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物的原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动物的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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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市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现状

1.水生野生动物资源基本情况西安市境内有水生野生动物26种，其中鱼类21种、两栖类3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1种。目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名录》（下称《名录》)的属二级保护动物的有水獭、大鲵和秦岭细鳞鲑等，列入《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保护动物有太白山溪鲵、秦巴拟小鲵和中华鳖等。为保护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生态环境，西安市先后建立了黑河珍稀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黑河多鳞铲颌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辋川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与救护情况2002年，西安市渔业部门组织有关专家成立了“大鲵生态繁育及种苗培育研究”课题组，在周至县就峪大鲵驯养繁殖基地修建大鲵仿生态养殖池，对大鲵驯养、亲鲵培育、人工、自然产卵、人工孵化、幼鲵培育及大鲵常见病防治等环节进行了专题研究，开创了秦岭北麓人工繁育大鲵的先例。该课题被西安市政府授予2007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西安相继建起了陕西梦园大鲵有限公司和西安康雁星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7家大鲵驯养繁殖场，繁育大鲵苗种逾5万尾。2009年以来，市渔政部门先后查处非法运输、销售、驯养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案件50余起，登记保存没收大鲵近100尾、秦巴北鲵307尾，没收玳瑁和绿海龟10余只、鳄鱼10余尾，还救护大鲵和秦岭细鳞鲑逾1000尾，报请公安部门依法刑拘近10人，认真履行了法定职责，对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实施了有效保护和救护。

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现行法律法规已相对滞后，不适应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要求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称《保护法》）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虽于2004年对第26条第2款作了修改，但许多方面已不适应当前实际情况，对新时期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也没有相应的规定，使有关规范管理工作难以推行，清理整顿常常难以达到预期成效。与此同时，《保护法》的配套法规、规章的修订和制定工作也相对滞后。（1）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小，监管乏力。《名录》自1988年颁布以来，未作任何调整和修改。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状况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濒危物种数量不断增加，濒危程度也不断加剧，《名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下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需要。据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水生野生动物达400多种，相当于现在《名录》中水生野生动物数量的4倍，形势非常严峻！如秦巴拟小鲵和山溪鲵等陕西省省级保护动物，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价值，但由于非法捕捞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濒临灭绝。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因这些保护动物及其产品既不是国家重点保护品种，又没有相应价值标准，导致处罚力度较轻，对违法分子根本起不到震慑和惩戒作用。这样既挫伤了渔政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又使违法分子逍遥法外，结果是违法行为更加猖獗，资源受破坏程度更加严重。（2）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监管漏洞。野生动物保护是集技术与行政措施为一体的专业执法行为，其行政行为是以法律为准绳和以专业技术措施为依托的，工作人员应当以熟悉法律法规的野生动物管理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而作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在流通环节监管主体的工商部门，却缺少熟悉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野生动物管理专业技术人员。与之相反，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在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环节执法权却受到限制。“有权管却无力管，有力管却无权管”的管理体制，明显不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

2.水生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恶化，资源量锐减（1）水域污染日趋严重，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减少。西安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美誉。而目前，除干旱少雨，河水减少外，因工业与生活污染使多条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使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减少，遭受直接伤害的危险与日俱增，甚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2）水利水电设施的兴建，对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活、生态习性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秦岭黑河上游兴建多个水电站，直接造成了河流大面积断流，将大鲵、秦岭细鳞鲑等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限制在极其有限水域空间内，索饵场和越冬场遭到挤压或者破坏，还增加了被非法捕捞和猎杀几率；对这些动物的洄游通道也形成破坏，使集群产卵受到制约。陕西珍稀鱼类贝氏哲罗鲑原在西安境内的秦岭山区有一定产量，现已经濒临灭绝。

3.经费投入有限，基础性研究工作严重滞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对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态习性、资源分布以及受环境条件变迁影响的程度等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经费投入受限等原因，这方面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4.违法行为趋于隐蔽，监管难度大（1）非法运输更加隐蔽。非法运输水生野生保护动物一般选择汽车和飞机运输。汽车运输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经水果箱类包装箱伪装后由私家车直接运送至餐饮场所或与一般水产品同样包装并混杂其中后由专线货车运送至水产品市场外再经小车运送至餐饮场所。空运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与名贵海鲜被同样封装并混杂其中运输，收货人常常并非真正货主，而提货人则可能是受雇于货主、与被偷运的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人。上述情况在未得到可靠线索情况下，很难查处。（2）非法经营加工手法越来越隐蔽。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消费市场的高额利润刺激经营者不惜铤而走险，在与渔政执法人员的长期较量中，其经营手法越来越隐蔽。最初，经营者将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放养在餐饮大厅鱼缸里公开让食客挑选，甚至打出广告招揽食客；后来，将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藏到店内上锁的储藏间、暗室水族箱里；再后来，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被藏到店外，只在菜单上写出野生动物的菜名，须是熟人或经熟人介绍方可消费。经营者往往经营了数十次，才有可能被查处一次，执法难度可想而知。

三、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对策及建议

1.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一是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建议对管理权归属问题做出修改，增加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在野生保护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权；对法律责任部分做出相应修改，增加对违法运输野生保护动物承运人的处罚条款。二是扩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国家有关部门在资源调查、摸清底细以及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订新的专门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并建立起《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更新机制，把这种更新机制纳入到法律的规定中去，纳入到生物多样性常规管理中去，以不断加大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国家有关部门分别及时对新的国家、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价值进行论证和确定，使相应行政、刑事处罚有据可循。三是出台禁渔措施。保护区建设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要建设好还需要一定过程。相对而言，在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情况下，设立禁渔区和禁渔期等不失为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一种行政成本低且简单有效的措施。就西安市目前情况而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在有关河流设立禁渔区，使公安机关能介入部分非法捕捞案件，以对非法捕捞和销售等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2.明确各职能部门的权限与职责，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一是从法律法规层面进一步明确不同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与职责，划清管理界限，避免各行政管理部门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出现交叉管理、重复管理的现象。二是各渔业部门应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将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法定职能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人员，做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三是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掌握水生野生动物基本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高执法水平。

3.加强栖息地环境的保护管理，加大对水域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一是保护水域环境，减少水污染。水域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水生野生动物的生长及生存。对重要渔业水域环境应进行经常性的调查监测监视，积极协调环保等有关部门加强污染治理工作，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对违法排污造成渔业水域污染的肇事方要从严从重处理。二是完善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资源补偿修复制度。对包括采矿、挖沙、采石和水利水电等工程在内的建设项目，应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处理好资源养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做到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工程建设项目应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批准或核准相关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应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建立工程建设项目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减少工程建设的负面影响，确保遭受破坏的资源和生态得到相应补偿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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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在西方由来已久，于今尤甚。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以来，为了娱乐而进行的斗兽或虐兽行为就被批评为暴行，因为基督教教义认为虐待动物是亵渎上帝的行为，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在近代，洛克、泰勒和史怀泽等仁慈主义者则从世俗层面主张施加给动物的痛苦是需要加以革除的罪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动物福利论者不仅考虑动物的肉体感受甚至还开始关心动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笔者把主张动物保护的基督徒、仁慈主义者和动物福利论者归于人道主义立场，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基督徒保护动物是因为他们认为残忍对待动物是对神的冒犯，因而会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之下。此外，动物作为人类的工具，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昆虫和爬行动物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影响，失去它们，将会造成人类“可悲的缺憾”。[1]仁慈主义者关心动物的出发点同样是人本身。他们认为对动物的残忍很容易演变为对他人的残忍。正如康德所言：“如果一条狗长期忠诚地服务于它的主人，当它老得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时，它的主人应当供养它直至死亡。这样的行为有助于支持我们对人的责任，这是应尽的义务。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狗不能再提供服务而杀死它，那么他对狗没有尽到责任，尽管狗无法给出评价，但他的行为是残忍的，而且有损于他相应对人的仁慈。”[2]动物福利论者要求善待动物、人道养殖则通常是出于消费健康或生产效益的考虑。他们认为，动物在应激状况下会因极度恐惧和痛苦，大量分泌肾上腺激素，形成毒素引起肉质下降，从而对食用者健康造成伤害。

