容易带来有效性低、时间冗长、滋生腐败等问题。因此,拓宽监管渠道,让社会、学校、家庭都能参与进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监督力度,促使时间紧凑、政令有效实施。面对日益加快的城镇化和教育投入的表面化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政府应给予合法、适当的监管权限,让社会多奉献爱心,增大教育投入的渠道和监督力度;让学校多点入学权限,为满足不符合常住人口登记条件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合法、应得的义务教育权利,特别是免费义务教育权利;让家庭与学校多点互动,相互监督,使素质教育不仅仅停留在减负的初级阶段,而是真正让学生成为有创新、自主学习能力的受教育者。让社会、学校、家庭成为政令有效实施的推动者和监督者,让透明化和有效化破除腐败和执行不力,使教育投入年年增加,规范使用。
4.推进“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观。三级课程教材其实在2001年新课改中就已经提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课程的实施和开发进行指导和监督,学校有权力和责任反映在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山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应该有条件开发校本课程,素质教育在推进的同时,教材也是重要一环,校本课程的开发不仅仅是教材的问题,它反映了新的课程观、教师观、师生观,充分给予学校、教师探究、创新、自主权利,也更能从本质上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从而在课堂上、教材上、学习上让学生减负,让一整套的评价体系得以正常维系。
总之,山东省在努力推进新课改、发展素质教育、给学生减负方面都有很大的动作,如何让这些政令有效落实,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长期努力的。只有更新教育理念,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本质,结合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才能让学生真正减负,在义务教育阶段轻松学习、发展自我、提升素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Z].1986,4,12.
[2]国家教委关于重申贯彻《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Z]. 1990,2,15.
[3]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Z].2001,6,08.
篇2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是指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正常活动。徇私舞弊行为使国家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受到严重干扰,损害了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的威信,影响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正常活动。
进出口动植物检疫工作对于防止动植物传染病,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动植物检疫人员如果徇私舞弊,把不住动植物检疫的国门,将会给农、林、牧、渔等生产带来灾难性后果,甚至危害人类健康,破坏正常的对外贸易关系,损害国家的声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
根据《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进出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装载动植物、动植物物品和其他检疫物的容器、包装铺垫材料以及来自动植物检疫区的运输工具、进境拆解的废旧船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际条约规定或者贸易合同约定应当实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其他货物物品应当依法进行检疫。
伪造检疫结果,是指滥用职权,出具虚假的、不符合应检物品实际情况的检疫结果,如根本不对应检动植物等检疫物进行检疫而放任危害结果献出具检疫结果;明知为不合格的检疫物品为了徇私仍然签发、出具检疫合格的单证或在海关报关单上加盖检疫合格印章,为检疫合格的检疫物品出具不合格的检疫证明等。其具体表现在所出具的检疫放行通知单、动物过境许可证、动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动物健康证书、兽医卫生证书、熏蒸消毒证书等由检疫机关出具的有关动植物及其产品及其他检疫物健康或者卫生情况检疫证书中。应当指出,伪造检疫结果,既包括伪造、出具被检疫内容全部虚假的结果,又包括伪造、出具被检疫的内容部分不符合事实的结果。
构成本罪,不要求造成严重后果;造成严重后果,是本罪的加重情节。
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及检验检疫机构中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人员涉嫌在动植物检疫过程中,为徇私情、私利,采取伪造、变造的手段对检疫的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等作虚假的证明或出具不真实的结论,包括将合格检为不合格,或者将不合格检为合格等行为的,应予立案。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动植物检疫机关,包括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及其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伺私舞弊行为是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明知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对这种后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是徇私,有的是为了贪图钱财等不法利益,有的是因碍于亲朋好友情面而徇私舞弊,有的是出于报复或嫉妒心理而徇私舞弊等。
二、认定
(一)行为人与走私动植物、动植物制品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伪造检疫结果帮助走私的,应以牵连犯择一重罪的处罚原则以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等论处。
(二)检疫机关的非检疫人员如果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指使他人伪造检疫结果的,则可构成本罪的共犯。
三、处罚
篇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类食品的需求量在逐步扩大,现在进入流通领域的肉类产品不仅数量增多,种类也在增加,这就为从事肉品检疫工作的检疫监督员提出了更新更严的要求。为了预防控制动物疫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让群众吃上“放心肉”,作为动物检疫员应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下面我就谈谈当前肉品市场监督检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进一步搞好肉品市场检疫监督工作的对策。
1存在问题
1.1工作时间是影响检疫监督工作开展的关键肉品市场监督检疫工作对检疫员的上班时间要求是很苛刻的,每天检疫员必须在肉品送抵市场前赶到,这样才能对肉品进行完整的监督检疫。如果肉品分割后再检查,首先影响经营者销售活动,使经营者不配合检查;其次对有些项目无法检查,如刀口,若是合法检疫的猪肉,在肩胛外侧肌、腰肌、股部内侧肌会有“一口三刀六面”的刀口,完整的猪肉是很容易看到的,而分割后的肉难以发现;其三,分割后的肉品必定有一部分已被出售,此时发现病害肉,是很难收回的,必定会给消费者造成伤害。故上班时间对市场监督检疫工作很重要,然而,很多检疫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影响了检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1.2市场监督检疫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支持,使监督检疫工作困难重重《动物防疫法》和《陕西省实施〈动物防疫法〉办法》是目前市场监督检疫的法律依据,因法律条款“盲区”太多,体现出可操作性低。如,市场检查中若发现有“白条肉”(即未经合法检疫而无检疫合格证明的猪肉),根据《动物防疫法》四十九条规定,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其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出售的动物、动物产品进行补检。工作中,违法所得是很难确定的,执行的变数很大;若未有出售,检疫员只能给予补检,无法对违法经营者进行重惩,助长了私屠滥宰现象,纵容了违法的发生。
1.3检疫监督手段落后,导致很多检疫工作难以开展目前的动物检疫仍是停留在感官检查,检疫结果的可信度低,导致检疫执法无法执行。如,对鸡的检疫,目前本地很多市场销售活鸡兼售分割的鸡产品,检疫员只能根据感官检查做出判定并处理,这就使得经营者很不满意,“你看一下就收费”,表现出阻挠检疫、抵抗执法、拒缴检疫费的情况。又如,对鸡蛋的检疫也无法开展,因为根据目前的检疫设施,鸡蛋无法进行实验室检验,检疫员只能监督检查经营者所持的免疫证,这又出现个别经营者很长时间都拿同一张免疫证,作为检疫员感到很无奈。
1.4执法力度不够,违法行为难以处罚,起不到震慑作用市场检疫员的工作对象是很复杂的,不乏刁蛮、以身试法和暴力抗法者,此时某些执法机关就表现出执法软弱,该没收的无法没收,该处罚的没办法处罚。一些检疫单位领导抱着大事化小的态度,对于检疫员反应的情况,不作正面答复,不进行认真处理,从而助长了歪风邪气。现实中,逃避检疫、拒绝检疫、违法者软磨硬泡或不予理会或大打出手、辱骂、殴打执法人员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加之,法律条文的不健全造成检疫监督执法极为被动,许多执法行为变成执法无奈。
1.5执法队伍素质不高,执法工作不规范,影响了执法威信,制约了执法行为现在是法制的社会,监督检疫过程是完整的法律过程,而且是技术性很强的法律过程。这对检疫员的法律知识、专业技术及运用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工作中一些检疫员法制观念淡薄,不按程序执法,言语生硬,态度不佳,加之本身的业务知识又不过硬,不能耐心细致的解答经营者或群众的疑问,只是一味的命令经营者执行,导致检疫员与经营者关系紧张,检疫工作难以开展,严重影响了执法威信,制约了执法行为。
