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务劳动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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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婚姻法；家务劳动；离婚财产分割

家务劳动，是指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为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包括料理家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务劳动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却可以为家庭节约经济成本，从而间接增加家庭的财富。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以下简称“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然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规定严格以致在实践中适用困难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文章从对《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质疑出发，指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重要性；接着，考察典型国家关于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立法经验；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现实路径，为我国家务劳动的立法保护建言献策。

一、问题的提出：对《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质疑

综合分析《婚姻法》第4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将我国现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行使条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实行夫妻约定财产制；第二，夫妻必有一方在共同生活中对家庭付出了较多的义务，这是启动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原因条件；第三，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限于离婚之时。明晰规范内涵之后便进入法律的适用环节，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条文规范的内容是否切合实际？适用率如何？是否能够切实地保护家务方的平等权益？争对以上疑问，我们将分别从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适用的三个条件进行分析，给出回应。

首先，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角度考察。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仅有2.7%，农村居民中仅有1.1%的夫妻有采取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意愿，绝大多数夫妻认为，采取共同财产制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巩固夫妻感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财产做出约定的有13.2%，不约定的占49%，特殊情况下做出约定的25.1%，不清楚的为12.7%。透过数据，我们了解到，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行约定财产制的比率均较低，而有实行约定财产制意向的居民比例则更低，这直接导致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有限。进一步说，司法实践中极少数提出家务劳动补偿请求的案例也正是因为夫妻双方没有适用约定财产制而导致败诉。

其次，我们看适用本条的第二个条件：夫妻一方对家庭付出了较多的义务。对此的疑问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如何把握“较多”一词的程度要求，可否量化；第二，主张多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应当如何举证。就司法实践来说，一方面对“较多的义务”的裁量标准没有定性、支持“较多义务”的证据范围不明；另一方面，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家务方面临承担败诉的风险。

再次，我们看权利行使的时间。《婚姻法》第40条规定，家务劳动补偿权的行使时间仅限于离婚时。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即使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多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不得向另一方请求经济补偿，这会加剧家务方对家庭的依赖，相应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离婚的自由。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关注《婚姻法》第40条关于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规定过于严格导致实践中适用困难的问题。考虑到家务劳动消耗成本，产生物质和精神收益，并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对其予以确认，是夫妻双方地位平等在人格独立和财产处理方面的必然要求，符合公平合理的财产分割原则，实属必要。

二、典型国家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立法经验借鉴

在肯定家务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考察典型国家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立法经验，以期为自身法律的发展完善提供参考。

《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307 条规定：财产分配时要考虑“每一方对婚姻财产的获得所做的贡献，包括一方以操持家务的方式所做的贡献”；《英国婚姻诉讼和婚姻财产法》规定：在离婚诉讼中财产分割应考虑“婚姻双方各自对家庭财产做出的贡献，包括以照管住宅或家庭的方式做出的贡献”；《瑞士民法典》第164 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辅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一方，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的款项，供其自由处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德国1957年颁布《关于在民法领域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将家庭法上的家务劳动定义为一种职业，且保留至今。德国家庭法关于家务劳动的规范主要包括一般规定和具体规定两个层次。首先，一般性规定体现在《德国民法典》第1360条：“婚姻双方互相负有义务，以其劳动或财产为家庭提供适当的生活费。如果婚姻一方承担家务劳动，则以劳务为家庭提供生活费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即通过从事劳务而得到履行。”其次，具体规定有效地配合家庭法一般规定的实施：一方面，婚姻关系解除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体现为婚姻一方享有的生活费权利。即，婚姻一方若不能负担其生活费，可以依照第1569条的规定向另一方提出生活费请求，将家务劳动职业性延伸至婚姻关系解除之后；另一方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的职业性突出地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法和家庭法的配套实施上。根据2005年10月1日《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婚姻生活的实际开销，收入高的配偶每年可将其收入中的13805欧元转让给收入低的配偶，这13805欧元从收入中减去，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法上的规定，实质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职业性价值的及时承兑。

综上所述，美国、英国、瑞士和德国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经验各有特色，其共性之处在于肯定离婚财产分割中应当考虑家务劳动价值要素。其中，德国将家务劳动定义为一种职业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人权保障强化的大势所趋，具有示范性意义。

三、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路径展望

肯定家务劳动作为离婚财产分割的考虑因素，理性借鉴典型国家关于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文献研究，笔者对如何在法律层面确认家务劳动的价值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将家务劳动作为国家正式职业列入全国职业分类和标准职业分类表，明确肯定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职业的法律地位。

明确肯定家务劳动的作为一种职业的做法已在德国取得成功实践，就我国家务劳动的发展和保护现状来说，肯定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从人权保障的应然角度说，将家务劳动规定为一种职业，无论是对于夫妻中的家务方还是专门从事家政劳动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对其劳动价值的积极肯定，有利于提升其工作的自尊心和认同感，进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从客观条件发展的实然状况来看，市场经济环境下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为肯定家务劳动的职业属性提供可能。

第二，尊重价值规律，建立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

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也即量化家务劳动价值，有助于更好地突出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并为司法层面确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的数额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鉴于婚姻关系的人身属性，对家务劳动价值的确认，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同时须考虑夫妻人力资本及预期利益等方面的因素，综合全面地对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评估。同时，应依据社会发展状况及时调整部分必要的评价指标，不断完善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