自然主义的动物保护伦理的兴起相对晚一些。它兴起的大背景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境保护运动，所以主张自然主义动物保护的重要伦理学家往往都是极具影响力的环境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1975年发表的被当做“当代动物权利运动圣经”的《动物的解放》一书中，依据边沁的追求最大限度快乐的功利主义原则，提出动物对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使人类关心和关怀动物具有了道德合理性，从而把用于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拓展到人与动物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汤姆·雷根基于康德的道义论，提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成为生活主体的特征，这使得动物也具有了天赋价值，因而赋予了动物一种道德权利。具有天赋价值的动物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类不能把动物当做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而应该尊重他们的天赋价值，维护它们“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与辛格和雷根从动物个体的感受能力与天赋价值论证动物权利不同，罗尔斯顿从生态系统的价值考虑人对动物的义务。他认为，在生态系统中，痛苦是一种必要的恶，一个坏的善，一种辩证的价值，所以人对动物个体的正确做法是“不要超越（动物生存于其中的）自然去给动物带来过度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伦理要突破只对有机体的关怀，进而将道德关怀扩展到物种甚至是生态系统。[3] 82，188，208类似地，克里考特依据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思路，以生物共同体的善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价值标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视野下来考察人类对动物的应然关系和态度。

与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不同，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罗尔斯顿及克里考特的理论保护动物、关怀动物的立场出发点不是人本身，而是非人类动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等自然存在。虽然被圈养的动物不能算作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但是动物解放论依据它们的自然生命和苦乐感受能力这样的自然属性，为保护这些动物提供理由。另外，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另一个共识，即“伦理学从来都要求人们关心那些命运相关的伙伴，但是，如果伦理学把这种关心诉诸于开明的自我利益（一个人总是应该按照自己理智的自我利益来行动），包括物种的整个利益，那么它从来都是不令人信服的”[3]179。故笔者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罗尔斯顿以及克里考特关于动物保护的理论统称为“自然主义”。

无论是人道主义的还是自然主义的动物保护伦理，都对中国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的相关著作《敬畏生命》、自然主

动物保护理论的专著《动物解放》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且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同时，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界，两种立场的动物保护理论尤其是自然主义动物保护伦理，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动物解放论者辛格的《实践伦理学》和动物权利论者雷根的《应用伦理学丛书——动物权利研究》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被翻译为中文出版）。

在社会实践中，西方动物保护伦理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公众保护动物的意识和生活方式选择、企业注意动物福利、政府改善国家形象等方面。2004年一份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90％的大学生支持保护动物，并且出现了素食主义，在消费上拒绝使用动物皮毛和吃鱼翅等生活方式。这与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的传播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在近期的因为活熊取胆而反对归真堂上市的事件中，动物保护运动者张晓海“（反对活熊取胆和归真堂上市）不是爱心泛滥才搞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工作是在约束人的内心，它是在约束我们人的行为，我们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做”的表述，很典型地体现了西方动物福利理论的观点对部分国人的影响。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的压力开始将动物福利与国际贸易紧密挂钩，所以如果在生产动物制品的过程中缺乏人道，企业的对外贸易就会碰到贸易壁垒，这也迫使我国的外贸企业和公司在经济生产、贸易过程中践行动物保护理论的基本要求。此外，外国媒体的报道和动物保护伦理的案例分析中常把各种虐待动物行为和中国政府的执政行为及中国人民的整体道德联系起来，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与动物保护相关的立法程序，而且西方各种流派的动物保护理论相互激荡争锋，为中国动物保护立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智力借鉴。 在考察了西方动物保护理论的两大基本立场与主要观点及其对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之后，笔者认为在对西方动物保护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两方面，我们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追踪和推进研究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理论。虽然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但是西方各种流派的动物保护伦理理论仍然不完备，许多问题仍然回答不了。如对于动物拥有哪些道德权利，对经济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等不同动物是否应该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问题尚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论证。在动物保护者与归真堂的较量中，归真堂董事张志鋆就记者问到活熊取胆时熊是否疼痛时反问记者：“你怎么知道它痛呢？”许多人认为这击中了动物保护伦理理论的软肋。他们从目前在现代生物科学实验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对人的理解是基于人所共有的人性基础，而人对动物的理解虽然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动物的共性而部分地可行，但却不能保证完全地可行。[4]但实际上，西方一些动物学家或神经学家与伦理学家的合作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关于“动物感受苦乐能力”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5]，但我国基本没有开展这样的研究，对西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引介也很少。①

另一方面，在研究西方动物保护伦理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化对传统动物伦理资源的挖掘和诠释。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无伤思想、道家的道性贵生和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既契合民族心理又蕴含着丰富的动物保护思想。

在动物保护伦理的实践运用和操作中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在政府关于动物保护伦理的立法方面，我们需要而且应该借鉴西方的经验，但是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现实而照搬西方的制度设计。只有有机衔接好立法的技术操作层面与现实层面，才能避免法律因超前而无法实施并最终损害法律的尊严。在企业经济生产方面，我们的动物保护伦理实践也不应当盲目向西方靠拢。我们既需要考虑保护动物，也需要保护相关产业的发展权和生存环境。在公众践行动物保护伦理方面，引导公众提高道德境界善待动物、尊重自然，同时也需要避免西方动物保护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倾向，如志愿者在高速公路上强行拦截运狗车阻止屠杀狗等。参考文献：

［1］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

[2]康德.我们为什么对动物没有责任[m]// 环境与伦理.吴晓东,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64.

[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朱松美.“仁慈主义”环境伦理的理论困境及其

哲学突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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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物；法律主体；自然权利

一、动物法律主体地位的取得合乎法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探究动物能否享有法律主体地位，首先要研究什么是法律主体。简单来说，法律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①从这个概念上讲，法律主体之所以为法律主体，其关键在于能够独立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现假设赋予动物法律主体的地位，现用反证法来这个假设：

原命题：动物不享有法律主体地位。

假设：动物享有法律主体地位，那么动物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承担义务。

首先，我们来讨论动物作为法律主体地位的权利如何行使，又如何以自己的名义承担义务的问题。根据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动物所享有的每一项权利都存在与之对应的义务。如果说动物享有生存、觅食、等权利，那么其相对应的义务何在？是在享有生存权利的同时负有不侵犯其他动物生存权利的义务，还是在享有觅食权利的同时负有不侵犯其他动物觅食权利的义务，抑或是在享有权的同时负有“计划生育”的义务？显然，这个假设所得出的结论是荒谬的，人类不能规定动物在生存的时候不侵犯其他动物生存的权利，更不能规定动物时还要负有计划生育的义务。由此，动物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找不到其所对应的义务，更无所谓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参与法律关系了，故反证不成立，原命题正确。

另外，法律主体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够自由得表达意志，即意思自治。哲学上讲认识论意识的作用时，第一条就讲到人能能动得认识世界，意识活动具有主观创造性和自主选择性，而动物是没有意识的，其行为并不具有目的性，而是源于其作为动物的本能而做出的，如蜜蜂的筑巢行为，蜘蛛的织网行为，它们既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向人类无法表达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言以蔽之，动物不具有也不可能进行意思自治。