1.6乡镇肉品检疫工作停滞,农民的肉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目前,在我区部分乡镇,集市所售肉品根本没有经过检疫,甚至有的乡镇肉品经营者在定点屠宰场购猪时,要求不要检疫或检疫不加盖验讫印章。可见,在农村,群众对于肉品是否经过检疫根本不关心,对肉食品卫生认识很淡薄,严重威胁农村群众的身体健康。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宣传不到位,农民对肉品卫生安全缺乏了解;加之很多乡镇无检疫监督单位,更无检疫员,肉品检疫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的肉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
2对策
2.1尽快完善《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动物防疫法》中某些条款已不适应发展需要,由其是对其中一些操作性不强、概念不清的“盲区”及一些违法行为处罚较轻或无明确处罚的规定,应作出相应的解释和修改。同时,尽快出台有关“动物市场检疫监督执法规程”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法规贯彻执行中的可操作性,使得市场检疫员能有法可依,从严执法。
2.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健康饮食的意识,由其加强农村肉制品饮食安全的宣传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动物防疫法》的宣传,宣传病害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群众知法守法,自觉维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做到对有害肉了解、拒买并即时向执法部门揭发,经营者不违法,提高全社会对《动物防疫法》的认识和支持力度,创造一个很好的检疫工作氛围。作为市场检疫员有责任、有义务经常进行这方面的宣传。
2.3加强培训,提高检疫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检疫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检疫员的专业技术素质;提高检疫员的执法水平。作为执法机构,应经常组织员工进行思想政治学习,业务技术培训,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树立检疫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让群众吃上“放心肉”的责任意识,并学好法,用好法,积极提高检疫员的业务水平,使检疫员不断更新知识,成为适应新形式的合格检疫监督执法人员,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2.4加大执法力度,对于违规案件应从重处理检疫监督机构对经营者的违规行为应严肃处理,该没收的没收,该处罚的处罚,对于打、骂检疫员的经营者从重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扭转检疫执法局面,树立检疫执法威信。
2.5加大投入,强化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的开发研究加大检疫工作经费的投入,改善基层检疫监督设施,建立实验室购买检疫检测设备并投入资金用于研究新的、先进的、与国际社会相适应的检疫监督方法,使得检疫质量和可信度得到大大提高。
2.6加强内部管理针对检疫监督执法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对象复杂等情况,应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有考核、有奖惩。对于、违法办案等检疫员应严肃处理,该处罚的处罚,该停职的停职;对于工作方式不当的工作人员也应有一定的惩处办法;对于工作表现突出的检疫员有一定的奖励。使执法队伍内部奖惩分明,检疫员有所惧有所依,真正负起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职责,让群众吃上“放心肉”。
3工作体会
3.1作为市场的动物检疫员首先应熟悉掌握动物防疫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了解与动物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熟悉掌握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动物疫病及动物防疫检疫情况,而且应具备相应的检疫技术,并取得国家职业技术资格证书和动物检疫员证,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观察的结果做到判定准确,处理得当,同时身体健康,爱岗敬业,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市场动物检疫员。
篇4
2012年3月底,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动物卫生监督法制工作研讨会,兽医局有关领导根据近几年《动物防疫法》的贯彻实施情况在会上强调指出,动物卫生立法工作要随着监督管理工作的需要不断创新,抓紧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动物卫生监督法律体系框架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本人根据长期从事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所积累的感受和认识,结合国内外相关部门在行业管理方面的成功做法,从市场准入的角度,就创新我国动物卫生监督法律制度进行了粗浅思考,提出动物卫生监督应全面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的初步构想,并对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进行了简要概述,供同行在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动物卫生监督法律体系框架时借鉴参考。
1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概念
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市场准入制度已成为政府管理市场和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为适应国际贸易需要,依据各自的职能,对参与市场的主体(单位或个人)和客体(产品等)提出了严格要求,即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主体和客体才准予进入市场,以提高参与市场的主体的素质和客体的质量。因此,为提高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参与者的素质和保证进入市场的动物、动物产品的质量,应全面建立我国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即为确保动物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对具备规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才能允许其进行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对具备规定来源的动物、动物产品,才能允许其进入市场流通销售的一种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制度[1]。
2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特点
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是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创新性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2.1强制性即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时,必须得到有权机关的行政许可;进入市场流通销售的动物、动物产品,必须符合规定条件,并取得准运许可。
2.2实用性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要在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和借鉴质量认证管理理念及HACCP质量控制原理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动物饲养方式的现状和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的实际情况,提出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许可要求。要本着既要能有效控制动物疫病,保障动物、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又能让大部分单位和个人经努力可以做到的标准设置。
2.3渐进性这种制度的设置,要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并要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要能通过不断调整市场准入条件的办法来不断提高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和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不断适应人民群众对安全动物、动物产品的需要。
2.4直观性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要通过使用特定的证明、标志、标识来简单、直观地表达动物、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以方便消费者鉴别、辨认,方便管理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3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内容
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是一种行政许可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3.1对相关单位和个人及动物、动物产品实施行政许可制度。即对于具备规定条件申请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放许可证,准予其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中的某项活动;对具备规定来源的动物、动物产品发放准运证,准许按规定运输,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动物、动物产品不准运输。