第三，进一步完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进一步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其一，扩大家务劳动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将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家庭涵盖在内，如此规定既与我国绝大多数夫妻均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客观情况相符，也有利于引导夫妻双方树立利益共同体价值取向。其二，扩大家务劳动请求权的行使时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离婚时均可提出。因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允许权利人提出经济补偿的请求，一方面是家务劳动职业性和有偿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规避义务方为准备离婚转移财产而导致补偿不能的情况。其三，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将家务方配偶的期待财产权和人力资本收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畴。

四、结语

家务劳动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法》第40条赋予家务方在离婚时向对方提出家务劳动补偿的请求权，但由于其适用条件规定严格，在实践中遭遇适用困难。考虑到肯定家务劳动价值是夫妻双方地位平等在人格独立和财产处理方面的必然要求，笔者提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其价值实属必要的观点。接下来，考察典型国家关于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立法经验，美国、英国和瑞士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确认的经验各有特色，而德国将家务劳动定义为一种职业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符合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人权保障的趋势。最后，笔者提出在我国离婚财产分割中确认家务劳动价值的现实路径：第一，将家务劳动作为国家正式职业列入全国职业分类和标准职业分类表，肯定家务劳动的遏制也行；第二，在尊重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家务劳动价值评估体系；第三，进一步完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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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完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169-04

前言

离婚救济制度的设计历来为各国婚姻家庭立法所重视，此制度的出现使得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中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但在最近几年，现代社会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引起人们对婚姻的价值的思考。当今社会，仍有一些群体处在弱势地位，在离婚过程中，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到侵害却浑然不知或者即使知道也不懂得应该去哪里求助，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对现行的婚姻法进行理性的、全面的思考，并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制作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立法角度入手，填补法律漏洞，真正做到维护婚姻家庭和谐幸福的秩序。

一、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概述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尽管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大多数家庭中的家务劳动仍是由女性完成的。以前，女性基本不出去工作或者很少出去工作，女方的所有工作便是家务劳动以及赡养老人。如今，大多数女性已不再是全职主妇，白天她们都出去工作，晚上回到家仍然要独自做家务。很多人都把做家务看成是女性的“专利”。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家务劳动与社会收入之间的关系的话，家务劳动对于社会收入的影响与其家事劳动时间的长短成正比关系。可以说，劳动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工作、事业上发展的机会，通过做家务，减少另一方花在家庭上时间、精力，成为另一方收入的增加的坚实后盾。因此，必须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通过婚姻财产的方式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就其为家庭付出较多这一事实，可以向另一方请求给付补偿，婚姻法中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由此产生。

（一）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含义

中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抚育子女，包括时间、精力、物质等方面的照顾、抚养、教育子女。照顾老人，主要是指给老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关爱他们的健康，给予经济帮助。该老人应为配偶对方的父母及长辈近亲属，而不包括付出较多一方本人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亲属，因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儿媳、女婿没有赡养公婆、岳父母的义务。协助另一方的工作，主要是指在配偶所从事的职业或生产劳动经营业务等工作上给予帮助。家务劳动是婚姻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是对家庭的投资。

家务劳动，是指本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不包括已由外人代劳的家务劳动。能给家庭带来经济利益的，不一定是通过工作、事业来获得，家务劳动可以节约家庭经济成本，减少家庭支出，间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社会中，很多女性以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来为家庭创造舒适的生活。而一旦婚姻宣告破裂，这些女性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有的甚至变成生活困难。

家庭经济补偿制度是补偿性质的，不属于赔偿，它是由于夫妻一方付出较多义务而产生，不是因为一方的过错所给予的财产利益。它是给付出较多义务而导致在其他方面，例如工作上未能投入较多精力、在事业上不能有足够时间而不能取得很好成绩的补偿。该制度能够给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心理安慰，保障公平。

根据婚姻法40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家庭中，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在离婚时才可以向另一方主张经济补偿，无论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之后都不能主张。这是对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三重限制，一是前提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书面约定为财产分别制;二是主体特殊，只有夫妻双方为家庭生活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才可以主张;三是时间限制，只有在离婚之时才可以要求，婚姻存续期间与离婚之后均不能主张家务经济补偿。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有资格请求经济补偿。这三大枷锁使得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离婚家庭少之又少。

（二）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1.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婚姻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等社会职能。若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如今，给予家务劳动以经济评价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家务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了夫妻一方（主要指妻子）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等的社会经济价值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得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予以肯定，承认它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很好地保护家庭中为家务付出更多的一方，这对社会的发展、延续也有很大的意义。

2.维护社会公平和保护弱者

家庭生活的范围很广泛，涉及抚养儿女、照顾年迈的老人，处理生活各个方面的家务劳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付出能给双方带来收益，婚姻关系终止时，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不能得到相应补偿，这就相当于不付出劳动的却可以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不符合公平原则。另一方因为不做家务或者很少做家务，拥有较多空余时间，就会有不少研习、进修、发展事业的机会。一旦婚姻宣告破裂，如果不能给劳动方以经济补偿，会对承担家务劳动一方造成心理不平衡，因此，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可以实现法律公平公正。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也是法律所寻求的公平正义的结果。

3.保障婚姻自由

中国法律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时有缔结婚姻的自由，同样，夫妻双方也有离婚自由，这是对意识自由和人权的尊重。中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婚姻自由，防止轻率离婚”。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长时间感情不合，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好，他们不选择离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家庭付出很多导致社会竞争力减弱，倘若离婚得不到补偿，迫于生活水平可能下降的压力，于是他们即使感情生活不美好，但他们仍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婚姻。据调查，44%的离异女性表示物质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明显下降。因此，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婚姻的自由。