二、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是否具有虚伪性和不可操作性

事实上，动物是否成为法律主体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作为动物主人的人的利益的保护，即“人本位”思想。法律最早即来源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是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亦人类的需要。后来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也都是基于如何更好得保护人的利益。尽管现代法律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产生了新兴的环境法等，我们仍不能否认法律中浓厚的“人本位”的思想。

从这个思想上看，动物倘若作为法律主体，则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东北虎吃人的时候，我们是从动物主体的角度保障它觅食自由的权利，还是从人本位的角度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很显然我们会首先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并且实践当中也是这么做的。进一步来说，即便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的地位，当动物与人发生安全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会首先保护人的利益，那么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与其他法律主体地位（这里着重强调自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本身就具有不平等性，不妨称其为“动物法律主体地位的虚伪性”。人类美其名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说到底还是“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种形式性的法律主体地位存在了反倒成了形式主义的悲哀，这种虚伪性的存在尚不及不存在。

此外，动物作为法律主体的可操作性较差。首先，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传统的理论不足以支撑环境法的发展，传统或者通说上，“物”一直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存在的，从语义上讲，动物首先是“物”的一种，以其能发生运动的特殊性而称其为“动物”，那么“动物”理所当然得应作为“物”的一种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传统的法学观点还认为，人们通常讲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科学上的生态关系；在法学上，环境或环境因素要么是人的所有权能的对象，要么是人类能够共同使用或享用的特殊‘物’。因此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实质上还是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即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来理顺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②倘若现在赋予动物以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那么很多传统的观点和经典理论都将改写，但在目前环境法发展的情况下，其他各项与环境法相关的理论和法律发展都不完善，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的地位似乎超越了环境法发展的水平，而因赋予动物以法律主体地位而改写传统理论的成本也过大，因此其实现上具有不可操作性，或者说，至少目前发展水平条件下不具可操作性。

三、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有迫切的必要性吗

对动物威胁最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所以对动物的保护依然要从人身上入手，通过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达到保护动物的目的。例如近来社会反响比较大的活取熊胆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对行为人进行行政甚至是刑事上的处罚和惩罚来规范其行为，从而达到保护棕熊的目的。而非让棕熊坐在原告席上一纸诉状将行为人告上法庭。

从权利的角度看，由于权利的分类种类繁多，为了研究的需要，这里不妨再创设一种新的分类：“自然权利”与“法律拟制的权利”。动物享有的权利仅仅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其出生所自然享有的权利，是动物本性的一种体现，不妨把这种权利称为“自然权利”。人，自然人，作为动物的特殊群体也享有这样的“自然权利”，例如吃饭、睡觉等肌体权利。但人作为动物的特殊群体还享有动物所不具有的特殊权利，这种权利是在劳动和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由法律拟制和创设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工作权等，像这样的权利不妨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权利”。我们对动物的保护仅限于对其自然权利的保护上，保护动物的生存权、生长权诸如此类，而这些权利所遵循的原则并非法律，而是自然存在的自然法则，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法律的规范、将法律的触角伸到自然界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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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法悖逆动物福利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贵组织在许多地方开展动物保护工作，与在发达国家、地区相比，在中国开展动物保护工作有什么特点和难点?

杨敏(亚洲动物基金会中国关系经理，以下简称杨)：顾名思义，我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从事动物福利工作，谢罗便臣女士当初创办基金会的初衷，就是因为她在亚洲看到种种虐待动物的状况，希望通过救助行动和教育工作，改变亚洲人对动物的态度，重建对动物的尊重。目前，我们最大的项目是在中国，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四川省林业厅合作的“拯救取胆黑熊行动”。该项目占了基金会超过70％的资源。其它项目，也主要是在菲律宾、印度、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开展。

在中国开展动物保护工作最大的问题是相关立法的缺失和不完善。这种立法缺失常常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阻碍。尤其我们是一个关注动物福利重于动物保护的团体，受到的掣肘就更多。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动物福利法规。目前唯一一部动物保护法《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不仅没有将任何动物福利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而且保护对象也仅限于野生动物，家养动物以及猫狗等伴侣动物的权益没有任何保障。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鼓励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思路，正是活熊取胆业产生的原因。而对于黑熊在此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和虐待，则没有相应法律进行制裁。其它家养动物和伴侣动物，例如猫和狗，在市场上被任意虐杀，也是因为没有相关法规的保护。

维护社区和谐

《南》：我们注意到，贵组织非常注意与当地民众形成和谐的合作关系，在救熊活动中，你们为养殖户提供经济补偿，鼓励、帮助他们获得其他收入来源。这样做的考虑是什么?

杨：给予养熊户经济补偿，让他们另谋生计，是我们一贯的行动理念。我们认为，人和动物的福利并非矛盾关系，尊重动物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尊重人类的生存权益。我们希望在救助动物的过程中，带来的不是人与动物的对立，以及人与动物福利工作的对立，而是两者的和谐。从长远看，也只有如此，才能让动物福利得到持续的保障。

其实，我们许多项目都体现这一理念，如“狗医生”动物治疗计划，及今年才在香港开展的“狗教授”计划，就是通过让动物帮助人类的方式，引导人们认识动物作为伴侣的重要性，从而改变动物仅是利用对象的观念。

《南》：国内政府部门或一些机构也在开展动物保护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种保护往往以行政命令作为推行工具，缺乏当地民众的参与，甚至忽视了就动物保护工作在当地形成社区共识。你们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杨：社区共同参与保护，是我们冀望的格局。这不仅出于本身希望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的愿景，也是实践的需要。因为缺乏社区共识、缺乏公众对动物保护基于理解上的支持，会给保护工作带来巨大障碍。例如，若广东人不改变滥吃野味的习惯，就很难保障云南、四川等地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

对政府以往的思路和模式，我们并不认同。通过积极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通过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的方式，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口腹之欲，这在我们看来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它鼓励了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利用，刺激了野生动物消费市场。活熊取胆就是一个例子，政府最初发展养熊业的本意之一是为了保护野外黑熊资源，但事实上，不仅养熊业初期阶段直接给野生黑熊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初所有养熊场的黑熊都来自野外)，而且因为养熊场的推广使熊胆的疗效被夸大到不切实际的程度，又刺激了人们对野生熊胆的需求。

《南》：你们如何坚持自己的保护理念，并把握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方式?

杨：社区共识是靠教育积累形成的。在动物保护的方法上，教育公众比单纯的保护措施更为根本。对于公众教育和社区共识在动物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国内政府部门并非不了解，只是认识还不够，并且由于资源有限，而将之放在议事日程的次要位置。现在国内政府部门的动物保护工作已经延伸到公众教育的领域，其中教育和宣传多由具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团体比如“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来承担。

我们一直把教育当作救助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在救助行动中得到了四川省林业厅的直接协助，在教育公众方面也得到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以及四川省林业厅的认同和支持，我们与政府合作伙伴在这一点上并无任何分歧。

《南》：贵组织是否认同保护动物是为了人类拥有更美好的家园?视自然保护为最高目标、仅将人类视为整个生态圈中与其它物种完全平等的一环，这被一些学者称为生态原教旨主义，你们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杨：人类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社区将是一个更美好的家园，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动物而言。从观念上，从生命基本权利的层面上看，人类与其它物种完全平等。但从客观现实的角度看，这种平等并不存在，或者说不可能存在。人类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智慧的生命，创造的技术和文明已经彻底打破了自然平衡的法则，人类在生物圈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宰的位置。所有物种的生存和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人类的善意。但我们相信“众生平等”应该并且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观念，人类有能力并应该对其它生命给予尊重。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南》：在保护动物中，除了遵循科学方法之外，是否存在基本的保护原则和生物伦理?我们听说过这样的保护措施：因某种动物现存数量有限，而让其大量同代或串代近亲繁殖，改变其期甚至迁徙习惯等自然生活规律。