3.2对离开产地进入流通渠道的动物、动物产品实施强制检疫制度。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货主应当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检,未经检疫或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不准进行流通。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必须附有检疫合格证明;生产、加工、贮藏、经营和运输动物产品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
3.3对进入市场销售的动物产品统一使用检疫合格标志、标识制度。对经检疫合格,进入规定市场进行销售的动物产品,必须附有统一的检疫合格标志、标识,没有标志、标识的,不准进入相关市场销售。这样做,便于广大消费者识别和监督,便于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法检查,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经营者提高对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感。
4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步骤
4.1完善法律制度市场准入,法律先行,要实施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制度,必须有坚强的法律作后盾。因此,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分类标准、准入条件等是实施动物卫生监督市场准入的前提和基础。要突破现有法律的约束,制定养殖管理办法、养殖场、屠宰场分级管理办法等,明确禁止养殖区、控制养殖区和适度养殖区,明确相关区域动物养殖场、屠宰场的规模、数量,明确养殖场、屠宰场的分级依据,明确不同级别养殖场、屠宰场(省级场、市级场、县级场、乡级场或AAAA场、AAA场、AA场、A场)生产的动物、动物产品进入不同区域流通销售;制定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管理办法,明确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的资质条件,明确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所具备的条件等[2]。
4.2实施行政许可即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对申请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资质进行审核发放许可证。
篇5
【论文摘要】:外来植物入侵是非土著植物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并定居在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一般具有比土著植物更强的生活能力,从而对土著植物的多样性构成威胁。文章综述了外来入侵植物的基本生理生态特征和其入侵的一般特征,并分析了目前我国植物入侵的现状,最后提出了防制植物入侵的一般方法。
引言
植物入侵(PlantsInvasion)是指一种植物在各种活动的影响下,从原产地进入到一个新的栖息地,并通过定居(colonizing)、建群(establishing)和扩散(diffusing)而逐渐占领该栖息地,从而对当地土著种群和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的一种生态现象。外来植物入侵的原因很多,如动物活动,占领空的生态位等。外来植物入侵现象在当今社会十分普遍,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和经济问题,打破了入侵区的生态系统,影响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危害人类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人类健康,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特别对农田、草坪、果园等人工栽培的经济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破坏。植物入侵造成了全球植物生态系统多样性丧失和危害人类社会经济已经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研究入侵植物的生态和生理特征,准确预测植物入侵性,有效防止有害植物的入侵成了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研究工作的焦点。
1.植物入侵概念和入侵植物的特征
1.1外来入侵植物及植物入侵的概念
外来入侵植物是指在非原生态系统进化出来的植物,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被引入新生态环境并对新生态环境或其中的物种构成一定威胁的植物。植物入侵是指一种植物在各种活动的影响下,从原产地进入到一个新的栖息地,并通过定居,建群和扩散而逐渐占领该栖息地,从而对当地土著种群和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的一种生态现象。
1.2入侵植物的特征
外来入侵植物,特别是那些入侵性较强的外来植物,具有其相应的生理和生态等特征。比如:外来入侵植物一般多为草本植物,多为单年生或二年生,生活周期短,植株较小,种子数量巨大,种子小而轻,繁殖和传播方式多样化,具有灵活适应环境变化等特征。如薇甘菊广叟果千粒重010892g,具5"脊",先端一圈冠毛;紫茎泽兰种子千粒重0104~01045g,广叟果顶端有冠毛;飞机草广叟果千粒重仅为0105g,具五纵棱,棱上有短硬毛。这些体积小、重量轻,加之具有翅、柔毛或冠物等附属物,能通过空气、水流、动物或人类等多种途径进行远距离散布。研究表明,单子叶植物比双子叶植物更具入侵性;草本植物比木本植物更具入侵性;单年生、二年生植物比多年生植物更具入侵性。对入侵我国最严重的90种外来植物中草本和木本,单年生和多年生的数目分析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
2.目前我国植物入侵现状
据调查,目前中国共有外来入侵植物188种,其中水生植物18种、陆生植物170种,隶属41科。种数最多的科是菊科(49种)和禾本科(33种),来自美洲的有125种,占入侵植物总种数的66.15%。这188中入侵植物中,最严重的为90种,对这90种外来植物的性状和生活周期型的统计,发现草本与木本的数量比为81/9,单年生、二年生与多年生数量比约为52/38,并且,作为草本的禾本科(Graimineae)和菊科(Compositae)数量居多,分别为11种和22种。统计的结果显示,在这90种外来植物中,草本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由于该90种外来植物在我国入侵性评价中处于最严重的地位,故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草本植物比木本植物更具入侵性;而一、二年生与多年生相比,也占据一定优势。我们抽样对90种外来植物的其中蓖麻等5种植物的形状和入侵强度列出如下:
3.有效防止和防制植物入侵的一般方法
目前对入侵植物主要采取检疫、人工、生物、化学、农业、机械或物理防治,以及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的综合治理措施。主要方法简述如下。
3.1杂草检疫防治
杂草检疫是防治植物入侵的首要环节,也是杂草防治不可缺少的环。它是依据植物检疫法,对输入或输出的动植物或动植物产品中夹带的有毒、有害杂草的繁殖体进行检疫的防治方法。必须提高检疫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同时加强宣传、呼吁,加强科普教育,使人们有充分认识,从源头杜绝有害外来植物的入侵。
3.2人工防治
人工防治是最原始、最简便的方法,适于控制刚传入,还没有大面积扩散的入侵物种,能在短时间内将其清除,但对高繁殖力的物种则因费时费工,除草效率低。深圳曾多次进行人工拔除薇甘菊,但因效果差而放弃。人工防治是一种清洁的生态防治方法,但要注意除后残株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否则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客观上加速外来植物的入侵。
3.3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利用杂草的天敌,如昆虫、病原真菌、细菌、病菌、线虫、食草动物或其他高等植物来控制杂草的发育、生长蔓延和危害的方法。其目的不是根除杂草,而是通过干扰杂草的生长发育、形态建成、繁殖与传播,使其种群数量和分布控制在生态和经济危害水平之下。利用有害植物的天敌进行防治,国内外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3.4动物治草
以虫治草是利用昆虫能相对专一地食取某类杂草的特性来防治杂草的方法。一般程序为:原产地考察采集天敌-安全性评价-天敌引入与检疫-天敌生物生态学特性研究-天敌的释放与效果评价。从20世纪中叶至90年代,以虫治草的研究和实践迅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如1945年美国用泽兰实蝇防治紫茎泽兰;1978年前苏联利用豚草条纹叶虫防治豚草;1987年中国利用空心莲子草虫(Agasicleshygrophila)防治空心莲子草;利用专食性天敌昆虫Neochetinaeichhorniae和N.bruchi对水葫芦进行防治等。
目前防止和防制外来植物入侵的方法日益增多,也日益科学化,环保化和有效化,主要体现在生物防制植物入侵的方法上。
结束语
一个外来植物在远离原生境后要迅速占据新的生境,并不断扩展分布范围而成为入侵种,必然有一定的生理和生态学基础对异质生境较强的适应对策、快速的繁殖能力、高效的种子散布方式。这些机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外来植物的成功入侵。
植物入侵打破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影响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危害人类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人类健康,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高度重视,寻找有效而科学地防止和防制外来植物入侵的措施成了植物入侵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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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贵波,曾任森.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及防治.安徽农业科学,2006.