4.维护妇女权益

当今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维护一切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现实生活并不像法律设想的那么美好，我们仍无法摆脱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一事实。离婚不对付出更多的一方予以经济补偿，对于劳动方是极不公平的。女性仍处在需要更受保护的地位，制定家庭经济补偿制度可以很好地维护妇女的权利。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在很多人眼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男女平等，家务劳动不应该只由女性一方承担或承担大部分;对于女性为家庭的付出，应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正视，应认可其价值，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5.增强家庭责任意识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可以加强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夫妻双方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是法律上是平等的，没有谁应该对家庭有多付出的义务，因此，家务劳动理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完成。对于付出更多的一方，在离婚时应给予相对应的补偿。婚姻家庭生活需要夫妻双方在时间、精力、感情等多方面投入。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很多人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而忽略了家庭，倘若人们因为觉得婚姻的脆弱或者自己的付出未必有回报而不愿为家庭付出更多，那这样的家庭也许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最终走向失败。确立家庭经济补偿制度，从法律的角度倡导和弘扬对婚姻家庭的奉献精神，有效引导人们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婚姻家庭的整体利益，较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来调整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这对促进夫妻双方努力营造和谐家庭，进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巨大的作用。

二、中国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缺陷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规定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它填补了家务劳动在法律中的空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设立，保障了分别财产制下付出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真正适用的很少。

从《婚姻法》的规定可以看出，请求家务劳动补偿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婚姻双方书面约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如果没有约定，则按照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进行适当分割;二是必须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了较多义务;三是务必在离婚时提出请求，如果已经离婚或离婚后再婚的，则丧失请求补偿的权利。

（一）适用的范围过窄

中国人民受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习惯于夫妻一体，欠缺婚姻家庭生活中财产分别管理的观念，尽管立法规定了法定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婚后财产模式，但真正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凤毛麟角。目前，中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很少，适用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城市家庭不到5%，农村家庭不到1.1%。在结婚时约定分别财产所有制的，可能会被扣上“为离婚做准备的”帽子。所以，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家庭所适用的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那么即使是履行家庭义务较多的一方也不能够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事人没有得到公正的补偿。这导致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法律规定只涉及孩子的抚养、老人的照料、协助配偶的工作，付出了较多义务，但在实际活中，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不仅仅包括这几个方面还包括家务劳动以外的其他有形付出及无形付出。

（二）举证困难

根据规定，只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了较多义务的才能在离婚时要求经济补偿。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很难对自己付出较多义务进行有效地举证。在婚姻存续期间，人们不会为了自己以后可能离婚做准备而收集证据材料;并且对于何者才算是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没有明确的界定。家务劳动是指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包括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做饭洗衣及其他的一些家庭琐事。家务劳动的界定，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这就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家务劳动，有的是有形的家务，它可以用市场价值来衡量;有的是无形资产，无法衡量其价值;有的是非财产性劳务，如夫妻一方在另一方的协助下获得了无形资产，如文凭、资格证书和某种谋生技能、一方对另一方精神上的支持、对子女的关怀、对老人的慰藉等等，目前还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所以有必要在以后立法中对离婚经济补偿的补偿因素进行细化。

（三）时间限制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其中一项条件便是要在离婚诉讼中提出经济补偿。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没有请求补偿的权利，付出较少义务的一方可以在婚姻家庭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劳动成果，为家庭带来的利益;补偿请求人可能在离婚之时，由于法律知识的浅薄或者没有思考到这一权利的请求，在离婚时没有提出要求经济补偿，那么就失去了因家务劳动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而能请求经济补偿的机会。在家庭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大多为女性，她们在离婚之时，心理所受打击很大，加上长期家务劳动，与配偶相比，接触外界的信息较少，很少能在短时间内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苛刻的时间限制导致补偿制度未能很好的适用。

（四）补偿标准空白

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经济补偿制度，但是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明确的界定，这一课题也难住了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该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其经济价值，与其本身的性质有关。家务劳动本来就与各地的生活水平、劳动的人群、劳动的类别相关。并且，由于长期的家务劳动导致的与社会脱节，这是很难以金钱来衡量的。影响家务劳动价值的因素有很多，法律很难一一将其列举出来，这就导致了家务劳动的补偿没有明确的界定。家务劳动很难用具体而明确的数字来确定，就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会给离婚家庭带来很大的争议。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就不能很好地保障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利益。可能会使原本可以获得较多补偿，离婚后生活水平较高，然而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导致生活水平低下。这就给被补偿的一方造成了不公平。因此，应及时完善立法，明确补偿标准。

（五）适用形式不明

家务劳动的补偿数额计算出来之后，就涉及到了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形式的问题。2001年新修的《婚姻法》虽然设立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但并没有对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补偿形式有明确而清晰的规定。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形式，包括适用形态和适用方式两种。适用形态是指义务人给付的物质形态，即义务人履行家务补偿义务是以现金形态履行还是以实物、有价证券或者其他形态履行。适用方式是指义务人履行家务劳动补偿义务是一次性给付还是分几次给付。补偿形态对权利人的区别不是很大，无论是货币、实物、知识产权还是有价证券等都能给权利人带来利益;但补偿义务人的补偿形式对权利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义务人一次性给付完毕，权利人的利益就可以尽快实现，但如果是分期给付，由于离婚后双方不再在一起共同生活，要想再追偿就会比较困难。适用何种形式补偿家务劳动付出更多的一方是一个值得深讨的问题。