杨：基于不同信念的动物保护，往往产生不同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方法。例如《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就是“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本法”。这凸现了人类利益至上的原则，假如我们相信动物具有和人类平等的生命权利，就会以尊重动物生命和保护动物为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动物福利团体，我们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基础，是尊重动物生命权利。

给予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是保证它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园――大自然中安全地生存繁衍。因此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才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最好办法。我们反对以改变野生动物自然生活规律的方式来“保护”动物，因为这种保护最终会危害它们。例如近亲繁殖无疑将削弱野生动物的自然生存能力，更将损害这一物种长期的生存繁衍能力。只有对特别濒危的物种，在别无选择而且不会给该物种带来痛苦和伤害的情况下，我们才接受以人工手段繁殖野生动物。但即便如此，以人工繁殖来保存物种，最终目的仍是让物种能回到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活。如果仅仅是为了保存而保存，就背离了动物保护的初始意义。

《南》：你们如何看待动物园的存在?

篇5

桃红岭保护区首次开始使用远红外线技术是2014年9月，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特别是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栖息地环境、行为变化等方面的数据。通过近半年时间的实地监测应用，保护区拍摄到了大量珍贵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如梅花鹿、小灵猫、黄麂、野猪、豪猪等，为保护区的科研监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桃红岭山区自古就有野生梅花鹿，是土生土长的梅花鹿华南亚种。梅花鹿又名花鹿，偶蹄目鹿科，是东亚特有的名贵珍稀动物。曾广布于我国东北、华东、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在6个亚种当中，华北亚种和山西亚种已于上世纪20年代灭绝，而台湾亚种和东北亚种也多年未见野外种群，仅存下四川亚种和华南亚种。华南亚种现仅分布于江西、浙江和安徽省的片断化生境中，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种群，适宜栖息地面积继续减少。属濒临灭绝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也将其列为濒危物种。

梅花鹿集群性很强，群体的大小随季节、繁殖、天敌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变化，一般为3只至5只，多可达10只至20只。春夏季，群体主要由雌体和幼体组成，雄体多单独活动。集中分布区通常是海拔300米～500米的低山丘陵，喜欢选择郁闭度低、食物丰富度高、离水源近的灌丛和灌草丛，采食草本植物、藤本植物和木本植物。在冬季食物匮乏的季节，也会采食附近农民的庄稼。白天多选择向阳的山坡，夜间则栖息于山坡中部或中上部。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听觉和嗅觉均发达，视觉稍弱，胆小易惊。奔跑、跳跃能力强，尤其善长攀登陡坡。毛色随季节的改变而改变。夏季体毛为栗红色，背脊两旁和体侧下缘分布着许多排列有序的白色斑点，状似梅花，故名梅花鹿。冬季体毛呈烟褐色，借以隐蔽自己。每年夏末至秋季（8月末～11月）是梅花鹿的繁殖季节。孕期通常为7个～8个月，产仔季节在每年的5月～7月，6月为产仔高峰期，一般一胎一仔。

在综合考虑影响野生动物分布及活动因素的基础上，需要合理设置样线或样方，并正确分布和安装红外相机，以对样线或样方内的野生动物进行监测。每项研究都应保持 2年～3 年的数据才能得到认可。

样线设置选择针叶阔叶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两种植被类型，海拔在 300米～536米。因动物活动范围受坡向影响较小，各坡向尽可能设计，尽量选择野生动物易行走的坡度。保护区范围较大，需选择多个监测样线或样方。在各保护区域选择 10个～15 个样点（每个区域保留 3台～5 台相机备用）。每个样点的选择都应尽可能的按照要求（植被类型、海拔、坡向、坡度）选取，同时还应给各个样点编号并详细记录各个样点的植被类型、海拔、坡向、坡度等数据。

监测使用的红外感应相机，物理像素为500万，内存为8G，设置像片大小一般为8M，可存储1000多张照片。所有相机都设置了统一的拍照参数，包括拍摄模式、日期、拍摄间隔和闪光灯等参数，连续2次拍照最短时间间隔为5秒。采用全天候监测，同时记录相机放置的日期、GPS位点、海拔、坡度、坡向、动物痕迹、植被类型及人为干扰等信息。

红外相机的安装需注意安装高度（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离地50CM）、方向（侧光安装）、周围环境（多选择在动物通道附近或者明显发现动物活动痕迹的地方，如有粪便、卧迹、水源地等）。安装时确认电池及内存卡是否安装，待安装完毕后打开相机。

根据电池的使用时间，一般固定在每 3 个月进行一次照片的收集并更换电池。收集到的照片资料备份后整理分析。按照不重复原则，剔除同一个体和不可用照片，并分析总结。同时，根据野外作业的实际情况对野生动物监测改进。

篇6

8月5日，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行政许可专家评审会，通过了两起外国人来华狩猎的评审。如果行政许可下发，来华狩猎的7名美国人将于今秋奔赴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猎捕岩羊6只、藏原羚4只。

此事一经披露引发社会热议，国内多家媒体列席旁听了专家评审会。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对此表示抗议，并表示一旦成行，将派人全程跟随狩猎活动，进行监督并对狩猎场的情况进行评估。

其实，早在五年前，相关部门就拟在成都举办首次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公告刊出后，便在公众和媒体间引起广泛质疑，此后外国人来华狩猎活动一直暂停。

一次不欢而散的讲座

此次狩猎活动被称为运动狩猎，或者叫做国际狩猎。委托4名美国狩猎爱好者的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巍解释：“它的特点是猎人需要通过支付一定费用来猎杀野生动物，取得猎物身上很有代表性的“战利品”，比如角或头骨。这些费用反过来用于保护当地野生动物的种群上。”

与传统的狩猎相比，国际狩猎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业规则。它的狩猎动机不在于获得野生动物产品或者出售商品，而侧重娱乐、消费。狩猎时间、对象、场所、手段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猎人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获得狩猎资格后方能狩猎，并且要严格遵守“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

8月11日，在NGO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举行的讲座上，王巍与众多关注狩猎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成员见了面，解释狩猎的目的和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两个多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各方对于狩猎的看法分歧很大。

王巍在现场展示了一些狩猎动物的图片和非洲国家狩猎数据图表，试图向听众阐明狩猎运动在国际上早有惯例。在最后一张图片中，他总结到狩猎是一种游戏、是劳动，是生活的格调，也是一种收获。

这一番言论立刻遭到动物保护组织者的批评。更多的质疑声音还是在对国家林业局委托的“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上。他们要求相关部门公开专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举办公众听证会。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认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国际狩猎市场的前提下，贸然引入西方式的狩猎将对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带来新的难题。他质疑这次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是否公正，是否有任何利益偏向性，并警告如果开启国际狩猎，会向社会宣导一种负面的暗示：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规则，有钱有地位的人可以通过特权捕杀野生动物。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蔡先凤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外开放狩猎虽说是“有限度狩猎”，但一旦变成了商业项目、旅游项目，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在短期内迅速异化为“无限度滥杀”。而地方林业部门既然有了经济利益目标，当“野生动物保护”遭遇“野生动物产业”时，他们将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冲击，也无法保证这个“限量版”的狩猎会完全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因此，是否有必要培育狩猎野生动物的市场，应当三思而行，否则将得不偿失。

此外，针对通过开放国际狩猎，在多大程度上如林业部门所宣称的提升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保护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动物保护组织者也希望将野生动物数量、收益、分配等信息都一一公开。