篇6
[关键词] 畜牧养殖 动物疾病 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 S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3-0227-01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农业、工业以及手工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并且畜牧养殖业已经成为人们致富的主要手段。通过畜牧养殖的不断发展,促使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随着人类的生活需求不断增加,导致畜牧养殖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畜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牧养殖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制约以及影响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畜牧养殖过程中出现一些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预防措施,从而促使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一、畜牧养殖过程中的动物疾病
1. 动物疾病的概念
动物疾病主要是指养殖动物的机体,并且动物由于受到外部以及内部环境等的不利因素影响而使得动物的机体受到损伤,最终导致动物的局部器官、系统或者全身的形态发生变化甚至动物的功能会发生变化,从而造成了动物的死亡。
2. 动物疾病的常见类型
2.1 普通疾病
普通疾病是一种在动物疾病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主要包括内科疾病、外科疾病以及产科疾病。内科疾病所表现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消化呼吸、神经、泌尿、心血管以及内分泌等疾病问题;外科疾病主要是指在养殖过程中会出现外伤或者四肢病等;然而产科病是比较复杂的,一般可以分为发生时期、怀孕时期、分娩时期以及产后期的疾病,比如:流产、难产以及胎衣不下等以及疾病等。
2.2 传染病
动物传染病主要是指病原微生物是主要的源头,并且该疾病具有一定的潜伏期以及临床症状,与此同时该疾病具有传染性以及流行性的特点。传染病的病原起源于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等微生物。从大多数情况来说,动物传染病一般分为潜伏期、前驱期以及发病期这三个阶段。每一种传染病的病原是微生物,并且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而在动物之间进行传播。动物被传染之后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以及病理变化是比较特殊的,并且这是一种比较难预防的疾病。
2.3 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主要起源于寄生虫对动物宿主的袭击,并且寄生虫主要分为节肢动物、原虫以及蠕虫这三部分。节肢动物一般是外寄生虫,然而原虫以及蠕虫这两类大多数是内寄生虫。大多数的寄生虫的发育期比较长,并且具有固定的终寄生宿主,并且直接的将病毒传播出去。
3. 动物疾病的原因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的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饲养的过程中,动物生长所处的环节以及饲养人员的照顾起着重要的作用。
3.1 动物生长的环境因素
生长环境的优劣影响着动物的健康。如果在动物的生长环境下,存在一些对动物机体不利的因素,此时的动物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无法顺利进行,以致于动物机体不能够进行生理调节,导致动物机体内部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引发了动物疾病。
3.2 动物疾病发生的人为因素
在饲养动物过程中,造成动物疾病发生的人为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在使用药物由于不合理,从而会损伤动物机体。由于一些养殖场管理者不懂药理知识以及缺乏一定的技术,从而在对动物进行施药的时候,不仅会降低药性,而且会使得毒性增加,以至于动物疾病的发生。第二,缺乏完善的设备以及养殖场的相关建筑。大部分的养殖户没有考察养殖场的建筑,并且在养殖场建设中缺乏较为完善的排污系统以及通风系统,从而造成了动物疾病。第三,养殖场的管理问题。比如:有关养殖场的消毒或者处理病死动物的手段。
二、畜牧养殖中对于动物疾病的防控措施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给畜牧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不断加强畜牧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在加强对动物疾病控制的过程中,要做好动物饲养的日常工作,并且要不断加强安全检疫工作,从而能够为动物生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1. 不断加强对动物饲养以及管理
在动物疾病控制过程中,动物饲料的管理工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进行饲养管理过程中,要严格检查饲料,并且要做好相关的消毒工作,确保人和动物的健康以及安全。在清洁养殖场的时候,要将粪便处理好,并且要做好相关的安置工作,从而使得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最终能够保证环境的干净。在管理饲料的时候,要确定科学的饲料配比,并且要根据动物的需要来进行配比饲料的工作,促使动物对抗疾病的能力得到提高,最终促使动物的健康成长。
2. 不断加强安全检疫工作
在动物疾病控制以及管理工作中,安全检疫工作是一个重点内容,对于一些刚刚引进的动物要进行隔离观察,确保这些动物是安全才可以进行混养。在养殖场内要不断减少无关人员进入到养殖场中,然而对于那些外来的车辆以及物品要做好消毒以及检疫工作,确保动物群体的健康成长。
3. 保证养殖环境的健康
养殖环境的健康对动物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管理养殖环境的时候,要确保养殖场的空气具有流通性。由于一些疾病是通过空气传播,因此要确保养殖环境的痛风性能良好。在选择养殖场的时候,要选择通风性较好以及排水方便的地区,确保动物的健康成长。
4. 不断加强疫情处理工作
在发生疫情之后,要做好处理以及善后工作。养殖户要妥善做好相关的善后工作,防止疫情扩大,从而减少经济损失。
结束语
在畜牧养殖场发展过程中,养殖户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好管理养殖场的工作,并且要不断加强动物的饲养工作,确保养殖场拥有一个干净的环境,从而保证动物能够健康成长起来。
参考文献
[1]. 高天宇,贲百灵,高睿.动物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内容[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05(11)
[2]. 李兴中.长葛:畜牧养殖“六畜兴旺”[J].河南畜牧兽医.2000(03)
篇7
关键词:畜产品 质量安全 评价体系 构建 层次分析法
一、畜产品概念
畜产品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称谓,在食品领域中被叫做动物源性食品,从畜牧兽医业来讲才叫作畜产品,是指动物及动物产品,其中动物的含义包括家畜、家禽及其它动物。家畜包括猪、牛、羊、马、驴、骆驼、兔、犬等;家禽包括鸡、鸭、鹅、鸽等;其他动物包括各种实验动物、观赏动物、演艺动物、伴侣动物和水生动物以及其他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动物产品包括动物的肉、生皮、原毛、脏器、脂、血液、卵、胚胎、骨、蹄、头、角、筋以及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蛋、奶等。
二、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
1.养殖户缺乏职业道德
少数人受利益驱动,置国家法律不顾,使用国家明文禁止的药品,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造成器官损伤,免疫力下降,耐药性增强。如抗生素,其是对改善动物生产性能、促进动物生长有一定作用,然而长期在饲料和疾病治疗中大量使用抗生素,也产生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抗生素添加剂的长期使用和滥用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虽然耐药因子的传递频率低,但是由于细菌数量大,繁殖快,耐药性的扩散蔓延仍较普遍,而且一种细菌可以产生多种耐药性。另外,抗生素在畜产品中的大量残留不仅影响畜产品的质量和口味,也被认为是动物细菌耐药性向人类传递的重要途径。
2.工作人员执法行为不规范
检疫工作中,存在只收费不检疫或只收费不出证、乱收据、以据代证等现象。有的检疫人员认为检疫执法就是盖章扯票,有的以言代法、违法行政,随意拦截车辆等。甚至有个别的检疫人员与违法行为人一起从事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
3.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
我国防疫基础建设投入不足,检验检疫检测设备落后,无害化处理设施几乎没有投入,病死猪肉无害化处理难以进行,动物疫病监测、兽药、有害物质残留监测经费严重缺乏,监测工作难以正常开展,编制人员严重不足,适应不了防疫执法工作的需要。
三、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国畜产品质量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科学的质量安全评价体系。当前我国畜产品流动主要有动物生长、畜产品屠宰与加工、畜产品流通与销售、畜产品安全的第三方监管几个方面,然而有由于整个过程参与的部门太多,管理太杂——农业部管养殖、商务部管屠宰、工商部门管市场、质监部门管质量、卫生部门管餐饮消费,多头管理权责不明,让第三方监管形同虚设;畜产品评价体系的构建能够整合畜产品的生产链、供应链以及最后的流通消费的信息,为第三方监管提供信息支撑,通过对各种指标的权重分配研究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根据特定的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关键点;也有利于政府集中更多的财政资源以及技术资源落实到实处。
四、畜产品的问题喻评价指标的选取
畜产品安全评价指标是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依据,我们将畜产品从饲养环节到流向餐桌整个过程的质量保证分为动物生长、畜产品屠宰与加工、畜产品流通与销售、畜产品安全的第三方监管几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动物生长环节的质量保证(B1),我们选取区域性生态环境水平(C1)、饲料添加剂的使用以及兽药的使用(C2)以及动物的免疫工作指标(C3)。
第二、动物的屠宰加工的质量保证(B2),我们选取了加工企业的清洁生产能力(C4)以及加工企业畜产品质量安全观指标(C5)。
第三、畜产品流通与销售(B3),我们选取物流环节的二次污染(C6)、销售环节的二次污染(C7)以及批发零售环节的质量安全保障(C8)指标。
第四、畜产品安全的第三方监管(B4),我们选取权责明晰的监管体系构建(C9)、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的构建(C10)、畜产品安全信息发表平台搭建(C11)、畜产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指标分析(C12)。
五、畜产品质量安全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以上我们建立了畜产品安全的评价体系如下图:
六、评价指标体系的数学模型分析
1.层次分析法简介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Saaty等人建议可以采取对因子进行两两比较建立成对比较矩阵的办法。即每次取两个因子和,以表示和对的影响大小之比,全部比较结果用矩阵表示,称为之间的成对比较判断矩阵(简称判断矩阵)。关于如何确定的值,Saaty等建议引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标度。下表列出了1~9标度的含义:
综上反映,我国目前的畜产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三方监管的疏漏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监管责任的不明晰;本文研究表明,虽然从畜产品生产的角度来讲,包括养殖环节在内的各种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的不当使用可以构成影响畜产品质量的基本要素,然而在畜产品流向餐桌的下游质量的检测以及溯源体系的不明的最后失手才是影响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核心所在,从而佐证了本研究畜产品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研究的必要性。
七、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建议
1.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畜产品从饲养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各个环节的监督与管理责任要落实到具体的领导或者部门;某一个环节出问题,便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予以问责;以立法形式落实具体责任,签订相关承诺书,保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
2.改善畜产品的供应环境。除了在源头饲养环节保障动物生产的环境控制重金属污染以及农药残留的要求以及保障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合理使用之外,还需要保障畜产品加工环节、流通销售环节的环境问题,从而保证畜产品的生产在一个比较清洁的环境。
3.建立权责明晰的监管体系。目前我国畜产品的生产处在一个“每个部门都管,每个部门都管不好”的尴尬境地,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与反馈,容易相互扯皮;建立权责明晰的监管体系有利于明确彼此的责任,集中财力、人力、物力解决畜产品质量问题可能出现的环节进行整治。