三、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现在社会实践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夫妻一方以财产或劳务支持另一方获得了文凭、执照等证书，在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充裕，文凭又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而获得文凭的一方因为文凭收入大大增加，给予配偶帮助的一方因为为家庭付出较多，失去一些好的就业、升职机会，离婚时还得不到任何补偿。要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进行深刻反思。

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家庭采用夫妻财产共有制，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人们没有意识也不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只有在夫妻财产分别制的条件下才可以适用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就使很多离婚家庭中的劳动一方得不到补偿，这是不公平的。因此，经济补偿制度不应仅存在于约定夫妻财产分别制的家庭中。在立法上把适用范围放宽至夫妻财产共有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方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

（二）完善家务劳动价值衡量

首先，经济补偿的明确数目，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商讨确定，这就符合意识自治原则;其次，协商不成，可以由法院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婚姻存续期间双方的生活水平以及为家庭所作出的贡献的多少和付出较少的一方因此而获得的利益的多少等相关因素来衡量。在立法上应主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家务劳动的价值：（1）劳动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即在婚姻家庭中，以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多少来衡量其数额，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以同类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确定;（2）配偶获得的利益。配偶获得的利益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如：在另一方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文凭、证书、知识产权以及工作上收入的增加等;（3）婚姻存续时间长短，婚姻存续时间越长，夫妻一方为家庭投入、付出的就越多，与另一方相比差额就越大，就应给付出多的一方相对较多的经济补偿。

（三）放宽适用时间上的限制

夫妻一方要想获得经济补偿只能在离婚之时提出才能得到许可。如果在离婚时能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的一方因某些原因未能行使请求权，便丧失了再次提出请求权的机会。应给予行使请求权人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一定的权利行使期间。应以离婚时起算，并向后顺延一段合理时间，根据中国其他有关请求权的请求期限大多为一至二年，因此可以参照类似条文，将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宽限至一到两年。

（四）明确补偿的形式和期限

补偿可以采用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收益等形式甚至是劳务动。即补偿义务人给予补偿是以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或其他的形式履行。补偿责任方并不都是经济条件良好的群体，分期给付与一次性给付相比就具有了一定的风险。有学者认为，解决这一困难的适当方式是在做出分期履行判决时，要求义务人提供一定的担保即提供保证人或担保财产，从而使其利益获得安全实现的保障，这样，既考虑了义务人的经济状况，又保障了权利人利益的实现，无疑一举两得。

在补偿责任方有良好经济状况、支付能力强的情况下，优先一次性给付，不得不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在实践中，分期给付经济补偿的方式是绝大部分人所采取的方式。缓解补偿责任方的压力，避免了请求方因要求一次性全部给付而作出迫不得已的妥协是分期给付的优点。

在离婚诉讼中，补偿请求人可以在判决分期给付时要求补偿责任方提供相应的担保，可以由信誉良好的人为其提供保证，也可以是提供财产担保。可以规定，有确切证据证明其经济状况不能适用一次性支付，如果适用一次性支付，将导致其生活困难等情况的，才可以适用分期的形式等。当然如果当事人对家务劳动价值补偿的适用方式达成了协议，应以协议为准。

结语

家务劳动做为婚姻家庭的重要一部分，它有着独特的价值，不仅是勤劳务实的优秀传承，也是家庭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途径。女性做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为家庭付出了巨大心血。她们在为家庭付出的时候，丧失了一些对她们自身发展的有利机会。此外，当今社会的女性仍处在弱势地位，是需要被保护的群体，在婚姻家庭中，女性为家务劳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男方很少为家庭的日常生活做出贡献。如今，由于离婚出现的“女性贫困化”现象并不罕见，倘若在离婚的时候，不给予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经济补偿，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出现能够维护劳动方的合法权益，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的付出得到应有的补偿。

构建公平、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当今社会婚姻家庭的价值追求。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确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公平分配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从而保障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合法权益。该制度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但该制度目前仍存在的缺陷，对于其不足的地方，应当及时认真的加以完善，保护弱者，促进夫妻间的利益均衡。完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能够维护婚姻家庭秩序，一方面可以保障婚姻自由，提升夫妻间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发展，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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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服务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与之相反，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已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和服务劳动的发展程度也是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这无疑给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服务业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认识倾向:一种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为基础，坚持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服务业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也不创造价值。另一种是把服务劳动的内涵加以扩大，并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劳动的定义为尺度，认为服务业的劳动能带来利润，因而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在于误解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服务劳动理论的相关原理和结论。为此，深人探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服务价值思想，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清，并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有“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两个定义。“生产劳动一般”指的是人们在自然形态下从事的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劳动特殊”指的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下从事的反映该社会特性的、生产产品的劳动。在“生产劳动特殊”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判定服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生产关系得出来的”。马克思判定服务是非生产劳动的条件是这些劳动“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人即工资或利润交换”，如果服务经营的方式改变了，服务“作为活的要素来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合并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服务劳动直接生产资本，那么，服务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特殊。他明确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的服务劳动，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服务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一般则要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将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物化的服务劳动，“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这些服务劳动都是生产商品，即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以运输服务为例对生产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因此它是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这点大多数人都同意。另一种马克思称之为纯粹的服务，这种服务“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服务本身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将官吏、艺术家、牧师、律师、教师等归人“纯粹的服务”。这些人的服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艺术家如演员、音乐家等，他们的表演服务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交换价值(通过服务取得报酬获取生存资料)。如果这些演出被录制成片，他们的劳动就物化了，若不被物化，他们的劳动一经提供随即消失。第二类:教师和医生。马克思指出:“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医生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人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第三类:国家官吏、军人、法官等。马克思说:“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上述三类纯粹的服务，马克思都肯定他们的服务是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对纯粹服务的分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纯粹服务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则不是生产劳动，理由是这种劳动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规定性;也有人认为纯粹服务无论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还是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都是生产劳动，理由是马克思认为“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的一切劳动、一般地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我们认为物质规定性只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劳动不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中，它还存在于非物质的生产领域如服务生产领域中。