狩猎有理有据

此次外国人来华狩猎之所以引起争论，还有一方面原因在于很多人都误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猎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其实，外国人到中国狩猎，审查手续比中国人在国内狩猎更严格。

“国内的人喜欢打鹿、野猪之类非国家重点保护的猎物；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他们本国就有野猪，没必要到中国来打。而盘羊、藏原羚之类的动物则是亚洲特有的。”王巍解释为什么国内没有兴起狩猎运动，其中要求猎手受过专门的培训、枪法准。而1996年枪支管理法出台后严禁个人持枪，这一点就限制了国人参与狩猎。

王巍说，中国人也参与了国外的狩猎运动，比如北京正安旅行社每年就组织几十名国内猎手，到非洲、南美等地捕猎100多种野生动物，国外的专题狩猎旅游市场是对国内开放的。

其实，中国的法律也从来没有规定过不能猎杀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同时也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此次狩猎的岩羊、藏原羚就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中国国际狩猎业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85年第一个国际狩猎场桃山狩猎场成立到2005年底，国内65家狩猎场一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狩猎对象涉及15种野生动物，包括盘羊、岩羊、羚牛等等。

三十多年的中国国际狩猎业，尽管少为人知，但其发展的历程也是曲折缓慢的。从事动物调查与监测研究的高级工程师龚明昊通过对中国国际狩猎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国内环境和一些重大事件对国际狩猎业的影响比较明显，在出现公众事件时，由于对政策和时势把握不准，各部门就采取暂停的办法应对。如2003年的非典使得狩猎业发展回落谷底和2006年的拍卖风波导致延续至今的暂停国际狩猎。

我国国际狩猎一直采用配额制，每次狩猎发生前都必须得到国家林业局的配额管理。并且我国于1980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该公约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但其精神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市场的永续利用性。

“黑犀牛在全世界只有4000头，但纳米比亚的可狩猎的黑犀牛配额仍然有5头。”王巍讲到，开展合法狩猎并没有证据表明会对种群数量产生大的影响。他以非洲狮子为例，说明坦桑尼亚每年准许2%的狩猎量，种群数量一直维持在15000头左右；而肯尼亚禁止狩猎，种群数量反而下降了50%，目前只有2500头左右。

合理的猎杀其实是一种保护

狩猎不破坏生态，还能保护野生动物？利用狩猎费用支持保护区的市场经济手段是否恰当？这在专家和普通民众之间产生重大争议。

在专家评审会上，野生动物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总工程师严旬就曾向外界透露，林业管理部门会根据狩猎场的情况确定不同种类动物每年允许打猎的数量，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打猎，总量都要控制在这个规定的数量内。

“野生动物有自然死亡率。狩猎者会选择角大的羚羊去打，而角大也意味着成熟或者老年，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种群造成较大的影响。”

都兰国际狩猎场负责人在专家评审会上也表示，“此次捕猎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对当地野生动物影响可忽略不计。”在会场上，都兰国际狩猎场提出了2011年至2012年狩猎限额，其中该狩猎场拥有岩羊种群数量为42621只，申请猎捕量520只，猎捕率1.22%；藏原羚种群数量1525只，申请猎捕量53只，猎捕率3.48%。

王巍，这位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管理专业，曾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多年，现在干着国际狩猎“掮客”的经理人，也在讲座中提到狩猎可缓解野生动物与牲畜间的争食矛盾，并有利于当地的环境保护。

王巍谈到保护区的居民以前通过偷猎、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放牧来获益，为了让他们放弃一部分过度的生存行为，就得给他们新的、更加生态的生存方式作为替代。而运动狩猎就是以很小的野生动物获得很高的经济价值，最终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

此前，王巍曾向采访的媒体算了一笔狩猎的账，2006年以前国际狩猎活动中，狩猎一只岩羊的价格是7900美元，一只藏原羚的价格是1500美元。青海省在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开展国际狩猎中，每年猎杀数量在100只内，年创收163.2万元。其中15%-35%用于牧民草场补偿和地方管理部门开展资源保护。这将有利于当地形成民间反盗猎防控体系。

并且，某些繁殖过多过快的野生动物将对当地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并非危言耸听，比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一旦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由于其进食量非常大，如果在一个地区聚集大量羚牛，对食物链有着非常大的伤害。

若进行合理的有计划的进行适当狩猎活动，亦可以帮助当地民众安居乐业。“在云南，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非常大，政府每年支付的补偿金超过4000万元。如果允许狩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补偿金开支。”

“野生动物是国家的，当地人不管不理，反而让盗猎有可乘之机。”王巍引述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专家乔治・夏勒博士的观点：保护野生动物一定要与当地的人民生活相关联起来。

无法消解的公众疑虑

这次外国人来华狩猎掀起一阵舆论风波反映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若干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首先是法律缺陷较大，然后是在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和对公众的环境宣传教育方面，国家做得不够。”蔡先凤讲到，作为全球狩猎业的领头羊美国，对于用运动狩猎促进动物保护，其经验很值得学习。

美国国会于1973 年通过《濒危物种法》。它宣布在联邦财政支持和激励体制下， 鼓励各州和其他利益团体发展和维持符合国家或国际标准的保存项目，该法宣布两项国家政策: 第一、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和机关都必须努力保护濒危物种并运用其权力促进《濒危物种法》立法宗旨的实现；第二， 所有联邦行政机关必须同州和地方政府合作， 以与保存濒危物种相一致的方式解决水资源问题。在基本制度的设计方面，它注重经济手段的运用，如规定了财政援助制度、超级基金制度。据2002年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参加狩猎的人员超过1400万，狩猎对当年经济影响超过650亿美元。以市场的手段利用并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了美国的惯例。

早在1937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继续对猎枪弹具征收10%的提案，利用这一部分税款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联邦政府野生动物回复决议援助计划》，又称P―R决议。该决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购买土地，整个基金的60%用于购买、改善、维持和管理野生动物栖息地。

P―R基金中的26%用在科研上，利用现代手段，准确监控动物分布、数量变化、种群结构，为野生动物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对于外国人来华狩猎保护动物，交纳的费用分配情况，严旬表示，除了狩猎场自留的一部分外，剩下的费用中，有40%归省里，4%归州里，56%归县里。大部分归县里安排，也是体现了补贴基层的意思。

“在没有审计部门介入情况下，没能打消公民的疑虑，也没人知道这些费用去了哪儿？是否用到野生动物保护上？”蒋劲松这样质疑狩猎收入去向。

篇7

以《政府片论》《道德与立法原理》和《司法证据原理》传世的杰里米·边沁，可谓英国近代政制的精神导师。他梦想建立一个完善、全面的法律体系——“万全法”，力图让普遍、完善的法律之眼洞察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他的功利主义立法哲学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法学发展的方向。

今日在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分析法学鼻祖是杰里米·边沁。然而，鲜有人知的是，这位法学大家也曾有过许多艰难的生活瞬间，而这与他有些怪僻的性格密不可分。

缔造功利主义原则

1748年2月15日，杰里米·边沁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律师家庭。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留下了大笔遗产，足够他衣食无忧地研究法律的改良。据说，边沁自幼身体赢弱，热爱阅读。7岁时，他迷上费奈隆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这本小说是我整个性格的基石，也是我一生事业的出发点。我认为功利原理在我心里的第一次萌芽，可以溯源于这本书。”他说。

1755年，边沁被送人威斯敏斯特学校读书。他身体并不强壮，从来打不了板球，但却参加了一个板球俱乐部。在学校里，边沁感到老师中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爱好或试图发展他的才能。12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