4.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的构建。溯源体系构建是畜产品的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的信息电子化、数据化、信息化的过程,构建完善的质量溯源体系有效的实现了动物防疫检疫的信息化管理,对全程信息监控,及时溯源,保障了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
参考文献:
[1]黄建初、岳仲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51页
[2]王仲勇,《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分析》,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1年,第27卷,第4期
[3]崔艳丽,崔阳,《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养殖技术,2011,5,第285页
篇8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167-03
近些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绿色贸易壁垒或为绿色壁垒这些概念频频出现,但是从相关的著作、文章中可以发现,当前学术界对于这些概念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的认识。文章作者以及著作者并不是在完全准确和相同的意义之下引用这些概念,很容易产生一些模糊的认识和分歧,有必要予以澄清。本文将根据WTO的相关文件对这几个概念进行分析与厘清。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
相对于其他概念,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即TBT )是较早出现的概念,中国学者对此不同的表述或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
陈同仇、薛荣久认为,TBT是指“为了限制进口所规定的复杂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以及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1]。
肖冰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般含义,是指所有在客观上对国际贸易具有直接或间接阻碍作用的技术性措施。与其他非关税壁垒形式相比,其特质仅在于“技术性”――既包括实体性的技术判断标准,也包括程序性的技术环节要求――并给贸易带来阻碍作用。在此意义上,技术性贸易壁垒只是一类措施的概括性称谓,而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2]。由此可见,肖冰明确地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构成要件突出在技术性和障碍两个方面。一项限制进口的措施,不管是否基于合法的目的,也不管它对贸易产生的障碍是否是必要的,只要是技术层面而又对贸易造成了障碍的措施,就应当认定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只不过违反相关国际规则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置的,或造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称为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即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技术性贸易措施。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莫世健:《TBT协定》原文的相关表述前文脚注已经作了说明,并没有将“壁垒”一词仅限于指那些非法技术标准和规范。因此,笔者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TBT协定》中的性质必须作为中性理解,即用词本身不能说明具体规则的合法还是非法。具体技术标准或规范是否符合WTO规则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判断[3]。
由此可见,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含义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措施,而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了影响[4]。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那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以及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和测试程序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贸易障碍[5]。
上述两种观点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目的基本一致,分歧在于是否以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是否对贸易产生不必要的障碍作为构成要件。世界贸易组织的《TBT协定》在前言中指出:“认识到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而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因此期望鼓励制定此类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但是期望保证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不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认识到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应在其他方面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的《TBT协定》在前言中指出:“认识到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期望鼓励制定此类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但是期望保证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不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认识到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应在其他方面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
《TBT协定》旨在通过WTO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则来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并减少其对国际贸易自由发展的影响,其所针对的对象是那些“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的或其“实施方式”、“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在其他方面与本协定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因此,在此笔者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二、技术性贸易措施
技术性贸易措施则是相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较晚出现的概念,如前文所列,有的学者认为其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有的则认为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上位概念,有的则认为两者是并行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这一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反映了有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技术性贸易壁垒或措施的设置并非都是为了阻碍贸易自由的目的。比如李勰指出有符合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和违背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指世贸组织成员为协定允许的合理目的而制定并实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而那些“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的或其“实施方式”、“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应在其他方面与《TBT协定》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不能仅凭出现损失或造成负面影响这一表象就将这些措施全部称之为技术性贸易壁垒[6]。其把技术性贸易措施与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了并行的概念。持这种观点还有所增益:所谓技术性贸易措施指的是,为实现合法目标而采取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程序等[7]。
由于国际贸易竞争愈演愈烈,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其科技上的优势来对产品、工艺等设置苛刻的技术标准,以达到限制外国商品进口,从而保护本国商品和企业的目的。这样一来,该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就带有了歧视性,构成了对国际贸易的不合理限制,也就形成了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壁垒”一词本身似乎也表达了一种非理性的含义,因此,将合理与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区分对正确界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含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指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基于一定的贸易策略和目的而采取的所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标准以及检验商品的合格评定程序等等。从它制定的宗旨和实施的效果来看,可以将其区分为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它的下位概念,仅是指其中不合理的那部分。应当将其定义为:一国以不合理地限制国际贸易为目的而采取的标准、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
三、绿色贸易壁垒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已成为当前国际热点。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代价之一即是环境恶化,特别是自由贸易,则被看做是加速环境恶化的因素。各国因此而制定了一些相应的环境法规和贸易政策,希望通过政府对贸易进行一定的干预,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事实上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二者之间本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甚至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合理的贸易自由化不仅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相反在环保方面,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同时,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不断扩大的贸易市场提供必需的生态环境资源。
“绿色贸易壁垒”在当前保护环境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被学者们来探究,而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所不同的是,“绿色贸易壁垒”这一概念并未在WTO的协议中以及国际文献中论及,之所以被冠以“绿色”的称号,主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前提或目标是为了保护环境和人类以及动植物的安全与生命健康。绿色壁垒也称为环境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可以说是中国自己创造的一个新词。在国际上并没有权威的定义。中国有些学者提出的绿色壁垒概念,大多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立场提出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认为,绿色壁垒是指那些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通常,绿色壁垒应由进出口国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而设置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法规标准等,是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从实践角度看,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绿色包装与标签要求、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类型。