二、服务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服务进行了原则性的分析和阐述，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他在分析非物质生产领域时，多次提到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都是以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或非物质的需要，都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就其形态而言包括两类，一类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的“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类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的“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后者就是服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说“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可见，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服务也具有交换价值，服务具有活动形式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可消费性，“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与“在物

品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道构成社会消费品，服务消费品能够“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这点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分析了服务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特点，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出售，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这说明服务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因为服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工人作为买者，即作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换成商品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同时马克思也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马克思认为“服务”也和一般商品一样，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马克思说:“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马克思并且指出:服务产品“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人某一商品。这种产品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都体现了具体服务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而对这些服务劳动的补偿，就形成了服务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服务产品的价值不需要凭借物质商品来表现，即其价值不需要加人到商品价值中，成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服务产品本身就可以利用非实物使用价值作为其价值的载体，体现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看，说商品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服务产品既然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它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可知服务产品的存在形式不能作为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依据。

篇4

根据县政府办公室《关于20xx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现就做好20xx年五一节放假安排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遵守放假时间规定。放假时间为4月30日至5月2日，共3天。5月3日(周x)正常上课(上班)。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放假时间。

二、认真执行减负各项规定。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或统一组织自习，不得以任何形式动员、参与、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辅导培训班。

三、切实加强假期安全管理。放假前，各学校要对全体师生进行一次安全教育，特别是防电防火、防交通事故等，提高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全面进行一次校园安全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禁组织学生集体外出，确保放假期间安全稳定。

篇5

〔论文摘要文章着重研究了劳动价值论和现代财务学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深入分析了两种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劳动价值论不仅构成我国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我国现代财务学的发展提供养分。既研究了价值运动本身，又研究了财务关系是现代财务学的根本任务。

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现代财务学，其管理目标和管理对象无不围绕价值范畴不断延展，呈现出显著的价值管理特征，价值增长、价值分配与价值评价构成现代财务学的基本框架。由此可以认为，研究财务学必须以价值概念为起点，构筑科学完整的价值管理体系。

一、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

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的滥脑可以追溯到1776年斯密的不朽著作《国富论》。他认为“价值”的涵义是双重的，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斯密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引出了交换价值，并进行深人研究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贫富是由他所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多少决定的。社会一旦确立了分工的秩序，那么每人所需要的物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自己的劳动生产的，很大一部分要依靠与他人劳动生产物的交换。所以，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劳动之间的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也自然由劳动来决定。所以“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但是，究竟是什么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斯密的回答是混乱的，他提出三种价值决定说，其一，价值由耗费的劳动决定。“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一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侧。这一点肯定了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按马克思的观点看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其二，价值由购买的劳动决定。斯密认为，“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所需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川。在这里，斯密把劳动和劳动产品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商品交换中所购买的劳动。其三，价值由收人决定。商品的价值从由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决定转化为由购买的劳动量决定，而购买的劳动量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人决定。由此可见斯密未能彻底地坚持劳动价值论。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在批判斯密的价值决定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指出商品的价值构成不仅包括生产这种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而且包括生产这种商品时所使用工具中的间接耗费的劳动。通过对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不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的划分，得出了在相同时间内不同性质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不同的结论。这无疑是劳动价值论的重大发展和历史性飞跃。然而，由于把劳动和劳动力混同一谈未加区分，李嘉图学派始终未能走出导致其理论解体的两个难题，即(1)如何用价值规律说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和(2)如何解决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这两个难题直到马克思第一次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完全建立了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后，才最终得以成功地解决。

马克思在扬弃前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逻辑严整而“纯粹”的劳动价值论。其要点如下:

1.深刻分析了商品二要素—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把交换价值和价值明确划分开来，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困“物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接着，马克思指出“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共同的东西。’，川这里的“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分析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马克思认为，一旦把使用价值撇开，就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具体形态也抽去了，各种劳动也就不再有什么差别，都化为相同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基于此，我国《政治学》教科书上给出了一个众所周知价值定义:“所谓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2.科学论证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所谓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不是劳动价值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都是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产物，商品的二重性取决于劳动二重性。他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这便是“纯粹”的劳动价值论。

3.有力地回答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论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市场供求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而绝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可以制约着在什么条件下，商品价值是由什么样的劳动创造的。倘若市场交换呈现供过于求，商品的价值就不再由中等条件下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生产条件好的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倘若市场交换呈现求过于供，商品的价值量就由劣等生产条件商品生产者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才由中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这表明商品的价值虽然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创造的，但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却会受到市场供求状况的制约，必须联系具体的市场经济条件讨论商品价值的大小。