这位12岁的少年天才需要应付许多烦恼。其中最糟糕的是，他个子矮小，穿着大学生的短裤和衣服时，样子很古怪，难免受到一些大学生的捉弄。这一切，令边沁既烦恼又难以挣脱。

15岁那年，边沁从牛津大学毕业，进入林肯律师会馆，并在曼斯菲尔德勋爵担任庭长的高等法院法庭中做见习生。曼斯菲尔德勋爵曾是他“崇拜的偶像”。然而数年后，边沁开始公开否定他，称他是“极端的托利党人”。同一年，边沁回到牛津大学，旁听了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课。十余年后，为了驳斥布莱克斯通的观点，他专门匿名撰写了著名的著作《政府片论》——据他自己说，早在旁听时，他已发现布莱克斯通的几个荒谬之处。

恰在此时，边沁接触到了休谟。在读完休谟的《论文集》后，他对朋友说，自己找到了所要的衡量一切法律与判决的标准——功利主义原则。休谟提出，人类是从别人的幸福中感到快乐的，所以人们应以别人的快乐作为自己的行为目的。边沁把这种理论发展成功利主义原理的一句话，即“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是最大的正义。”

由此，边沁阐发了自己对于法律体系的梦想：万全法。他想力图让普遍、完善的法律之眼洞察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借助彻底的法律改革，建设真正理性、经济的法律秩序。其中，最核心的原则不是传统的礼义廉耻，而是功利。任何法律的功利都应由其促进相关者的愉快、善与幸福的程度来衡量。随后，在其最著名的著作《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中，边沁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包括两个原理：一是功利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二是白利选择原理。前者说的是整体社会福利的努力方向，而后者则描述了个体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根本动机。这种功利主义观点后经约翰·穆勒之手，成为自由主义法律与政策的核心与基石。

推进法律改革

1780年，边沁完成了《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并刊印，但却没有发表。因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朋友，都认为该书中存在种种缺点。在进一步完善该书的过程中，时代之轮隆隆向前。1789年，法国召开了留名千古的三级会议，先贤们沉湎于建立完美国家的幻想中，并向全世界征求改革宪法和国家的计划。

41岁的边沁认为，自己的万全法终于能以宏伟的规模得到实现。在他看来，《道德与立法原理》对法国来说特别有用。由于法国缺乏议会经验，原本混乱一团的政局愈加混乱。以功利为原则，建构一个理性的国家体制，或许能帮助法国避免革命，重建有效的法制基础。

不久，边沁向国民议会提出，建立模范监狱和济贫院的计划，并表示愿意亲自帮助创办和管理，不取报酬。法国对此相当感激，授予边沁法国公民的资格，同时表示将全力支持他的计划。可惜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使这一切成为泡影，万全法没能改变法国的历史。

边沁的晚年生活在著书立说中度过。当西德默斯勋爵掌权时，曾来函向边沁征询法律改革方面的意见。虽然边沁的回答是愿意帮助其起草一部刑法，但议会未同意刑法改革的计划。

实际上，边沁对于当时的政治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影响。于是，他转向兴办刊物。1823年，他创办了《威斯敏斯特评论》，其编辑人员几乎都是他的门生。詹姆斯·密尔及后来他的儿子约翰·密尔经常为刊物撰稿。这一刊物一度成为边沁向大众传播其学术理论的阵地。在约翰·密尔的帮助下，他的庞然巨册《司法证据原理》得以问世。这部著作为他带来了巨大声望。1825年，当边沁走入一座法庭时，所有的律师都起立向他致敬，庭长也让出自己的座位。

1 832年6月6日，这位功利法学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在家中与世长辞。

深层阅读

最早的动物权利保护者

边沁认为，自然将造物置于乐和苦的两大主宰之下，由此决定人们应当做什么、将会做什么。这种原则不仅对于人的权利适用，对于动物也具有指导意义。

人们公认，边沁是动物权利的倡导者。尽管早在1641年英国就制定了保护动物权利的法律，但是从动物自身的痛苦和感受角度思考问题，边沁是第一位。他专门著书论证，证明动物的痛苦与人类的痛苦其实并无本质差异。动物权利的内核，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在他看来，痛苦是恶，减少痛苦、增加福祉是善。动物和人类关系密切，在与人类的联系中带给人类利益，人类应该回报给它们相应的利益。在他看来，动物和人一样都受到功利法则的支配。

篇8

关键词：国际环境措施 世贸规则 协调

一、环境保护：从GATT到WTO

20世纪中叶，环境问题席卷全球，成为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人们认识到：不保护环境，人类可能会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于是各国在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内立法重点的同时，也通过缔结国际条约的途径保护环境，并将环境保护渗透于一切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领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绿化GATT（《关税贸易总协定》）或者说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就被提了出来。1971年，GATT专门设立了“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小组，反映了GATT开始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对待。“东京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表明，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已经对贸易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并形成贸易壁垒，因而，消除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成了GATT法律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以及WTO的产生，使协调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乌拉圭回合”在“环境小组”和理事会工作的基础上，最后通过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根据该决定，WTO设立了一个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环境与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就是在不违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负责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贸易与环境两个领域的各项政策措施，实现环境保护与贸易持续增长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多个协定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业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①都涉及到了环境保护问题。这表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

环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环境保护理念渗入世界贸易规则，国际社会早就开始缔结专门的国际公约对各种危害环境的自由贸易进行限制。如针对象牙贸易造成对大象的大量捕杀而使其濒危，硬木贸易导致东南亚地区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甚至对一些国家的生物资源和林木资源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危险废物贸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问题等。国际社会为此已经缔结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等环境保护公约，这些公约的宗旨就是通过限制贸易达到环保的目的，限制或禁止成员国的贸易对生态的不利影响。

二、环境保护同自由贸易的冲突与解决

环境保护渗入国际贸易规则，现在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状况和经济实力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这两大阵营在对待贸易相关国际环境保护措施和世贸规则这两种不同的规则体系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发达国家鉴于自身环境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一方面有意规避或者不遵守有关的限制贸易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企图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物；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用世贸规则中的环境保护措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求保护本国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则恰好相反，来自发达国家的生态侵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怀有警惕的心理，他们特别重视这些发达国家是否能够遵守那些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规则。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绿色贸易壁垒”的最大受害者，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使用世贸自由贸易规则来抑制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一致努力，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关于环境保护的约定，已经包含着大量考虑发展中国家弱势地位的条款。但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与贸易领域的双重优势地位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为此，国际环境法把“发达国家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求达到在环境保护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质的平等。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WTO规则也十分注意防止环境保护措施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障碍，特别是防止其成为发达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口实。然而，在国际交往特别是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往往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设置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也正是由于这些活动，常常引起国际讼争。所以，在当前国际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讼争，往往表现为环境保护措施与自由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这就使探索如何协调环境保护措施与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关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简称TBT）取得了积极进展。

为了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制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除应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外，还应遵守以下几项原则：

1、必要性原则。成员方只能采取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技术性措施。这些合法目标包括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保护环境。

2、采用国际标准原则。成员方如需制定技术法规，而有关国际标准已经存在或即将拟就，则各成员方应使用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作为其技术法规的基础，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标无效或不适当。

3、协调与等效接受原则。各成员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化机构，就各自采用或准备采用的技术法规涵盖的产品制定国际标准的工作，并鼓励各成员方积极考虑将其他成员的技术法规作为等效法规加以接受。

4、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成员方不应期望发展中成员方采用不适合其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的国际标准作为发展中成员方制定技术性措施的依据。即使存在“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发展中成员方仍可按照特定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某些技术性措施，以保护与其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本国技术、生产方法和工艺。鼓励发达成员方对发展中成员方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除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之外，《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简称SPS）在避免成员方利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设置贸易壁垒方面做出了进一步规定。根据SPS，制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除了需要遵守TBT所规定的前述四项原则外，还需要遵守“以科学为依据”原则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原则。