目前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对来自国外的产品进行限制的手段与措施。由于这些措施,通常是一国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设置障碍,限制其进口,以防止和抑制他国产品对本国的冲击,从而实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因此“绿色贸易壁垒”是一种新兴的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只不过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形式,它是以在贸易中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出现的。对此必须区分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如上文所探讨的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与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样。在此则又出现了合理的环境贸易措施与不合理的环境贸易措施即环境贸易壁垒,也可以表述为“绿色贸易措施”与“绿色贸易壁垒”。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动植物检疫措施就是绿色贸易壁垒。而排除了把技术性贸易壁垒。这种观点显然存在缺陷。
“绿色贸易壁垒”与《TBT协定》之间有着紧密联系,《TBT协定》的序言明确却指出其法律目的,一是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二是技术法规、标准与测试和认证程序不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在WTO多边体制之下,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大部分在《TBT协定》之下实施。《TBT协定》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多方面的贸易或技术问题,环境保护仅仅是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可能涉及的一个方面。在WTO框架下还有《SPS协定》存在,有些与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技术标准或产品要求受《SPS协定》管辖,主要涉及食品安全、动物卫生和植物卫生三个领域,而《TBT协定》涉及范围更广,除去与上述领域有关的动植物检疫措施外,所有产品的技术法规和标准都受《TBT协定》管辖。
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贸易自由化和环境的国际保护是两股看似并行不悖其实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潮流,环境措施可以合理地规范自由贸易,促进其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也可能限制甚至阻碍自由贸易,形成新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其实就是环境贸易壁垒,即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的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对国际贸易进行限制的措施。而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应该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措施。 在此“壁垒”依然表达的是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贸易措施之含义。
WTO中的有关规定为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提供了合法性。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初,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的日益严惩人们的环保意识才逐渐提高。1972年11月,在GATT中设立了一个“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的日渐激化。1994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决定成立一个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协调贸易措施与环境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结语
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绿色壁垒,是三个不同的表述,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分成合理或合法与不合理或不合法两个部分,其中不合理或不合法的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即各国所采取的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违反了WTO的规则,给国际贸易自由造成了不必要与不合理的阻碍。虽然其声称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等,但本质上是伪装的贸易保护主义。
由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施行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为了保护环境与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因此这部分就构成了环境贸易措施,当一国施行环境贸易措施违反WTO相应的规则与原则时,则又构成了环境贸易壁垒,即“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在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广泛使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以及各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大国来说,绿色贸易壁垒无疑是一把“温柔”的利刃,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上述各种类型的壁垒,认真积极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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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野生动物;食用野生动物;法律完善
从我国有关保护野生动物法律的情况来看,仍然存在对野生动物的危害行为不够重视的情况,虽然对一些危害行为进行了规定,比如出售、购买等,但对食用行为几乎没有规定,《刑法》《动物检疫法》等其他有关法律规章对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制也不够具体和严密,惩罚力度不够,在现实的实施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销售野生动物行为规制的不严密,食用行为规制的缺失,放纵了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那么,我国关于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存在哪些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有哪些以及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拟从以上几个部分对此进行探讨,以期解决有关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存在的不足。
一、严禁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存在的问题
食用野生动物的相关条文散见于不同的法律之中,当前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完全覆盖这种行为,要推动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的完善,首先必须深入对规制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诊断。具体而言,严禁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存在以下问题:
(一)“野生动物”概念的界定不适宜
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①的规定,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仅限于《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其他相关保护条例以及《刑法》中的规定都是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规定为基础界定的。将野生动物的范围进行限定,缩小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并不利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首先,《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范围以外的野生动物得不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圈子,任何生物在其中都有它的作用所在,那些不被保护的野生动物,可能会受到人为的伤害,影响生态的平衡。其次,有关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名录没有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进行动态更新,很多内容已经滞后于物种种群的变化,势必会产生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到位的情况。最后,对有特别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界定主要见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但该名录制定于2000年,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但该名录尚未进一步修改,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情况已经相去甚远。因此,将“野生动物”仅仅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对其他野生动物保护力度较弱,可能会引起人类对其他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进而食用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严密规制,其他野生动物最终将成为濒危动物,生态系统可能也会走向失衡。
(二)相关法律缺少对需求端的管控
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大部分都是对供给端进行规制,而对需求端的管控相对较少。立法对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规定,但是规定条款较少,难以对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完全涵盖,而且规定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不强,现实中鲜有食用野生动物者被处罚[1]。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①的相关规定,对于公民购买特定野生动物的行为,根据情节来确定是处以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此外,《刑法》中规定的各种有关捕杀野生动物的罪名,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司法解释②规定,都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制定了相关处罚措施,但是这些法条主要禁止的是为了食用而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重点在于“购买”,对于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仅仅只是一笔带过,规定得非常模糊。其他相关法律中也未对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规定法律责任。无论是法条的规定,还是司法解释,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都重在于对销售行为的规范,而对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缺少明确的指引。
(三)有关食用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衔接不足
由于野生动物自身可能会携带多种病毒,因此会引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应该筑成一张严密的法网,严格规制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以该法为基础的相关条例和《刑法》规定,初心都在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等重点在于对疫病的预防和控制,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缺少紧密联系,因此未能在保护野生动物和防控疫病之间创造一种平衡。《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其中包括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会产生传染病风险的野生动物也应当属于这一类,但《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以及《传染病防治法》都没有相关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禁止食用有传染病风险的野生动物。同时,《野生动物保护法》《畜牧法》《动物防疫法》《渔业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对动物的定义尚未实现内在统一,无法确保无缝对接。
二、严禁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所造成的局限性