二、现代财务学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

现代财务学是一门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价值管理和价值创造的应用科学。在计量手段上同会计学一样，它运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结果进行合理地规划和控制，实现企业效益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不断增长的目的。从财务学的具体管理内容看，主要涵盖四个方面:(1)对资产负债表左方项目的管理，即资产管理;(2)对资产负债表右方项目的管理，即资本结构管理;(3)收益表项目的管理，即收益管理;(4)现金流量表项目的管理，即现金流量管理。与会计学主要立足于过去的经济事项不同，财务学着重于现在尤其是未来经济事项的规划和控制。财务学上述四项管理内容归结到一点，就是价值管理。而资产和资本结构反映着价值的静态形式;收益和现金流量反映着价值的动态形式。因此，财务管理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价值的静态规划和动态控制。其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即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那么现代财务学上的“价值”涵义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既然现代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于价值增殖或价值创造，那么，财务学中“价值”范畴必然与企业的收益能力息息相关，否则“价值”无法“增殖”，价值增殖的直接表现是获取了“收益”。然而，由于企业的收益计量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在特定时点上与现金净流人不相一致，且易受主观操纵所左右，因此，价值增殖如果用获得的“现金流量”加以反映就更显得客观可信。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货币时间价值原理，站在财务学的角度可以将“价值”定义为:企业未来收益或现金流量按适当折现率折现而得到的现值。由此可以演绎出财务学的两条重要定理:

定理1，资产的“价值”代表着法人资产未来收益的现值。如果该项资产失去了收益能力，如经销的商品已落令过时，拥有的设备无法投人使用，某项专有技术已为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则该项资产也就自然失去其“价值”;如果该项资产的收益能力发生增减变化，其“价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定理2，资本的“价值”代表着出资人投人本金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包括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引起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在资本结构理论中，资本的价值等价于企业价值。即V=B+S，V表示企业价值，B表示债权资本现值，S表示股权资本的现值。

从财务学的“价值”涵义中不难看出，财务学的“价值决定”涉及如下因素:

1.资产的“量”与“质”。资产的“量”是指企业拥有各项资产的规模数量;资产的“质”是指企业拥有各项资产的比例关系、周转速度和盈利能力。

2.资本结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结构应有三重含义:(1)指股权资本或债权资本各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2)指股权资本总额和债权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3)指财务资本(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获得杠杆利益，提升企业价值。

3.收益水平或现金流量。是指现有资产或资本结构的未来收益能力。

4.风险。既然财务管理面向未来，就必然会或多或少遇到风险，要求得到相应的价值补偿。一般而言，风险的价值与承担风险的大小成正比例。

5.折现率。是指现有资本结构的加权资本成本或出资人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

三、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1.劳动价值论构成我国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企业财务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关价值运动(资金收支)方面的事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而这种经济现象存在的基础依然是商品经济。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企业的经济活动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即劳动者利用劳动手段作用于对象，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商品或服务)并进行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物资的实体运动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价值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即通过生产活动，将消耗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者支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形成新的价值，并通过营销活动最终实现商品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物资的价值运动过程。由于这种价值运动过程可以用货币表现出来，人们通常又把再生产过程中价值的货币表现称为资金，进而把物资的价值运动称为资金运动，当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其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时，便形成了企业的财务活动。这样一来，现代企业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生产营销活动和财务活动，相应的管理职能分别称为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如图1)。

可见，劳动价值论是构成财务学的基础理论，抽象劳动凝结成商品价值的思想变迁与财务学自身的特征相结合，衍生出财务学关于(劳动创造的)未来收益之现值的“价值”特定概念，也就是说财务学上所讲的“价值”与劳动价值论是一脉相承的。

篇6

关键词：无创血流动力学；老年呼吸感染；诊断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免疫力逐渐降低，呼吸道感染频发。目前，老年人因呼吸道感染而诱发一些诸如静脉淤积、低血容量以及毛细血管渗漏等进而导致急性循环衰竭。研究显示，目前老年感染性的休克患者住院后死亡率约为50%[1]。临床上老年人呼吸感染常常导致血流动力学的紊乱，其原因是由于外周血管收缩舒张的功能出现异常导致血流分布出现异常，从而导致血流动力学改变[2]，这也影响临床诊断的效果。本研究正以健康的老年人作为对照研究组，探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在鉴别和诊断老年呼吸感染中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的对象均来源于2014年2月～11月我院收治的因呼吸道感染而住院治疗的老年患者，随机选取45例，排除了外伤、精神疾病、肾功能不全以及因特殊原因不能配合调查或者不愿意参与调查的患者等，所选取的调查患者都符合老年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以此作为观察组。另随机选取在此期间到我院进行体检的健康老人45例作为此次研究的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年龄59～84岁，平均年龄为（72±6.5）岁，对照组患者年龄为60～89岁，平均年龄为（73±6.3）岁，两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分布都是男25例，女20例，其他与研究无关的资料都无显著性差异（P>0.05）。研究开始前均与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检测的方法与检测指标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是由美国GE公司生产，型号为XD 3000。测量方法：于患者（健康人）颈部、胸部的两侧各贴上一对电极。本次检测的指标主要有心脏指数（CI）、每搏输出量指数（SI）、加速度指数（ACI）、体血管阻力指数（SVR）、收缩的时间比率（STR）、预射血期（PEP）、心率（HR）以及平均动脉压（MAP）等。

1.3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的数据均使用SPSS 20.0进行处理，所有的计量资料用（x±s）表示，组间的比较使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P