按照“以科学为依据”原则，成员方应确保任何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都以科学为依据，不能实施或停止实施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如果在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某种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只能是临时性的，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做出科学评估。从美国与欧洲共同体之间有关牛肉激素问题的争端的解决来看，《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中的“以科学为依据”原则发挥了积极作用。欧洲共同体以在牛饲料中添加激素会危害人体健康为由，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而美国则认为欧洲共同体这样做没有科学依据，将欧洲共同体诉诸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欧洲共同体败诉。②

按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原则，成员方在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应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基础。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是指进口方对进口产品可能带入的病虫害的定居、传播、危害和经济影响，或者对进口食品、饮料、饲料中可能存在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做出的科学分析报告。③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与进口方确定“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④有直接关系。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比较高，进口方确定的“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就比较高，采取的保护措施就相对严格一些；如果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比较低，进口方确定的保护水平就比较低，采取的保护措施就相对宽松一些。但是，SPS规定，无论进口方确定的措施是严还是松，都应考虑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目标。”⑤

从TBT和SPS的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护环境，成员方可以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但是WTO规则对于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规定了限制原则，即：一旦成员方采取的保护措施违背了不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等，就构成贸易歧视或贸易壁垒。在1990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金枪鱼案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原则的价值。美国以保护海豚为由禁止进口金枪鱼，世贸组织则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结果美国败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认为美国不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动物，而是美国保护动物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换言之，如果美国对本国渔民也采取相同的措施，那么美国的做法就是恰当的了。正因为美国采用了差别待遇的做法，可以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不在于保护动物，而是以保护动物之名行保护本国渔民利益之实。

三、国际环境保护措施与世贸规则的适用与协调

由上述可见，WTO一系列规则实际上在努力协调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它既明确规定为保护人类、动物、植物、自然资源，成员方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又规定这些措施不应成为歧视和变相限制自由贸易的手段。因此，WTO既要扩大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同时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寻求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初衷在于通过控制乃至禁止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以及产品生产设备和工艺的贸易来减轻对进口国的环境压力，本质上也是为了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WTO规则与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致性丝毫也不能掩盖两者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它所规范的贸易通常明显地影响环境与自然资源，而WTO规则主要是以贸易自由为目的的，贸易所涉及的产品本身并不明显有害于环境。

其次，环境保护国际条约是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而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产物。

再次，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是通过规范、限制贸易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实质是要对贸易可能给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直接控制，而WTO虽然涉及环境保护的条款，允许为了保护环境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但是其本质上是消除各种贸易障碍。

由于存在着上述差异，当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所采取的环境措施与WTO规则发生矛盾的时候，是遵守多边环境公约有关贸易的环境保护措施，还是遵守WTO规则所坚持的实行贸易自由原则？笔者认为，总体而言，环境保护作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在WTO规则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说，WTO的规则较少地考虑贸易对环境带来的损害，而多边性的环境保护条约却是专门针对贸易可能对环境带来的损害进行的限制性规定。因而，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国际条约应当优先适用。

但是，由于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国际公约是由相关国家缔结的，并不属于WTO规则体系，很难将其作为WTO规则的特别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根据公约的缔约方的情况来决定“法的适用”问题。对于既是多边环境保护协定又是WTO的成员方来说，即使在多边环境保护协定可能对贸易构成限制，在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原则下，它仍然应当执行多边环境保护公约的贸易限制措施。因为，这些国家缔结或者加入协定的行动就表明它们愿意接受环境保护措施对贸易的限制。然而，对于不是多边环境保护条约的缔约国而只是WTO的成员国来讲，就面临难以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只有修改《WTO协定》，使其容纳或者兼容与贸易有关的多边环境条约规定的环境保护措施⑥，而不是取消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措施。

注释：

①《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在前言中规定：“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按其认为合适的水平采取……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为保护环境……所必需的措施。”《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一开头就申明：“不得阻止任何成员国采取或加强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亦允许成员方采取或加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只要这类措施“不对情况相同的成员方造成武断或不合理的歧视，或不对国际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

篇9

关键词：动物园;管理;发展

动物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人们生活休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同时它是展现一个区域文化特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次瓦斯它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此如何做好动物园的经营，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实现社会效益是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 当前我国动物园的现状

当前我国城市动物园的数量已经较以往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已经超过了200家，这之中有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和公园动物园等。在我国众多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将动物园的建设当做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了市民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非常喜爱的区域，其对于青少年保护动物保护环境教育的开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以后，民营动物园也开始不断的增多，而一些公益性的动物园通常需要政府补贴。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也逐渐加大，这样也出现了大量兴建私营动物园的情况，这不仅使得我国本来就非常紧张的土地资源受到了挤占，同时还会对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

2 国内城市动物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动物园的数量过多，这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协调的，一些动物园在经营和发展的过程中过分的重视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十分的忽视，甚至还在动物园经营的过程中置动物园管理和野生动物保护中应该坚持的原则于不顾，出现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一些动物园在管理的过程中经常处于混乱的状态，动物园自身的布局也并不是十分的合理，这样也就使得其无法实现良好的经营效果。一些动物园在建设不完整或者是功能建设还不是非常齐全的情况下就开始运营，在管理上也不能严格的按照相关的规定去执行。在对动物园进行功能设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按照相关固定和要求去执行的状况。城市给动物园应该成为动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一些动物园在经营的过程中在方式上和管理上都不符合要求，不能为动物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因为资金方面的限制，不能给动物提供足够的事物，或者是给动物配食的过程中不能按照要求对其喂食，甚至还使得一些野生动物因为挨饿身体出现疾病，严重的甚至还出现了死亡的情况。一些动物因为饥饿甚至还出现种群内部之间的争斗情况。一些动物园在驯养的过程中还出现了饲养员殴打小动物的情况，有些动物的饲养条件不符合要求，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向游人开放，一些动物甚至没有进行及时的检疫就展出，这样也就使得游客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不小的威胁。此外，一些领导也对动物园的建设不是非常的重视，这也是十分不利于动物园建设和发展的。

3 对城市动物园的发展管理的一点看法

在工作中一定要重视对动物园本身的规范和检查工作，动物园建园的审批手续和相关的质量检验证书都应该是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在实际的工作中还一定要具备一定的设施和技术人员，对于那些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经营者，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严肃的处理。如果建园的设计、配套设施以及相关的工作计划都不能充分的满足其建设的基本要求，一定要对其进行停业处理。对屡教不改的动物园要对其进行关业处理，重视其内部的管理，同时还要建立健全职能部门，这样才能更好的对其予以规范。

加强动物园管理的具体内容包括：应当备有卫生防疫、医疗救护、麻醉保定设施，定时进行防疫和消毒。应当对饲养动物加强管理，建立、健全饲养动物谱系档案。制定野生动物科学普及教育计划，要设专人负责科普工作。应当完善各项安全设施，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游人、管理人员和动物的安全。加强园容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完善环卫设施，妥善处理垃圾、排泄物和废弃物，防止污染环境。应当加强绿地的美化和管理，搞好绿地和园林植物的维护。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动物园是以野生动物的迁地保护、繁殖饲养和参观展览为特色的公共活动场所，但是重点在保护。动物园应当制定野生动物种群发展计划，做好濒危物种的保护繁育工作，有条件的动物园应当建立成为野生动物的繁育研究基地。动物园的规划设计应当环境优美、适于动物栖息生长和展出。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因自然或人为灾害受到威胁时，动物园应担负起保护和拯救的责任。重视野生动物的科学研究，动物园还应该加大力度进行园学研合作，利用相关大学、科研院所及产业部门，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政府部门应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力度，鼓励园学研联合科技攻关。动物园还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科普教育。