立法目的,是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文本,意图有效地调控社会关系的内在动机,它既是法律创制也是法律实施的内在动因[2]。《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即是规定了其制定法律的目的,在该立法目的的支配下,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基础的有关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所建立的法的秩序就存在一些漏洞,立法目的存在的这种漏洞,就造成了对野生动物界定的范围过窄,从而不利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首先,有关保护野生动物法律的保护对象仅为法律规定的种类,那么食用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就仅仅停留在了对野生动物的个别保护,而忽视了保护整个野生动物群体。其次,根据这一立法目的可知,相关法律没有贯彻平等保护的原则,只保护了部分法律规定的稀有动物,而忽视了保护其他野生动物,违背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目的。最后,该立法目的视角单一,缺乏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视角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
(二)对野生动物“重利用,轻保护”的立法理念
有关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缺乏对需求端的管控,主要在于对野生动物存在着“重利用,轻保护”的立法理念。我国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都是基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制定的,像《野生动物保护法》更多的是对野生动物经济价值的保护,但是却忽略了野生动物在生态、物种中存在的作用。2016年修改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去除了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种进步,但实际上,在这些规定背后所表达的思想,是对野生动物更大程度的利用。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③规定,野生动物仍然是作为一种资源在进行保护和利用,其他许多条例也规定了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行为,这些条文看似是在保护野生动物,实则是为了对野生动物更好地进行利用。
(三)现行法律存在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
《野生动物保护法》自1988年来经过了四次不同程度的修改,2004年和2009年对该法的修改都见于细微之处,是为了适应其他法律的变更。2016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它部分调整了立法目的,修改了很多基本内容,更改了一些保护标准,增设了一些新的规定,并强化了法律责任[3]。2018年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检疫条款的细微调整,以及修改了处罚的行政机关。纵观《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四次修改,除了2016年对其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其他几次修改都未涉及实质内容,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跟社会存在脱节。《刑法》自1997年来几经修改,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条款变化不大。野生动物的情况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变化,随着人们对野生动物的破坏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野生动物的现实情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会产生不同的要求,现行法律已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三、严禁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的完善建议
在现在这样一个物质充足的现代文明社会,猎食野生动物已无太大必要,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人,或是出于猎奇心理,或是听信野生动物肉鲜味美的民间言论而食用野生动物,面对这种现实,迫切需要对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进行完善,基于以上问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扩大对“野生动物”概念的界定
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所保护的野生动物,仅限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内容,根据立法目的,对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保护,是对野生动物进行利用,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是“重利用,轻保护”的思维惯性。但是否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不应该成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准。国际上对野生动物的定义为“所有非经人工饲养而生活于自然环境下的各种动物”,而在我国,存在着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概念。但是,既然有些野生动物已经被允许人工养殖,根据国际上对野生动物的定义,这些被豢养的动物只能算是一种“特种养殖经济动物”。对野生动物的划分管理应该以来源而非物种,在这种划分下,对野生动物的管理才能有效,也有利于对养殖业的保护。因此,对野生动物的定义应当进行扩大,但不能无限扩大,用“概括+列举”的方式,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第二款更改为“本法所规定的野生动物,是指所有的陆生、水生非经人工饲养生活于自然环境下的动物”。其他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基础制定的法律法规也应当一并将野生动物的概念修改。
(二)实施全链条管控,不仅对供求端的行为
进行规制,还要增加对消费端的法律规制2003年,很多学者提出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也被提及,但2004年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时,并没有采纳这种倡议。在2016年,对《野生动物保护①《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法》的修订时,增加了对违法经营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定,但是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的规定①,其所规制的只是购买行为,而缺少食用行为,因此,即使2016年对法律的大修上,《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立法者对具体社会情况认识不足,法律规定仍然存在着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应当对销售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应当明令禁止生产、经营、运输、携带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在民法中规定食用野生动物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增加因食用野生动物造成严重后果行为的刑事责任。
(三)完善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的衔接
基于现实的法律情况,在接下来的立法工作中,应当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增加对可能引发疫情传播的野生动物的禁食的规定,即只要可能成为疫源体,都应该受到《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同时,现行《刑法》也应当扩充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可以将非法捕猎、杀害,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某些病毒传播高风险的一般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以及加工、制作某些病毒传播高风险的一般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用于食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处以相当的刑罚[4]。2020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要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源头防控。一方面严惩非法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行为,注意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有义务履行其监督职能,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与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行为作斗争。基于此,应当对公益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扩大公益诉讼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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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官方标准;私营标准;食品贸易;SPS协议;EurepGAP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5-0076-06
收稿日期:2010-11-0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爆发,迫使各国政府加强国内的食品安全管理并提高进口产品的卫生检疫措施,以控制食品安全和保证动植物健康,重塑消费者的信心。与此同时,一些私营企业和社会团体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亦制定措施加强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为了防止各国的SPS(Sanitaryand Phytosanitary,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演化为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于1994年通过了SPS协议,用以规范各国食品、农产品贸易中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的使用,从而使成员的官方标准进入规范化进程。遗憾的是,私营标准(Private Standard)目前仍是不受国际规则约束的灰色区域,而且随着私营标准的增多和影响增大,其对食品、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愈来愈大。私营标准范围广泛,且85%私营标准比官方标准严格(OECD,2006),这对发展中国家食品农产品出口带来严峻挑战。私营标准因而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SPS委员会的关注焦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食品农产品出口不但受阻于发达国家严格苛刻的官方标准,而且不断遭遇名义上自愿但事实上强制的私营标准的制约(如EurepGAP、BRC是果品蔬菜出口欧盟市场必须遵从的私营标准)。可见,对发达国家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的研究已成为中国食品农产品贸易不可回避的课题。然而,国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对私营标准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本文通过对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发展趋势及其与WTO规则间关系的研究,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应对国外的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扩大中国优势农产品出口提供理论依据。
一、官方标准与SPS协议
(一) 官方标准及发展趋势食品安全的官方标准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法规、标准、加工和生产方法、检测、检验、出证和批准程序、检疫处理、统计、取样和风险评估方法以及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包装和标签要求,对国境内的上市产品(包括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进行准人限制,以达到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以及保护环境的目的。政府采纳的国际标准也属于官方标准的范畴。官方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准则,政府机关通过检验、检疫等手段督促所有上市产品满足政府官方标准的要求,否则产品将被退市,生产商和销售商遭受处罚。