2 结果

通过测量观察后发现，观察组以下指标明显要低于对照组：心脏指数（CI）、每搏输出量指数（SI）、加速度指数（ACI），这几个参数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心脏顺应性改变、毛细血管的通透性改变以及胸腔压力改变等易导致其血流动力学变化，通过检测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可以获得相应的诊断效果[3]。数据的采集容易受到干扰而且过分依赖操作者的技巧，另外心脏超声在测量心脏左室舒张末期的面积时并不能准确测量出扩张容积，而采用无创血流动力学检测手段正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本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观察组的心脏指数（CI）、每搏输出量指数（SI）、加速度指数（ACI）这几个参数测定值明显要低于对照组，差异是有统计学意义的（P

然而，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也有它的局限性，对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体重在30kg以下或者155kg以上的患者、身高在120cm以下或者230cm以上的患者、严重高血压患者、主动脉球囊反搏的患者等并不适用，另外对于严重肥胖患者以及严重水肿患者也不建议使用无创血流监测[4]。尽管有这些局限性，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的手段在老年呼吸感染的鉴别诊断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很好的临床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指南[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11）：1076-1096.

[2]彭亮.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在老年呼吸感染鉴别诊断中的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1，35：90-91.

篇7

    据民建、工商联（以下简称“两会”）中央反映，在两会开展的经济咨询、智力支边、扶持集体企业、专业培训等为四化建设服务活动中，一些地区的单位或部门仍然要求参加两会组织的经济咨询等服务活动的退休成员签订受聘合同，并把他们的退休费及其他福利关系转到要求咨询服务的单位，或者停止发给，严重影响了两会经济咨询等服务活动的开展。为此，通知如下：

    两会组织的退休成员参加经济咨询等服务活动，是发挥“余热”为四化建设服务，属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社会公益活动。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164号文件“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领取少量报酬的退休、退职工人，不应视为受聘工作”的规定精神，对参加两会组织的经济咨询等服务活动的退休成员，不需再与原发退休费用的单位和邀请他们参加经济咨询服务活动的单位签订受聘合同，他们的退休费等福利待遇仍由原发放单位发给。

    各地党委统战部和劳动人事部门应根据本通知精神，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协同有关单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以利两会咨询服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篇8

现将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关于取消市劳动局部分收费项目的函》（京财综〔2000〕157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物价局关于取消市劳动局部分收费项目的函

             （2000年2月12日  京财综〔2000〕157号）

北京市劳动局：

篇9

也就是说，家务劳动也应该价值化。这个提议你觉得如何?

对女性的残酷剥削

2010年“两会”期间，正值“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出一个“天雷滚滚”的提案：“实行家务劳动价值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提案一经媒体报道，就变成了“丈夫要绐妻子发工资”，并且立刻引起舆论的口诛笔伐。

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的反驳论调比较典型：“我认为，把家庭这种温馨的港湾变成残酷的市场，这是不对的。说明家庭、亲情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都没有共同体了……可以说这个提案只可能加速婚姻的解体，使原本和谐美满的家庭导致纷争。……如果说很多女性支持这个提案，那说明中国现在很多女性的价值观、家庭观的定位是不正确的，角色定位有问题。”

然而，许多女性却认为：夏学銮的观点，看起来把家庭看得很神圣，但其实，这种从男性感受出发的“神圣”和“美好”，是不公平的。对家务劳动的低估和漠视，是与妇女的不平等地位直接关联的；只谈“爱”和”亲情”，而不严肃讨论家务的价值，就是对妇女残酷的剥削――这样的剥削始终在进行。

联合国1980年的报告表明：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完成了总劳动工时的近三分之二，得到的收入却是世界总收入的1／10，拥有财产不到1／100。导致这一数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工作是没有工资的。

让我们回到张晓梅的论述：“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女性也拥有一份自己的职业。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地位，她们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城镇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平均是21个小时，比男性的8.7个小时要多近两倍，而她们中的大多数与男性一样是全职工作者。”

张晓梅认为，承担过多家务，造成女性投入到深造学习、提高自身技能的时间减少，其直接结果就是，女性结婚以后的职场竞争力减弱，收入降低。此外，女性对家庭的责任感、为家人付出的意识普遍高于男性，为了照顾家人，当发展机会与照料家庭发生冲突时，大多数女性都选择牺牲事业为家庭奉献。

于是，家务的承担，让女性放弃了发展的机会和时间，而她放弃的这一切，不仅可以换算成真金白银的物质利益，更包含了无法挽回的人生体验――行走于更广大的世界，成为层级更高的管理者。离婚分产，家务该不该算钱

如果婚姻能白头偕老，也许这些”舍”，最后都能得到天伦之乐和物质生活的补偿。然而，如果婚姻失败，这部分多付出的劳动，以及相关的、被奉献掉的人生机会成本，到底应不应该补偿?