从动物园发展史不难看出，城市动物园的发展首先是定位问题，动物园具有科普教育、科学研究、动物繁殖保护、休闲娱乐在内的四大功能。从近代中外动物园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都有大量的公益性动物园存在。动物园作为科学普及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基地，已成为城市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游览和参观学习的重要场所。为此，世界各国都把城市动物园定位为社会公益性事业。

由于城市动物园的公益性定位，也就决定了它的存在、其功能的发挥状况都涉及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城市动物园的公益性，符合中央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是保证中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根本所在。

动物园的水平无疑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准。动物园建设应协调发展，建设动物园应与动物园的功能相适应。城市动物园数量应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文化需求相适应，并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我建议加强动物园管理，对具备公益功能的动物园给予支持，而动物园自己本身也应该增强经济核算的意识，充分调动一切潜力去挖掘资金来满足动物园的发展需要，以便充分发挥动物园的作用，使动物园建设真正与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相协调。

结束语

动物园对城市的发展和建设而言是十分关键的，同时它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和环境建设也有着独到的作用，但是从当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城市动物园建设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城市动物园的健康发展，所以针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管理和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其经营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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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伊春市；湿地；生态保护；合理利用

中图分类号 :F06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湿地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水体、美化环境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因此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伊春市地处湿冷的寒温带与温带气候，宽坦沟谷、河漫滩与平缓坡地的广泛分布以及长达6个月以上的季节冻土和永久冻土层对地表水的阻隔，这些都是沼泽与沼泽化草甸湿地广泛分布的重要因素。森林沼泽化、草甸沼泽化和冻土沼泽化为主要的形式出现在当地湿地形成发育过程中[1]。伊春市湿地主要分布在伊春市中部和北部地区，在汤旺河及支流沿岸，山缓坡和山龙带集中分布。伊春市湿地属于山区湿地，总面积106.96万hm2，按土地类型可分为重沼泽、宜林沼泽、江河湖泊；从湿地类型可划分为：沼泽及沼泽化草甸湿地99.2万hm2，河流湿地6.11万hm2，湖泊湿地1.04万hm2，库塘0.61万hm2[2]。植被类型主要为兴安落叶松—笃斯越橘—藓类和苔草。

1、伊春市湿地的主要功能及保护利用现状

1.1伊春市湿地的生态功能能

一、涵养水源和调洪功能 伊春市的湿地类型主要是沼泽及沼泽化草甸湿地。沼泽和沼泽化湿地的土壤的水文物理性质比较特殊，孔隙度大，饱和持水量大，在伊春市的沼泽地中土壤饱和持水量可达到400%~1030%，成为天然的生物蓄水库。

二、积累有机物，是CO2的“汇”，同时又是CH4的“源”天然湿地中的有机物浸在水中，气温低、湿度大、水源补给稳定、土壤长期过湿，动植物残体不能在氧气的参与下分解，有机物不断积累，在未受干扰的状态下，是净碳汇，起到减小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作用，又因是厌氧条件，又成为CH4的排放“源”。如果湿地被开垦或者气候干旱，湿地就会成为净碳源。

三、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 小兴安岭属于低山丘陵，地貌和水热条件相差较大，沼泽与沼泽化草甸湿地的类型多种多样，为不同的生物提供相应的栖息环境。1996年于砚民对小兴安岭湿地植物资源及其保护对策进行研究。以小兴安岭红星湿地保护区为例，库斯吐河等黑龙江水系贯穿于于该湿地中，该湿地有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藓类湿地、草本沼泽湿地、灌丛沼泽湿地、森林沼泽湿地、沼泽化草甸湿地。有高等植物885种生长于该保护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八种；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八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四十三种。

1.2保护利用现状

一、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伊春市湿地分布广泛，哪里有森林，哪里就有湿地；零散分布、面积较小。这样就造成保护管理不便，容易遭到破坏。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湿地保护意识的加强，伊春市建立红星、乌伊岭等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其中红星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林间湿地、珍稀动植物；乌伊岭、翠北两个保护区主要保护森林湿地；库尔滨河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湿地、野生动物；友好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林间湿地。这些自然保护区对保护天然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资源和发挥湿地的生态功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政府及政策保护伊春市政府高对湿地保护非常重视，于2009年10月发函，商请中国林科院委派专家，经过课题组两次到伊春野外实测和收集数据资料，开展了《伊春市森林和湿地资源价值评价研究》[3]。于2010年5月下达了关于加强鸟类鱼类等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4]。

三、野生果实的采集与加工湿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野生果实的采集和加工利用、建塘养鱼和发展生态旅游方面已经取得了效益。五营、红星林业局加工笃斯越橘果汁，取得了良好的效益[5]。

四、湿地旅游 为大力发展湿地旅游伊春市新青林业局建立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很多林业局开展漂流等湿地旅游项目[6]；2011年8月8日伊春市乌伊岭首届兴安水乡湿地旅游文化节开幕，充分展示林间湿地在生态建设、自然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突出湿地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弘扬生态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发挥湿地旅游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拉动内需等方面的示范作用[7]。

2、伊春市湿地存在的问题

2.1湿地面积减小且零散

2008年宁静等对黑龙江省近50年来沼泽湿地退宿特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伊春市湿地面积从1954年到2000年降低25%；从沼泽湿地的斑块景观特征上看，较大的湿地斑块退宿为离散破碎的小斑块，斑块之间聚集度降低，分离性和离散度锐增，进一步说明沼泽湿地景观趋于破碎化。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伊春市是主要的国有林区，可开垦耕地较少，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也增大，排干沼泽开垦耕地、森林的间伐或皆伐破坏了森林湿地环境，导致伊春市湿地面积减少[8]。

2.2部分永冻层融化

森林、湿地、永冻层是伊春市中北部典型景观，邱林等从伊春地区的湿地分布特点和地结构，分析伊春地区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永冻层融化，并提出伊春市湿地保护的关键就是保护永冻层不融化。森林过度砍伐，地温升高，也会造成永冻层融化，也导致部分湿地的退化和丧失[9]。

2.3湿地资源开发不合理

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资源及环境矛盾日益突出，首先，人们对湿地进行开垦和改造，破坏了小区域环境，致使地下水位降低，蒸发量增加，气候干燥，旱灾增加，野生植物的生境被破坏，野生动物的食物减少，栖息地改变。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分布区缩小，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其次，湿地污染严重工农业废水、生活污水等排入江河及湿地中，大量水生生物死亡，由于生物的富集作用，湿地鸟类受污染物危害严重，甚至慢性中毒死亡。最后，鱼类资源过度利用。很多人采取灭绝式捕捞方式，不论鱼大小与否，不不开繁殖季节，能捕就捕，此外还有炸鱼、电鱼等破坏性捕捞方式，鱼类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较70年代减少80%以上[2]。

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对策

伊春市湿地是黑龙江省沼泽湿地斑块的质心位置，伊春市湿地的保护和利用对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伊春市政府邀请中科院有关专家组对伊春森林湿地的价值进行评估，主要通过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个方面进行评估。伊春市的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也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3.1 增强公众的湿地保护意识

湿地主要生态作用是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碳汇服务、改善空气质量、维持生物多样性。但是很多群众不了解湿地的作用及原理，没有保护生态的意识。进一步加强林区各级领导干部、湿地保护区管理及工作人员，林场职工、当地群众及行政执法人员的湿地科普教育，定期举行湿地讲座及科普宣传。当湿地保护意识增强时，人们才会有保护湿地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