目前,发达国家的官方标准,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的趋势,主要表现在:1.不断加强对食品生产过程的管理规范和要求。如欧盟的《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提倡“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管理理念,要求食品生产标准化、过程透明化、产品追溯化,是对整个食品供应链控制最严厉的法规。2.不断延伸标准的控制范围和提高控制水平。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号称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药残禁用和控制标准,涵盖302种食品、799种农业化学品,检测项目也增至54782个,仅“暂定标准”一项就涉及到734种农业化学品、51392个限量标准、264种食品、农产品,分别是过去全部规定的2.8倍、5.6倍和1.4倍。3.对食品生产过程和出口企业进行严格管制。美国、日本和欧盟、韩国都实行食品出口企业注册认证制度,出口企业的原料、加工、包装、储运等环节都必须严格符合卫生检验规则,生产过程必须实行HACCP管理,更为严厉的是,进口国还派专家实地检验认可,之后产品方可出口。4.不断优化检验方法和提高检验精度。2005年起日本将鳗鱼的检测方法,从检测显性孔雀石绿含量调整为检测隐形隐性孔雀石绿含量,检出率从5ppb提高到2ppb。欧盟、日本将茶叶药残的检测方法从汤茶法改为干茶法,检出精度成10倍提高。5.延长产品的通关时间。2008年9月起,韩国将所有养殖水产品的检测周期由原来的4天延长N8天,大大增加了仓储等管理成本及鲜活产品的质量安全成本。
(二) 官方标准与8P8协议在国际贸易中,为保证各国食品安全的官方标准的规范使用,乌拉圭回合通过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协议)。SPS协议是WTO框架下规范成员动植物检疫措施和国际贸易行为的游戏规则(董银果,2009)。SPS协议保证了各国采用法规标准等手段控制食品安全的权利,同时对各国的SPS措施制定提出了规范性要求:1.必须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即采纳国际标准(即国际法典委员会CAC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国际动物协会OIE制定的动物卫生标准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制定的植物健康标准)或者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另外,如存在科学依据,成员还可使用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SPS措施;2.必须设立专门机构向WTO/SPS委员会和其他成员通报新颁布的SPS措施或对原有措施的修改,并留出适当时间供其他国家咨询和评估;3.实行等效一致原则。出口成员对出口产品采取的SPS措施,尽管不同于进口成员采取的措施,或者不同于生产同一产品的其他成员的措施,但客观上达到了进口成员适当的或同一的动植物卫生保护水平(ALOP),进口成员就应当接受这种措施(等效认可);4.必须对贸易影响最小化。在达到相同控制风险水平的情况下,各国应选择对贸易影响最小的SPS措施;5.实行区域化原则。成员对于风险应遵从区域划分的原则,不应因某成员境内的局部区域发生风险,而对整个国家的产品实行禁运。6.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原则。明确了发达国家应帮助、援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内的风险控制能力和控制水平。以上原则和规定确保各成员选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和实施适当的保护水平,努力实现各国官方标准确是科学依据支撑下为保护消费者和动植物群体安全所必须的水平,从而对贸易的负面影响最小化。SPS协议是目前规范食品安全措施最具权威的协议,极大地促进和影响着食品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私营标准与SPS协议
(一) 私营标准及发展趋势“Private Standard'’(私营标准)又称“Private Voluntary Standard,缩写PVS”、“Private Food Standard”或“Private FoodSchemes”等等,指非政府机构设立的,用于规范商业团体内部产品质量,满足自身品质需求的自愿性标准、认证和措施。私营标准与官方标准或者国家标准是相对而言的。私营标准主要是在疯牛病、口
蹄疫、二恶英等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爆发后,个体企业、全国性联合体及国际联合体等非政府机构为应对食品安全危机所作的努力,其目的是增强市场竞争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目前全球共有400多个私营标准,而欧盟的私营标准占了绝大多数,其体系多样,制定目标和关注范围各不相同,主要关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责任和动物福利等方面(董银果,2010)。WTO/SPS委员会指出,目前食品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私营标准有10多个,按其制定者不同可以分为个体企业、国家框架和国际框架下的私营标准(董银果,2010)。
一般而言,私营标准发达的地区,官方标准也比较发达。这是因为私营标准起初是为了弥补官方标准的不足,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和增强竞争力,后若被政府机构接受,即演化为官方标准,如HACCP。从私营标准与官方标准的这一关系来看,绝大多数的私营标准要比官方标准严格。OECD对零售商的调查问卷显示(表1),85%私营标准高于政府的官方标准。英国的BRC标准与欧盟的食品安全法律相比,更是有许多方面超越了法律的基本要求,单是关于食品质量管理体系上就有十几种要求超过了法律的基本条例,另外在工厂环境标准、产品控制和质量控制方面也有一定的补充和超越(表2)。又如英国农药行动组织(PAN UK)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当某种植物保护产品未被授权在某种商品上使用或没有数据能够表明其残留对消费者健康无损害,则在这种商品中的残留不得超过0.01mg/kg,在实际操作中就意味着限量为零。另外,私营标准超越了食品安全的限制,其主要关注点是过程和生产方法(Process or Production methods,PPM),包含的范围广泛,如HACCP、动物福利、有机物、转基因、追溯性、环境影响、劳工标准等方面。
从私营标准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广泛严格的趋势,主要表现在:1.私营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和复杂。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得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安全以及生产过程等提出更多关注,而供应商为保持市场份额甚至进一步扩大顾客群,也需要产品更加具有竞争优势,同时政府对食品生产的监管力度也逐渐增强,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私营标准的严格和复杂;2.私营标准层出不穷,防不胜防。如欧洲的禽肉产业涉及的私营标准就有四种,即荷兰的IKB(Integrate Keten Beheersing)、英国的ABM(Assured British Meat)、比利时的Certus和德国的Q&S(Qualitat and Sicherheit),但在供应链不同阶段覆盖面有所不同,这些标准大幅抬高了进口农产品的门槛。3.私营标准管理体系的方法是监测评价全过程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行为,而不是终端产品的技术表现。比如全球食品安全行动(GlobalFood Safety Initiative)和EurepGAP对供应链的生产环境、过程和加工方法提出诸多要求;4.执行具有事实的强制性。虽然许多私营标准在形式上是自愿的,但是在实施执行中却具有强制性。如EurepGAP是自愿性标准,目前成员已遍及欧洲12国的30家大额(Grace L.,2006),不符合的供应商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私营标准还具有先入为主的特性,谁首先制定标准,谁就可以控制市场供应链,引领国际贸易的发展,排挤圈外企业。
(二) 私营标准与SPS协议私营标准在食品国际贸易中正呈现出扩大化使用的趋势。它不仅作为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标准,也逐渐成为影响国际贸易中市场准入、产业供应链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因而,有人认为私营标准将成为管理世界农产品和食品供应链的最主要形式,而WTO将会成为第二权威,甚至是不相关的管理权威(Henson,2005)。目前来看,私营标准与WTO管理食品国际贸易的SPS协议还存在一定冲突。
1. 是否受SPS协议约束尚不确定。2005年7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WTO/SPS委员会上指出,其出口到英国超市的香蕉遭到私营标准EurepGAP的严格限制,使小生产者遭受经济损失;牙买加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对此表示担忧。于是SPS委员会介入调查是否能够约束EurepGAP。SPS协议13条关于SPS的管辖范围是“各国中央政府机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实体”。也就是说,如果EurepGAP被认定是该规定里的非政府机构,那么SPS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就有权利对其所引起的贸易纠纷进行干预和解决,但“非政府机构”在SPS协议里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TBT协议》把“非政府机构”界定为“中央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以外的机构,包括有执行技术法规的法定权力的非政府机构”。Lee(2006)认为,“非政府实体”并不是单个的经济运营者,而属于私营实体,他们受政府委托具有特定的任务,且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然而,EurepGAP作为一个自愿性标准,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也没有政府委托,与《TBT协议》中的定义并不相符。因此,WTO协议管辖下的欧盟委员会对此没有任何裁判权利,这就使私营标准游离在国际规则之外。
2. 与“科学依据”和“透明度”原则存在冲突。科学依据是SPS协议的首要原则,而私营标准型零售商,并控制了欧洲新鲜农产品87%的市场份却违背了这一原则。私营标准,尤其是出于特定商业目的的私营标准是为了增强竞争力,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而设立的,一般不受政府的科学审查,也不必做科学的风险评估。只有它们要演化为官方标准时,才必须满足科学依据的要求。宁波检验检疫局在调查中发现,为满足私营标准的要求,有的企业需定期将原料、样品等空运到客户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合格后产品方可出口,有的客户对生产加工环境特别重视,每年要组织验厂,有的甚至达15次之多,而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的支持。
SPS协定规定各成员应确保所有动植物卫生检疫法规及时公布。除紧急情况外,应允许在SPS措施公布和生效之间有合理的时间间隔,以便让出口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其产品和生产方法,以适应进口成员的要求。然而,以商业计划为目的的私营标准通常是为满足商业团体及消费者需求而建立的,为使产品更具吸引力,检验过程不透明且一般不公布产品检验的具体细节,这给供应链上的外国生产者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小生产者往往被挤出市场。Dolan and Humphrey(2000)研究了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农产品出口英国四大超市情况发现,1992年肯尼亚将近75%的水果蔬菜出口由小生产者提供,到1998年则降到不足18%。
3. 等效性原则的不同理解与运用。SPS协议提倡成员达到相同保护目的的不同措施之间的等效认可。然而,私营标准对等效性却有不同规定,EurepGAP、BRC等私营标准对于等效性的要求远
比官方标准严厉。例如欧盟官方标准遵从WTO/SPS协定中的风险结果等效性(equivalence of riskoutcome),强调的是结果的等效概念(戚亚梅,2009),也就是说,出口成员只要能证明自己的最终产品达到进口成员设定的官方控制水平,即使生产过程中实施的具体措施并不相同,欧盟也会要求成员遵循等效性原则接受出口成员的产品。但是,EurepGAP等私营标准遵从生产过程的认证(即Process or production methods,PPM),要求产品从生产环境、原料、加工过程到最终产品都必须满足认证要求,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的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分析了WTO/SPS协议对官方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而从管辖范围、科学依据、透明度和等效性等方面分析了私营标准与SPS协议的冲突之处。本文认为,发达国家的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均越来越严格,私营食品标准比官方标准更为广泛、更为严格。私营标准尚游离在SPS协议约束之外,而其在科学依据、透明度、等效性等方面都违背了SPS协议的原则。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食品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在亚洲、北美洲和欧洲。这些地区不仅是世界上官方标准最严格的地区,而且是私营标准最发达的地区。这对我国食品农产品出口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以为,目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政府部门,一是加强我国的标准化建设,鼓励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和学术团体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提高我国在国际标准中的话语权;二是建立权威的信息系统,通报主要贸易国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的发展趋势,形成预警机制,为行业协会和企业提供及时的信息和相应的技术支持;三是成立机构专门研究我国贸易伙伴的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特别是研究我国企业遵从的成本和收益,为企业提供指导;四是将企业外贸中遭遇官方标准和私营标准状况通过特别贸易关注反映给WTO相关机构,通过磋商和对话解决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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