据《北京日报》2010年报道，北京海淀区法院的统计，近年离婚案件逐渐走高，在分割财产时，妇女在婚姻存续期间所付出的家务劳动价值往往得不到补偿。

事实上，中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家务劳动补偿权是支持的，《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然而，这条法律在现实中却不大行得通。因为这需要同时满足三个要件：第一，在婚姻存续期间实行的是分别财产制，即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独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二，一方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较多；第三，在离婚时提出补偿要求。在我国，不到5％的家庭实施分别财产制，因为人们习惯于共同财产制，这样就把95％的家庭排除在外。

加之现实中妇女的主观维权意识不高，家庭主妇往往不了解男方的真实收入，离婚时难以举证，所以法官也承认，法院很难“公平”判决。

因此，张晓梅建议，取消《婚姻法》劳动补偿制度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所有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一方所创造的价值都应当被肯定，其所付出的劳动都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且，不仅仅在婚姻解体时可以提出补偿要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也可以提出补偿要求。

这样的建议不仅合理，而且是相当有操作性的。

雇不起的太太

确实，妻子的关怀，母亲的哺育，这些都是无法用物质的标尺衡量的，是人生最值得珍爱的财富。不过，人们对待这些付出的态度却是表里不一的：一方面，它们一次次被写入赞歌，作为女性牺牲隐忍的独特品质的注解；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人的态度中，往往如同空气一般必不可少，然而却因为容易获得而显得廉价而视若无睹。如果婚姻解体，妻子积年的付出，经常被“黄脸婆”、“与社会脱节”、“目光短浅、小肚鸡肠”的污名和刻板印象所取代而变为乌有。

简单来说，精心付出的家务劳动在大多数时候是周而复始的，并且不被人感念的。如果一个妻子是全职主妇，或者王作收入较少而承揽全部家务时，诡异的是，男人们通常认为自己在“养家”、“养活太太”。

按照中国一线城市的国情，那些号称自己”养活太太”的男子，如果一位女士跟他们之间没有一纸婚书，却又作为家务照顾者，帮他完成太太的一切“义务”的话，这些劳动毫无疑问是需要付酬的。譬如，一个素质不错的女人，做一个代母生育一个孩子，至少需要10万报酬；一个善于炊事的主妇，不会比一个持有一般证照的厨师差，而这个厨师月入不会少于三四千元；照顾孩子的保姆，一个月不少于1500元；而另外一些需要理财知识、美学修养、文化基础等综合素质的家务，如理财、购物、辅导孩子功课和课外活动、安排人情往来和社交，如果市场化，则更为昂贵。

如此一来，能够轻松“养活”太太的男人们，很难供得起一个完成太太所有家务工作的社会化照顾者――妻子完成的家务工作真是贵到离谱!在这个意义上，是家庭主妇养活了家人，而不是被家人养活。换句话来说，凭什么在结婚证的保护下，一个人可以坦然不支付报酬而享受别人的劳动?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角色换过来，没几个男人肯干。

诺贝尔奖得主：家务劳动须计入GDP

199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ecker)指出：“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家庭内的生产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家庭和其他居民户，事实上都可视为小型的工厂。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地方也可以生产出极有价值的商品及服务。”“现在的确是把家务劳动也算在GDP里面的时候了。”

美国劳工统计局曾推算，一个家庭主妇的劳务所得，每年约合7.9万美元：美国妇女在家务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占GDP的28％。而联合国公布的人力开发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内的生产值占全球生产值的比例，高过40％。

篇10

 

关键词: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度　外国婚姻家庭法　建议

一、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

    我国1950年《婚姻法》只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度，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约定夫妻财产制度。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共同法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得和双方所得的收人和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但特有财产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

    约定财产制指夫妻以契约形式商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

    二、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巫待完善方面

    (一)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

    夫妻共同财产制起源于中世纪的日尔曼法。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家务劳动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只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承认其价值。家务劳动在离婚时经济帮助属道义范畴，在实际执行中缺乏强制有效的法律保障。以立法的形式承认家务劳动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二)对夫妻婚后所得财产范围的界定

    夫妻婚后所得财产应当包括所有的财产形式。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文凭、执照、资格等，应属夫妻共同协力的成果，由此产生的利益，包括预期利益均应列人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三)关于非常法定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通常状态下的法定财产制，而没有建立非常态下的法定财产制，夫妻财产制的整体结构并不完整。2001年新修订《婚姻法》由于缺乏因夫妻分居或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等情况的规定，使夫妻在上述情况下分割财产必须以婚姻关系的破裂为代价，背离了婚姻法维护家庭稳定的宗。

    三、外国婚姻家庭法可以借鉴的规定

    德国家庭法第1356条将家务与就业放在同一层面上做出规定，总体上肯定了家务劳动的职业性及价值，从而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婚姻关系解除后，从事或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这一职业的一方当事人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德国法的上述规定给我们以下启示。其一，依据公平原则确立家务劳动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其二，我国婚姻法可借鉴德国家庭法，明确家务劳动是履行家庭生活费义务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方式。其三，在离婚时，将婚姻共同财产的平均分割、分别财产制下的补偿，与家务劳动的职业性价值在婚姻关系解除后的继续延伸区别。

四、完善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建议

    (一)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

    《婚姻法》应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经夫妻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撤销原夫妻共同财产制，改设分别财产制:

    1、夫妻感情不和，分居己满一年以上的;

    2、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扶养义务，不依法给付家庭生活费用的;

    3、夫妻一方一滥用管理共同财产权利的;

    4、夫妻一方的财产不足清偿其个人债务，或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

    5、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共同财产的通常管理予以应有的协作，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夫妻他方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的。

    (二)明确知识产权期待经济利益的归属

    法律应设立相应的机制补救，即规定离婚时暂不予分割，作为一种期待权留待今后实际取得经济利益时，再行分割。或者在离婚时，先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将评估所得的价值按共同财产的处理原则进行分配，由享有知识产权的一方给对方相应的补偿。

    (三)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制度